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张爱玲的童年少年经历与其创作的悲剧意识（最终定稿）

第一篇：浅谈张爱玲的童年少年经历与其创作的悲剧意识

浅谈张爱玲的童年少年经历与其创作的悲剧意识

“Long, Long Ago” “告诉我那故事，往日里我最心爱的那故事。许久以前，许久以前„„”（《金锁记》）是已经很久了，张爱玲魂归大海都已经十年余了；她的传奇小说，她的传奇生涯，是一个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也是一个个有着悠长悠长回味的故事。她那些饱含苍凉的故事，总是带着几丝淡淡的愁绪，总是蒙着几分隐隐的悲情。

我总是感觉到，那些故事从辽远的地方向我扑来，我不由启口：“在很久以前，在遥远的东方，在中国的上海，有一个女孩子，她每一天每一天都在做着她的天才梦„„”（《流言天才梦》）一 张爱玲的童年生活

1920年代的上海，是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好一派富贵景象。但在这宁静的繁华中其实蕴藏着深深的危机，时代的大变革将在其中发生裂变，这一隅的宁静渐渐地只是表面的装饰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大时代的破坏与变动中，巨大的列车轰鸣而来，把每一种别样的声音都融成它自己的声音，这是无法抗拒的，任何人也阻止不了。张爱玲就出生在中国这个激流洪涛般的大时代。

那是一个秋天。秋天一般给人净朗怡人的感觉，但1920年的初秋却微雨初凉、毫无生气，是阴沉沉、懒洋洋的。9月30日，张爱玲降生，父母为她取了个小名，叫小煐。她的生活也许就像这天气一样，一开始就带着降色的沉哀。

张爱玲生在民国，无缘得见外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等辈在时代的洪流中弄潮的风姿，她对生活、对世界的最开始的感受来自家庭。而家庭给她的最早的印象是父母之间的不和谐，这对她后来人生的影响之大是难以想像的。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一生落寞守成、碌碌无为，与在史书上留名的李鸿章、张佩纶等的辉煌生涯形成强烈反差。张廷重生于1896年，没多久清朝就灭亡了，他成了一个出身豪门贵族、身带“皇”气的遗少。他拼命玩乐，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在醇酒妇人中碌碌一生。他身上的恶习，如赌博、抽大烟、嫖妓、养姨太太等等，不一而足。

而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虽然出身传统的官宦世家，思想上却因为清末民初民主自由气氛和五四风潮的熏染而极为开化，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她虽也缠过脚，但籍着开化的思想，“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对照记》），从清朝走到了民国，走向了现代。

此可见，张爱玲的父母之间是非常不和谐的，他们之间的对立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差异，更是思想意识的分歧，这也是他们后来分道扬镳的根源。黄素琼并不甘于被不幸的婚姻完全束缚住，她要去寻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1924年，张廷重的妹妹张茂渊要出国留学，黄素琼借口小姑需要监护便偕同出国了。她自己更名为黄逸梵，成为中国第一代出走的“娜拉”。那时，张爱玲4岁，她将从此失去母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张爱玲的童年生活注定是苍凉、冷漠的。

张爱玲清楚地记得，母亲临别那天上船前还伏在竹床上痛哭，爱玲站在母亲的竹床前看她哭得如此伤心，感到手足无措，却没有哭。这一幕深深地刻在了张爱玲童真的心灵里，多年后她这样回忆童年时对母亲的感情：“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流言 童言无忌》）

张廷重在妻子出走后的生活过得很潦倒。1927年，他在津浦铁路局的小官差也丢了，这使他觉得颜面扫尽，深受刺激。于是他给远在国外的妻子写信，承诺戒鸦片，不纳小妾，请她回来。为了挽救婚姻，为了对子女的教育有所安排，于是她回来了。

但黄逸梵这次出国游学更拉大了两人在知识上、思想上的差距，他们间互相妥协而达成的和解根本就不可能长久。果然没多久，他们之间的争吵又开始了，这次黄逸梵的态度尤其坚决，她说：“我的心意已经像一块木头。”于是他们协议离婚，他们彻底分开了，所保留的唯一的联系是母亲可以干涉张爱玲的教育问题。于是，母亲送张爱玲到黄氏小学去住读，“张爱玲”这个名字就是入学报名时取的。但母亲决不会想到十余年后这个普通的名字红遍上海滩，“张爱玲”三个字永驻文学史上。

不久，黄逸梵又要去法国留学，临行前她专门到黄氏小学去看女儿。张爱玲的感觉似乎麻木了，恩怨不断，悲喜频交，她幼小的心灵难以承受。当母亲走出校门，张爱玲远远看着红铁门徐徐关闭，泪如雨下。她的痛哭，是为了母亲，也是为了十岁的自己。

张爱玲对于母亲的感情是很浓郁的，她喜欢母亲，更崇拜母亲，她一直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她的母亲。而她的性格中有很多无意识地承袭下来的母亲的影子。张爱玲当时也许没有从父母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的纠葛中感觉到剧烈的痛苦，但她的性格、处世的观念和态度等等却就在这样的成长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二 张爱玲的少年生活

1934年，在张爱玲的生活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父亲再婚，二是上中学了。这时的张爱玲已初通人事，再加上一颗敏感纤弱的心，她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也特别丰富，特别复杂。

张爱玲的中学生活并不开心，就像她弟弟张子静回忆姐弟生活时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成长期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创伤还在成长。”而不开心的原因大多来自家庭，“旧衣事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当时父亲娶的是原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继母孙用蕃出嫁前听说张爱玲的个头跟她差不多，于是带了两箱旧衣服给她穿。穿着破旧，在贵族化的圣玛利亚女校里她自然觉得难堪了。张爱玲回忆说：“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都像浑身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地憎恶与羞耻。”（《对照记》）“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并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流言 童言无忌》）

这期间，发生在她弟弟身上的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张爱玲脆弱的感情。有一次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儿小事父亲就打了弟弟一巴掌，她心疼得以碗遮面，眼泪直流。继母见状不解地笑道：“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张爱玲吃不下饭，夺门而逃，在浴室里对镜而泣。然而，正在她伤心的时候——“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流言 私语》）

这样的家庭，没有阳光，缺少温暖，生活真是太压抑了。一个缺失了爱的家是个什么样子？真让人不敢去多想。也许正是这些反向的刺激，使张爱玲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梦想，她渴望在明丽的蓝天下拥有一席自己的自由、舒适的小天地。在理想与现实的一次次强烈的碰撞与冲突中，她渐渐地对家绝望了，渐渐地走向了对家庭束缚的反叛和对抗。

张爱玲中学快毕业时，母亲回来看她，她就去母亲那里住了两个星期。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促使她永远地逃离了这个不幸的家。

张爱玲从母亲那里回到家，一进门，继母就劈头盖脸的责问道：“怎么你走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她答说早告诉父亲了，没料到继母勃然大怒：“噢，对父亲说了!你眼里哪儿还有我呢？”说完一个耳光打在张爱玲脸上，她本能地要还手，继母却一路尖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敢打我！”然后是父亲啪嗒啪嗒地冲下楼来，一把揪住张爱玲的头发，挥拳便打，一边打一边吼道：“你还打人！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她被达得左右摇晃，眼冒金星，最后被打得瘫在地上，父亲还揪住头发一阵乱踢。随后，张爱玲被父亲软禁了起来。这件事对张爱玲的伤害很大，她觉得自己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老了许多，她说：“等我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

在这期间，老仆人何干给张爱玲的舅舅打电话，并将张爱玲的事告知。第二天，舅舅和姑姑张茂渊来为张爱玲求情，并提出送她出国留学。但张廷重老着脸，说什么也不答应。张茂渊非常激愤，与哥哥扭打了起来，眼镜被打破，脸也受了伤流了血，她临走时指着哥哥的的面发誓：“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1953年而老仆人何干因为通风报信，张廷重将她大骂一顿并赶回皖北老家。到这时候，张爱玲对这个家彻底失望了。

真是祸不单行，爱玲随后就患上了痢疾，前后拖了一秋一冬近半年的时间，差点儿病死了。父亲不给她请医生，也没有药。那真是痛苦的煎熬啊！后来大概是因为父亲不愿背上“恶父”的骂名，悄悄地给她打了几针抗生素，这样她才渐渐地好了起来。

病中，爱玲整天躺在床上，望着窗外明丽的天空，一个强烈的念头从心底升起：“逃出去！尽快逃出去！”

母亲秘密传话给她：“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也没有，你要吃得这个苦，没有反悔的。”但当时的张爱玲，还有什么比对自由的渴望更强烈呢？她开始寻找出逃的机会。

在隆冬的一个夜晚，她静静地伏在窗子上观察外面的街道，确实没有人。她开始行动了，扶着墙一步一步地、轻手轻脚地摸到铁门边，飞快地拨开门闩，闪身而出。她终于又站到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有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啊！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流言•私语》）这种死里逃生的喜悦简直让她要发疯！

随后张爱玲住到母亲那里潜心补习功课，她要去实现她的英国梦。不久她在伦敦大学的上海考场里参加了入学考试，获得远东地区第一名，也就获得了去英国留学的资格。但由于战乱，她改去了香港大学。

那一年张爱玲18岁。她新的人生航程将从这里开始，而她的人生也告一段落了。

一般来说，童年、少年的生活经历对作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是评论家和心理学家的共识。童年、少年是作家生活的摇篮、观察的起点、灵感的初源、才华的土壤。它蕴藏着最初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氤氲着细微的观察视角和创作无意识。而这些将贯穿作家的一生，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作家的创作之中，并产生潜移默化的、深重的影响。

童年、少年时代的张爱玲不是金色光环笼罩下的张公馆的小公主，不是在纯情母爱宠幸中的小天使，不是四邻夸耀的小宝贝，不是老师引以为傲的小精灵；她只是一个没有父爱、少有母爱的小丫头。爱的缺失让她过早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孤独，让她的情感受到扭曲，那些童年、少年的不幸经历在她的心里永远地藏下了痛苦的因子。外部世界流过了她那颗受伤而孤傲的心灵之后，淌出来的是带着“张爱玲式的郁悒”的文字。她一生的作品都带着深深的失落感，藏着隐隐的悲剧气息，根源恐怕就在这里了吧。三 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的创作颇丰，小说、散文、剧本、译作等均有涉猎，她属于那种在一开始就达到顶峰的作家。从1943年5月发表《沉香屑 第一炉香》开始，短短的一两年间代表作如《沉香屑 第二炉香》、《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散文集《流言》等一一倾泄而出，基本上奠定了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上个世纪40年代可以说是张爱玲创作的黄金时期了。读她的作品时，我们被她那练达、娴熟的文笔深深地震撼着、打动着，我们无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那颗“冷酷”的心，她留下的那些深远的启迪以及那融古汇今的历史旧影。

张爱玲是文艺园里一株枝繁叶茂、摇曳多姿的大树，她把枝叶尽情地撑开，尽力伸向不可知的远空。但她的根始终深深地扎在园地的土壤里，那就是她童年、少年时的广博的经历和对生活、对这个世界的精致入微的体验。她童年、少年的忧患遭遇赋予了她很深的悲剧意识，这种意识对其作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她的作品几乎都带上了或深或浅的悲剧底色，而且在其早期作品中尤为明显。下面我就通过一些具体的作品来浅要地说说张爱玲创作中的悲剧意识：一方面，是她对“人性恶”的探索，她以娴熟、老练的笔调深刻地揭露出人性中虚伪的一面；另一方面，是她对人生命运的沧桑写照，她笔下的人物身上都渗出人生的沧桑和情感的失落，显得凝重而有分量。

张爱玲对“人性恶”的探索 张爱玲的作品中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男男女女如在鬼蜮里进进出出。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婚姻的圈套、生命的惨白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张爱玲的悲剧意识表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她冷冷地撕开生命外表的华美，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性恶”的一面，灵魂的阴暗、丑陋的一角。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大都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他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不由自主地堕落了。人与人之间不再有哪怕一丁点的人情味，于是人性变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

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张爱玲笔下多写出身名门世家的遗老遗少、公子哥儿、太太小姐等人物形象，他们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是便是赤赤裸裸的虚伪，他们就好象是一席“爬满了虱子的华美的袍”。《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先后爱过两个姑娘，玫瑰是个混血姑娘，振保爱她，“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佟振保觉得把玫瑰娶来移植在自己家乡的社会是行不通的，劳神伤财，而且不上算。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来跟随他，他便怯懦得要死，连那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也“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他还“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萎缩了，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于是，他便匆匆忙忙选了另一个女子烟鹂结婚。婚后，她成了他眼中一个“很乏味的妇人”，于是他开始宿娼，回来则砸东西打妻子，冷酷、变态地尽情发泄。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

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在作品中尽情揭露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等压抑下扭曲、畸形、变态了的人性。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的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当时傅雷先生批评她的创作的题材取向，她就做了这样的辩解。

婚姻是张爱玲最常描写的题材。她说“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又多是不合理的”，婚姻非感情的产物，是某种目的的实现。女人视婚姻为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婚姻对女人而言成了一个金色的鸟笼，也成了她们永远的归宿。女性所受的教养便是如何去做一个“女结婚员”，她们“以美的身体取悦于人”，全力以赴追求那“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婚姻，“找事是假的，找个人才是真的”，婚姻动机构成了她们生活的主旋律。正因为如此，《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白流苏必须重操旧业——进入婚姻才能摆脱麻烦；《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受过新式教育的葛微龙的最高愿望也仅是找个爱自己的人结婚而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家人把她送到英国读书，她“无非是为了嫁人，好挑个好的”。这些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的最普通的女性，禁锢在婚姻牢狱下的女性，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统治的女性，她们全都做不了自己的主，她们被一只巨手扼制着（除了白流苏被一场“传奇”成就了一段契约式的婚姻），其他的如《花凋》中的川娥，《金锁记》中的长安，《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烟鹂、娇蕊，及葛微龙无一不消失在“苍凉的手势”中。

婚姻本是美好的，但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如《半生缘》中的几对婚姻都没有爱，曼桢与世均由相知而相恋，爱得纯情真挚，无利益计较，无物质牵挂(这是张爱玲作品中少见的)。然而他们无法逃出厄运的魔掌，曼桢陷落于亲姐姐曼璐所设的陷阱，曼璐妄想用妹妹来套住自己男人，锁住婚姻。曼桢在受尽凌辱逃脱魔爪后，带着满腹的辛酸和屈辱去找世均，殊不知世均在无望中放弃了最后的努力，匆匆与自己不爱的翠芝结了婚。可怜的曼帧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听凭生命的四季在身后默默流淌。翠芝也不爱世均，她爱的是世均的朋友叔惠，旧家庭的千金好不容易遇上了一个可心的人，可命运成就不了她，不但家世的鸿沟他们无法跃过，就是已成为新派人物的叔惠也不会接受她，世均是她的唯一选择。爱成就不了婚姻，他们的婚姻是无休止的妥协。

张爱玲对人生的沧桑写照

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还表现在对人生命运的写照上，她的小说处处穿透着一个失落者的人生感悟，不时渗出人生的沧桑，读之恻然不已。也许是过早接触人生苦难的她，处处感到生存威胁，遂用一种近似妄想者的眼光看世界，这样就使得她笔下的世界充满了悲剧、荒诞、畸形，整个世界在某种欲望的诱惑下，弥漫着生之困扰和恐慌。葛微龙一步步走进了“鬼气森然地世界”，“中了邪”，“似乎是魇住了”，再也走不出那充满了“淫逸空气”的世界。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生亦何欢，他们生命中流淌着痛苦的旋涡，生命指向了虚无、渺茫、琐屑。葛微龙看到的生命是“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来只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眼前琐屑的小东西，她畏缩不宁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沉香屑•第一炉香》）生命在没有生气的死人世界里自顾自地走了，生命是痛苦的恒久、欢乐的虚无、个体的脆弱无奈，也使张爱玲感到“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地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生命如此脆弱，命运将人的一生套牢，人在命运面前显得多么渺小，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人，也做不了周围环境的主人。“生死与别离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红玫瑰与白玫瑰》）人无法摆脱程序化的命运，在一成不变的现实面前，人的希望、幻想只能像气泡一个个无情的破灭掉。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作为时代的失落者，他们为旧的生活方式封闭着，按照旧的时钟生活。“他们唱歌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时代像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他们无形中被时代抛弃了，无法摆脱衰败的命运，他们拽不住烟消云散行将失去的繁华，他们又不愿坠入红尘脱胎为新人，像无头的苍蝇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撞得粉碎，都成了现实命运的牺牲品。在强大的现实命运前，丰满而活生生的生命被扭曲为干瘪的、苍白而平庸服服帖帖的工具，人不能建立自我完善的人格，人只知道自己活着，却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该怎样活着。在命运面前，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悲叹：“人的盲目而无知，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总而言之，张爱玲创作中的浓厚的悲剧意识是在充满失落的生活中逐渐积累而形成的，它折射出作者复杂的心灵，体现出作者对人性、对历史、对现实的悲观。那是作者独特的悲情的艺术审美感，那不是淡淡的哀愁，也不是美丽的忧伤，而是令人彻骨的冰凉的悲观。

有道是，青山埋忠骨，碧水葬佳人。1995年9月30日，恰值中秋，张爱玲魂归大海。迄今已十载。但张爱玲并未离我们远去，而是走得更近了。我总是感觉到，那些故事从辽远的地方向我扑来，我不由启口：“在很久以前，在遥远的东方，在中国的上海，有一个女孩子，她每一天每一天都在做着她的天才梦„„”（《流言 天才梦》）参考书目：

（1）张爱玲著，《张爱玲典藏全集》，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0月（2）刘川鄂著，《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3）任茹文、王艳著，《张爱玲画传：美丽与苍凉》，团结出版社，2004年6月（4）张爱玲原著，王光东主编，《解读张爱玲经典》，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第二篇：浅析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浅析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内容摘要]：现代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的作品有着悲剧的主题思想，悲剧意识是张爱玲生活中最重大的情感体验，这些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张爱玲的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笼罩着悲剧的氛围，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悲剧的阴影里。张爱玲善于运用苍凉的语言和独特的意象渲染悲凉的小说氛围，从而形成了苍凉的艺术风格。在她的世界中，是“虚无之物”,她永远都感到一种“惘惘的威胁”，感到天空的低迷。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彻头彻尾的悲观，她才格外地珍视生命,认真地享受生活带来的每一琐细快乐，体味着生的种种乐趣。从而，使这个原本庸常的俗世生活，散发出了诱因的光芒，也使得这个弱小的女子——张爱玲，闪耀着传奇色彩。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

张爱玲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显赫的家世、不幸的婚姻和坎坷的经历，给她的一生蒙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家庭变故和感情受挫，铸就了她复杂的心理世界和孤僻的性格，而对人性、历史和现实的悲观又促成了她独特的悲剧创作观，因此她的作品风格美艳而苍凉，笔触深刻而冷峻，塑造的女性人物总是弥漫着一种悲凉、阴暗的气息，她们蛰居在传统男权的阴影之下，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都源自于张爱玲自己悲剧人生的感悟。

一、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的概述

张爱玲终其一生都是封闭、孤独的。虽出生于名门望族，但从小就过着孤寂而凄凉的生活；曾在上海名噪一时，却又遭遇了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晚年独居海外，杜门谢客直至在故乡的中秋月明之夜客死他乡。透过热闹、凡俗的生活，她看到的是现实世界的风雨飘摇，情感世界的千疮百孔，人性的自私贪婪，生命的朝不保夕，人类文明的衰败灭绝。笼罩于张爱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的是无法消解的悲观。沃尔波尔有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女作家张爱玲是凭感情来领会，她把这个世界看作悲剧。因此，她的作品，一以贯川的是“荒凉”。

二、张爱玲悲剧意识的来源

（一）家庭生活的来源

张爱玲出身在名门贵族，但其祖父的煊赫遮不了父辈的衰落，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 且清丽孤傲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张爱玲的童年也因此分裂为两个世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整个儿都是懒洋洋灰扑扑，缭绕在鸦片的云雾里”，父亲另娶了太太，这更使张爱玲的生活阴云密布。敏感的张爱玲从小就在高门巨族中过着孤独而凄惨的生活，咀嚼了人世的沧桑，世态的炎凉。缺失的母爱、后母的虐待、父亲的狂暴，让她深深体会到人生的阴暗与悲哀，也逐渐孵化出张爱玲孤僻和冷淡的性格。“这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浓郁的悲观气质，张爱玲因了家庭中的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给她太多的苦楚和悲伤，形成了她自立于人世的态度，她沉默寡语，冷眼审视人生。父母的不幸婚姻，引发她对婚姻的消极态度，她笔下的婚姻是无爱的、苦涩的，带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另一方面，张爱玲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让她有丰富的知识和较高的鉴赏能力。封建家庭的衰败腐朽，使她对古老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有了较深切的体悟，世态人情的炎凉、无奈与哀伤，也深深刺伤了她的心灵。

（二）与胡兰成感情的受挫

在文字的世界里，张爱玲参透苍凉人世，冷峻深刻地解剖男女情感。而在现实生活中，她却所遇非人，爱了不该爱的男人。如果说家庭的变故让她看透了世事，那么与胡兰成感情的受伤则让张爱玲心中对爱情一点美好的向往都全部泯灭，加深了她创作的悲剧意识。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张爱玲就是这样通过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的。

张爱玲与胡兰成是在乱世之中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这都堪称是一场“传奇”。张爱玲的家庭给了张爱玲孤傲、冷淡的性格，可她热烈的爱着胡兰成。面对胡兰成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张爱玲无语失望。张爱玲说她对他的爱早已烧完了。可见这次婚姻对张爱玲伤害之深，促使她心理产生了对婚姻强烈的不信任。

自己的爱情悲剧，还有父母婚姻的不幸，对张爱玲精神以沉重打击，直接影响了她的悲剧创作观的形成和她以后人生道路上对婚姻的选择。这些来自情感的创伤，在她笔下表现为婚姻的消极落寞。《半生缘》里的婚姻是空壳，没有爱情，只有利益的驱使；《金锁记》的婚姻是枷锁，锁住了爱情，刺激了金钱欲。这些作品塑造的爱情悲剧都是张爱玲对婚姻的思考。由于对婚姻的消极，张爱玲小说“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三）封建男权文化的影响 男权文化不仅严重压抑和窒息女性的生存和发展，也压抑和窒息男性的生存和发展。张爱玲从小生活在一种书香与旧僚气并融的环境，她的心中深深地刻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在政治权力层面，男权文化显示出其无所不在、君临一切、强大无比的统治力量。在文化权力层面，它的能量就多少有些削弱。其直接的标志，便是男性身处男权文化阴影之下生命个体人格的委顿和个性的消失。张爱玲写透了男权社会中男性精神的萎缩乃至精神生命的相继死亡。她笔下的男性世界是一片倒塌了的废墟，飘荡的是荒凉的人性。男权社会里崇尚的男性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等在这里不复存在。在他们的婚姻中，“谋爱”不得而转为“谋生”的女性藉以依附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一种自古而然的理念，这里透露出张爱玲对人性无以归附的深深的绝望与对女性深重的悲悯。

（四）战争经历的体验

在文化体验上，张爱玲对世界与人生的无法消解的深重的虚无与绝望予以特别的关注。她的这种态度的产生，也正是因为她自己亲身体验了这种无法消解的悲剧意识。张爱玲是否有直接的“文明的毁灭”的体验？对此最先使人想到的是她所表现的港战经验。战争经验对许多作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就本世纪的许多西方文化人来说，两次世界战争使得他们突然之间对人性与文明失去了信心。某种意义上，战争确实是文明的毁灭，至少，是文明部分的毁灭。尤其是世界性战争的发生，正说明了文明的力量不足以约束人性中的黑暗面，不能抵抗那种毁灭文明的势力。战争中个体的孤独与渺小使张爱玲生发出个体生存的危机意识，并质疑：“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张爱玲也开始怀疑人的理性，强调非理性，并致力于人性在英雄神话破灭后的自私、丑陋、苍白的刻画。

（五）西方文学的影响

除了自身主观的因素外，生活的客观环境也极大地影响了张爱玲的创作心态。但她毕竟生于“五四”以后，又从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母亲身上得到一种现代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浸染，在香港读书期间，她更直接、更广泛地接受了西洋式的教育。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张爱玲有机会对东西方文化重新进行审视，张爱玲潜意识中的文化心理是在特定时代对中西文化悲剧性体认的结晶。张爱玲从西方作家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文艺复兴时期西方 的主要文化是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本，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世界是由无理性的“权力意志”所决定的。西方文学在20世纪的发展表明“人也死了”。也就是说人的本质，那个可以拥有本质的坚硬的人如壳般碎去 了，“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人被抛到这世上来，谁也无法逃脱。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化固有的征服欲、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彻底击 碎了人类永恒、进步、富强的神话，整个西方文学开始关注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困境：人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可爱，人是自私、冷酷、脆弱的动物；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显然受到了这些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譬如威尔斯、劳伦斯、赫胥黎、毛姆这些带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的作品，尤其对威尔斯的“预言”，她曾经有过极其强烈的共鸣。

三、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的在作品中的体现

(一)张爱玲作品中的虚无感

有句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说明人的一生不可能永远是坦途。身处顺境时，人们往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一旦落入困境逆境之中，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生活的态度，却是因人而异了。有些人“穷则独善其身”，仍然积极乐观地去生活、去奋斗，以图东山再起；另一些人则会因之而消沉下去，沉溺于人生的无常，进而发展为一种消极悲观的人生态度，以为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不可定的，无法把握的，个人的力量在命运面前是渺小的。张爱玲就属于后一种人。张爱玲早年的不幸的家庭生活，及后来不成功的情感经历，都对她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她形成了虚无主义的人生观，而这种观念在她的小说创作里也充分地反映出来。

(二)主人公对生的不可预测和对生存状态的绝望。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就有一种弥散在整个故事空间里的“虚无感”，其中的环境就给人以一种虚幻异样的印象。主角葛薇龙为了物质上的诱惑，她整个的人，从肉体到心灵，最终全都网在虚空之中。这一点可以从她的一段心理感受中看得十分清楚。那是在闹市与人群之中，她感到：“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再如《沉香屑·第二炉香》，张爱玲写这篇小说仿佛专为表现人类命运中的虚无感，甚至把它扩展为整个宇宙的本性。当主人公罗杰感到彻底绝望，准备自杀的时候，她这样写：“黑暗，从小屋里暗起，一直暗到宇宙的尽头，太古的洪荒——人的幻想，神的影子也没有留过踪迹的地方，浩浩荡荡的和平与寂灭。屋里和屋外打成了一片，宇宙的黑暗进到他屋子里来了。”这里所说的“宇宙的黑暗”，是亘古长存的人类命运的底色，是广大的无所不在的虚空，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心灵恐惧和重压，被笼罩在虚无感中时。

张爱玲认为，人都是在劫难逃的。这种在命运面前感到无能为力的绝望心态，在《茉莉香片》中有更多的表现。主人公聂传庆希望借助心灵的力量，改变自身的境遇，但最终还是失败。他虽有抗拒命运的努力，也不过是在封闭的心灵深处，只是接近于“白日梦”的幻想，而在现实的人生中，不可避免要遭遇心灵的幻灭。在聂传庆的生活境遇里，有一 句话可以作为他的主题，那就是小说结尾处的“他跑不了”。他母亲一生也未能逃脱。张爱玲以一个精心设计的象征，深刻而形象地写出了她命运的残酷：“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至于聂传庆的命运，就是在屏风上又添上了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在他身上，张爱玲把人生虚空中的无力感，强化到了最大限度。

（三）凄凉情景的表现

《倾城之恋》中读者非常熟悉的一段话，最典型地表现出那种文明毁灭后、人们毫无物质与精神依傍的情境：在夜晚的清醒中，主人公感到“莽莽的寒风”像“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随着这寒风逝去的都有什么呢？一切。“什么都完了”。文明也完了，甚至对文明的记忆也已失去了——“剩下点断墙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好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这种什么都完了的感觉，在小说里被描绘为流苏在劫余所得到的唯一的一点精神上的觉醒。小说里两次出现的“墙”的意象都伴随着文明的毁灭与世界的虚无的主题，而这两次出现的意义，可以更清楚地揭示“文明的毁灭”这一主题。在这里一开始就通过“墙”的“冷而粗糙”、“死的颜色”与“人”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构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可以说正是“生命”与“无生命”的对比。

（四）封建没落的描述

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繁荣与破败，高贵与暧昧，眩目与阴冷交织的大上海，敏感的张爱玲对朝代更迭之间一个古老文明的荒凉与毁灭，有一种迫在眉睫的恐惧，更有一种洞烛先机的预言。《倾城之恋》借白流苏与范柳原“精刮”的爱情故事，透射出倾城亡国的悲凉气氛。“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香港的陷落表面上成就了一对平凡的夫妻，却也在更深层次上预示了古老文明的衰落。在经历战争所带来的沦陷后，张爱玲更明显地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与霉臭、封闭与疯狂，于是，封建遗老遗少、阴暗的屋子、鸦片、晚袍等不断地出现在作品中。张爱玲在《传奇》中揭示出了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在现代环境下的文化错位，剖露了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种种病态。

(五)人性描写中的体现

张爱玲习惯于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来发掘人性的本质，因为“在世界上，最具悲剧 性格的是爱。爱是幻象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必然的关系，能充分地展示人性的残酷、自私。尤为深刻的是，张爱玲敏锐地将凄怆、悲凉，而且揭示出男权社会对男性自身的腐蚀与戕害。

《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背负着黄金的枷锁，在人性的挣扎中被挤扁最终 失去人性的可爱一面的可怜可恨的艺术形象。七巧以一个麻油店铺老板的女儿的身份做成簪缨望族的姜家二奶奶，只因为二少爷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在那样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狰狞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她的梦，迫使七巧一点点失望下去，一步步走向变态的边缘，一步步泯灭了良知和人性，她蜕变成了另外一个七巧，她不顾一切地捞取物质的东西，企图以此弥补感情上的亏损。如果说对三少爷季泽的渴望是七巧人性中渴望爱情的表现，那么泯灭了那最后一点爱后，她更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完全丧失了人性，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疯子。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走向毁灭，而且还将身边的人拉来殉葬。她纵容儿子长白吸毒、纳妾、逛妓院，像当年自己遭受折磨一样摧残了长白的妻妾；对于女儿长安也一样，她断送了女儿读书的权利，还让女儿抽上了鸦片，并小施计谋随随便便断送了女儿的一生幸福且没有丝毫的愧疚。七巧小小的“胜利”便是道德和人性的沦丧。这种亲子关系中人性冲突的描写，更能显示作者浓烈的悲剧意识和小说巨大的悲剧力量。

(六)殖民地的失望

生活在英属殖民地香港，张爱玲近距离地洞察出英国文化的缺陷。大英帝国辉煌的历 史，使英国人产生一种根植于他们心中的民族自豪情绪。亨利七世时期，一位威尼斯使节写道：“他们认为除了他们之外就没有别人，除了英格兰之外就没有别的世界：每当他们看到一个潇洒的外国人，他们就说‘他看起来像个英国人’，并说‘很遗憾他不是英国人’。”即使到了辉煌不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人心中仍然残存着种族歧视和殖民意识。对此张爱玲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在香港的天主教修道院里同为尼姑，开饭的时候，“几个中国姑子上灶去了，外国姑子们便在厅堂里等候”。连一个老得不中用的英国尼姑都有着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它(狗)又不通人性，它怎么懂得英国话 ”(《连环套》)，执意不用英语招呼小狗。张爱玲目睹了殖民地文化导致的人性的扭曲和精神的颓废，塑造了范柳原、哥儿达、乔琪升等“洋场社会的浮浪子弟”。对英国人冷漠、矜持的“绅士风度”，张爱玲也加以幽默的讽刺，“英国学生派是一种潇洒的漠然。对于最要紧的事尤为潇洒，尤为漠然”(《红玫瑰与白玫瑰》)，“英国人住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进晚餐”。张爱玲对于现代文明的认识都是悲剧性的。

（七）悲剧女性形象的塑造 由于骨子里的悲观气质，她的作品呈现出惊心动魄的深刻。社会的波澜壮阔是时间中的点，而唯有那些饮食男女的平凡悲欢，才是生命的原生态。就在这短暂的人生之程中。也处处是荒凉。构成人的世界的是人。而就是对于同类，她表现出了清醒的认识。她说，“人是脏的，”人世间没有爱，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爱在寸寸的磨损中毁灭了，这世上的情感哪样不是千疮百孔。在她的作品《花凋》中就给我们塑造了个悲剧女性形象。川嫦是常中最好的女子。本应受到家中特殊的关爱，然而。她的父亲是个封建遗老。因为不承认民国，自民国纪年起，就一直不再长岁数，是酒精缸中泡着的孩尸。但仍忙于醇酒，美妇。鸦片；母亲是苍白。绝望的女人。生了一堆孩子。在无爱无钱的家中过着琐屑的日子。姐妹们明争暗斗，你枪我夺。川嫦中学毕业。渴望再读书，但父母不愿把钱花在她的学费上，而这样家庭的女子，不能当店员。不能当女打字员，于是只能做“女结婚员”。但刚爱上。又得了病。父亲不肯出医药费。因为这年头馓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无法养活，而生病了的女儿还得一天两个苹果。父爱，母爱，手足之情，还有一份似乎本是唾手可得的爱情，一个个弃之而去，在这个没有爱的人生间，花季少女郑川嫦无声无息的死去。然而，这郑家的男男女女，又分明都是杀手，在他们的挤压中，川嫦死去了，在冷酷的感情，死去了。四﹑结语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用自己传奇式的一生和传奇性的作品演绎 了一个个悲剧故事。这种仿佛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悲剧意识，促使她以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手法解剖了人性的自私、卑鄙与扭曲，揭示了芸芸众生的孤独漂浮感、命运的困顿和生命的虚无幻灭感。

【参考文献】

[1]仝彦芳．洋场才女张爱玲[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2]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3]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4]夏志清.张爱玲小说述评[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5]易光.男性关怀：从母性到文化策略[J].文艺评论，1998，(3)：64.[6] 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112、224、48、165、268、114、107、260、96、267.[7]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N].文汇报.2000—11—07.8

第三篇：论张爱玲的孤独感和悲剧意识

论张爱玲作品的孤独感和悲剧意识

摘 要：张爱玲的作品，以女性孤独无力的生存状态，弥漫濡染到生命底蕴深处的荒凉的家园幻梦和浓厚的悲剧意识。张爱玲的小说注重对女性的刻画描写，笔触直透人性深处，她笔下的女性往往是因特定的生存环境，在心理和生理的交困中挣扎、堕落，最终成为一个个悲剧的载体。张爱玲以苍凉的个人生命体验不露声色地讲述普通人的故事，籍以展示她充满孤独感、悲剧感的人生经历。本文通过对她小说中的人物、情节的分析，及对其生活经历的分析，试图解读张爱玲生命中的这一内容

关键词：张爱玲 孤独感 悲剧意识

张爱玲在四十年代以其小说集《传奇》与散文集《流言》轰动了上海文坛。随着一九五二年出走香港和一九五六年移居美国，曾一度被大陆的评论家所忽视，但七十年代以来她又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其作品中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和悲剧意识。她最精彩的作品经常都是在孤独感极深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并且她的作品也都弥漫着浓厚的孤独感和悲剧色彩。这与她一生的传奇经历是分不开的，张爱玲的身世与创作心态，埋藏在心灵深处的兴亡沧桑之感，反映在她的小说中便是寒冷、残缺、伤感的苍凉。

一、张爱玲的成长环境及其对作品的影响

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父

母又因感情不和而在她年幼时离异。父亲荒淫挥霍的生活和后母的无情，给她早熟的心间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家庭变故，世态炎凉，使得张爱玲变得敏感而忧郁。她悲凉地感悟到：人世间没有爱。家道中落、身世曲折铸就了张爱玲创作心态的孤独感和悲剧意识，这种浓郁的悲观气质在她的小说中得以生动的体现。

时代的**和她的特殊生活经历，让张爱玲产生了流离感和失落感。因为战乱，她出国留学的机会错过；还是因为战乱，她两度中止大学的学业，她和胡兰成的情缘飘忽不定。这一连串的“未完成”，使张爱玲深切地感到世事动荡而带来的孤独和把握不定。张爱玲常以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这种怀疑、不信任感显然是以潜意识方式表现于张爱玲的代表作品中。

二、张爱玲作品的孤独感

由于张爱玲的童年家庭的不幸和她对这个家庭的憎恨，她便把这种孤独感渗透到她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整体情调染上一种深沉的孤独感和被遗弃感。在张爱玲小说中处在深闺大院中的旧时女子们的处境是尴尬的，她们无所依附，没有理想，更没有追求，注定只有一片黑暗的孤独。

《相见欢》中的伍太太和荀太太，不厌其烦地叙说着多年前芝麻绿豆大的陈年往事，夸张的动作、表情也掩饰不了她们空虚、寂寞的内心世界。《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和孟烟鹂，《沉

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十八春》里的顾曼桢等，都是在爱情和婚姻中失落、孤独无着的弱势女性形象。《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更是一个被孤独压制到无以附加的灵魂，她年轻的时候想抓住小叔季泽来摆脱孤独，失败了。迟暮之年，她就抓住自己的儿女，破坏他们的婚姻，用鸦片和流言把他们永远禁锢在自己身边，以慰藉自己孤独一生的灵魂。

张爱玲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无助，尤其是女人，对男人的依附，对经济的依赖，对婚姻的依靠，让她们努力的想抓住什么，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始终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

三、张爱玲作品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了悲剧感的人，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人物，归根结底是源于自身人性的弱点。张爱玲认为人之本性是恶的，这有点符合“原罪”的理论。只不过她笔下的原罪意识，更多地表现为非常态人际关系中的人性的某些弱点。

张爱玲常常通过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现由人性弱点导致的悲剧。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另外，她还描写了一些由人性欲望的扩张所导致的悲剧。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情欲得不到正常满足，就转向对金钱欲的扩

张，一步步走入金钱的墓道，在害人害己中结束了自己悲剧的一生。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张爱玲是在自觉地以情欲、以非理性的观点来解释悲剧，解释人性。所以在她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复杂，阴暗，不可理喻。

张爱玲早年家庭生活的不幸，及其时代**的流离感、战时特定时期的严重失落感是造成张爱玲小说孤独感和悲剧意识的内在根源。她将这种童年时期的孤独寂寞和悲哀付诸笔端，描绘出现代都市中的人性扭曲和心理变态。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是她对当时社会观察体验凝结的结果，而且深透到人性中最隐秘的部分，同时也有着深刻的历史及文化原因的笼罩和影响，从而形成了其作品独特的孤独和悲剧意识。

今天，当我们再回头重新评价张爱玲的时候，她的才华与成就，将不再过多地打上政治烙印的评判标准，是经过历史检验后得出来的共识。张爱玲颇具特色的个人风格是把中国传统文学精华与西方现代小说技巧圆熟地结合起来，既以中国古典小说为基础，又突出运用了西方现代派心理描写技巧，直逼现代都市男女情感世界的深处，能够让读她文章的人自己感觉到。

参考文献

① 《哀与伤--张爱玲评传》，周芬仱，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出版。

②《张爱玲传》，任茹文、王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

出版。

③《张爱玲全集》，张爱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出版。

论张爱玲作品的悲剧意识

发布者：黎知 发布时间： 2011-11-20 19:25:28

引言

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显赫的家世、不幸的婚姻和坎坷的经历，给她的一生蒙上家庭变故和感情受挫，铸就了她复杂的心理世界和孤僻的性格，而对人性、历史和现实的悲剧创作观，因此她的作品风格美艳而苍凉，笔触深刻而冷峻，塑造的女性人物总是弥漫着一

一、悲剧身世之感

创作的悲剧意识，源于人生的不幸命运，她的家庭变故和感情受挫。她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活；她大胆追求爱情，却偏偏拥有两段离幸福遥远的婚姻，自身的种种不幸和周围环境的影的感悟。

出身在名门贵族，但其祖父的煊赫遮不了父辈的衰落，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暴戾乖张。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傲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张爱玲的童年也因此分裂为两个世界，母亲的世界——洋，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灰扑扑，缭绕在鸦片的云雾里‛，父亲另娶了太太，这更使张爱玲的生活阴云密布。敏感的族中过着孤独而凄惨的生活，咀嚼了人世的沧桑，世态的炎凉。缺失的母爱、后母的虐待、父会到人生的阴暗与悲哀，也逐渐孵化出张爱玲孤僻和冷淡的性格。‚这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气质，张爱玲因了家庭中的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振。‛[1]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给她太多的苦楚和悲伤，形成了她自立于人世的态度审视人生。父母的不幸婚姻，引发她对婚姻的消极态度，她笔下的婚姻是无爱的、苦涩的，另一方面，张爱玲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让她有丰富的知识和较庭的衰败腐朽，使她对古老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有了较深切的体悟，世态人情的炎凉、无奈她的心灵。的世界里，张爱玲参透苍凉人世，冷峻深刻地解剖男女情感。而在现实生活中，她却所遇非人。如果说家庭的变故让她看透了世事，那么与胡兰成感情的受伤则让张爱玲心中对爱情一点，加深了她创作的悲剧意识。

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张爱玲的家庭给了张爱玲孤傲、冷淡的性格，可甚至在他被认为是‚文化汉奸‛时仍紧紧追随，面对胡兰成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张爱玲无语失爱早已烧完了，可见这次婚姻对张爱玲伤害之深，促使她心理产生了对婚姻强烈的不信任。爱情悲剧，还有父母婚姻的不幸，对张爱玲精神以沉重打击，直接影响了她的悲剧创作观的形上对婚姻的选择。这些来自情感的创伤，在她笔下表现为婚姻的消极落寞。如《半生缘》中辛和不易，在她和祝鸿才的婚姻当中她一直是个弱者，没有爱情婚姻就是个空壳，但她又不以在她眼里只有利益；如《金锁记》中七巧的婚姻也是个牢牢的枷锁，锁住了爱情，刺激了 的爱情悲剧都是张爱玲对婚姻的思考。由于对婚姻的消极，张爱玲小说‚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心世界，对于感情的真实写照。

二、悲剧人生况味 的小说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她的作品有着淡漠的贫血和感伤的情调‛[2]胡兰成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面是月下的青灰色‛。[了一个个残酷而悲凉的人物形象，悲剧人生况味是小说的底色，苍凉的悲剧氛围是小说的艺是专写‚她的时代的阴暗一面‛的高手。她说：‚如果我常用的字眼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胁。‛[4]她的威胁来自于生活，张爱玲是一个敏感的人，她善于窥探社会，把握世情，因此主题。而在那个年代，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遗老遗少、公子富少、太太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便是赤裸裸的虚伪。因此她笔下这些揭露人性为主题的小说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的是一个最合理他带着西方的文明回到封建道德圈里，与朋友的妻恋上，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要做一个人‛隐蔽起来，用打妻子来发泄他的冷酷、变态，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张爱玲用冷开了这个‚大好人的面纱‛，露出了他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这篇小说也成为悲剧性的主题。

以悲剧爱情和婚姻故事为选材。‚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着人生的真谛。‛[5]张爱玲是窥探社会矛盾的小说家，她乐于立足于平凡的生活中，选择世

小说选材。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张爱玲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她在作品中对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所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一面。爱情本是浪漫的，然而悲剧却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在当时新文化抨击的旧社。爱情这件‚华丽的外袍‛，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便有了‚爬满了虱子‛的尴尬。《金锁记》制度下的悲剧人物，她编织过美丽的爱情梦，却为求金钱迫嫁，无爱的婚姻扭曲了她的灵魂，劈杀了几个人，儿女的幸福也被她亲手毁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想要追求爱情，但在，婚姻成了她的生活保障，恋爱不过是实现保障的手段，她选择的不是恋人，而是一张‚长—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是男权社会里将一生系于男人的浮萍，她想要幸福婚姻，却将幸福女性的爱情悲剧都是社会促成的。她们或成了遗老家庭里的一种牺牲品，或成了宗法社会里的就像白流苏一样为了生存成为‚长期卖淫‛的情人。在这个封建思想和新文化冲击的时代解放，却又无力抗拒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她们心里对爱情的一抹希望之光，最终被社爱玲就是以这样的爱情悲剧为题材，揭示社会生活和人性的世俗面。

凉语言渲染的悲凉氛围 的小说，比喻奇巧，色彩运用诡异，善于运用独特的想象创造小说氛围。在语言上，她的小说腕高，二是‘凉’字用得多，读来有一种忧郁感‛；在意象使用上，张爱玲常用月亮、玫瑰凉的意象，来引发人们对小说人物命运的思考。《金锁记》中写曹七巧和儿子长白抽大烟的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一点一点,月亮缓缓地从云里出来了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七巧也像月亮一样,戴着狰狞的脸谱,毫无母性,不怀好意地向张爱玲通过对月亮的变形描写以及这种意象的想象,更为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变态心理。作品象征手法预示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沉香屑—第二炉香》中, 天真的愫细在新婚之夜被罗杰连夜逃回娘家，结果弄得满城风雨，罗杰因此而发疯。在小说开始，作者就已借‚牵牛花‛

命运：‚愫细采了一朵深蓝色的牵牛花, 向花心吹了一口气……愫细每逢感情冲动时, 往往牛花的颜色。她又吹吹那朵花, 笑一笑, 把它放在手心里, 两只手拍了一下, 把花压扁了。‛花‛, 在愫细的潜意识里就是罗杰的化身。她微笑着‚压扁‛它, 已经早早地决定了罗杰的玲的小说，苍凉的语言氛围总是让人陷入沉闷的悲凉，象征性的意象却又让读者感慨人生。‚的作家‛，她将她创作的悲剧意识注入文学，以悲凉的语言和苍凉的意象表现出来，形成了。

三、悲剧女性形象

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评价‚张爱玲是个彻底是一个活泼的讽刺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诚宽厚的历史家‛。[6]张爱玲小说中形象。她以独特的视角，冷峻的笔触，刻画一些旧女性形象，她们总是浸透着太多的不幸，层的丫头佣人，从新派的知识女性到封建的旧时女子。这些女性生活在一个琐碎的物质世界和西方文明的侵蚀之间，为了金钱、欲望，虚荣而近乎疯狂。她们各有各的特点，惟一的共、家庭主义的笼罩之下，受压迫与虐待的地位始终得不到改变。这也是张爱玲对于长期在封，也是对自己生活在这个年代的悲哀和无奈。的悲剧性创作意识铸就的女性悲剧人生，可分成以下三类。她在小说中，塑造的悲剧女性形象建枷锁束缚的女性，一种是物欲与道德挤压下灵魂扭曲的女性，另一种则是由于自身性格缺性。的生存境遇让她笔下的人物少有中国女性特有的温和、宽厚，多表现为人性中的种种自私和冷画了一系列被封建意识和封建家庭所毒害的女性人物形象，有《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姜长白流苏，《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鹏等人物。

记》里的曹七巧是这些女性的典型。她作为封建社会下层出身的女子，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钱，逼迫她嫁进豪门、攀附权贵。这个无实质的婚姻和勾心斗角的封建家庭牢笼，把她生命成了她的心理变态，最后沦为金钱的奴隶。这种变态的心理让她认为，自己得不到的别人也房事，逼得儿媳自杀，破坏女儿恋情，子女的幸福被她一一扼杀。《金锁记》通过对衰败旧家对女性的毒害在曹七巧身上赤裸裸的表现出来。小说末尾作者写道：‚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这句带有时间延续性的话语，说明了度摧残下的女性典型，而这样的不幸女子、不幸婚姻还将继续延续。由此可见，在 ‚存天理，媒妁之言‛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女性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没有自由，没有地位，永远为男锁记》当中，曹七巧的女儿姜长安也深受封建家长制毒害。傅雷指出：‚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1]P38姜长安作为一个被家长制‚训练有素‛的女性典型，在制下，她无法追求自己的爱情、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有接受曹七巧对她幸福的毁坏，成了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封建家庭女子的脆弱是普遍的，家长制让她们只有默默无闻地去承受与担是张爱玲对封建意识和封建家庭毒害女性更有力的批判。

张爱玲笔下有一部分女性，她们在物欲的冲击下，道德沦陷、灵魂扭曲。塑造这一类人物形象造反面人物，这主要是为了审视人性弱点。这些女性在利益面前都变得很脆弱，她们生活在在无法选择的时代里，生计问题被迫切的摆在眼前，以至各种形式的爱及其他种种的精神生件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甚至连婚姻也成为了一种经济关系。她们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社会地位成为了她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代表人物有《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

》中的白流苏等女性人物形象。像葛薇龙在我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21世纪难道还会少吗个科技不断发展的年代，但人们的道德在走向衰败。正如雨果先生说的那样贫穷使男子潦倒暗使儿童嬴弱。

香屑——第一炉香》里，刻画了一个财奴形象的梁太太。她是一个彻底的物质主义者。当年她人的姨太太，为的就是换取切实的金钱。金钱不仅锁住了她的大半个生命，也彻底俘虏了她也变为金钱物欲下的牺牲品。为了得到金钱，她把自己的侄女葛薇龙由一个单纯的大学生变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为了求得经济上的稳定，而愿做范柳原的情人，将男人作为‚长期饭票根本就是长期的卖淫‛。小说揭示了半封建社会矛盾危机下，女性没有感情作为生活支撑，现实。

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封建家庭女人最大的悲剧是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而通过葛薇龙形象，张爱玲写出了女性在物欲与道德挤压过程中的内心体验，一步一步走向深渊的自觉和时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社会中，西方新文化带来的新事物刺激了人们的物欲，导致一些女性而扭曲了她们的灵魂。张爱玲以此来审视人性中的弱点，揭示出道德崩溃下的女性，她们的压下严重扭曲，而个人的人生也必然走上悲剧的道路。

小说里，有一部分女性的悲剧命运主要是自身性格缺陷或者软弱而造成的。她们以社会期待的己，时代造就了她们的软弱性格，封建家庭制度让她们习惯了男权社会的压迫。最典型的有女性

缘》里的曼桢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有知识、有理想、有抱负，但性格的过分软弱让她无原的次被别人利用。当她在姐姐和母亲的谋划下被姐夫强暴，张爱玲写道：‚她实在恨极了，刷刮子。这一下打得不轻，连曼桢自己也觉得震动而且眩晕。她怔住了，曼璐也怔住了。…… 的，倒又想起她从前的好处来，过去这许多年来受着她的帮助，从来也没跟她说过感激的话了，只任曼璐发泄那压抑多年的心声，……对姐姐开始感恩、歉疚，甚至想到她曾经为了维吵嘴，但是现在她居然打了曼璐。她开始晕眩起来，矛盾起来。‛由此可见，面对家人的背她怨恨曼璐毁了她的幸福，可善良心和软弱的性格压制了她的反抗，在心理矛盾冲突中，她受。张爱玲借曼桢揭露了女性在动荡的现实和时代的没落中，有挣扎，有焦愁，有慌乱，有沉默来抵触这种家长制社会，无法逃脱凄凉的结局。

结语 的作品里没有塑造英雄，记述的是平凡苍凉却引人思考的人生。她更多的从现实生活中陈旧、审视女性的不幸命运和人性弱点。我们能感受到张爱玲对女性命运、人生的理解和思考。她其不幸，怒其不事‛的沉痛，也没有巴金‚吾与汝偕亡‛的愤怒，更多的是对人物悲剧‚同情说，认识普通人的悲剧人生，就是对社会的深刻剖析。

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上的主基调是悲观的、消极的、不完美的，张爱玲的这些作品正是她那特殊些作品，我们可以读到她对生活深刻的感悟和对生命悲剧性的理性认知，可以感悟到她对于散的淡然，可以品味到荒凉华美的文学风格。张爱玲的作品标示出一种苍凉悲怆的审美风格道独特的风景线。

第四篇：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目 录

引 言......................................................一、张爱玲对其创作的影响………………………………………………………3

1、张爱玲的生活背景对其创作对象和创作内容的影响………………………3

2、张爱玲的生活教育背景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4(一)善用讽刺…………………………………………………………………………5(二)对偶互补与参差对照………………………………………………………5

二、张爱玲的家庭遭遇对其创作的影响………………………………………………6

(一)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类型…………………………………………………6

1、庸俗的母亲…………………………………………………………………………6

2、冷漠自私的母亲……………………………………………………………………7

3、变态的母亲…………………………………………………………………………8(二)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意义…………………………………………………8

三、张爱玲的爱情对其创作的影响………………………………………………9(一)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前的创作………………………………………………9(二)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期间的创作…………………………………………10(三)张爱玲与胡兰成分手后的创作………………………………………………10

四、上海的沦陷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12 结 论.........................................................14 主要参考文献....................................................16

摘 要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坛上杰出的女性作家。她从自己悲剧的人生出发，写出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剧，留给世人许多有争论的独特而精彩的艺术世界。她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能找到生活中的原型，同时她的人生经历也极大地影响了其作品的创作，本文着重分析了她的人生经历对其作品的影响，主要从生活背景对创作对象和创作内容的影响，生活教育背景对其创作生活的影响、家庭遭遇对其创作生活的影响、爱情以及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对其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人生经历 ；创作；影响；张爱玲

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引

言

张爱玲的作品内容几乎都是来自她的生活，她作品中的人物也和她周围的人物有极大的相似性，可以说她的人生经历带给了她作品很大的影响，在这里将一一介绍她的生活背景、教育背景、家庭遭遇、爱情、以及上海的沦陷对其创作的影响。

一、张爱玲对其创作的影响

1、张爱玲的生活背景对其创作对象和创作内容的影响

1920年9月30目，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一个门第显赫的官僚家庭—张公馆，那一天下着阴冷的小雨，这似乎预示着张爱玲的一生将被笼罩着暗淡的色彩。张爱玲在她的创作中也多次的将张公馆描绘成世上最黑暗的地方，形容它犹如古墓一般的幽暗。看张爱玲的描写，读者就能感受到她对张公馆是厌恶的。当然，也不排除她在成长中逐渐了解自己身世后加剧的厌恶感。

张爱玲的上祖叫得最响的人物是慈禧的心腹李鸿章，李鸿章亲手挑选了清末的著名大臣张佩纶做女婿，张佩纶是当时朝廷的封疆大臣，后来张佩纶和李千金生了儿子，取名为张廷众。张廷众娶的是当年的江南水师提督、湖南籍的名将黄翼升的孙女黄逸梵。张廷众与黄逸梵生了二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就是张爱玲。她的父亲张廷众继承了祖上丰厚的遗产，是个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有旧时的文化教养，但也有一切遗少的恶习；她的母亲黄逸梵接受的新式教育，并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因此新式女性的朝气蓬勃与封建遗少的暮气横秋因为封建的包办婚姻而格格不入，最终离异。期间，张爱玲的父亲在青楼接回了一个姨太太，这姨太太到张家后为了能在张家安生，行事颇有心机。想必张爱玲许多作品中的母亲形象都来源于她对后母跋

扈形象的厌恶。张爱玲就在这样一个无爱的家庭里成长着。张爱玲在长大后也逐渐的洞察了许多的世态，甚至于对自己高贵的血统也是不屑一顾的，她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只静静的流淌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他们再死一次。

张爱玲的祖母才貌兼得，这些优良基因在张爱玲的身上重现。在张爱玲很小的时候，经常看见母亲穿着各种西化的洋服及精致的妆扮，这些都让她有了迫不及待长大的欲望。张爱玲通过自己的写作得到人生中的第一笔稿费后，毫不犹豫的买了一只口红，她希望这只口红能够让自己的人生绚丽起来。

张爱玲特殊的生活背景造就了她与众不同的性格，她后来创作的内容也是以其实实在在的生活为背景。张爱玲一生的前二十年经历，涵盖了她全部的经验，她整个的写作生涯，就是努力运用她所在房子和街道里面发生过的事情，来解说她的私人世界。她的作品几乎都是就地取材，借着生活事实升华为艺术虚构。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说：张爱玲的作品都是有出处的，在现实中都是有原形的。张爱玲生活的具体场景和张爱玲作品是不可分割的关系，细细品读张爱玲的书籍，不仅可以了解张爱玲生活的场景，同时也是研究她作品的出入口。

2、张爱玲的生活教育背景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

张爱玲是一个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的人，童年时代张爱玲一直和受封建传统影响较深的父亲生活在一起，但当时社会大环境在向西方社会学习，封建传统文化在当时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打击，她的母亲也在这种大环境下冲破了封建社会家庭、婚姻对女人的禁锢，远渡西洋，接受新文化教育。这时的她对母亲的种种行为既感新鲜又觉美好，并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母亲所代表的新文化的影子。稍大，张爱玲随姑姑一起生活，又受到先进的姑姑的影响，脑海中的新文化思想得到了加强；后来，她又进人新式学堂同时也是教会学堂——上海圣玛丽亚教会学校学习，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张爱玲既摆脱不了家族长期封建文化的积淀又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她在新与旧的夹缝中生存，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夹缝中生存，作为新文化代表，她洞察了封建社会女性在现代文明中生存的不易。在这个夹缝之中她看到了

芸芸众生的人性弱点和中国几千年来沉淀下来的国民精神，找到了新与旧的突破口。

这一切生活教育的背景都使张爱玲小说的叙事风格具有明显的个性色彩，浓烈暖丽的语体色彩与讥诮冷峻的叙述腔调使得小说的内容与形式具有鲜明的对比；二元互补的模式加上参差对照的方法，使得作品的色彩层次更为丰富。

（一）善用讽刺

因为她所写的多是平凡普通的市民及其人生，所以他们身上无可避免地会存在着种种庸俗、消极的东西，对世俗人性有着清醒认识的张爱玲在写到他们的时候，笔法是讽刺的。如《五四遗事》写了几个新潮青年男女和他们新式爱情的尴尬结局。追求恋爱自由的男主人公历经波折，却成为三个新式旧式女人的丈夫。难怪他朋友打趣他“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这样事与愿违的结果，令人欲说还休。《金锁记》写了一个女人被黄金的枷锁劈杀的可怜又可悲的一生。在经历了煞费心机、委曲求全、苦心经营、众叛亲离、徒劳无获后，年老的七巧躺在床上，回顾她一生的挣扎与心机，得到和守护的却只是一份“空虚的胜利”，讽刺的意味尽在不言中。有人评价张爱玲小说：“张爱玲在描写家庭、恋爱、婚姻背后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困境，表达出连她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即超空间之界（上海、香港）与时间之界（时代）的永恒关怀”。这种笼罩了她的主观色彩又与其本身的真实存在偏差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书写对人性与人生的揭示便有了哲学意味。

（二）对偶互补与参差对照

张爱玲从小就特别喜欢中国古典小说，在其作品中不难发现她在安排情节结构与刻画人物时所采用的对偶手法。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的情人与妻子就具有“二元补衬”布局的意象，二者互补，相互映衬，“二元补衬”一旦与标记人物禀赋命运的对偶相生模式发生联系，便更加寓意化了。

首先二人的名字就具有隐喻色彩，书中无数细节也都因此产生了寓意。王娇蕊是娇媚热情、每一寸仿佛都是活的情人；孟烟鹂是美丽娴静但又苍白乏味的妻子；前者由于是朋友的妻子，对男主人公振保的名声地位构成潜在的威胁，他在激情过后退却了，使得女方“枉”自“娇媚”，最终枯萎，成了

一个苍老俗艳的中年妇人；后者的唯唯诺诺又让振保的情欲始终不能满足，只得在“梦”中寻找“艳丽”了。既可以热情似火像红玫瑰，又贞洁娴静如白玫瑰。娇蕊与烟鹂的命运也极其相似，一个被始乱终弃，一个被置之不理，都体现了夫权制下女性话语权的丧失。

在二元互补的模式之外，张爱玲又在其小说中加上了参差对照的方法，更生出一番相生相成之意，使得作品的色彩层次更为丰富。“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桃红配葱绿，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张爱玲曾在《倾城之恋》中申明了她的创作主张：“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 张爱玲对这些庸俗的男女虽然没有过多的同情，但有着充分的理解：“我喜欢参差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在人性方面，张爱玲认为：“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 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所以她的小说里，除了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就如，白流苏与范柳原尽管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与期望值不同，但战争的爆发成全了他们，经历了一番曲折之后，终于短暂地走出心城的阻隔，各得所需。

二、张爱玲的家庭遭遇对其创作的影响

童年是人类生命的最初阶段，尽管短暂却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来说，童年的生活往往是难以磨灭的印痕。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与其童年生活的重创和严重的母爱缺失有着直接关系。这里主要是从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塑造来看家庭遭遇对其创作的影响。

（一）1、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类型

庸俗的母亲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母亲担负着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等职责。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母亲的敬重也正因为这样。但是，也正是这种代代相传、根深蒂固的对母亲的价值评判，铸就了一批又一批遵从“孝、道、礼、义”的贤妻良母的形象。

这样一类母亲是张爱玲小说中塑造最多的，她们都是“良家妇女”，是传统型的母亲。比如《心经》中的许太太，面对女儿暗恋丈夫，而丈夫又与女

儿的同学同居这样一个乱伦的事实，也只能忍气吞声，淡淡地说了一句：“一家有一家的难处。”这个母亲在自己受尽伤害后，还在为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寻找退路，虽然令人唏嘘，但也不得不说这个母亲的确是生活在家庭的最底层，她不去想该用什么方法来阻止这种状况的发展，而是牺牲自己的尊严来捍卫这个名存实亡的家庭的尊严。说到底，这是一种愚昧。

《年轻的时候》中的潘太太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在旧礼教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人，充满了爱子之心，可是不能够了解他，只懂得为他弄点吃的，逼着他吃下去，然后送他出门。”除此之外，潘太太只喜欢拔头上冒出的白发，或者是听绍兴戏，搓麻将，“有了不遂心的事，并不见她哭，只见她寻孩子的不是，把他们怄哭了。”一个浅薄、无聊的庸俗母亲跃然纸上。

在童年张爱玲的眼中，生母黄逸梵受过高等教育，但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也作不了主，嫁给张廷众后对于丈夫纳妾、嫖妓这些恶习也只能装作视而不见。在她留洋期间，姨太太堂而皇之地住进张家，她也是不闻不问。母亲的学识和爱好都是高雅的，但思想却又如此庸俗，这些童年经验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作家的创作之中，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2、冷漠自私的母亲

与庸俗的母亲相比，这一类母亲则是在感情与经济的冲突中，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后者。《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白流苏受到哥嫂的排挤而向母亲寻求安慰时，白老太太只是“一味地避重就轻”，让白流苏回婆家做寡妇，过继个儿子，为死去的丈夫守节。当流苏趴在床上痛哭着，想抓住母亲作最后的哀求时，却发现母亲不知何时离开了。对于这种“恶意的缺席”，流苏心里终于明白：“人人都关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她撞破了头也撞不进去。她似乎是魔住了，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

那么，张爱玲在创作这一系列母亲形象时是否有她母亲的影子呢？答案是肯定的。由于后母的挑唆，张爱玲被父亲毒打后软禁起来，在此期间，张爱玲身患严重痢疾却无人问津，要不是仆人偷偷给她吃了一些药，她早就命丧黄泉了，而这一切都是冷漠残忍的后母一手造成的。后来，张爱玲逃出父亲家与生母住在一起。当年夏天，张爱玲的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是不回去了。母亲告诉弟弟说她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个

人，因此无法收留他。弟弟哭了，爱玲在旁边也哭了。后来弟弟只得回去，带着那双篮球鞋。” 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认为，正是由于张爱玲童年时母爱的缺失才使她的笔下出现如此可怕的母亲形象。

3、变态的母亲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由于在婆家长期受到排挤嘲弄，在丈夫和婆婆死后，紧紧抓住金钱，她的心理已经完全扭曲了。她将自己的一切不如意变本加厉地发泄在女儿身上。七巧看到女儿恋爱后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内心便极端不平衡起来，因为女儿幸福的表情刺痛了她内心的伤疤，恼羞成怒的她把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怨恨全部疯狂地泼向女儿长安：“这些年来，多少怠慢了姑娘，不怪姑娘难得开个笑脸。这下子跳出姜家门了，称了心愿了，再快活些，可也别摆在脸上呀——真叫人寒心！”七巧还用许多恶毒的话侮辱女儿的人格，打击女儿在婚姻方面的自信心。这不是一个母亲对女儿说的话，而是一个疯狂的失去理智的女人对自己仇视的同性的报复。张爱玲用她冷冰冰的笔写出了一个魔鬼似的母亲的变态心理与行为，解构了传统文学中以“爱”为核心的慈母形象，将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写得如此恐怖，令人毛骨悚然！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张爱玲对这一类母亲十分憎恶，就像憎恶她的后母一样。张爱玲私自去生母家中住了两个礼拜才回来，那天进了家门后母就找茬打了她一巴掌。因为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张爱玲对她毫无感情可言，所以本能地便要还手，被仆人拉住了。但后母的举动却像发疯了一般，她一路叫嚣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从此以后，在张爱玲的字典里，后母便成为疯狂和变态的代名词。这段痛苦的回忆伴随了张爱玲一生，也对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意义

张爱玲的作品向人们证明着孤独与自私，也包含着对人生的讽刺。这正是她从封建贵族家庭生活中体验出来的独特感受，是她熟悉的旧上海家庭生活的折射。从心理学讲，童年经验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个体的童年体验常常为她的整个人生打下烙印。她曾短暂地从生母那里获得母爱，但只是昙花一现。生母长期出国，父母离异，后母狠毒，使她感受不到母爱，这种阴影反映到作品中便有了对母亲形象的否定和瓦解。

三、张爱玲的爱情对其创作的影响

张爱玲和胡兰成之间有一段爱情故事，这段故事影响了张爱玲的一生，在和胡兰成恋爱前后，他的作品也有很大的改变，她的爱情故事影响了她的 创作。追究起来，张爱玲为何孤独早已有了预示，这个叫着“出名要趁早啊！”的二十岁的女孩，在爱情没了的时候说出这样的话：“她笔直地看透了他，一望无际，几千里地没有人烟——她眼睛里有这样的一种荒漠的神气。” 张爱玲的创作集中在1943年到1945年，尤其是在1943年的下半年到1944年的年底，这恰巧与她和胡兰成认识、相爱、结婚、分离的经过惊人地吻合。

张爱玲的成名，引来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而后，在她的爱情与创作走向辉煌的同时，她也面临着即将来临的永久的衰退。她的文学才能由于得到爱情的滋润，开放得尤其绚丽，也因为爱情的逝去而迅速萎谢。张爱玲的笔下很少有决断的女子，她们大都是小奸小坏可怜可哀的人，“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男人和女人的纠缠不清是永远的，而张爱玲的态度是闭口不谈，她看不起嘴上永远讲着男人的女人，她自已虽然不讲，但她却是受伤害最深的。

（一）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前的创作

1943 年以前，在张爱玲没有认识胡兰成以前，她的作品是不够成熟和精致的，她笔下的爱情差不多都是畸型的，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写葛薇龙投靠姨母，成为一名高级妓女。《沉香屑•第二炉香》写教师罗杰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少女愫细，母亲和姐姐的不幸婚姻，导致愫细的心理变态，最后罗杰被逼到自杀为止。《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充满阴柔，而丹珠则充满阳光，最终是聂传庆因无能爱丹珠而痛打她。《心经》则是写父女恋。小寒与父亲峰仪一场畸型的恋爱，使小寒把她父亲母亲之间的爱一点点扼杀掉。

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张爱玲二十出头，她的生活经验来自父母与众多亲戚。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说：“她的小说人物，可说俯拾即来，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在她生活周边的知情者，一看她的小说就知道她写 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此外还有在香港念大学时的经历，再就是来自于书本了。

（二）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期间的创作

胡兰成因对张爱玲小说的惊艳，立刻到上海去拜访她，从此两人开始情缘，到1944 年二人结婚，这期间，处于恋爱中的张爱玲写出了她最美最有才华的作品。1943 — 1945年是张爱玲创作的巅峰期。在这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她几乎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不仅数量惊人，而且迭有佳作，一时轰动文坛。

《爱》的内容写一个女子在自家后园里隔着篱笆碰到一个男子，互相之间一个微笑，只有一句话：“你在这里。”然后女子被人辗转卖到异乡，只是这一生她都会回想起年轻时的这一幕。“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文章很短，只有 345 个字。如果不是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的旁白，应该没有人会懂得张爱玲写这篇短文的原因。处于热恋中的张爱玲于亿万人中，于乱世中遇到胡兰成，对她来说是多么欣喜啊。即便在这个时候她也没有太多的话肯告诉读者，她所能说的就是这么隐晦含蓄的一句：“你也在这里吗？” 在与胡兰成相处的几年里，张爱玲对世俗充满了喜爱与悲悯。那时候的她充满了旺盛的创作力：“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三）张爱玲与胡兰成分手后的创作

1947年6月10日，张爱玲写信与胡兰成决绝，并最后一次用电影《不了情》与《太太万岁》的稿费为胡兰成寄去三十万元，而这两年胡兰成的逃亡生活费用，都由张爱玲负担。其实张爱玲早已下了分手的决心，只是等到了胡兰成的境况有转机，才写信永诀，其用心良苦实在可叹。然而张爱玲是真的萎谢了，她的感情生活，她的艺术生命。

而这两年是一段令她伤心的日子，她没有写任何散文，直到与胡兰成诀

别后，她才又开始写作。经历沧桑的张爱玲终于写出有着人间真情的小说《多少恨》、《十八春》。这两部小说都有张爱玲的影子，自食其力，父母离异，男女主人公没有了以前小说中的斤斤计较和盘算计谋，有的仅仅是两情相悦的爱恋，心灵相契的爱情，然而最终总是人逃不过命运的摆布，并且最后都是女主人公选择离开。《十八春》中，张爱玲把世钧的家放在南京，南京是张家故居，张佩纶晚年的居所，很豪华，民国时被改为立法院，胡兰成去寻访时已烧成灰烬。除此之外，还因为那时胡兰成在南京工作，每月去上海几天，每次到上海先不回自己家，先去看张爱玲，进门第一句话是：“我回来了！”张爱玲把世钧的家放在南京，自有她割舍不下的情意在里面。《十八春》里的曼桢，坚强而自信，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她都在支撑着一大家子。这是有来由的。抗战胜利以前，张爱玲写苏青，说苏青是只有她照顾人没有人照顾她的，而张爱玲认为自己是不可能如此的。等到胡兰成逃亡的两年里，她却总是寄钱给他，还不忘叫人带香烟和剃刀给胡兰成，这时张爱玲的所作所为已经是曼桢的心思了。她所做的，只是担当而已。曼桢性格中最大的特点除了坚强还有坚贞，即使丢了一个旧手套，她都觉得可惜，更何况是自己深爱过的人呢？而且一旦失去了，曼桢对新人新物就再也不会有从前那样的兴趣，这或许就是曼桢离开世钧以后再也没有幸福过的原因，也是张爱玲再也没有恢复到四十年代在上海时的那种创作精力的原因。在《十八春》中，世钧后来离开了曼桢，她还是照样生活下去，但她仿佛整个人陷进泥潭里去了，神情恍惚。这是张爱玲的真实心情。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东躲西藏的胡兰成悄悄回到上海，在爱丁顿公寓住了一个晚上。当时，他们的感情已经处于决裂边缘。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向她道别，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水涟漪，哽咽中叫一声“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就像《金锁记》里的长安：“她隔得远远的站定了。只是垂着头。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子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

张爱玲说：“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张爱玲不是没有和胡兰成复合的机会，也有朋友想从中撮合，但张爱玲

是绝不回头了。然而真正可惜的是她的创作才能的萎缩，她后期大量所作的是对前作的改写，她翻写《金锁记》为《怨女》，翻写《十八春》为《半生缘》，她捧起了自小熟读的《红楼梦》、《海上花列传》。她整理的《红楼梦魇》并无太大的价值，她的《张看》、《谈看书》、《谈吃》也不被。看完这些作品，让人觉得“憋着的一口气终于放了出来，打了个深长的哈欠。”

从以上可以看出，张爱玲会把自己的形象以及和胡兰成之间的爱情故事渗透在她的作品当中，而他们的爱情也深深的影响了她的创作。

四、上海的沦陷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

1937—1941年这一时间段，张爱玲在上海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上海沦陷的同时，张爱玲也遭遇了家的“沦陷”。8月13日，日军攻击上海闸北，中国军队立即反击，为期三个月的上海抗战开始。

上海的沦陷让她倍感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苍白、渺小以及生命的不可知，由此内心产生无比的悲凉、寂寞之情。夏志清曾这样评说张爱玲：“她创作的灵感显然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时代。” 1943年到1945年，可谓是张爱玲一生创作的巅峰。战火纷飞的上海是张爱玲作品得以生存滋长的最佳空间。她的故事告诉读者，旧家庭崩坏以后并无奇迹产生，这个世界仍然一天天的坏下去，年轻一代无论是否具有叛逆性都无路可走。在她的笔下，没有伟大的使命在召唤，微不足道的人们只是感觉到日常的一切变得恐怖，她清楚地意识到人在历史变动的面前的无奈，而这一切，刚好符合了沦陷区都市居民的一般社会心理，使读者从文中找到了切实的感受，因而张爱玲的文章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张爱玲所创作的那些描写市民日常生活与她独有的贵族气质的文字，那些琐碎的精致，那分唯美的苍凉，让那些在沦陷区哀伤与自怜的人们，找到了昔日的回忆与情感上的依托。那些咖啡馆、跳舞场以及霓红灯下的头晕目眩，让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回忆起往昔的十里洋场，深深的吸引了都市动荡环境下的市民。

从1943年4月，张爱玲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后，一鸣惊人。同年5月，发表了《心经》，8月发表了《封锁》，1944年1月发表了《年青的时候》，同年2月发表了《花凋》，5月发表《鸣鸾禧》，6月发表了《红玫瑰与白玫瑰》，9月发表《桂花蒸·阿小悲秋》，11月发表《等》。在这两年期间，她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烬余录》、《谈女人》、《论写作》、《有女同车》、《自己的文章》、《私语》等。1944年8月和11月，张爱玲相继出版了她最有代表性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张爱玲在沦陷区的文坛里大放异彩，如鱼得水。战争与生计迫使张爱玲运用她唯一的技能写作来过生活。如果说不是战争的爆发，也许她在英国读书，成为一名学者或是白领，不会这么快的成为一名作家，或许她要经过多年的摸索才找到这条途径。

结论

张爱玲的一生是传奇的，她用自己传奇性的一生和传奇式的作品演绎了一个个悲剧故事，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特殊的人生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她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她留下的作品值得我们每个人去阅读，去研究，去体会她在小说中注入的感情。

参考文献

1、张爱玲 《对照记》，北京十月出版社，2009

2、张子静、季季 《我的姐姐张爱玲》，文汇出版社 2003

3、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张爱玲 《自己的文章》 《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5、张贞元 《张爱玲传：独爱临水照花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

6、张爱玲 《传奇》再版本，上海杂志出版社,1944

7、张爱玲 《创世纪》 《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8、张爱玲 《有女同车》 《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9、张子静、季季 《我的姐姐张爱玲》，文汇出版社 2003

10、张爱玲 《写什么》 《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11、胡兰成 《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2、张爱玲 《相见欢》 《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13、夏志清 《鸡窗集》，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第五篇：从《倾城之恋》看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从《倾城之恋》看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摘要

张爱玲小说下的女性以其孤独无力的苍凉而存在着，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倾城之恋》中的女主角较其张爱玲的其他作品而言稍显“亮色”，毕竟白流苏与范柳原还算是“圆满”的结合。可是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若非香港陷落的成全，又有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呢？整个小说贯穿其间的没有所谓的恋爱喜悦，有的只是白流苏心中的孤寂、无所依靠。生于乱世的白小姐期望寻求一份安全感，然而女人挣脱不掉的是对男人的依附，对经济的依赖、对婚姻的依靠，因此这种期望一段婚姻来解救自己的切入点，就注定了女性的孤寂和束缚。这样一曲凄凉的爱情传奇故事，就平添了一层孤独凄绝的人生基调。而小说反复提到的“墙”的意象，也表现了一种末日意识，和张爱玲及白流苏“倾城的孤独”体验。

关键词

女性

孤独

悲剧色彩

家园幻梦 末日意识

From the little love see zhang ai-ling's novels tragic consciousness ［Summary］Eileen chang novel, the woman alone in the desolate, and there was the tragedy, the city's love of the heroine of a eileen chang works in the other a little，after all, and shine Bailiusu Fanliuyuan was in the union.But as she said, according to the hong kong did not grant, who knows what is because, what is the fruit? the whole fiction through which no such thing as love, there is only the loneliness of white, depend on.Miss white was born in the world to find a safe, but she wriggled out of a man clinging to the economic dependence, for marriage depends on, so this is expected that a marriage to relieve himself, he was destined for women.Such a tragic love stories, but with a very lonely of life.the novel have mentioned the “imago” the wall, but also an end, and according to the city and Bailiusu“lonely” experience.［Keywords］ Women Lonely Tragedy

Their dreams

End of the century

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她的小说大多写的是上海没落淑女的传奇故事，她把自己的小说集也命名为《传奇》，而她的身世本身也是一部苍凉哀婉而精彩

动人的女性传奇。

这个经过豪门家变的冰雪聪明的女子，在面对一度偏安的十里洋场的崩裂，她感到的是世事对人无情的压力。因此在她的作品中常常透露出人的孤独无力感，和世情的苍凉。婚姻与恋爱几乎都是张爱玲作品的中心题材，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这样说：“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1】

一、《倾城之恋》——孤独凄绝的爱情传奇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为数不多的稍显“亮色”的爱情作品。一位生于没落贵族，却经历了不幸婚姻的白流苏，阴差阳错与风流男人范柳原之间展开的一场相互猜疑，尔虞我诈的爱情故事。当两人的爱情即将毁灭的时候，恰遇香港大战的爆发，成全了这对平凡的夫妻，谱成一段倾城之恋。毕竟是算得上由爱导向婚姻的一个较为“圆满”的收场。可也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若非香港陷落的成全，又有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呢？在流苏与范柳原的恋爱过程中，可谓是步步为营，互相猜忌，斗智斗勇，贯穿其间的哪还有什么恋爱的喜悦，有的只是流苏心中的那份孤寂和无所依靠。在这样一曲凄丽的爱情传奇故事中，平白涂抹上一层孤独凄绝的人生基调。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身上虽沐浴着些时代的光亮，意识却认为男人所控制和支配。正犹如张爱玲自己喟叹：“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2】同张爱玲一样出生贵族的白流苏，拥有同张爱玲一样的气质，一样的冰雪聪明，一样的遭遇了爱情的不幸。若不是战争来了，白流苏不过是范柳原的情妇，在地位上始终不牢靠。范柳原追求白流苏，选择与之同居，是为了寻求爱情的浪漫，然而经历了人生冷暖，看透了人情世故的白流苏却没有浪漫的条件。白流苏步步为营地回应着范柳原的调情，因为眼前的这个男人带给她生存的希望，一个没有技能，没有金钱地位的女子，只能寻求一个男人作为依靠。在范柳原和白流苏的尔虞我诈，各怀鬼胎的爱情角力中，白流苏首要关注是寻找一张长期饭票，她需要婚姻的名分，以便逃离在娘家的难堪地位，有无爱情倒是其次，因此想尽办法让范柳原娶她。流苏以冰清玉洁的美貌和没落贵族的家世作为资产，吊足范柳原的胃口，小心不让自己爱上这个男人。而范柳原则相信爱情比婚姻更重要，他用种种激将法比她主动示爱，因为无爱的婚姻等于“长期的卖淫”，很显然他反对这样买卖式的婚姻关系。这样看来，不得不说流苏并非独立的新女性，但她庸俗的看法却是封建礼教压制下的不得已。这正是张爱玲看到的白流苏以至那个时代的女性悲剧的自身根源。

二、张爱玲的生活哲学造就了《倾城之恋》的悲剧主体

张爱玲创作选取的切入点是她本人的战争经验，尽管其描写的中心是上海和香港两城市民的日常生活，但在其中都涉及到战争等重大灾祸，尤其在《倾城之恋》中，战争成了小说的关键因

素。张爱玲自身似乎并不想过多地探索战争的政治或意识形态涵义，但不得不说战争的震惊性体验为她洞悉人性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窗口。张爱玲敏锐地察觉到，人们在战争的惊惶中，丢掉了对于精神价值的追求，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而这就是张爱玲觉得生活中不加掩饰的真相。张爱玲认为在这种情形下，只有在世俗中生存下来的人才配得到褒奖，从此“适者生存”自然而然地登上了价值序列的最高宝座，张爱玲的话可谓一语中的“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3】

张爱玲从小才华出众，6岁入私塾，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就开始小说创作。1927年，7岁的张爱玲随家回到上海，不久，母亲回国，她又跟着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张爱玲对色彩、音符和文字都极为敏感，她曾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4】。因此，张爱玲笔下的女人都是怕穷的，为了不过穷日子，在当时女性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婚姻作为自己的奋斗方式和目标。

在那个时代，在那个高扬革命、民族解放、个性自由的年代，张爱玲的生活哲学似乎是上不了台面的。但她并没有这样的顾忌。因此她一贯拒斥着理想主义。而《倾城之恋》便是对理想中的男女之爱作了无情的颠覆与嘲谑，洞悉了那个时代的男女之爱的悲剧意识。

单从标题“倾城”来看，让读者自然地联想到，小说将描述一个男子追求绝色女子的传奇经历。因为“倾城”在汉语言里，常与“倾国”合成一个成语，指绝色女子的意思，她能使男人为之甘愿将一切置之度外，古代君王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典型例证，证实了它是一种情感至上的状态。然而张爱玲虽用了这样一个字眼作为标题，这种男女之间无条件的爱却在她笔下消失得无影无踪。白流苏和范柳原“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人，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 【5】，他们之间在香港浅水湾所作的只是一段高级调情，使两人粘合到一起的，是特殊的生存境遇，并没有炽热燃烧的情欲。那只是一段“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

张爱玲自身似乎是认同日常生活的，她通过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规避，默认了现实世界的既定秩序和法则。她是认同白流苏范柳原的最终结合的，在张爱玲看来，这就是现实生活，就是生存法则。虽然她认同这个事实，但也不否认它的内在悲剧性。

张爱玲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其实也说明了张爱玲以“倾城之恋”为题的真正内涵——建立在废墟上的爱情。这种废墟既有现实的一面，也有寄寓的一面。它既是因战争而破坏的城市废墟，也是指人心灵的废墟。人在无法操控自己的命运又毫无生活希望时往往会作出无奈的选择，选择这种无爱的婚姻。可以说在《倾城之恋》这部作品中，张爱玲虽然以圆满的结局作为收

笔，但丝毫没有消弱小说的悲剧性，反而显得更加浓重。

在普通人里找传奇，在传奇里找普通人，这就是张爱玲远离主流价值观，描写小人物的意义之处。而《倾城之恋》正是普通人中传奇的典型。

三、张爱玲的家园幻梦

无论从时代氛围还是个人身世，张爱玲都是无“家”可归的，她拥有一份破碎不堪的家园感。从她的精神世界来看，可以说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充满了一种孤独感、恐惧感、无家可归感。她曾经在散文中较为详细地追溯了她的家庭历史并反反复复表达了她对家的感情，“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正的家” 【6】。张爱玲8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她隋父亲一起生活，起初父亲对她还有一点点的喜欢，对她的才气感到很骄傲，很快父亲便听信于继母的谗言毒打她，甚至将她监禁在空房子里长达半年之久，甚至重病也不给她医治，让张爱玲小小年纪便触及到了现代人对死亡的恐惧。张爱玲曾试图走进母亲的家，但最终发现无法融入，于是张爱玲便始终是家庭生活中的边缘人，寂寞与孤独是她的生活体验，安全感的匮乏是核心。

张爱玲的家园幻梦意识自然也构成了她小说悲剧意识的一部分。不得不说《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仿佛有着张爱玲自己的影子，身上流着高贵的血统，却是生活在一座空虚的城堡。在所谓的“家”里面，没有一丝丝人情和温暖，有的只是世态炎凉。在流苏出嫁之时，哥哥嫂嫂表明不愿出钱风风光光办嫁妆，婚后流苏不看前夫虐待离了婚，回到家里受尽白眼，七八年后前夫一死，哥哥便希望她回去奔丧，搬出三纲五常说她“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无非是他玩股票用光了她的钱，想撵她回去罢了，嫂嫂更刻薄地对她辱骂。所以流苏其实是无家可归的，在白公馆也不过是寄人篱下。流苏的经历同样加深了生存意识，而淡化了她的情感需求。她要的是一个能让她不为三餐温饱担忧，不必遭人遗弃的家园，而不是精神世界的慰藉，不是爱情。

在读者看来，虽然白流苏如愿以偿与范柳原结合，看似解决了生存问题，但又不得不思考，他们之间因香港沦陷而结合，这样的婚姻到底能维持多久呢，当有一天世界恢复了平静，城市恢复了兴盛，范柳原还会不会安于婚姻的束缚，或许会有第二个白流苏出现在范柳原身边，抢走她的丈夫和家庭。原本柳原追逐自由恋爱，不欲结婚，对于无经济能力的流苏而言，则她仍是被柳原宰制的。特别是当时中国世俗价值观不认为女人拥有身体自主性，她嫁给柳原遂成了他豢养的女人。柳原可以堂而皇之追逐别的女人，而她只能守著他一人，且时时担心被抛弃“没有婚姻的保障而杨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7】而小说由始至终，张爱玲都将两人的真心掩藏起来了，没有直接表达过到底两人的爱有多深，多纯，我们只是看到两个情场高手的过招，最后谁都没有赢，只是大环境的促成了这段传奇姻缘。仅此而已„„然而这一切的看似冥冥之中的命运，其实都是张爱玲自己的一种期待，她为流苏安排的命运正是

自己种种经历的艺术写照，悲剧是必然的。

四、悲剧意识之世纪末爱情

阅读张爱玲的作品,不止感受到其间时间的停滞,还有她对文明幻灭的深重隐忧和由之而生的无法消解的虚无绝望。可以说,在张爱玲身上,真正具有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末日意识”,因为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是不存在这种整体性的末日意识的。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原是清末的著名大臣，而她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可到了她父母一代，家道已然完全败落。父亲属于遗少型的少爷，母亲则是一个时髦的新女性。3岁时张爱玲随父母生活在天津，有一个短暂的幸福童年。受父亲风雅能文的影响，张爱玲从小就会背唐诗，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同时也受母亲向往西方文化的影响，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西洋化的。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娶姨太太后，母亲不但勇敢地冲出了家庭的牢笼，而且更勇敢地与姑姑一起出洋留学，而年幼的张爱玲，则在失去了母爱之后，还要承受旧家庭的污浊。因此，张爱玲后来在文学创作中总是以“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作为文化背景。

之所以说《倾城之恋》表达着张爱玲“倾城的孤独体验”,就在于它除了表现女性为了生存保障拼尽全力抓附婚姻的孤独无依的处境外,还最典型地表现出文明毁灭后,人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无所依傍的孤独处境。

注释

【1】 张爱玲 自己的文章 [M] 页47京华出版社 2005年10月版

【2】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J].张爱玲散文全编[M],页39.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版.【3】 张爱玲.必也正名乎[J].张爱玲散文全编[M],页46.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版.【4】 张爱玲.天才梦[J].张爱玲散文全编[M],页45.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版.【5】 张爱玲.倾城之恋[J].张爱玲文集[M]第2卷，页82.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6】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J].张爱玲散文全编[M],页112.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版.【7】 张爱玲.谈女人[J].张爱玲散文全编[M],页69.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版.【8】 张爱玲.天才梦[J].张爱玲散文全编[M],页3.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版.参考文献

［1］ 关鸿：《永远的张爱玲》

[M]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3 ［2］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M]

京华出版社

2005 ［3］ 王安忆：《寻找上海.世俗的张爱玲》[M]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6 ［4］ 张爱玲：《精编张爱玲作品集——倾城之恋》 [M]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5］ 余斌：《张爱玲传》[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西华师范大学

2008级本科学年论文

题目：从《倾城之恋》看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姓名：马于岚

院系：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班级：08级8班

学号：200806940115 联系电话：*** 指导教师：王小娟 论文日期：2010-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