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读书报告

第一篇：《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读书报告

学术事业在除魅时代之意义

——《以学术为业》读书报告

2014710031陈立

在韦伯的时代，以学术作为一种物质和精神意义上的事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以学术为业的意义在于何处？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有志于献身学术的青年人。韦伯在他著名的演讲稿《以学术为业》中对从事学术事业的情况与意义展开阐述。

一、物质意义上的学术事业

韦伯首先从问题的外部环境谈起，阐述了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的情况。韦伯对比了德美两国从事学术研究事业的年轻人的境况。在德国，一个以学术为业的年轻人需要从编外讲师做起。不但讲师身份难以获得，而且除了学生的听课费外并无薪水可拿。“德国学术职业完全是建立在金钱支配的前提上，因为一个并无钱财以抵御任何风险的年轻学者，在这种学术职业的条件下，处境是极其危险的。”在学术生涯的开始，年轻学者不但需要为维持生计而奔波，还要承担他将来不能获得可观的收入的风险。在美国，尽管初涉学术领域的年轻学者被授予助教的职务并领有一定的薪水，但是其仍然可能因不能招揽足够的学生听课而面临被解雇的风险。

同时，无论在德国还是美国，编外讲师和助教都无法按照自己的希望来开一定数量的课程。考虑到对前辈的尊敬，编外讲师而不能开很多课程，而助教的课表则由系里的行政官员所规划。

更严峻的是，韦伯发现在德国的学术系统中，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学术机构正在逐渐发展。正如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与生产资料分离的状态，在学术机构中，助理完全依靠国家配给给他使用的工具从事学术工作，而机构负责人则如同工厂经理，本应是知识分子的助教逐渐沦落到了无产阶级一般的地位，常有朝不保夕之虞。总而言之，无论在德国还是美国，一个以学术作为终身事业的年轻人都需要接受严峻的物质挑战。

更糟糕的是，即使一个年轻人能够接受学术事业如此恶劣的物质环境，坚持以学术为其终身志业，但其学术生涯是否顺遂人意，却是纯粹受着运气的左右的。一个讲师能否升任正教授甚或当上学术机构的领导，是完全看运气的。“我几乎无法想象还有哪个职业，运气在其中起着这样重要的作用”。在韦伯看来，机遇而不是才干之所以在讲师的晋升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不只与教授的集体选拔机制有关。因为往往最优秀的人不能当选是集体意志选择的一项客观规律。在集体意志的选择下，尽管错误的选拔可能发生，但正确的任命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数量。除了集体选拔的相对不合理外，韦伯认为如此多的学术前程操于命运之手的根源最主要还是在于学术事业的两重性。一个从事学术事业的年轻人，不但需要具备学者的资格，还必须是一名合格的教师。

韦伯时代的大学与当下如出一辙，荒唐地热衷于竞相招徕学生。一个讲师能够招徕的听课者的数量，比其难以测算的学者素质更容易成为上级对学者能力高低评定的定量标准。相反，如果一个学者被学生冠以“差劲的教师”之名，其学术生涯几乎也就被宣判了死刑。即使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前来听课的学生人数仍然决定了他是否是名合格的教师，并决定了他的学术生涯是否会被判处死刑。然而，讲师的讲课是否受欢迎，可以说主要不是由讲师的学识决定的，往往其性情、口才甚至嗓音较其学识更加能够影响到听课人数。因此韦伯认为，在以听课人数论英雄的学术机制下，有志参与学术事业的年轻人的学术生涯几乎是一场赌博，因为教学技巧乃是一种个人天赋，它与学者学术素养要想集于一体，是纯粹靠运气的。

借此韦伯严厉批判了当时德国大学的教育制度。德国大学的传统乃是精神贵族式的教育，如今却滥用民主之威名，以门生多寡论讲师优劣。何况，韦伯认为以恰当的方式将科学问题呈现出来并使一个学生能够理解问题并对问题进行独立的思考才是教育事业中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一个教师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并不能从他的门生数量上反映。

二、学术作为内在志向的困难 物质意义上的学术事业，即作为一种职业的学术已然如此多艰，那么学术作为一种内在志向，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韦伯认为，学术专业化已然达到了空前的阶段并成为了一种趋势，一个学者必须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取得一些成就。只有严格的专业化才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甚至是一生中仅有的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换言之，作为学者必须迫使自己相信其灵魂的命运取决于他眼前的草稿中所做的推断是否正确。因此，对学术事业的迷一样的热情和迷狂，“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有千年沉寂的期待”的坚信是从事学术事业的必要条件。

这种对对学术的热情加上艰苦的工作/计算，才有可能使学者获得灵感。但这只是获得灵感的必要条件。一个研究者即使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工作者，或许终其一生也会因为灵感的无法出现而始终得不出自己的创见，这是他必须承受的科学工作的风险。一个人是否具有科学灵感，是取决于无法了解的命运，或言天赋的有无的。

在此韦伯批判了为了获得灵感而寻找“个性”，从而追求“个人体验”，像跳梁小丑一样去“体验生活”的做法。韦伯直截了当地指出，在科学的领域只有那些全心服膺于他的学科的人才有可能获得这种个性。如果有人妄图把自己所从事的科学事业当做一项表演，试图以个人体验证明自己，总想说些在形式和内容上前无古人的话，那么他除了蒙羞之外，没有其他的结局。

除了产出科学成果的不确定性外，科学工作相较于艺术，还受到进步过程的约束。任何一个科学家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暂时性的，终会过时和被超越，这是科学的命运和真意。科学永无止境，追求被超越。科学的不断超越，不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也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那么，人们为什么要从事这样一项在现实中没有止境的事情呢？如果出于技术的目的，科学确实能将我们的实践活动导向科学实验所揭示的前景，但是这只是对实用者有意义。一位科学家如果是为自己的职业寻求一种态度，那么这又是一种怎样的个人态度呢？他“为科学而科学”地从事这些注定要过时的创造性工作又能取得何种意义上的意义呢？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清楚，科学与终极关怀无关。

三、科学与终极关怀无关

科学的进步是理智化进程的重要部分。这种由科学和技术而产生的智力的理性化在实际应用中，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生存条件的一般认识随之增加，而是意味着只要人们想知道，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他想知道的事情。也就是说从原则上一切神秘莫测和无法计算的力量都被可计算化了，也就是所谓的世界的除魅。

隶属于除魅，并作为除魅运动的动力的科学，是否具有超越单纯的实践和技术层面的意义呢？ 托尔斯泰指出，文明人的生活已经被嵌入进步和无限之中，这种生活是没有终结的，无论是谁也无法登上巅峰。在亚伯拉罕时代“年寿已高，享尽天年之感”的生命的有机循环被打破，现代人沦入知识、思想、问题层出不穷的文明之中，除了疲倦再也没有其他感觉了。对于精神生活无休止生产出的产品，我们只能捕捉到最细微的临时货色。因为文明生活无意义的进步性，死亡也就失去了意义。

科学的进步真的不存在自身的意义吗？以学术为业的献身者，在他的整体生命中，科学职业的意义与价值何在呢？

在柏拉图时代，科学认识的伟大工具“观念”被有意识地发现。人们认为只要把握住某物的正确观念，便能够把握它的真正本质，因而科学被认为通向真理之路。而如今人们却认为科学思维的过程恰恰是以人为方式构造出了一个抽象非现实的世界，这样的抽象是不能够把握真正的生活的，反而是企图用瘦骨嶙峋的手去捕捉生活的血气。在文艺复兴时期，“理性实验”作为科学工作的第二个伟大工具被发现。对于彼时的科学家而言，科学意味着真正的艺术——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同时那时的科学工作还以找出通向上帝之路作为使命。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却要求从科学的理智化中解脱出来，以便回到他个人的自然之中，科学和上帝扯上关系，在他们看来更多的是一种亵渎。同时，乐观主义者将科学，或言以科学为基础支配生活的技术欢呼为通向幸福之路的说法，也被尼采无情地批判了。

正如前述，科学的除魅力量使得世界越发赤裸地展示在人们的眼前，一切的神圣与迷魅的力量都逐渐被驱逐。对于年轻人，逃避科学似乎是一种恐惧与迷惘的本能反应。科学作为通往艺术、自然、上帝、幸福的途径被堵死了，人们逐渐发现，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者化学这一切的科学，并不能教会我们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同时，自然科学家的行为又时刻在表明着，他们要从根本使得“意义”这种东西窒息。换言之，一个人如果想要寻求与神同在的生命，就必须首先从科学的理智化中解脱出来，因为科学是一定会将有意义之神否定掉的。

过去的一切关于科学意义的幻觉都被驱逐一空后，科学还剩下什么呢？韦伯引用托尔斯泰的话，指出“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科学没有给我们答案。”

韦伯发现，科学并非没有预设。除了逻辑法则和方法的有效性这一根本前提之外，科学又进一步假设了“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成果，从值得知道的角度而言，应当是重要的”。但是这一点并不能被证实，因为是否值得知道，是涉及终极意义且因人而异的。

自然科学假设在科学建构内掌握宇宙的终极规律的知识是有价值的，但对于科学所描述的这个世界是否值得存在，它是否有某种意义，就完全无法证明。最典型的例子是医学。医学认为其有责任维持生命本身和减少痛苦，但是对于如患者恳求解脱的情况、患者是个不幸的精神病患者的情况，医学的假设恰恰阻止了医生中止救治的努力，并为患者及其家属带来了巨大痛苦。一切的自然科学给我们提供的回答，仅仅针对着这样的问题：“假定我们希望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我们该如何做？”至于我们是否应该用技术来控制生命等一系列问题，科学都无法涉足，而只能带有其偏见地作出一定程度的回答。不只是自然科学，对于艺术、法理学等一切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一切人类求知的系统，其都不能向任何人科学地表明其研究的意义。最终我们绝望地发现，对于我们始终关注的终极关怀的问题，科学完全无法解答。过去我们所以为的科学对终极关怀的解答，不过是种种错觉。科学是不涉及终极关怀的！

四、以学术为业，还剩下什么？

物质意义上，以学术为业充满艰辛；精神意义上，科学毫不涉及终极关怀。那么作为一个学者的内在志向的科学，还剩下什么呢？韦伯从两方面阐述这个问题。

一方面，韦伯从学者/教师所应遵守的职业伦理准则谈起。第一，学术应与政治划清关系，合格的教师应时刻警惕自己在讲台上有意或无心地将某一种态度强加给学生。他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而对于文化的价值问题，则不应予以回答，因为科学不涉及价值的终极关怀。教师如果在不会受到批评的、拥有绝对话语权的讲台上扮演先知和煽动家，实在是违背他的职业伦理。

第二，学术尊重价值多元，一名从事学术教育的人，所做的不应是为学生提供一个立场，而应该是为其提供事实，教会他的学生承认“令人不舒服”的事实。在韦伯看来，迫使学生习惯承认不悦的事实，是一个学术教育者所能达成的远超过知识成就的成就，是一种道德成就。

第三，教师不应是领袖。有些年轻人认为他们来到课堂上除了分析问题和事实陈述之外，还应该体验一些别的东西。他们对于教授的企求已经超出了教师的所有了。他们需要的不是教师而是领袖。韦伯告诫学生们，不但教师不是他们的领袖，也不应当成为他们的领袖。使人成为杰出学者或是教师的素质并不是生活实践领域所需要的素质，更不是成就领袖所需要的素质。并且，正如第一点所言，学术与政治无关，在听众可能看法不同，却被责令沉默的地方，教师假扮成领袖来炫耀自己的信仰，是应该被讥讽的。

之所以韦伯坚持避免把个人观点强加于个人，除了实际原因，还因为这样的鼓吹在原则上是没有意义的。世界上不同的价值体系有着相互冲突的立场。

在除魅的力量下，即从纯粹经验出发去理解世界，我们必然发现唯一的真理之神（单一的确定的终极价值，如基督教的上帝救赎）被推倒了，取而代之的是千千万万的不美却神圣的，因其不美且就其不美而神圣的众神（多元的相互独立的价值）的重生。过去在不同的宗教及礼俗、仪式中蕴含的神秘的、内心深处的、真实的却被曾经被具象化为各种神祗的精神/价值，如今在除魅的力量下，剥离了躯壳，显露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复生，对人们的生活施威。对诸神之间的争斗起主宰作用的不是科学，因为科学与一切价值话题无关。众神之战仅仅意味着不同的神活在在不同的制度下并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教授在课堂上的讨论止步于此即可。

认识到众神的复生对一个现代人来说是困难的，直视这个时代的命运确实需要莫大的勇气，这也合理地解释了热门对体验的汲汲追求和对科学的恐惧与排斥。

另一方面，韦伯终于谈到了听众最愿意关心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关于科学对现实和个人的生命意义的正面答案。韦伯的论事是十分清楚而简单的。第一，有一些技术知识，利用这些知识的计算，可以对生活——包括外在事物和人的行为——进行控制。第二，科学为人们提供思维方法及这种方法所必须的手段和训练。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科学可以帮助它的信徒获得头脑的清明。

基于科学的这一意义，教师应该做些什么呢？一个清明的教师能够让他的学生明白在实践方面一个人基于对价值问题的考虑可以采取怎样的立场，而根据科学的经验，若想贯彻如此的信念立场，又要采取怎样的手段，而当手段的正当性与目的发生冲突时，个人需要做出选择。教师所做的仅仅是揭示选择的必然性，仅此而已，而不能代替做出选择。换言之，科学带来的，是一个按照利多害少的权衡做出决定的原则。用形象的语言描述，教师所能办到的就是帮助一个人赞成一个立场，侍奉某一个神，同时必然地得罪其他所有的神。只要我们对事情有正确的了解，我们就可以迫使或者协助一个人对自己行为的终极意义作出说明。韦伯认为作为教师若取得这方面的成功，便是在服务道德的力量，因为他创造了义务的意义，清明的头脑和责任感。这何尝不是以学术为业的大意义呢？

韦伯进一步强调了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者先知送来的神圣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对于我们服侍哪一位神，科学无法解答，只有先知和圣徒能够回答。但是一个关键的事实是，这一代的迷惘者所期盼的先知根本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各种各样活跃在政治和学术舞台上的假冒先知。既然如此，我们如何对待神学的存在呢？韦伯认为神学及其教义事实上也并非普遍适用。一切神学都是对神圣之物做出理智上的合理化。神学如同科学，为自身添加作为存在意义的预设，预设世界必然存在某种意义。而神学往往还进一步假设神启的事实存在，假设某些行为和状态具有神圣的性质，但这就会导致这些假设很可能无法在一种宇宙观内得到解释，因此神学又发展出了理智牺牲的概念。这是科学与神学的根本的、紧张的、不可克服的区别。科学是绝对理智的。因此如果一切学术事业的从事者，现代的知识分子，也搞理智牺牲的这一套，那么是绝对不可原谅的。

五、总结 如此说来，除魅时代下以学术为业的意义难免略微让人失望。以学术为业在物质上已然艰难异常，而精神上由于除魅和理性化的力量，我们再也无法相信科学与某种更高的精神关怀存在联系了。“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而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消失，或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走入人与人的私交的友爱之中。”

对于大多数读者，这样的事实确实略显得失望而难以接受，同时，演讲稿中似乎也透露出了韦伯的一丝迷茫与痛苦。在除魅的时代，科学被剥去了华美的外衣，理性被严重地质疑，非理性的颓糜之风洋溢着欧洲，我们所能够给出的、确定的、正面的科学于学者之意义，除了韦伯所罗列的一、二、三外，几乎再找不到更多了。其实，韦伯大概已清楚了答案，尽管答案是赤裸而残忍的，但同时又是简洁凝练，富有深意的：

“单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无所获，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应当去工作，去正确地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如果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守护神，并对之服从，那么这个道理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既然唯一之神已不复存在，寻找新的属于自己的守护神成为每个人必然面对的命运，那么勇敢直面这一时代命运，通过努力为事追求心中的信仰，便是最浅显也是最深刻的救赎之道了。

第二篇：学术与政治读书报告

你越功利，世界对你越神秘

——读《学术与政治》有感

读完马克思·韦伯的《学术与政治》让我对韦伯的生平以及其思想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在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众多领域都颇有建树的伟大学者，也被他思想的深度与广度所深深折服

我认为在如今这个人人都汲汲追求名利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及权利感的时代，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这两篇演讲无疑就是当头一棒，向那些热衷于追名逐利者泼了一盆刺骨的冷水，韦伯的这两个演讲，都是旨在辅导学生认识“精神工作作为一种志业”的一系列演讲的一部分。当时的主办者挑选了这位“未来有可能担任教职”的有名学者和评论家，因为当时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狭义的职业问题，也包括在这个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时期，精神工作的意义。不过，似乎是故意的，韦伯让他们的期待落空。举个例子来说，他关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一开始便说明，大家不要期待他会对时下的问题有所评论。尤有甚者，两个演讲的形式与内容似乎都显示讲者意在贬低时下问题的重要性。韦伯没有做戏剧化的表演，而是谨慎的陈述出长篇的分析。他没有对时下问题做诊断，而是跳过这些问题，在思想史及社会史的领域中，进行牵涉多方的探讨，他不鼓励政治上的积极行为，而是在自己的身边，布下一片消极不可为的气氛。

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说道：学术乃是一条疯狂的冒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若想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不仅需要天赋，灵感，热情，还需要机运。韦伯说：“当年轻的学者要我对他们进大学教书做些建议是，我几乎没有办法负起鼓励之责。如果他是犹太人，我们自然可以说：放弃一切希望。但是对其他的人，无论基于感情或良心，我们都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你能够年复一年的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不怨怼亦无创痛吗？自然，我们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我们活着只是为了我们的“志业””然而，我发现只有少数人能够忍受这种情形，而不觉得这对他们的内在生命是一种伤害。”在这里韦伯提到一种在大学校园中“凡才当道”的现象。让我们害怕的但是有不可否认的就是无论大学的构成方式如何变化，唯一不曾消失，并且有可能变本加厉的就是机遇在大学学术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也就意味着，一个有名无实的讲师，乃至于一名辅导员，是否有朝一日能够升为正教授，甚至当上学术机构的主持人，纯粹靠运气。这一点非人为的因素无疑给了那些试图以学术作为志业的年轻人神秘感，当然，我认为虽然机运确实在学术研究之路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绝对不是唯一的绝对因素。在我看来，要想走学术研究的道路，热情一定是坚决条件，这种热情乃是超越一切功利与名誉的让圈外人嗤之以鼻的陶醉感，若是没有这种热情，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那么你将永远没有学术工作的召唤，那么你就最好放弃学术研究，去做别的事，因为凡事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事。在学问的领域中，只有那些怀着一腔热血肯为学术献身的人，才有可能，当然只是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韦伯早就指出官僚化体制化的学术系统可能带来的伤害，也指出了此路的风险和困难

当然，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韦伯认为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和职业政治家绝不会比以学术为业更轻松，如果说学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那么作为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在如今这样一个理智化，理性化和脱魅，已没有任何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的时代，只能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这意味着一个人必须时时刻刻克服自己身上的虚荣心，其实虚荣心在学术界和知识界甚至是一种职业病，但是就一个学者而言，无论虚荣心表现的是多么让人讨厌，多么的强烈，但是这都不干扰他的学术工作，但是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选择以政治作为一生的志业的人一旦被虚荣心所左右，就会疯狂的追求权利所带来的快感，并且像一个暴发户似的炫耀自己的权利，虚荣的陶醉在权利感中，变得“飘飘然而不知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韦伯说“崇拜纯粹的权力本身乃是扭曲政治动力的最严重的方式”我们想想在当代中国，有多少立志从政的年轻人不是带着一颗功利的心去追求权利所带来的快感？如若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参与政治生活，那么我们最后成为的不是职业政治家而是权力政治家。总而言之，从事政治的人，追求的是权利，这权利或者是手段，为了其他目的服务，不论这些目的是高贵的或者是自私的；或则，这权利是“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目的是享受权利带来的声望感。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这篇演讲的最后写道

“政治是一件并施热情与判断力，去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他不但应是领袖，还得是十分平常的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强迫自己的心肠坚硬，是自己能泰然面对一切希望的破灭，他们现在必须做——不然的话，连在今天有可能的事，他都没有机会去完成。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从本身观点来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世界，而仍然屹立不溃，谁能面对这个局面而淡然的说：“即使如此，但是没关系”,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否则的话，他其实应该首先去培育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一种单纯，直接的博爱。至于其他，他们应该踏实的去进行他们的日常活动。”

不得不说韦伯怀疑主义的论调确实让人沮丧，但是又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确实有恶的存在的事实。神议论中有一个古老的难题所要问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据说无所不能而有慈爱的力量，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创造出了一个这样子的无理性的世界，充满着无辜的苦难，没有报应的不公。无法补救的愚蠢？所以说全能与仁慈两者中必定缺一；要不然就是我们的生命中必定还存在完全另外的一套补偿和报应的原则，甚至一套始终不容许我们解释近身的原则。这原则究竟是什么，我们无法解释，当我们意识到前路坎坷时，我们还能够一口咬定当初的自己真的不是因为满足那颗功利心而走上学术与政治的道路吗？当我们知道这恶的存在的事实时，我们扪心自问，自己究竟还可以继续坚持自己所谓的志业吗？当我们看清这个世界后我们还可以坦然的拥抱这个世界吗？我想激发读者与听众去思考这些问题应该就是韦伯”泼冷水“的目的之一。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世界是残缺而且神秘的，那么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正如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这篇演讲的最后说的那样“只凭等待与企盼，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们应该坦然走向另一条路；我们要去做我们的工作，承担应付“眼下的要求”不论在人间事务方面还是在成全神之召命的志业方面。只要每一个人都找到了那掌握了他的生命之弦的魔神，并且对他服从，这个教训，其实是平实而单纯的。”

人类的行动是发乎意志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完全局限在物质条件的控制下，人并不单纯的只因物质的刺激而行动，所以，你若是越功利，那么世界就对你越神秘；你若是越平实，世界就对你越温柔。所以无论我们将来是从事学术工作还是从事政治事业，或是从事任何一种严肃的事业，我认为韦伯所提出的这些个人品质都是至关重要的——激情，责任感，恰如其分的判断力，清醒，眼光等，一直很喜欢一句话“那些把世界变成地狱的人，恰好就是那些一直以来都真诚并且勤恳的想要将其变成天堂的人”如果我们内心真正的信念是为了得到权利感或虚荣心而改变世界，而不是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俯瞰世界，那么我想我们最后得到的大概就只会是世界打在我们脸上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王娇林

2017年12月24号

第三篇：《学术与政治》读书报告

《学术与政治》读书报告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闫心语

以学术为业

在今天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作为社会中的个体的人在不断丰富的知识、思想和问题冲击中，变得忙碌，变得焦躁不安，人类再也不会达到古代社会的人所掌握知识的程度和对自身生存条件的了解，人们越是力图了解得更多的同时，也发现了更大的未知的领域，太多的未知总是令人恐慌。中国有句古话，“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在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地正确，比起这句我更欣赏的是在《庄子﹒养生主》中的一句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从人类的整个历史长河来说，人类是有着掌握这些知识的能力的，但就具体的某一个时代来说，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在自然科学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后，人们的理性不断地膨胀，就像哈耶克笔下的自负，认为没有理性所不能及的，总是力图追逐掌握知识的宽度，而不是知识的深度，不过在现代社会这也实属正常，时间都放在了解新的知识，新的领域，还有多少人满怀热情，十年如一日地思考着一个为之着迷的问题？这是我看完“以学术为业”之后，对现在生活的一个思考。韦伯的这本书恰恰可以给处于狂热的迷恋于理性的人们一记警示，至少对于我是这样，是时候停下来歇歇了。上了大学之后，一直很疑惑为什么老师给我们推荐的书都是以前的人，姑且说成古人写的，并且也不太支持我们去看现代人所写的书，现在我明白了，其实并不是现代人的智力不及前人，而是现代做学问的人太“忙”了。韦伯在演讲中提到，“最佳想法的光临，如伊赫林所描述的，是发生在沙发上燃一支雪茄之时，或像赫尔姆霍兹以科学的精确性谈论自己的情况那样，是出现在一条缓缓上行的街道的漫步之期而至的”，想法不会出现在匆忙之间。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

以前，毫不夸张地可以说是看《学术与政治》之前，我都认为科学与宗教总是如水与火般，是相互对立的。但在看过《学术与政治》后，却对其产生了很多的疑惑：科学就是理性，宗教就是非理性，由于两者性质的不同，就把两者放在对峙的位置，这种习惯使然的结果，我们应不应该去追问其原由，去思考有何不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科学，科学之于我们到底是什么？

在此之前看过丹·布朗写的《天使与魔鬼》，看完之后，科学在我心里的神圣印象开始了瓦解。科学创造了很多的奇迹，但它也可以带来无法估计的灾难，“自鸿蒙之处，教会就与上帝的敌人进行着斗争。但我们都无一例外地挺了过来。但是，过去的魔鬼，只是指责与憎恶„„这些是我们能对付得了的敌人。可是，撒旦是狡猾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抛弃了凶暴的面具，重新换了衣服面孔„„一副理性的面容。你倒是说呀，科勒先生！教会如何才能宣布那些培养了我们的逻辑思维的事物的罪过！我们如何才能反对那已成为我们社会根基的事物！每次教会提高嗓门做出提醒，你们就反过来大叫，说我们无知、偏执、专制！你们把科技创造的奇迹神圣化。让我们明白科学的到来是要把我们从疾病、饥饿与痛苦中解救出来！看看科学——看看这位不断床在出奇迹、无所不能且乐善好施的新上帝吧！它无视武器制造与混乱局势！不管人们严重的孤独感和没完没了的危机。这就是科学。1”这段话很是让我震惊，这让我想起了曾经在笔记本上写过这样一段话：“祛魅时代下的中国人的信仰该何处安放？„„科学在否定并试图摧毁人类长期以来所依赖的精神世界的时候，它本身是否考虑过重新建立一个人类的心灵的栖息场所。”，“在西方文化中已持续数千年的除魅过程，科学既隶属于其中，又是其动力的进步„„文明人的生活已被嵌入进步的无限之中”，在现在的社会，所有以前的固定的意义和价值已面目全非，人们只能在不断的知识的刷新中追求这种意义和价值，但这个过程又是没有终结的，因此人们的这种追求也就变得没有意义。

近些年来，在国内出现了许多的邪教组织，如最近出现的“全能神”，又名“东方闪电”，相关部门理所当然的打击了这些邪教组织，但每当此类的邪教出现的时候，仅仅这样做就行了吗？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公众、媒体，仅仅停留在打击或者报道案件本身，而对频繁出现邪教组织的原因却置若罔闻，我认为这是极其不正确的。就上边“全能神”例子而言，为什么在国家如此大的力度不断宣传邪教组织的特征以及危害的现实下，还是会有那么多的人去信仰？我想，信仰的危机是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在看“以学术为业”第三小节和第四小节的时候，突然就蹦发出了这个问题。

现在让我们仍然回到前边那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科学，科学之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韦伯的回答是：“科学是不涉及终极关怀的。”他在书中举一个医学科学的例子，“医学事业的一般预设是这样一个说明：医学科学有责任维持生命本身，有责任尽可能减少痛苦„„这条生命是否还有价值，什么时候便失去价值，这不是医生所要问的问题。所有的自然科学给我提供的回答，只针对这样的问题：假定我们希望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我们该如何做？至于我们是否应当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或是否应当有这样的愿望，这样做是否 1 选自《天使与魔鬼》 丹·布朗 第十八章 有终极意义，都不是科学所要涉足的问题，或它只有些处于自身目的的偏见。”科学所告诉的只是怎样做，告诉的是方法，至于我们是否应当这样做，科学给不出这样的答案，它也不能这样做。科学的意义是在实践和技术层面的意义。科学是人类不断追求终极关怀的道路上的工具，而它本身并不是终极关怀，“科学是通向自然之路”。所以我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给科学与宗教贴的互相对立的标签是不合适的，宗教是涉及人的终极关怀的，而科学则不是。韦伯在这一部分引用了斯瓦姆默丹一句话：“我借解剖跳蚤，向你证明神的存在”，在我的知识范围内，我不敢想哪位科学家会这样说一句：“我通过计算光速，向你证明上帝的存在”，对于大众来说科学可能是和上帝同样的存在，而对于科学家来说我就不能以我的角度去贸然揣测科学家们本人对其事业的定位。我认为现今用科学去否定宗教是不对的，因为二者是不同的，它们所指向的是不同的。并且在教育中，科学也不能先入为主，它只要做好对自己学科的诚实就好。学术就是学术，需要与价值判断拉开距离。教师不应是领袖

这是使我最受触动的一点，因为我是一名师范生。

读完这一部分，我把这段文字的很多语句都摘抄在了我的日记本上，因为我感觉这是现在很多教师所缺少的，也是每位教师应该努力靠拢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未来我站在讲台上我能始终秉持这一点。

“教授感到他有做年轻人顾问的职责，并享有他们的信任，他可以由此证明自己同年轻人私交不错。如果他感到，他的职责是介入世界观和政治意见的斗争，他大可以到外面去，到生活的市场上去这样做，在报章上，集会上，或无论他喜欢的什么地方。但是，在听众可能有不同看法，却被责令保持沉默的地方，让他来炫耀自己信仰的勇气，这未免太容易些了。”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是小学和中学的教师必须秉持的。人在小的时候最容易接受一种价值观，因此，这时教师就更加应该做到这一点。美国中学的生物课本上在引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时，就在引文的后边注了这样一句话：仅供参考。这样的话，就给了学生继续充分了解知识的机会，而不是塞给他们现成的一个观点。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可以避免千人一面的社会出现，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是发展得很快，但文学、思想等却没有什么新的贡献，由国家统一施行的义务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一个个相似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中，文化最灿烂的时候，大都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分裂的时候，只有在这种时候，大家才能各持己见，不会担心被同化掉。

以政治为业

在这篇演讲中，韦伯首先为我们明晰了几个概念——政治：从广义上来说，指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从狭义上说，以政治团体，也就是今天的国家为例，政治就是指争取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国家：以政治为目标组织起来的团体，它所特有的手段是暴力的使用，并且享有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接着，说明了支配权的三种类型：传统型、魅力型和法制型。韦伯认为在这三种类型中，只有魅力型是以“天职”为追求的，人们对他所表现出的效忠，也是因为他的个人素质。

“对支配的经营要有持续的行政管理，这要求人的行为服从那些声称拥有正当权力的主人。另一方面，支配的经营需要通过这种服从，控制一些在既定情况下行使暴力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源。因此，支配的经营需要控制一批幕僚和物质的行政工具。”在这儿，我想说一下，韦伯在这段话中，所提到的幕僚和行政工具。以政治为业的方式

以政治为业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这项事业使得生命更加具有意义；靠政治生存的人，仅仅是把他当作是收入的来源。显然，对于前者而言，要想从内心出发，把政治作为事业，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前提条件的，这就导致了“财阀统治”的出现；而后者把政治当作收入的来源，导致了政党政治的出现，它把国家作为一个面包篮子，通过控制从而获得对官职的分配权。官吏和职业政治家

在这里，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在中国，很多人都认为做官了，就是从事政治了，但韦伯告诉我们官吏只是官吏，他并不是立场鲜明的政治家。

“政治发展成为一种经营，要求在由近代政党发展出来的斗争方式方面，做到训练有素。政治的这一发展，决定了公共官员分为两类„„一方是行政官吏，一方是政治官吏。”官吏是政治经营的工具。真正的官吏，无论是行政官吏，还是政治官吏，从职责（从事无党派立场的行政管理）方面来看，是不能投身于政治的，韦伯认为这一点是维系统治秩序的内在要求，“他应当（无示好恶）地领导他的部门。因此，他应明确地不去做政治家——即领袖及其追随者——总要做和必须做的事，即从事战斗。”我认为，这一点是很值得现代人思考的。如果每个官吏都渴望着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渗入自己的想法，那么这将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先不论“政治领袖”所下达的这个任务的对与错，如果一个国家中这种官吏数量很多的话，那么其统治秩序便会岌岌可危。这让我想起了刚刚淡出人们视线的“***事件”。***在仕途呼风唤雨的过程中，始终不忘打造、包装个人的形象，对于一些时事他也总是采取鲜明的立场，如他曾在记者的采访中这样说过：“现在有些人，一讲党的优良传统，一讲社会主义，就说‘左’了。”、“不要在乎那些闲言碎语，该干的事就要干，该坚持的就要坚持”、“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不仅不过时，而且正当时，重庆正处在发展建设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他这样立场鲜明、充满激情的话语，使得他作为官员的职责，转换成了人格的魅力，在很多时候，重庆人对他的崇拜是基于他的人格魅力，而不是他作为官员应有的专业素质。用韦伯的话说，的这些所作所为已然超出了一个官吏的职责范围。当一个政治家对一件事情采取立场的时候，他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承担个人责任，他无法、也不可以转嫁这一责任。而一名官员，如果渴望着政治家那样的个人魅力，那么就如韦伯所言，只会是个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因为对官员的内在约束只有他本身的道德素质。新闻媒体以及新闻工作者

新闻工作者，在韦伯看来是典型的“靠”政治吃饭的人，这里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这儿所说的新闻媒体以及新闻工作者指的是政党政治所直接牵涉的那一部分。新闻媒体以及新闻工作者，对于政治家来说，尤其是现在，是政治家们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职业政治活动的一条重要途径。

新闻工作的道路，是充满着艰辛的。“一个成功的新闻记者，他所面对的特殊困难，是他内心向他发出的要求。”和政治相关的媒体，他们更多的时候扮演的是一个传声筒的角色，或者他必须迅速而令人信服地就这事或那事发表“意见”，在这儿，我认为他们所发表的“意见”更多的时候不是出自他们本人自己的意愿，如此一来的话，新闻工作者是经常要忍受内心挣扎的痛苦的，要么顺从自己的意愿而失去工作，要么发表“令人”满意的意见，就像前一句所提到的“所面对的特殊的困难”。

在我国，据我所知，没有一家私营的出版社，它们都是“靠”政治吃饭，这样一来它们就很难做到不受政党的影响，甚至成为政党的喉舌。因此，在未来我希望新闻机构可以出现由私人承办的。在这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只有允许各种价值判断的存在，使人们去了解、能够接受不同的观点、思想，从而保持头脑的清明的是很重要的。相反，如果屏蔽掉其他价值判断，仅仅塞给人们某一种价值是不妥当的，是逃避这种价值多样化现实的怯弱的表现。在现代多样化的时代，有些事情尽管不美但却神圣，而且正是因为它不美且只就它不美而言，才变得神圣，面对这些现象，我们不能就已被我们所接受的价值或者社会上普遍流行的价值去否定，这也就是韦伯的“价值无涉”，同时我认为，也是价值的宽容。

第四篇：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习惯演讲稿（共）

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习惯演讲稿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我是来自高二文九班的孙梦琪。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习惯。

《大学》的开卷语中提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善。这就用来说明读书能够使人明辨是非，能够让人活得更明白。读书能够改善世风，改变一个时代。

从沉重的竹简到轻薄的纸张，从木质篆刻到快捷的印刷，书籍，踩着历史厚重的肩膀，飞越几千年的世界文明。他见证了万千文人心头的慨叹，他聆听了平凡大众风格迥异的人生故事，它包罗了自然万物你从不知晓的生命历程。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让智慧的神灵为你指引通达的开明之境。

读书，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自信与底气。“文字皆是有情物，字字句句皆育人”，几千年前，王勃站在滕王阁的群山之巅，远望一片连绵，挥笔写下《滕王阁序》流传千古。他胸有成竹，落笔起笔之间甚至不曾修改一字一句。王勃的这份自信与从容，与他少时博览群书有着密切的关系。恰风华正茂的我们，更应在最美的年纪里，捧起前人智慧的结晶，播下自信的种子，让你的人生变得有底气，让你的行走也带着一缕清风。

读书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钻研与实践。书是智慧之源的活水，读书能让人更新思想，充实心灵，书本的知识往往能指导实践前进的步伐，让钻研伴你同行。我国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就是一位爱书如狂之人，在他中南海的故居里，随处可见书的踪影，只留下小小的休憩之地，甚至在他晚年重病在身之时，仍不忘阅读之事，他一篇篇仔细研磨，细细思虑，《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都为他的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可见，读书的魅力绝不止于华丽的外表，它还能帮助我们在迷茫的社会现实中静下心来，投身于思想的碰撞与摩擦。

读书是少年辛苦终事成，莫白光阴惰寸功的毅力与不懈。你的书中或许没有耀眼诱人的黄金屋，但一定有充实宝贵的心得境界。《送东阳马生序》中的宋濂幼时家贫，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都是计日以还，对读书的追求，使它不畏严寒饥迫，终成散文界的一代宗师，与此相比，我们更应珍惜时代给予的机会，“一书难求”或许已成往事，但求书之心仍需砥砺前行。

我们从前任遗留下的文字中汲取人生的经验，每一次读书都是对精神世界的洗礼，都是对思想观念的升华，都在心中播下远方的种子，等待孤独的旅人寻找丰盈的春天。

同学们，让我们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习惯。

在鲁迅的“尖刀”下寻找民族的气节。

在三毛的撒哈拉中拾取生活的碎片。

在海明威鲨鱼的嘴下探寻坚定的记忆。

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痛击现实的黑暗。

让我们也畅游于书海之中，寻找你所期待的远方，寻找你所向往的眼中的太阳。

第五篇：教师作为一种职业

职业道德规范心得体会

肖文楚

教师作为一种职业，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承担着人类思想文化的传播、新生一代的培养、各种社会所需要人才的造就等艰巨任务。作为一名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能力素质、教育理论素质、身心素质、风度仪表等，同时更要具备教师职业道德素质。那么，我们首先要回顾教师职业的根本职责是教书育人。这就要求我们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能力素质。因此，我们要不断的加强学习，不断的给自己充电，在实践中不断进取，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精益求精，不断提高，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如果我们只满足于现状，不思进取，在时代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就会逐渐被社会所淘汰。在特教这块特殊的园地里，教师更应爱岗敬业，尽职尽责。在这里更应突出体现爱心、耐心、细心，因为这里的孩子更需要细心呵护，更需要爱的温暖。作为一种道德导向，爱岗敬业、尽职尽责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奉献。我们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一切以学校事业的发展为重。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放弃或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满足他人或集体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蜡烛”精神吧。让我们携起手来，为了特教事业的发展共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