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企业在适用《公司法》上的例外

第一篇：外商投资企业在适用《公司法》上的例外

外商投资企业在适用《公司法》上的例外

外商投资企业，俗称三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其中，《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明确规定合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对于另外两种外商投资企业，我国法律虽没有强制要求采取公司制，但由于公司制的有限责任优势，导致现实中绝大多数外商投资企业都登记注册成了公司。那么，这些企业是否适用《公司法》呢？新《公司法》第218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据此，外商投资公司也是要遵守《公司法》的，除非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另有规定，《公司法》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何谓“外商投资的法律另有规定”，不过这里的法律要从广义上理解，它不仅包括全国人大颁布的法律，还包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各级级别的法律。主要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实施细则》、《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实施细则》、《外资企业法》及《实施细则》、《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等规定，现将外商投资公司在适用《公司法》上的例外性规定总结归纳如下：

一、前臵审批程序的例外

申请设立外商投资公司、变更公司的登记事项，均不能像一般的内资公司那样直接向工商登记部门办理设立登记或变更手续。此前，还需经过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商务部门）的审查批准，同意设立或允许变更的，经商务部门发放批准证书后方可办理工商登记事项。

二、内部法律文件的例外

依照《公司法》，公司内部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是章程，章程由股东制定并在签字后生效，至于是否在工商部门备案不影响章程的效力。而外商投资的公司中，效力最高的法律文件不一定是章程。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为例，合营各方所签订的法律文件有合营协议、合营合同、章程，其中合营企业协议与合营企业合同有抵触时，以合营企业合同为准。上述文件必须报商务部门审查批准之后才能发生效力，而不是合营各方签署文件之时。

三、内资股东身份的例外

公司法对股东身份是没有特殊要求的，可以是自然人，可以是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但是设立外商投资的公司，外国的投资者可以是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而中国的投资者只能是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不能是个人。显然，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不能以股东身份与外商共同投资设立合营或者合作公司。如若自然人确需与外商共同投资设立公司，则应当先行注册企业，然后再以该企业的名义与外商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另外一种变通的方法是外商并购境内公司，被股权并购境内 公司的中国自然人股东，经批准，可继续作为变更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投资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按照原《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中国自然人必须在原公司担任股东1年以上，才可以成为变更后的外商投资公司的股东，而新的并购规定已经取消了自然人股东持股1年以上的限制。（见《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第57条）

四、外国投资者股权比例的例外

《公司法》本身对股东的出资比例没有任何限制的，但对于外商投资类公司，法律对外资的比例提出了最低限额的要求。一般不得少于公司注册资本的25%。（见《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4条、《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8条）。当然实践中，也有外资比例低于25%的，一般事先需经审批机关批准，并且在公司登记类型上加注“外资比例低于25%”的分类标识。（见《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第6条）

不过，有关法律也明确规定外资比例低于25%的公司不得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见《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第9条）。

五、分期缴付及首期出资的例外

新《公司法》第26条规定了分期缴纳出资制度：“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也不 得低于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度，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其实，分期缴纳出资制度并非新《公司法》的发明创造。早在新《公司法》出台前，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规定就允许投资者分期缴纳出资，这些规定与新《公司法》存在差别，外商投资公司应当优先适用。例如，《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30条也规定：“外国投资者缴付出资的期限应当在设立外资企业申请书和外资企业章程中载明。外国投资者可以分期缴付出资，但最后一期出资应当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3年内缴清。其中第一期出资不得少于外国投资者认缴出资额的15%，并应当在外资企业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90天内缴清。”可见，外商投资企业法框架下的分期缴纳出资制度比起新《公司法》框架下的分期缴纳出资制度更加开放、自由。因为，国家允许公司在股东没有实际缴纳任何出资的情况下先行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另外从首期出资额为15%而不是20%的规定也可以看出，外商投资企业法框架下的分期缴纳出资制度更偏向于投资者。

六、注册资本变更的例外

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在存续期间可以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办理程序先是公司内部经股东（大）会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表决通过后，然后再去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办理。另外，因为减少注册资本可能会危害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还要求公司减资时应当告知债权人。对于外商投资企业而言，法律对于增 减注册资本的规定要比普通内资公司严格得多，主要体现为增加注册资本应由董事会会议通过，并报审批机关批准以后，再向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而减少注册资本一般是为法律所不允许的，除非因投资总额和生产经营规模等变化，确需减少的，须经审查批准机关批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6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21条）

七、公司组织机构设臵的例外

传统的公司法在公司治理结构上采取“三会四权“的分权制衡模式，即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是公司决策执行机构，经理层负责具体的经营管理事项，监事会是专门的监督机构。但是，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早在第一部《公司法》诞生前十多年就已制定，外商投资企业并没有采取“三会四权”的治理模式，比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就不设股东会，董事会为权力机构。为配合新《公司法》的实施，国家工商总局于2006年4月制定的《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对不同类型的外商投资的公司做了更为明确的区分：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有限责任公司需按照有关规定设立董事会作为权力机构，公司的其他组织机构按照公司自治原则由公司章程依法规定；外商合资、外商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外商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应当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建立健全公司的组织机构。对于2006年1月1日以前已经设立的外商投资的 5 公司是否对章程进行修改，公司登记机关不做强制要求，由公司自行决定，如果修改则报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机关备案。

八、股权转让的例外

外商投资的公司发生股权转让或者股权比例变更时，受到的监管限制比《公司法》的规定也要严格，这在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无论中方还是外方向第三者转让股权须经合营或合作他方同意，并报审批机构批准，方可向登记管理机构办理登记手续，合营或合作他方具有优先购买权，合营一方向第三者转让股权的条件，不得比向合营他方转让的条件优惠。违反上述规定的，其转让无效。（《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10条及《实施细则》第23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4条及《实施细则》第20条）

九、公司清算程序的例外

外商投资的公司解散事由出现以后，公司未在《公司法》规定的期限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债权人也不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外商投资的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债权人可以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的规定，向审批机关申请进行特别清算。外商投资的公司申请注销登记时，应当依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提交相应文件。其中，清算报告中还应当附税务机关的注销证明、海关出具的办结海关手续证明或者未办理海关登记手续的证明。外商投资的公司提前终止经营活动申请注销登记的，还应当提交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法院裁定解 散、破产或行政机关责令关闭、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设立许可或撤销公司设立登记的除外）。

第二篇：外商投资企业法律适用相关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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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企业法律适用相关问题分析

曹钧 龚新超

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是境外投资主体（包括香港、澳门、台湾）通过设立或并购的方式获得国内企业股份、股权，参与国内经济的重要形式。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分为法人型和非法人型外商投资企业。鉴于公司是我国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笔者在本文中讨论的外商投资企业均指法人型的外商投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及外商合资、外商独资企业。

由于特定的原因，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即主要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合作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此处指1993年的旧公司法，以下均指2006年施行的新公司法，简称《公司法》）颁布，并形成《公司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并存的法律体系，不同时代产物的并存直接导致了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在适用公司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时出现诸多矛盾和冲突。尽管国家工商总局、商务部等四部委于2006年4月24日联合出台了《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以下简称《执行意见》），对外商投资企业在适用《公司法》和有关外商投资法律问题上做了专门规定，但该《执行意见》作为《公司法》和有关外商投资法律之间衔接、融合的过渡性规定，仍然存在相关规定不够明确具体的问题，以至于在实务中出现法律适用的争议和混乱。因此，笔者拟结合实务就外商投资企业在《公司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律的适用问题方面作粗浅的分析。

一、外商投资企业适用法律的原则

1、《公司法》第218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87条规定：外商投资的公司的登记适用本条例。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对其登记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3、《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注册资本管理规定》)第28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的登记管理适用本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4、《执行意见》第l条规定：外商投资的公司的登记管理适用《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和国家有关外商投资的其他规定。

二、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主体的有关问题

（一）自然人投资主体问题

《公司法》对国内自然人成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的股东未作限制性规定，但《合资企业法》和《合作企业法》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投资主体明确规定为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而把国内自然人限制在中方投资主体之外。《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设立外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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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规定》）第1条的规定也明确将国内自然人排除在外商投资股份公司中方的投资主体之外。原外经贸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四部委《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登记、外汇及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五条第二款“原境内公司中国自然人股东在原公司享有股东地位一年以上的，经批准，可继续作为变更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投资者”及第三款“暂不允许境内中国自然人以新设或收购方式与外国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成立外商投资企业”的规定对国内自然人不能作为外商投资企业中方投资者作了例外规定。另外，《执行意见》第2条的规定，承继了上述两部外资法关于境内自然人不能投资外商投资企业的规定。由此可见，根据外商投资相关法律规定，国内自然人不能成为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中方投资主体，但按照《公司法》规定国内自然人可以作为公司的投资主体。

另外，应当注意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自然人与外方开展投资活动，部分地方政府为了进一步扩大民间投资渠道，开始放开对中国自然人投资外商投资企业的限制。如重庆市工商局于2006年出台《关于鼓励外商来渝投资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其中一条便是允许中国自然人成为中外合资企业的中方投资者。

因此，笔者认为，在当前法律体系下，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法律适用原则，国内自然人可以成为外商投资股份公司的股东，不能成为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中方投资主体。但是，随着各地政府允许境内自然人投资外资企业政策的相继出台，这种限制已开始出现松动，并必将在国家法律层面上有所调整。

（二）外国投资者投资一人公司的问题

《公司法》第3章第3节专门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作了有别于一般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包括最低注册资本、一次性缴清出资额及对外投资限制性规定等。

对于外商投资一人公司原则上适用《公司法》有关一人公司的有关规定，具体按照《执行意见》第2条的规定执行，即“以外商独资的形式依法设立一人有限公司的，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应当符合《公司法》关于一人有限公司的规定；外国自然人设立一人有限公司的，还应当符合《公司法》关于一人有限公司对外投资限制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笔者得出，外商投资一人公司：

1、最低注册资本不低于10万元人民币；

2、外国自然人在中国设立一人公司的数量不受限制；

3、外国自然人设立的一人公司对外投资时不得再采取一人公司的形式；

4、一人有限公司的出资期限和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一样可以实行分期缴付。另外，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2006年1月1日以前已经依法设立的外商独资的公司即使不符合《公司法》上述规定的也可以继续维持不变，但其变更注册资本和对外投资时，应当符合上述的规定。

三、外商投资企业的出资问题

（一）最低注册资本额的问题

1、《公司法》第26条第2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三万元。法律、行政法规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有较高规定的，从其规定。”第81条第3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五百万元。法律、行政法规对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有较高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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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立外资股份公司规定》第7条规定，公司的注册资本应为在登记注册机关登记注册的实收股本总额，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其中外国股东购买并持有的股份应不低于公司注册资本的25％。

3、《执行意见》第9条第2款规定，外商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应当符合《公司法》的规定。

根据上述规定，笔者认为，在外商投资企业法未对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应适用《公司法》的标准，即3万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自由兑换货币。对于外商投资股份公司，外资企业法并没有具体规定最低注册资本额，虽然《设立外资股份公司规定》的第七条规定了3000万元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但笔者认为，根据外商投资企业适用法律的原则来看，外商投资股份公司应该适用《公司法》注册资本的规定，即最低注册资本为五百万元人民币，法律、行政法规对其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有较高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出资方式和出资期限的问题

《公司法》第26条第1款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方式和期限作了规定：“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第81条第1款规定了股份公司的出资期限：“公司全体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其余部分由发起人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

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资期限问题，在曾经颁布的一系列的关于外商投资的政策法规中都作了一些规定，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中第4条规定：“合营合同中规定一次缴清出资的，合营各方应当从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6个月内缴清。合营合同中规定分期缴纳出资的，合营方第一次出资，不得低于各自人缴出资额的15%，并且应当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3个月内缴足”；《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外国投资者的最后一期出资应当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3年内缴清。其中第一期出资不得少于外国投资者认缴出资额的15%，并应当在外资企业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90天内缴清”；《设立外资股份公司规定》第13条规定：“发起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应当自批准证书签发之日起90日内一次缴足其认购的股份”。

（三）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评估问题

《公司法》第27条第2款规定：“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法律、行政法规对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对此也有明确规定，《合资企业法》第5条规定，合营各方的投资(场地除外)价格由合营各方评议商定；《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其作价由合营各方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协商确定，或聘请合营各方同意的第三方评定。

根据以上规定，《公司法》要求评估作价，合资企业法要求合营各方评定商议，而合作企业法及外资企业法对此没有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根据外商投资企业适用法律原则，鉴于《合资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已有专门规定，合资企业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应该按照《合资企业法》执行，但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的出资则应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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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钧系集团合伙人、证券法一部主任；作者龚新超系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来源：德衡商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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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在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把握“四个关系”

落实“四新要求”

全面提升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

——在全省工商系统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0年6月12日）

佘 义 和

同志们：

这次全省工商系统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工作会议，是在江苏经济转型升级处于关键阶段，利用外资面临新形势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工商系统进一步做好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交流近年来全省工商系统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健康发展工作，为全面提升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下面，结合贯彻落实周伯华局长的重要讲话，我就下一阶段全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健康发展讲几点意见：

一、科学判断形势，着眼发展大局，不断增强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今年4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9号），《意见》进一步明确了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工作方针，强调要‚以我为主、择优选资、促进‘引资’与‘引智’相结合，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5月，总局在广州召开全国工商系统进一步做好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工作会议，周伯华局长全面分析了当前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深刻阐述了进一步做好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工作的重大意义。周局长特别强调，工商部门做好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工作，必须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努力达到‚四新要求‛。

当前，我省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利用外资面临新挑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任务，对工商部门进一步做好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省工商系统要认真学习周伯华局长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四个关系‛，全面落实‚四新要求‛，结合我省外资发展工作实际，重新审视和定位我们的工作，切实增强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

（一）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健康发展，是抢抓利用外资新机遇的必然要求。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加快了对自身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纷纷提出要重新回归实体经济，力图通过‚再工业化‛和发展低碳经济重振制造业，世界范围内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的高潮逐渐拉开帷幕，势必对我省利用外资工作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发达国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可能导致传统产业加快向外转移，为我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带来机遇。同时，发达国家在制造业升级改造过程中将产生大量服务外包需求，研发、营销、物流等环节向外转移步伐明显加快，将给我省现代服务业特别是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带来良机。另一方面，我们在承接国际高端产业转移方面仍然面临较大挑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相比，我国对高新技术等鼓励类外资的政策吸引还不够强。近年来，我省各项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较快，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劳动用工、税收等方面的改革力度逐渐加大，也对利用外资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省各级工商部门既要看到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新机遇，也要客观分析国际引资竞争更加激烈的现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利用外资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调结构、抓创新、促转型的工作部署，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应对新挑战、抢抓新机遇，进一步发挥好职能作用，在更高水平上促进利用外资工作实现新突破、新提升。

（二）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健康发展，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也是新时期、新阶段江苏经济面临的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健康发展，必须主动服从、服务这一大局。‚以我为主、有效利用、引资引智、择优选资‛是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总要求，近年来，国家积极调整引进外资政策，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逐步被取消，外资发展正在迈入一个更加公平、更加有序的市场环境。当前，我省利用外资工作也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吸收外资正由注重数量、速度增长，向注重质量、效益提升过渡，从注重‚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过渡。全省工商系统要正确把握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的发展形势，重新审视和定位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工作，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切入点，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为着力点，以发挥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职能为立足点，积极引导和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等产业，鼓励外资企业在江苏设立研发机构，支持引进龙头型、基地型大项目，充分发挥利用外资在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健康发展，是切实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重要任务。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越来越开放的中国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正加快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外商投资企业在外资市场主体准入程序、立法程序、执法标准和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也不断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如何为外国投资者营造更加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在我省持续健康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利用外资的积极作用，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面临的新任务。同时，外商投资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又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年3月1日起实施的《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直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我国利用外资工作中肩负的责任越来越大。我们要切实担负起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健康发展的历史使命，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更加注重严谨规范，更加注重部门协调，更加注重改革创新，更加注重服务发展，努力做好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健康发展的各项工作。

二、切实发挥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方面的综合职能，积极为广大外商投资企业健康创造良好环境

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对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健康发展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在原有的工作基础之上，积极整合工商行政管理各项职能，切实加强部门协作，为进一步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一）积极整合工商内部资源，不断延伸、拓展服务外商投资企业的领域。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内部各职能机构要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加强内部协调，不断延伸、拓展服务外商投资企业的领域和内容，全方位、多角度的为企业展开服务。要进一步研究商标、广告、市场、合同、消保、竞争执法等各项职能如何支持和规范外资企业的发展，努力形成服务外资企业发展的合力。

（二）加强工商系统内部协同合作，实现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综合管理。

要进一步加强工商系统各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及时通报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监管情况，充分发挥工商机关内部各职能机构在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商标执法、广告执法、市场管理、消费维权等方面的职能作用。努力实现由多头执法、分散执法向集中力量、协同监管转变，由单一外资业务条线的简单纵向监管向整合工商机关整体工作合力的横向合作监管转变，实现外资登记信息与执法监管信息的共享，提高外资监管执法效能，切实有效维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和良好市场环境。

（三）加强内外监督，努力营造适应外商投资企业健康发展的和谐内外部环境。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服务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全过程，其工作效能、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利用外资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我们要切实加强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工作效能的监督和检查。一方面充分发挥工商电子政务信息平台的作用，及时公布、宣传外资相关政策法规、措施，通过公众留言和公众调查等方式，广泛听取企业的意见和建议，更好的改进服务外资工作。另一方面发挥好外资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完善服务措施，及时为企业提供各类指导、服务，切实形成工商部门与企业之间积极、有效的良性互动机制，努力为企业发展构建和谐的内外部环境。

三、坚持固本强基，努力为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服务好外商投资企业健康发展，涉及国际规则的掌握、产业政策的把握和法律法规的准确执行，只有政治上过硬、作风上过硬、业务上过硬的干部队伍，才能在新任务、新挑战中占据主动。全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为服务外资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一）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落实外资工作。服务外资工作肩负着促进利用外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双重使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外资工作责任体系和领导机制。要努力做好争取扩大外资授权工作。对符合条件未获得授权的县级局，要积极创造条件，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上给与大力支持，力争获得授权。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使各级党政更加重视和加强外资服务工作，更加重视服务外资各项职能的落实，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在促进利用外资、提高引资质量中的重要作用。

（二）加强队伍建设，切实提高外资干部队伍整体素质。高质量的外资干部队伍，是高质量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要努力在全系统培养建设一支‚三个过硬‛的高素质外资登记管理干部队伍。一是政治上过硬。外资企业发展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较强的工作，只有切实增强干部的政治意识，才能在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发展中积极贯彻对外开放方针、自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坚决执行外资产业政策。二是业务上过硬。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工作涉外性强、涉及面广、执法难度大，对干部的业务素质有着更高的要求。全省各级工商干部要适应利用外资工作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法规的学习，狠抓业务技能的培训，不断提升工商干部的业务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努力使干部成为工作中的多面手。以人员的质量来保证工作的质量。三是要作风上过硬。服务外资企业发展工作不仅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要‚窗口‛，也是我省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之一。工商干部要经常直接同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打交道，工作作风的好坏，不仅代表工商部门的形象，也反映我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只有练就过硬的作风，才能树立良好的执法形象。

（三）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切实提高外资执法监管的能力和水平。

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组织基础和重要力量。全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切实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把服务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基层建设的一项重点工作，把对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监管作为基层监管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加强基层信息化、法制化和规范化建设，为基层执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切实提高基层工商干部外资监管执法的能力和水平，努力防范外资监管执法的区域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

同志们，进一步做好服务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工作，对于推动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四个关系‛，全面落实‚四新要求‛，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积极进取、开拓创新，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更加昂扬的精神风貌、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积极服务全省外商投资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四篇：浅谈新公司法的适用

浅谈新公司法的适用

200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开始实施。如何运用新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查处修订前、后发生的违法行为，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对此，笔者谈点个人看法。

一、新公司法属于新法

《立法法》第83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目前，我国修改法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对法律进行修正，未修正的部分继续实施。修正的法律一般不修改法律的生效日期，只是规定修正决定的公布日期，修正部分执行修正决定的生效日期，未修正的部分执行原来法律规定公布的生效日期。一种是对法律进行修订，形成一部新法，一般重新公布法律的生效日期。1999年、2004年我国先后两次对公司法的个别条款作了修改和补充，未改变法律生效日期，属于修正。而新公司法几乎对所有的条文都作了改变，这次修订增加了两章，增加了主要规定50余条，删除了40多条，许多条款进行了合并、拆分、修改，由230条调整为219条，属于修订。此次修改规定“本法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即新法的生效日期为2006年1月1日。新公司法属于新法。

二、新法不溯及既往

法的溯及力，也称法溯及既往的效力，是指法对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用。如果适用，就具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就没有溯及力。简单说，就是今天颁布的新法律是否能够处理昨天发生的旧事情。目前，无论是国外法还是国内法一般认为法是不具有溯及力的。如果法律溯及既往，就是以今天的规定要求昨天的行为，就等于要求某人承担自己从未期望过的义务，违法者将不是因为他违反了他已有的某个义务，而是因为他违反了一个事后才创造出来的新法律所规定的义务而受到处罚，违背了立法“公正”原则。我国《立法法》第84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新公司法对其是否具有溯及力未作特别规定，说明本法不具有溯及力。

新公司法生效后，旧法不是一律不能适用，而是指对新法生效后发生的事情不能适用。一部新法实施后，对此前发生的行为，应适用行为当时的法律，如果行为呈连续状态一直到新法生效后仍在进行，则可以适用新法；行为发生在新法生效后，当然适用新法。在我国除了《刑法》对新法与旧法的适用作了明确的界定以外，其他法律法规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解释。

例如：ＸＸ分局在2005年12月18日对ＸＸ有限责任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经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于12月27日下达相关的告知书，运用的都是旧《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条款，如果下达处罚决定书估计要到2006年1月，而新公司法就要实施了，如果到2006年1月对该公司送达处罚决定书，这份处罚决定书还有法律效力吗？笔者认为，适用法律应以违法行为发生日期或立案日期为适用标准，即：在新法实施后下达处罚决定书的，违法行为发生（立案）在新法实施以前，仍适用旧法。但在决定书中一定要注明适用的是哪一年颁布的《公司法》，不然就有可能因误解而引来麻烦。

三、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

《立法法》第85条规定：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这一点也是在适用新法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第五篇：票据无因性原则及其例外的理解与适用（范文模版）

票据无因性原则及其例外的理解与适用

--析北京某物资公司诉北京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案

【本案聚焦】

如何理解票据无因性原则及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规定？本案能否适用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规定？

【案情介绍1】 原告：北京某物资公司

被告：北京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案外人焦某系被告的汽车销售按揭业务经理。2004年11月，焦某向原告购买印刷用纸，价款为212393.34元，原告向焦某交付了纸张并开具了抬头为被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焦某写下了欠款人为本人的欠款协议。2005年1月6日，焦某向原告交付了一张号码为XV102787878的银行转账支票，金额为212393.34元，出票人为被告，人名章为焦某本人，收款人为原告。1月17日，该支票被银行以账户透支为由退票，原告遂向法院提起以北京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为被告的买卖合同之诉,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12393.34元。2005年5月21日，法院作出民事裁定，裁定书载明“被告汽车销售按揭业务经理焦某经手向原告购买印刷用纸，因被告否认焦某行为为职务行为，且焦某承认其为个人行为，原告所提供证据无法证明焦某行为为职务行为，故原告所诉被告有误。”该民事裁定书因无人上诉而期满生效。

后原告向法院提起票据追索权之诉，要求被告支付被退票支票的票据款。被告主张购买印刷纸的行为是焦某的个人行为，与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无关，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交易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其不应当承担票据责任，拒绝向原告付款。法院初审判决支持被告抗辩理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2007年11月，检察院对该案提起抗诉。2008年5月，法院再审，一审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0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6条的规定，对原审判决予以支 1 案例改编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一中民终字第13008号民事判决书。持。

原告物资公司不服再审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焦某将出票人为被告的支票“交付转让”给了原告，原被告间不是票据直接关系人，被告基于原因关系的抗辩理由不应获得支持。再审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并非存在于同一对当事人之间，持票人即原告与票据转让人焦某间存在票据基础关系，但与出票人即被告间仅存在票据关系，原告取得票据时向票据转让人焦某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其属于善意持票人，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31条第1款、第93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1、2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8）海民再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5）海民初字第13824号民事判决；

三、北京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某物资公司给付票据款212393.34元。【法理分析】

一、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基本内涵

票据是一种以确定的文义内容来体现特殊债权债务关系的无因性证券。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只要具备票据法上的条件，票据关系即可成立，而不需要考虑票据行为赖以发生的原因或基础。2保护和促进票据流通即是票据无因性的价值追求。“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并不是说票据行为之所以发生，其本身不存在原因关系，而是说，是基于现实的需要，在法律上将二者予以分离，从而形成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特征。换言之，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乃是基于社会经济生活对票据所提出的要求，而由法律即票据法所特别赋予的，而并非票据行为所固有的。”3

票据法理论将票据基础关系概括为三种：票据原因关系、票据资金关系与票据预约关系。票据原因关系是指票据出票人与收款人、背书人与被背书人等直接授受票据当事人之间基于授受票据理由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主要是相对人间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资金关系是指汇票的出票人与付款人或者支票的出票人与付款银行之间所建立的委托付款关系。票据预约关系是指票据行为人之间 23 于永芹主编：《票据法前沿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赵新华主编:《票据法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版，第18页。就票据行为尤其是票据的签发或者转让事项所达成的合意。票据的无因性原则将票据行为的效力与上述三项票据基础关系相分离，避免票据关系的效力受到基础关系的制约，进而影响票据的流转。台湾学者李钦贤解释道，票据法律关系虽因票据基础关系而成立发生，但票据行为本身并非是将票据基础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表彰到票据上，而是依票据法的规定创设另一种新的权利义务，即票据法律关系。因此，票据基础法律关系与票据行为所创设的票据法律关系是相互独立的，有各自不同的权利义务，相互之间是没有联系和影响的。4

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的分离在原因关系方面具体表现为:第一，票据关系的产生，以票据制作、交付或背书转让等票据行为符合法定要件为条件，即使票据原因关系因存在瑕疵而无效，或者被撤销，票据关系仍然有效。即原因关系的瑕疵或无效，不影响己签发流通的票据的效力；第二，票据持有人的权利义务内容以票据所记载的内容确定，即使其与票据原因关系的内容不一致或者不完全一致，也不得以票据外的事实来改变票据关系的内容；第三，票据债权人行使票据权利时，只以持有形式合法有效的票据为必要条件，而无需证明其取得票据的原因及其合法性，票据债务人也不得以票据原因关系有瑕疵或无效来对抗善意持票人。

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的分离在票据资金关系方面具体表现为:第一，票据持有人通过出票、背书等方式取得的票据权利是一种新的、独立的权利，而不是代替出票人向付款人行使资金关系上的请求权；第二，票据出票人在没有资金或者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签发票据，其行为只要符合票据法规定的形式要件，票据关系依然成立，票据依然有效，出票人应当承担签发空头支票的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第三，汇票付款人是否承担绝对付款义务，以票据承兑为限，而不受制于资金的受领，如付款人拒绝承兑，即使已受领资金，也无需承担票据责任，但如作出承兑，即使未受领资金或者受领金额不足票据金额，仍应承担绝对付款的义务；第四，汇票的出票人不得以自身已向付款人提供足够资金为由，拒绝持票人或其他后手行使票据追索权；第五，付款人在没有受领资金的情况下作出票据付款行为的，付款行为有效，付款人可以基于民法规定向出票人或其他资金义务 4 李钦贤著：《票据法专题研究》，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299页。人请求赔偿或补偿，但与票据关系无关。

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的分离在票据预约关系方面具体表现为:第一，即使预约关系不存在，或者预约关系无效、被撤销，或者预约关系因履行、时效届满或者其他原因而消灭，只要票据行为符合票据法的规定，因此而产生的票据关系有效；第二，出票人、背书人即使违反预约而签发、转让票据，该票据关系的内容仍以票据记载文句确定，票据效力也不受影响，作为预约关系当事人只能根据民法规定来解决预约关系中的违约问题。

综上所述，票据一经出票、转让，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就相互分离，基础关系无效或者有瑕疵不影响票据关系的有效性。票据关系一经产生，即完全脱离票据基础关系的束缚，只要在形式上符合票据法规定的有效要件，就能够合法、有效地存在，此即票据无因性的基本内涵。

二、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

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的确立，可以很好地保护善意持票人，维护交易的安全。但在某些情况下，则可能产生不公平的后果或者程序救济上的繁琐，故而有学者对票据无因性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相对无因性理论。票据相对无因说认为:“法律动的安全之保护制度固有其时代需要，但必也在保护之必要范围内，始有其认定之基础。若超逾此一保护之必要范围，则反而造成侵害交易之迅速与安全，故所谓特殊法律行为之无因化，亦具有绝对观念与相对观念之问题。”5“依票据法的规定，票据固为不要因证券，若绝对坚持这一原则，亦足以妨害票据的流通性。票据法之所以规定票据为不要因证券者，原在保护票据的流通性。若今为保障执票人之权利而轻易舍弃发票人或执票人前手权利之保护于不顾，自非本部分法条之本意。”6

联合国统一汇票本票法、统一支票法以及日本、台湾地区的票据法在坚持票据行为无因性的前提下，适当允许票据债务人在一定情形下主张原因关系上的抗辩，以作为对绝对无因性原则的修正。这是立法实践对票据相对无因说的运用，具体情形包括：第一，在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因为票据原因关系的效力直接影响到他们之间票据关系的效力，而不涉及票据转让的第三人问题，亦无关 56 林诚二著:《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郭敏著:《票据的无因性》，载《福建法学》1999年第2期。于票据的流通，所以在票据债权人请求票据债务人履行票据债务时，票据债务人可以授受票据的原因关系的存在与否、有效与否来对抗票据债权人；第二，持票人取得票据时，如果未给付对价或者给付对价不相当的，票据债务人可以对持票人前手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第三，持票人以非法手段取得票据的，不构成善意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票据债务人可以对该持票人提出抗辩，即“善意抗辩的例外”；第四，当双方当事人间为清偿债务而交付票据时，除非另有约定，原则上应该是票据债务不履行，原债务不消灭，但如果双方约定票据的交付是代物清偿的，不在此限；第五，当持票人因票据时效届满或者手续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时，可以对因此而受有利益的票据当事人，一般为出票人或承兑人，行使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7

三、我国票据法律制度对于票据无因性的规定

我国现行票据法律制度对于票据无因性的规定并不十分明确，且法律、司法解释、行政法规之间存在相互矛盾之处。

《票据法》第4、5、6、14条强调票据上“真实签章”对票据权利义务承担的重要意义。第10条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第13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也就是说，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这些都是对于票据无因性原则及其例外的重要体现。但第10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第21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不得签发无对价的汇票用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票据当事人的资金。”这样就又否认了票据关系对于票据基础关系的独立性，否认了票据的无因性，使得法律条文本身相互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公布的《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10条的规定，票据债务人(即出票人)以在票据未转让时的基础关系违法、双方不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持票人应付对价而未付对价为由，要求返还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 7《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7条，《统一支票法》第22条，日本《汇票本票法》第17条，台湾“票据法”第13、14条。14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司法解释区分了票据直接当事人与非直接当事人，规定在票据未转让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以适用原因关系抗辩，而在业经转让的间接当事人间不可适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票据相对无因说，弥补了《票据法》条文的不足。

而现行行政法规则彻底否认了票据的无因性，如中国人民银行1997年颁布实施的《支付结算办法》第22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必须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第83条规定：“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或持票人向银行提示承兑时，银行的信贷部门负责按照有关规定和审批程序，对出票人的资格、资信、购销合同和汇票记载的内容进行认真审查”。第92条规定：“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办理贴现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在银行开立存款帐户的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组织；(2)与出票人或者直接前手之间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3)提供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第93条规定，“贴现、转贴现、再贴现时，应作成转让背书，并提供贴现申请人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第122条规定：“支票的出票人签发支票的金额不得超过付款时在付款人处实有的存款金额。禁止签发空头支票。”

这些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对于票据纠纷的解决造成了较大的不利影响，相信这将会是未来票据法律修改的重点所在。

四、本案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及相关法律的适用

分析本案事实可以发现，本案中存在三方当事人，即案外人焦某、原告北京某物资经销公司以及被告北京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原审法院和再审的一审法院正是因未理清以上三者间的法律关系，才使得该案的审理一波三折，迟迟未决。根据该票据诉讼提起前已经发生效力的民事裁定，可以确认焦某是被告的职员，但是其购买印刷纸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原审法院和再审的一审法院都是在认定该民事裁定所确认事实的前提下，同时认定原被告为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可适用票据无因性的例外规定，进而支持了被告关于“其与原告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交易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其不应当承担票据责任”的抗辩理由，据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这两个条件是无法同时具 备的，因为只有在认定焦某行为为职务行为，其签名章有效时，才可依据支票文义直接推定原告和被告为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故而，原审法院和再审一审法院是在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的前提下，得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本案中，原告与焦某订立了印刷用纸买卖合同，后双方约定以支票形式支付货款。这里包含有两个票据基础关系，即票据原因关系与票据预约关系。而原告将印刷用纸交给焦某，此行为既是其履行合同的行为，也是其向焦某支付获得支票的对价的行为。随后，原告从焦某手中取得了一张以被告为出票人的支票，支票的收款人为原告，签名章为焦某本人，支票其他记载事项皆符合票据法规定的形式要件，因此，单纯从文义上看，该票据是合法有效的。在认定焦某行为为非职务行为的前提下，可确定焦某是以某种手段取得了出票人为被告的支票，继而将这张支票通过直接交付的形式转让给了收款人即原告。根据《票据法》第31条第1款和第93条第1款，虽然票据权利的转让以背书为主要方式，背书的连续性是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的初步证据，但是在没有背书或者背书不完整的情况下，在有其他证据支持时，持票人亦可因其前手单纯的交付行为取得票据权利。虽然票据文义上的直接当事人为原告和被告，但事实上，焦某为原告的前手。被告未举证证明原告为恶意或重大过失，因此原告为善意持票人。本案中，焦某与被告间存在票据基础关系，且该关系可能存在一定的瑕疵。焦某与原告间既存在票据基础关系即买卖关系，又存在票据关系。而原告与被告间却没有票据基础关系而只有票据关系，故而作为出票人的被告是无法以“缺乏直接交易关系或者债权债务关系”为抗辩理由进行抗辩的。原告作为持票人，以支付对价的形式从其前手焦某处取得票据，且并不知道也没有理由知道焦某是非法取得票据的，因此，原告是善意持票人，有权向出票人主张票据权利。因此，正如二审法院判决所说，本案的事实符合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法律适用条件，而不存在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情形，持票人即原告与出票人即被告之间的票据关系合法有效，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利，出票人应当承担票据责任。而由于焦某以不正当方式从出票人处取得票据，因此出票人可以向其主张赔偿，但该事实与本案无关。

【资料链接】

该前提是由已生效的民事裁定书确立的，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优先确认。

1、段卫华、胡海涛著：《票据无因性原则之理论探讨及其立法完善》，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9期。

2、董惠江著：《票据无因性研究》，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1期。

3、傅鼎生著：《票据行为无因性二题》，载《法学》2005年第12期。

4、张燕强著：《票据关系无因性之否认》，载《法学》2007年第12期。

5、张澄著:《试论票据行为无因性及其相对性—兼评我国<票据法>第十条》，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1期。

6、王锐著：《论票据无因性理论的适用》，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