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国际法问题文档

第一篇：论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国际法问题文档

恐怖主义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它已经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大祸害，它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妨害了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①特别是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事件,其所带来的危害是空前的,也是绝无仅有的。如何有效地惩治恐怖主义犯罪，也成为了目前法学理论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将主要谈谈国际恐怖主义的相关国际法问题。1．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概述

一般讲，“恐怖主义”（terrorism）是18世纪后从法文“terreur”一词演变而来。[1]一般认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的本质应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目标的随意性，惟一的方法是暴行；二是结果的无预测性，惟一可预测的结果是在人群中产生直接的极大的恐慌与震撼。［2］正是这种本质决定了恐怖主义犯罪的性质是严重危害社会的国际犯罪，而非纯正的政治犯罪，即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具有非政治性的特征。

2．国际社会反对恐怖主义的立法与实践

目前构成有关制止国际恐怖主义国际法的重要法律渊源包括:一是由联合国或国际组织主持制定的有关公约；二是有关区域性国际组织制定的公约：三是各国政府自己制定的相关立法。2.1国际公约

1937年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签署的《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是国际社会上所制定的第一个针对恐怖主义的专门公约。虽然最后未能生效批准，但是它的影响深远，可以说该公约奠定了国际反恐怖主义立法的基础。[3]20世纪60年代之后，空中劫机和破坏事件屡屡发生,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主持下，已经在民用航空领域先后制定了《东京公约》、《海牙公约》等五个公约和议定书。20世纪80年代，反恐立法集中在国际海事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国际社会在反恐立法上取得了新的进展。1994年12月9日联大通过《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1997年12月15日通过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1999年12月9日联大又通过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此外，2000年联大通过的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公约对打击恐怖主义也有重要作用。2.2区域性国际公约

为了有效地控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一些地区也积极地签订了本区域范围内的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的公约。欧洲理事会成员国于1977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订立了《关于制止恐怖主义的欧洲公约》。1971年美洲国家组织通过了《美洲国家组织关于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行为的公约》。欧洲公约和美洲公约都确立了惩治国际恐怖活动的两项原则，即普遍性原则和或引渡或起诉原则。1987年亚太区际合作协会成员国签署了《惩治恐怖主义区域公约》，1993年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第15次会议通过了《阿拉伯反恐怖主义斗争协议》等。2.3各国政府

从立法方面看,有些国家制定专门的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法律,如西班牙1984年制定的《惩治武装组织和恐怖主义分子基本法》。有些国家在刑法典中专设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条款,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05条、第277条分别规定了恐怖主义罪、故意虚假报道有关恐怖活动罪、谋害国家要员或社会要员的生命罪,并规定相应的刑罚。2001年10月,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一项新的反恐怖法案,给予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构更多的权力,加大对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处罚力度,等等。对于纯粹的国内恐怖主义犯罪,如何追诉、如何惩处,完全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别国不应也不会轻易过问。3．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主要国际法问题 3.1国家主权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主权一直是国际法律框架中最核心的原则。主权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国家的重要属性，主权是不可侵犯的。但是,近年来,各国打击恐怖活动的行为对主权的冲击按照传统的国家主权的思维是难以想象的。欧盟2001年9月21日批准的有关反恐怖法案中,决定采取的反恐怖措施共有37项之多，其中包括对恐怖主义及其行为实行统一的司法界定和量刑标准；建立全欧盟范围内对涉嫌恐怖活动人员实行统一的通缉令制度,也就是说，如果一国司法机构对某一个或多个涉嫌恐怖主义犯罪的人员发出通缉令,它将在其它所有成员国自动生效,各国都有义务对有关人员进行追捕,并引渡给发布通缉令的国家；在欧洲刑警组织内部设立专门的反恐怖武装力量等等。这种对国家主权的侵蚀是前所未有的。[4]笔者认为，随着国际合作的加深导致对主权的限制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是,这种限制只能建立在国际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而且是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即使是打击恐怖主义，也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

3．2关于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中武力的使用 9·11事件后,美国宣布将对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进行严厉的打击,包括武力措施,在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中，依据一些断定就可以随便地对一个主权国家使用武力，这与当代国际法律框架中的基本法律原则是冲突的。不使用武力是在习惯法中确定的一般规则。虽然使用武力的国家认为是在行使“自卫权”，因为《联合国宪章》51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在受到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的自卫之自然权利。但国际法中行使自卫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3.2.1必须是受到武装攻击。

国际法上的武装攻击是指一国的正规部队跨越国际边界的直接攻击,也包括一国向另一国派遣武装部队。从国际上已经发生的恐怖活动看,基本上是爆炸、暗杀、绑架、劫机等恐怖行为,恐怖分子的袭击虽然是一般意义的攻击,但很难说是“武装攻击”,更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武装攻击”。3.2.2要有必要性。

自卫权既要有合法的前提,又要行使得当。即自卫必须是迫切、压倒一切的必要,自卫行动之外没有实际上可能的选择办法。武装自卫行为不能有任何不合理和过分的成分。而恐怖事件发生后,恐怖分子的攻击也已经基本结束,国家没有继续处于被侵略袭击的状态,因此,以必要性为由,对恐怖活动实行武力打击的自卫权也是难以成立的。3.2.3要符合相称性原则。

一国行使自卫权所使用的手段是必须的而且要与引起的自卫权的侵犯成比例,即自卫行动规模与攻击规模相称。一些国家使用武力打击恐怖活动都是在恐怖行动结束后,对一个恐怖分子所藏匿的国家展开进攻,有时还以大量地面部队深入该国领土,这种行为是否符合相称性不无疑问。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尽管根据一般的道德准则和习惯国际法,一国在遭受武力攻击时应当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相应的自卫措施；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联合国宪章》和具体的习惯法规则对自卫权和恐怖主义的确认都存在着争议,因此引用自卫权作为武力反恐的依据并不是适当的选择。

第二篇：论国际法对国际战争的约束力

论国际法对国际战争的约束力

一、国际法对战争行为约束进程

“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是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经典定义。该定义从性质上指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引起战争最初的动机是政治目的,即追求某种国家利益;直接目的是打垮对方,使敌人无力抵抗。“战争在国际法上主要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使用武力推行国家政策引起的武装冲突和由此产生的法律状态。”在国际法上,战争是一种武装冲突的事实和一种法律状态,战争的主体是国家,其目的是推行国家政策,其手段是使用武力。

人类对战争有一个逐渐认识并予以限制的过程,除国家内部的决策控制机制外,国际社会也存在防范冲突升级和引发战争的制约机制,比如,在国际政治层面有外交协调、多边国际会议、防务集团构成的集体安全体系等;在法律层面,国际法就是对战争进行规范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法对战争的规范,经历了从限制到基本否定的过程。

原始国际法对于规范战争有一定的规则,主要是关于开战和从事战争的惯例。中世纪后期,欧洲封建诸国逐渐获得自主并行使主权,国际法开始萌芽,还出现了一批国际法学者,他们提出了关于战争的国际法学说。西班牙学者维多利亚继承了阿奎纳斯的思想,比较完整地提出“正义战争”的学说。德国学者勃朗认为不宣而战不合法,一切公正的战争,必须在战争前发表宣言。

近代国际法承认主权也就承认民族国家有根据国家利益自主发动战争的权利,即从法律上承认国家有战争权。但在战争肆虐之后,国际社会认识到应在国际法上对战争作出限制。战争依然是近代国际法学者关注的重点,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正义战争理论,主张进行战争要有正当的理由。荷兰学者格老秀斯以《战争与和平法》奠定了近代国际法的基础,被誉为“国际法之父”。他继承并发挥了正义战争理论,主张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关键,在于是否符合自然法和其他法律。1864年8月, 12国在日内瓦举行国际会议,签署《改善陆军伤员命运公约》(简称《日内瓦公约》)。之后,国际社会陆续召开多次国际会议并签订国际公约,对阻止战争爆发和减少战争损害作出各种规定。比较重要的是两次海牙和平会议。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制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并减少战争损害的规则, 1899年5～7月, 26国在海牙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限制军备以及战时法规的问题,会议最后通过了《日内瓦公约原则适用于海战公约》、《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及3 个限制武器和作战方法的宣言。1907年6～10月, 44国在海牙召开第二次和平会议,会议通过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限制用武力索取契约债务公约》、《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等13个公约。以上两个《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都规定,各缔约国应尽量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遇有严重争端时,在诉诸武力前,应请一个或数个友好国家出面进行斡旋或调停。此两个公约虽未规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缔约国的强制性义务,更未禁止战争,但公约明确提倡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规定在诉诸武力前应尽量先行运用和平解决方式,是对“诉诸战争权”的一个重大限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损失是以前任何战争无可比拟的,战争的巨大损害促使 人们认识到必须采取切实行动制止战争。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了解决战后和约问题的和会,会上通过了《国际联盟盟约》,并将之作为《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国际联盟盟约》进一步限制了国家的战争权,其序言规定:“缔约各国,为增进国际间合作并保持其和平与安全起见,特允承受不从事战争之义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和损害都超过了以前所有的战争, 战争结束后,为了惩处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首要战犯进行了审判。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开创了追究战争罪犯个人刑事责任的先例,即除国家要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外,个人也要承担发动侵略战争和违反战争法的责任。这是从另一个层面对战争权的进一步否定。意在维持二战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宪章》,不光是否定战争,而且将禁止范围扩大到使用威胁和武力,对国家的战争权利作出新的规范。《联合国宪章》在序言中声称设立联合国的目的是:“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第1条规定:“联合国之宗旨为:

一、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第2条第4款确立了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国际法原则。1974年4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该决议明确了侵略的定义,对国家发动战争最通常的方式进行了解释,进一步对国家的战争权利作出否定性规定。

国际法的发展史表明,国际法对战争的规范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不断变得更加完整系统。

二、国际新形势对国际法战争约束的挑战

国际法反映了世界各国对战争的一些共同看法,表现出一定的普遍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中主导国家的片面利益,体现出强权政治的特点。因而国际法对现代战争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就具有二重性,是一把双刃剑。

1、人道主义干预对国际法提出的挑战

人道主义干涉及其合法性问题一直是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合法性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国际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人道主义干涉仅涉及国际法,而且还涉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但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问题,当前的某些人道主义干涉同现行国际法是冲突的。

从国际关系的历史来看,在国际实践中曾经出现过大量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被援引为最早的人道主义干涉的案例是1827 年英、俄、法三国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干涉:当革命的希腊和土耳其之间进行战争所发生的残暴行为使舆论为之震骇时,英、法、俄三国进行了干涉,19 世纪人道主义干涉或以人道主义为名的干涉是十分普遍的。进入20 世纪以后,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国际法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一战结束和国联诞生后,国家诉诸武力的权利开始受到特别的限制。二战后《, 联合国宪章》更是完全禁止国家单方面使用武力。但是,在国际实践中,以人道主义为名的军事行动仍大量存在。例如,1948 年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1983 年美国干涉格林尼达等等。这些军事行动或者基于一般的人道主义理由,或者公开标榜为人道主义干涉,有的尽管没有冠以人道主义干涉之名,但包含所谓的“人道主义”因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人类社会即将进入21 世纪的前夕,北约以人道主义为名,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单方面对南联盟进行了70 多天的轰炸,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和严重不安。这次科索沃战争被西方舆论界标榜和炒作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典范。

科索沃战争后,西方国际法学界又涌起了一股讨论人道主义干涉及其合法性的热潮,学者们或者从习惯国际法上寻找依据,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已形成为习惯国际法,或者从宪章条文寻找依据,认为宪章对人权的规定暗含着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或者认为人权情势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国际社会有权采取强制措施等。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甚至联合国秘书长也极力提倡以人道主义干涉为理念的“新干涉主义”。但这些主张遭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正如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前南战犯法庭法官王铁崖先生所说的:历史经验证明,当“人道主义干涉”被个别国家作为一项权利针对另一个国家加以行使时,它就会被滥用,因为这些国家往往是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 为了人道”或“维护人权”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所以,认为国家有“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的观点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已经被世界多数国家所否定。至于国际社会为维护人权、制止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而采取的全球性或区域性干预行为,不是干涉,更不能作为例证支持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或原则。

2、美国反恐战争对国际法提出的挑战 “9·11事件”后，美国实施的包括阿富汗战争在内的反恐行动，对现有国际法规则形成了冲击。第一，国际法上的战争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行为。但是，与对他国的武装攻击做出的反应不同，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也引起了美国对他国的宣战的行为，从而将法律责任由个人、团体连带到国家。第二，其他国家被要求必须做出支持与反对的选择，否则就有被贴上恐怖或支持恐怖的标签的可能，从而在实际上否定了传统上的中立法。第三，国际法上自卫权的概念被扩大解释。根据国际法，自卫要符合受到他国的武力攻击（不包括武力威胁）的条件。但是，美国政府却提出了预防性自卫的概念，并得到了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的支持。

不过，美国的反恐活动，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对联合国及其机制的挑战。从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等国际文件的形成，到1945年《联合国宪章》，战争已经不能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禁止使用武力及武力威胁已成为国际法原则。目前，根据国际法，相关的例外只有国家的自卫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军事行动。2002年1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关于伊拉克问题的第1441号决议里没有“自动触发武力行动”的条文，也就是说即使伊拉克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决议，也没有自动允许对伊拉克动用武力。

美国认为，《联合国宪章》是20世纪40年代的产物，当时针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排现已过时，不能反映新的反对恐怖主义形势的需要；同时，联合国太弱，导致无所作为。因此，在军事打击阿富汗时，它就没有诉诸联合国，甚至没有像当年轰炸科索沃那样，打出北约联盟的旗号。现在，美国只联合了少数盟国就采取单方面的对伊战争。联合国成立的初衷是，各国的联合尤其是大国的联合打败了法西斯国家，创造了和平，那么各国、尤其是大国的联合也能保障世界的和平。因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被赋予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并且是唯一有权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行动的机构，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双重否决权，拥有较其他国家更大的权责。

尽管有很多批评，但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新的世界大战一直没有打起来。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联合国作为协调各国行动的多边外交的中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美国在对待伊拉克的问题上再度抛开联合国，其政治和法律后果是很危险的：联合国的信誉将大打折扣，集体安全体制将失去光彩，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相应的国际法规则受到冲击。特别是，考虑到近几年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均没有联合国的事前授权，此次对伊动武引起的后果将愈加严重。

应指出的是，违法不等于造法，国际社会应当继续维护现有国际法和联合国的权威。美国对法律规则的违反本身并不能否定法律规则的效力。虽然国际法理论上也有国际习惯方面的内容，但是国际习惯的形成要求有各国的长期实践和法律上的承认，并不是说一有先例就构成新的法律规则。美国单方面或少数国家对国际法的解释和主张，不能改变既有的国际法。上述美国对伊动武对国际法提出的挑战，尚处于挑战或者违法的状态，并不意味着相关国际法的规则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各国政府的官方表态在国际法是有法律意义的。根据禁止反言的原则，一国自己已承认的法律规则和事实可能具有不得反悔的效果。所以，及时澄清和表明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可以阻碍自己反对或不希望接受的法律规则的形成，杜绝相关规则以国际习惯的方式对本国发生效力。

因此，联合国各成员国应明确表达自己对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等国际法规则的尊重和遵守，维护联合国安理会作为唯一的具有合法采取武力行动的国际机构的权威性。事实上，在对伊动武问题上，美国陷于孤立和被动已表明：美国难以“挟反恐而令天下”；国际社会的多数国家仍坚持维护联合国的权威，从而限制美国推行其单边主义。

三、结言

通过国际法限制战争,并最终完全消灭战争,是国际法学界的一个理想。国际法本身并不能消灭战争,由于国际法律斗争是一个牵涉全球而又关系到中国切身利益的大问题,中国有必要将之设定为新时期“有所作为”的重点之一。在外交实践中,中国应成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积极倡导者和大力推动者,并在其建立过程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中国需要坚持自己的政策立场,促进大国关系的改善和大国间良性互动关系框架的形成,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充分关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各种国际性、区域性论坛、会议在国际新秩序建立过程中的作用。重视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其作用,积极参与国际法立法和国际规则的制定。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充分认识国际法在战略指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三篇：反恐维稳斗争中先进人物典型材料

反恐维稳斗争中先进人物典型材料

“MsoNormal” style=““>反恐维稳斗争中先进人物典型材料

深入基层听民声

做群众的贴心人

“MsoNormal” style=““>——驻村干部同志推荐材料

“MsoNormal” style=““>一声有礼的“加合斯吗斯孜”，她走进了农户家；一声真诚的“热合灭特”，是她走后的余音，不论和***乡***村哪一位群众交谈，她的名字总被群众挂在嘴边，赞不绝口，被他们亲切的称作全村的好“柯孜”。她就是中共党员、群众的贴心人——***市***乡***村驻村干部、村党支部副书记***同志。她为***村的增收出谋划策，奉献着对全村农牧民群众真挚的爱。

“MsoNormal” style=““>2012年2月，为响应***市委、政府“常委驻乡、干部驻村”工程号召，带着组织的嘱托，肩负着光荣的使命，***团市委干部***同志来到***乡***村，开始了驻村的工作和生活。驻村期间，***同志政治立场坚定，坚决抵制极端宗教势力，始终保持着谦虚的态度，勤于学习，努力工作，不断积累经验，积极为基层出力献策。在深入调研和巩固前任驻村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她理清工作思路，找准工作切入点，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展了工作，确保驻村工作不走过场，取得实效。凭着她待人的质朴和真诚，对工作的执着和韧劲，得到了***乡党委、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得到了***村“两委”班子和班子成员的认同和赞扬，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关怀。

“MsoNormal” style=““>入百姓门，访百姓事，解百姓忧

“MsoNormal” style=““>***村是个以哈萨克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村队，初来乍到，

情况不熟，难以开展工作。***同志时刻牢记组织和领导的重托与“变化变革 敢于担当 扎根基层 服务群众”驻村干部精神，驻村伊始，就从熟悉村情开始，把自己看做是一名普通的村民，把驻地当做自己的家，逐户逐户地到农户家中走访，为了不给群众造成负担，中午饿了就在老乡家里吃些自带的干馕，晚上在月光和星光的陪伴下独自走回离村庄有3公里多路的乡政府宿舍，回去随便吃点东西，就收集整理一天下来走访的记录。很快，全村97户她全部走访了一遍，了解到了哪家有高岁老人，哪家有残疾儿童，哪家不会种地，哪家有困难，了解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情况，迅速掌握了***村的基本情况。但一圈下来，由于过度劳累，她的体重由原来的48公斤降到了只有不到45公斤，白皙的皮肤变黑了也粗糙了不少，但大大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满足和欣慰的光芒，她告诉别人和自己，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这一切辛苦的付出值！

“MsoNormal” style=““>以市委、政府提出的“干部赴基层 转变作风 服务群众”活动为机遇，***同志坚持以深入农村、走百家门、访百家事为工作方法，以融入真情，真心服务、解百家难为帮扶目的，把服务带到村民家中去，真心实意帮群众的驻村干部精神。在***村，她与村民同吃、同住，与帮扶对象交心谈心，对村基本情况进行了多次摸底、调查、走访，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村上几乎没有不知道市上给村里派了一个驻村挂职干部，几乎没有一个不认识这个瘦弱却坚韧的哈萨克族小姑娘。

“MsoNormal” style=““>了解村情，寻发展路子，保社会稳定

“MsoNormal” style=““>农村工作千头万绪，范围甚广，无规律可言，农业生产、计生、矛盾调解、安全生产、综合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规划等大量纷繁复杂的工作，一开始就让人束手无策。为了使***村和谐稳定快速的发展起

来，让农民群众早日走向致富之路，深感责任重大的她，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积极发扬知难而进、不畏艰苦、不畏困难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帮扶工作中去。她几乎每天都在尽心忙于村队工作，重要敏感时期基本上是24小时连轴转。日常紧要工作只要处理完毕，她马上就扑到维稳安保上，因为她认为村队发展的首要前提就是稳定。作为一名女同志，她在维稳工作中从不言困难、找理由。在安排值班工作中，她每次都把重要时段、节假日值班带班工作尽量安排在自己身上，与村干部配合十分默契。同时，在排查矛盾化解上不遗余力。今年以来，通过日常工作实践，注重把过去执行不正常的矛盾排查例会制度正常化，结合村“两委”会议制度，坚持每月召开一次村民矛盾纠纷排查例会，对于重大矛盾纠纷落实化解责任人。每次例会后形成会议记录上报乡党委。在认真梳理群众关心的热、难点问题及村队存在的矛盾纠纷等问题的基础上，该同志认真履行

党支部副书记的职责，协助村“两委”班子一起研究制定了帮助群众致富发展规划和工作目标任务，认真对***村的整村推进、通水、通电、通路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阵地建设进行合理规划，分阶段、分类别、分步骤开展工作。据***村村民说，在她的帮助和努力之下，2012年***村作物亩产增收显著。全村种植夏麦360亩，玉米3900亩，打瓜2100亩，亩产增收显著，打瓜每亩纯收入1000元以上，玉米每亩纯收入1400元以上，小麦每亩纯收入350元左右。现在，村民看到了致富发展的希望，对今后的生产生活充满了信心，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MsoNormal” style=““>结百姓情，建筑连心桥，创建和谐社会

“MsoNormal” style=““>经过一年的时间，通过入户走访，***同志对***村有了很深的了解。在入户与村民谈心时，她了解到了该村贫困户的生活状况。于是她跟村“两委”班子一起探讨，在党支部实行党员一帮一结对弱势群体解民需

制度，解决他们生活困难上的问题。对于她提出的想法村“两委”班子成员都一一表示同意。从此以后，她把不定期的带着党员为农户帮忙形成自己的习惯，带着大家到田间地头为贫困农户干活，大家几乎每天都在田间看到她默默无闻干活的身影。

“MsoNormal” style=““>***同志带领村两委坚持把平安建设作为工作的首要目标和任务来抓，列入村两委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党支部、村委会作用，与每户村民宣传平安创建责任书，定期开展治安防范巡逻，切实要求各单位“做好自家的事，看好自家的门，管好自家的人”，确保辖区维稳工作常抓不懈、巩固提高。

“MsoNormal” style=““>同时***同志还帮扶该村一户低保户。在重大节日期间，积极与上级单位联系，为他们送去生活用品、资金等慰问品。她说：“作为一名党员，要更加坚定信念，用心去做事，用心去服务。把一件件好事、一件件实

事送给老百姓。”当村民看到一名女孩在农村这样整天与村“两委”班子来到田间地头，默默无闻地帮助农户收打瓜、玉米时，农民在聊天中都开玩笑地对她说：“女孩这样埋头苦干干活容易老，以后就嫁不出去了……!”。她却淡淡一笑继续帮他们干农田活。但是大家都明白，在她的心里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才是第一。

“MsoNormal” style=““>作为一名驻村干部，***同志充分发挥个人优势，致力于加强村级班子和党员队伍建设，致力于改善民生，增加农民收入，认真当好政策法规的宣传员，社情民意的信息员、维护稳定的协理员。通过自己的努力，该同志以优异的成绩，在半年考核中，被乡党委评委“优秀驻村干部”的荣誉称号。

“MsoNormal” style=““>如今，她与村干部、村民间增进了理解，建立了友谊，加深了感情，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信任。说起她，村民都赞不绝口地夸她，伸出大拇指，“阿勒腾同志一心扑在工作上，

是我们的好女儿!”。在她的感召下，***村村民更加团结，整个村子的凝聚力更强。

第四篇：论国际法的法律性

论国际法的法律性

国际法究竟是不是法律.国际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国际法不是法律，或者说国际法是一种国际道德或者国际礼让，理由是国际法缺少法的一些基本元素和要件，如强制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法是法律,他们认为国际法具有强制手段,另外,违反国际法会产生一定的责任后果,如赔偿,恢复原状等,而且这种责任必须履行是一种典型的法律责任.在实践中,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也都不否认国际法的法律属性和特征,我认为国际法是法律具有法律的属性和特征

首先, 国际法具有强制力.强制性是法律的本质属性，没有强制性的规范不 成为法律。国际法的强制性体现在规范强制和事实强制两方面，强制的方式主 要是制裁。当一个国家违反了国际法以后，各个国家要对这个国家采取单独或 者集体的制裁。

其次，国际法具有法律效力，它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是国家间的协议。第二，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是各个国家国家意志的协调。第三，国际法效力的根据的本质是各国的自身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国际联系愈来愈频繁，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也越来 越密切，相互之间的依赖性更大.这种形势 使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结成一个整体，形成一荣具荣，一损具损的态势.因此比之 以往各个时期，各国更加需要依赖国际法加强彼此间的合作，调整相互间的关 系.这种发展的趋势无疑从根本上加强了国际法的效力，实践也将更加坚定地证明，国际法是一 种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的特殊的法律体系。

第五篇：浅析《东京审判》中的国际法问题

浅析《东京审判》中的国际法问题

东京审判是战后反法西斯盟国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的审判，是一场正义的审判，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根据英、美、中三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以及在此之前苏联和美国首脑一再发布的惩罚法西斯战争狂人的声明，在欧洲和远东各成立了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以上两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比较认真地对战争罪行进行清算的国际审判。

东京审判，正式名称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其组织机构、诉讼程序等是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的。它是对传统国际法原理的继承与发展，也是确立现代国际法尤其是战争法基本原则的一次重要实践，为20世纪下半叶对国际战争罪犯的审判提供了充分和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现代国际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下面谈一下东京审判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东京审判与国际法

东京审判除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历史意义外，在国际法特别是在国际刑法处理战争犯罪的实践和发展上具有重大意义。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确立了侵略罪和违反人道罪是国际法上的重大犯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直接和重要的依据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依据法庭宪章，法庭对普通战争罪、侵略罪及违反人道罪行使了管辖权。

在东京审判及纽伦堡审判之前，侵略罪和违反人道罪并没有发展成为成文法。东京审判及纽伦堡审判第一次正式把这两项极大危害人类和平与生存的战争犯罪概念引入到战争犯罪审判当中，惩罚了那些发动和领导侵略战争的主要战争罪犯，维护了人类的尊严和法的精神。东京审判的否定论者都将法庭适用这两项罪行看作是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但事实并非如此。法庭判决书明确指出：“法庭宪章并非战胜国方面权力之武断行使，而是宪章颁布制订时现行国际法的表现”。因而，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不能被用来阻碍处罚违反“文明国家”和“所有国家”公认的一般原则的犯罪行为。凡是从事和策划、发动战争者，“都应该被视为是从事犯罪行为”。

“侵略罪”和“违反人道罪”的创设是国际法发展的需要。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和最为残酷的战争，战后审判的目的已不仅仅是惩罚战犯，更重要的是通过审判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罪行，让全世界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重建世界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侵略罪”和“违反人道罪”设立的意义也在于此。它既是对传统国际法的继承，更是对国际法的发展，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2.追究了个人的战争责任。

个人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法庭上被告以及西方某些国际法学者提出了四个否定理由：

一、侵略战争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行使或表现，对其负责的应该是国家而不应该是个人；

二、侵略战争是国际法上的犯罪，国际法是以国家而不是以个人为主体，个人在国际法上是没有责任的；

三、国际法对于违反它的规定的国家有制裁，但对于违反它的个人因没有规定制裁方法而无从着手处罚；

四、按照刑法原理，犯罪必须有犯罪者的“犯罪意思”，个人参加战争时是不可能有犯罪的意思的。

东京审判指出，关于第一项理由，由于国际法对国家和个人同时规定了义务，因此，对于破坏国际法的个人进行处罚是有法理根据的。法庭强调，说个人

应对侵略战争负责，并不等于国家可以免除责任。但由于现代国际法对国家责任更强调的是民事赔偿，而加重民事赔偿又会增加各侵略国人民的负担，故强调对野心家和好战者个人的刑事责任，将是现代国际法发展的趋势。

第二和第三项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国际法对处罚个人早已有了制裁方法，其实践事例也是举不胜举，从对海盗和贩卖人口的惩罚，到一系列国际公约，这个问题是早已解决了的。

对于第四项理由即犯罪的意思问题，东京法庭的判决书明确指出，第一，人人有知晓和遵守一切现行法（包括国际法）的义务，对于现行法的愚昧无知，不能作为免除个人罪责的辩护理由；第二，被告们在从事侵略的时候，纵使不能精确地了解侵略在国际法上是何等严重的罪行，但是以他们的知识和地位来说，他们决不会不知道破坏条约、攻击邻国的行为是错误和有罪的。因此，不能说他们没有“犯罪意思”。

3．国际司法机构得以继承和发展

（1）．远东法庭的法律依据

远东法庭的直接法律依据是关于组成远东法庭的法律文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它以《盟军最高统帅部特别通告》附件一的形式于1946年1月19日公布，同年4月26日修订。宪章共5章17条，对法庭的任务、组织、职权和审判程序等作了规定，其内容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内容基本一致，是对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继承。

（2）．远东法庭的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法庭由6－11名法官组成，由盟军最高统帅在日本投降书各签字国所提名之人选及印度与菲律宾共和国的代表中任命，并指派其中一人为庭长；全体法官过半数出席构成法定人数，但须有6人出席方可开庭法庭实行多数表决制，如双方票数相等，则庭长的投票为决定票。依据上述规定，由中、苏、美、英、法、荷兰、印度、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和澳大利亚11国代表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由有关各国提名、经D．麦克阿瑟任命。11名法官中包括中国的梅汝璈先生。这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完全由盟军国家代表组成法官的做法完全一致。

（3）．远东法庭的审理程序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法庭依公正审判原则和程序进行审判，被告有权亲自或由其辩护人代行辩护，但法庭有权拒绝由被告自行选任的辩护人或代为指定辩护人。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到1948年11月12日宣判终结，东京审判共历时近两年零七个月。其间共开庭818次，法庭纪录4．8万余页，出庭作证的证人达419人，书面证人779名，出示文件证据4000多件，受理证据4300余页，记录共48000余页，判决书长达1213页，共审讯日本甲级战犯二十八名，判处绞刑者七人，无期徒刑者十六人，二十年有期徒刑和七年有期徒刑者各一人，在审讯期间死去者二人，因精神失常而获释者一人。远东法庭的审判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

（4）．远东法庭的证据采信

由于法庭的审判程序按照英美法制度进行，证据的采信采取“法定证据主义”，即证据的提出是否合法，以及证据本身有无凭信力，由双方进行辩论，法官如认为提出不合法或证据本身无可凭信，可以当庭拒收。在证据的真实与合法性上，法庭严格遵守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使得判决书所认定的所有犯罪事实，均有客观、充分的合法证据证实，真正做到了“铁证如山”。这也为其后的国际

刑事审判提供了范例。

二、东京审判的法理贡献

东京审判，是对传统国际法原理的继承与发展，也是确立现代国际法尤其是战争法基本原则的一次重要实践，为20世纪下半叶对国际战争罪犯的审判提供了充分和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1.东京审判确立了现代战争犯罪的新概念。1625年，格老秀斯在其名著《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指出，对于违反国际法的犯人，捕获者或审判者有权处其死刑。但是，一直到二次大战前，战争犯罪的概念仅局限于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的行为，如杀人、放火、奸淫、虐俘、残害平民等。东京审判将战争犯罪的概念予以扩展，增设了破坏和平罪与违反人道罪。并通过审判实践，对这两种犯罪予以法理上的阐明。

东京审判强调，上述四项否定理由，早在纽伦堡审判时即已解决，其法理依据为：侵略战争早已在国际法上被公认为是犯罪，而且是“最大的国际性罪行”，这已由一系列国际公约所证明。东京审判指出，纽伦堡审判在法理上是充分的，它没有创设而只是以实践行为适时地宣布了侵略战争是犯罪这一项国际法原则。

东京审判的实践以及对上述法理的阐述，为二次大战后国际法上战争犯罪理论的发展贡献了有益的学术见解。1949年以后通过的各项旨在维护世界和平、保障人权的《日内瓦公约》，所遵循的就是由纽伦堡和东京审判所确立下来的关于战争犯罪的原则。1993年联合国安理会第827号决议通过的《审判前南罪犯国际法庭规约》和1994年安理会第955号决议通过的《卢旺达国际法庭规约》，所依据的主要也是上述战争犯罪的概念，只是在表述时作了一些变化而已。

2.东京审判确立了各项战争犯罪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包括：

一、追究犯罪者个人的刑事责任原则；

二、官职地位不免除个人责任原则；

三、长官命令不免除个人责任。

梅汝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阐述道：两个法庭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法理的根据在于一个人只应该服从合法的命令，而不应该服从违法的、犯罪的命令。倘使他因服从命令而违反了明显的、无可否认的战争规则，他便应该负不可逃避的责任。因为如果不这样来认识问题的话，而只是把责任向发布命令的上级长官推，推到最后，将只有国家元首一个人或高级首长几个人对某些战争罪行负责了。这对于战争法的有效实施会有极大损害。

三、中国与东京审判

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和反法西斯盟国的重要一员，是东京审判的当然参加者。中国参与审判的梅汝璈法官、向哲浚检察官及其助手，认真、负责地参与了审判工作，在审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审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供战争嫌疑犯名单。中国是遭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的国家，涉及对华犯罪的战犯特别多。中国国民政府对此比较重视，在经过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了两批共33人的战犯名单，其中包括后来被确定为甲级战犯的土肥原贤

二、坂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人。

2.作为检察官出庭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在法庭审理阶段，中国的检察官多次出庭，揭露被告的战争罪行，驳斥他们的抵赖和狡辩，为最终将这些战犯定罪发挥了重要作用。

3.提供大量人证、物证。为了将战争罪犯定罪，中国不少战争受害者和经历者，不远千里，前往东京出庭作证，揭露了日本的侵华事实和侵略暴行。如七七事变的亲历者秦德纯将军在法庭上揭露了日本侵占中国华北、挑起七七事变的罪行。尤其是梁廷芳、伍长德、许传音等受害者为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作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对法庭最终判处大屠杀的主要责任者松井石根死刑起到了关键作用。

4.参与起草判决书。在起草判决书的重要时刻，中国法官梅汝璈争取到了起草判决书第四章“日本对华侵略”的工作。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判决书写得如何，将直接影响判决的结果。为此，梅法官竭尽全力，完成了长达200多页的判决书第四章“日本对华侵略”的起草工作，获得了法官会议的认可，为东京审判做出了贡献。

5.支持法庭严惩战犯。在法庭判决阶段，各国法官都希望在公正、国家利益和个人法律观点上找到一个结合点，使法庭的判决尽量公正合理。梅法官表示“当竭其绵薄，为我国在此次空前国际法律正义斗争中之胜利尽其最后之努力”。由于法庭的11名法官对法律的理解不同，各国的法律体系也不尽相同，因而对判决存在分歧。如何给被告定罪在法官会议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梅法官在会上坚决主张、呼吁严惩主犯，对法庭最终判处7名战犯极刑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看到中国在东京审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其不足。由于国民政府重视不够，加之中国实行的大陆法体系与法庭适用的英美法体系的不同，大大限制了中国在审判中的地位和应发挥的作用。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东京审判认识不足，以为日本侵略中国事实昭彰，审判不过是走个过场，因而没有进行足够的准备，结果使中国处于被动局面。在证据方面，因为法庭习惯性地采用英美法系的程序进行审判，特别重视、拘泥于技术性的证据。而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注重“自由心证主义”，不太注重技术性的证据。结果，中国提出的战犯名单人数虽然不少，但大都只是空洞地列举罪行，缺乏有力的人证、物证及相关的技术性证据，大部分证据不符合证据的技术要求，因而未被法庭采用，使一些战犯因此逃脱了惩罚。

人类法的观念是发展变化的。我们在考察东京审判与法的关系时也应该注重这一点。东京审判在法律的适用上有两大特点：一是援用传统的国际法，二是根据国际社会的发展变化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国际法。东京审判的否定论者指责东京审判违法，其论调仅仅是囿于传统的成文的国际法。其实，东京审判在国际法上的意义不仅是如何援用了传统的国际法，更重要的是在尊重传统国际法的基础上如何发展了国际法。公正和正义是法律永恒的追求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人类就必须依照社会发展变化，制定相应的、具体的法律、法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所犯下的空前规模的战争罪行，促使国际法必须增加新内容和新概念来应对。如果只因循传统的国际法进行审判，那将是不公平的，亦会失去法律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