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在于经验

第一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在于经验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在于经验.txt我是天使，回不去天堂是因为体重的原因。别人装处，我只好装经验丰富。泡妞就像挂QQ，每天哄她2个小时，很快就可以太阳了。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 而在于经验

共同体外的共同体

——读霍姆斯、苏力、杜威和时事有感

修鞋的大师还得靠穿鞋的告诉他哪儿磨脚。

------杜威 1926

胡冉可

1．什么逻辑？谁的经验？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

霍姆斯大法官的这句名言固然简洁，却未必明了。

至少有两个问题可以问：什么逻辑？谁的经验？

紧跟在这句话后面，霍姆斯说：“就决定人们所应该遵守的规则来说，(人们)所感受到的时代之必需，流行的道德和政治学说，关于公共政策的直觉——无论是公开宣称的还是无意识里的，甚至还有法官和他周围人所共有的偏见，比三段论的作用更大。”

这段话始出于霍姆斯对一部合同法案例选的书评[14 American Law Review 233,(1880)，该案例选的作者是哈佛法学院创始人克立斯托弗．兰德尔。]，后又出现于霍姆斯的巨著《普通法》。

十七年之后，霍姆斯做了一次著名讲演，该讲演后来以“The Path of the Law”，《法律之道》为题流传于世。[Oliver W.Holmes, The Path of the Law, 110 Harvard Law Review 991,(1997)] 这篇《法律之道》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回答“什么逻辑？谁的经验？ ”。

《法律之道》在结构上大致分为两部份。第一部份讲律师应该把法律和道德区分开来。不仅如此，霍姆斯教导说：律师应该从“坏人”的视角出发，钻研法律，揣摩法官，然后指导客户如何避免法律的惩罚。这里的“坏人”是合法的坏人，踩着法律边缘走的坏人。坏只是坏在道德上。这一部份和《法律共同体宣言》提倡的“道德不涉”有什么联系，自成话题，超出本文范围。第二部份讲法律的发展和经验及逻辑的关系。

《法律之道》的影响之大，并非是作为系统性的法哲学论文，而是由于其惊世骇俗的破坏性。它打击的是迷信逻辑的形式主义(formalism)法律思维。这里的形式主义不是指光做表面文章，而是指把法律当作欧式几何那样的封闭的演绎系统。

霍姆斯不留情面地嘲笑某知名法官声称自己不找到绝对正确的答案决不作判决。霍姆斯演讲的听众是当时--1897年--到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庆祝新楼落成的法律界名流。面对济济一堂的法律共同体的核心们，他玩笑道德，蔑视逻辑，调侃形式主义法律思维，活象个青春期逆反的少年。[事实上，这位当时55岁的已婚法官正在和一个英国的有夫之妇跨洋热恋。演讲后，霍姆斯把发表的讲稿寄给那位情人。信中说：“我已把演讲稿寄出，把它放到你的脚下。看紧它，要不它会吻你的脚。”

参阅David J.Seipp，125th Anniversary Essay: Holmes's Path, 77 Boston Univ.Law.Review 515, 535(1997)。做惊人之举以取悦情人，看来连霍姆斯也不能例外。]

在贬低逻辑的同时，霍姆斯强调历史和传统。不过，这里的历史和传统并非压在背上的过去，而是“正在进行时”的现实生活。霍姆斯说，对法律的理性研究基本上还是关于历史的研究。历史研究之所以是理性的，那是因为它应该是带着“开明的怀疑”(enlightened scepticism)态度的研究。只有这样，律师和法官们才能有意识地重新考虑传统留下的规则的现实价值。如此对历史的批判态度，和50年后波普尔提倡对传统的理性研究不谋而和。[Karl Popper, Towards a Rational Theory of Tradition, in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1962]。霍姆斯贬低逻辑，但那只是对迷信逻辑的反动；他强调的不仅仅是经验，而是要理性地对待经验。他说：“我们的理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的主题是理论，而不是实用的细节。”

霍姆斯对当时法律思维的批判，与其说是对法律共同体的不尊，不如说是他面对法律共同体之外更大问题的谦逊。他提到：“当社会主义刚刚出现的时候，社会上那些有闲阶层(the comfortable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着实吓坏了；而这种害怕很可能影响了美国和英国的某些司法判决。”

当然，霍姆斯不是马克思。他只是作为“法律共同体”内的人，看到了不可回避的法律共同体外的大共同体：社会和社区；看到了封闭的形式主义的脱离社会现实。

他一方面向“体”内报警：法官先生们，醒醒吧！把你们的偏见拿到桌面上来！每做判决时，想想你们所依赖的法律规则是否还符合现实的需要！想想公众的心态(public mind)！想想你的判决对正在争论中的社会问题的影响！

另一方面，他把期望的眼光投向了新生的社会科学。他预言说：“就对法律的理性研究而言，当今时兴的恐怕还是抱着白纸黑字法律的人，但未来则属于掌握统计和经济学的人！”

2．法律与科技

霍姆斯的预言是什么意思呢？换个角度问：我们是否已经处在他所预言的未来？抑或，我们离他的预言还有多远？

霍姆斯的上句名言被朱苏力教授引作《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一文的题头语。[朱苏力，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以下简称《重构》。]《重构》的第一节向读者交代，该文将不讨论法律对科技的影响。第二节讨论科学关于因果关系的发现对塑造法律规则的影响，第三节讨论科学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并不总是不加折扣地转变成法律规则。为什么科学的认识不直接等同于法律认识呢？朱教授认为：其一，“法律与科学是不同的社会实践领域，因此遵循的原则往往不同”；(这个解释有点循环定义的味道，不过此处不必多加顾虑。)其二，也是更根本的，“这种差异„„归结到技术的限制。” 于是，《重构》进入第四节“技术对法律的影响”。朱教授用笔迹鉴定，文字契约，离异父母对儿童心理影响等一系列例子论证技术之不绝对可靠使得法律制度和规则还必须或者说有理由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讨论至此，一个理论性的问题期待着回答：假如科学和技术发达到了能确定地回答所有人类社会的问题，法律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朱教授在文章的“结语”里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他说柏拉图就曾理想过那样完美的科学知识的统治，不过连柏拉图自己后来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即法治。然后，朱教授指出：1)科技发展没有止境，所以科技永远不会代替法律；

2)科技是一种工具理性，而法律总有道德维度，是技术无法取代的。谈到这里，另一个问题冒出来：既然道德维度是法律和科技的关键分水岭，那法律的道德维度从何而来？朱教授深知中国法治是中国现代化努力的一部份，而现代化几乎顾名思义地(或至少按韦伯的理论)意味者对传统道德的去魅，新道德的来源实在应该是个迫切问题。不过，《重构》的理论旨趣不在这里。文章笔锋一转，推出全文的最后两点：3)我们还是要警惕把法律泛道德化，“目前法律中的科学技术因素不是太多了，而是远远不够。” 4)法学界，法律界作为一个职业集团勿以鸵鸟政策对待科技和经验性的实证研究。纵观全文立场，《重构》以霍姆斯的那句预言为题头语是非常恰当的。

《重构》试图讨论的问题本来是高度抽象和极富争议性的，但朱教授巧用生动的例子，一方面把问题的抽象度降低，另一方面推出一个比较折衷和温和的学术立场。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构》旨在不是提出尖锐的观点，而是引入几个讨论法律与科技关系的法理学范畴。《重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波斯纳(Richard Posner)法官的观点，文章六次引用波斯纳。这并非偶然。

波斯纳以倡导用经济学原理来塑造法律规则而闻名。波斯纳本人的立场则要激进得多。在纪念《法律之道》发表一百周年的文章里，[Richard Posner, The Path of the Law after One Hundred Years: The Path Away from the Law, 110 Harvard Law Review, 1039,(1997)]

他明确提出霍姆斯倡导的其实是所谓“替代说”(Supersession Thesis)，即法律不过是人类历史过程中不得不有的一种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方式，最终将被历史抛弃。无怪乎，他的题目是《离开法律之道》。这样的立场在美国是惊世骇俗的，不过我们应当不为之动容。波斯纳也好，波斯纳理解的霍姆斯也好，都不曾有我们离马克思近。我们刚从没有法律的状态过来。

不过，让我们还是耐心听完波斯纳的预言。一年之后，他在另一处讲演中说：“[要实现霍姆斯的理想]，我们要让社会科学和法律更紧密地结合，我们要欢迎人工智能服务于法律，[他指的是类似于咱们的中医专家(计算机)系统那样的技术——笔者注]，消除律师，法学生，法官们对数学的恐惧，走向更专业化的司法(specialized judiciary)，„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法律转变成目标导向的，献身于完善工具理性的政策科学(goal-oriented policy science)。我们将由此加入一个有益的全国性运动，那就是让各种专业(professions)以及几乎所有其他的工作更加专业化。”[Richard Posner, Professionalism, 40 Arizona Law Review 1,(1998)]

3．专家与公众

这个被波斯纳大加赞许和宣扬的专业化曾经让一位美国的思想家深为不安。这位思想家正是中国人所熟悉的杜威(1859-1952)。

杜威比霍姆斯小18岁。杜威既不以如何改革美国法律专业(Legal Profession)为己任，也不象霍姆斯那样对统计学和经济学等其他专业寄予厚望。对于杜威，问题恰恰是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和掌握它们的专家对美国之“国治”的威胁。[取“国治”一词以避免“法治”和“政治”这两个有争议的概念。] 美国之国治在杜威的时代经历了巨大的挑战。杜威经历了南北内战，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杜威目睹了电话，电报，铁路，汽车，飞机的出现；1870-1913年间，美国没有通过任何宪法修正案；而1913年之后通过了近一打宪法修正案。当然，杜威也看到了一门又一门新科学新专业知识的出现。

在1926年元月的一系列讲座中，他这样设问：“当前最受关注的事大概是卫生设施，公共健康，足够的住房，交通，城市规划，管理移民，选拔和管理人事，探索培养合格教师，科学地调整税收，有效地管理资金等等。这些是技术事务，就象制造发动机那样的技术事务。这些技术问题只能实事求是地探索，依靠那些受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人员。有了这些技术，还用得着‘点人头数’的多数决定制之类传统政府系统吗？[如果‘不’的话，] 公众(The Public)和它的政治组织不但蜕变成了阴魂，而且是既走路又说话，处处妨碍和误导政府的阴魂。”(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An Essay in Political Inquiry, 1946年版, 页125。)

杜威是在问：如果事事有专家，民主还有必要吗？如果专家说一加一等于二，为什么还要举手表决？

一种回答是：不是还有事情没专家吗，或者，不是还有事情连专家也拿不准吗？民主就是为那时候准备的。这个观点我们前面似乎已经见过了。

杜威觉得民主到了需要辩护的关头。杜威毫不怀疑，民主是美国之国治的精髓。工业化之前的美国主要是以地方社区(local community)为单位的民主自治。有什么事需要做决定，大家开会点人头数，照多数同意的办。再大一点的事，由人民代表讨论，然后按多数的意见办。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讯交通便利带来了杜威所说的“大社会”(Great Society)。大社会冲破了地方社区，却没有带来“大社区”(Great Community)。

(杜威，页127)人们比以前更容易更广泛地相互联系，可是另一方面公众却反而渐渐消失。杜威称之为“The Eclipse of the Public”。[杜威对公众的理论思考似乎没有被哈贝马斯注意到。据笔者初步检索，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及其结构性转变》没有引用杜威。哈贝马斯的近作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引用了杜威的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伴随着公众消失的是专家的崛起。专家的出现显然是韦伯说的现代化进程中各个领域理性化的一个表现。从前，民主的敌人是面目可憎的暴君或贵族；而今，民主面对的是温良恭谦的专家和专家的知识。(杜威，页203-205)

杜威的贡献正在于他因应新的形势，撇开经典的关于民主的政治学理论，为民主作了“认识论的辩护”。[epistemological justification, 参阅Hilary Putnam, A Reconsideration of Deweyan Democracy, 63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1671, 1673,(1990)] 杜威在智力上尤其适合这一理论挑战。毕竟，他是实用主义、实验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和科学技术从来不是冤家对头。从他的实用主义来看，“科学只有在应用中才变成值得尊重的知识，否则，科学就是支离破碎的，盲目的，扭曲的。”(页174)

杜威坚信民主，心系大众。他不说社会控制，他说解决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需要知识。“记录和交流是知识所不可或缺的。私人意识里的‘知识’只是神话，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尤其依赖于散布，因为只有靠发散知识，知识才能被获得和检验。‘社区生活的事实’如果不能被周知从而变成共同所有的话，那就是自相矛盾，不成其为‘社区生活的事实’。”(页177)

“社区”是英文“community”的翻译。“区”字固然很好地反映了一群人生活在一定的地理区域里，却把“共同生活”的意思略去了；反倒是靠专业知识维系的集体被称作“共同体”。

杜威所说的公众正是由社区生活的事实所定义的：“公众就是所有那些间接地受到部份人的事务影响的人们；部份人的事务对公众的影响大到一定程度，就需要系统性的照看。”(页15)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某社区里，某男付钱给某女，某女以性为交换。这两个人的私事却对一系列的别人产生了间接影响。最具体直接的，某男的妻子会受影响；遥远一点的，某社区的形像会受影响。影响或许是“旅游业”日盛，或许是店家迁走，学校关门，只有“过客”来去匆匆。现代交通的发达会让“过客”来去得更便利。相应的，某社区要么渐渐死去，要么变成另外意义上的“社区”。那些受到间接影响的人必须一起做点什么。这就是公众。公众显然不仅是任意一堆人而已。没有有效的公众，社区便不复存在。杜威试图探讨公众形成的基本条件。(页157)

公众，按照杜威的定义，从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公众要对所受到的间接影响做出反应，有的影响要发扬光大，有的要祛除，有的要调整。公众发起的社会干预自然又会导致新的后果。公众要理解他们面对的问题，计划因应之道，预期干预的后果。这个智力的过程和科学研究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按照杜威的实用主义，科学探索--无论是关于自然的还是社会问题的，都需要开放的心态，自由的信息交流。科学命题要被看作工作假设而不是教条，要随时根据新的证据做出修正。对于公众面临的社会问题，这意味者所有社会干预的后果必须及时为公众所周知。(页167)

在杜威看来，公众从来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过河的后果从来都是由公众承担的，摸石头的探索过程也应该是公众参与的。公众如果不能随时知悉每一步探索的后果，公众的问题就不会有公众的解决。这就是民主的认识论辩护。

杜威并不反对专家在公众解决社会问题中的功用。但是，杜威对专家保持一种警惕。在他看来，问题不仅是专家和他们的技术不绝对可靠，而是普通民众必须有机会告诉专家问题的存在。所谓“修鞋的大师还得靠穿鞋的告诉他哪儿磨脚。”(页207)这个机会的存在，这个交流管道的畅通是公众能够有效解决公共问题的关键条件。这是个认识论的论断。不谈政治的学者专家们应该没有理由不听。

专家实施技术的后果往往是社区的民众最先体知。据《光明日报》六月十九日报导，山西临汾地区在选拔县市级“一把手”候选人的过程中实行“公开考试„严格进行素质测试„请省级专家组成命题小组封闭命题。”

专家选地方官的技术不知有多可靠。几年之后万一发现没选准，直接承担后果的是当地百姓。我们最近所经历的桥塌，船沉，失火，爆炸，有几次是由于专业技术不成熟？又是谁直接承受这些事故的后果？事故之后是不是靠一批上面和外面来的专家(工程的，法律的，政治的)来调查和整治？什么时候这些问题不再是“政治专家”或工程专家的问题，而首先成为社区公众的问题？什么时候我们能少一点来自上面的“通知”，“传达”和“内参”，多一点横向的“周知”？为什么我们不曾知晓高校211工程的进展，却又要面对一窝蜂的高校合并？我们有过保甲，有过公社，有过单位，有过户口和居委会，什么时候才能有为公众所有的社区？[参阅《南方周末》时事纵横栏目七月七日刊出系列文章，介绍和评论中国新生的城市社区。]

我们的报纸长期以来以上面的“喉舌”自居。近日有读者批评《南方周末》过多地刊发专家学者的观点，《中国青年报》的编辑李方先生也表达了他对自己主持的《青年话题》栏目倚重专家稿件的担忧。[参阅《中青在线．青年话题论坛》七月十六日]

其实问题不是专家应该不应该参与治国，或报纸要用多少专家的稿件，问题在于：构成国治的人民为什么不能参与？怎样参与？互联网论坛的出现似乎第一次为人民的横向互联提供了像样的可能性。我们的历史教训不是毛主席没有听人口专家马寅初的建议，而是我们何以让那样涉及亿万人的大事取决于一个人听不听另一个人的意见。

一条马路，煤气公司挖开再填上；电话公司挖开再填上；自来水公司挖开再填上。“发现”这个问题有两种途径。其一，引进MPA(公共事务管理硕士)，让MPA四处考察，发现多专业和部门协调的问题；其二，只需一个路过的公民，只要他的话有地方说，有人听。这两个方案并不互相排斥。问题是我们似乎更喜欢前者。培养MPA比培养公民更放心，更专业，更符合国际惯例？！据《中国青年报》的网络版七月六日报导，清华大学将重建社会学系，要发展“社区管理”等专业。另有报导，武汉某大学要新开“社会工作”专业。谁能说这不是好事呢？“社会工作”等专业无疑要依赖于社会学、法律、城市规划和建筑、统计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贡献。仅仅二十年改革，我们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化就达到了“一级”专业孵化“二级”新专业的阶段。同样二十年过去了，我们的选举(不是选拔)却还只是在有限的乡镇如履薄冰地试点。有人说，中国刚刚过去的九十年代是学术专业化的十年。难道，我们要把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变成一级专业繁殖二级专业的十年？

过去我们讲条条块块，其实所有“条块”都受约于一根总“条”。现在放开了，条和专业都多起来。一方面，国家有检察院，反贪局，监察部，审计署，纪检委，还有专门对付高层的“双规”，“条”的制度在不停地“创新”；海关法的新增第四条为海关内部专设公安机构提供了法律根据。税务部门已有自己的警察力量了。高考作弊严重，可以考虑在教育部里设“反作弊局”。反贪局和反作弊局如果有问题，可以再设“反反贪局，反反作弊局”。两个“条”堵不住缝，就再贴一“条”。这一贴，又造成新的犯规可能，那就再设“条”。另一方面，社会上众多的专业纵横交错，编出一张大网：社会控制之网。控制总是意味着控制者与被控制者。控制者和被控制者顾名思义没有平等可言。杜威说：“阶级统治还可以遮盖，专家的统治藏不住。”(页206)攀不上这张专业控制之网的，就是被控制者，就要承受被控制的命运。攀上了网的，可以凭专业之长和其他网上的专业人交换一定的自主。

谁都痛恨那些胆敢在高考中作弊的师生，可是面对给专家子女加分或降低分数线的政府行为，道德判断突然间变得那么不容易。有人说，这是世袭；有人说，边远省份用这样的政策留住专家，会为更多的人谋福利。[参见《中国青年报》教育时评七月五日的文章。] 还有法学家说，北京和上海等地区高考分数线低不是不公平，而是因为那里的人民对国家贡献大。这样的效率和公平的两难问题是公众天天面对的，所以叫做“公共政策”问题。政府作为公众的最重要机构往往是最后决定这种公共政策的地方。问题是，什么样的政府？如果是专家的政府，不是专家的人们有理由怀疑“世袭”的动机，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谁让你分小人和君子的呢？不让我“知”，还不准我妒忌猜测么？！

如果是公众的政府，一切怀疑和不满都会在公众的公开平等的讨论中表达，在政策形成之前沟通，在政策实施中充当可贵的反馈。当人民在规则制定过程中有发言权，在规则施行中还能随时提意见，这样的人民有什么可害怕？中国的民主化从一开始就辩论中国人民的“程度”(如今大概称作“素质”。)

够不够民主的资格。张之洞在《中国的希望》里谈过民众的程度问题。孙中山设计了“训政”。毛泽东看不下去国民党玩弄训政，浪费光阴，违背总理遗愿，曾在1940年2月20日发表讲话，呼唤民主和宪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现在，我们终于有了高中毕业生的“腐败”的证据。有人该说，程度或素质更加不够了！让我们听听杜威的洞察：“历史上常有善意的统治者，他们总想为别人谋福利。他们很少如愿以偿。那些让别人被动地受施舍的改革家和慈善家往往也是类似结果。这些人的努力含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道德悲剧。他们想促成公益(commongood)，可是他们的方法却既不‘公’(common)，也带不来‘益’(good)。无‘益’，是因为他们的方法以剥夺人民的积极成长(activegrowth)为代价；不‘公’，是因为被造福的人民不能参与造福的过程。”(J.Dewey & J.Tufts, Ethics, 1936, 页 385，引自Putnam的文章，页1675，见上文。)

不久前，江泽民主席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社论“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七月三日)

文中提到：“中国政府„尊重科学家独特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

一个国家能够鼓励好奇心驱动的研究体现了一种宽容和自信。希望这种宽容在不太久的将来能给我们带来公众，带来公众对公众问题的好奇心和探索，带来让公众解决公众问题的制度。

笔名：胡冉可

完稿于 07/16/2000 09/2000 发表于北大法律周刊学术版第43和44期

第二篇：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

——法律诊所中级班实习报告

法律是一门有关生活的艺术，与百姓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著名的大法官霍姆斯曾提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的至理格言，该格言形象地展示了法律与生活的关系，实践对法律的作用。如果脱离生活实践，空谈法律理论，法律将毫无生机，只有将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结合，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法律、运用法律。法律诊所中级班的实习经历，显然为我学习法律、接触社会提供了有利平台，使我深刻领悟了“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这一名言的真谛，让我懂得在帮助他人解决法律烦恼时为自己带来的收获，可谓利人利己。

从2012年9月份到2013年1月份，为期五个月的法律诊所中级班的实习即将结束，虽然只有短短的五个月，但是其中的收获可以使我受益一生，这种收获不仅有实践上的收获，更有心灵上的收获。

一、法律实践所得

在为期五个月的诊所中级班实习中，我的实践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诊所值班，二是2012年12·4的法制宣传活动。

（一）诊所值班

将已经学到的法律知识融入到法律实践活动中，并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不仅是诊所中级班的核心所在，更是我学习法律的最大动力。诊所中级班为了更好地锻炼我们的能力，培养我们的法律兴趣，诊所将中级班的同学进行分组，每组两人，周一到周五由各组人员轮流到图书馆的205阅览室——法律诊所值班室值班。诊所值班的目的在于接听遇到法律纠纷人员的电话，倾听他们遭遇的法律纠纷，并根据具体情况，为他们提供具体的法律解答或咨询意见，如果当事人有进一步的要求或需要，可以由诊所的同学为他们免费代理案件，代为出庭应诉答辩。

到诊所值班室值班，标志着我的诊所中级班实习活动正式开始。和我一组的值班同学是我的好朋友莫俊雅，在整个实习过程中，我们这一组一共值班两次，一次是2012年10月26日，一次是2012年11月6日。因为曾经听诊所老师介绍，往届的师兄师姐确实能接到来电咨询，也为当事人代理过案件，并成功打赢官司，至今我们的值班室还挂着当事人送来的锦旗。所以，在第一次去值班室值班之前，我既有些期待，又有些紧张；既希望能够有当事人来电咨询，又担心自己不能较好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意见。自己已经学习法律知识近六年，如果不能有效回答当事人的法律问题，岂不是很尴尬。

但是，令我失望的是，一天下来，我和我的伙伴没有接到一个咨询电话，更没有见到任何前来咨询的人，“颗粒无收”。在值班室里，我们期盼着电话铃声的响起，希望听到前来咨询的脚步声，我们是多么希望我们学到的知识能够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哪怕是让我们知道自己学到的知识远远不够也好。另一次值班也是同样的结果，我们真的很失望。

为什么我们的诊所值班室“无人问津”呢？在无人咨询的空闲时间，我一边看着诊所以往获得的锦旗，一边思考着，我个人认为原因也许有如下两点：第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1年3月才落成良乡大学城，法学所的学生9月份才过来，仅仅一年的时间，也许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社科院的到来，又怎么能知道法学所、法律诊所值班室的存在。第二，法律诊所值班室自身的宣传不到位。一年来，诊所值班的事情只在2011年12月4日的良乡镇上做过一次为期半天的宣传，只是散发了百份宣传单而已，这样简单的宣传，又怎能期待良乡百姓知道社科院法律诊所的存在。除了这种大型的宣传，对于校园内部的宣传，我们诊所做的也不够好，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学生、老师熟知的微博、校内网等网络方式宣传诊所。在如此宣传不足的情况下，诊所没有一单“生意”也就不奇怪了。真心希望诊所管理老师能够在为诊所发展尽心尽力的同时，多关注下诊所的“知名度”，为能够把诊所打出去再多做些事情。

（二）2012年12·4的法制宣传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2个全国法制宣传日。诊所值班室的无人问津状态，使我更加珍惜12月4日的这次法制宣传活动，我期待这次活动的到来，我希望这次深入群众的普法宣传活动能够让我真实地接触生活中的法律事件。

对于这次普法宣传活动，社科院法学所的各位领导十分重视，从11月中旬开始，所里的领导就开始筹备活动，经过精心的策划，本次活动，从初始的策划到最终的举办，持续时间达二十余天。在活动的具体分工中，本次法制宣传活动共分为五组：第一组，新法条整理组，该组又根据法律部门细分为六个小组；第二组，横幅制作和宣传单制作组；第三组，与良乡司法局练习场地及拍照组；第四组，文字整理组；第五组，新闻稿撰写组。当然，参与宣传的核心成员是诊所班级的同学，包括我们中级班的同学，也包括初级班的同学。下面我将我在本次活动中的参与情况总结如下： 1、12·4法制宣传的前期准备工作

2012年11月27日，我的班主任刘老师为我们召开了法制宣传的动员大会，在本次大会中，我得知我担任第一组——新法条整理组中“个人所得税法”的小组组长。我的工作任务为：带领我的组员——刘鹏艳、曹婷婷、殷晔颖和我一起整理《个人所得税法》与《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关乎民生的重点法条。在整理工作的具体安排中，我将上述两部分法条平均分成四部分，之后通过邮件发给我的小组成员，并让大家于11月29日中午将整理后的法条发给我，随后，我再次对大家整理过的法条进行精挑细选，最后将整理完毕的“个人所得税法”发给法条整理组组长——赵克督同学。

在12月3日晚上组织的再一次小组会议中，法制宣传负责人田野同学明确了每个人的具体任务、现场安排和活动的开始时间等具体事宜。2、12·4法制宣传现场的工作

经过前期的准备工作，在12月4日早晨，我们满怀期待地从研究生院出发，乘坐12路公交车来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拱辰大街昊天广场。在下公交车后的不远处，我们便看到了被各种鲜艳的红色条幅覆盖的呈圆形的昊天广场，条条鲜艳的条幅彰显着法律的威严、法律的热情。其中，“弘扬宪法精神，服务科学发展”这个条幅分外突出，它折射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所的沉稳与智慧，印证了法学所法律人“正直精髓”的品格。条幅引导着我们这群前来做法制宣传的学生找到我们自己的宣传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普法活动中锣鼓队的精彩表演，表演结束，房山区众位领导干部发表讲话，倡导大家学法、懂法、用法。在人们仍然沉浸在要懂法的高涨热情下，我们开始了社科院的普法宣传活动——开展法律咨询解答服务活动，并向过往人员发放法律援助宣传手册，重点介绍社科院法学所的法律诊所、诊所值班室的地点及值班时间，真诚欢迎他们在遇到法律纠纷后联系我们。

并不大的昊天广场汇聚了饱含法律信仰的房山区各界法律人士，他们中有的是站在执法一线的公检法人员，有的是律师事务所的知名律师，也有的是像我们一样涉世未深的志愿者学生，但不管我们来自哪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向房山区百姓宣传法律，解答群众的法律咨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社会营造良好的法律氛围。

源于对法律的热爱，源于欲帮助他人的迫切心情，我在法制宣传过程中，始终站在桌旁左右，不断向过往的人介绍社科院的法律诊所，介绍法律的基本常识，哪怕他们并不屑于知道法律知识，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热情。也许是受到我们热情的感染，也许是他们更相信我们，更希望得到帮助，在宣传期间，茫茫人海中共有两位长辈向我咨询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麻烦事”。

一位是约五十岁的阿姨：阿姨向我叙述了自己的情况——几年前，她和丈夫离婚了，当时她明确把说明要把房子留给丈夫，自己不要。但是，现在那座房子需要拆迁，这就涉及到了房屋拆迁补偿问题，补偿标准是户口上的人头数，按照户口上的人口数，每一个人可以分得四十平方米的新房屋，现在户口上有自己的名字。她的问题是：自己能否依据户口得到补偿？即是否能够获得四十平方米的拆迁补偿？对于阿姨的咨询，由我一个人进行答复，当时心里真的不是很确定，只是直觉觉得既然是按照户口上的人数分房子，阿姨又在户口中，自然应该分到房子，所以，我告诉阿姨您应该能够分到房子，但是，如果前夫不同意，最好先和前夫协商解决，如果不能如愿，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阿姨对我的回答表示满意，并说自己曾咨询过其他律师，答复大致也如此。但鉴于问题涉及隐私，阿姨最终不愿意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很遗憾！

另一位前来咨询的是年长（大概七十岁）的老爷爷：通过老爷爷的陈述，我们知道，老爷爷现在想把自己拥有合法产权的房子给儿子，但是不知道具体的操作方式，希望我们能够介绍下流程。当时，赵克督、莫俊雅和我共三人一起倾听老爷爷的陈述，说实话，听到老爷爷的疑问，我们心里有些犯怵，虽然学了五六年的法律知识，但是根本没有法律的实务经验，法律又不能事无巨细。面对老爷爷问道的具体的实务性的问题，如，需要到什么地方办理变更登记？需要带哪些证件？房屋面积的计算与测量？看似简单的问题，但对于呆在“象牙塔”里面的我们而言，回答真的略显吃力，我们只能凭借以往的知识记忆和略微知道的实务，尽我们所能地回答老爷爷，在老爷爷即将咨询结束时，我们将老爷爷的问题及联系方式记录下来，希望法制宣传结束后，能够向法学所的专业老师咨询，再给老爷爷进一步的详细解答，此外，我们也向老爷爷详细介绍了社科院法律诊所的地点、值班时间及联系电话，并将乘车路线告诉老爷爷。老爷爷的感激之情和一句“很感谢”，使我们体会到老爷爷对我们的信任与认可，真心希望老爷爷能够顺利地实现自己的心愿！

3、反思12·4法制宣传活动

整体而言，包括法学所的领导，我们都认为我们成功举办了2012年12月4日的法制宣传活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作为法制宣传活动的一员，我很开心，也很欣慰。但是，现在仔细回想活动现场的点点滴滴，将我们法学所的宣传方式与其他单位的宣传方式相比较，我个人认为我们社科院今年的普选宣传活动仍在一些细节存在有待改善或者提高的不足之处：

第一，事前印制的宣传手册数量较少。我们印制的宣传手册，在大家谨慎发放的情况下，也仅仅维持到普法活动宣传的中途，之后，尽管我们宣传，但我们只能向路人口述我们要宣传的内容，口述法律在生活中的要重意义，若他们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法律，我们只能在一张极不专业的A4纸上写下我们法律诊所值班室的联系方式及地址。法律本应是专业的，服务是周到的，宣传当然也应如此，我们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宣传方式会给他们留下怎样的印象？他们在回家后还会很珍惜地保留我们的联系方式吗？值得深思。

第二，宣传方式单过于单一。除了唯一的法律援助的宣传手册，我们已经别无其他了。看看其他单位的宣传方式——不同颜色的宣传单，不同样式的宣传小本，更有创意的是磨盘式有奖问答宣传。很明显，在今天的普法宣传活动中，房山区法院组织的有奖宣传活动吸引了众多的路人，我想，参与其活动的人也应是最多的，他们的抽奖磨盘使我记忆犹新。我认为我们也应该拓宽我们的宣传方式，创新宣传样式，我们不能为了宣传而宣传，我们有义务使百姓在兴趣的指引下参与我们的宣传活动。更重要的是，拓宽宣传手段的策略，还可以挽救我们今天出现的尴尬局面，使我们在宣传手册发放完毕的情况下，仍有其他方式可用来宣传。

二、时间后的心灵感悟

虽然这一次的法律诊所中级班中，我们没有初级班的课堂学习，又因为自己前期备战司法考试，也没能参加诊所中级班的案件代理活动，但是两次的诊所值班所感和仅仅为期一个上午的12·4法制宣传活动却使我受益匪浅。是的，法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离开司法实践，只谈法学理论，我们永远无法懂得法律的真谛，我们只有走入社会，将学到的法律知识与具体案件相结合，我们才能发现法律的价值，实现法律的正义。无疑，法律诊所课程的应有之义就在于实现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完美对接，12·4法制宣传活动使我意识到宣传法律援助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法律实践对法律专业学生的重要意义。

第一，宣传法律援助的重要性

法律是人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在中国重情理的社会环境下，也许基层百姓并不愿意与他人“对簿公堂”，可某些情况，为了使自身合法权益得以维护，他们不得不走上法律维权之路。此时，对法律知之甚少且并不富裕的他们，从何种途径知晓精确的法律依据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无疑，法律援助应是他们最佳的选择。可他们中又有多少人知道法律援助呢，不知道法律援助的存在并不是他们的错误，而应是我们深思的地方。很明显，国家设置法律援助机构的目的在于帮助打不起“官司”的百姓能够打赢“官司”。可在百姓不知道法律援助机构在哪里，法律援助机构也不知道谁需要帮助的情况下，又怎能使法律援助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此，我想，是的，我国每一年的全国法制宣传日只有12月4日这一天，但我们的法制宣传活动不应该只局限在这一天，我们的普法宣传应存在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的每一天，普法宣传应该一项系统的长期性的工作，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第二，法律实践对法律专业学生的重要性

学生，每天都以学校的象牙塔为中心，学习书本知识，很少到社会中实习、锻炼，很少将自己学到的法律知识运用到生活。在今天的普法宣传活动中，对于现场阿姨和老爷爷的问题，也许对于从事过法律实务性活动的专业律师来说，能够轻而易举地解答，并且是更为详细的答复，但是，对我个人而言，回答问题时我明显感到了自己内心的不自信。一是自己对法律知识的记忆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精确，一是自己确实不知道现实中法官会怎样判案，现实中怎样操作，比如，应由哪一类单位对老爷爷的房屋面积进行测量、计算。我知道法律规定与现实存在差距，但我不知道这些差距体现在哪里，更不知道差距究竟有多大。短暂的法制宣传活动，使我认识到法律实习与法律实践的重要性。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会尽量增加自己的实践时间，将自己学到的法律知识放到社会中加以检验，培养自己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细细粒数诊所实习的点点滴滴，诊所实习对我这一法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而言，它的每一次经历都是对我个人的一次挑战，都是对我学到的法律知识的一次检验，都是对我实际操作能力的一次锻炼。也许，这次实习带给我的最大收获在于使我深刻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书本只是法律运用的开始，欲发挥法律的实用价值，仍需不断深入社会，接触真实案例，了解法律在社会中的运作模式，在实践中不断锻炼自己，培养自己的实务能力。也许，只有这样的不断完善，才能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位对社会有用的服务他人的法律人。

半年的时光悄然结束，但这段时光值得留恋，我想它将成为我未来法律职业道路中的一段美妙回忆。短暂的实习使我更加执着于法律事业，再过半年之后，我必将迈着坚定的步伐踏入圣洁的法律殿堂，扬起我崇高的法律事业风帆。

第三篇：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

作者：张海斌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这是美国法学家霍姆斯在《普通法》一书中提出的著名论断。在这部为人所熟知的著作中，霍姆斯开宗明义地指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众所周知的或者尚未被人们意识到的、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或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甚至法官和他的同行所持有的偏见，在法官决定人们都应一体遵守的法律的时候，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三段论所起的作用”。

按照霍姆斯的理解，如果仅仅从形式方面来看，法律发展的过程是逻辑的。因为法院作出的每一个新的判决，往往都是根据已有的先例，按照严格的逻辑规则推理获致的。从外观上看，法律推理的过程似乎仅仅是一个封闭的形式理性的过程。但是，不应忽视的是，每一个先例其实都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也就是说，隐藏在先例背后的那些习惯、信仰和需求，才是先例之所以具有合法性的真正基础。因此，严格遵从先例，既是对历史的忽视或藐视，也是对法官身处其间的社会现实熟视无睹，这种司法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其结果必然导致司法逻辑上的混乱和失败。霍姆斯进一步认为，从普通法的历史来看，当法官们在判决过程中遵从一项古老的先例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往往已经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旧瓶装新酒”，赋予了这些先例新的理由，或者说重新解释了先例的内在规则。无疑，恰恰是这些解释，使法律在经验中不断得以演迁并生机勃勃。当然，这种演迁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悄微的，是我们不能察觉到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霍姆斯指出，“法律不断演进而从来没有达到一致，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它永远从生活中汲取新的原则，并总是从历史中保留那些未被删除或未被汲取的东西。只有当法律停止不前时，它才会达到完全一致”。由此可见，霍姆斯的论断中的“经验”，乃是现实生活中的“活水”，它要求法官们根据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在遵循先例的原则下，赋予先例以新的生命，即推陈出新。在这个过程中，法官捕捉和理解现实生活动向的能力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同样的立场，霍姆斯在另一本名著《法律的道路》中，尖锐地批判了当时学术界比较盛行的一种观点：即“法律发展的惟一动力在于逻辑”。这种观点无疑是概念法学或者形式主义法学的基本论点。霍姆斯就此指出，任何事物的产生在广义上的确存在其前因后果，法律的发展自然也不例外，也是逻辑地发展着的。承认这一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持有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我们既定的法律体系可以像数学公式那样从一般的原理中推论出来。虽然按照这种观点，严格的逻辑推理的确使法律或者判决具有了理性和科学的色彩，但是较之更甚的危害性在于，由于过于关注逻辑的严密性和完整性，往往容易导致法律严重脱离经验世界而日渐封闭，其活力日渐枯萎，最后蜕化的社会发展的桎梏。因此，霍姆斯反对逻辑，主张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本质上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法律发展观。正如评价者所正确指出的那样：“他（霍姆斯）反对严格的司法形式，因为这种司法形式通过严格地遵循先例和对语言形式的操纵，达到了扭曲真理的效果。因此，在实践上，各种试图适应现实生活变化的法律动机都被窒息了”。

第四篇：生命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

生命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有感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海边上住着一对老夫妻，夫妻俩靠捕鱼为生。一天，老头子去海里捕鱼，结果捕了三次，也是失败收场，至到第四次，老头子捕捉到一条金鱼。

这条金鱼可不是一条普通的金鱼，它可是会讲话的。金鱼为了让老头子把它给放了，对老头子说：“只要你放了我，我会满足你所有的要求的！”|老头子见了，吓着不敢要它的报酬就把它放了。

老头子回到家后，把这一件奇怪的事情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听了把他骂了一个狗血淋头，死活要老头子为她取回一个木盘。

老头子来到海边把老太婆的欲望告诉了金鱼，金鱼见老头子悲怜的脸庞，爽快地答应了。老头子回到家，看到老太婆已经在用木盘洗衣了，可老太婆的欲望没有因得到木盘消失，反而是变本加厉地去要老头子找金鱼索要更多的东西。金鱼最后终于不奈烦了，只是揺了揺尾巴就回到了大海。

老头子走回家后，发现老太婆索要金鱼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不见了，全部都回到了从前。

在现实生活中，有许许多多人都像故事里的老太婆一样，每一天都想不劳获，就像在08年的时候，有一个买了一张“福利彩票”。结果出乎意料的中了一亿多元。可是他一心想继续“不劳而获”结果把整个家产都败光了。

人活着不一定都要去追求富豪的生活，每天吃“鲍参翅肚”才会开心，而是只要每个人心里都怀有一颗感恩的心，那么一颗感恩的心就是自己的财富。这一种财富并不像那些“富豪”的财富，这是一种伴随你终生的财富。

通过这一个故事，我终于领悟到了一个真理；生命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我们应该用自己勤劳的汗水去创造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财富，而不是每天想着怎样不劳而获。

我希望大家记住；生命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一心想着不劳而获的人，永远也不会得到你心目中想得到的东西。

第五篇：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在于享受[模版]

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在于享受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每个人有着不同的选择方式，人生轨迹相应也就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有的人就似流星，一闪而过却发出最夺目的光芒；有的人就似焰火，转瞬即逝却照亮最绚烂的夜空；有的人却似微尘，漂浮不定直至生命的尽头。

近日，李林森这个名字传遍了我国大江南北，习近平副主席号召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他的先进事迹。大家在称赞敬仰这位优秀组工干部的同时，更多的却是惋惜如此优秀人才的英年早逝。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只是感动与震撼，更多的则是自省与自警。

巴金曾经说过“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在于享受”，李林森的一生就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20年前，他怀揣激情与梦想，迈着大步，从巍巍巴山走来；20年后，他魂归故里，重新将自己托付于绵绵巴山。20年的漫长岁月中，他始终坚守他毕生的永恒追求，为了中国共产党这棵最高大、最美丽的荆棘树，奉献了自己无悔的一生。他始终一腔热血、一身正气、一片丹心、一生坦荡，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无限牵挂，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就是当今时代的英雄，在他活着的时候，用自己的行为感染带动周围的人不断奋发向上；当他离去时，深受触动的人们为他未完的事业甘之如饴„„

载短暂却绚丽的生命旅程，令我们万般不舍。而今，我们需要将藏在内心深处的感动化为实际行动中的前进动力，像李林森同志那样一心为民、无私奉献，争做一名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也唱出我们人生最美妙的旋律！

四年级:李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