关于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调研报告

第一篇：关于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调研报告

「内容提要」近年来，广西桂平市人民法院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的案件逐渐增多，是广西区发案率最高的法院，并有些案件被确认违法，这给我院公正司法的形象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并加大了法院的工作与经济负担。为此，我院组织力量对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的案件的特点成因、违法体现和原因以及该类型案件对人民法院的影响开展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和建议。

「关 键 词」 国家赔偿确认 特点 原因分析 控制 预防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颁行后，国家赔偿确认案件已明确成为人民法院办理的一种新型案件。2003年以来，我院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的案件逐渐增多，并有一些案件被上级法院确认违法，这给我院公正司法的形象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并加大了法院的工作与经济负担。为进一步提高司法行为的规范性、合法性，促进司法公正，我院成立以马肖华副院长为组长的课题小组，组织审判监督庭和研究室的力量对此进行专门的调研，最终形成本报告。

一、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基本情况

以2004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施行为分水岭，我院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分为自行确认和上级法院确认两个阶段。

自行确认阶段即在最高人民法院《规定》施行前，由作出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的司法行为的法院立案办理。对2003年、2004年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的案件，我院均在立案后交由审判监督庭组成合议庭审理。

2003年有：

1、社步船厂作为某执行案的案外人以我院错误查封其所有的轮船为由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我院不予确认违法，社步船厂申诉到贵港中院，贵港中院经审理也不予确认违法，社步船厂最后申诉到区高级法院，区高级法院确认我院违法查封；

2、黄明良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我院判决有期徒刑三年申请确认错误判决案。我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黄明良申诉到贵港中院，贵港中院认为我院作出的有罪判决已为该院撤消，无须再经确认，遂驳回其确认申请；

3、黄明良非法办学被本院强制执行拍卖非法办学财产申请确认违法执行案。我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贵港中院亦不予确认，其申诉到区高院（已调卷，未知结果）；

4、黄明良非法占用土地办学被本院根据行政处罚决定强制迁出申请确认违法执行案。我院不予确认违法，贵港中院亦不予确认，其申诉到区高院（已调卷，未知结果）。

2004年有：

1、上海科卫电器厂申请确认不续冻存款行为违法。我院不予确认违法，后贵港中院确认我院没有及时续冻属于不作为违法。

2、李广昌以我院没有依其请求查封桂平市磷肥厂的磷肥申请确认违法查封案。我院不予确认违法，后贵港中院作出违法确认裁定。

3、黄学仁申请确认执行不作为违法案，我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贵港中院亦不予确认，其申诉到区高院（未知结果）；

4、黄建竹申请确认法院违法执行案，因已超两年的申诉时效，我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在自行确认阶段，我院对违法确认具有主动权和审查权，申请人不服的，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诉。[!--empirenews.page--] 上级法院确认阶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基层法院不再受理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我院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的案件均统一由上一级法院即贵港中院立案办理。2005年有：

1、黄万忠申请确认违法审判案，因已超两年的申诉时效，贵港中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

2、尧坤超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贵港中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

3、李树春申请确认审判违法，贵港中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2006年有：

1、蔡达明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贵港中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其不服已申诉到区高院；

2、蔡达珍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贵港中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其不服已申诉到区高院；

3、黄洁兰申请确认不执行违法案，贵港中院因我院已实际执行而终结审理；

4、杨国光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贵港中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

5、陈桂英申请确认法警打人违法案，贵港中院经审理不予确认违法。在上级法院确认阶段，我院丧失了对违法确认的主动权和审查权，只被动地应上级法院的要求参加听证，就有关司法行为的合法性进行陈述。

二、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特点与原因分析

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的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1、高发性。纵向分析来看，2002年以前，我院没有被申请违法确认的个案，但2003年以来，则基本每年发案4件，具有较稳定的发案幅度和态势。与全区法院系统横向比较而言，根据区高级法院2005年的统计数据，全区共发案为110件，平均到全区100多个法院（包括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大约每个法院每年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的案件为1件，我院的发案率是全区的4培，是全区发案率最高的法院。我院被申请违法确认案件之所以相对高发，首先归因于国家赔偿法律的健全与完善。1989年行政诉讼法只规定对行政侵权的赔偿，对司法行为侵权能否提起国家赔偿没有明确。1995年施行的国家赔偿法规定了对刑事司法行为的赔偿制度，为对人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提供了初步的法律依据。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则为对一切审判和执行行为提起违法确认诉讼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违法确认案件也明确成为人民法院受理的新型案件。其次，具体到我市，则归究于市民诉讼维权和“民告官”意识的大步提升。十多年前，“民告官”很多人还是不敢想象的。然而2001年以来，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以及法制宣传教育的不断加强，我市市民诉讼维权和“民告官”意识有了大步提升。

我院近年来受理行政案件总体的增长就是明证： 2001年受理28件，2002年受理42件同比增长50%，2003年受理49件同比增长16.67%，2004年受理43件同比降14.29%，2005年受理52件同比增长21.43%，2006年1至10月份受理39件同比降25%，总体以8.14%的幅度呈增长趋势。同时，被告诉的主体囊括了市政府、公安局、建设局、土地局、地震局、交通警察部门等几乎所有的行政机关。因此，当法律明确可以对法院提起违法确认之诉时，“告法院”事件就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最后，法院缺乏消解违法确认之诉的有效机制也是重要成因之一。在自行确认阶段，我院拥有立案的主动权，可以在立案前通过做申请人的思想工作消解部分案件进入诉讼程序，但最高人民法院《规定》颁行后，立案与否由上级法院决定，我院只是被动地在立案后审查期间参加听证，眼睁睁看着违法确认诉讼的发生而无能为力；而根据《规定》第十条，上级法院只在立案后审查期间举行听证，一挨具有《规定》第三条的情形即可立案审查，对违法确认诉讼的发生基本上是采取“宽进严出”的态度，对违法确认诉讼的高发缺乏应有的控制意识和有效的机制。[!--empirenews.page--]

2、集中性。

我院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的案件主要发生在执行环节。从年度数据分析看，2003年被申请确认的案件共4件，其中执行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就有3件，占75%；2004年被申请确认的案件共4件，全部是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占100%；2005年被申请确认的案件共3件，其中执行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有1件，占33%；2006年被申请确认的案件共5件，其中执行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就有5件，占100%.从四年数据统计看，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的16件案件中，发生在执行环节的共计13件，占81.25%,发生在审判阶段的有3件，仅占18.75%.从最后确认结果来看，3件被确认违法的案件均发生在执行环节，占100%.这首先是与执行改革滞后有关。一五司法改革期间，我院以庭审方式改革为重点进一步规范了审判行为，审判公开、司法公正在审判阶段得到有效的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证，强调胜败皆服，因而[1][2][3][4][5]下一页 审判行为的合法性较高，当事人申请违法确认的案件就不多。而执行环节，相对审判环节，并不是一五司法改革的重点，同时该领域法律抵触和空白的、规定不完整的也较多，导致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不够规范，违法现象因而未能得到有效控制，成为被申请违法确认的主要环节就不足为怪；其次与执行监督制度的欠健全有关。对审判行为，诉讼法规定了在裁判生效之前可以规定抗诉和上诉制度进行监督，发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上诉以及再审程序中纠正，即使导致国家赔偿也可直接提起而无须经确认程序。

与此不同的是，执行针对的是已生效的裁判，抗诉及上诉制度的监督对其鞭长莫及，而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对执行缺乏其他尤其是实时监督机制来及时纠正和防止违法执行的发生；最后，执行人员素质不高也难辞其究。我院执行人员的整体素质并不高。在2002年以前，我院老一批的执行法官，均是军转干部和其他一些形式的“半路出家法官”，不具法律本科文凭，整体的法律水平和业务素质的不高，往往凭经验办案，裁判发生错误甚至违法违纪事件时有发生。2003年老一批的执行法官离退休后，我院执行人员整体素质有了提升但还不够高。以执行局为例，共有17名人员，法律本科学历13人但无一人科班出身，尚有大专学历3人，高中学历1人。在执行复杂案件时，错误及违法执行就难以完全避免。

3、复杂性。

首先是程序的缠讼现象明显，2003年以来的16件案中，经过两级以上法院处理就有9件，占56.26%，经三级法院处理的共4件，占25%.尤其是2003、2004年自行确认的案件，我院均没有确认本院的司法行为存在违法之处，当事人不服确认，申请到中级法院以及高级法院处理的占了大多数；其次是实体的复杂性。某些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极其复杂，比如2003年社步船厂申请确认查封违法案，对执行标的的所有权是否已从案外人社步船厂转移给被执行人，涉及买卖合同的所有权保留问题，经我院、贵港中院及区高院三级审理才有定论。某些案件触及到法律的空白而相当模糊，如2004年上海科卫电器厂申请确认不续冻存款行为违法案，法律并没有规定案件延长审理导致的办理续冻手续是法院的责任；最后是社会影响的巨大性。[!--empirenews.page--] 某些案件牵涉部门众多，如黄明良案，其四处告状鸣冤，广发大字报，牵涉国土部门、检察院、法院、人大、新闻媒体等。某些案件申请人对法院的冲突情绪剧烈，如李广昌案，其多次表示如法院不确认违法予以赔偿就要炸法院。究其原因，一是法律规定的不完善，诉讼法不明确限制申诉的次数，二是申请人不能理性地行使诉讼维权权利，片面以为表现越凶、闹得越大才能赢回公正，三是法院的公信力还不高，当事人基于根深蒂固的“官官相护”的传统思想难以完全信任法院，四是法院的信访接待工作做得还不够到位，未能有效化解申请人对法院的不信任和冲突情绪。

4、低确性。

在自行确认阶段，我院共办理的8件案中，没有一件确认自身违法，确认率为0%.迄今，我院被上级法院确认违法的案件有2003年社步船厂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2004年上海科卫电器厂申请确认不续冻存款行为违法案、李广昌申请确认违法查封案共3件，占全部被申请违法确认案件的18.75%.低确率的原因，一是申请人法律水平的有限，对法律一知半解，片面滥诉和缠讼。如2004年黄建竹申请确认法院违法执行案，黄建竹申请确认我院对其所有的汽车进行查封扣押为超标的范围执行，而没有了解法院可对不可分动产进行超标的范围查封的法律规定；二是法院对违法确认案件进入诉讼程序缺乏消解控制机制，采取了欠妥的“宽进严出”的立案态度；三是法院系统本身具有一定的“部门保护主义”倾向，基于各种考虑不大愿意确认法院自身违法，即便《规定》颁行以来，上级法院偏袒下级法院而不轻易确认违法的司法实践还不时发生。

5、巨额性。

我院被确认违法的3件案中，2003年社步船厂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牵涉的赔偿金额高达100多万元，2004年上海科卫电器厂申请确认不续冻存款行为违法案7万多元，李广昌申请确认违法查封案赔偿金额25多万，共须赔偿金额至少有130多万。这给法院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三、被确认违法案件的违法体现与原因分析

2003年以来，我院被确认违法的案件共有3件。从中分析，我院司法行为违法主要体现为执行行为尤其是财产保全行为存在不当或违法。具体包括：

1、错误查封财产。即对不属于被申请保全人的案外人的财产采取了查封措施。如社步船厂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

2、不按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查封，擅自变更查封对象，如李广昌申请确认违法查封案。

3、不及时办理续冻结手续。如上海科卫电器厂申请确认不续冻存款行为违法案。

造成财产保全违法的原因主要是：

1、办案人员的司法能力不高，在遇到复杂的情况时，不能根据案件情况依照法律作出准确的判断，致使进行了错误的查封。如社步船厂申请确认执行违法案。1994年社步船厂将其所有的社步238号船转让给邓某，约定买方付清所有购船款后，卖方负责将船籍转登记到买方名下。之后，该船交邓某使用。1995年邓某将船抵押给桂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贷款10万元。1996年桂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在提起对邓某借款合同纠纷案时，申请我院对社步238号船进行查封扣押。我院执行人员错误认为该约定仅是船籍登记问题，不具有所有权保留性质，并经询问当时社步船长负责人，其认为是属于邓某的财产，遂进行查封。嗣后，我院作出（1996）财认字第2号财产移交确认书，确认邓某将船卖给张某有效。社步船厂得知此事后，提出了异议，认为社步238号船仍属于其所有的财产，要求确认我院错误查封。此案，区高院最后作出裁定，认为社步238号船属于社步船厂所有的财产，我院构成违法查封。[!--empirenews.page--]

2、片面追求社会效果，结果导致违法事件的发生。如李广昌申请确认违法查封案。李广昌诉桂平市磷肥厂货款纠纷一案，李广昌于2002年6月26日向我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桂平市磷肥厂的磷肥650吨。次日，我院办案人员与李广昌一起到磷肥厂拟对该厂磷肥进行查封。我院办案人员在了解到该厂是预收客户的货款后才以销定产的情况后，并考虑到该厂是国有特困企业，采取查封措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遂违法没有根据李广昌的申请对磷肥厂的磷肥实施保存措施，而在查明该磷肥厂拥有17万元的债权，裁定冻结该债权。2005年，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我院没有根据申请人的申请进行查封，确认违法。

3、工作马虎，缺乏必要的谨慎，导致不作为违法。如上海科卫电器厂申请确认不续冻存款行为违法案。上海科卫电器厂与广西桂平市乳泉茶厂、西山镇经济开发总公司合伙投资纠纷一案，1994年由上海市某法院受理并冻结了西山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桂平支行的存款64095.14元。后被告提出管辖异议，同年9月案件移送到我院。同年10月18日，原告申请续冻西山公司的上述存款，我院于当天进行续冻。续冻期满后，原告不申请续冻。1995年4月20日（六个月期限届满后的第二日），我院采取续冻手续时发现存款已被西山公司提取。2004年7月24日上海科卫电器厂向我院申请确认违法并要求国家赔偿6.7万元，我院经审理后不予确认。2005年6月2日，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我院因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审结案件致使冻结期限需要延长，因此导致的续冻手续应由我院主动办理而无须当事人申请，故认定我院没有及时履行办理冻结手续，属于不作为违法。

总结而言，我院司法行为被确认违法的原因具有多层次性，既有司法理念的深层次原因，也有司法能力、业务素质方面的根本原因，还有工作作风方面的直接上一页[1][2][3][4][5]下一页 原因。

四、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对人民法院的影响

法律允许对法院的司法行为提起诉讼申请违法确认和国家赔偿，是法治进步的重要体现。其对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行为的法律监督机制以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从人民法院的角度看，国家赔偿确认案件不仅关乎人民法院的经济利益，而且对人民法院公正司法产生重大的影响。体现在：

1、形成缠讼现象。申请违法确认和国家赔偿的案件，法律规定由法院系统进行受理和办理，并没有建立法院之外的专门机构进行处理。此种制度安排，致使当事人产生法院内部“官官相护”的片面认识，对不予违法确认的裁判普遍存在不服从情绪，并根据自己对法律的可能是一知半解或不完整的认识固执己见，不惜代价甚至采取种种过激的言语和行为，向上一级法院和有关部门申诉、上访，一昧缠讼将案件复杂化。此种缠讼现象构成对法院司法权威的冲击与挑战，影响法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增加法院的工作负担。

2、造成当事人与法院和法官的对立。在法律的理想模型中，法官是正义的化身，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捍卫者。这是民众信任法官、选择法院机制处理纷争并服从裁判的重要基础。一旦当事人对法院司法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产生怀疑，其原有的法官乃正义之神的信念将大打折扣，继而产生不信任、不服从和对立的心理。在违法确认案件中，当事人根据一定的证据并依照相关法律形成了否定原法院司法行为合法性的初步判断的同时，其对作出原司法行为的法官、法院的不信任心理即产生，对立随违法确认申请的提出即形成。实践也表明，在自行确认阶段，基层法院一般不愿意确认本院的司法行为违法，即便《规定》施行以来，上级法院偏袒下级法院的情况也会发生，这就进一步加剧申请人对法官和法院的不信任和对立心理。其失控，甚至会酿造成为暴力事件，严重威胁到法官的生命安全，影响社会的稳定。[!--empirenews.page--]

3、损害法院公正司法形象。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和不懈的追求，法院公正司法是审判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国家对法院的职能定位，同时也是社会寄予法院的厚望。违法确认，就是要对法院司法行为合法性进行立案审查，性质上是在挑法院司法的“刺”，一旦确认违法即构成对被审查司法行为合法性的否定，从而损害到法院的司法公正形象。不管最终确认违法与否，就是被申请确认案件纯粹数量的增长，也会动摇了社会大众和舆论对法院和法官公正司法形象的评价，公众总是直观地认为某法院被告多了、违法事件多了，其公正性就值得怀疑乃至否定。

4、有碍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的树立。司法权威并非来源于国家强制力的恫吓，而更多是建立在终局裁判的既定力和执行力之上。诉讼框架内形成的终局裁判得不到执行或者丧失终局力，司法权威就无从谈起。法院的公信力或者讲当事人之所以乐于将纷争提交给法院机制，是以法院司法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为基础的。因此，法院司法行为不具备应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当事人都不相信法院了，有纠纷也不提交给法院了，法院的公信力就丧失殆尽。申请违法确认案件的频频发生，原来裁判行为的既定力和执行力就遭到了破坏，同时致使当事人和社会对法院的公正立场产生怀疑与否定，因而对法院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的树立所产生的影响是消极的。

5、增加法院经济负担。根据《规定》，上级法院办理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确有必要举行听证时，作出裁判的法院应到庭听证并说明裁判的理由。作为基层法院，须派人到中院以及区高院进行听证，往来的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等均自行负担。违法确认案件的频频发生，基层法院所必须支出的费用就更多，给没有任何赢利收入的法院造成了较大的经济负担。尤为严重的是，一旦案件被确认违法，巨额的赔偿费用如何落实也是法院极端头疼的事。尽管国家赔偿法规定，国家赔偿费用由各级财政的国库支付，但实际操作中还是落实到法院自身上。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其诉讼费用收入已按财政收支两条线划入国库，其开支主要按国家预算靠财政拨款，因此无力支付额外的巨额的赔偿费用。同时，法官普遍比较清贫，更不可能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过错制度完全落实到违法的法官头上。这也是基层法院不大愿意确认自身违法的主要原因之一。

综合而言，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对人民法院具有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各级法院应对此予以高度的重视，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积极应对，这是维护法院正常工作秩序和自身利益、树立司法权威和法院公信力、塑造人民法院公正司法形象的迫切需要。

五、应对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策略与建议

根据上述调研，我们对我院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进行综合评价，获得以下三个基本判断：一是我院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高发性与低确率的对比说明我院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发案呈现一种“虚高”现象；二是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对人民法院树立司法权威以及维护公正司法形象等诸多方面具有消极影响；三是执行环节尤其是财产保全行为是违法确认的高发环节。通过以上调研，我们形成了一种结论性认识即各级法院都应对违法确认案件予以高度的重视。虽不能认为我院被申请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情况就代表所有法院的基本情况，但这无碍我们以此为观照的模型，进而站在一般法院的立场，研究应对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策略和具体措施，力图提出有价值的建议。这恰恰正好是调研工作主旨之所在。[!--empirenews.page--]

（一）应对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策略

1、控制论。《规定》颁行以后，国家赔偿案件明确成为人民法院办理和须面对的新型案件，因此该类型案件进入到诉讼环节是不可避免。如前所述，违法确认一旦具备诉讼的形态就会对人民法院正常工作秩序、公正司法形象、司法权威等诸多方面带来消极的影响。而“虚高”现象的存在就会将此种消极的影响扩大到不应有的程度。因而必须要对违法确认案件的发案率控制到合理的范围，将其固有的消极影响尽量控制到最小范围之内，乃至完全消除。

2、预防论。违法确认之所以成为一种新型的诉讼形态，具有当事人公正需求得不到满足和法院司法确有违法行为两方面的因素。因此，要完全消除其固有的对人民法院的多方面影响，理想的设计应是采取防患于未燃的策略，通过进一步规范法院司法行为以及满足当事人的公正期望来防止违法确认申请的提出。根据违法确认集中在执行领域高发的特点，预防论除包括一般司法行为的规范外，还应针对执行工作进行重点治理，是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两大体系的结合。

3、综合治理论。违法确认诉讼之生成并给人民法院带来消极影响，既有法律政策的因素，也有社会背景的因素，既有当事人的原因，也有法院自身的原因，还有新闻舆论等社会方面的原因。就迄今被确认违法的原因来分析，即有司法理念方面的深层次原因，也有司法能力方面的根本原因，还有工作作风方面的直接原因。因此，无论是对已具备诉讼形态的违法确认事件实施控制，还是对违法确认进入诉讼环节进行预防，均要兼顾到方方面面，进行综合治理。

综合治理的策略体现了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控制论针对对已具备诉讼形态的违法确认事件实施控制，而预防论则从更根本方面去杜绝违法确认事件成为诉讼来释放其负面影响，两者结合则体现了标本兼治的思想，与综合治理的策略是如出一辙的。

（二）对国家赔偿确认案件实施控制的措施及建议

1、控制发案的“虚高”现象的措施及建议。

违法确认案件发案的“虚高”会导致其对人民法院固有的消极影响不恰当地放大，因此必须要将发案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就要求人民法院要严把立案关，尽量上一页[1][2][3][4][5]下一页 将立案率控制在与确认违法率持平的目标范围内，防止将没有合理根据的案件予以不应有的立案办理。

对具体措施，我们建议：（1）确立“严进严出”的立案理念。根据《规定》第3条，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立案要求有申请人适格、有具体的确认请求和损害的事实及理由、申请在司法行为作出的两年内提出、属于受理确认的法院管辖范围，其中第2个要求属于实体审查，而其余三个要求则是简单的程序审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上级法院办理对基层法院的司法行为申请违法确认案件的立案时，对实体审查尤其是具体申请理由方面把握不够严，造成了“宽进严出”的立案模式。因此，法院办理违法确认案件立案时，应要加强对实体问题的审查，把握相关事实的真实性以及与损害的因果关系，切实提高立案质量。（2）建立立案听证制度。根据《规定》，基层法院不再办理对自身司法行为申请违法确认的案件，而由中级法院统一立案办理，基层法院仅是在上级法院立案后审查期间被动性地参加听证。此种审查听证制度一方面剥夺了基层法院对立案的主动权破坏了自行确认阶段基层法院原有的消解诉讼机制，另一方面将基层法院与申请人的对话与沟通后置于审查阶段，造成立案消解诉讼机制的真空。因此，应建立立案听证制度，在立案之前促成基层法院与申请人的对话、沟通与和解，不仅可以消解部分诉讼，也可以进一步提高立案质量。（3）建立基层法院优先接待答疑制度。上级法院在接到违法确认申请时，应优先通知申请人到基层法院提起接待答疑程序，要求有关办案人员就司法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答疑，这实际上赋予了基层法院对被申请违法确认立案的一定的控制权，有利于消解诉讼。（4）建立立案收费制度。根据法律规定，对国家赔偿案件人民法院不收取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诉讼的产生，因此应修改《国家赔偿法》第34条的规定，规定法院办理违法确认案件立案时，可以收取适当费用，以控制滥诉缠讼现象，提高诉讼维权的理性和谨慎程度。[!--empirenews.page--]

2、控制缠讼现象的措施及建议。

（1）建立有限告诉制度。对裁判行为，我国诉讼法规定了二审终审制度，但对生效裁判的申诉则长期以来均按“有错必纠”的原则没有规定告诉次数，实际上实行了无限告诉制度。对违法确认案件，现有法律也没有规定实行有限告诉制，实践中造成案件经二审、三审不断反复。我们主张对违法确认案件也实行二审终审制度，以从制度安排上彻底解决缠讼问题。（2）摒弃“部门保护主义”，严格公正司法。“部门保护主义”实质上是法院内部的“官官相护”的腐败行为，是对公正司法的严重违背，也是造成申请对公正的期望得不到满足而坚持诉讼维权以致形成缠讼现象的重要原因，必须从司法理念层面予以严肃批判并彻底整治。（3）建立挂牌督办制度。违法确认案件缺乏一个独立于法院之外或者凌驾在法院之上的专门机构来集中办理，而是由法院自审自查，法院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这是司法公正怀疑主义形成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一些影响重要的违法确认案件，由政法委、上级法院的领导挂牌督办，就有利于申请人消除对法院司法公正性所抱持的担忧和怀疑，不致于因司法公正的忧虑而一昧缠讼。（4）强化信访职能。对不服确认裁定有缠讼思想的申请人，应及时排查并交信访部门做其思想工作，充分阐明国家法律，详细解释裁判法理，以引导申请人形成对法院司法行为的正确评价，从而打消缠讼念头。

3、控制对法院法官的对立情绪的措施及建议。

（1）建立申请人与作出被申请违法确认司法行为的法官之间的沟通对话机制。通过沟通与对话，有助于对话双方在法律和事实的基础上就对司法行为的合法性的评价获取共识，消除抵触。基层法院优先接待答疑制度、听证制度等都是构筑对话机制的重要平台。（2）确立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法院要践行司法为民的原则要求，本着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为社会提供人性化服务，进一步密切法官与人民群众的“鱼水”联系。（3）严格执行错案追究制度。对确实违法的司法行为，法院应坚持不护短、不偏袒、不遮掩的原则，严格落实错案责任制度，对违法违纪损害人民利益的害群之马，予以严肃的查处并追究相应的责任，消除申请人的不满情绪。（4）积极主动做好理赔工作。对被确认违法的案件，法院应想方设法及时予以足额赔偿，不拖欠，不打白条，彻底消除对立所赖以产生的物质利益基础。

4、控制对人民法院公正司法形象损害的措施及建议。

这主要是引导社会对法院司法建立正确的评价方法。目前，社会对法院司法行为的评价方法还是欠合理的，普通群众大多是直观地认为，哪家法院被告的案件越多，这家法院的司法就越不公正了，腐败的程度就越严重了。随着违法确认案件的“虚高”发案，这种量的评价方法就直接形成了对法院司法的夸大的反面评价，从而给法院公正司法形象造成过大过重的损害。为改变这种局面，法院就应通过新闻舆论各种手段，积极引导社会从实际被确认违法的角度形成质的评价方法，以形成对人民法院公正司法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为此，法院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向社会通报违法确认案件的立案及审查情况；还可以加大违法确认案件的公开制度，邀请新闻单位进行实时、全程跟踪采访报道，争取引导正确舆论形成的主动权。[!--empirenews.page--]

5、控制妨碍司法权威和法院公信力树立的措施及建议。

（1）加大违法确认案件低确率的宣传，让全社会认识到法院违法行为只占少数，法院司法的主流是公正的。（2）及时宣传法院整治违法司法的各项工作，向社会表示法院整治的态度是严肃的、措施是到位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3）进一步规范各种审判执行行为，减少乃至杜绝违法违法的发生。

6、控制造成经济损失程度的措施及建议。

违法确认案件的赔偿金额由基本损害赔偿金额及利息两部分构成，前者决定于损害的程度是恒定的，后者则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增加。为尽可能减少法院的经济损失，就要控制相关利息随诉讼的拖延而无限增长。为此，法院应控制告诉次数防止无限缠讼，尽最大可能缩短办案周期，并尽快筹措资金落实理赔。

（三）对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进行一般预防的措施及建议

1、进一步规范法院司法行为的措施及建议。

（1）树立严格依法办案的司法理念。依法办案是“有法必依”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对法院和法官的必然要求，更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是依法治国和保障实现司法公正是重要前提。只有法院和法官严格依法办案，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司法行为的合法性，才能有效预防违法司法行为的发生。为进一步规范法院各项司法工作，就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在全体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中牢固树立严格依法办案的司法理念，纠正片面追求社会效果的思想，确保各项审判和执行工作符合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的要求，杜绝各种违法司法现象。

（2）加快法官职业化建设，不断提高司法能力。在法院系统基本完成法律本科学历教育的基础上，推进法学在职研究生学历教育，积极参与区高院的“2010五百名硕士法官”工程，培养一批专家型法官。此外，要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建设学习型法院。

（3）健全案件质量管理制度。完善的案件质量管理制度是避免违法司法产生，预防违法确认案件的重要的制度基础。首先要建立院庭长指导制度，发挥院庭长业务素质较高的优势，进一步把好案件质量关；其次要建立稳定的业务学习制度，鼓励法官努力学习，成为专家型法官，切实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再次要建立定期的案件评查分析制度，对案件进行及时的检查，及时发现存在上一页[1][2][3][4][5]下一页 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整改；复次要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强化对复杂疑难案件的制度化指导；最后要健全汇报请示制度，对复杂疑难的重大案件，主动向上级法院汇报请示，避免错判误判事件的发生。

（4）完善监督机制。在坚持以及完善现有的各种法律监督制度之外，要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积极探索崭新的监督方式和手段，为社会监督提供便捷的“绿色通道”，提高社会监督水平。如我院执法监督员制度，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对法院司法开展全程监督，实践反映的效果是良好的；此外，还可以通过网络对庭审等司法行为进行在线现场直播，允许记者跟踪案件进行流水式实况报道，充分发挥新闻及舆论监督的作用。[!--empirenews.page--]（5）严肃办案纪律，改良工作作风。首先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持人文司法，创建文明办案窗口，以高度的责任心、认真的态度和良好的工作作风为当事人提供优质的服务；其次可通过提高进入条件、严格任职标准、提高福利待遇、改善工作环境、加强道德教育等多项措施来增强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再次要加强纪律检察工作，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及时加以批评教育，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予以通报批评；最后落实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督促法官严格依法办案，增强职业责任感，逐渐提高办案水平和道德素养。

2、建立预防违法确认申请提出的机制。

（1）进一步推行审判公开各项制度，实行“阳光审判”，打破各种暗箱、黑幕现象，公正司法，提高法院公信力。（2）提高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公开证据认定过程和裁判理由，提高服判率。（3）推行裁判文书尾附相关法律条文制度，为当事人正确理解法院裁判行为的合法性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避免因法律的一知半解造成认识偏差而盲目启动告诉权。（4）建立法官判后答疑制度，积极行使阐明权，引导当事人对法院司法行为形成正确的评价。（5）加大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法律素质，培育健康的诉讼观念，防止滥诉缠讼事件的发生。

（四）对执行违法确认案件进行特殊预防的措施与建议

前部分的调研表明，执行领域之所以成为违法确认案件集中高发的环节，其大背景是与人民法院一五司法改革期间执行改革相对滞后相关的。因此，执行违法确认案件的特殊预防应成为二五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从执行违法原因来看，比如执行人员素质不高、司法能力不强，一般预防的相关措施也是适用的，就不再重述。这里，我们结合执行工作的特殊性，就在二五司法改革期间，规范执行司法行为，对执行违法确认案件进行特殊预防谈些粗略的看法。

1、完善执行法律规定。司法实践表明，执行领域法律空白多、漏洞大、冲突严重。因此，要从制度源头上规范执行工作杜绝违法行为的产生，国家立法部门就要及时总结司法实践的经验完善各项法律制度，最高法院要进一步加强相关司法解释工作。对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的事项，高级人民法院可以颁布会议纪要，各中级法院及基层法院可通过审判委员会讨论来统一做法，切实解决“有法可依”不足的局面。

2、建立集中执行机构和制度。就基层法院而言，从审执分离的角度，为防止自审自执导致的各种违法违纪事件，应首先要废止人民法庭的执行权，将全院的案件交由执行局统一办理。其次，为克服地方保护主义造成违法执行，对重大案件，法院系可在系统内实行提级执行、交叉执行等制度，确保公正司法。

3、建立执行分权运行机制。执行权力过于集中，是诱发执行违法和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二五司法改革，要重点探索执行分权制衡方式，建立执行裁判权与执行实施权分离运行机制，促使不同性质的执行权互相制约，保证权力的公正行使。

4、健全执行监督制度。执行案件由于缺乏诉讼庭审等公开程序，具体情况均掌握在执行人员手上，院长、局长以及其他执行法官难以了解案情，监督无法具体落实；同时执行的重大事项无须合议，执行人员之间的监督也十分疲软。执行监督的缺乏，导致执行乱、乱执行和违法违纪的问题时有发生。二五司法改革期间，法院要继续完善案件汇报、定期有不定期检查、督办、通报等制度以及采取引进媒体力量等多种手段，建立内外结合的立体式的执行监督体系。[!--empirenews.page--]

5、完善执行救济制度。通过完善案外人异议制度，建立执行听证制度等方式，给予被执行人和案外人充分的申辩和陈述的权利和机会，避免乱执行的发生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6、倡导和谐执行。法院执行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慎重采取强制措施和手段，防止错误强制执行给被执行人带来巨大、难以恢复的损害，同时努力促进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开展沟通与对话，大步提高执行和解率，达成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第二篇：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调研报告

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调研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自 2004年颁行后为对一切审判和执行行为提起违法确认诉讼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国家赔偿确认案件（以下简称确认案件）成为人民法院受理的新型案件。确认案件类型多样、工作复杂，审判结果社会影响大。但是《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程序性规定不够具体，为审理此类案件增加了难度。为进一步提高确认案件的办理水平，理顺工作程序，提高司法行为的规范性、合法性，促进司法公正，我们通过对总体情况和典型案例的分析，对近年来办理确认案件工作中的难点、疑点进行调研，最终形成此报告。

一、审理确认案件的基本情况。

自《规定》实施之日起至2007年7月，我院共受理国家赔偿确认案件 件，已结 件。已结案件中确认违法 件，申请人撤回确认申请 件，未确认违法 件。

(此处略去200字)

二、确认案件的特点。(一)集中性。确认申请主要集中在执行、保全环节中。23件确认案件中，申请确认执行行为违法的13件，占全部案件的56.52％；申请确认保全行为违法的6件，占全部案件的26％；申请确认其他行为违法的4件。在申请确认执行行为违法的案件中，申请确认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3件，申请确认违法查封财产的3件，申请确认怠于采取执行措施的3件，其他类型的4件。在申请确认保全行为违法的案件中，申请确认违法采取保全措施的3件，其他类型的3件。

调研发现诉讼保全、执行阶段司法行为不规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制作的裁定书或执行通知书，文号或日期存在错误。主要表现在同一案件文书的文号不统一，或文书上的日期晚于做出具体司法行为的时间。

2、诉讼保全的财产在不应继续查封时不及时解封,造成当事人损失扩大。

3、诉讼保全的财产应继续查封的，在当事人申请后不及时续封。

4、查封的财产在解封或发还时，手续不完备。

5、执行过程中在获知被执行的财产所有权已发生变更，仍继续查封、扣押该财产。

6、查封冻结裁定未送达管理登记机关或送达机关错误。

7、对查封的财产保管不利，导致财产损毁、流失。

（二）复杂性

首先是程序的缠讼现象明显，在我院未确认违法的 件案件中，申请人全部向上级法院提出申诉，申诉率达100％，大大超过了一般诉讼案件。其次是实体的复杂性，例如确认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申请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区分、确认申请人范围的界定等问题均存在理解上的不一致。最后是确认案件涉及的相关案件较多，有些案件甚至仍在再审程序中。例如A申请确认法院违法查封案，涉及相关民事、执行诉讼五件；B等人申请确认法院保全措施违法案，申请人认为由于法院 于2002年2月、5月两次违法查封其银行账户，至今未解封，使其拿不到拆迁补偿款，无法购买住房，由于房价上涨较快，其间接损失仍在不断扩大。但是本案涉及的关键民事诉讼仍在再审中，保全行为是否违法、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区分均难以确定。

（三）低确性

在我院审结的确认案中，没有一件确认违法，确认率为0%。申请人申诉后，上级法院亦无一改判确认违法。低确率的原因，一是反映出我市法院司法水平整体较高。如C申请确认法院违法移交保全财产案，法院将查封扣押物移交给先行作出查封、扣押裁定的法院，程序合法、手续完备，不存在违法情形。二是申请人法律水平的有限，对法律一知半解，片面滥诉和缠讼。例如D申请确认法院违法查封房屋案，法院根据已生效判决及被执行人D拒绝履行判决义务的事实，对D采取查封房屋的强制措施，后该生效判决被再审改判。D未知悉申诉不中止案件执行的法律规定而提出确认申请。三是法院对违法确认案件进入诉讼程序缺乏消解控制机制，采取了 “宽进严出”的立案态度。但是尚有部分被申请司法行为存在不规范之处，需要进一步予以规范。

三、确认案件办理工作的特点。

确认案件除案件自身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外，由于确认机关和被申请机关是上下级法院，在申请人的诉讼目的、案件的办理方式、确认机关进行服判息诉工作等方面也有别于一般行政案件。

（一）申请人的诉讼目的一般不在于获得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从这条规定中可以看出，设立国家赔偿制度的目的在于“赔偿”。但是，在我院审理的确认案件中，申请人的诉讼目的一般不是要从国家获得赔偿，而是要以申请促执行或者达到解除查封等目的。例如，我院受理的E请求确认法院违法采取保全措施案，申请人在案件胜诉后至今未能执行完毕，其希望通过我院在办理确认案件中发挥协调、督促作用，促使大兴法积极寻找执行线索、加强执行力度。又如A申请确认法院违法查封案，申请人认为在民事案件中已经确认被查封房屋归期所有，但是法院仍不予以解封，故希望通 过申请国家赔偿确认促使法院解封。

从近年的司法实践看来，绝大多数确认案件申请人，起码申请之初并不在乎是否获得赔偿，而是希望自己的问题能通过申请确认这一途径予以解决。

（二）申请人急切希望获得结果和案件办理周期较长存在矛盾。

在办理确认案件中，我们发现一方面，由于一般情况下申请人在本次诉讼中的损失已经处于确定状态，要求确认违法并据此获得赔偿或希望解除查封、加快执行，无论出于何种诉讼目的，申请人的心情较之其他类型案件都更为迫切；另一方面，确认案件无论是法院内部大量的请示、汇报、协调工作，还是寻找新的执行线索，加大执行力度，都必须有充足的时间保证。致使确认案件很难在六个月内审结。申请人急切的心情和较长办案周期间的矛盾，容易使申请人对法院的工作产生怀疑，造成新的不和谐因素。

(三)极易造成信访和缠讼现象。

70％的确认案件申请人都有信访经历，并且一旦案件未被确认违法，就会大量的信访和缠讼就会接踵而来。究其原因在于，一，由于中国几千年来“民不与官争”的思想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国家出钱赔偿个人”在我国的传统价值观中并不能被广泛接受，所以几乎所有确认案件的申请人都认为“自己是被逼无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与法 院撕破脸皮的”，对法院和法官抵触情绪大、不信任感强，一旦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就认为法院是“官官相护”，裁判结果是不公正的，使确认机关很难作通申请人的服判息诉工作。二是申请人不能理性地行使诉讼维权权利，片面以为表现越凶、闹得越大才能赢回公正。三是法院的公信力还不高，并且确认机关和被申请机关都是法院，申请人很自然的认为法院有“部门保护主义”倾向。四是法院的信访接待工作做得还不够到位，未能有效化解申请人对法院的不信任和冲突情绪。

四、办理确认案件的法律难点。

由于《规定》在实体和程序上的规定都较为原则，为审理此类案件增加了难度。通过调研我们总结了确认案件在法律适用和程序上的疑点、难点，并提出了我们的观点。

（一）法律适用的难点。

1，确认案件应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二条

（二）项规定，赔偿申请书应当载明“具体的要求、事实根据和理由”，除此以外，国家赔偿法条文中没有其它有关证据的规定。显然，国家赔偿法第十二条

（二）项是对赔偿申请书内容的要求，不是对赔偿请求人举证责任的规定，对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不提供或者不能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均未 做规定。《规定》开始施行后，对人民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确认程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作出司法行为的人民法院有义务对其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说明。”，这一规定明确了在确认人民法院司法行为违法案件的审判中人民法院举证的行为责任，适用举证责任倒臵原则，即作出原司法行为的人民法院承担举证责任。但并未明确人民法院举证的结果责任，对于确认申请人或人民法院不提供证据或不能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如何处理，无章可循。

通过调研我们认为，确定认案件的举证责任主要由原作出司法行为的人民法院承担，应包括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原作出司法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做出司法行为之前提事实的存在，还要提供做出该司法行为的法律根据，以证明原司法行为合法。如果原做出司法行为的人民法院不能证明自己被申请确认的司法行为合法，则无须确认申请人证明其行为违法，就承担被确认违法的法律后果。确认申请人亦应当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如：关于申请确认人民法院不作为构成违法,确认申请人应当提供其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

由于司法行为中法律关系的双方职权的不平等,故确认案件中，在举证责任的分担上偏向于确认申请人，但是，只有根据法律要件或者不同的司法行为的性质来确定证明责 任的分配，才能确保实质的平等。在审理确认案件中，应当合理确定确认申请人的举证责任。

2，如何理解“造成损害”。

从理论上说确认案件应只审查行为是否构成违法，损害结果及数额等问题应该由其后的赔偿程序审查。但是，《规定》第十一条所列举的十四项应确认违法的行为中，有十项都是明确要求“造成损害的”（分别为第（二）项、第（六）至

（十四）项）。这里的“造成损害”如何界定、需审查到什么程度成为了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

经过调研，我们认为，“损害”应具备以下基本要素：第一，须损害结果已经发生，并且客观存在。任何主观臆造的损害结果均不能认定为人民法院国家赔偿意义上的损害。第二，损害的必须是合法权益。《规定》第一条明确了受害人受到损害的权益必须是合法权益。非法权益受到损害，不存在国家赔偿的问题。第三，职务违法侵权赔偿责任是一种“实际损害赔偿”的补救性责任，而非惩戒性法律责任。第四，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应该存在因果关系。违法行为必须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且这种因果关系需限定在直接因果关系上。即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事实间应存在逻辑上的直接关系，但并不要求该行为必然导致损害结果，只要是导致损害结果的一个较近原因即可认定其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间有因果关系。除上述基本要素外，损害行为还应该是“不可补救”的，即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通过任何方法均不可能给予补救。例如在C申请确认法院在财产保全过程中未尽职责的行为违法案件中，C申请法院诉前财产保全债务人的一处房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查封有产权证照的不动产，应当向有关管理机关，即房地产管理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不得办理查封财产的转移过户手续。但是，法院将保全裁定送达给了该房产的开发商，后房产被过户给他人。C胜诉后，发现刘斌下落不明，判决书无法执行，故C向我院申请国家赔偿确认。在本案中，法院的行为符合《规定》第十一条第（六）项的规定，即违反法律规定采取或者解除保全措施。但是，其行为是否造成损害结果呢？则需要予以分析，错误的送达保全裁定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房屋被过户给他人，这一结果并不直接给甘余成造成损害，只有在无其他财产导致执行不能的情况下，才会损害C的利益。如果法院通过积极寻找执行线索、加大执行力度，执行完毕了判决的全部财产，那么就未对C的利益造成损害，不应确认该行为违法。如果仅执行完毕部分财产，则应对保全房屋价值和执行标的进行比较，如果保全房屋价值足以执行全部标的，应确认违法，赔偿数额由国家赔偿程序审查。不足以执行全部标的的，根据房屋与已执行的数额之差综合考虑。3，确认案件的申请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形式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规定》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提起国家赔偿请求的，除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情形外，应当依法先行申请确认。从以上两条规定可以看出《国家赔偿法》和《规定》均把申请主体限制在了“受害人”自己。通过对已有案例的总结和推论，我们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确认案件的申请人应该为“受到违法司法行为侵害的人”，但是仍有特殊，我们认为在下一阶段的国家赔偿立法及司法解释中，应在确认案件中引入“代位权”制度。

“代位权”是一个民法学上的概念，是指债权人为确保其债权的受偿，当债务人怠于行使对于第三人的财产权利而危及债权时，得以自己的名义代替债务人行使财产权利的权利。在确认案件中，如果“受害人”怠于行使申请国家赔偿确认的权利，其债权人是否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代位提出国家赔偿确认申请？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在于，从当事人角度看，如果“受害人”认为无法从确认案件中最终获利，必然消极、甚至放弃申请确认的权利，如果没有“代位权”制度，“受害人”的债权人就失去了实现债权的途径。从法 院的角度看，不允许债权人提出确认申请，一方面使法院失去了一次发现问题、规范司法行为的机会；另一方面，债权人无法通过国家赔偿实现债权，仍然要在诉讼的执行阶段解决问题，如果“受害人”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的话，矛盾的焦点仍然集中在法院。

当然，确认案件毕竟不同于一般民事案件，需要对“代位申请人”的主体资格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我们认为行使“代位权”应该符合以下条件：首先，债权人的债权必须是经过司法裁判确认的。只有经过诉讼程序，并被判决（不能是调解）确认的债权才能作为行使“代位权”的依据，这是为了避免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其次，债权人的债权必须是财产性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人身性质的权利不在行使“代位权”的范畴内，这与民法学中的理论是相一致的。再次，债权人的债权必须已经申请执行，并经执行机关确认没有其他实现途径。如果“受害人”还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债权人不能行使“代位权”，即代位申请是实现债权的最后、也是唯一的途径。最后，确认机关在对代位申请立案前，应函告判决债权成立的审判机关，请他们对案件进行复查，避免错案或当事人恶意串通制造假案。对代位申请立案，应当由确认机关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二）程序性问题 讨论确认案件的程序性问题，首先应明确确认程序的性质，确认程序是司法程序，还是诉讼程序？

我们认为现阶段确认程序还是司法程序。诉讼程序要求程序公开、裁判者中立、当事人充分参与。确认程序显然不具备上述基本元素：（1）确认机关和被申请确认机关的审查都是内部审查，并不对外公开；（2）确认机关和被申请确认机关都是法院，从形式上看裁判者不是中立的；（3）申请人和被申请确认机关在审查中一般是消极的等待和配合，参与程序是不充分的。

我们认为鉴于确认案件和确认程序在主体、办案方式等方面的特殊性，将确认程序规定为司法审查程序，并引入诉讼程序的一些元素，以维护程序的公正性，这种做法是妥当的。

1，双方的证据是否应该开示？

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证据开示制度，不允许当事人“证据突袭”，在确认案件中是否必须对双方的证据进行开示？我们认为不是必须的。原因如下：首先，开示制度没有存在的基础。确认程序不是诉讼，没有诉讼严格的程序规定，确认案件一般以内部审查或书面审查为主，故不存在证据开示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第二，开示制度没有存在的必要。大部分案件在程序启动之初确认机关、申请人、被申请机关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决申请人的问题”上，随着案件的进展，处理结果已不仅仅由案件本身决定了。另外，申请人的证据一般均是从法院审判、执行卷宗中复印的，没有向法院开示的必要。第三，开示制度没有存在的条件。现阶段，被申请法院举证的方式一般是将案件有关的卷宗全部移交到确认机关，由确认机关进行全面的审查，严格的说这种方式根本不算“举证”，更谈不上开示。另外，副卷的内容和一些相关的批示也不能向申请人开示。

综上，我们认为确认案件中证据开示不是必须的，但是，申请人要求开示进入确认程序前无法从被申请法院取得的材料、或要求查阅相关案件正卷，确认机关审查后认为不违反相关规定的，应该允许。

2，听证是否必要？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与M法院听证问题进行了座谈。M院在确认案件中采取每案必经听证的原则，所有确认案件都要听证。它的理由是：1，采取听证方式提高了被申请法院对案件的重视。2，让申请人感到法院对案件的重视，并给予其陈述观点、宣泄不满的合法途径，便于下一步的息诉、疏导工作。M中院的同志感到采取每案听证方式后，“工作好做了，信访的少了”，但就其成效没有具体的数据予以支持。

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分析M中院每案必经听证的理由，我们调研后认为，M中院的经验并不适合我院：1，现阶段，确认案件办理工作的首要问题在于理顺程序，各基层法院建 立明确的确认案件办理机关和流程（确认案件办案不顺的问题将在后文具体论述），现在采取听证形式可能仅停留在被申请法院派员来宣读一下答辩状就完了，可以说基本上是流于形式。2，无法有效的起到减少信访的作用。首先，与外地省市相比，北京的信访成本较低。其次，各地区的人员结构、人员素质、社会法治化程度均不相同，M市的情况不具备可比性。最后，申请人提出确认申请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自己的问题、维护自己的利益、获得经济赔偿，这些要求都不是通过一次听证可以解决的。

我们认为现阶段我院采取“所有案件都采取听证方式审理”的条件还不成熟。理由如下：1，由于确认程序不是诉讼程序，“听证”没有存在的理论基础。2,长期以来审判机关、审判人员相对于当事人有较强的优越感，这种观念在短时间内很难转变。采取听证这种面对面的审理方式，形式上似乎保护了申请人的权利，但容易损害法院形象，使被申请法院的审判、执行人员产生抵触情绪，影响弥补损失、和解等实际工作的开展。3，听证应该如何进行？没有一个妥当的、可操作性强的程序性规范。例如听证中可不可以相互辩论、可不可以向被申请法院提问的问题。如果不允许，听证程序未免流于形式，造成申请人无谓的诉累。如果允许，等于引入了诉讼程序中诉辩双方的对抗机制，是否妥当、能否被接受，都需进一步调研。4，在法院审理、执行案件的过 程中，必定有一些审判机密和细节是不能或不便对外公开的，而这些内容可能影响对司法行为是否违法的最终认定。在听证程序面对申请人时，被申请法院必定略过这些机密和细节，这样不但不能缓解申请人对法院的不信仍感，反而使他们认为法院“欲言又止”、“遮遮掩掩”，增加他们对“官官相护”的猜疑。5，由于确认案件性质的特殊性和一旦确认违法产生的巨大影响，确认机关对确认违法一定是慎之又慎、严格掌握。对于执行、保全工作中的一些惯例、瑕疵；对有可能补救的损害；对虽然存在不符合法律规定之处，但未形成损害事实，或者损害已经通过补救全部挽回，或者被申请行为与损害没有因果关系等情况，一般是不确认违法的。但是，申请人在听证程序中掌握这些情况后，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反复纠缠这些问题，不但给案件处理造成不利影响，也会产生新的矛盾点。

综上，不可否认听证对于保护申请人权益、增加司法行为透明度、化解申请人的激烈情绪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采取每案听证的方式审理确认案件是弊大于利的。现阶段，一方面，我院仍应坚持以书面审理为原则，听证审理为例外的办案方式；另一方面，积极摸索切合实际、具体有效的听证程序运行模式，待条件成熟后，再全面推行听证程序。

五、办理确认案件工作中的问题和建议

为进一步加强确认案件的审理工作，我们总结了目前办理确认案件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一）理顺工作程序，统一负责机构，完善工作规范。通过调研我们发现，现阶段，办理好确认案件的当务之急是理顺工作程序，统一负责机构，建立和完善细致、规范、切实可行的案件办理工作规范。

目前，确认案件主要由我院审监庭办理，我院审监庭和被申请法院的审监庭联系后，由它们做相关工作。首先，由于被请求确认违法的司法行为主要集中在执行、保全阶段，行为是否违法需要向被申请法院执行、立案庭了解、核实。而无论是加强执行力度，还是寻找新的执行线索都要由基层法院执行庭办理，有的案件现执行机关和原执行、保全机关甚至不是一个法院。这种情况造成同一法院的各庭室之间、各庭室主管领导之间，甚至不同法院的庭室之间需要不断的协调、沟通，很难达成统一的意见，甚至有抵触、推诿、拖延的情况发生，使案件久拖不决，严重降低办案效率。从对确认案件办理工作特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申请人提出申请之初是进行调处、息诉工作的最好时机，做好这个阶段的工作可以为解决申请人的问题、引导其撤诉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我们法院内部程序的不顺，这段时间大多用在了被申请法院内部的协调、汇报上，不但没有被充分利用，有的 案件甚至由于被申请法院效率的低下，导致与申请人产生新的矛盾。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建议：（1）强化基层法院对国家赔偿的认识，充分意识到国家赔偿对法院形象、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明确确认案件的概念、性质、程序、后果，使基层法院对这一新类型案件从不了解，到警示，再到消除抵触情绪，积极配合，自上而下的充分重视确认案件的办理工作。（2）各基层法院成立常设的确认案件协调小组，协调小组又院长或副院长牵头，由审监、执行、立案等庭室的正职领导参加。在收到确认申请后，即召开协调会制定工作方案，并确定专人办理案件。（3）建议高级法院尽快出台确认案件审理的规范性意见，全面提高法院确认案件的办理水平。

（二）建立和完善确认案件的案外解决机制。通过调研我们发现，许多确认程序外的工作对办好确认案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工作的手段还不丰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所以，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主张建立和完善确认案件的案外解决机制。

确认案件的案外解决机制就是在确认程序外，通过确认机关和被申请法院的共同努力，利用弥补损失、案外和解等手段解决申请人的问题，引导申请人撤回确认申请。确认案件的案外解决机制贯穿于立案前、后，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方 式：

1，探索规范被申请法院优先接待制度。在申请立案阶段要强化我院与被申请法院的沟通。无论执法行为中是否存在问题，被申请法院都要做息诉工作。立案庭在接到确认申请后，首先与被申请法院联系，告知确认违法事项，并要求先行自查，工作中存在问题的要及时补正。然后通知申请人到被申请法院进行接待答疑，要求有关办案人员就司法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答疑，没有问题的对申请人讲明道理。这种做法实际上赋予了被申请法院对确认案件立案一定的控制权，争取将矛盾化解在最基层，有利于消解诉讼。

为避免这一制度流于形式，还应做到以下几点：（1）立案庭通知被申请法院自查应该限定一定的期限，避免久拖不决，使申请人产生新的猜疑。（2）进行接待的人员应包括作出司法行为的庭室的领导，作出司法行为的审判或执行人员不参加接待。这样做的目的是考虑到作出司法行为的审判或执行人员已经与申请人有过多次接触，他们没有进一步向申请人解释、说明的必要，且多数申请人对他们都有不满，参加接待反而容易激化矛盾。（3）接待前应该允许申请人查阅相关案件的正卷，并复印相关材料。（4）视案件具体情况，接待可有负责该确认案件立案的承办法官参加。（5）接待应该制作详细的笔录，如果决定立案，应将接待笔录及相关材料一并移交给审监庭。被申请法院优先接待制度的优势在于：首先，接待是在确认案件立案前进行的，在此阶段，申请人的目的一般在于：通过确认申请的渠道解决问题、维护自己的利益。申请人对解决问题报有较大的期望，情绪和手段都不会过于激烈，利于化解矛盾。其次，接待制度发挥了听证的积极作用，又没有听证程序的对抗性，在现阶段对听证程序可以发挥很好的替代作用。最后，接待制度给予被申请法院一个自查问题，及时补正瑕疵的机会，利于下一阶段工作的开展。

2，通过加大执行力度、及时解除查封等弥补工作挽回或减少损失。一方面，由于大多数申请人是要通过确认申请解决案件执行和保全中的问题，并非一定要达到确认违法的目的，所以，通过积极寻找执行线索、拓宽执行渠道的方式，不断加大执行力度，最终通过执行挽回申请人的损失，可以有效的维护申请人的利益，促使申请人最终撤回确认申请。即使无法挽回全部损失，申请人看到了法院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也利于开展息诉工作。另一方面，多数执行、保全中的违法行为要以造成损害作为确认违法的前提，如果损失已经挽回，未给申请人的合法利益造成实际的损害，即使申请人不撤回确认申请，确认法院也可以不确认违法。

需要说明的是，申请人提出确认申请后，被申请法院通过自查，无论认为行为是否违法，都应当加大执行等工作的力度，通过切实有效的工作，争取申请人的理解与认同，将 案件解决在程序外。

3，利用和解方式结案。在《国家赔偿法》和《规定》中并没有直接规定“和解”、“协商”等字眼，但是我们认为确认案件可以通过“达成和解，申请人撤诉”的方式结案。这里的和解只要是双方自愿，不存在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等情况就是有效的，对形式可以不做严格要求。例如，和解可以不制作书面协议（这是从维护法院形象的角度考虑的，也避免申请人恶意散布和解协议的内容或对和解协议做夸大、不实的宣传。）；和解协议中可以不用“赔偿”二字，而是写成“补偿”、“给付”；和解方式可以多样化，不以给付金钱作为唯一的手段等。

（三）发挥审判监督职能，建立定期沟通、反馈机制。审监庭将确认案件中发现的基层法院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给高院审监庭及我院相关庭室，并建议它们通过片会等形式把这些问题反馈给基层法院。通过这项工作，可以积极促进审判监督职能的拓展延伸，同时为规范各级法院的司法行为提供帮助，避免同样的错误或瑕疵再次出现。这种沟通、反馈机制应规范化、长期化、制度化。

第三篇：案件信息确认报告

案件信息确认报告

确认报告号：XX年XX期

签发人： 单位名称（盖章）

—————————————————————————

（案件信息应含以下内容：

一、公司名称、案发时间及案情概况。

二、涉及人员及情况。

三、涉案金额及风险情况。

四、已经或可能造成的影响。

五、本机构或公安司法机关已采取的措施。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据此情况，我单位认为此事件已构成案件，特此报告进行案件信息确认。承办部门：

主办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第四篇：婚姻家庭案件调研报告

婚姻家庭案件调研报告范文

婚姻家庭案件调研报告范文

内容提要：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缩影，婚姻家庭案件的妥善处理有利于有利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社会的安定及伦理道德的维护。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使得婚姻家庭关系日益的复杂，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的过程中往往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本调研报告以宜都法院近三年的审判实际为落脚点，总结婚姻家庭案件的特点和案件审理中面临的问题，分析相关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我院审理的婚姻家庭案件的特点

（一）案件数量大

表一 **-**年各类婚姻家庭案件结案情况统计表

略

婚姻家庭案件作为传统的民事案件，案件数量大，占我院民事案件的30%以上，向来是法院审判工作的重点。婚姻家庭类案件以离婚纠纷、抚养纠纷和赡养纠纷为主，特别是离婚案件，占到婚姻家庭案件的85%以上，案件数量居各类民事案件之首，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离婚率上升的原因，主要是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推动了婚姻道德观念的变化，离婚的社会认同度变高，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变小，一旦婚姻家庭生活中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离婚便成为很多人的必然的选择。赡养、抚养二类案件数量也有所上升，赡养案件由**年的8件，上升至**年的14件；抚养案件主要包括变更抚养关系和抚养费纠纷，由**年的10件上升到**年的18件。其他案件主要包括确认婚姻无效纠纷、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分家析产纠纷，确认/解除收养关系纠纷等，案件数量维持在1-5件。

（二）案件调撤率高

表二 **-**年婚姻家庭案件调解、撤诉情况统计表

略

由于婚姻家庭案件的特殊性，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有着亲缘或血缘关系，但双方间的矛盾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因此，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的过程中，更加注意运用调解的方法来解决此类纠纷，以求达到最好的社会效果。婚姻家庭纠纷通常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调解工作也相对容易开展，特别是离婚案件中，随着当事人思想观念的开放，双方通常能够以正常的心态对待离婚，财产的处理和子女抚养争议不大的情况下，通常都能达成调解。

（三）案件起诉人多为女性

略

近三年以来，我院受理的婚姻家庭类案件中，女性提起诉讼的占60%以上，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一方面反映了女性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女性仍在婚姻家庭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四）离婚案件中判决离婚率抵，调解离婚率高

表三 **-**年离婚案件处理结果统计表

略

从我院近三年的离婚案件统计数据来看，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数量相对较少，而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达到80%以上。为了维护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对于初次起诉离婚，没有达到法定的离婚条件，且有一方坚决不同意离婚的案件，法院一般都会判决维持婚姻关系，给双方当事人恢复感情的机会。但是，随着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观念的逐步开放，多数当事人面对离婚情绪相对平稳，容易接受调解并能够达成一致，和平分手。

二、婚姻家庭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证据不易取得，事实难以查清

由于婚姻家庭案件涉及男女间的婚姻及亲属间的血缘关系，矛盾常常积累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是一种持续的时间状态，双方当事人本是一家人，一家人在屋子里发生的事，不可能写什么字据，也不可能时时、事事让别人看到。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以外的人一般也不愿作证。当事人的家庭内部事务只有当事人本身最清楚，加上法律意识的欠缺，在婚姻家庭案件的处理中当事人往往容易忽略证据的收集。如起诉离婚，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绝大多数只有结婚证一份，双方感情破裂与否，全凭当事人的陈述。在诉讼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使得法官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的认定难以把握。另外，对于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过错行为，受害人取证也面临很多困难，许多当事人又不懂得如何收集证据、应该收集哪些证据，使得无过错方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很难得到支持。又如赡养纠纷案件中，被赡养人年龄普遍较高，文化水平低，作为弱势群体在举证能力受限的情况下，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仍然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使得赡养案件事实方面的证据主要是当事人陈述，其他相关的书证和证人证言较少。

（二）缺席审理案件较多，案件执行困难

在我院**年判决结案的108件婚姻家庭案件中，缺席审理26件，缺席审判率为24.1%。的审判实践中，缺席审理主要有一下几种情况：一是由于一方长期在外打工，不与家人联系，处于下落不明状态，采取公告送达而缺席开庭审理；二是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缺席审理。缺席审理过程中，仅有一方当事人到庭，法庭往往无法调查核实案件的真实情况。以离婚为例，仅凭原告的陈述和证据审理，难以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财产、子女等问题均难以查明，无法处理，可能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同时，缺席审理的案件往往不能实际执行，特别缺席审理判决的赡养和抚养费纠纷，无法解决案件当事人的实际困难。

（三）连带问题多，情、理、法矛盾突出

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情即为感情，是基于人的血缘关系、婚姻关系、抚养、赡养关系所产生的母子之情、夫妻之情、兄弟姐妹之情等这些人类特有的感情。自从有了婚姻家庭关系，情就一直在起着调整家庭成员间关系的作用。所谓理即依据民间的习惯和礼俗所认定的“是”与“非”，也就是伦理道德。法是经国家制定或认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其实行的规定人们之间权利义务的行为规范。正因为如此，婚姻家庭纠纷有别于其他民事纠纷，其中的权利和义务相对复杂，不能简单地以权威性的裁判来分清是非，或者即便分清是非，纠纷也不一定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甚至有时表面上的纠纷解决了，却带来更多更严重的问题。同时，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相对滞后，立法不完善，法律规定针对性较差，多是一些原则的规定，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考虑诸多的情理因素，以法律为依据，但从结果和过程两个方面来看注重合理性，要符合人情，加大了审判的难度。

（四）婚姻家庭案件中财产和债务处理困难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财产呈现出内容新、数额大、资来源复杂的特点。因各种形式而产生的债务都可能在婚姻家庭案件中产生，共同债务的认定处理也成为复杂的问题。离婚纠纷、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分家析产纠纷等案件中涉及财产债务处理的问题认定和处理通常比较困难。婚姻家庭案件中争议最多的财产是房屋，农村在老房宅基地基础上所建的房屋，一方父母或成年子女与其共同生活，离婚案件或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案外人中主张诉争房屋为家庭共同共有，要求参与不动产分割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夫妻共同财产不能一次性分割，引发更深层次的矛盾。

离婚案件引起的债务纠纷中，哪些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找亲戚朋友所举债务没有借据的情况难以认定、一方在离婚时伪造债务以减少另一方在共同财产分割中的份额难以查清等问题也很常见。亲朋间的债务一般考虑“面子”一般不出具借条，当债务人的婚姻出现问题，这些债务人只能是补打借条。这种白条从证据认定角度来讲，债务人配偶一般否认债务的真实性，法院也不易认定，解决此种纠纷也变得很复杂。

除此之外，婚姻家庭纠纷还常常涉及彩礼的返还问题，彩礼在我国大部地区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实务中因彩礼引起的纠纷也不在小数。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未对彩礼定性，理论上和实践中也存在争议。《婚姻法》相关解释中仅规定了返还条件。即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其次关于返还的主体，因彩礼或者收受彩礼的主体有时不是婚姻的男女双方，可能是双方父母、亲友或媒妁的行为，那么一旦发生纠纷，谁来返还?最后关于诉讼时效如何把握，有的男女双方结婚多年子女也已出生，法律也未明确婚后多年彩礼可以不返还，故一旦离婚也会有一方提出返还的问题，这时到底如何返还，返还多少，实践中如何处理各有不同。

三、婚姻家庭案件审判中问题解决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对婚姻家庭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引导

针对婚姻家庭案件当事人诉讼能力差异大，社会影响大，收集证据困难的特殊性，在诉讼过程中加强对当事人的诉讼引导十分必要。一方面，要强化庭前引导，做好释明工作，提高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了解举证责任，知晓证据不足的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对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必要证据，经其提出申请并说明理由后，凡符合条件的，审判人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并进行调查和收集证据。另外，在庭审过程中，适当的引导当事人举证、质证、辩论，确保庭审的效果。

（二）进一步强化婚姻家庭案件的调解工作

调解重情感，判决重规则，鉴于婚姻家庭纠纷人身性、道德性、情理性强的特点，调解对于婚姻家庭纠纷的解决更具有优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将婚姻家庭纠纷纳入调解前置程序的框架，也是基于对婚姻家庭案件该种特殊性的考虑。庭前调解便于法官及时了解当事人的婚姻家庭情况，诉讼原因，是否有调解的希望，做到心中有数“对症下药”。婚姻家庭类案件的处理中，常常出现人情、道德与法律的交织，贯彻“能调则调，多调少判”的原则，往往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三）建立多元化调处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的机制

婚姻家庭关系的人身性和社会性增加了这类案件的审理难度，同时也为这类纠纷的解决方式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在强化婚姻家庭案件诉讼调解的同时，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当事人和案件特点，广开调解渠道。如邀请当事人共同尊重、家庭成员中资历较深、威信较高的亲戚朋友参与调解；邀请当事人所在单位领导或妇联等基层组织、当事人所在乡镇社区办公人员或邻居协助调解；邀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乡镇基层组织、乡镇司法所积极参与调解。正对婚姻家庭案件建立专门的共建联调机制，通过各方力量，从根本上解决婚姻家庭中的冲突和矛盾。

（四）重视巡回审判，扩大案件社会效果

婚姻家庭案件审理涉及社会稳定和家庭伦理，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于适宜公开审理的婚姻家庭纠纷，赡养纠纷开展巡回审判，除了能够方便群众，更能以案说法、以案释法、以案普法，扩大社会影响，真正起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引导群众自觉履行义务，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和谐。）

第五篇：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案件

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案件

房地产律师靳双权作为从业十余年的资深房地产律师办理了大量房地产纠纷案件，积累了大量办理房地产案件的经验，现在房地产律师靳双权将这些案件改编为房地产纠纷案例，本案件是一起案件，现在我把这个案子改编为案例的形式，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为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安全，本文当事人全部使用化名）

一、基本案情

陈飞与李振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子陈晖，陈飞于1992年2月19日去世。陈飞为建机公司职工，1201号房屋原为陈飞承租（无书面合同），该房屋为建机公司的自管公房。

1992年2月27日，李珍向建机公司申请（申请书放于陈晖处）将涉案房屋承租人由陈飞变更为陈晖，落款处有“李珍”签字的字样，盖章处印有“李珍”字。李珍对此不予认可，称其对申请书不知情，并且自己不会写字，该申请书上的签字并非其本人书写，其也没有人名章。即使申请书是真的，该申请书应当放于房管科，不应陈晖所有。建机公司解释是由于工作失误，使陈晖持有了该申请书。经过法院释明，李珍曾提出笔迹鉴定，但是其后主动撤销了该鉴定申请。

1991年11月29日，建机公司（甲方）与陈晖（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陈晖购买涉案房屋，房价款15000元，乙方一次性支付付清价款，甲方给乙方优惠20%，即12000元。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于1997年10月25日填发，所有人为陈晖。陈晖主张合同的实际签订日期为1992年2月27日，根据1991年的房改政策将合同改写成1991年11月29日，建机公司对此表示认可。李珍不认可，主张当时陈飞在世时陈晖就与建机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涉案房屋的购房款、购房维修费及供暖费缴费人均为陈晖。建机公司提交的涉案房屋产权档案材料中的购房通知单缴费人均未陈晖，时间为1992年2月。李珍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购房票据不能证明陈晖交纳的是涉案房屋的购房款，供暖费是其缴纳，建机公司的记载无法证明房屋是在陈飞去世后购买。

二、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虽然李珍主张自己不会写字，申请书上的签字和盖章非自己所为，但是其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而根据建机公司的记载、陈晖所出具的申请书、购房发票、供暖发票可以证明，涉案房屋是由陈晖购买，虽然陈晖不是该公司职工，但是陈晖系陈飞的儿子，其购买涉案房屋并不违反公司的规定，因此法院认为涉案房屋属于陈晖所有，驳回了李珍的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后，李珍不服上诉至二审，称自己从未变更过承租人，申请书上的签名和盖章并非自己所为，因此请求法院判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三、法院判决 一审判决：

驳回李珍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律师点评

知名房产律师靳双权点评

知名房产律师靳双权点评：

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陈晖变更承租人是否经过李珍同意，二是陈晖与建机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一、陈晖是否具有购买涉案房屋的资格

陈晖变更承租人是否经过李珍同意，是其是否具有购房资格的前提条件。陈晖向法院提交了李珍签名并盖章的变更承租人申请，李珍坚决否认申请书系其所签、否认人名章系其所有，而其又放弃了可以对其陈述的真伪作出科学判断的鉴定程序，李珍放弃鉴定的行为降低了其陈述意见的可信度。相反在此问题上建机公司认可陈晖的陈述，故法院认定建机公司经李珍申请变更承租人正确。至于申请书的持有问题，申请书的真实性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构成影响，由谁持有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构成影响。

二、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陈晖与建机公司均认可房屋买卖合同实际签订时间为1992年2月27日，只是根据1991年房改政策，合同时间倒签为1991年11月29日，而建机公司提交的涉案房屋的房屋产权档案材料中所附的各项证明的开具时间与陈晖、建机公司的陈述相互印证，故法院认定建机公司与陈晖于1992年2月27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正确。涉案房屋为建机公司自管公房，建机公司有权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自主选择房屋交易对象。房屋承租人变更后，建机公司将房屋出售给陈晖的行为并无违法之处，亦不损害他人利益，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李珍与陈晖系母子关系，而李珍无任何证据显示陈晖与建机公司有利益上的关联，故李珍称陈晖与建机公司有利害关系，法院不予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