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宪德教授在文化大学演讲部分演讲稿（精选）

第一篇：林宪德教授在文化大学演讲部分演讲稿（精选）

林憲德教授在文化大學演講部分演講稿

時間︰2006年10月22日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大新館4樓【數位演講廳】

主講人︰林憲德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專任教授）

綠色科技當紅！你知道什麼是「綠建築」嗎？推廣綠建築對環境又有什麼好處呢？《科學人》邀請成功大學建築系林憲德教授為您細說從頭！

今天演講的來由是這樣，我們科學人雜誌報導了一個關於綠色建築的事情，要我今天來介紹一下這棟建築物。不過，我今天要講觀念的問題，就是綠色建築的真正精神到底是怎麼樣，所以，我會很快把這個建築先介紹過去。這棟建築物的誕生，是因為台達電子的鄭董事長，他對環保非常盡心盡力，對建築的環保很有興趣，也一直想推動這個綠色建築，曾到美國、泰國等地去參觀；但他不曉得，台灣事實上就是1990年開始，內政部就已經全面在推動綠色建築。有一次，我們學校校長介紹我去跟他報告30分鐘綠色建築，他才發現台灣原來已經建起綠色建築的評估體系，所以他要蓋南科的綠色建築，就把這個建築交給我幫他設計。

很多人聽到綠色建築，就以為它很貴；記者每一次也都問我，綠色建築是不是比較貴的？其實，綠色建築是一個腦袋的活動，綠色建築可以更貴，但是也可以更便宜。像台達電在南科的這個綠建築廠房，造價完全跟市面上其他建築一樣，平均造價一坪七萬塊。現在一般大樓的水準，土木工程是五萬五，同樣也可以達到很好的綠色建築的結果。

在設計台達電這棟建築物，因為亞熱帶地區最重要的是多雨炎熱，所以他的入口我們設計了一個戶外的玄關，就像跟飯店一樣，車子停下來可以不淋雨，順便也可以當遮陽。在台灣做節約能源，很多人都拿著西洋的雜誌，美國、加拿大、德國的雜誌，為綠色建築就是閃閃發亮，不是太陽能就是風力發電，就是玻璃造起來。但事實上，在台灣，那種建築物剛好是最耗能源的，所以我看到《太陽房子》這本書就覺得非常難過，因為我覺得那個在台灣是能源大殺手。

事實上在我們亞熱帶，好的建築物是要有深深的遮陽，適當的開口就好了。所以南科這一棟，我們就用這個方法幫他們設計。當然他們也用太陽能光電。停車場是用旁邊的排水溝自然採光，開車下去的時候眼睛可以慢慢適應，就像你開進隧道一樣，稍微有一點光線進去才可以適應；而不是像一般的停車場那樣，外面太陽很大，一進去突然變暗了，就造成瞬間的失明狀態。這個天溝對通風也好，到現在為止，這棟建築物規模這麼大，裡面還裝有一個一氧化碳監測器，但從來不必抽煙，以前像這種地下室都要抽風的。

然後我們在附近做了一些造景。不過，綠色建築裡面對於景觀造景，跟一般嘗試差別最大。大家都以為綠草如茵很漂亮，樹整齊清潔很漂亮；綠建築講起來剛好相反。你去山林裡，看到大樹小樹混種，好像很雜亂，事實上那個反而是我們綠建築所追求的。我們在南科這個台達電園區種了很多密林，而且裡面的植物都全部是會開花結果，所謂的誘鳥誘蝶植物有80%以上。有一個生態學家跟我講，一棵好一點的誘鳥誘蝶植物，一年可以養活幾千隻昆蟲；幾千隻的昆蟲，可以養活幾十隻的鳥。所以我們算了一下，我們在這個園區裡的植物，大概可以養活兩萬隻鳥。另外，在我們做出來的庭園裡面，堆了很多木堆、很多磚頭，有時候大家看了會嚇一跳，以為是還沒有完工、有垃圾丟在那邊。但其實不是，那是給昆蟲住在裡面的集合住宅，昆蟲會來住、爬蟲類蜥蜴青蛙會來這邊，牠們喜歡小空間有隱蔽的空間。

這棟建築物也用立體的綠化，它的整個造型是退縮立體狀的綠化。因為鳥在飛，建築物是個大障礙，建築物的立面可以有一些綠化；鳥不是一飛很遠的，有些小鳥是用跳的，因此我們就做了垂直的生物廊道，另外也做了蓄洪池跟生態水池。

最重要的，我對這一棟建築感到最驕傲的是：我把電梯藏起來，做了一個開闊亮麗的樓梯。員工上下班走樓梯的時候，大家都會聊天，員工的溝通就會改善。一般大樓進門就是電梯，上下樓你看我、我看你，遇到不認識的人會很難過。有些人也想走樓梯，但要不是找不到樓梯，就是樓梯環境不好；如果把廳、樓梯設計好的話，就會增加走樓梯的機會，減少搭電梯的機會。所以這一棟的特色就是一進來，有個明亮的廳、好的樓梯，電梯也有啦、你要到後面去找，這個是比較奇特的地方。

鄭董事長因為對這一棟建築物感到很驕傲、很高興，他說這一棟綠色建築真的是對地球環境很有幫忙，因此捐了一億給成功大學，要蓋一個超級綠色建築。我們在設計了，就在成功大學的古蹟旁邊，蓋了一棟看起來像哈利波特的那個魔法教室一樣，預計明年底會完工。它的建材、混凝土裡面的骨料，80%都要用回收建材做；節約能源則會有一般建築物的一半以上......文章來源:http://sa.ylib.com/noteasy/noteasy_show.asp?CourseType=1&CourseNo=39 科學人網站

第二篇：刘沛林教授演讲（最终版）

从湘水明珠看衡阳灿烂的历史文化

衡阳师范学院院长 刘沛林教授

宣传片]

科举考场，谁能独中三元？ 西北边陲，谁保金瓯完整？ 岳麓书院的校训谁人题写？ 中国女将，谁是参加奥运第一人？

大江北去，不舍昼夜，湘水明珠，人杰地灵。衡阳师范学院院长刘沛林教授 《从湘水明珠看衡阳灿烂的历史文化》

千年一望，如数家珍。

衡阳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有着非常独特的地理条件，因此也孕育了非常灿烂的历史文化。所以今天跟大家讲一讲衡阳的人文地理，了解衡阳灿烂的历史文化。那么，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伟大文明往往都是与河流有关的。因为大河文明在地球上非常盛行，包括我们的苏米尔文明，我们的印度文明，还有中华文明，都是与大江大河密不可分的。我们生活的地方有一条重要的江，叫湘江。我们天天在湘江边生活。喝着湘江水，看着湘江的船来来往往，我们对湘江的了解又知道多少呢？

画外音]湘江是湖南人的母亲河，湘江的博大与雄健在于它的个性。一般的大江大河都是由西向东流，在苏东坡笔下是“大江东去”，在南唐后主李煜眼里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但湘江却与众不同，硬是倔强地曲折北上。在湘江北去的哺乳下，湖南人有着“敢为天下先”、“上下而求索”的倔犟个性。衡阳就是湘江上一颗美丽的明珠。在今天的湘江东岸，有一座湘水明珠文化公园，浓缩了千百年来衡阳鼎盛的人文景观。

我们讲衡阳的特点在哪里？一条江，一群人，一串串动人的故事，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那么，这里面既构成了衡阳的历史，也构筑了衡阳这座城市的精神。1 那么，我们讲衡阳有很多的精神，很多的人长期以来提出过很多的观点，说衡阳人比较勤奋，衡阳人比较霸蛮，衡阳人富有包容精神，衡阳人富有开拓的思想等等。不管是那一种评价都是一种好的评价。那么这种评价实际上也包含着很多的内涵。其中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欣赏衡阳，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自信与豪迈，这是衡阳人的一种非常难得的精神。那么，在自信与豪迈里面，近代的时候，有人就集过一副对联，我们从这副对联中间能够了解到一二。中间是怎么说的呢？大江东去，不过湘水余波；庐山俊秀，只是衡山一撇。它什么意思呢？长江滚滚东流去，它只不过是湘江的一点余波。庐山那么俊美，它只是衡山的一笔一捺。从中表明了衡阳人，湘江沿岸的人们一种自信和豪迈。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衡阳人的精神的表达，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今天也特别需要的。衡阳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底气？就因为衡阳有独特的地理条件和独具特色的文化魅力。我们有一位老先生叫蒋薛先生，（这有一个屏幕）前不久就写过一首赋，就是《湘水明珠赋》。湘水明珠囊括了衡阳很多的文化，（它）就是建在我们湘江的东岸的南面的一个文化公园，叫湘水明珠文化公园。它浓缩了衡阳很多的历史文化。所以在《湘水明珠赋》里面，他也作了很好的概括，他讲了这么几句话：“唐宋八大家，明清一流儒。古今骚客，前后大师。千古绝唱，百代惊句，镌刻于石壁，绵延于长堤。昭衡州之人杰地灵，曜衡州之山水俊秀。”它讲的就是衡阳人文地理条件和文化的基本特征。这么多与衡阳有关的大家的一些笔迹，一些诗句，等等，都浓缩得非常好，表达得非常好。那么，我们讲衡阳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在全国都很有地位和影响。它为什么会这么有名？除了刚刚讲的它有一个很好的自然条件之外，实际上还有衡阳的很多的其它要素。

画外音] 为什么这么多文化大师对衡阳心驰神往？刘沛林教授认为，任何一个城市，能够在历史上留名，能够积累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必然要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那么，衡阳又有什么个性呢？

所以我们仔细想想，衡阳的一个个性就是他有一张很好的城市文化名片：就是大雁。讲雁，我们今天回顾起来，至少有1600年以上的历史。全国人了解雁是衡阳的象征至少有1600多年。首先，南北朝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叫庾信，他当时就写过一首诗，中间特别提到：客游经岁月，羁旅故情多，近学衡阳雁，秋分俱渡河。衡阳雁，到秋分的时候就渡河去，秋冬季节它就往南飞了，春夏季节就往北迁。这是衡阳雁一个重要的特征。那么这时候就已经表达了对衡阳雁的认识，他没有讲别的什么雁，说是衡阳的雁，所以实际上这个历史还要往前溯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具体的就是这样的记载。那么，庾信何许人也？庾信是一个 2 集大成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作品，他最擅长的就是赋这方面，那么，杜甫给他的评价，他说“暮年诗赋动江关”，他说庾信在他的晚年的时候，他的诗赋是动江关的。就是震撼天地的这么一种感觉。所以说评价非常高。他有一首很好的赋叫《枯树赋》，《枯树赋》很多搞文学的人都念过，毛泽东在晚年的时候会经常自吟这首赋，表达自己的这种情怀，说明他这首赋是写得非常好的。那么这张1600多年的城市名片已经当时在全国具有影响力。那么之后各个朝代不同的大家、各种文人墨客对衡阳雁都有很好的认识，表达了他们很多的情怀。你比如说，我们讲公元769年，杜甫来到了衡阳，他在衡阳的时候，他就说到，“万里衡阳雁，今年又北归”。他为什么会讲“万里衡阳雁，今年又北归”呢？因为他当时流落衡阳。之前像唐代诗人王勃特别提到“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这是我们衡阳人都知道的，这首诗句大家都非常清楚，（它）非常深刻。我不知道自杜甫以后有多少人为衡阳的大雁所梦牵魂绕。但是我知道，你比如像范仲淹，他就叹喟：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这也是我们衡阳人也特别了解的。我到外面碰到一些专家，谈到衡阳，他们会经常吟诵这样的诗篇。（这也是）对衡阳的一种了解。那么像黄庭坚，他说：夜阑乡梦破，一雁度衡阳。他表明他有一种梦游的境界。那么秦少游他就说：衡阳犹有雁传书。他希望衡阳还存在大雁传书的这么一种情况，寄托这么一种情感。大雁传书嘛，这也留下了人们表达情怀的一种很好的表述。那么，古人特别喜欢衡阳。衡阳这么充满魅力。

那么，第二个方面吸引大家的是她的非常优美的自然环境。我们讲宋代开始，诗人们对衡阳就有着非常细致的观察。戴复古当时写了这么两句话，他说：“东岸楼台西岸山”。湘江河的东岸是楼台，有很多楼台，西岸是山，就像黄茶岭一直过来到迴雁峰。“东岸楼台西岸山，潇湘一片在中间。红尘不到沧波上，僧与白云相共闲”。僧是和尚，与白云相共闲，非常闲情逸致，这么一种非常好的优美的境界。那么，当时的衡阳就非常的繁华，自然环境也非常美好，所以才会给诗人留下这么深的印象。后来，欧阳修又写道：何如伴征雁，日日向衡阳。就是说，我还不如与大雁做伴，每天都向往衡阳，也表达了一种对衡阳的向往。羡慕、溢美之词比较多的。之后，宋代的范成大就讲到：“船到衡阳柳色深。”也是对衡阳的自然景色（赞美），由自然景色之美迁移到情感之美。另外，郑谷说：湘水似伊人，湘水很温柔很秀美，就像伊人一样。风柳自摇春，柳叶随风而动就是一种春。这种春有两种含义，一种自然景色的春。另外是心中的一种春意，一种美好。那么，我们都知道宋代有很多的大家，像理学大师，像朱熹他也来过衡阳，在衡阳的石鼓书院讲学。他当时来到衡阳，按捺不住激情的时候，他说：“我来万里驾长风，我从很远的地方而来，是驾着长风而来。绝壑层云许荡胸，我穿越山岭，层云涤荡着我的胸怀。浊酒三杯豪气发,喝了三杯衡阳的湖之酒，那么豪 3 气奔放。朗吟飞下祝融峰。他就飞下祝融峰，他就说我是腾云驾雾而来，看到衡阳这么好的地方，然后有豪情，然后飞下祝融峰。所以这是表达了朱熹对衡阳的非常高的评价。这里首先是缘自自然的美景。那么，还有清代的王柽过衡阳的时候，他留下了衡阳人耳熟能详的诗句，句子大家非常清楚：“回雁峰头声断处，青杉翠竹是衡州。”就说青杉翠竹这是衡州。这是对衡阳自然景色的一种表述。你比如说，著名的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他当时到衡阳，他也（留下）了很好的诗句。他说：“白帝登高后，三年得此游。芒鞋能几两，踏破万山秋”。他说自从到四川的白帝城游览后，三年以来我游的最好的地方就是衡阳。这也是表达了对衡阳的自然美景很高的评价。也是因为衡阳得天独厚的环境和优美的景色才吸引了这么多的大家。

既然衡阳的景色很优美，吸引了很多的文人骚客来衡阳。同时文人骚客到了衡阳，他又会留下很多好的诗篇，留下很多作品。两者相得益彰，相得益彰就带来了第三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文人的集聚效应。为什么这么多人向往衡阳，衡阳吸引这么多人？集聚效应。很多文人骚客一看历史，一读作品，这么多著名的大诗人，比如说杜甫，欧阳修，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有的到过衡阳，有的描绘过衡阳，就是经济学上有集聚效应。这么多人都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肯定是好地方。那么多人都描绘那个地方，这是一个传达情怀的一种很好的中介。这有个凑热闹的感觉。许多人纷纷来此，来不了的也纷纷寄情于此，通过诗词表达一种遐思。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到过这里，没到过这里也留下很多精美的诗篇，像李白、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苏轼、辛弃疾、文天祥等。刘禹锡是到过这里的。他们都留下了很多的名篇佳构。所以我们应该感到由衷的喜悦。

画外音] 通过梳理历代文人骚客、文化大师与衡阳的渊源，刘沛林教授发现了研究衡阳灿烂的历史文化的一条关键线索，那就是湘水明珠主题文化公园名人题咏衡阳的诗文石刻。今天，当我们来到湘江东岸的湘江南堤，不能不惊叹，中华民族的文化大师给衡阳留下了多么丰富的文化瑰宝。给我半天，还你千年，湘水明珠主题文化公园名人题咏衡阳的诗文石刻无疑让今天的文化爱好者大开眼界。那么，刘沛林教授眼中了解衡阳文化历史的第二条线索又是什么呢？

了解衡阳文化历史的第二个线索，就是湘水明珠文化长廊中衡阳历史名人谱系来了解衡阳的历史文化。那么，衡阳它本身在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人物是自身产生的。前面讲的很多人物，他不是自身的，他是外来的。那么，我们自身产生了很多历史文化名人，土生土长的历史名人。比如在湘水明珠就搜集了51位衡阳的历史文化名人。这个故事也好，作品也好，非常丰富。它上溯汉唐，下迄民 4 国，镌刻了51位关键性的历史人物，这些是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杰出衡阳人：有众所周知的蔡伦、王船山、夏明翰、罗荣桓；有三国时蜀汉的著名政治家尚书令蒋琬 ；像会读书的，连中三元的元代状元何克明，我们衡山人；像有“中国近代海军之父”的清兵部尚书彭玉麟；还有一代女魂唐群英；还有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聂缉椝、聂云台等等这些人。

画外音]刘沛林教授认为，湘水明珠文化公园展示的衡阳51位历史名人，可以归纳为三个特点：各领风骚，传承有自，影响巨大。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里有各个行业，各个专业的杰出代表，像特别有思想的王船山，他影响了多少人；你像我们讲彭玉麟，大家认为是奇男子，他是非常有才，而且修养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衡阳人；那么还有骁勇善战的刘厚基、谭上连这样的人物；还有特别会读书的元代状元何克明；特别有血性的李芾；像职业革命家刘道

一、夏明翰等等。刚才提到的几个人物，刘厚基、谭上连这两个人很多不知道。这两个人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可以说是维护近代领土完整非常有功的。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时候，他最得力的干将，一个南路将军，一个北路将军。一个是我们耒阳出生的叫刘厚基，一个衡阳县出生的，叫谭上连。他们两个人都是1840年鸦片战争那年出生的。两人都是在湘军里面当兵。后来随左宗棠到新疆去收复国土。后来在那里英勇善战。历史上这两位人物大家是应该了解的。而这两个人物，一个像刘厚基，战斗的时候就战死在征途，当时就牺牲了，年仅38岁。谭上连在新疆建省后，任乌鲁木齐提督，是首任最高长官。所以这两个是特别能打仗的衡阳人。像能打仗的还有彭玉麟，后来罗荣桓是共和国的元帅，以及在台儿庄战役中为国捐躯的罗芳圭也是其中的一位代表。当时牺牲的时候也是很年轻，才三四十岁。然后，周恩来，蒋介石都分别为他题写了悼词，对他评价非常高。

那么，衡阳人不光有英勇善战的传统，衡阳人同时有读书的传统。在历史上有很多这种先例，你比如说有一位姓何的人，叫何克明。这个人是哪里的人呢？是我们衡山的人。这个人是非常有名的。他是中国历史上三个中了三元的人（之一）。

画外音] “三元”即解元、会元、状元的合称。指的分别是中国古代开科取士的乡试、会试、殿试的第一名。当时，乡试一般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考中的称“举人”，举人的第一名就是“解元”。会试在京城礼部举行，举人才有资格参加，考中了的称为“贡士”。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是最高级的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了的称为进士，殿试的第一名就是“状 5 元”。科举制度从隋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在中国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

所以三元是这么来的。据统计，中国历史上得三元的只有三个人，而其中一位就出在衡阳。他之后担任衡州路推官，因政绩很好，被招回京师任国子监丞，相当于这种丞相。它是这么一个职位。他对周易、诗经这方面，对很多文学作品、哲学作品都有研究，出了很多的著作。这是他非常有建树的方面。

另外还有一位衡山人，是现在的衡东人，当地人都很自豪的。他们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叫彭浚，在清代的时候是状元。彭浚他曾经当过皇帝的老师，所以有“天子门生，门生天子”这样的美誉。所以在衡东县他的家乡广为流传，传为美谈。我们经常去衡东的时候大家都会给你推荐这个地方。然后，在清代还有很多这样会读书的人士，我们不完全展开。我们讲清代湖南出了两位状元，衡阳有一位，占了二分之一，所以表明衡阳人在读书方面还是很有天赋的。

此外，衡阳人不仅仅能读书，而且很有血性，具有一种硬骨头的精神。前面讲衡阳人耐得烦，霸得蛮，吃得苦。很有个性也很有血性。你比如说，创建石鼓书院的李士真的孙子李芾，迎击元军，李芾就招募了很多兵士保卫长沙城，一直到最后，战了三个月，长沙城被攻破，李芾他的全家都被斩首，他作的牺牲是非常大的。他的爷爷就是石鼓书院的创始人李士真。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那么在讲到敢于牺牲方面，在辛亥革命时期也有这样的人，你比如说，中国同盟会里面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第一个人就是衡阳人，这个人叫刘道一。讲刘道一大家都知道这个人非常了不起。他是1905年在日本的时候，还有像唐群英，刘道一，都是那个时候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先生为盟，所以也是后来孙中山先生得力的干将，最后刘道一回国，回国后组织起义，组织起义的时候，最后不幸被抓，在现场壮烈牺牲，他牺牲的时候才22岁，这也是衡阳人的一个代表人物。孙中山先生当时给刘道一题了一副挽联，中间特别有两句话，他（孙中山）是给他（刘道一）很高的评价，他说“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就是说半壁的东南三楚雄，半壁的江山，刘郎死去以后呢，霸图空，就是让整个半壁江山，我试图建立半壁江山这么一个意图，都很长时间成为一种空泛，就是这种损失是巨大的，给他的评价也是非常之高的。还有人人熟悉的夏明翰，夏明翰在座的非常熟悉，他是一个非常讲究原则，讲究真理的，讲究追求的一个人士，所以他留下了四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他就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是一种撼动山河的气概，是很难得的，这是衡阳人。

画外音]衡阳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杰出人物，除了数千年文化的积淀之外，还因为衡阳有一批身正为范的名师。刘沛林教授认为，衡阳的教育事业在古代就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譬如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石鼓书院；在近代更是名师辈出，譬如培养了杨度和齐白石的船山书院，譬如得现代中国革命风气之先的湖南三师，都有一批大教育家、大学者，成为青年的指路明灯。就连岳麓书院的院训，都与衡阳人有莫大的关系。那么，这位题写岳麓书院院训的衡阳人又是谁呢？

大家都知道，培养近代湖南人最多的地方是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它的校训是谁写的，谁题的？岳麓书院，我们讲中国书院里面是老大，没有哪一个有它这么长历史，没有哪一个有它那么大影响，那么一讲到湖湘文化就不能少到岳麓书院，当然我们讲了湖湘文化还不能少了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当时它的题写人，就叫做欧阳正焕，当时在那里当山长，也就是当院长，岳麓书院的院长，他是我们衡山人，那么他在乾隆年间，他中过解元，还中过进士，后来在1758年的时候他就担任了岳麓书院的主讲，同时担任山长，也就是院长，他当时讲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要做好教育就必须从严治理，从严治院、治校，然后要有好的规范，所以提了四个字叫“整齐严肃”，“整齐严肃”这四个字，他题写的，然后所有的人都必须按照这么个校训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整齐严肃。那么今天到岳麓书院参观的时候，岳麓书院里头这四个大字赫然在目，镶刻在匾上面，来的人要进来照相留念，都把这个作为很重要的文化精神寄托，这也是讲岳麓书院的题写与欧阳正焕先生密切相关。

那么另外湖南的文化名人、名师也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像符定

一、蒋啸青，这都是很出名的大师级的人物。符定一先生当年就读于京师大学堂，讲中国的京师大学堂那是清政府时候办的，它办的时侯是最高的学府，当时清政府最高的学府，它是学了一点西方的大学的办学方式，自己办的学校，京师大学堂后来分解，包括北京大学都是京师大学堂分解出来的一部分，那么它培养了很多的人才，符定一先生就是当时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他是谁呢？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公等小学读书的一个校长，也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读书时的老师，他当时就送给毛泽东一本书，这本书叫《资治通鉴》，毛泽东就经常拿着这本《资治通鉴》好好地看，仔细地读，然后在上面有很多的圈阅，所以毛泽东对《资治通鉴》读是读的很深的，那么《资治通鉴》对毛泽东后来的打江山、平天下、治国、修身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般还不知道这是谁送给他的，就是衡阳人符定一送给他的这本书。那么，在1949年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符定一担任了第一任中央文史馆的馆长，他后来还写（编）了400多万字的词典，400多万字也是一个不少的量，所以他的建树是非常大的。另外讲到衡阳的教育人物，还有一个不得不讲，叫蒋 啸青，蒋啸青他是被后人称为湘南教育之王。当时我们湘南学联，夏明翰那些，后来包括蒋先云、黄静源、谢维俊、毛泽建等等，他们都是蒋啸青的学生。

画外音] 衡阳人文历史的第二个特点，是传承有自。从两千多年前的蔡伦到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位女运动员李森，衡阳才俊代代不绝，其中有三国时蜀国的文丞武将蒋琬、刘巴，唐朝的欧阳洵，宋代的李芾，元代的何克明，明代的李玺、陈荐，自清代以下，风云人物更是层出不穷。

在衡阳的人，特别是现在这些年，包括年青人更多的都知道我们江东有一个花园，叫什么花园？杨家花园，风光带边有个杨家花园，这个杨家花园对它的来历知道的很少，它是什么呢，它的主人就是一位衡阳人，这个杨家花园本身叫杨公馆，我们俗称为杨家花园，因为它建的非常漂亮，因为它过去的面积非常大，不是一个小小的厅堂，它很大，它是一个大户人家所建的家族式的祠堂，所以它的规模很大，它的主人叫杨健，健康的健，在明朝嘉庆年间，他考取了进士，后来又当过布政史，还有巡抚，这都是一个省部级的官员，他在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喜欢修水利建设，就是修水利。那么我们讲这个杨健，杨家花园的主人，杨健他就是水利社会的代表，所以他走到哪里，修到哪里。在明朝在山东任布政史司的时候，他就修了很多的河堤，累积起来有300多里，特别是山东大家知道，在历史上京师的粮食的供应主要靠什么，靠漕运，漕运就是运河，大运河，漕运在历史上一直叫郡河，山东的官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把运河修建好，那么杨健到这他就特别喜欢修水利，也正符合了他的特点，修了300多里的这个堤，一直维护得非常好，让漕运通行得非常好，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同时他后来又调到湖北担任巡抚，担任巡抚的时候带头捐款修堤，那么老百姓特别感念他。湖北跟我们湖南南部和湖南北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别，都是水患比较重的地方，经常发水灾，经常让人流离失所，他到这个湖北后任巡抚的时候就是大修水利，其中有一个大堤叫做钟祥柴坝大坝，在钟祥，现在的钟祥县，柴坝大坝就命名为杨公堤，当年老百姓就叫做杨公堤，因为是杨健主持修的，所以这也是衡阳人为社会做好事，所做的这项工作。

画外音]漫步湘水明珠长廊，一块块石碑映入眼帘，上面记载着前人的丰功伟绩。其中镌刻的一块石碑上这样评价：蔡伦造纸，人们称为蔡候纸，杨健筑堤，人们称为“杨公堤”，为民造福的传统代代不绝，衡阳文化传承生生不息。谁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就会把他的大名镌刻在日月上水之间。

另外再讲几个人物，讲几个例子，我们衡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女性，她的名字叫唐群英，这是很多衡阳人都特别知道的，特别是这些年，衡阳人挖掘衡阳文 化，弘扬衡阳的文化，特别推崇的一个女性代表是唐群英，这个女性她非常了不起，她在1905年在日本的时候就跟随孙中山，他们一起曾经加入中国同盟会，加入中国同盟会，这样的一个女子加入这样的革命组织是不容易的，需要有气魄和勇气的，但是她是首次加入者，她跟孙中山跟一批同盟会的人员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回国的时候，孙中山还特意给她写了一首诗送给他，那么第二年唐群英就回国了，回国以后就开展各方面工作，那么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时候，唐群英率了一个叫中华女子百花队参加革命，到达南京，所以孙中山很感动，当时就给她送了一个称号，他说唐群英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他说你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因为中华民国那时候创立，所以是巾帼英雄，那么巾帼英雄她还名不虚传，她在1912年，当时的临时政府要出台一个法律叫做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就相当于临时宪法，那么唐群英就马上上书这个，当时叫做临时参政院，她说一定要强调男女平等，所以他就提了男女一律平等，这是她的一个要求，要写到临时约法里面去。那么唐群英之后又组织了中华女子救国团，同盟会等等这样的组织，那么她是任会长，所以在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时候，（评选）百年女杰，唐群英就被选中到了世界女杰中间去了，所以我们讲的巾帼不让须眉这种气魄，是影响了很多人，所以彰显了女权五千年之曙光被评价的，五千年的女权方面曙光从这里开始，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另一位不得不说的衡阳人，是在中国近代的民族工业新起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一个人物，他也是我们衡山人，姓聂，叫聂缉椝，他的儿子叫聂云台。聂缉椝、聂云台父子俩是中华民族工业，特别是中华民族纺织工业的代表，他是个在上海的黄埔江畔，他最早创立了恒丰纱场，纺纱织布，这个纱场当时的规模，它有多大呢，他是中国最大的私营棉纺厂，最兴旺的时候，它的纱店的量，达到4400个纱店，而且有3000多个员工，资本是108万两白银，这108万两白银在当时什么概念呢，当时有华新纺织新局开办的一个很有影响的纺织厂是45万两白银，还有一个官商河量的上海支部局是100万两（白银）。所以最大的企业是我们衡阳人聂缉椝和聂云台父子做的，他称为上海市业界的一个旗帜，所以也称为纺织业的泰斗，从20年他的儿子聂云台，出任全国纺织厂联合会的副会长，上海总商会的会长，这么大一个上海，他是总商会的会长，他称为名副其实的上海第一人。

体育界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李森。也是一位巾帼英雄。我们08年奥运会也是大家关注的。奥运会是展示一个民族团结、世界和谐的盛会。那么在体育方面，我们不得不追根溯源，找找我们早期的体育人员。特别是衡阳籍的体育人士留下的身影。在1935年，当时中国、法国、德国，有一个叫做国际性的体育比赛。这个李森参加了比赛。她在50米、200米中是冠军。而且她个人总分是第一名。在当年全运会，中华全国运动总会上这个李森又获得了全国比赛的100米、200 9 米的第一名。这是很难的。还有女子跳远，田径方面她都是不错的。所以在中国体育史上很难得的第一个以一个运动员的名字来命名体育年的就是李森。中国体育界将1935年命名为李森年。这是很难的。这是衡阳人。在我们的湘水明珠那边都有我们的雕刻和记载。李森年的第二年——1936年——她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女人。

画外音] 衡阳人文历史的第三个特点是影响巨大，蔡伦发明造纸术，使耒水河畔的一间作坊，成为人类文明潮流的泉眼；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开启源头活水，滋润了从曾国藩到毛泽东的几代历史伟人。

讲到王船山我讲几句。王船山他当时作为明末清初的一个人，当时他不太愿意做这个所谓的清朝中人。他一直留恋明朝。所以他当时这个人很有意思，就隐居到现在的衡阳县，现在有一个山像石船，所以他就叫做石船山，他的名字就改作船山。这个人很怪。有一点，他出门的时候戴着斗笠，而且脚上穿着木屐。他就是说不戴清朝的天，不着清朝的地。当然这个不是我们提倡的。但是他有个性。也可能他很有个性，他可以成（为）一个大思想家，你看他在那里搞了四十年，写了多少东西呢？100多种著作，400多卷，800多万字。800多万字我们年轻人可能没有概念，800多万字是什么概念呢？浩如烟海。而且他的著作不仅多，还非常全面。我们说现在搞文史哲的人都必须读他的书。衡阳有一位领导他讲的一句话我记忆犹新，他说在欧洲有很多的文明，在欧洲有一条河流叫莱茵河，那么这条河流孕育了世界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他说在东方也有一条河，叫湘江，她孕育了同样可以媲美的哲学家，就是王船山。所以一个东方，一个西方，各一条河流，各一位哲学家和思想家。这个评价也是比较高，也是比较中肯的。所以对王船山的这种思想很多人评价很高。王船山的思想遍及欧洲、美洲，所以有一位美国学者叫布莱克说过一句话“对于那些寻找哲学根源和现代观点、现代思想来源的人说，王夫之可以说是空前末有地受到注意的”。另外还有一个前苏联的一位学者叫弗．格．布洛夫说：“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画外音] 刘沛林教授最后认为，衡阳灿烂的历史文化是由两个方面有机地形成的：那就是平衡与创造的合二为一。衡阳与衡山有关，在天空这个区域，衡山所对应的区域是在冀星与峥星之间，它实际上就是平衡的位置，平衡衍生就是一种平和、包容这么一种性格。衡阳还有一个大雁，大雁的特点是经常贯穿南北，它代表兼容并蓄、勇往直前、开拓创新的精神。“衡”能够让我们传承，“雁”使我们开拓创新。

所以我们今天湘水明珠所浓缩的文化来展示衡阳人，我今天所讲的只是衡阳灿烂文化中间的（一小部分），大河大海中间的一粟，非常的少。后来会有更多的、精彩的讲座。后面的同志来给大家带来（精彩呈现）。

谢谢大家！

宣传片】

风雨无阻，几多寒暑。十年磨剑，品味孤独。田径跑道，风驰电掣。李森冲奥，衡阳骄傲！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华民族的百年奥运梦，昨日炽热，今天依然。让我们一同跟随申燕教授的步伐，去呼吸中国女子冲奥第一人----李森时代的奥运气息，去追寻衡阳运动史上那段不可忘却的记忆。

下周同一时间，请收看《李森：中国女子冲奥第一人》。

第三篇：胡汉辉教授在北航的演讲

主持人：

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教育部创新教育的基本要求的专家组成员，我们东南大学集团经济与产业组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们的胡汉辉教授，大家欢迎。好，下面我们请胡教授给大家做精彩的演讲。胡教授：

非常高兴再次来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个讲台我觉得是个开放性的，大家不要拘束。我们这是上创业培训，因此，我希望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平常的讲课稍许改变一下方式，就是说如果大家随时有问题，可以随时举手我们做一下交流，因为这样1:25，我想创业教育是大家都在做的一个事情，不仅是大陆高校做的事情。今年春节的时候到台湾走走，这个是台湾的一个大学在进校的地方，这个角度是从校门口的大门口看进去，你看这个是，你看这个第一个大楼，整个四层楼的广告，就是什么？创业教育。这是我在那边拍的橱窗里的一个东西，它已经都作为学生正常生活的一个尝试性的东西也不是一个特别大张旗鼓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创业计划大赛从今年开始已经2:40，或者说已经正规话了，或者说已经变为一种创新思路，它把原来在一起的创业计划竞赛分成三步，也就是你老老实实，对于最大部分的同学你就去做创业的教育而不是创业的实践，这套实践在一个导向的表达。我想希望大家，我们在做的都是创业教育，一定要明白这是一个什么导向，两年内有两个大的事情，一个是教育部发了一个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请注意不是创业教育基本要求，是创业教育教学进本要求，因此它不是整个的创业教育的基本要求，这一条请大家注意。在这个创业教育的基本要求里头对创业教育的内涵作了一个规定，在这个规定下，对创业教育教学的内容作出了建议性安排，我想这个昨天李院长应该已经跟大家交流过了，我们不再多说。两年后的今年，咱们又把课外活动，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第二部分叫做创业教育的体验这一块作了一个明确，它分成了三块，一块是创业教育体验的竞赛，就是挑战杯创业计划书比赛。一块是创业实践的比赛，就是工艺性比赛和NBA比赛，所以这三个是分别算成绩，分别算结果。在挑战杯的创业计划竞赛的中间就不要求你是一个实际的项目，只是通过这一个过程来模拟你对创业的理解和过程的一个体验，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理解创业计划竞赛有的时候就老老实实的进行朴实性的一种传播，而不要把它和利润的创造和价值的诞生扯在一起，因为创业教育比置办几个公司更关乎到整个民族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培养一代人的创新和创业意识，这一条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们也形成了各自特色，这是在台湾的我估计都进不了前十的一个学校，但是这个学校的创业、创新、创意，它作了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今天不跟大家仔细的介绍这些，因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和体制的改革和我们有一些差别，我们这里不说先后。我倒是建议北航的创业中心能不能利用一些机会组织大家到台湾去看看，很多事情在这里听我说不一定能够明白，到那里看一看就明白了，很多时候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的一句话叫做你做一百次伴娘和你做一次新娘永远是两种感觉。不可能是同一种感觉，你可以有想法，可以有念头，你不可能有实际的东西。你看这个你就知道了，他们是把实践和教学体验合二为一，他们的条件实际上并不比我们好，这个学校很可怜，他们是租了一栋房子，在这个租来的大楼中拿来一层作为预算中心，就是我们所说的创新学院，他们的创新学院是租的别人的楼，因此至少要把租金给付出去，他也不可能做二房东来把那些公司办好，因为他相当于用高租金租进来然后再低租金租出去，因为他要培养那些创业公司，因此大陆高校的创业条件真的是不错。他们在认认真真的做，我为什么拍了这么一个片子给大家看，是因为我没有看到大陆那个高校在做女生创业，这个学校有它的特点，当初国民党在台湾执政以后认为教育是根本，因此他就从当初在黄埔军校开始，宋美龄办的一个女子学校，但是这个大学已经不是女子学校了，所以这个大学特别讲究女性的创业，他专门有一个妇女的创业中心，也就是女生创业的学院，他们也很渴望和同行交流，我不算什么同行，他们还专门做了一些准备再去现场给拍的，因为我这次去不是去考察这个创业教育的，我是去和他们讨论有关农村的社保医疗的，大家都知道台湾比大陆迟两年开始土地改革的，大陆的土地改革是1948年开始的台湾是1950年开始的，大陆的土地改革两年完成的，台湾是两年半完成的，现在正在做第三次土改。我想我们专门做创业教育从业教育的人员是要思考一些问题的，这个钟是我在台湾特地拍回来的，这个钟叫傅钟，是为了纪念傅世年先生，我不代表任何政治的观点和其他。关于傅世年先生的政治观点我不想理论，他是1949年跟着蒋介石离开北京大学去了台湾，任台湾大学的第四年校长，他只担任了两年校长，但这两年他把台湾大学给办成了北京大学的风格，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北大有的他们都有，北大没有的他们仍然保持。这个钟一直在敲，上课的时候敲下课的时候敲，只敲21下，不多也不少，过去一直是人拉的，最近改成电子化了，接了一个电阻。总之，到了上课的的时候就这个钟响21点，为什么？这是傅先生立下的规矩，每一个台大人每天至少独立的用三小时来进行独立的思考，于是每个人每天你只有21个小时来做别的事，你必须拿出3小时来思考，这是台大一直保留到今天的精神，至于我们是不是也思考这样的问题，由教育部来发文来要求高校进行创业教育是否有违市场自由配置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中共十八届精神，我不想就这个事展开，我只是说我们在今天这样的场合下应该怎么样的去理解和进行创业教育，我们今天不讨论创业教育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的高等教育曾经被认为是计划经济最好的堡垒，因为邓小平讲过一句话叫12:50，.当然这里的教育是指广义的教育，不一定是大学教育。不要怀疑中国的全面教育改革即将发生，因为教育作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变革的要求这一条已经被十八大确定了，过两天我还得去中南大学，最近国家在用中南大学作为改革的试点，北航也是一个，北航的改革试验和中南大学的改革试验是两种风格。某种程度上中南大学的试验可能更激进一些，不知道最后全面推广的是哪种模式，总之中国教育的改革是即将开始的事情，中国的教育的改革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会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的全面改革的大环中去进行。如何评价中国教育的质量不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杨振宁先生和焦振东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杨振宁先生讲过，中国的本科教育是世界上最好的本科教育，焦振东先生前不久说，中国的教育是世界上最差的教育。我不去争论这个事情，我们的家长已经14:22.他认为哪的大学更好。网上有一个段子说百年清华走出29为大师，如果除掉美籍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在大陆还有吴晗，有赵久朝，有梁思成等27位，这27为没有一位是1949年之后清华大学毕业的。李开复曾经说过一句话，他最近不知道生死如何，但是他说过这样的一句，希望表示他临死前放的一个臭屁，他这话是这么说的：什么时候下一个大发明会来自中国，因为我们有四大发明，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会相信中国会给更多的企业带来价值，但是很久都不会出现中国的苹果，至少50年到100年不会是这样，这是李开复的观点，不代表我的观点，中国要想这样的话，需要重新建立一个教育体系，包括创业教育体系，我们到底还能不能抱有20年建成几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为什么我要提这个问题，因为网上传的很多，浙江大学的副校长让他去支援中西部建设，到贵州大学去当校长，那段话让我们都很伤心，标题是把浙江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是共产主义的梦想，问题是20年能不能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和教育，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也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我们怎么做的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这个大学斯坦福大学，用20年建成了举世公认的一流大学，斯坦福大学证明用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绝不是空想，而且斯坦福大学20年还有一个我们都有它没有的条件，就是它是私立大学，它没有国家的巨额的资金帮助，985了,211了，协同计划了，都没有，人家就20年办成了世界一流大学，怎么干出来的，你们分析过么？你们研究过么？知道我们在座的各位有责任还有明天的两个字叫创业，斯坦福大学用20年成就了世界一流大学靠的是它走了所有大学都没有走的那条路叫创业。美国本土大学的第一个课题园是斯坦福做的，1952年，20年后1972年它就超过了18:10。成为了美国第四，你不要以为美国第四没有美国第一那么荣耀，美国的前四，或者说美国的前六，甚至是美国的前十都在那里摆来摆去，到底谁是第一，你说第一是哈弗啊，因为他出了美国最多的总统，但是耶鲁到现在为止保持了他的300年的传统，18:43，你说哈弗和耶鲁学生最成功的是哪个学校？得到诺贝尔奖最多的是哪个学校？是加多里多，1/800，每800个本科生至少有一个学生获得诺贝尔奖，所以真正的大学只能说是一流的大学，没办法排出来个第一第二第三，一流里头，大约前十左右只能说是各有特点。难道美国已经做到的事情中国做不到么，不信，坚决不信，你们也坚决不能信，你们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么？同意的鼓鼓掌。这是我们的自信，如果大家没有这个勇气，那大家回去该干嘛干嘛吧，就不要在这里头奋斗终身了，如果你想在这里奋斗终身，你就必须有这个勇气，20年能成为世界一流。所以要看一个学校办的好不好要看它的就业和以后的成功，学生的就业和成功至少一半的担子不在博导上，在在座的各位肩上，不是让你们回去办公司，而是让你们的激情和梦想给实现出来。斯坦福大学的腾飞是靠它的创业，1951年的斯坦福大学只是一所边缘性大学，教授的工资很低，学校面临严重的资金困难，因为他是私立学校，学生要到东海岸去搞工作，因为那时候只有苹果园，没几个高科技公司，当时一个工学院校长叫特办出了一个主意，然后他开始做，他把他的钱拿出来帮助同学，他自个说通了学校，把自己的土地变更一下使用途径就是做成了科技园，同时他把这个科技园向外开放，公司向学校提供各种各样的项目和实习机会，学校向公司提供继续教育，这个构想的实现让斯坦福成为美国首家成立工业园区的大学，也推动了美国加州高科技的发展。在斯坦福的带动下旧金山海湾的南部出现了一个不到1500平方公里22:17，大大大小小30几座城市，他们的城市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我们的镇，2300000常驻人口，有上万家的高科技公司，来自世界各地20多万的工程师，来强化这里的高科技。我们为什么要注一个注解，北京我不太了解，因为没在北京生活几年，但是南京我知道，他是整个南京亟待解决的事情，因为南京大大小小的谷所起来不下十个，但是没有一个谷是硅谷。我们今天不在讨论硅谷是什么，硅谷某种程度上起源于斯坦福，但是硅谷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结构，产业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和文化体系合一的结果，这个体系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中关村希望做成这样，但是好像还不行，因为中关村里头的那么多大学还没有平民化到市民可以随意进去的。这是世界500强公司在那里的分布图。硅谷的产业演化也有低谷，但是不管怎样，它在低谷时一定酝酿着下一个产业的高峰，一个产业技术的发展，因此，硅谷的特点并不是在于某一个产业，具体的一项产业不一定有多好，但是硅谷引领的产业技术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替代的，中国现在网络搞得不错，但是我们去追想源，网络是从哪个地方兴起的，不在这座城市，在另外的一个城市，因此，一个大学要想成为世界一流，首先要走出一条其他大学没走过的路，这条路怎么走，靠我们在座的同学，在座的同学是搞创业的，所以我们更有责任，不仅要把学生培养成创业者，还有我们的学校。中华民族腾飞伟大时代的创业。我反对的是把创业教育搞成创业职业教育，因为如果做创业职业教育是对那么多家长和学生的不公平，他们想要的并不是职业教育，他们想要的是未来的能力。创业教师首先要坚定自己的信念，虽然古今中外的创业成功率并不高，我统计一下中国不超过2%，美国不超过5%，但创业教育最大的悲哀是创业教育老师自己没有信心，第二个悲哀是教师自己想去创业。我在15号周五的12点我还请我的朋友帮忙向我推荐能读创业教育的博士生，我就有一个要求，我说这个同学必须有从事创业教育的激情而不是自己发财创业的念头。他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别人创业，而不是自己，这个东西要清楚，不能跟学生分析了半天说这个想法好，下节课你没了，你跑去办公司去了，你说学生还能信你么？学生不认为你在瞎说么？当学生对你是这种感觉是，中国的创业教育就没有前途了。所以，这有那些疯狂的以为自己能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的改变世界，在座的各位的任务就是把中国的每年300万大学新生鼓动起来认为他们能改变世界我认为这是创业教育的目标和理想。看一看世界上最短的一个广告片。

Here’s to the crazy ones.The misfits.The rebels.The troublemakers.The round pegs in the square holes.The ones who see things differently.They’re not fond of rules.And they have no respect for the status quo.You can quote them, disagree with them, glorify or vilify them.About the only thing you can’t do is ignore them.Because they change things.They invent.They imagine.They heal.They explore.They create.They inspire.They push the human race forward.Maybe they have to be crazy.How else can you stare at an empty canvas and see a work of art? Or sit in silence and hear a song that’s never been written? Or gaze at a red planet and see a laboratory on wheels? We make tools for these kinds of people.While some see them as the crazy ones, we see genius.Because the people who are crazy enough to think they can change the world, are the ones who do 这大概是目前最短的一个广告，是乔布斯做的，乔布斯在网上有传言，乔布斯的遗言说：这个时候才发现一切都没有意思，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即使它是真的也只有像乔布斯那样改变了世界的人才能说，一个人在没有改变世界之前没权利说这类的话。为什么要来高校创业教学培训班呢？我相信不会是主要为了见见我来的，不要想不通，我们轰轰烈烈几十年到最后也没有成功，但是仍然没有放弃创业的梦想。我想问你，你能为自己的学生作什么？你能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做什么？当然还有就是你将为你的家庭和孩子做什么？你为什么要来高校创业教学培训班呢？人分为四类，村民国民市民等，这不是四个等级，只是说人有不同的生活环境，贡献范围和他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一个村民一辈子也没离开过他们村，但是他在他们村的勤奋、善良被大家所公认，同样是一种愉快的生活方式。但是他这一辈的眼界和生活环境就是这个村子，我没有任何的鄙视，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是今天我们只有让我们的每一学生知道他有成为一个好村民的理想，他才能成为一个好村民，如果他没有一个村民的理想，他做不好一个好村民，他最多是一个周扒皮，有人讨论周扒皮是真的假的，管他是真的假的，那个时代需要一个周扒皮，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那个时代。老师在台上兴高采烈的对台下的一群老板说，什么叫成功人士，第一自己不用受气，第二34:10，第三有个小院子还在乡下，第四下班以后就回家，第五还有好多好多。一个农村老太太在打扫教室，完之后说了一句：我们村里各个是这么生活的，村民不能理解34:48。人分四类名分三种，一种叫创业者，一种叫守业者，一种叫无业者，所以我不希望大家在分什么，创业者和择业者，择业者本身不带表了他不是创业者，我们这个时代要交给大学生的是让更多的择业者成为创业者。我们最多只能鼓动4%的学生去当自助创业者，但是我们要让剩下的96%的学生成为择业者中的创业者，这也是教育部这一次给创业这个词做的一个正规的定义。东南大学每年都办冬令营，这个和其他学校不一样，东南大学在历史上是中国的两所国立大学之一，叫北有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南有国立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大学以科学建成，东南大学以名世。后来被蒋介石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从它改名起到1949年一直都是中国最大的大学，当然水平也很好。抗战的时候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那一学校都组不成一个独立的学校，所以叫西南联大，但中央大学整体搬到重庆，还在南京还恢复了一个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在1949年投票改名叫国立南京大学，1952年最惨的大学，连名字都没有，邓小平在1987年还问了一下这个问题，中央大学在1952年被拆分成八个学校，比较有名的有六所就是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河海大学，就是这么一段历史。我们每年办冬令营，我们不办夏令营，因为我们干不过北京和上海，跟着国家的挑战杯赛来办创业冬令营和创新冬令营。我们的冬令营的成就是什么，在这一年10月份的全国比赛上，我们拿了全国第一，我们三个项目拿了两个金奖一个银奖，因为潜规则规定，一个学校不能拿三个金奖，所以这是最高水平。创业教育的师资为什么要注意自身的提升，这是上级的要求，2012年8月份，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本科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还有一个附件叫创业基础的教学。在这大纲里讲到了三条，我希望大家仔细的揣摩这三条，第一条是服务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举措。请大家记住我们在座的各位是在做一件为中华民族的腾飞储备人才，转变思想，更新理念的事情，第一做的不是创业带动就业。第二条还不是创业带动就业。第二条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全面发展，这是在中国大学进行创业教育的趋势。第三条才是落实创业带动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创业者也是就业者。把这三条搞清楚，这样我们在座的各位才能对自身的素质的提高方向才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我们这些人真正一辈子在为什么奋斗，是为什么在做，这个的考虑清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你自己都道不清说不明，受教育者就更不清楚了，三条不能只剩最后一条，创业是为了带动就业，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因此创业教育就不等同于创办新企业教育，而且他是创立组织实现理想的一个教育，这是我的个人理解，但我相信迟早会成为共识，实现尽可能的就业是任何政府都关心和要落实的责任，不能简单的把他推出去，尤其是现在我们要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你们发现总理这次的报告和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这些东西道不清楚回去你们的创业课怎么上，回去把我说的这些原原本本的传达么？我估计你传达不清楚，因为你没有我的经历。教育部对创业的定义是什么？这个要是不知道就不要去上课了，我现在到哪去当创业教育的评委我上来第一个我就问这个问题“什么叫创业”学生的回答很乱。创业是不拘泥与当前的资源约束寻找机会进行价值创造的行为过程，你们回去是要讲这个的吧，这个是教育部规定，你们不能走样，你们走了样就代表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不是按照教育部要求进行教育，教育部要求这个。办新公司的只有4%，96%的人不办新公司，凭什么让96%的人也坐在下面听创业教育课，一个学生举手说我不想创业，我能不能走啊，你说不能，你说服他说：我讲的不仅仅是办公司这个事情，具体的行为你们去定，这是一个中国梦的时代，让我们来听听什么是中国梦。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什么叫中共梦两个伟大，三个共同，三个有着就是中共梦。所以我们要通过创业教育这个课，通过创业基础的表达给大家传递的是什么？是中国梦，是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门，是重振民族后代对未来的信心。最近南京有一个护士被人打了，最后搞得政协委员在媒体面前公开评论说：打人都八天了，怎么还不处理。结果这话一出，怎么回事。结果这话说完几个小时就处理了，大家想一想护士被打在中国是不是第一次？不是啊！医生死的还还几个呢，为什么群情激奋呢?只因为那打人者是干部是共产党员，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们后来会讲，我本人是乐观的态度，不然就不会来这里给大家讲课，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最大的挑战和困难来自什么地方，罗斯福先生说过一句话叫做，最大的恐惧是恐惧的自身，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信仰，没有信心 而这个东西靠什么来，以前希望靠上毛概，发现好像也不行，至少希望通过创业教育来重振民族的自信，第二个是我们的创业教育是在外界不理解的环境下，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创业教育的艰难。好端端的创什么业呢，政府为什么没本事提供就业机会而要我去创业呢，创业就是要解决就业，提供就业机会是政府和社会的事，要我学生干嘛呢，这是一个信任危机。什么叫信任呢？借用网上的一个段子就是，别人拿枪打了你，你也相信是枪走了火，这就是信任，我们要重振的是信仰和信心。2013年12月7号我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看到几个事情，第一是港婴失踪案真相大白，香港的一个小孩丢了，大家都怀疑是个大陆客干的，那天这个母亲良心发现，这个小孩是被她无意中弄死的，她怕承担责任，把责任推给大陆客，这代表了香港同胞对大陆的不信任。第二个事是一个北京的大妈被外国小伙推倒了，网上一片说中国大妈怎么怎么的，那天结果公布出来了，确实是这个小伙撞到了大妈，而且这个小伙还是无业游民，我们自己人都不帮自己人这说明什么？第三个是宿舍投毒案，两个同宿舍的人本来是闺蜜，却给送上了黄泉。第四是广西南宁无章停车人说我能让你们统统都下岗,结果一查政府中没有这个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政府人可以逃脱责任。你说你还能有信心么？这比雾霾更严重啊，雾霾你可以不出门，可以带口罩，但是这个东西你逃不开的。然后中央电视台出来评论他说就跟前几天出来的这个事似的，武汉的一个小贩被城管打死了，市民好多人在那看他，在那摆花圈什么的，结果人活了说了句，天太热了给我口水。说明什么啊？说起来就是城管等于土匪，城管也是我们的弟兄啊，但是整个社会有种导向在往里走，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在做一件96%的学生不一定感兴趣的事情，你认识到这里的难度了么，准备为他献一辈子身吧？反正我想，不然我也不会再带博士生，学生学习不好毕不了业是老师无能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天底下没有无能的孩子，只有不负责的家长和老师，有这一条你才能把教育给做好。评论者问这么个事叫做知识、智慧和善良谁更重要？老师说所有的人都在一根起跑线上，所有的人起跑线都一样，网上最近最火的段子叫做，没有伞的孩子才会奔跑，台湾大学校长说我们不仅要教孩子考理想的成绩还要教出孩子考不出理想的成绩之后怎么办，优秀的学生不一定要考第一，而要勇敢的面对挑战，创新创业是更为重要。中央部署过两个事情，一个是通过教育部科协做的，一个是教育部做的。通过教育部做的就是对全体大学生进行创业教育，所以才会有我们今天的相聚，还有一个是全国科协做的就是全部研究生进行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教育，本人在东南大学是创业教育的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研究生科学道德学风建设教育的首席导师就是本人，我一人担负两个担子，一方面要给全部本科生开设创业讲座，一方面要给研究生开设讲座叫遵守规范，遵守道德。我们把这个看完在看我们的对象是什么，我们的同学是不理解的。我是南通的，全国高考看江苏，江苏高考看南通。这种变位学习什么用，我们不是机器，即使是机器学校也不应该把我们当成追求升学率的工具。这不是在网上谁便说的，这是在星期一的早上在8000多师生面前，那8分钟的演讲中一个孩子说的，当然这个孩子把老师给的稿子改了，今天我们是一个内部的讲演不对新闻公开，我把这封信读一读。

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根据调查，中国孩子计算能力世界倒数第一，创造能力世界倒数第一，没有一个诺贝尔奖是接受中国教育而获得的，泱泱大国，亿万学子，能不害羞？这难道就是我们接受16年教育的结果吗？我们不能只为父母的理想而努力，应该有自己的理想。这句话有没有触到大家的心上，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的理想可不能把你未尽的理想去强加给你的孩子，中国的孩子和美国的孩子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不在于外国的学校作业少，中国的学校作业多，最大区别在于中国的孩子身上有父母的理想，而美国孩子身上没有。中国再减负，考五门，考一门都解决不了问题，这涉及到社会对学生对未来的价值观的走向的选择，所以高考在中国永远都是个难点，解决高考不是解决怎么考，形式和内容的问题，而是整体民族怎么对世界承担责任。

这种变味的教育，学了能有什么用呢？就是考上大学能如何？找到工作又如何？我们不是机器，即使是机器，学校也不该把我们当成追求升学率的工具！

在这样的教育下，我们都在争取什么呢？都变成了什么人呢？

我们有的人充满嫉妒，嫉妒别的同学比自己考分高，不愿跟他们为伍，由嫉妒产生自卑；我们有的人充满孤独，长期泡在题海里，没有好朋友，又不愿跟爱玩的同学为伍，回头发现我们何其孤独！同学们，你们有木有感觉到？、我们感觉不到爸妈的爱，他们上班时看不到我们，他们下班时又逼我们打题海战术，连交流感情的时间都没有，电视里演的一家其乐融融我们感觉不到。难怪说21 世纪代沟问题最大，电视里出现少年打老人的事件，根本上是上一辈根本没有把爱传播。没有不合格孩子，只有不合格的教育，不是吗？

我们感觉不到老师的伟大，他们为了升学率，不断逼我们，要么是补课，要么是布置做不完的作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说是为了我们好，其实有时我们生病了他们都不知道，就知道我们没交作业，原来他们关注我们只是为了升学率，这不是关心。难怪有调查显示，90%的学生毕业后不回母校看老师，一点感情都没有！尊敬的老师们，这是你们想要的吗？ 如何树立远大理想？请先给我们要自由生活，请先还我们要快乐成长的时光！

对于这样的孩子你怎么对她进行创业教育？你告诉他说：你大学毕业你也找不到工作了，你只有去办公室了，所以你要听我的这个课啊，学生不罢你的课就对你很尊重了。69:16，你会发现胡老师总看我们的东西，50多岁的人干嘛要看我们20多岁的人的东西，我看你们坐在我以前做过的座位上，做我以前做过的事，憧憬我憧憬过的未来，积极的面对我现在看来都很无聊的琐事，谁知道当年的我也那样执着的追求过，知识后来一切激情都在岁月中消失。各位同行们，我们睡不着啊，我们吃不下啊，我们愧对中华民族未来的栋梁和他们的父母，这是在985大学。大学到底该如何度过，我并不后悔当初留在国内进行大学教育，它让我更加了解中国社会，也让我多了一个视角看中国然而正像我的父母所说大学是塑造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时刻，我们可不想让你成为一个美国人，我想这样的困惑还在困扰着千千万万想要出国留学的家庭，所以如何快速提高教育的品质，转换教育的思维，让中国的年轻人对中国的教育有更多的自信，是中国高校乃至是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孩子在临毕业之前，准确的说是拿到了毕业证书，再次出国之前写下的，他这里写到的就像我的父母当初所说的那样，这个父亲就是我，我自己的孩子值得我骄傲，因为他是去年东南大学最有影响力的学生，作了32年的老师，从小 我就立志当老师，因为我的外公是个受人尊敬的老师，我的父母也从事着教师行业，我的外公是因为癌症死的，虽然几十年后我也得了癌症，但是我外公临死前说的话我还记得，就是你要做个老师，因为天底下最辉煌的职业是老师，问题是老师该怎么做，你说培养出这样的孩子是你的成功还是你的失败，不管成果还是失败我们都应该做老师，因为中国还需要老师，我当初坚持不让他出国，我说如果你在国外读了本科你这辈子将很难珍惜我中华民族的腾飞和国家富强奋斗，我想这是讲给大家的，我们不讲个人理想，只是说确实当他在大学形成世界观的时候接受的是那种文化的教育将难以保证他形成中国新时代的接班人，我还和我的孩子约法三章，其中有一章就是你的大学四年怎么读我都不管但是你必须在国内，当然还有一条就是尽我所能帮助他感兴趣的所有活动，他的八个学期在国内呆了五个学期，在台湾呆了一学期，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呆了两个学期，当然我给他提供的学费，你们知道哥伦比亚大学一年得多少钱么？光学费就是50000，但是有这样的过程才能说这样的话，我们想想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还能按部就班的按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这个改革的时代，在这个国际话的时代，在这个掉下一架飞机，然后全世界都在忙活然后让你白忙活的时代，大学教育还会有所改变和变化么？那个三条你还记得么？第一条大学是为创新型国家做贡献的，第二条是大学为教育的改革做贡献的，第三条是创业带动就业，所以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环节。我们向往的课堂76:38，到咖啡馆和图书馆的台阶都可以摇身一变，变成思想交流的课堂，教师只是变成了一种形式。学校的任何的一个角落让同学们放松身心的同时也让同学们在思想的激流中迸发出知识的浪花，那幅画里像极了小时读过的西方名人名言的封面上的画所描绘的希腊哲人所描绘的休息的场面。在哥大要拿到学士学位其参考的数目有亚当斯密的、土克韦尔的、达尔文的进化论等，时间夸度从18世纪到20世纪，你要把学位拿到手你要学这门课，学这门课要读这么多书，这种对经典的执着体现了美国精英阶层对高等教育的理解，美国的大学是教会你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而是告诉你在正确和错误之外我们前人尝试了那些途径，我们这个社会体系是怎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我们作为社会中的个人如何形成观察问题的思考的方法，他们的愿望是什么，这种精神在今天浮躁的社会更加泥足珍贵，我很期待在东南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那一天，大家都会有一个必修课叫中华文明，我们的学生也可以很骄傲的跟留学生展示各种经典的典籍，现在我们的书架没有，没有这些东西，有的是引进版，西方的东西。他们知道创业者不一定要成绩优秀，这一点同学们都知道了，只是你别有这样的想法，不好好读书最后只能去创业，这个事实在是太笑话了，创业者不一定要成绩优秀这倒是正常。你们看看这个：

《英文演讲 80:27到85:54》

这是我们今天看的最长的一个片子，我想把这前三期给大家看完，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86:13，但是他不一定能看出我们需要提醒他真正了解和作为他自己榜样的到底是什么。乔布斯确实没有念完大学，但是即使他退了学也没有离开大学，他在大学里继续在学习，而且他在不知道学什么的情况下学到了他今后打败了微软的技术，所有这些他当时都不知道。我们今天要交给孩子什么，我们要教给孩子是成功的创业，这就是矛盾，你想要成功的走这条路96%走不通，因此，他需要是他正确的沿着乔布斯用几十年所的出来的结论，就是任何事情我们不可未卜先知，但是你必须往前走，你不能虚度年华，你必须认真的学习。他们渴望啃上帝的苹果，乔布斯死的那几天我正在北京，这是乔布斯在苹果专卖店时大家对他的悼念，整个社会自发的对他的悼念，就在那里拍张照片，当时我在那，这个不是P上去的奥，他渴望我们的认同，不在乎你是不是圣人。这个是哥伦比亚大学2011年的毕业典礼，我儿子坚持要推迟15天回来，因为他要看看人家的典礼是什么样的，那天奥巴马要出席，后来我问他什么感觉，他说就一个感觉当音乐一起，你再男子汉你都忍不住要哭，然后你就发觉你浑身的力量就是我一定要承担改变世界的责任，这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在毕业典礼上给每一个毕业生要传递的信息，这就是我们的创业教育要达到的目的，总统来了也就是安保要严一点，因为那天要防止恐怖分子，所以每个同学的书包都要检查一遍，学校就这么一条桥，这条桥也没为奥巴马按个字就是祝贺同学们毕业之类的字，这就是社会，这就是平等，这就是人与人的价值观，这就是孩子们生活的世界。同学们或许还不清楚创业是一种生活方式，创业确实是一种生活方式，创业教育是由创业教育学训练和实践组成的终身的教育体系的平台，即使你不打算创办一个企业，你愿意为别人打一辈子工，你仍然要参加创业训练，因为至少你要被创业教育，因为创业的职造、学术的职造和职业的职造一样是联合国规定的大学生未来的三份职造计划你要跟同学们说的是这个道理。这是我经常给孩子们看的一幅图，你还有没有这种激情，当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有没有这种勇气。你要告诉学生虽然你有权利为了理想的工资来到大学，但是你应该能够肩负重任，充满激情，去拥抱整个世界。创业是一类生活方式，你说企业家创业到最后剩下什么，钱么？世上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钱忘不掉，终身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闭眼了，人生最大的烦恼是就是人死了钱还没用掉，钱绝不是一个创业者要创造的东西，当然没钱是创不了业的，创业到底是什么，你别以为创业好的就能当政协委员，就能当官，世人只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创业就是实践一种生活，这种生活，这种生活叫创业。今天早饭吃饱了没有？吃饱了的举个手，有没有没吃饱的？有没有刚才两次都没举手的？为什么，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同行在刚才两次都没举手，因为我们是教授创业课的。早饭吃饱了没有100个人有99个人知道回答吃饱了，无非就是吃饱没吃饱这两种，那你创新教育还能干什么，绝对不能教100个人有99个人都懂的东西，要是都懂的东西你还教授什么呢？你说我为什么问你这个事啊？胡老师没吃饱，胡老师想休息，好休息5分钟咱们在接着讲。

注：绿色字体的数字为未听清楚内容的时间

第四篇：陈志武教授在中央党校的演讲

陈志武教授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

2009-07-06 11:05:43| 分类： 转载文章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当前大家关心的，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学界、决策层还有民间，都很关注中国以后的走向，社会怎么走？经济怎么办？在经济模式方面，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特别是靠政府投资带动。由投资带动以后，产生很多制造生产能量（产能）。产能增加这么多以后，就得靠出口市场带动整个中国生产链的不断上升，以这种方式给制造业工厂提供销售渠道。

但是有一个问题，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出口、对投资的依赖度这么高，长久如何能持续？这是很多学者和业界人士都谈论的话题。过去十几年，很多人在呼吁，包括发改委也呼吁了多年，要改变经济增长过渡依赖投资、过渡依赖出口的现状，必须要调整。但是讲了十几年，到现在，依赖度不仅没降反而上升。为什么呢？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更加逼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提了十几年，愿望表达了十几年，但是到目前为止，不仅仅没减少对出口依赖、对投资依赖，反而还恶化了很多？”

今天我想就这个话题，从基础制度角度来理解，去看为什么只要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特别是国有资产、国有土地等）、还是让征税权不受制约，只要政府在经济中继续唱主角的话，那么，这个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会很困难，这种愿望可以表达，但最后要实现非常难。

具体讲，我想回答下面这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很难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而只能够继续依赖投资、依赖出口？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对于中国，GDP增长速度如果低于8%就不行？从大到小的各级政府都在追求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保8。为什么保8对中国这么重要？如果你跟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或者老百姓或者政府官员去说，在中国必须要有8%的GDP增长速度，大多数人会觉得很纳闷，如果在美国的话，每年有百分之二三的增长速度就很高了，那就会让整个美国社会非常欣欣向荣。但是，在中国，要8%才能够产生足够多的就业、让老百姓感受到足够多的增长，为什么会这样？去年我在广州跟网易的首席运营官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向我问过同样的问题。我说：你把中国的GDP增速跟其他私有市场经济的GDP增速做直接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2，才可做直接比较，否则不可以直接比。我待会儿再解释为什么。

第三个问题：这实际上跟第二个问题有关，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就是大家能够感受到的经济增长没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为什么？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要8%或更高的增速才能产生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包括在座的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能够有足够多的工作给大家去选择？为什么中国GDP的增长所能带来的就业机会那么低，比其他国家普遍低很多？

我今天就针对这四个问题做些回答。

过去的经历

首先，我要强调，中国作为国有制主导的经济体，在过去30年做的贡献总体上还是积极的，这可以从一组数据中看到。1980年时，欧盟的GDP差不多是全球GDP的28%，美国占22%左右，中国那时只有4%左右，尽管中国的人口一直是占全球人口的20%或者是更高。198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快，从1980年占世界GDP的4%，到2006年就上升到16%，期间翻了3倍。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其GDP占世界的8.5%左右，但到2006年下降到6%，因为日本在这个期间，除了1980—1990年的快速增长以外，1990年以后基本上是呈下降的趋势，往下走。

所以，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明显，当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跟我今天讲的主题最相关的原因是，在过去30年，国有制体系确确实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做大的建设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还有大的工业基地，政府投资的能力，确确实实是非常高，能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当我们把中国跟印度做比较时，这一点更明显。因为跟印度比，印度是以私有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那么，在私有制下，如果你要去调动资源，就得像美国一样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来调动，否则就会难以兴建大工程。但是，印度处于一个差不多两边都不靠的状态。就是它既没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没办法像美国的资本市场那样汇集资源、调动资源，难以调动几十亿美元、几百亿美元去发展大的基础设施或者大的制造业项目；它又没法像中国这样通过政府调动，因为印度不是国有制。比较一下，印度没有很发达的资本市场，又没有国有制安排下给政府带来的调动资源的这种便利，所以，印度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可能跟中国比要差一些。

我去年10月去巴西的时候，一次跟出租车司机聊天，他说：巴西政府一旦有钱，不是去想到把他们的机场、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做好，而是想怎么把这钱分给老百姓，发给老百姓去花。我就跟他说：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有了钱，首先想到的不是给老百姓发钱，而是在哪个地方盖几幢大楼、建几个更漂亮的立交桥或者建高速公路或者是修铁路。所以，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的开支、消费、投资结构是绝然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学习的时候不仅仅是学经济学，还学了很多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

所以，过去30年里，国家对资源、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其负作用也很多，到今天甚至是负面后果大于正面，这种模式使整个经济过于偏爱大型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等，让经济过于依赖投资。这种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说到底，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设，更重要的是人的终极幸福。当然，我知道年纪越大的中国人，越会把发展跟建设划上等号，接着又把经济建设跟投资、跟生产能力的扩张等划上等号。这是很片面的。

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当你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个标题——“加快经济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时，你对此的第一个反应、理解会是什么？我想，你可能马上想到：要建很多工厂，要建很多产能和楼房，要做更多的投资！但是在我看来，当生产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发展至少不完全等于产能的扩张，而更多的是围绕生活的幸福，围绕消费空间的扩大，还有特别是金融交易的深化。换句话说，过去这种国家控制生产资料、生产资源，控制资本，做这些大项目，做基础设施投资，产能扩张，做到一定的时候，必须要慢下来，发展的重点必须转移。毕竟，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要盖无穷多的楼房，也不是要建无穷多的基础设施，或者无穷多的厂房，最终的目标还是围绕着人们幸福的最大化。—— 幸福最大化的这个目标，仔细去想一想，在温饱解决以后，幸福最大化的目标不再完全跟产能、跟投资联系在一起，当投资做到一定规模时，这种模式必须转变。

当然，过去30年之所以能够通过不断投资、不断兴建基础设施、不断产能扩张来发展经济，能够不断实现增长，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市场范围的扩大，让中国的产品卖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但是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这个出口增长原来并非没有上限，不是可以无限延续下去的，到今天，再让海外出口份额往上升很多，已经越来越难。

所以，今天，即使没有这次经济危机，中国经济模式也到了一个瓶颈口，到了一个没有选择的转折点。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背后，也隐藏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今天我们不得不反过来面对这些基础制度的问题。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

国有经济比重越高，民间消费增长越慢

我们再看一些数据，首先是在中国，民间消费即家庭消费历年占GDP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又是多高？换句话说，把每年民间消费总量除以GDP，对政府开支做同样的计算，然后看两者的变化轨迹。那么，在1952年即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69%，我们说美国人太喜欢花钱了，但是美国今天的民间消费是相当于GDP的71%，所以跟1952年时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差不多。当然我要强调，那时候的中国经济更多的是为了温饱而去从事生产、从事经济活动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收入都是围绕吃住穿来的。所以，当时的民间消费占总体GDP比例是相当高，可以理解。但是到1978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45%左右，到1993年继续下降到42%，到最近，民间消费下降到相当于GDP的35%。换句话说，整个过去五十几年，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趋势。

跟民间消费比重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在1952年时，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

所以，我们总体上看到中国的两个趋势，过去六十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是直线上升，而这两种趋势不管是计划经济时，还是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有改变，这是中国的情况。为什么呢？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比较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从1952年到2004年，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期初的65%上升到最近的71%，所以，美国的民间消费在过去五十几年总体上在上升，当然这个速度很慢。因为到最后，我们如果以百分比来衡量任何东西的话，最高的是多少？100%，你再怎么上升，最终不应该超过GDP的100%的水平。美国的政府消费在1952年时跟中国那个时候的相对水平差不多，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美国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11%之间。因而，美国的趋势是，民间消费相对于GDP的水平越来越高，而政府消费慢慢在下降，从原来的16%，下降到现在差不多10%的水平，这是美国的情况。

或许我们说美国太富，中国不能与其相比。那么，我们看看巴西，因为巴西人均GDP虽然是中国的两倍，但是它比美国要低很多。巴西在1950年时，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51%，到2003年民间消费上升到GDP的60%，在2001年和2002年是64—65%左右。所以，巴西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总的趋势在过去五十几年也是逐渐上升，当然中间有几年是因为金融危机造成冲击所致，但总趋势是民间消费越来越高。在1950年，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22%，到2003年还是保持在22%的水平，因此，巴西的民间消费比重越来越高，政府消费总体上没怎么变，这是巴西的情况。

俄罗斯于1991-92年改革之后的情况大致跟巴西类似。1991年，俄罗斯民间消费占GDP的35%，也就是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之前，其民间消费跟今天的中国差不多，但是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55%。政府消费当初是占25%，现在占GDP的22%。所以，俄罗斯的情况跟巴西、跟美国的总趋势是一样的，其民间消费占经济比重越来越高，但政府消费要么持平，要么呈下降趋势。

实际上我可以给大家看很多国家的数据，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给大家谈更多国家的数据了。但是，如果你对每个国家做分析，你会发现下面两个结论：

第一：在民主宪政国家，因为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权受到民主宪政制度的制约，政府消费相对于GDP的比重难以膨胀，难以失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巴西、美国、俄罗斯、日本基本都表现出这一共同点，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要么不怎么变，要么就是往下走，这跟民主宪政对权力的制约，特别是对征税权的制约，关系很大。

第二，与国有经济相比，私有市场经济更能使民间消费随着经济同步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民间消费相对GDP的比重在过去五十几年都是呈上升的趋势，俄罗斯在1991年后是如此。

当然，你可能觉得也许我给大家看到的这些数据，反映的只是这几个国家的情况，是经过我挑选的特例，是一些例外。为了说明并不是这样，从做研究的角度讲，除个案以外，我们更应该去搜集一些尽可能大的样本，做系统的分析。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跟何乐水同学把70个不同国家的数据放在一起，首先根据每个国家在1980年时国有企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高到低分成五等份组，每组包含14个国家，然后,看从1980到2003年间这些国家的民间消费的增长速度，谁高谁低？换句话说，一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民间消费会增长多少百分点？对GDP增长速度的敏感度有多高？比如，国有企业比重最低（3%）的第一组国家，在这14个国家里，民间消费对GDP增速的敏感度是0.97，也就是说，对这些私有经济国家来说，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老百姓的消费就会增加0.97%。那么，这五组国家基本上是这样：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民间消费根据GDP的增长而增长的这个系数就越低，最低的是0.82，也就是，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国家，其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老百姓消费只增加0.82%。当然，中国属于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那一组。

所以，从70个国家的情况看，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在整个经济中比重高，就越会抑制老百姓收入、抑制民间消费。

为什么国有制抑制民间消费？

从学理上说，为什么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社会，民间消费相对增长速度就越低？为什么是这样？如果大家熟悉现代经济学的消费投资预算优化模型，那么，模型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你个人、家庭每天在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存多少钱时，你会有两方面的收入，一方面是劳动收入，就是工资、跟劳动有关的收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是资产性收入，就是资产升值，或者说财富型、财产型收入。这时我们看到，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财富、产权是私有，那么，那些私有的土地、资源、楼房、股票等等，所有的这些投资和非投资品种的增值都可以反映到每个个人、家庭的消费与投资预算约束中，可以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日常开支计算之中，这是私有制国家的情况。

但，如果是国有制，差别就大了，因为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国有股权，它们升值再多，尽管名义上说全民每个人都有一份，可实际上随便问一个普通中国人，问他：“昨天中石油股票涨了很多，你今天是否能多花几块钱了？”大家知道，他会说“你疯了”！比如前年中石油A股上市时，整个中石油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按理说，用这1万亿美元除以13亿人口，每个中国公民在中石油里面差不多有属于自己的一千美元财富，一个三口人的家庭在中间有3千美元财富。所以，任何时候中石油的股价涨10%，每个中国人的财富差不多就增加了100美元！如果是私有制的话，如果每个人直接拥有属于自己的中石油股票，那么，增值之后，会有很多人立即跑到餐馆多吃一顿饭，女士们可能会多买一件漂亮的衣服，是吧？换句话说，如果是私有制，这些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等的股权财富就都能转换成民间的收入、民间的消费。大家知道，按照市值计算，工行、建行和中行今天是全球银行排名的前三名，但是这些银行的价值再高、升值再多，中石油升值再多，也不会给任何一个中国老百姓马上带来新的收入感、带来新的消费或再投资愿望，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国有资产升值，跟我每天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存下多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目前的全民所有制安排，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谁都不拥有。所以，我们每天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存多少钱的时候，不会、也不能把国有资产的升值算进来。

但是，在私有制国家里不会有这个问题。在1998年、1999年、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期间，大家猜一猜美国当时GDP的增长速度有多高？最高的时候只4%。但是，在美国，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为什么会这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私有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外，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按照我粗略的计算，美国股市每年上涨的幅度差不多是GDP增速的三倍左右。也就是说，在私有制的安排下，随着GDP按3%、4%的速度增长，人们的劳动收入差不多也按3%、4%的年速度增长，但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资产亦即私有财产这一块可能按照9%—12%的速度升值，也有许多资产分红收入。有了两条分享增长的收入渠道，一个是劳动收入的渠道，一个是资产财富渠道，通过这两种渠道把GDP增长，按照三到四倍放大的效果对老百姓家庭的消费带来很大推动力，所以，在私有制国家里，不需要8%、10%的经济增长速度，社会照样能够欣欣向荣！

也正是由于国有制堵塞了上面讲到的老百姓财产性收入渠道，在我们把中国GDP的增速跟私有制国家GDP增速做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二，然后才可以比较，否则不是一回事。原因就是，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本是只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

这些年，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有，但实际上、操作层面上是国家拥有，这些土地增值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当然更不用说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上万亿人民币的利润了，这些本来都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当然，许多朋友会说，如果像现在股市和资产都在缩水的时候，老百姓不直接拥有这些资产不是更能规避金融危机风险吗？因为这些缩水是由国家承担了，这些损失不直接由老百姓承担。不过，我们必须看到，虽然财产会贬值，但中石油、中石化等今天还是值几万亿元，老百姓不拥有这些股权当然不会面对财产缩水，但也不拥有这些价值。更何况，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从长远来看资产是升值的。

在中国，民间消费为何难以增长？

刚才讲到的可能相对比较抽象，基于70个国家的大样本分析，会有一个缺陷，就是总感觉不太具体。在一个国家里，国有企业、国有经济、还有民主宪政或非民主宪政，到底是如何阻碍民间收入、民间消费的？为了说得更清楚，下面我们具体看中国的情况，看看民主宪政特别是对征税权和财政预算权的有制约还是没有制约，最后以什么方式抑制民间消费增长。再一个是国有制的安排，为什么它会进一步妨碍民间消费增长？

先从收入的角度看，也就是看每年的国民收入，如果按照三个群体来分，亦即政府、城镇居民、农民三个群体，哪个群体分到的最多、哪个群体从增长中分享到的最少？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征税权基本不是由全国人大掌握，而是由行政部门掌握，差不多各部门就有权去推出新税种或新费种，也可以对现有税种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去调高税率，也包括股票交易印花税。

那么，在宪政层面讲，征税权不受制约到底已经给中国社会的这三个群体带来什么影响？国民收入在他们中间的分配又有什么影响？从1995年到2007年，扣掉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仅预算内的国家财政税收就翻了5.7倍，这还不包括土地销售收入、地方和中央预算外的收入！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期间增长了1.7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

因此，在民主宪政缺失的情况下，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分到的比重，蛋糕中由政府切到的这一块，在过去12年里不断膨胀。这必然意味着老百姓分到的这一块是越来越小。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政府拿走的最多，其次是城镇居民，最糟糕的、分享最少的是农民。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政府规模失控膨胀的趋势。也就是，政府财政规模相对于老百姓的收入来说到底有多大？像我们做研究，特别是碰到宏观经济数据的时候，会让老百姓感到太抽象，你说GDP或者政府税收增加多少、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多少等等，这些数字对个人来说太抽象。为了避免过于抽象，我把每年政府预算内的财政税收除以老百姓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看政府的收入需要多少老百姓的收入才能支持得了。

为了有一个比较的对象，我们先要问，在中国历史上，朝廷的收入等于多少百姓的收入呢？比如说，清朝乾隆时期（康乾盛世嘛），朝廷一年的财政税收有多少？1766年，朝廷的财政税收4937万两银子。当时北京的普通工匠大概一个月赚2两银子，一年24两。这样算，当时清朝一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205万个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差不多就是205万个北京工匠就可供养整个乾隆朝廷方方面面的开支。

今天，其他国家的政府有多大？在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税收（不包括地方政府）是25000亿美元，除以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这相当于8500万个美国老百姓当年的可支配收入。8500万个美国人的收入可以供养联邦政府。相对于中国的乾隆朝廷来说，现在的美国政府确确实实也是很大、很大，因为乾隆朝廷由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可以养活了！话又说回来，清朝多数时候，国家财政税收差不多只有国民总收入的3%—5%，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时期，尽管我们说清朝以及中国的其他朝廷是那么专制、那么封建，你怎么说，怎么骂都行，但是拿这些数字一看，原来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小政府典范。当然，不是乾隆朝廷不想滥用权力要更多钱，而是那个时候收税实在太难了。大家都知道，通过运河运粮食都那么艰难，你要收更多的钱，谈何容易呀！不过现在征税、收税容易多了，尤其是有了电脑之后，你逃也逃不掉，这本身也说明在政府的收税能力、运输能力空前提高之后，通过民主宪政制约征税权是多么重要呀！

我经常说，之所以民主宪政在人类社会是非常现代的事，不是偶然。比如，最早真正建立起民主宪政的国家是英国，那也只是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才完成的历史进程。所以，到1688年才有第一个民主宪政国家，而大多数我们熟悉的民主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

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是这样？民主宪政是这么近代的人类现象，跟人类技术革命的发展关系非常大。比如，我刚才讲到乾隆时期税收占国民收入3%—5%，那时候尽管朝廷可以随意加税，但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技术更是没有。所以，没有火车、汽车、飞机这些运输手段的支持，不受制约的权力给民间利益、给老百姓财产所能形成的威胁也非常有限。“天高皇帝远”指的就是这个地理距离所形成的、意想不到的对老百姓的变相保护，还有一个是通信手段的缺失，这也变相把老百姓的私人利益、财产和民间少女更好地保护起来。

但是，现在有了火车、汽车、飞机、万吨巨轮，还有这个互联网时代，征税能力、搬动运输老百姓利益的能力，真是空前呀！你逃也逃不掉呀！这个时候，由民主宪政把政府权力约束起来的必要性，跟历史上任何时候相比较，都是高得多。因为你稍微不约束政府权力，让权力稍微发挥、滥用的话，给老百姓利益能够构成的冲击和伤害是前所未有的高。这就是为什么不只是在中国，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民主宪政都是在最近两百年、甚至几十年才变成各社会共同的诉求。

我们很多人说民主自由、民主宪政，历来就不是中国的传统，跟中国文化很不兼容。我要说，民主宪政不仅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以往的传统。没有哪个国家在1688年之前就有真正运作好的、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制度。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些学者的话蒙住了，他们说，中国历来就没有民主宪政，所以未来也没必要有。想想也对，秦朝、汉朝、唐朝、宋朝等都没有民主宪政，但是这些人就不会跟你讲，不仅中国是这样，过去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没有民主自由、没有宪政。我们必须考虑到交通运输技术、通信手段以及调动老百姓财产和民脂民膏的能力，必须相对于这些东西来看民主和对权力制约的必要性。

看到乾隆朝廷以及美国2007年的政府规模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政府规模的变化，国家财政税收每年相当于多少个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1978年时，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亿3千万个城镇居民当年的可支配收入。那个时候是全能政府时期，至少对城市人来说，工作、小孩教育、医疗、退休、养老、住房等等，这些都由国家包下来，正因为此，所以就要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到1994年、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亿5千万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相对规模在改革开放第一期，是减少了一半，砍掉一半，不过那还是远远大于只需要205万人的收入即可供养的乾隆朝廷规模，比美国政府的两倍。

但是，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重新大规模回升。所以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又上升到相当于3亿7千万个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的还要大。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所实施的改革的确朝小政府的方向迈进；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又重新向大政府迈进；最近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

相对于农民的纯收入而言，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亿5千万个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亿8千万个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亿3千万农民的纯收入。

所以，征税权不是控制在民选人民代表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手里，其结果是征税失控，而且趋势越来越严重。我知道有很多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很喜欢说中国要加强税收，要让中国税收不断增长，认为税收增加越多越好。这当然使财政部高兴。特别是很多学者最近十几、二十年在世界不同国家跑，去找哪个国家的哪些税种是中国还没有的。回国以后再介绍给中国，以各种名义帮助摄取老百姓的收入。

另一种不可思议的做法是，一些人把中国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重跟那些私有经济体比较，说中国财政税收占GDP才22%左右，比西欧国家的低，比美国的17%要高。所以，他们就说中国的征税水平不算太高，说还可以有增长的空间。

可是，这些认为中国老百姓税赋不高、还要到处引进各类名目税种的人，没有把另外一个重要背景考虑进来，也就是那些国家基本都是私有制国家，而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如果大家去翻翻教科书，就会知道我们建立公有制、建立国有制的初衷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就是为了由国家经营企业、经营资产赚钱，不要老百姓交税。至少，老百姓的税赋应该跟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总量成反比，不能够一方面继续保留那么多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却还像私有制国家那样去征税。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收入、民间消费还如何增长呢？

所以，那些学者、经济学家把中国的税收水平跟私有制国家做比较之前，必须把这个前提考虑进去，因为国有经济毕竟还是中国经济的主角。不能忘记建立国有制经济的初衷，否则就是误导人。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每年国民收入这一流量在政府和民间的分配情况。如果从资产所有权的角度理解，资产财富的存量在国家与民间之间的分配怎样？我做一个粗算，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概印象。根据国土资源部的一些资料做推算，到2006年底，国有土地总价值大约是50万亿人民币。按照国资委主任李荣融2007年在《求实》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006年底全国有11万9千家国有企业，包括央企和各部委拥有的国企，加起来有6、7千家，还有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所有这些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是21.9万亿人民币。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的总价值放在一起，相当于72万亿人民币的国有资产。我们上面谈到的国家财政税收5万多亿人民币，这只是国家可以花的钱的一部分，更大的是这些资产升值和财产型收入。比如说，2007年如果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都按GDP的速度升值，那么，在2007年，国有资产的增值相当于8万亿人民币，因为那一年的GDP增速是11%有余；另外，2007年国有企业总利润中，央企是1万6千亿人民币。8万亿的资产升值，加1.6万亿的央企利润，国家作为资产拥有者，就得到9.6万亿人民币的资产性收入。这9.6万亿，如果是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每个人就多了7千多元的财产性收入呀。但是，这些钱留在政府手里，政府预算内的5万4千亿财政税收就已经很多了，没有这些资产性收入也够了。

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以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会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进行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是由政府先征税、再用税收帮助低收入群体。这种转移支付、第二次分配不是很好吗？

真的如此？实际情况可能跟很多学者讲的理想相差很远，因为在没有民主宪政制度安排下，当财政预算是黑箱操作时，你靠什么制度机制保证所谓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实现，分配到你希望的对象上，花到民生项目上？所以，我就说，你不能装作没看到，不要装着说第二次分配的初衷是多么好的理想，然后就不去看实际的财政预算是不是真的在进行希望看到的第二次分配。

还是让我们看几组数据。根据财政部谢部长的一个发言稿，2007年财政税收5万4千亿，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是6千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税收的15%，那一年有点财政盈余，所以，大致上说政府总开支的15%用在这三个民生项目上。这6千亿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政府为人均开支461块钱，这461块钱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这些相对数字能帮助我们做跨国比较，因为你不能拿绝对开支数值去比较，原因是各国的富裕程度不同。

在2007年，美国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是1万5千亿美元，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当年开支的61%，这个61%跟中国政府在这三项开支占政府开支的15%可以做比较。1万5千亿美元的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11.5%，这跟中国政府这三项开支相当于GDP的2.4%也可做比较，算到3亿美国公民身上，每个公民平均得到的好处是5000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跟美国比较一下，我们发现，有没有国有经济，征税率的高与低，最后对政府在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没有直接影响，国有制经济、高征税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多老百姓福利，而私有制经济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得不到政府的好处。当然有人会说，你不能走极端，如果政府不收任何税，是不是也可以让政府在民生上花这么多钱？我是说，中国有那么大的国有经济、光预算内财政税收就占GDP的22%，而美国是私有制经济、其联邦政府税收只占GDP的17%，但是，中国花在民生上的相对开支却还是低于美国。

关键在于民主宪政制度安排。如果说美国比中国富有，所以不好比，那么，巴西应该同中国更可比了。

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三个项目，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上的开支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中国政府在教育上花了不到GDP的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的这些数据所支持。

国有制和私有制带来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

国有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除了抑制民间消费以外，其他方面的后果也很值得思考。在经济学界过去的讨论中，在谈及国有企业要不要民营化时，往往把焦点放在国有企业的效率比民企的更高还是更低上，从纯粹的效率回报来判断。那显然很片面。要不要私有化，要不要民营化，还必须看到国有经济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使经济对投资、对工业的依赖度过高，对消费的依赖度有什么影响？

有一个很容易看到的事实是，前苏联、前东欧计划经济国家，它们当时基本没有服务业即第三产业，连面包都严重短缺，消费品和服务品始终供不应求，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的中国经济也是如此。那么，苏联在国有制下，整个经济发展重点、投资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包括军工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回过头看，尽管70年代、80年代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跟美国军事发展基本相当，但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今天我们在中国用到的方方面面技术，特别是跟生产力、跟生活有关的技术，不管是家电、电脑也好，汽车也好，甚至是火车，等，没有哪一项是苏联当年科技发明创造留下来的。说明他们的发展离民生太远、距离重污染、重资源的消耗性工业太近。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现象，为什么国有经济、国家主导型经济都偏爱重化工业，轻视民生类行业呢？国家主导的经济最终把重点放在工业发展上，一点不奇怪。这里我不是说由政府官员做投资决策、做开支决策的时候，他们会不负责任，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很好，但是制度激励安排会逼着他们按照某种方式去做决策，如果让我处于他们的位置，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把能够控制的资源和钱都花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楼与高速公路上，还有就是投资建大工业项目。因为从业绩评估的角度讲，也就是因为我要对上司负责，如果我的工作好坏由上司评定，他的业绩再由他的上司评定，而我们的前途又分别由各自的领导决定，那么，我就要想，拿到这几十亿、几千亿元，往哪里投资、往哪里花才更能让我的领导们看得见，怎样表现对我的政治前途最有利？那我肯定倾向于这些高楼大厦、基础设施，还有那些工业大项目。

这话怎么说呢？过去几年，我每年带着耶鲁大学的MBA学生到中国访问、参观企业，去年我们去宝钢给每个学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宝钢炼钢车间这么宏伟，轧钢工序那么长，又长又壮观的钢条被那些机器送来送去，又是加热又是冷处理，让这些都是第一次到中国的我的学生们觉得：哇！中国制造业这么宏伟、这么厉害！客观想一想，几乎每个炼钢厂都会这么宏伟，因为它们必然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宝钢给他们留下甚至是最深刻的影响。过去七年，我每年带着不同的耶鲁MBA学生到中国来，这些学生每次都是对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业工厂和高楼大厦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正因为考虑到这点，同时考虑到制造业工厂最能代表中国的经济结构，所以，两种因素吻合之下，我每年都会选一些制造业工厂去参观。既然我的学生有这种偏好、按照这种方式去审视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就，所有领导也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偏重、鼓励有形的大工程，喜欢那些形象工程，轻视那些对社会更重要但属于无形的项目。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那么多年里，每当领导人为了培养出几所世界一流大学而宣布加倍对北大、清华、人大等大学的投入时，我看到新闻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些大学的校园又要大兴土木、环境又要被糟蹋了，因为他们肯定又要多盖新楼，之所以是这样，是由于我知道，如果我是校长或者书记，如果我把10个亿的钱，真正用来改善教育、改善研究，那我就太笨了。你想一想，什么叫更好的教育？什么叫更好的研究？这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如果我真的往这些方面投入，十年或者永远都看不出成效，那样，我作为校长的功劳和业绩就永远无法表现出来，看不见。相反，如果我把这些钱花在新大楼上，我的校友、我的领导以及各种来访者很快都能看到，他们来的时候，每个人会说：“哇！你这个校长做得真好！前两年还没有这些大楼，现在到处都是摩登大厦了！”

所以，由于业绩评估的困难、信息不对称和知识不对称的原因，政府官员在做花钱与投资决定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工厂和大基础设施。于是，在国有经济下，不管是当年的苏联和其他计划经济国家，还有当今的中国，都有偏重工业、偏重基础设施的倾向。

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这两种不同的安排，所带来的对经济产品的总体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会很不一样。正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倾向于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所以，国有主导的经济对资源、对工业品的需求最高，会远远高于对消费品、对民生服务业的需求。因为为了建这么多高楼大厦、基础设施和工厂，对方方面面资源的需求会更高，然后对环境的污染也会更严重。这是一种偏向资源、能源的需求结构。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想像，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民间老百姓掌握，由他们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看淡工业品。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我们自己去花钱，特别是由女士们去花钱时，首先想到的是家里要买多少家具、多少衣服、多少日用品、多少养老产品、多少医疗品等；然后到哪里去旅游，到哪里吃饭等等，这很容易理解，由家庭来花钱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民生，想到自己的生活，而不会是那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跟民生有关的行业大致有两大类，一种是消费品，就是我们以前讲到的轻工业；第二种服务品，也就是说第三产业。

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两种不同的产品需求结构，由此引申的发展机会和产业结构当然会不同。这就是为什么私有制经济往往能带来对第三产业和对轻工业的发展，而现在的和过去的国有制经济都经历了轻工业、第三产业严重落后的局面。需求结构在私有制和国有制安排中出现的这种差别，最后演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所以在国有制下的国有经济结构必然把重心放在工业上，放在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重化工业上。而私有制经济必然会更偏重于轻工业、消费品和第三产业。任何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是它的需求结构所致。需求结构是什么样，会决定整个经济的供给结构。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想，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就只能靠重化工业、靠投资然后靠出口市场来发展。否则，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只能是一种愿望。

偏重国有经济的结果使就业难以增长

在就业的问题上，只要社会资本主要由政府掌握并且由政府把钱主要花在国有企业上，花在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上，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不会多。比如，从1990年到2006年，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历来是对民营企业固定投资的3至4倍。例如，2006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为8万亿元，而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2万亿元，是4：1的比例。

那么，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这种投资结构，所产生的就业后果怎样？从1990年到2006年，民营企业每年在创造就业，而国有企业每年在丢失就业机会。1998年，那年国有企业在改制，总共损失两千多万个就业机会，而民营企业在那年创造了五百万个就业；1999年，国企丧失了5百万个就业机会，到2006年还是减少了50万个就业。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1999年新增150万个就业机会，2005年新增 520万个就业；2006年也增加了450万个就业。

换句话说，从最大化创造就业的目标看，过去这些年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的投资分配，是非常低效，是最不利于就业机会最大化的。那样做，或许让GDP按照“打肿脸充胖子”的方式虚增，但对民间就业是很糟糕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很少，必须要“保8%”或更高增速才能勉强解决每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要。

之所以偏重国企、偏重基础设施的投资结构对就业机会最大化非常不利，最明显的例子是像奥运场馆，大概总投资是4千亿人民币，奥运会之后，这4千亿投资创造了多少个就业机会？也许有2000个？如果是这样，差不多是花了两个亿才创造一个就业机会。

如果把资源投入服务业的民营企业，创造的就业会很不一样。比如，重庆富侨足疗公司，创业才几年的一家公司，在很多城市都有富侨足疗分店，共有4百家分店。这家公司总共雇佣4万多人。它的投资是多少？每开一个分店，大概花几百万，每两万块钱的投资就能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这个服务业新就业机会跟投资比值是1：2万，而奥运场馆是1：2个亿的投资。因此，大家能看到，服务业创造就业的效率跟基础设施、大工业项目就是不一样。

为改变经济模式，民有化改革是必需

综上所述，为了长久持续的增长，必须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具体讲，就必须从事下面两方面改革。第一当然是民主宪政方面的改革，这是最直接约束征税权、约束政府管制权的无限扩张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

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到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一个是全国性的国民权益基金，即把剩下的138家央企产权以及中央部委所属的国企股权，都注入其中，然后，把这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这样才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有到位、虚的全民“所有者”给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然后，就像现在的公众股权基金一样可以交易。另外，在31个省市分别成立各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把各省国企资产都注入其中，每个省的国民权益基金基本上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这样一个原则，比如按6：4或是7：3这样的比例，将各省国民权益基金分到所有公民手里。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我知道，关于这一方案已经说了一年多，有很多不同反应。有人说，这些国民权益基金交易起来很难，有13亿人口。其实，我觉得，在操作层面上，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和基金行业已经走得很远了，到现在本来就有1.5亿左右的基金帐户。所以，既然这些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处理好1.5亿个基金帐户，处理13亿国民权益基金帐户，在规模、难度上应该是相差不多。

另外，很多人说，这是不是像俄罗斯、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在私有化？我要强调说“不是”，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和俄罗斯当初的私有化不一样，民有化是实现一直追求的“全民所有”理想。我并不是说把国有企业都拆分了，国有企业继续可以运作，而且也可以受到不同政府部门的管制，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产权收益、财产性收入都应该注入到这些国民权益基金，然后由13亿公民直接拥有这些基金的股权，这样把全民所有制下的所有者给具体落实，这没有违背原来的全民所有的概念，并且也能帮助实现十七大强调的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理想。

最后，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私有化改革路径的问题，以前有很多误解。对于所谓“休克疗法”改革的结果，我觉得太多学者仍然把结论停留在9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末期东欧国家的状况上，没有几个人今天再去东欧国家去看看，看今天的东欧跟90年代末期的东欧有什么差别。最近跟一位东欧学者谈到渐进式改革与休克疗法的问题，他说，在东欧，这些已经不是问题，因为在那里改革已经完全结束，而且多数东欧国家的生活水平已经离西欧国家很近。比如，捷克，前南斯拉夫分出来的这些国家，前苏联分出来的很多国家、波兰等等，这些国家的人，不管是决策层还是老百姓，都已经把改革画上了句号，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相比之下，接下来在中国的改革该怎么走，这还是一个问号，还是继续进行时。所以，说“东欧国家的改革是一种失败，中国渐进式改革是一种成功”，这句话在逻辑上还不成立，因为一个已经完成，而另一个还在进行，中国下一步怎么走？我希望提一下这点，大家可以自己去观察、收集数据做一些判断。

[2009年5月23日]

第五篇：转型 让城市更宜居 陈宪教授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

转型 让城市更宜居

——陈宪教授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

陈 宪

 2013-04-01 16:41:14

来源：解放日报 2013年3月2日

人物小传：陈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院执行院长。近年来，主要从事服务经济与贸易、宏观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主要社会兼职有：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等。出版有《跷跷板上看天下》、《人本精神：经济学人的告白》、《走进公共社会》、《谁来关注利益失衡》、《美国病，中国病》等。

转型的动力来自于创新

经济增长就像前行中的火车、汽车，过去30年，增长的动力来自劳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投入，现在要转换为效率或创新驱动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来自于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积累，来自于企业家精神。

转型现在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国家发展转型、城市发展转型、产业发展转型，等等。转型的动力来自于创新，上海这座城市的创新能力如何，值得深究。转型创新为了发展。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发展意味着什么？答案也许是唯一的，意味着老百姓的宜居。上海当然也不例外。

事实上，在中国，转型有两个基本视角：一是体制转型，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都有转型的问题；二是发展方式转型，以前叫增长方式转型。这两个转型要放在一个框架中来认识。不过，无论体制转型，还是发展方式转型，都首先是从经济活动的视角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先来讨论一下传统的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然后对这个意义上的转型进行定性的讨论，再用一些数据看上海正在发生的转型。

传统发展方式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力供给充裕，大量土地有待开发，进而又人为地扭曲劳动、土地、资源和环境等要素的价格，在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的引领下，推动了30多年的高增长。显然，现在难以为继了。廉价要素在过去30年的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当时很多企业发展是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的，但我们对此少有处罚举措。这意味着环境很廉价。环境破坏的过程，就是把私人成本转移为社会成本的过程。在这样的条件下，获得了高增长。但这种高增长现在还能继续下去吗？显然不能。再这样下去的话，代价会更大。所以要转型，转变发展方式。

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求转变增长的动力，也就是投入要素的转换。经济增长就像前行中的火车、汽车，主要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过去30年，增长的动力来自要素投入，我们大量投入劳动、土地和资本，这个过程是伴随着价格扭曲的。这些“大量投入”的东西现在遇到问题了，劳动、土地都不再是“无限供给”。现在要转换为效率或者创新驱动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来自于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积累，来自于企业家精神。

转变发展方式，还要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之初，企业生产出什么，商店里有什么东西卖，都有人要。显然，填补短缺，在一段时间里是发展的空间。那时候，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还不到20%，现在已超过了50%。城镇化每年提高一个多百分点，这是发展的空间。在这30年间，尤其是最近这十几年，我们先后提出了西部开发、中部崛起，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发展方向。我们还看到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些都是这30多年的发展空间。未来30年的空间，有很多和过去30年的空间一样，比如，要继续城镇化，年均大概还有一个百分点的提高空间。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本存量还要进一步提高。未来最重要的发展空间是产业升级，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这大致是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和空间的转换。

下面，我们来看上海。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方式发生转变，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投资增长慢于GDP增长。上海前几年就开始出现这种情形。当时有关部门的同志心里不踏实。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都是靠投资拉动增长，如果没有保持一个投资的高增长，你就不能设想经济会高增长。所以刚出现这种情形时，很多人觉得这可能会影响上海经济发展的后劲。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信号，说明发展方式开始转变了。去年上海经济增长7.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7%。各位想想，投资增长慢于经济增长3.8个百分点，这要如何来解释？ 2012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6%，GDP增长7.8%，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拉动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上海则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再来看投资和消费。几乎与投资增长慢于经济增长同步，从2006年开始，上海出现了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的趋向。现在，消费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0%，全国是50%多一点。也就是说，以消费需求为主导的格局，在上海率先形成了。这也是经济结构比较良性的一个标志。当然，关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好像把投资压下来，消费就上去了。在中国现阶段，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尤其是选对投资领域，保证投资规模，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消费的增长，要解决制约因素，比如缩小收入差距，真正做到“扩中”、“提低”，使有很强消费意愿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阶层有稳定的收入预期，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他们的支出预期。这样，消费的占比就自然上去了。

再来看上海的产业结构，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变化。国际经验表明，一国（或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占GDP（或地区生产总值）和总就业的比重，稳定地达到50%以上，意味着该国（或地区）开始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达到60%以上，则表明，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基本形成。在上个世纪末，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0%。如果说2009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59.4%，是因为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制造业大幅度下滑所致，那么，2012年达到60%则是实至名归。预计2012年上海服务业就业达到58%左右，上海服务业发展到达了一个新阶段。在未来10到20年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将达到70%以上，这10多个百分点的内容就是生产性服务业、新兴服务业的增长，尤其是其中的高端服务业的增长。这是上海产业升级的空间。与此同时，传统服务业也将在信息化的基础上提升发展质量。至此，上海产业结构和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就将得以实现。

最后来看看就业和收入的增长。从2008年以后，上海的就业增长明显好于全国，重要的原因就是服务业有了较快增长。一个良性的经济结构能够有效地吸纳就业，尤其是上海服务业吸纳就业还有很大的空间。2011年，在上海的全部就业中，服务业就业是56.3%，制造业就业是40.3%，还有3.4%在农业就业。未来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还在上升，就业也将相适应地增加。自2010年以来，上海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三年两位数增长，分别为 10.4%、13.8%和10.9%，显著高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过去我们的常态是经济增速高于收入增速，未来的常态应该是收入增速略高于经济增速，至少是大致相当。

上述表明，经济增长不再是以高投资拉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加大，产业结构基本以服务经济为主，收入增长开始快于经济增长，这些都是积极的变化。当然，这还仅仅是从经济的角度观察转型，并不完整。

上海如何增强创新能力

在今天的中国经济中，企业家的稀缺和短缺程度都是很高的，我们大量的企业是 “没有企业家的企业”。这对像上海这样的超大型经济中心城市来说，就构成了转型发展的瓶颈。

现在我们要回答上海转型的瓶颈到底在哪里。你可以说上海是一座时尚的城市，但是，如果你说上海是一座创新的城市，是中国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恐怕很多人不会同意。我们很难拿出数据和事实来支持这个判断。转型，恰恰需要创新。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创新能力来自哪里？无非是两个方面：它要有更多的创新主体，同时要有好的创新环境。这里，环境可能比主体更重要。有好的环境，就会有好的主体。创新环境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先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考察。历史的角度就会讲到上海的白领文化。人们常说，上海出白领和金领，但缺少首领。上海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从某种角度理解，这个“冒险家”也包括了“企业家”。企业家比别人更能承担风险。上海历史上也曾经是出首领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要检讨当下的创业创新环境。

创新经常是和创业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中，对于创业创新而言，上海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成本上升太快。尤其是在新兴产业中，很多原始创新是和创业、再创业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很多到上海创业的人，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成本太高，很难承受。对这个问题，也有另外一种解释：高成本在这里就是“筛子”，特别有本事、特别自信的人才能到这里来。但这也有问题，创业才能、企业家才能是天赋能力，一开始都是试错。就像我们说改革是试错，创业、创新也是试错。如果成本很高，就把很多人的试错挡在外面了。

还有政府和市场的角度。大家常说，上海这个地方的政府有比较多的作为。在创业创新领域，政府确实做了很多事情，搞创业园区、搞产学研合作等等。但是，政府做了这么多事情，性价比很高吗？可能不太高。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投入来自民间的主体，产出会大得多。所以，我们还是要把问题归结到一个根本的地方：创业创新的主体是谁？答案是唯一的，是创业者和企业家，政府只能营造创业创新的环境。

创新环境是整个发展环境的一部分。这些年来，应该说上海的发展环境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是一个领先全国的态势。比如说，上海的大交通格局，即以上海为中心，与周边的衔接是非常好的。上海目前已经有两个大机场，再加上港口、隧桥和高速公路，大交通的格局已经形成。智慧城市的建设也有较快的推进。软件方面，上海在依法治市、行政审批、金融体系、文化建设和城市管理等方面也做了很多事情。加上上海先天就有地域优势和先发优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培育后天的优势，形成与其他国际大都市的异质性，来构筑自身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氛围，是上海需要进一步努力的。

一个好的创新环境对培育和吸引创新主体有重要意义。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主体，就是指创业者和企业家。熊彼特当时讲创新，就是指企业家怎样来改变要素组合，对它进行革命性的破坏。他当时讲的创新，并不是我们今天泛化的创新，主要就是指企业家的行为。中共十八大报告有这样一个提法，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金融危机后尤甚。在我国现阶段，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怎么破解？我们认为，可以从政府和企业家的关系入手。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中政府干预很强，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能够在资源配置上起重要作用的企业家阶层。这里有历史的原因。现实的问题是，体制转型还没有到位，进而创业创新环境还不到位。所以，在今天的中国经济中，企业家的稀缺和短缺程度都是很高的，我们大量的企业是“没有企业家的企业”。这对像上海这样的超大型经济中心城市来说，就构成了转型发展的瓶颈。

大家熟知的管理大师德鲁克，数十年从事企业咨询，基于对各种企业和经济环境的观察与理解，他提出了“企业家经济”的概念。他认为，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管理型经济彻底转向了企业家经济。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形态，就是企业家经济。这就把财富创造、创新驱动的主体讲清楚了。然而，讲清楚是一回事，能否出更多的企业家又是另一回事。从创业者到企业家，要经过自身才能、市场需求和自我约束的多重试错，这是一个极其小众的群体。而且，企业家不仅是财富创造、创新驱动的主体，还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因此，对这个群体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良好的政府与企业家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企业家经济的形成，并有效化解当前中国经济中的若干困局。上海下一步的改革如何在促进企业家经济的形成上做文章，值得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宜居

现在有一种认知误区，将城市化产生的问题和城市化过程混为一谈。面对城市化产生的问题，有人开始向往乡村生活，甚至将它等同于低碳环保。事实上，乡村的低碳环保只是一种心理感受。

我们从改革开放伊始，就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直到今天还在问，我们为什么要创造GDP？创造GDP是为了让我们更幸福，而不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在雾霾里。上海为什么要转型？是为了让老百姓更宜居。这里，宜居是 “五位一体”意义上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生态环境都是宜居的。也就是说，上海要成为具有综合优势的宜居城市。

在讲城市的宜居时，要对城市（镇）化有一个正确认识。现在有一种认知误区，将城市化产生的问题和城市化过程混为一谈。面对城市化产生的问题，有人开始向往乡村生活，甚至将它等同于低碳环保。这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有钱人的忸怩作态。事实上，乡村的低碳环保只是一种心理感受。数据表明，乡村和郊区的人均耗能与碳排放都远在城市人均水平之上，其对生态的破坏更是超乎想象。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是农村，中国也是如此。而且，人类为什么选择城市？一方面，选择城市是缘于对改变乡村贫穷生活的期待；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也为农民或城市贫民走出贫困提供了远大于乡村的可能性。经验证据表明，城市人对生活的满意度远高于农村人。

当然，城市的宜居也是一个两难选择。城市的优势主要在于其集聚功能——通过共享城市基础设施，获得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通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大量集中，获得显著的聚集经济效应；通过产业聚集和人口集中居住，获得显著的市场需求效应。因为集聚带来的这些效应，使城市得以在更大范围和更多领域实现社会分工和资源共享，进而为宜居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的世界上，集中式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是一种重要的城市化模式。当然，它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城市化模式。因为，集聚的可怕之处在于升级为超限，以至于出现今天司空见惯的“大城市病”。难就难在，这个“限”在哪里，又如何把握？

2012年，经济学人智库组织（EIU）做了宜居性城市的调查。他们选择全球140个城市，对宜居性和可生活性的基本参数和指标进行调查和评估。评估的指标主要是：生活稳定性、健康医疗、文化、教育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这次调查把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列为全球最具宜居性的城市，比较靠后的则是孟买等城市。中国有8个城市在这140个城市之列：北京72位、苏州73位、天津74位、上海78位、深圳82位、广州83位、大连85位、青岛98位。这8个城市都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它们的排位都中偏后。

这次调查表明，那些宜居性表现比较好的城市，基本上都是规模控制在中等的二、三线城市，人口比较少，人口密度比较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一些城市就比较宜居。由于人口密度控制得比较好，基础设施没有过重负载，没有出现“过度城市化”的现象，犯罪率比较低，汽车保有量也比较低。然而，根据中国人口多、城乡和区域差距都十分显著的国情，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必然要发展一批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因此，诸如上海这样的城市，制定了很多经济刺激政策，吸引海内外很多企业和个人加盟当地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中国现在的宜居城市建设和发达国家有何差异？就可宜居性和城市化进程而言，中国入选的宜居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稳定方面都比较好，但教育水平表现较差，还有就是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文化环境和环境保护方面指标也不如西方城市。例如，像伦敦、纽约和巴黎这些国际大都市，它们有更多的剧院、电影院、娱乐和体育运动场所，更容易吸引国际级活动和赛事落户。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城市还略逊一筹。

对照宜居性的要求和我们自身的转型，我认为，过去一个时期，我们讲生产活动意义上的发展方式转型比较多，今后更要看到生活质量提高意义上的发展方式转型，在社会富裕阶层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低收入和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质量也要有明显提高。当然，城市的宜居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但宜居作为目的，是切不可忘记的。

中共十八大报告和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重点提到了“新型城镇化道路”，其表述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和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条道路指出了我国今后30年城市化的任务和目标。可以预言，这将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注：演讲时间：2013年1月27日。根据录音整理，经作者审阅，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