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中国改革与人口政策的失误5则范文

第一篇：郎咸平--中国改革与人口政策的失误

郎咸平中国改革与人口政策的失误

作者：郎咸平

来源：经济人俱乐部

发表日期: 200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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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评论 http://，show.aspx?id=5268）。中国1970年代初HDI就已经突破0.5，而印度到1980年代末HDI才突破0.5。

林毅夫教授发现人均收入和人口出生率之间有负向关系。我根据联合国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过500万的国家和地区的以购买力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国际美元值(2003年)和TFR(2000-2005)绘制相关图。发现人均收入确实与TFR负相关，但相关系数只有-0.656；而HDI与TFR的相关系数高达-0.916。

我要说明的是，我对林毅夫、胡鞍钢、蔡昉等教授充满敬意，正是他们提出了适度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我只是不同意他们的“适度”和妥协。

世界上有两大法系：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欧洲大陆所用的大陆法系是精英法系，精英决定的法律条款；而英美所采用的海洋法系又称普通法系，有陪审员制度，带有浓厚的大众色彩。普通法更为合理。欧洲大陆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好的。

人口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涉及到所有人的基本利益，不光是涉及到人口学本身，也不是光是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就可以说了算的。需要历史学界、军事界、法律界、社会学界、医学界、文化界、民族界、宗教界、伦理学界、经济学界和人口学界等多个社会部门和学科取得共识才能实行计划生育。然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却带有浓厚的大陆法系的特点。当时是少数几个“精英”在“不争论”的环境下制定的。由于缺乏大众的参与，计划生育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今后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可以概括成一句话：都是计划生育惹的祸。

人的意义是全面的，胡主席的“以人为本”意义非常深刻，可惜中国各个学科只是瞎子摸象一样理解“以人为本”。人口学家和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人会增加就业压力，是消耗者；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人是劳动力；人口学家和环保人士看到人是污染制造者：人口学家和游客看到人多是交通拥挤的根源；....总之，“人”在中国被肢解了！主刀的就是人口学家。

四、应炸掉计划生育这座钢筋堤坝，中国的自然生育率根本不可能象精英们估计得那么高！

1970年代是短缺经济，当时适当计划生育，但没有成立一个单独的部委，当时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临时修建的一个泥巴堤坝，这个堤坝到1980年的时候本来应该拆掉的。但是1980年不但不拆这个临时的泥巴堤坝，反而将这个临时堤坝改为钢筋水泥修建的永久堤坝。现在知道不应该修建堤坝，但阻力就在堤坝本身，如何炸掉这个筋水泥堤坝？

中国有重视“精英”的传统，但往往是精英误国。还是老子说的好：不尚贤，使民无争。其实老子的思想就是“普通法系”的思想。对精英的观点可以重视，但不要给予太高的政治位置。现在调整人口政策的难处就是因为当初在重视“精英”观点的同时也将这些人步步高升，这些人现在高踞要位，成了调整人口政策最大阻力。

这几年我一直苦口婆心在网络上摆地摊，一方面是我没有通畅的渠道发表我的观点，更主要的是在网络论坛摆地摊能够吸纳普通百姓的观点，也正因为这个目的，我在文章中都附有邮箱地址，便于得到网友反馈意见。因此我的文章都是浓缩了成千上万个网友的观点，发现了很多人口学内在规律，具有浓厚的大众“普通法系”色彩。主流精英人口学家对我可能不齿，他们高高在上，但他们的预测一次次落空。

比如，1995年底中国人口12.1121亿，田雪原预测到2000年中国人口达到13亿，五年增加0.888亿，实际上2000年底人口12.4亿，五年只增加0.3亿；依照田雪原的1.8%的滤报率（而没有考虑同样比例的重报率）将2000年人口“修正”成12.7亿，即便如此，那五年也只增加不到0.6亿。12亿多人口中每年出生1000多万，死亡800万左右，变量一共只有数百万。田会长的预测五年就差异2880万到5880万。

小学生瞎猜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异。田雪原2004年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为16.65亿；其实即使1980年就不实行计划生育，到2030年都难以达到16.65亿。但田雪原照样可以当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照样可以鄙视我“不知天高地厚”。

从海洋法系角度看，没有人能够单独决定实行计划生育，而每一个人都有权通过自己的视角来反对计划生育、要求停止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非常态”、“人工喂养”，停止计划生育是恢复“常态”、“母乳喂养”。只有万不得已才能进入“非常态”，那也需要证据全面，全民同意，没有足够理由时候就应该无条件恢复“常态”。

现在将人口政策主要交给人口学界和计生委来决定是不正常的，就像将是否判处死刑交给死刑犯自己决定一样。在调整人口政策上，应该采纳海洋法系的思路，让大众参与人口政策的调整。

只有人口压迫生产力的时候才需要减少人口来解放生产力，中国现在与当年欧洲一样是“生产力压迫人口”，而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现在宏观政策重要目标是增加内需尤其是消费，现在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恩格斯指出：“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现在中国也是耕地荒芜、大量耕地用来修建高尔夫球场等，有消费能力的没有消费意愿，有消费意愿的没有消费能力。

既然现在生产力压迫人口，政府就应该改变粗放式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提高生育意愿，以缓解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

我们难道还要用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再来重演欧洲工业革命的悲剧？再让另外一个“马克思”来写本“资本论”和“人口论”？

第二篇：浅析中国的人口政策

浅析中国的人口政策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提出的挑战

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数据显示：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亿。

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28日发布的《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初步预计，年末全国总人口134100万人。”（即13.41亿人）可以看出，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总数与统计公报的数据基本吻合。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张为民在发布会上说：“这个涉及人口普查数据质量的问题，我可以向大家说一句。这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质量是比较高的，或者说这是一次高质量的人口普查。”本文假定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是真实、准确的，下面对这些数据进行初步的分析。

首先是性别结构。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这是总人口的性别比。一般来说，女人比男人长寿，因此，在65岁以上的老人中，女性多于男性，但这无助于缓解性别比失衡问题，显然，要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娶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为妻是不现实的事情。因此，更重要的性别比数据是出生人口的性别比，这个数据与中国将来出现的光棍问题密切相关。

《数据公报（第1号）》没有给出这个数据，但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发布会上说：“我们这次普查根据初步汇总的情况，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以女孩为100的话）是118.06，这个数据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提高了1.2个百分点。但是这个数据比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118.59下降了0.53，比2009年的人口抽样调查的119.45下降了1.39。”在国际上，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水平是102-107，显然，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仍然远远高于正常值。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一直偏高，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其次是年龄结构。0-14岁人口占16.60%；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老人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少儿所占比例越来越低。在人口学上，有一种人口金字塔图，以图形来呈现人口年龄和性别的分布情形，以年龄为纵轴，以人口数为横轴，按左侧为男、右侧为女绘制图形，其形状如金字塔。金字塔底部代表低年龄组人口，金字塔上部代表高年龄组人口。中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时发展，表现在人口金字塔图上，就是“头重脚轻”：金字塔的顶部越来越大，而底部越来越小，呈现出“倒金字塔”形。

第三是城乡人口结构。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50.32%。也就是说，城乡人口基本上各占一半。现在我国的生育政策是有城乡差别的：城市居民实行“一孩”政策（夫妻均为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农村居民实行“一孩半”政策，即如果第一胎是男孩则不能生第二胎，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则可生第二胎。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现在我国很多地方都在逐步推行城乡一元化的户籍改革。笔者认为，不但户籍改革要实行城乡一元化，而且生育政策也应实行城乡一元化。

最后是民族结构。汉族人口占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占8.49%。笔者对这组数据感到迷惑不解，因为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0.56%，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44%。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比较宽松，生育率普遍高于汉族，按理说，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应该是越来越高才对（例如：1982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汉族占总人口的93.3％，少数民族占6.7％；19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汉族占总人口的91.96%，少数民族占8.04％；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汉族占总人口的91.59%，少数民族占8.41%）。

但为什么从2005年至2010年，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反而下降了呢？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有一些少数民族公民与汉族公民结婚后，生下的孩子选报汉族。

骑虎难下的人口政策

2011年7月11日，在第22个“世界人口日”，有两条新闻形成鲜明对比：一是常住人口达1.043亿的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广东正在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二是在 “2011年7·11世界人口日纪念大会”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说，我国将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

广东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政策调整，因为广东在面临严重的低生育率少子化问题，必然导致未来的重老龄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危机，广东提出这样的申请是为广东的长远未来着想。据2010年人口普查统计，广东省0-14岁人口比例只有16.89%，与全国16.60%相当。按照国际标准，0-14岁人口比例低于18%即是属于十分危险的“严重少子化”。广东像全国一样，已经进入严重少子化时代，这就意味着包括广东在内的未来中国年轻人口将急剧减少，随之面临重老龄化危机和人口的崩溃式减少。中国人口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人口政策调整迫在眉睫，绝对不可以再推迟再犹豫了。

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梁中堂估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3到1.5之间，美籍华裔科学家易富贤估计在1.4左右或以下，北大学者李建新、郭志刚等亦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5。按照国际标准，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被称为“超低生育率”，是最危险的低生育率水平。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蔡泳忧心忡忡的表示：“我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达二十年之久，现在已经下滑到了1.5以下，再不调整政策，极有可能掉入‘低生育水平的陷阱’。到时候即使政府鼓励生育，生育水平也上不去，眼前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

面对这样的形势，如果计生委放开口子，放开二胎，再接着放开生育，那整个计划生育部门和计生委主任李斌就要失业了。如果不放开，面对人口普查数据反映的严峻低生育率形势，面对正在进行的民工荒、年轻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如果计生委为了部门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就会成为千夫所指和历史唾骂的对象。显然，计生委在坚持过去的人口政策上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只有靠宣传中国人口多、负担重、生育率反弹等人口恐怖理论来维持部门利益了。

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查显示也只有1.33，计生委却一直宣称近十几年来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8。前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2005年时说：“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和2020年分别达到13.7亿、14.6亿”。这意味着2006年到2010年这五年需要增加0.6244亿人口（13.7－13.0756=0.6244），每年需要增加1249万。但统计公报显示2006-2010年每年增长分别只有692万、681万、673万、672万、626万人，仅为预期的一半。这说明中国的生育率根本不是稳定在1.8，而是远低于1.8。虽然计生委的“宣称”、“宣传”一再被现实否定和被反对者揭露批评，但为了维持人口政策的“合法性”不得不继续如此。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华生育文化极不耐现代经济社会模式和思潮的冲击，加之中国对民生的投入低下和高物价高房价等因素，中国必然走向超低生育率水平，计划生育必然要结束，计生委这个部门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但“请神容易送神难”，哪个部门愿意被取消？当这个“神”不愿意走的时候，当这个“神”千方百计要挽留自己的时候，中国人口政策必然僵持难下，人口政策调整的时机也一再错失，中国的未来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也越来越危险。

其实，计生委没有必要这样死坚持过去，鼓励生育也有计生委的饭碗嘛！要养活计划生育这个部门的人，中国要么计划生育，要么鼓励生育让他们“转行”，否则就没有这些人的活干，也就没有他们的饭碗了。如果鼓励生育，性别比失衡问题就会立即开始缓解，由超低生育率导致的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危机也有一定的缓解，计生委既保住了饭碗又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未来干了好事实事，利国利民也利己，是“三赢”的好选择。但是，计划生育部门已经宣传了几十年的人口多的不好和少生孩子的好处，让他们突然转而宣传多生孩子的好，这不是自己否定自己、自己打自己过去的颜面嘛？再者说来，由于几十年来全方位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从小学生到国家领导人都已经认为人口少好、少生孩子好，要转变思想也很艰巨。如果渐变，计划生育部门必然有一段时间失业，所以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不能选择渐变，最好是突变，直接由计划生育过渡到鼓励生育，中间尽量不要有间隔。这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很难做到，或者说在他们看来根本做不到，所以只有尽量坚持不变。但形势逼人，不变又不行，这就难了。

中国人口政策不变，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难”；如果渐变，就要由渐进失业变成正式失业；如果突变，可以平稳的保住饭碗，但计划生育部门做不到或根本没有这份力挽狂澜的爱国心和爱国勇气。如此以来，中国人口政策就骑虎难下了。人是社会经济活动主体，人口是社会经济民族国家发展、实力和竞争力的载体，人口的大衰落必然带来社会经济民族国家发展能力、实力和竞争力的大衰落。超低生育率是十分危险的，但现在中国人口政策已经骑虎难下了，这才是现在中国最要命的危险。

由于几十年来从小学到大学、从乡村到城市的单方人口观点宣传教育，您的许多人口思想认识也许还停留在计生宣传和感性认识上，为求得真理，以理性的思维看待人口与民族国家经济社会及个人的重大关系，请细读下列文章，期待您能醒悟人口问题、认识到中国的低生育率危机。

中国穷是因为人口多吗？

中国人怪中国人口多，并把他当作中国贫困的根源，当作发展的负担，难道人口少了就更富裕了，人口少了就发展更快了？如果说人口多，中国人口密度世界排名第72位，排在中国前面的既有日本、新加坡、英国、德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富国，也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穷国，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人口多就穷。在人口密度小的国家中，即有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富国，也有蒙古、玻利维亚、巴布新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博茨瓦纳、刚果等人口稀少自然资源丰富的穷国，没有证据证明人口少就富。过去我们看到东亚四小龙发展快，我们就以为人口少就容易发展、人口绝对数量大就不利于发展。但现在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发展最快，我们还能坚持认为人口少更容易发展吗？说人口少容易发展岂不等于说中国34省分34国发展更快？显然不是，而是统一人口多发展更快，这也是欧盟一体化和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原因。即便是东亚四小龙发展快的时候，世界其他小国还有几个发展快的？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人口少发展快，倒是人口多了市场大有利于经济发展。中国穷并不是因为人口的多或少，而是中国和平稳定的进入现代发展的时间太短了，尽管现在很快，但历史留下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太长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和我们基本一样，但国家制度改变后就迅速富强起来。欧美比我们富，是因为他们现在经济发展的时间远远比我们长。东亚四小龙比我们富，是因为他们在我们改革开放前远远比我们发展的快。改革开放后，我们人口更多了，但发展是更快了。印度在1991年也学中国迈向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也人口更多了，但发展也更快了。所以中国穷不能说是因为中国人口多。

所谓发达国家，是社会经济法律制度先进。这个先进的程度，取决于国家的制度、发展道路、发展时间、发展速度和由教育文化社会等所培养出的国民素质。美国人口是加拿大的十倍，加拿大人均资源约是美国的十倍，人口多并没有制约美国发达，反而美国比加拿大还富裕一些。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达的程度，与资源的多少无关。日本绝大多数资源依赖进口，这并没有阻碍日本成为发达国家。所谓经济发达，也就是生产力水平高。生产力的提高，其根本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是人研发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人口多自然有利于科技的发展。一方面，人口多，科研人员多，知识技术创造的天才也多，有力促进了科研的进行；另一方面，人口多，市场大，知识技术创新的利润大，市场推动力强；再一方面，人口多，支撑科研的财力就更雄厚，工业生产体系更庞大，可以提供更强大的物力财力支持。因而人口多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走向发达国家的，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中的人口第一大国——美国一直是发达国家发展和世界发展强劲推动力的根本原因。如果美国只有卢森堡那么多人口，能有力的带动发达国家和全世界发展吗？如果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口只有100万，我可以确定无疑的告诉国人，他们今天的发达就根本不存在，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口所创新的新科技，他们今天的发达是不可能的。而中国，人口多的优势由于缺乏社会经济条件和国家教育投入低等因素还不能立即、全部的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但这可以通过一步一步的发展转化出来。美国在二百年前的时候，日本在一百年前的时候，人均科研工作者比例有现在的中国高吗？显然没有。发展是一步一步的，人口优势迟早会随着发展而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进而人口多最终会强劲的推动中国的发展，可惜多数国人竟然不懂得这个简单的历史发展道理。

性别比失衡的确是因为人口政策。

正常的新生男婴与女婴的比例是103～105：100，中国的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12：100，1995年是116：100，2000年是118：100，2007年和2008年又分别达到120.22：100和120.56：100。中国只有计划生育比较宽松的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和二胎试点地区性别比例正常，这表明中国的性别比失衡的确是因为一胎政策和强制计划生育。由于生育数量限制与公民要男孩的愿望相矛盾，于是许多父母便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结果造成：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随胎数次序快速递增，且“超生”代价沉重的人群所生孩子性别比失衡更严重。比如说，海南省在第五次普查中发现，“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2.1（以女孩为100），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别比分别是118.3、119.4、233.3；“农林牧渔水利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4.9，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别比分别是101.9、164.6、190.4；“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7，“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也许有人还认为存在瞒报女孩，所以认为性别比失衡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严重。事实上，如果瞒报，更可能是瞒报男孩，因为瞒报的基本是“超生”孩子，即“二胎”或“三胎”，而“二胎”或“三胎”相比于“一胎”性别比失衡极其严重。并且，一些地方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存在修改儿童性别比的利益倾向。所以，中国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更可能比数据显示的还要严重。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有11276万25～35岁的男青年，而对应的适益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7206万，男比女高出4000多万。而从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每年新出生男婴又比女婴多出130多万——则对应每天至少有3500女胎儿被杀。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每持续一天，相应每天就会增加约3500多个光棍。未来中国将面临五六千万的庞大光棍潮，四五男人中将有一个找不到老婆。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加剧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强奸等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难以预知的行为，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中国计划生育不是造福世界

随着中国超低生育率的持续，随着中国年轻劳动力的疯狂减少和中国即将开始退休潮，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后续动力的不足，中国经济的动力即将面临大枯竭。这就意味着，现在世界经济发动机即将失去一台。世界经济发动机的失去，绝不是世界的福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世界大经济引擎的失去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损失。想一想自2007年自美国点燃的全球经济危机吧，经济大国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全世界人民都要倒霉。如果中国经济出现问题，全世界人民都会遭罪，尤其是东亚(如日本、韩国）、东南亚、非洲等受深受中国经济带动和影响的国家，中国计划生育也是他们的灾难。

随着中国低生育率的持续，中国未来支持世界发展的经济能力和人力资本能力必将大幅削弱，这是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损失。中国人均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不变，中国人口越多对世界发展的支持能力越强；如果中国生育率提高，则未来发展能力提高，中国越发展对世界的支持力越强；中国老龄化水平越低，中国对世界的发展支持能力则越强。反之，一切皆相反。

不少中国人怪人口多消耗国家财富多，他们不知，政府（也即国家）哪里来的财富，还不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正是中国人口多消费多，这样才能支持世界发展。我们都知道多出口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就业，中国消费多了，自然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出口和就业，这难道不是对世界的大贡献吗？现在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这不是对美国经济与就业的贡献吗？所以，世界人，尤其是把中国当做威胁者的一些美国人，中国计划生育不是您们的福音。中国计划生育，必然减少孩子和年轻人口的消费，同时增加母亲的劳动供给，就会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和挤压美国人的就业，这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样的。这是世界的福音吗？特别是，随着中国最有消费活力的年轻人口的急剧减少和中国老龄化的急速发展，中国消费需求能力即将大衰竭，这对世界的消费需求将大幅相对减少；随着劳动力、内需和年轻人口的减少，中国投资需求也要减少，这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品需求也将大幅减少。

中国的老龄化，最为大国，就是世界的老龄化。老人手中的货币，需要有劳动人口把它变成现实的购买力。没有劳动人口，老人手中的一切资产成废弃物，老人手中的货币都成废纸。如果劳动人口少，老人手中的财富必然相对或绝对缩水。中国劳动人口减少，中国老龄化严重了，就会降低世界各国应对老龄化的能力。中国经济带动世界经济景气，然后就能提高世界应对老龄化的能力；中国产品和劳务出口到老龄化国家，就能提高他们的养老水平；中国购买他们的资产和知识技术产品，就能提高他们的财富价值；中国购买他们的国债，就能帮助他们消化财政赤字。而计划生育恰恰相反，让这些好处大幅缩水，转而去跟他们在世界上竞争养老资源，这是他们的福音吗？

世界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其核心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核心是知识技术的发展。而人，尤其是人力资本，是推动世界知识技术发展原动力。人口多，科研人员多；人口多，支持科研的财力和物力雄厚；人口多，推动科研的市场动力巨大——人口多，人力资本雄厚，就是对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大贡献——对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贡献。所以，人口多，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也许有人说，人口多不一定能转变为人力资本雄厚。但这些人忘了，国家在发展，教育在进步，人口多必然也最终会转变为人力资本雄厚。虽然人口多未必立即对世界有大贡献，但未来必然有相应的大贡献。没有妈妈生出的孩子，哪有国家培养的大学生？人口是人力资本的源泉和蓄水池，没有人口，人力资本就成无源之水。现在计划生育，必然大削弱未来中国人力资本的实力，因为大削弱世界科技发展和经济进步的能力，进而大幅削弱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能力和速度，这是对世界的大贡献吗？

也许有人说，中国人口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少了，该是对世界的贡献吧？一些科学家已经证明，全球变暖主要是太阳黑子活动造成的，二氧化碳增加影响很小而且有技术可以解决。地球有寒期和暖期，这不是人类活动所能决定的，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是个骗局。在距今8000～2500年前，中国华北地区大部为亚热带气候，约在北纬40°11′，与北京处于同一纬度上，就有大象活动，而现在仅有中国云南南部有。可想而知，那时候地球是多么热，难道那是因为二氧化碳排放多了？中国人口多，可以为全球变暖提高更多的财力与科技支持，这反而会更好。

有人说，中国人口多了，就会增加对世界资源的消耗，比如说石油。即使中国没有一个人，世界上的石油能多使用多少年？作为发展核裂变能的主要原料之一的铀，世界上已探明的铀储量约490万吨，钍储量约275万吨，大约可用2400～2800年。不用等2000年后，也许人类100年后就看不起核裂变的铀了。因为还有核聚变。核聚变安全、清洁，聚变产生的放射性比裂变小的多。而且，按目前世界能源消费的水平，地球上可供原子核聚变的氘和氚，能供人类使用上千亿年。而地球寿命大约还有50亿年，还需要中国减少人口来节约世界能源吗？世界所有资源，不是可以循环使用就是可以再生或随科技发展有替代品，而且人类可以开发的范围越来越广，比如深海、月球、其他行星，根本不需要减少人口来节约资源。反而，人口多，经济科技力量雄厚，可以更多更快更好更廉价的开发新资源，让人类实际可以使用的资源更多。比如核聚变，如果中国依靠人口多带来的巨大科研能力与财力支持，帮助世界率先研究好核聚变利用，世界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能源问题。再如开发月球或其他新资源，中国人口越多，就有更强的科研实力和经济实力去开发，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可以轻易消化开发新资源的巨额固定成本，让世界人民使用到更多更廉价更好的资源。这岂不是更好的贡献？

以现在的人口和经济发展速度，世界是看好中国和印度，认为未来世界将形成美国、中国、印度三大超级大国三足鼎立。三足鼎立，一定比两足鼎力安全、稳定、繁荣。过去美国与苏联形成两极世界，世界不得安宁。如果形成中国、美国、印度三足鼎立的世界，将给世界的民主、平等、安全、稳定、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现在美国一直想削弱中国而支持印度，比如诱导中国进行自我削弱的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其实，美国若继续引导中国继续计划生育很傻，因为这将导致中国极大衰落和亚洲与世界失衡。现在印度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已经是中国的两倍，而且与中国相比——印度孩子越来越多，这就决定在中国大衰落的同时而印度过于强盛。随着印度的发展，印度一定想控制印度洋并谋求南亚霸权，接着谋求亚洲霸权和控制中东、中亚、非洲、大洋洲和东南亚等，这将和美国发生巨大利益冲突。如果现在中国开始支持中国转变人口政策，到时候还可以联手中国制衡印度，否则，美国将失去未来一个最重要最用力的盟友——因为从人口看，印度才是美国真正的竞争者和令美国恐怖的对象。保住中国的人口实力，美国和中国可以制衡印度，印度和中国可以制衡美国，亚洲和东半球有中国制衡印度，这样才有亚洲和全世界的民主、平等、和平与繁荣，这是全世界的福音，这对亚洲对东半球对全世界都有好处。若未来世界失去中国这一极，就是未来亚洲未来东半球和全世界的巨大损失，甚至是灾难。所以，中国改变人口政策和尽可能的鼓励生育以挽救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是世界民主、平等、和平与繁荣的要求。

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方儒家文明，是世界的三大文明。三大文明三足鼎立，共存共生，相互促进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福音，也是人类各个文明平等、民主、繁荣与和平共处的福音。如果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有冲突的话，“以和为贵”的儒家文明就可以把两者和平联接起来，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和平共处。人口是文明的载体，人口的大衰落必然导致文明的大衰落。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到23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龄人口，中国的总人口数量仅为2800万！发达国家人口维持人口世代更替需要2.1的总和生育率，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需要2.3以上，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最高理论生育率仅仅是1.38。即使按照中国国家计生委的说法，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最高理论生育率是1.46。中国纵然达到1.46的最高计划生育理论生育率，到2300年人口将只剩下7500万！这怎么保证儒家文明的继续存在、三大文明的三足鼎立、人类文明的健康强劲发展和人类各文明的平等、民主、繁荣与和平共处？如果儒家文明大衰落，如果失去儒家文明对世界文明体系的支持，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也许将陷入持久的冲突而难以自拔，所以儒家文明的衰落很可能导致人类文明陷入持久的冲突与灾难！

第三篇：中国人口政策的回顾与展望[模版]

中国人口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对话

何亚福

甲：现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实行不同的人口政策，有的是鼓励生育，例如日本；有的是限制生育，例如中国。那么，你能不能回顾一下中国的人口政策？ 乙：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口政策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49~1953年：鼓励生育政策。

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

1980~1984年：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开小口，堵大口, 形成地方计划生育条例。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甲：也就是说，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是从1971年开始的？

乙：是的。1971年，由周恩来亲自布置，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提出要制定人口规划。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但发觉这样力度仍不够大，于是又讲“最好一个，最多两个”。但一般是把两个作为目标。

甲：那么，在七十年代，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有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

乙：七十年代的“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的奇迹。1970年的总和生育率是5.8, 到1980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24，接近更替水平。如果按1980年生育模式不变推算，即使生育水平在其后的20年没有丝毫下降，2000年末总人口也将控制在13亿以内。若考虑生育水平稍有下降，那么，2000年末总人口将会控制在12亿左右，则是无可置疑的。

甲：既然如此，在1980年为什么又要推行“一胎化”政策呢？

乙：中国的人口政策在1980年骤然收紧，即从“晚、稀、少”迅速转变为“一胎化”。其原因是，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奋斗目标，而这样的奋斗目标又是同人均1000美元的追求相联系的。1980年9月,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 由此定下了中国人口政策的基调：“一胎化”，其实质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甲：既然说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也就是说，这并不是规定每对夫妇都“只能”生一个孩子吧？

乙：是的，从字面意义来看，“提倡”与“只能”的意思是不同的，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名义上说是“提倡生一个”，但实际上却变成了“只能生一个”。所以，这项政策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群众不易接受，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很大的阻力。于是乎从1984年开始不得不“开小口子”，以减小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阻力。无论从计划生育政策内容，还是从对计划生育执行力度看，1980年代均比1970年代更严格、更强化。然而全国平均生育水平并未产生如1970年代那样的大幅度下降。在这10年中，全国人口出生率在波动中稍有回升，总和生育率则在波动中起伏徘徊，其中1981年至1982年和1986年至1987年出现两次幅度不太大的回升。总和生育率从1980的2.24回升到1982年的2.86；1985年下降到2.20之后，到1987年再次回升至2.59；而到1989年又回落到2.35。

甲：真是“欲速则不达”！那么，1980年制定的20世纪末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奋斗目标有没有实现？

乙：这个指标定得过紧，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紧缩政策导致了1980年代生育率的反弹。所以，1991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将1991～2000年人口计划控制目标，定在年均自然增长率为12.50‰以内，即总人口2000年末控制在13亿以内。在1995年，中国人口“突破”了12亿大关。当然，所谓“1995年突破12亿”，其实这不是“突破”，而是当时人口的年龄结构所致。因为一个国家总不能在婴儿出生的时候就把婴儿的爷爷奶奶掐死，才算达到平衡。这只是暂时的“突破”，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基数人口会因为衰老死去，人口达到峰值后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回落。

甲：那么，1990年代的生育率有没有进一步下降？

乙：1990年代初的总和生育率开始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低于更替水平。1992年国家计生委进行了一次38万人调查，该调查申报的全国1991年和1992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5和1.52；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56。尽管人们对这些数据都有争议，但人口学界公认，整个1990年代，总和生育率持续稳定地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我认为，1970年代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主要是计划生育的结果；而1990年代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除了计划生育的因素外，另外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推行住房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以及大批农民进城打工。

甲：你认为中国未来的人口政策会如何走向？

乙：1970年代实行“晚、稀、少”的政策，是基本正确的；1980年代实行“一胎化”政策，是预见力差；现在仍实行计划生育，是逃避责任！未来的人口政策会如何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决策层的魄力。如果没有魄力，决策层就会这样想：反正计划生育政策是前任制定的，现任领导只是延续，责任不在我。等将来出现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时候，现任领导已经退休了，管它洪水滔天？因此，决策层要有魄力，并有为中华民族负责任的使命感，才能改变现行的人口政策。

甲：现在有些人口学家主张，计划生育还要实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你对此有何看法？ 乙：事实上，这种观点既忽视了生育率转变的不可逆性，又夸大了计划生育的作用。随着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根本性转变的完成，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调节作用将会越来越小。十几年以后，改变人口政策已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到那时，无论人口政策是限制生育还是鼓励生育，生育率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可以想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结婚年龄的提高、丁克家庭的出现和单身人群的增多，延缓生育率的急速下降将成为不可能。

第四篇：中国人口政策的历史1

中国人口政策的历史。第一阶段：1949-1953鼓励人口增长，限制打胎。毛主席对于人口有一些论述，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政治协商第一届会议：“我们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国土。”第二阶段：1953-1956提倡生育，但有计划地节育提倡。第三阶段：1957-1964政策反复期。1959-1961三年困难后，人口反弹。1962年，周恩来再次提出“节制生育”。“文革”期间计生机构撤销，人口再次无限制增长。第四阶段：1970-1984严格控制人口。1970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说：“现在人口多，70年代人口要注意计划生育。”1973年，国家计委把人口计划指标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1975年2月，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作“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批示。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计划生育法》。

划生育的积极效果：成功控制人口过快增长。1971-2005年，全国少生约4亿人，出生率降至1.8%，国家节省74000亿抚养费。缓解人口压力。减轻人口与土地、资源矛盾。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和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改善青少年的教育。

计划生育的消极后果：一是人口性别结构问题。资料统计我国近几年新生人口男女比例117:100，国际公认比例107:100。男性比例过高造成：婚姻压力大、加剧性犯罪、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论坛学者看法不代表新浪观点)

主持人：焦洪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主讲嘉宾：

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点评嘉宾：

仝宗锦(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秋风(独立学者)

周子横(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王广州(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杨支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何雪峰(《南方都市报》主任)

主要观点：

李建新：人口是一切之基础

穆光宗：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秋风：物质主义将人看做物

周子横：生育权应该交给家庭 政府可提供政策支持

杨支柱：人口高速增长并不意味经济倒退

何雪峰：核心小家庭是工业化社会必然

仝宗锦：我国对胎儿权利没有保障

由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南方都市报、新浪新闻中心主办的蓟门决策论坛在中国政法大学开讲，本期主题是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主讲嘉宾是北京大学教授穆光宗、李建新。以下为论坛实录：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同学、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蓟门决策第10期今天正式开讲。今天论坛的主题是“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在开讲之前先允许我对今天的嘉宾做一个介绍。今天请了两位主讲嘉宾：一位是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穆光宗教授！一位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李建新教授。同时也邀请到六位点评嘉宾，分别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仝宗锦教授，独立学者秋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周子横研究员，欢迎！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广州研究员，青年政治学院杨支柱教授，南方都市报何雪峰主任，对各位嘉宾莅临主场表示热烈欢迎！

下面有一个简单的背景介绍。

近日，媒体爆出陕西镇坪县怀7月身孕的冯建梅因交不起4万元罚款，被计生委人员强行暴力引产的事件。冯建梅与邓吉元2006年结婚。陕西镇坪县曾家镇认定，冯建梅政策外怀孕，“不能再生育二孩，应当终止妊娠”。邓吉元说，当地计生局一副组长扬言：别说7个月，只要还没出生，9个月的胎儿他们都引产过。

暴力执法的计生干部。《黄河边的中国》描述--河南某村民曾说：这些保甲长(他把乡村千部称为'保甲长')，对付农民的土办法是：超生交不出罚款，就带人来搬粮食、牵牛羊，甚至破门拆屋。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这是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的一句话。1957年7月5日，人口学家马寅初《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我国人口政策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中国人口政策的历史。第一阶段：1949-1953鼓励人口增长，限制打胎。毛主席对于人口有一些论述，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政治协商第一届会议：“我们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国土。”第二阶段：1953-1956提倡生育，但有计划地节育提倡。第三阶段：1957-1964政策反复期。1959-1961三年困难后，人口反弹。1962年，周恩来再次提出“节制生育”。“文革”期间计生机构撤销，人口再次无限制增长。第四阶段：1970-1984严格控制人口。1970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说：“现在人口多，70年代人口要注意计划生育。”1973年，国家计委把人口计划指标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1975年2月，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作“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批示。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计划生育法》。

计划生育的积极效果：成功控制人口过快增长。1971-2005年，全国少生约4亿人，出生率降至1.8%，国家节省74000亿抚养费。缓解人口压力。减轻人口与土地、资源矛盾。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和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改善青少年的教育。

计划生育的消极后果：一是人口性别结构问题。资料统计我国近几年新生人口男女比例117:100，国际公认比例107:100。男性比例过高造成：婚姻压力大、加剧性犯罪、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大。

二是人口老龄化。我国进入“未富先老”困境。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快，老年人绝对数量大、区域差异明显，人口老化与综合国力不相适应，即进入“未富先老”的困境。

三是劳动力就业问题。劳动年龄人口供应跟不上经济发展需求，靠人力实现增长的中国经济面临持续衰退。预测表明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将从2013-2015年减少。未来10年内，20-40岁年龄段减少1亿以上。

四是是对家庭规模结构的影响。421家庭结构导致独生子女老年父母“老难所养”和“老无所依”。

五是独生子女的性格健康问题。社会学家研究发现，大多数独生子女在人格特征方面缺乏合作、共享和宽容精神。与老一代相比，抗挫折能力和心理素质差，不及父辈勤俭节约，由此可能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世界各国，比如韩国、美国、德国的人口政策不同。著名学者郎咸平提出在调整人口政策上，应采纳海洋法系的思路，让大众参与人口政策的调整。只有人口压迫生产力时候才需减少人口来解放生产力，中国现在与当年欧洲一样是“生产力压迫人口”，而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说：第一代人口政策是“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第二代人口政策“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其目标是防止人口严重老化和少子化。

以上是我们对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特别是它们的利弊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从刚才所呈现的内容来看，弊端很明显比积极影响要大得多，所以今天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政策问题特别是国家现在又对《计划生育法》进行修改，我们请这么多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下面有请主讲嘉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李建新教授主讲，有请！

李建新：人口是一切之基础

李建新：谢谢主办方，也谢谢主持人做的背景介绍，今天主要从几个方面论述一下。

说到人口，我一般问大家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什么，90%的人回答这个问题惊人一致：多！多的背后有两种含义：一个是事实陈述，一个是价值判断。我说人口做分子分母上下都不是人，都是负担。这个观念在中国30年来根深蒂固——任何一个人都不加思索的认为中国人多是负担。所以我们观察任何问题、思考任何问题都带有预设。比如今天来的路上堵车，学生食堂拥挤，肯定抱怨一句“中国人太多”，从来是作为负担。我们一直处在误解中。

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大的方面有两个层次：第一是生育权利的问题，基本人权的问题；第二层次是人。人口又分为三个不同方面：首先是人口自身的变化是什么样的，然后人口作为变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最高一个层次是从宏观长远来看人口作为国力的力量怎么样影响文明兴衰、国力兴衰。今天我的演讲主要集中人口方面。

人口是一切之基础，人口怎样变化必然影响到国家的方方面面的逻辑出发，政治平稳、经济可持续、社会和谐、国防安全、文化传承、国力兴衰等皆与人口变化直接有关。那我们就看一看世界人口、人类人口是怎样变化的。

人类人口史上99%以上的时间，人口处于高出生、高死亡。到了20世纪为中心时，更确切的说以工业革命开始启动了人口变化，从那时人口变量由惰性变量成为一个活跃的变量。也就是说在20世纪为中心发生了人类人口史上的最大变化。我们通常称由人口转变带来的。这是一个标准的人口转变图，前面说99%的时间人类处在高出生、高死亡，而这样的结果是低增长，所以属于低端的增长。

工业革命人口变量开始增长，20世纪发生了人类史上两个“前所未有”：第一是人口增长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另外一个峰值是增长量。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人口世纪中。现在给大家呈现的仅仅是数量。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数量变化只是一方面，内部结构还会发生变化。二元变化，一元是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发展中国家还处于转变之中。未来世纪发展中国家引领变化。

另一方面还要看内部结构，人口转变过程中直接带来了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什么是人口结构？这里说的是自然结构：年龄和性别结构。这里呈现的是年龄结构，比如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50年代开始内部结构变化不是特别大，但从21世纪开始这个指标的变化非常迅速，也就是说内部结构发生了迅猛的变化。

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少年儿童比例下降，老年人口上升，老龄少子化是非常形象的一个表现。日本人口学家黑田峻夫称之为人口世纪(1950年—2050年)，上半个世纪表现出来的数量迅速增长，青少年儿童比例迅速增长，后50年是老年人口迅速增长，人口走向平稳，数量变化。一个人口的变化表现为两方面，一个是数量，一个是结构。

中国人口有什么特殊之处？中国是世界人口的一部分，但有其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刚才焦院长已经说了，最大的特点是这个过程为一个压缩过程。发达国家是自然而然的人口转变过程，而我们带有很强的压缩性，进而很多结构性问题出现。预测的数据是老年人口迅速增长，少年人口迅速降低，这会影响到内部结构的急剧变化。总体上趋势是一致的。但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更快。现在有一种说法，“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老龄化是好事”，我相信在座各位都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这个话没有错，社会发展带来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必然带来人口老龄化，逻辑关系是这样的，但要强调的是中国的计划生育加快了中国的老龄化进程，这就能回答“未富先老”，这是一个特殊之处。

另外一个特殊之处是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例急剧偏高、严重失衡，而这个急剧偏高、严重失衡也是人类人口史上没有过的现象。这是我做过的一个预测图：不同年份婚配人口性别结构——这几个数据都是实际数据，2020年时是“剩女没问题，剩男大问题”，20—34岁属于婚配期间，而这部分人于1985—2000年出生的人口，十年以后他们通通都在婚配阶段，这时候的婚配比例失衡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三千万、四千万，有理由相信还会更高，因为截止到2010的普查，出生比例的指数依然偏高，所以还会持续。这是我们国家和其它国家人口转变中没有出现的，这是我们的特殊现象。我们国家虽然作为世界人口一部分，在人口转变中也出现老龄化现象，但我们国家这种人口结构问题更加显著、更加特殊，就是我刚才说的老龄化表现加速，年龄结构老龄化、少子化，性别结构表现为严重失衡。更要命的是，到这时候我们是一个相互叠加的过程，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是叠加的过程，这样的话结构风险、结构问题更加严重。

人口结构发生如此激烈的变化会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先抽象的讲一下关于人口和经济发展，这是制订“计划生育”的根基之一，过于人口马尔萨斯那一悲观的论调——“人口过快增长是负担影响经济发展”；另外一种是西蒙的乐观论调——人口增长是优势，从人口发展史上来看人口多有利于发展；另外是一种中性观。在人类人口史上有三种观点，每一种观点背后都有坚实的人口事实作为基础。那它们之间相互矛盾吗？至少在他们论述中是相互打架的，而且各位头脑中也会拿出不同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90年代时哈佛大学威廉姆斯做出新的论断，他的观点我概括为“动态结构观”。是什么样的观点？回到前面的人口转变，人口转变是由高出生高死亡转向低出生低死亡，出生率这样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数量和结构的变化，怎样影响到数量和结构的变化？

从动态结构观再来解释它与动态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把三种观点统一，威廉姆斯用了这样的视角解释了东亚奇迹所谓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概念是这么来的。现在把这三者统一起来，人口转变过程，在第一阶段时是马尔萨斯、马寅初的观点，也就是他们所观察到的，他们所论证的；第二阶段是前面我们看到的，第三阶段是乐观派观察到的；第四个阶段是中性观察到的。如果全部拉长看，乐观的成分可能要大于悲观的，要不然无法解释这个社会越来越发展，至少在一些指数上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再来反思马尔萨斯或马寅初的人口论实际上有很强的局限性，倒不是说我们比他们更聪明。马尔萨斯、马寅初的人口论有局限性，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他们所处的时代没有观察到人口事物整个发展过程，没有观察完。第二，后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看到了整个过程。

还有一点是人口和资源环境。说人口数量多会危害资源环境：中国的资源环境已经到了极致，人口已经到了极限，再增长就要怎么样„„有限和无限是价值判断问题，争论不清，没有适度人口概念，没有绝对值。资源环境问题是开放性的。

现在上升到国力，国力有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包括领土、人口、军事，软实力其实是一种文化观念。硬实力和人口是一种什么关系？我觉得是经济发展为核心，人口和经济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关系，要动态结构的去看。还有一个表现是国家的军力和人口，这个国家的军力肯定和年轻人口有关。前阵子将军们发现招兵难，后备力量已经出现了问题，这直接就影响到国家的硬实力。软实力是一种价值取向，是指秉承文明的人口，人口越大对文明的影响越大，怎么样具体的和软实力发生关系？首先是规模，人口规模是一个文明规模和能量的基础，是一个文明、价值观的基本载体；其次，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它结构是文明价值保持活力和应对外界挑战的必要条件；其三，人口素质则是传播文明和文明吸引力的必要条件。

过往的例证：

18、19世纪“两雄”争霸。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人口兴起，西方文明的复兴恰好也借助了年轻型人口的勃勃生机。当年英法之争，今天的世界版图是英国人口的属性文化源版图。老欧洲也面临着结构性的挑战，表现在经济与文明。

20世纪的“三国演义”，硬实力主要表现在经济之争，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回顾一下，80年代时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曾有一本书叫做《日本可以说不》，中国也模仿，要和美国叫板。但也从那时候开始，结构是迅速老化：日本65+%由1980年的9.0%迅速上升到2000年17.2%，翻了近一番；而同期美国老龄化指数则是由11.2%微升到12.3%，变化不大。还有美苏军事之争，这是硬碰硬的，一个经济，一个是军力。

软实力例证，有以“刀光剑影”式不同文明共同体的“征服替代”，比如科索沃战争，科索沃战争本源上是两个民族，因为信了不同宗教，一个是伊斯兰教，一个是东正教，后来伊斯兰教民族增长很快，人口大大超过东正教，所以引发一场所谓的战争，而起因之一是这个地盘到底是谁的。也有以“兵不血刃”式文明结构的“颜色革命”，奥巴马选举胜利有很多解读，但若从人口结构版图上解读会发现这是一种必然，50年前不可能出现，到奥巴马选举时已经有80%的白裔缩减为不到70%，尤其是选民。

21世纪的我们称为“金砖四国”，真正的争霸还在四国之中，所以《经济学人》在论证美苏争霸时有这样的观点，现在我们也经常说龙象之争，所以看一下结构数据。在结构数据表现中，中国在四国中老龄化速度最快，如果65岁指标是老龄化指标的话，另外一种指标就是一个社会发展潜力的指标，即24岁人口数量比例，中国数量1.2亿，但50年以后减一半。美国数量不多，但一直是持续并且保持不变：10%。印度数量是不断增加的，包括创新能力，而且保持这个结构一直在10%。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追赶美国没有后劲，跟印度的“龙象之争”同样也没有后劲。“龙象之争”是一个象征，是命运：龙可以高高跃起，也可以重重摔下，我们常常嘲笑印度这个大象非常迟缓，但非常稳健。所以人口数据上给了我们这样的支持。

所以中国人口变化无助于中国国内进一步扩大和旺盛。再接着扩大范围，从空间的视角来看，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把人口因素纳入进去，人口发展变化背后人口转变起了很大作用。但按照前面的数据看到中国是不乐观的，如果把人口变化和历史的发展轨迹结合起来，再和我刚才第一张图呈现给大家的，就会看到多么的惊人一致，背后统统是人口在支撑着，如果进一步看也是二维的，先是西方，后是东方，最后东方超越了。历史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但从前面看到的数据不乐观。所以从世界体系看，从历史发展500年看，西方新兴起有三大因，但还有一大因即人口因。

所以我以马克思的一段话为结语：马克思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这是我们的庆幸与悲哀。

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在人口层次上鼓励多生，这不是追求数量目标，而是追求结构目标，只有结构合理了，才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实现民族、国家长盛不衰。谢谢！

穆光宗：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主持人：谢谢李建新教授，下面有请穆教授！

穆光宗：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跟各位专家、媒体朋友、各位同学进行交流。

一、计生政策是怎么出台的？

首先从历史上看一看计生政策是怎么出台的，人口有什么过去、现在和未来。看人口问题需要有一个大历史的眼光，这非常重要。现在回想起来1980年的9月25日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不仅是人口史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天我们出台了《中共中央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但“提倡”在后来变成了“只容许”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或者说多数的夫妇和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一胎化，不完全是一胎制。当然也有农村家庭，第一胎是女儿，间隔几年可以生第二个孩子。一胎化的历史从这里开始，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新时代，追求的是低生育率，少生就是一切。现在还比较怀念70年代的政策定位“晚、稀、少”，少生不等于独生，5个孩子到2个孩子也是少生，5个孩子到1个孩子就发生本质变化。80年从晚稀少过渡到一胎化的强制计生。中国从那时到现在就“以数为本”，当时追求人口数量、人口总量要减少，人口零增长、负增长作为战略目标，这是一条歧路，越来越方。强制推行的人口战略的代价非常大，比如人权的代价、生殖健康的代价、数据的代价，还挤压出少子高龄化的问题，挤压出性别鄙视问题等，代价非常大，危害也很大。所以有害加重无功于国家的政策。

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政策？我们可以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对人口的认识各个角度分析为什么制定这样一个政策，因为制定这样的政策绝非历史的的偶然。80年中国还是计划经济的国度，计划经济本质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对人口增长非常敏感，因为人口增长会分享福利资源，即分母效应非常强烈。所以马寅初提出的人口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正确的，至今也依然也一些核心的价值，比如胎儿也有生命权，鼓励生两个孩子是生理行为等理论或价值取向我认为是可取的。人口红利理论或计划生育理论把人口给负面化、妖魔化，认为出生一个孩子是一个负担，没想到几十年后这个孩子是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人才、劳动力，可以回馈家庭的抚养、国家的哺育，他是有生命周期的，有成长期、供给期。美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说人口问题是当一个孩子出生后，成长到合格劳动力之前你能否抚养他们，抚养不了是你的问题，负担重；抚养得了就不是一个问题。这对国家、社会、家庭来说有一定的道理。所以中国人口问题有深刻的体制背景。

我们经常怪罪马尔萨斯把中国人口增长问题描述为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穷人多了，人口增长继续了贫困的深化。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中出现人口自由、放任增长，那是计划经济、短缺经济。所以改革前中国调入的是制度性的人口增长陷阱，80年以后调入的是政策性低生育、少子化陷阱，政策追求的是一定要1.5个孩子，地方上更加严格，误认为少生育率越低越好，少生是一切。广西一个农妇毒杀了很多孩子，她认为是给国家减少人口负担。所以计划经济具备一种自觉减少人口的力量，因为在当时条件下人力得不到好的投资开发，很多劳动力窝在农村蓄水池中，隐性失业，包括几百万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培育，没有教育的投资，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这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而且当时也缺乏生育的家庭计划，得不到信息、技术、医用药具的支撑，所以新增人口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一种包袱。

对于人口的认识，人口的正面被严重忽视：人高于口。人体现了人口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人是天地之心。“口”体现了人口的统计性、规模性和变异性。李教授谈到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我认为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社会发展的动力。

人口与需求，有需求就要生产与创造，在当时的情况下人口负面被严重扩大：见数不见人。人口数量论、人口负担论、人口过剩论、人口分母论人均指标论、压力论甚嚣尘上。

二、人口问题发生了重大转变

人口问题的转变是从社会人口社会学和经济学做的分析，中国人口问题发生了重大转变，低剩余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终结，恰恰相反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变。什么叫人口问题？学界有一定界定：人口内部失衡、性别结构失衡就成了人口问题。从外界来看人口发展与资源发展的矛盾达到了一定层面，外化了，也可以理解为人口问题。生育率低好吗？我们当然是否定的，生育率下降应该有底线，国内国外、古今中外都有答案。人口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开发相互连，量变引发质变，对人口数量的调控一定要适度。

我们已经进入了后马寅初时代，已经摆脱了经济上的计划经济时代，单一的人口问题转向复合的人口问题，增长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型问题，体制型人口问题转向政策型人口问题。政策型人口问题是跟一胎化政策有关的人口问题，和一胎化政策分不开。我们要禁止一胎化政策，所以调整政策的呼声如此强烈与迫切、异口同声不是没有理由，而是有依据的。

人口问题极其复杂，人口常常是问题的面相。人口问题：什么是人口？有青少年人口、老年人人口，有残疾人口，有男性、女性人口等，带有很多不同的社会标识，所以什么人口？什么问题？人口具有变异性，会变化，有潜伏期和爆发期，人口多如果算是一个问题，人口少也是一个问题，需要参照系、评判标准。但人口学者都知道人口具有周期性，也具有强大的惯性。所以特别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来看待当下的人口问题，质疑当下的人口问题是为20年以后的中国打造良好的环境。人口问题本质是发展问题，人口问题是需求问题，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人口的城市化、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女性人口在智商上的竞争压力上升以及新生人口对家庭抚养能力的挑战等因素都会导致持续的超低生育率，不要担心生育率不会低，而是要担心生育率会不会太低。

四大新人口问题：一是广义独生子女问题；二是年轻人口亏损问题，年轻人是国家极其宝贵的资源，一个人口大国为什么不是一个人口强国？为什么南海争端中国不敢轻易亮剑？为什么菲律宾、越南、日本、印度敢挑战中国？从人口学上中国有人口的弱势。年轻人口的规模决定着国家人口实力，因为年轻人身上蕴藏着宝贵的开拓力、创新力、生产力、消费力、战斗力。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人口实力，人口实力是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适婚人的问题。四是少子、独子问题。

三、人口走向和中国抉择

我最近在《学习时报》发了一篇文章《重建大国人口观》，我的判断是一个事实判断：中国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难以自拔。人口少子化的危机已经爆发而且将深化和扩大：国家实力削弱，内忧外患，在内部社会和谐受到挑战，在外部国家安全受到挑战，我们要“居危思危”。

另外要回到基础的问题上，厘清公民权利与政府义务的边界——家庭计划：自由自主复杂的生育；社会计划：政府正确引导、人文关怀、公共服务、福利共享和社会保障。生育的事情政府引导，但不能强制干预。我们需要体制创新，计生委虽然被大家批得体无完肤，但我希望能够把后续的后遗症问题承担起来，转型为“人口家庭委”。还需要思路创新，鼓励生育，保障家庭权益，稳定社会，优化人口，持续发展。以自由保障幸福，以自由促进发展，还权于民，造福于民，以人为本。要四方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家庭健康幸福的发展，社会团结和谐的发展，人口优化持续的发展。这四方面是互相结构的，有机的发展。

小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低生育率的胜利，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还将面对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中国需要从控制人口转向优化人口，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形势非常逼人，人口危机纷至沓来，重要调整迫在眉睫，可能的走向是小步快进，实际生育率调整到2，难度非常大，我并不乐观，在现有的格局中中国注定要一再的坐失良机，一错再错，中国将继续迷失在人口过多、计划生育的歧路上，我还看不到我所希望的光亮，谢谢大家！

秋风：物质主义将人看做物

主持人：谢谢穆教授，请秋风教授。

秋风：两位教授的报告非常精彩，他们的结论95%的赞成，唯一一个不是那么很赞成的是，他们用国家主义来论证计划生育的不合理。这样的论证有问题，这样的思路跟计划生育是一样的，相同的地方是把人当成物，把人口当成国家的工具，我觉得这样的论证思路不是很好，这已经是我下面要谈的一个重点问题，因为我不是经济学、社会学家，现在是一个儒者，所以从一个文化的角度讨论。

整个计划经济本身其实就是唯物主义哲学在经济活动中的运用，计划经济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只看物不看人。国家计委对全国有多少种产品制定详细的生产、分配、运输计划，这个计划里眼睛看到的是物质的生产和再分配，人也只不过这中间物质中一种，为了增加生产，鼓励人口增长。后来发现计划经济是一个短缺经济，反过来控制人口增长。刚才谈到的短缺经济我突然想到托克维尔说过的一段话，在他论述美国物质主义时最后有很小的一章，里面论述了一点，我觉得这点能够揭示计划经济内在的问题或者物质主义治国者最后面临的困境，当你专注于物质生产时这个物质一定是短缺的、一定是匮乏的，因为托克维尔讲过人是靠心灵生产物质的，这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如果国家信奉的是物质主义，眼睛里看到的只是物质，忽视了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那物质生产能力会逐渐下降，以致于最后陷入匮乏的状态。这是中国前30年所面临的问题，我觉得也可以解释短缺经济是如何形成的。

我觉得这样一个体制，这么一种国家精神，这么一种物质主义的国家精神是我们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基本伦理和政治哲学的基础，这样的思想我想完全是反中国文化的。中国过去60年道统断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悖离了世界的看法或者说悖离了中国人对人的地位。大家知道一句话，古人讲“天地之中人为贵”，《尚书》中有一句话，“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在古代圣贤看来，人是世界最珍贵的存在物，直接上承于天。我们大家都在讲天赋人权，可能很多人没有理解“天”究竟是什么含义，人的尊严来自于他授命于天，所谓“天命之谓性”。物质主义根本上否认了超越性的绝对的人的终极保障，所以就会把人完全看成一个物。当我们反思计划生育政策时，要对整个20世纪横行霸道的物质主义做一个深刻的反省。所以我们会看到非常奇怪的现象，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的，最著名的是李银河教授，这真的是一个巨大讽刺，也是世界最离奇的事情，他们号称支持自由，当政府把手伸向妇女的子宫时他在欢呼，这需要我们深刻反思，在座各位热爱自由，那究竟如何热爱自由？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自己，看待一个超越者，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中国教育的严重扭曲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一胎化的子女在主宰着教育体系，所以教育越来越变态，基础教育到大学教育越来越劣质化，所有家庭觉得焦虑、痛苦，没有一个家庭会放松，所有家庭在子女上投入巨大成本。但事实上，这样的竞争毫无意义，就像锦标赛，不管投入多大的人力、物力竞争，最后奖品只有几个。中国社会普遍的焦虑跟家庭结构的雷同有很大关系，这种竞争使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拉远。中国家庭变成社会中的一个恶性竞争的主体，每个家庭和家庭相互之间把对方视为敌人，当代中国社会是霍姆斯意义上的丛林状态，每个家庭是战争单元，所有家庭投入竞争过程中。

第二是人际关系的扭曲，孔子讲“孝悌，人之本也”，“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意思是在家庭中训练人与人打交道的技能，比如我有一个兄弟就可以训练出跟朋友打交道的经验，有一个妹妹就可以培养出跟女孩子打交道的经验，都是这样。现在这样的一个独生子女使这个孩子丧失了学习社会交际能力的一个环境，所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当然我对独生子女没有那么悲观，因为可能会寻找新的办法训练这种能力，而这需要漫长的转型过程，而转型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第三是迅速老龄化、少子化，这会减少文明的获利，我们看到的是过去30年，经济有一定增长，这个增长让我们也看到了文明复兴的前景。事实上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儒家文化的复兴、佛教的复兴。过去30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而是文明的整体复兴。当复兴没有完成时，人口因素使文明复兴的步伐差不多要戛然而止，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社会中老年人越来越多，孩子越来越少，社会走不动，这本身对人的心理会产生很大的暗示作用。

我的结论是，我们应该重新制定家庭保护法。所谓的核心小家庭所带给人的幸福永远赶不上大家庭，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我给大家讲一个历史上的事例提示一下大家理解核心小家庭的政治意味。

还有很多其它角度，比如养老，最好的养老制度是家庭养老，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制度，北欧的国家福利政府也是一个摧毁人民的政策，我提出家庭保护法有几个要点：第一鼓励生育。第二鼓励婴幼儿母亲回家，在家带孩子，等孩子上小学时再去上班。当然这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保护她们的权益，实际上我相信可能有女性朋友说，这不是歧视妇女吗？我相信这是保护妇女，因为带二、三岁孩子的母亲她们的痛苦是未婚女性和男性不能理解的，因为要顾家、顾孩子、顾事业非常痛苦，如果政府设计合理，完全可以放心回家，等孩子上小学再去上班完全可以做到。第三，鼓励家庭聚居，这里面涉及很多问题，现在的城市结构，这么一个房地产模式不利于家庭聚居，里面涉及的需要问题需要解决。第四，鼓励家庭经营，不能盲目发展大型的超市，应该鼓励家庭经营，开一个小店，这些小店始终在社区，是社会网络中的商业，而大型的超市是一个巨无霸，是摧毁人民的。总之我的全部思考，思考人口问题要从文明的角度思考，思考所有问题要从文明的角度思考，因为归根到底文明才是人的尊严最终保障。谢谢！

王广州：拿不到统计数据困扰人口学研究

主持人：谢谢，下面有请王广州教授。

王广州：人口科学首先是定量的科学，包括你的长期规划，尤其那种前瞻性和长期性，人口内部的规律，是有规律的，因为你说经济，GDP增长了20%、80%都有人信，你说人口打死你都没人信。

第二，这个时候中国人口结构什么样，我现在给大家看的是2010年最新的人口普查，目前人口状况对中国将来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这是年龄结构，人多的是老年人，人少的是青年人，男左女右。

65岁以上人口比例，有一种特别似是而非的观点，如果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老龄化缓解不了几个，如果生两个将来是稳定的，如果生一个或一个半将来是没有的，我们很快就会进入老年化的平台期。

6-14岁人口比例，现在是老年人口的概念，这种情况还没有仔细分析不同的家庭结构变化，分析到家庭会发现很多父母到一定阶段无子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最后人口学研究的困境，最近人们约我写了一个文章，他说这个东西比较敏感。我说我从来不写敏感的东西，都写科学，除非你证明我是错的。国家人口计生委的主任在《经济日报》发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形势好转》，我的题目针锋相对《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形势好转了吗？》，举出几条证据。他用的数据是国家计生委从来不承认的数据，算的生育水平太低，1.33，1.35。算性别比反而上，这岂不是自相矛盾？说两件事用同一个数据，说那件事时说这个数不对，说这件事时这个数是准的，说据难听的话：不懂的也不至于糊涂成这样。然后我用最新公开数据算的结果是，这个趋势是上升的，跟你的判断正好相反。现在为什么这么着急？十二五时期是中国人口的重大转折时期，老年人发生变化，劳动力发生变化，少儿抚养比发生变化，包括很多家庭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另外，恰恰是到了最关键时候，提供你的原始数据让你去研究，马上给你研究；90年也给你研究1%的数据；2000年时就说不准了，千分之一的数据给你，甚至不到；现在国家统计局不让我们研究，原始数据不给，哪怕给我万分之一的数据也可以，结果给我们的回答是“逐步的在适当的时间开放”。如果在第二天开放说明我错了，我但愿我是错的，能马上开放。如果现在对公共资源掩耳盗铃不深入开发的话，那所呈现的景象不知道会有多大，我估计现在的分析都是九牛之一毛，因为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是复杂的，我们的认识是有限的，而对庞大资源的开发是无限的。谢谢！

周子横：生育权应该交给家庭 政府可提供政策支持

主持人：下面就按顺序，由周子横研究员点评。

周子横：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我就谈三个意见：第一，在人口问题上，人是所有问题的核心，人是所有问题的最终目的，人是目的，而不是对象，不是工具，这是基本的例子。所以我们谈很多人口问题，人口的政策，是区别于牲口的问题、牲口的政策。今天看来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追求经济上的目标，中国以前穷怕了、穷够了，穷得太久了，所以想搞一点利益，最后说这个事情是人多的问题，人被饿死了是天的问题，人无法过日子说是人多的问题，所以从经济角度去说人口应该怎么样，这里头有立场前提。是不是一些牲口学派，穆教授也说有很多垃圾舆论。所以经济问题上不用去多说，离开人谈经济谈什么？二是国家，国家的问题，19世纪达尔文主义因素多一点，其中有一点谈到，中国男丁少了，独生子女多了，当兵的少了，将来打仗怎么办？英国人是现代警察的鼻祖，为什么要有警察？因为不能事实上做到保持一支常备的强大的陆军，英国为什么不能够保持一支强大的陆军？因为他们认为这会支持专制专政，会破坏整个英国社会，不要强大的陆军，所以才有警察。一个国家的目标很强大，很多人能够当兵能够去送死，这个立场也堕落了。一战时，一天死掉的人是多少？是美国人历次战争加起来的总和一天就死掉了。所以我去英国时很惊讶：太多的一战的纪念馆，一战杀死了整整一代人。今天要生那么多人把他们送到战场吗？这两种目标，经济上的、国家上的都是立场的堕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里面有很多逻辑的陷阱，比如谈总量的问题，人口的总量问题是一个逻辑的陷阱，一会说逻总量多好，一会说总量少好，这肯定是一个陷阱，人口要长期观察最终才会得出一点能够接近实际的结论出来，设定了很多逻辑，包括经济逻辑与其它方面的逻辑乃至于在前提下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很麻烦，经济一些理论和观测成为决定人口的走向很危险，这里面的陷阱太多。比如我们中国的经济扩大内需，日本要延缓经济，不能光在那个环节那样讲，这个环节这样讲。所以这里面除了总量逻辑陷阱，质量的逻辑陷阱也有，不过中国少一点，国外很多，种族主义都是逻辑上的陷阱或者垃圾上的东西，比如把人应该培养成什么样的人，那样的人多一点好一点。

现在谈结构，比如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对此我不懂，我觉得更多的要看看城乡结构、工农就业结构。从旁观来看，很多问题需要政策，比如上海市提前进入到老年人口城市，这是从户籍人口角度来看的，早几年前医院里3、4个孩子只有一个是上海人，但你没有算入其中说是老龄化。中国城市人口是年轻的，乡村老人多一点，孩子多一点，所以要在二元的经济上看总量孩子看不清楚。看两个国家，这个国家是老龄化的，另外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口补进来也没什么关系。乡村中，老人和留守儿童在，所以要鼓励解决乡村的问题，这里面的逻辑很多，这一段说是这样，那一段说是那样，而且搅来搅去拿不出主意。

第三，政策失衡。整个人口走向专家都说了，大致来看是19世纪以后欧洲的工业化到20世纪表现得很明显，出生率和出生的意愿都在下降，所谓控制生育手段不断提高，普及率也很高。比如2000年有一个统计说，20世纪的十大发明，其中一项是保险套(20世纪的十大发明之一)，这有什么含义？第一使生育控制有一定的基础条件，第二释放了欲望。以前欧洲的长子继承制有因素，因为死亡率高，所以有一个长子继承制，有一个制调节的问题在里面。当技术条件具备后，更多人的问题应该交给家庭去做，技术上也有条件。以前也是由家庭去做的，不仅生育要节制，欲望也要节制，现在生活条件充沛，所以这个领域中核心的支撑应该是家庭，很多东西如果离开了家庭，离开了父母，就说下一代怎么安排，整个就被翻打了，所以政策的失衡是一个最大问题，是由政府来承担的，人是对象，家庭还是对象，所以出现了一大堆问题。所谓计划本质上是强制，没有合理性，这个部门用强制手段替换家庭做出安排，所以整个问题是政策失衡。如果立场是偏的，又陷入某种逻辑中，毫无疑问会支持政府强制替代家庭的措施，很多悲剧就此发生。

所以归纳下来，不用谈经济的、国家的，而是要把权利给家庭，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比如提供福利和激励的政策，现在基本没有激励政策，好像有5块钱，其它罚款罚到4万，这是完全失衡，这样做跟猪、牛羊没有什么差异。我想讲的是这三点问题，这三点不能忘掉，立场是人的问题，不能质疑某一种逻辑一端，还是一个问题完全交给政府不是家庭，谢谢！

杨支柱：人口高速增长并不意味经济倒退

主持人：下面有请杨支柱教授。

杨支柱：刚才几位人口学者都表达了人口发展规律的问题，所以我对人口规律做一个表述。古代高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到近现代有一个低死亡率人口增长率，现在发达国家已经过渡到第三个阶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人口不会有无限增长，实际上欧美已经进入到零增长、负增长状态，包括后发展国家日本也进入负增长状态，在看不见将来全球人口会进入到负增长状态，控制人口增长是没有必要的，这是第一。

第二，古代社会和现代发达国家人口为什么是低增长甚至负增长？人是趋利避害、贪图享乐的动物，人更容易追求目前的享受，而不想今后的储蓄，所以鼓励储蓄才成为人类道德准则之一，我们要看得长远一点，要为未来储蓄。所以无论是古代的社会还是欧美发达国家都在鼓励生育，鼓励生育就是鼓励人口资源的积蓄，但鼓励的机制不一样，古代的鼓励机制是好家族内部来做，鼓励的主要动力是不动产，而不动产主要控制在长辈孩子，喜好孩子的人多生孩子，多生孩子对于经济是倾斜的，如果家庭哪个孩子升官了发财了反过来反哺大家庭，这是古代的鼓励生育机制。现在是国家给予的所谓福利。人的高速增长实际很短，人口平缓增长甚至不增长时间很长，而这两个很长的时段我们发现国家制度或者家庭制度限制生育，所以限制生育绝对是一个很偶然的现象，即使在人的高速增长过程中也只有中国大陆这么做，前苏联、东欧并没有这么做。后来存活率很高以后自然不愿意多生，而且在现代的医学下可以避免。

第三，过渡时期实际上不是因为人们生得太多，而是因为孩子死得太少，人在高速增长过程中生育率是逐步下降的，而非上升。70年代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60年代和50年代，所以高速增长并不意味着生育率高速增长，相反在经过一段时间生育率进入下降阶段。为什么高速增长？是因为死亡率下降更快，特别是婴幼儿死亡率下降更快。看到这样的现象，再来看看人口高速增长是好事还是坏事？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孩子死得太少、人口太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即使在经济上人口高速增长时期，相对于古代人口平缓增长时期，经济上也是合算的，所以人口高速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上的倒退，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但经济高速增长比较人口高速增长要慢20年，因为大量存活的孩子要成长。所以人口增长过快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期，20世纪是人类人口开始快速增长时期，也是人类科学技术快速改善的时期，也是人类生活水平改善的时期，是经济发展的时期。

第四，后发达国家更没有必要害怕人口增长，人口快速增长相对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来说，上升得更快，这意味着过渡时期更短，过渡时期就是从古代和发达国家平稳增长期更短，过渡期更短意味着人口老化速度更快，意味着孩子生少的危害更大。以发达比较早的英国为例，17世纪开始英国革命，人口高速增长(不会像中国这么高)，一直到二战以后高速增长，英国的增长时期比中国长得多，我们才多少时间？日本是30年的高速增长，比英国的高速增长短多了，所以后发达国家由于过渡期短更没有必要限制人口增长，而是鼓励人口增长，防止人口过渡老化。

第五，2010年的统计数据，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18，根据2006年国家计生委公布的数据，中国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73，根据卫生部2006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已经达到10%-12.5%，这意味着中国人口即使放开生估计也不到1.5，鼓励生，超不了2.0。而以中国的高性别比，没有2.3的生育率不可能维持下一代的平衡。

何雪峰：核心小家庭是工业化社会必然

主持人：谢谢杨支柱教授，下面有请何雪峰。

何雪峰：我简单谈几点我的个人看法，我听到两位人口学家的专业分析，后面秋风有一个点评，秋风说到李银河，李银河主要表达的是在生育观念上，城市生育观念和农村生育观念不一样，城市家庭是全职的独立工作者，更多是考虑到能否养得起这个孩子，现在看两位教授研究进入到低生育、低死亡率的状态，都是城市化比较高以后城市生育观念的一种体现。而我们看到高生育率、高增长率都是很典型的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生育观念的体现，所以转变有现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在其中。

为什么到现在社会发展中国家发展很快？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依然处在传统的农村生育观念里，出生率很高，但因为现代的医学普及让死亡率降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很快，所以李银河的文章主要是讲这样的点。

杨支柱：我纠正一下，李银河在20、30年前就鼓吹强制计划生育，到今天还是，而且明确对农村妇女要强制。

何雪峰：强制我是不支持，我只是说一下她的文章观点。在我看来人口进入平稳、有序的稳定增长状态，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快速的提高妇女教育和女性的社会地位，如果女性的教育水平提高得很快，能够接触到大学以上的文化教育水平，妇女社会地位很高，出生率肯定会大大下降。妇女的教育水平低、妇女的社会地位低必然意味着高生育率。在我看来，市里计生委花那么多钱养人，不如把这个钱花在提高妇女的地位上，这对中华民族是大大的好处。

另外，对核心小家庭，这个核心小家庭和传统大家庭也是不同文明形态的体现，为什么在传统农业社会是大家庭？因为传统的农业社会需要很多劳动力在一起才能对抗自然省长，这样的家庭才能延续，代价是传统大家庭里必然是父母掌权，下面那么多的兄弟姐妹一起生活，必然是家长制，必然要压制自己的自由。进入现代工业文明以后，夫妻两人工作就可以养活家庭，不需要依赖大家庭，核心小家庭恰恰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追求和释放。而在西方国家，像在欧美国家，普遍的核心小家庭，除了工业化的发展还有很大的背景，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和传统的儒家背景不一样，传统儒家讲父母在不远游，基督教文化讲的是子女成长以后就是要离开父母和丈夫结为一体组成家庭，这是欧洲人能够离开家庭去美洲发现新大陆，这是有文化背景的。现在工业社会的结果必然是核心小家庭，必然是追求个人自由的核心小家庭的出现。

仝宗锦：我国对胎儿权利没有保障

主持人：谢谢何雪峰，下面有请仝宗锦。

仝宗锦：谢谢焦老师，谢谢各位老师和会议的组织者，我简单说几点算作外行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想说计划生育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前不久我看我看了一本《邓小平的传记》，大体描述了计划生育的政策出台的过程。在那本书里把80年代这样一个经济政治发展路线划为两个派，第一是邓小平这一派，另外是以陈云、李先念为代表的计划。计划生育出台的过程首先是80年李先念给陈云递了一个报告，1981年有一个一号文件，然后强制一胎化政策开始实施。当初计划生育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人太多了，粮食问题不够吃了，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后来粮食问题逐渐解决，技术进步了，同时对外也开放了，粮食不够完全可以借，整个计划经济体系呈现开放状态，这个时候当初的理由可能就站不住脚。于是渐渐转化成所谓资源和环境问题。近些年逐渐变成所谓的政治问题。包括教授所说的统计局数据越来越封闭化、越来越不公开化，包括山东临沂的陈光诚事件，包括国际上的抗议，包括宗教组织，包括计生系统整个的部门利益，因为这涉及到非常多人的饭碗问题、前途问题、官职问题，甚至可能包括政府系统、经济部门里依然有所谓陈云、李先念那一脉下来的意识形态力量。所以在我看来，计划生育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更确切的说是一个粮食问题，后来慢慢转化成所为的政治问题，而作为法律学者，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尴尬，从宪法基本国策的制订，到《计划生育法》，包括各个省的条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从政策到法律的路像，首先是经济的、政治的，非常小的范围内的法律问题，在很小意义上的一个法律问题。

第二，我们支持或者反对这样的政策，包括两种思路：一种是刚才三位主讲人从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去辩护，我把它称为工具主义，把人口问题和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权衡来讨论人口问题。第二种立场是绝对主义，包括秋风老师从儒家、天、文明的角度论证，包括从法律角度论证，我认为是一种绝对主义立场。在这样两种立场面前，我认为应该互相团结，而非批评替代的立场。对于官方政策影响来看，工具主义立场更为突出，因为不会看基本人权，而说这个是否有利于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有利于增长综合国力，保持经济的增长等，所以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个我觉得是互相支撑、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进行刻意批评的一个问题。比如在美国的宪法史上，关于言论自由也是一个基本权利，也有两种，言论自由也有好处，可以帮我们建设民主，对民主社会是有利的，一种是人的基本权利，这两种是互相支援。比如《纽约时报》诉萨利文案件，多数意见是一种工具主义立场，而道格拉斯等是绝对意义上的，所以我想说在这样的问题上，我觉得两种立场我们应该互相团结、互相支援，甚至某种程度下共同推动这个事情的解决。

第三，从法律的视角可以看出，计划生育政策走向是从政策向法律的路像，还有另外一种规律，书本中的法律和行动的法律，就拿最近陕西的事情来讲，在国家至少从中央到大部分省的规范性文件来看，没有说引产有授权，但也没有明文反对，所以就在做。

书本上的法律和行动中的法律不一样。这两天我看了李建新参与人大的上书公开信，里面强调了生育权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在关于堕胎问题上美国的做法是妇女权和胎儿生命权的对等，在我们国家是国家权力对于父母生育权和胎儿的生命权的双重压迫，在这样过程中我们发现胎儿的生命权也很重要。在公开信里没有提到这一点。胎儿的生命权，民法里视胎儿的权利开始于出生，之前的怀孕期间认为许多权利能力，除了在继承法对一些份额有保留外，对权利没有保障，这和其它几个主要的大陆法系国家对胎儿的立法不一样，更不用说英美国家。

另外一点，尽管《人口计划生育法》规定了生育权，但也有计划生育的阴影，在某种程度上生育权是打折扣的生育权，在英美国家生育权是基本权利，这个基本权利不能随民主程序而压缩。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在这个过程中生育权和胎儿的生命权都面临着绝对权力向相对权力转化的过程，所以从法律视角来看，如果是法律学者的责任，有义务把这样一个慢慢变成相对权的权力的回归到绝对化的基本权利的路像上，我想这也是法律学者或者在这样的领域可以为这样的问题做出贡献的所在，这两种立场包括和人口学家、社会学家、环境学家等可以共同为实现能够解决包括改变中国的这样一个非常不好的制度形成所谓的联盟，每个个体从自己的学科背景甚至从自己的所处的地位发出自己的声音，凝聚一些力量，我想对于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会起到正面的作用，谢谢！

主持人：蓟门决策第36期经过嘉宾的发言，特别对人口计划生育的问题，对现在人口计划生育法的废还是修等问题做了充分讨论，但这个讨论不局限于法律的层面，也进入到文化或者社会的历史的局面，我们有这么多的媒体、同学来参与这个，政策都是人制订的，所以希望大家进一步关注这个问题。最后我代表蓟门决策组织中心感谢各位参与，本来今天是何兵教授来主持这个论坛，由于种种原因他今天到不了现场，我也代表何教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谢谢大家！现象，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大

“未富先老”是我国老龄社会的显著特征，也是一个基本国情。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的时候，刚刚实现小康，人均GDP为840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6。虽然我国目前已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人均GDP为4385美元，是日本的1/10和美国的1/11，人均GDP值与这两个国家相差至少100年，应对老龄社会的经济能力还比较低。

此外，我国社会发展水平较低。1999年我国进入老龄社会的时候，综合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为0.567，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0年升至0.663，是自1970年以来世界人类发展指数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尽管如此，我国人类发展指数仍然排名世界第89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同时，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收入不平等在增加。我国应对老龄社会的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

“未富先老”是一个预警，警示社会在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的条件下，人口迅速转变导致的人口老龄化潜伏着危机；其积极的政策意义在于警示政府应该及早在经济、社会制度安排上做好准备。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

http://www.xiexiebang.com 时间： 2008-04-07 发表评论>>

城乡之间在公共服务上的差距能缩小多少，户籍制度改革就能推进多少 我们现在没有正式的关于农民工进城数量的统计，所以，我看到的比较正式的资料显示，是1.3亿农民工进城。当然还有人说数量还要多，总之是一个庞大的数量。通常人们形容它是“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我们很多农民工进城打工，把他们的父母、孩子都留在了农村，形成了农村人口的“老少化”。就是说恰好就是中间这一块劳动年龄的人都出来了，留下了两头的人口，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现在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很高。本来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农村是滞后于城市的，也就是说农村人口老龄化本来要相对慢一些，由于加上人口的机械流动，造成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很高。再一个由于对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政策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还遇到很多障碍，因此他们很多人都把孩子留在农村，形成大规模的留守儿童。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彻底。应该说从80年代以来，户籍就已经在改革。户籍制度不能简单看成是一个人口登记，而是对劳动力的流动和打工条件的一个认可。那么从这个意义说，户籍制度一直是在渐进式的改革，但是归根结底更重要的是户籍制度背后存在的很大的城乡、城市劳动力两元市场上在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因此我们看到的这种现象就说明户籍制度改革还没有完成。因此，我认为这归根结底是一种制度障碍。因此它的突破口也应该在户籍制度改革上。户籍制度本身的劳动力流动的这层含义和其隐含的背后两元的社会福利、公共服务，这两层含义互相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也构成一种两难的选择。比如说，我们户籍制度的渐进式改革促进了劳动力流动，改善了农民工进城居住和打工的条件、政策环境；但是它也相应地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也就是说我可以进城打工了，去争取在农村得不到的高收入，但是我接下来还要考虑我的家人是不是能跟我一起来，我的孩子在城市能不能入学，我未来的养老保障，我能不能预期在城市长期居住下去，这些东西都提出来了。

说到宏观经济形势和人口关系，归根结底人口是一个长期的慢变量，也就是说，它总的来说不会影响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但是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由人口结构的变化造成的，因此说它们是有关系的，但在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又不会直接看到。从2004年我们就看到了“民工荒”，但是当时我们以为这是局部的，是因为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造成的。但是接下来“民工荒”没有消失，而是从珠三角扩展到长三角，扩展到其他大中城市，甚至在东北，在一些传统劳动力输出的地区也有严重的“民工荒”现象。去看人口结构发现，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中国人口转变提前完成。它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我们由青少年人口负担率比较重的人口结构变成了劳动力比较丰富的人口结构，但是接下来这个人口结构的增速减缓，现在是逐年减缓。预测再过一两年就不再增长，再过十年八年可能就会下降。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比重高，作为劳动力供给非常充分的基础已经发生变化，农村也是一样。我们看到的劳动力的供给总量和“民工荒”现象是有关系的。

80年代就说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规模很大，有1.5亿。90年代又说增加了40%以上都是剩余的，有1.5亿到2亿。以后也可能还在有人说。但是这个不和逻辑。因为80年代实行家庭承包制，释放了农业中的劳动积极性，从农民公社的体制到更有活力的家庭经营制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因而那个时候说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是合理的。接下来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目前已经超过1.4亿人，此外还有农村个体经营、私营企业，这个加起来有5000万人，除此之外还有人转移出去，转移到城市打工，至少有1.3亿人。农村的劳动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个情况下还说有那么多的剩余劳动力就说不通了。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种可能的假设，在不同的假设下可以看到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充其量有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再看这1亿人的年龄结构，一半以上已经是超过40岁的了。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要克服一系列的制度障碍、心理成本等，也就是说过了40岁，他们转移的动力就不强了，转移能力也弱了。因此也就是5000万的劳动力可以供转移。再加上这几年“三农”政策见效，在农村务农的收益有了很大改善，因此相当大一部分人决定不外出了。因此产生的“民工荒”现象也就很自然了。

那么“民工荒”加上这几年城市就业的改善，比方说按国际标准来衡量失业率稳中有降，消除了下岗（下岗转成了登记失业），劳动参与率有所回升。整个劳动力市场形势是有所改善，和经济发展迅速、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劳动力市场的发育都有关系，也和劳动力供给背后的人口结构也有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从无限供给逐渐丧失这个特征转向比较平衡、甚至是局部的短缺，它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工资上涨。

其实正规部门的城市职工的工资上涨是很快的。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农民工的工资也在上涨。2003年以前农民工的工资有10年基本都没有变； 2003年涨了0.7%，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2004年涨了2.8%，2005年涨了6.5%，2006年涨了11.5%，2007年有调查显示涨了20%。我自己也做了大量调研，从局部观察能验证这个变化是可靠的。这说明通过城乡居民就业的扩大导致了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提高。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知道富人和穷人的消费倾向是不一样的，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就马上转化为消费，消费很大一部分支出在食品上。因此，去年遇到的食品价格上涨，有供给原因、原材料涨价等原因，但也有一部分是需求拉动。需求拉动这部分第一是一个好的现象的结果，是低收入家庭收入提高的结果。第二，它又会产生一个有利于农业、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农村扶贫的一个效果。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宏观经济产生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防止结构性的价格上涨向明显的通货膨胀转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好政策手段的选择。一部分是说防止全面的过热、明显的通货膨胀，当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有效的，都应该适当使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需求拉动的食品价格这个部分来说，我们不应该把它压下去。过去的扶贫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扶贫里千手段、万手段，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最见效的。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农产品价格都停滞徘徊，这个提高是有好处的。另一个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城市里的低收入阶层，包括农民工群会把他们增加的就业收入抵消很大一部分。因此，去帮助避免低收入群体在食品价格涨价中丧失他们已经得到的好处，这些财政手段是必要的，也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过去政府采取宏观经济政策中包括了这一部分，那还要看到底够不够。这就是我对宏观经济的一个看法，但只是局部的。

单独二胎是指夫妻双方一人为独生子女，第一胎非多胞胎，即可生二胎。(准确来说应该是单独二孩，不是二胎。)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生育高峰，2013年计划生育成为热点话题，多位委员和党派提案都涉及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的修改和完善。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该政策于2013年重启，并计划于2013年底或2014年初试行。同时，关于2015年之后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也正在拟议中。2013年12月2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草案)》(以下简称决议(草案))的议案。2014年1月17日起，浙江省开始实施单独二胎政策，2014年1月23日起，安徽省开始实施单独二胎政策

更为直观的“二孩热情”表现在医院。据报道，广州多家医院反映，今年第一季度孕妇比2013年同期增加一至四成不等，其中“单独”妈妈是新增主力。多家医院已通过增加人手、扩大病区、增加病床等来迎接即将到来的生育高峰。北京一些备孕夫妻甚至提前三个月在医院挂号“占坑”，以应对大医院妇产科排队建档问题。在重庆，多家医院还特别增设了二胎生育咨询门诊。

“单独二孩”的政策效应还表现在“婴儿经济”的升温。不少超市和网络商城以“二胎装备”的口号促销孕妇装、玩具、奶粉等母婴生活必需品。多地家政市场上，逐年走高的月搜薪酬因为生育新政再度抬高，“金牌月嫂”的月薪已可轻松破万[2]。

第五篇：当前中国应不应该开放生二胎——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据本国人口增长过快或人口停止增长乃至出现负增长而采取的相应的政策措施。不同的国家，因本国人口发展的情况不同，采取了不同的人口政策；而且，一个国家的人口政策还会随着本国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作适当的调整。

政府对于调节、指导人口发展变化所持的态度与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口政策指政府为了达到预定的与人口有关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而采取的旨在影响生育率、死亡率、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生理素质、文化教育程度、道德思想水平，以及人口迁移和地区分布等方面变化的一系列措施。狭义的人口政策主要指政府在影响生育率变化方面的措施。政府对人口变化不采取任何行动也是一种政策选择，这种选择也将影响未来人口的变化。人口政策是一个政府的基本国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论有无明文规定的人口政策，政府的各项方针措施中很多都会对人口的变化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按照贯彻的方式，人口政策又有直接的和间接的之分。前者通过制定有关规定、条例、法律和奖惩办法加以实施；后者则通过间接途径引导群众的生育行为，使之符合政策目标的要求

认识误区

三十年来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成就巨大，我们使中国妇女由原来平均生6个孩子降到目前略低于2个，这一成就举世瞩目。这一成就为我国快速发展创造机遇期，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但遗憾的是，有的同志对此有些误解，集中表现为这样两个观点：

观点1：认为改革开放对人口事业的影响不如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明显。其中不少人更是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严格控制人口的政策效果并不突出，还不如改革开放前，而且没有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便匆忙实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不得不说，这种观点粗看有理，但并不符合实际。首先没有对改革开放后我国严峻的人口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其次对中国的人口规律缺乏了解。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面临两个人口高峰，人口控制迫在眉睫，中央必须迅速果断地做出决策，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充分的民主讨论。但在决策出台前也多次广泛征求人口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的意见。当时，我国生育旺盛年龄的妇女比第二个人口高峰的育龄人群多一倍，如果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生育量将比第二个人口高峰多得多，人口增长的速度将快得多，到上世纪末人口总数就会高达15亿，甚至更多。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更会埋怨我们，犹如我们现在检讨上世纪50、60年代没有适当控制人口给今天造成的被动局面一样。如果对计划生育放松一点，要求低一点，从眼前看，一年多生一二百万，不过是增加现在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一二，但是二三十年积累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如果每年多生几百万，还要生第二代、第三代，人口增长又不容易一下子停下来，这样对我们子孙后代影响就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初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是不得已而为之，更着眼于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现在看来，当时做出这样的决策是非常果敢的，是权衡长期和短期的利弊所做出的正确决策。三十年来的实践也证明了当时计划生育政策是理

智的。否则今天我国人口比现在多三到四亿，光是粮食、就业、住房就是更大的难题，就未必有今天的大好局面。

观点2：有同志将今天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都归因于计划生育，认为是严格的人口政策造成了中国今天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看来，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速的今天，科学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与过程十分重要。

人口老龄化指的是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渐上升的过程，一般认为，当一个社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60岁以上超过10%），便进入老龄社会。可见，影响人口老龄化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寿命延长，二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

我国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老年人群庞大是历史既定的,是第一、二次人口高峰存活下来的人口周期性地鱼贯进入老年期造成的，是高出生率和人类寿命延长的结果，这与计划生育无关。计划生育只减少出生人口数, 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相对提高;而且从长期来看计划生育还有助于减少未来老年人口的数量,因为现在新出生的人在60年后就成为老年人。

从世界人口发展的历程上看，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我国而言，出生率、死亡率从高水平向低水平的迅速下降是引发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其中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死亡率的下降特别是老年人死亡率的下降、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是我国人口老龄化产生、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出生率在短时期内迅速下降并达到较低的水平则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关键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