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官要强化调解化解基层矛盾[推荐五篇]

第一篇：基层法官要强化调解化解基层矛盾

罗殿龙:基层法官要强化调解化解基层矛盾(2009 年 8 月 17 日)

近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罗殿龙在百色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韦瑞灵及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丁山等领导的陪同下，到德保县人民法院、靖西县人民法院及渠洋人民法庭等调研。罗殿龙强调，基层法官要进一步强化调解工作，化解基层矛盾，确保社会和谐稳定，民族团结和睦，经济稳步发展。

罗殿龙每到一处，都详细了解基层人民法院、法庭在审判、执行、队伍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工作的开展情况，听取德保、靖西两县主要负责人汇报近年来的法院审判、调解工作。罗殿龙充分肯定了德保县人民法院、靖西县人民法院及渠洋人民法庭的各项工作。他强调，当前稳定压倒一切，大家要全面理解和把握“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把调解工作贯穿于诉讼的始终，尽力做好当事人的疏导、教育工作，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纠纷，确保社会和谐稳定，民族团结和睦，经济稳步发展；要全面打造一支政治坚定、精通法律、熟悉政策、通晓民情的法官队伍，不断提高基层法官的调解水平、准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水平，和谐调解、依法调解，引导当事人自觉化解矛盾，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互相尊重、团结和睦的民族关系，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努力提高办案质量，要把加大调解力度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通过调解化解社会矛盾，做到“案结事了”；要立足大局，紧密结合“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进一步强化调解工作，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的司法服务和有力的法律保障，为实现“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保广西良好发展势头”的工作目标作出贡献。

第二篇：化解基层矛盾

2010年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央和国务院对政法机关明确提出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与司法行政机关所肩负的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保障职能密切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在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公平正义、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一、充分认识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性。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政法工作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体现党中央对新时期政法工作的根本要求，体现了抓源头、抓根本、抓基础的战略思维，体现了对社会管理规律、政法工作规律的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是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社会和谐稳定的治本之策，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抓好发展这个硬道理和稳定这个硬任务，全面推进政法维稳工作的重要载体，在三项重点工作中，社会矛盾化解是基础。现阶段，在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也日益凸现，不断发生的重大群体事件和高位运行的信访总量告诉我们，因利益诉求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触点增多，破坏性增强，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妥善消除不稳定因素，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司法行政机关是政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能概括起来讲，是一些基础性、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性的工作，具有长效性和独特优势的特点。因此，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认识社会矛盾化解的长期性和重要性，增强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原则上讲：一要坚持以人为本。要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决不能侵犯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要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二要完善“大调解”工作体系。深入开展矛盾“大排查”，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共同及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做到哪里有矛盾纠纷，哪里就有调解工作。三要强根固本。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会矛盾化解的重点在基层。司法行政机关要把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作为坚持执法为民的生动实践，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抓手。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二、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打牢社会稳定基础。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中，司法行政机关充分发挥好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保障职能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发挥应有作用。

深入开展普法和依法治理。普法和依法治理是一项长期性的基础性工作，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必要条件。在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中全市司法行政机关发挥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参谋助手作用，协调、组织、落实规划所确定的目标，广泛深入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推进依法治理。“五五”普法以来，驻马店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法治县区”、“法治乡镇”、“民主法治村”、“民主法治社区”、“依法行政示范单位”、“依法办事示范窗口”、“依法治校示范学校”、“诚信守法经营企业”等创建活动，以基层广泛的创建活动推动创建工作深入开展。以“法律六进”为载体，深入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活动，创新宣传形式、拓展宣传领域，营造浓厚的普法依法治理氛围。共发放各类法律法规教材360多万册，举办法制宣传讲座1万余场次，培训法律骨干近万人，举办公务员法律知识考试10余次，使全市800多万公民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普法教育。经过“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依法行政的理念进一步牢固，各部门、各行业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制观念普遍增强，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逐步提升。2009年，全市有1个村被国家民政部、司法部授予“民主法制示范村”，有36个村委（社区）被省民政厅、司法厅授予 “民主法制示范村（社区）”。

筑牢社会公平的最后屏障。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是司法行政工作中的一条特殊战线。在依法治国的框架里，刑事司法是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监狱是“最后防线”的最后屏障。监狱执法不公，抑或妥协执法，意味着社会公平防线的全面崩溃。监狱对罪犯实施有效的监管改造，对社会稳定、社会秩序起着直接的保护作用。十年来，驻马店市监狱认真贯彻《监狱法》，坚持把教育人，改造人放在第一位，积极创新教育改造方式方法，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地开展教育改造和监管安全工作。在全体干警中积极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讲党性修养、树良好作风、促科学发展”、监狱管理工作专项整顿、“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全省监狱人民警察综合素质教育训练”、“执法大培训、岗位大练兵”和“纠正执法问题、促进公正执法”等一系列专题教育活动，增强了全体警察的责任意识、奉献意识和执法水平。监狱党委坚持依法治监、从严治警、精心育警、从优待警，带出了一流队伍，保证了监管安全。截至2009年11月11日，市监狱实现连续17年监管安全无事故。

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律服务。在司法行政工作中，律师、公证、仲裁、司法鉴定、司法考试、法律援助、基层法律服务在提供法律服务、化解社会矛盾中具有各自的专业优势和特点，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律师参与诉讼活动，开展非诉讼法律服务、参与民商事活动、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是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审判质量的重要制约力量。十年来，全市律师共担任常年法律顾问1998家，辩护及代理诉讼案件16218件，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1430件，解答法律咨询651022人次，为我市的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服务。

公证是一种预防性的法律制度，处于防范民事纠纷的最前沿。公证通过法定的程序来实现社会所期望的诚信，进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防止非法行为的发生。十年来，全市公证机关共办理各类公证事项40余万件，制止不法经济合同涉及金额15300万元，公证机关在拓展国内公证服务领域的同时，积极开展涉外公证，共办理涉外公证1万余件，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服务。

仲裁充分体现了当事人自主意愿与国家强制力的圆满结合，仲裁在解决经济纠纷中具有程序简便、灵活、快捷的优势和特点。驻马店仲裁委2002年成立以来，共办结各类仲裁案件3000多起，涉案标的额达19亿多元，为当事人和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达2亿多元，受案数量每年在全国186个仲裁机构中排名一直保持在前20位。

司法鉴定是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市司法鉴定工委自2002年成立以来，全市鉴定机构共办理各类鉴定11000多件，减、免、缓收费50余万元，为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法律援助向经济困难、没有能力获得基本法律服务的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帮助困难群众实现诉讼权利，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驻马店市法律援助中心自1999年成立以来，市县两级法律援助机构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2441 起，解答法律咨询174222 人次，减、免、缓收费达264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注，得到“弱势群体”的赞誉。2009年全面启动应援尽援工作，全面开通了12348法律援助咨询电话；2010年，法律援助列入市委、市政府十五项民生工程，法律援助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

筑牢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人民调解工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是基层司法行政的重点工作，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特色工作，人民调解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上发挥了重大作用。通过开展人民调解大排查大调处百日竞赛活动、社会矛盾调解年活动，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十年来，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40410件，调解率100%，调成率96%，防止民转刑案件1339起。十年来，驻马店市司法行政机关全面开展创建文明司法所、文明法律服务所、示范性司法所活动。以强化乡镇（街道）、村委会（居委会）司法行政组织建设为重点，全面加强人民调解、基层法律服务、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等各项基层基础工作，不断推进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改革与创新。安置帮教工作不断加强，重新犯罪率得到有效控制。截至2010年6月，全市共登记刑释解教人员10208人，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2%以下。十年来，共使2万余名刑释解教人员得到了有效的安置帮教，帮教率达到100%，安置率达80%。

三、努力提高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做好司法行政工作，化解社会矛盾，关键是把队伍建设好。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按照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司法行政机关的要求，健全制度，改进学风，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纪律作风教育，确保广大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始终坚持“三个至上”，切实做到“四个在心中”。二是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始终把司法行政工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充分发挥好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三是保证公正廉洁执法。规范执法执业行为，严格执行减刑（期）、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程序和标准。完善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等执业规范；大力推进狱务公开，加大警务督查力度，加强执法执业监督检查，提升执法执业公信力，在监狱人民警察队伍中扎实开展“岗位大培训、大练兵”活动；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肃查处违纪违法和腐败行为。四是务实重干求实效。全市司法行政机关要切实加强学习，转变作风，真抓实干，统筹推进司法行政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司法行政工作水平。总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司法行政机关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中，严格按照上级的部署安排，统一思想、开拓创新，扎实做好司法行政各项工作，为驻马店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平安建设作出新贡献。

第三篇：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调查

本刊记者李茂管王传志

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干部群众在60年代初，创造了“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并在全国推广。改革开放以来，枫桥的干部群众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继承和发扬“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预防化解了一大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类矛盾，使枫桥出现了“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良好局面，被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授予“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称号。1999年，全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8．8亿元，工农业总产值25．7亿元，农民人均收入6150元，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浙江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镇”。

一、立足预防，完善机制

枫桥镇的领导同志认为，在现阶段，影响农村稳定的突出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些矛盾可预见、可疏导，只要主动预防，及时化解，一般不会酿成大的事端。为此，他们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预防化解纠纷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和重要环节来抓，采取“四前”工作法，建立了有效的预防和化解矛盾的工作机制。一是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保证预防化解工作有人抓、有人管理。建立全镇综合治理办公机构，由一名分管政法的 1

副书记抓综合治理工作。重视村、企业治保调解组织建设，做到网络健全，力量精干。目前，全镇共有治保调解组织152个，治保调解人员484名，还有一支212人的治安信息员队伍，以确保预防化解工作有人抓、有人管理。在加强治保调解组织建设中，治保调解主任一般由村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兼任；对治保调解干部业务上加强指导，由公安、司法等部门针对农村矛盾纠纷的特点，开展业务指导和法律辅导，提高治保调解干部的业务素质和调解水平；生活上关心治保调解干部，对连续担任治保调解干部10年以上的发给荣誉证书，由镇、村投保养老保险，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二是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建立反应灵敏、能及时发现矛盾纠纷的预警体系。镇党委、政府每两个月召开一次综合治理联席会议，每月召开一次政法部门联席会议，同时，组织各部门力量，定期不定期地开展摸底排查工作，及时掌握矛盾纠纷苗头，分析预测不安定因素和矛盾纠纷发生的特点规律，以提高预防工作的针对性。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建立信访工作“五个一”工作法，即一日（群众接待日）、一会（维护稳定联席会）、一表（填报《不安定因素排查登记表》）、一卡（信访个案登记卡）、一活动（每月11、12日，镇机关包村的干部下村现场办公，为群众排忧解难），及时了解民情社情。每年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信息有200余条，为预防和化解矛盾提供了重要依据。三是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努力减少矛盾，尽可能避免纠纷。枫桥的干部认为，预防纠纷，关键是要抓好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工作，工作做到矛盾产生前。例如，枫桥织机遍布千家万户后，用电量猛增，村民对保证用电和电价问题十分关心。镇党委、政府和电管部门及时对农村电网建设作出规划，扩充了一批变压器容量，定期对用电情况进行检查，整顿村级电工队伍，有效减少了用电纠纷。注意抓好重点季节纠纷预防工作。每年“双抢”大忙来临之前，村干部都要集体检查一遍电线、沟渠、机耕路和山塘水库，该修补的修补，该抢建的抢建，防止村民因争水、争电、争路发生矛盾和冲突。四是调解工

作走在矛盾激化前，力争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枫桥的干部认为，发生纠纷并不可怕，关键是理清纠葛，调解得法，把纠纷解决在初发阶段，解决在基层。他们在开展调解工作中，坚持一快二细，就是一旦发生矛盾纠纷，干部不拖不推，立即受理调处，注重做过细的说服教育工作，理顺情绪，消除隔阂。1998年8月，有两个村因用电发生纠纷，双方都准备好了拖拉机准备集体上访。治安信息员将情况迅速报告后，镇党委、政府负责人立即带领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和治保调解人员到两边做工作，及时制止了双方的行动，并妥善解决了矛盾。近五年来，全镇共发生各类纠纷1766起，调解处理成功1706起，成功率达到96．6％，其中88％的纠纷在村一级得到及时化解，没有一起矛盾激化，基本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二、强化教育，提高素质

枫桥的干部认为，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农村的稳定，要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关键在于教育。为此，他们通过建立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企业教育、外来人口教育等全方位立体式教育网络，大力加强农村宣传思想教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教育，增强农民的文明意识和法制观念。镇机关专门成立了宣传中心，建立了一个宣传长廊、一个广电中心、一个文化活动中心和一个教育培训中心；各村、企事业单位基本都建立了一块黑板报、一个阅报栏、一个活动室，主动出击，先声夺人，牢牢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弘扬社会正气。每年都要开展大型的主题教育。不少村组织村民开展健康的文体活动，充实村民的闲暇生活。全镇广泛开展了“创文明村、文明户，做文明人”活动，80％以上的村达到了文明村标准。工青妇组织及敬老协会、禁赌协会、计划生育协会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组织开展群众性活动和公益劳动，丰富了群众的业余生活，增强

了群众的公益意识。每年对镇、村、企业干部定期进行法律知识培训，有效地提高了干部依法办事水平。广泛开展“送法进村”、“送法进厂”、“送法进校”、上法制课等活动，向群众进行普法教育。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和普法教育，大大增强了群众的文明意识和法制观念，从而减少了纠纷的产生和矛盾的激化。

三、实行民主，依法治理

枫桥镇以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为突破口，切实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大大调动了农民群众参与村务管理的积极性，密切了干群关系，为消除纠纷、有效地化解矛盾提供了根本的前提和保证。他们通过完善村级民主选举制度，让村民自主选出村委会班子，使民情、民意、民智真正在决策和管理中得到体现。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政策，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审议，制定简单明了、具体实用的村规民约，充分依靠群众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同时，全面推行村务公开，规定每年3月28日为村务公开日，村级财务情况每月向村民公布，对其他集体项目投标、宅基地审批、计划生育指标分配、水电费收缴等村民比较关心的内容分月分季向村民公开，接受群众监督。镇、村干部严格依法按章办事，把各项活动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治保调解干部在调解纠纷过程中，同样坚持合法、合情、合理原则，讲事实，讲证据，讲法律，依法调解。这些不仅拉近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而且在解决问题、调解处理纠纷时，干部依法照章办事便于说话，群众心里明白易于接受。

四、加强领导，强固核心

枫桥之所以能把绝大部分矛盾化解在基层，关键在于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基层组织健全，干部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曾

有段时间，一些地方存在的矛盾纠纷始终没有调处成功，甚至个别还扩大激化。究其原因，在于部分村级治保调解组织工作不力，而深层的原因却在于这些村基层组织整体功能弱化。“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枫桥镇的领导认为，把一个地方治理好、发展好，关键是要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提高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切实加强领导。他们及时从单一抓治保调解组织建设转到抓整个基层组织建设上来，把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班子配套建设作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重中之重来抓，配齐配好党支部成员，配强支部书记，选好领头雁。加强对村级干部的教育培训，通过组织报告会、专题讲座、经验交流会、外出考察等，提高村干部的政策水平，增强依法治村能力，充分发挥村干部在维护农村稳定中的主力军作用。钟瑛村党支部一班人，10多年来牢记党的宗旨，坚持穿梭于村民中间，“磨破嘴皮，跑穿鞋底”，及时化解矛盾，晚上轮流值班，带领护村队员开展治安巡逻，确保了辖区的社会稳定。该村调解委员会被司法部命名为“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目前，在整个枫桥农村，已牢牢筑起了以党支部为核心，村委会为依托，治保会、共青团、妇联和民兵等组织相配套的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群众“有纠纷找调解，有矛盾找组织”已成为时尚。

第四篇：立足于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立足于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深入推进“三访三评”活动

“三访三评”活动开展以来，****发动民警深入排摸社会矛盾纠纷，充分发挥工作职能，主动协调社会基层单位，全力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三访三评”活动以来，全所民警除了向群众访贫问苦、送温解困以外，通过访评主动发现和化解群众矛盾纠纷40余起，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40余件。

2月7日，民警在下基层走访时，****村24组的陆树强与陆强均向他反映了互相间因田路界址问题发生的矛盾情况。该矛盾已历经一年有余的时间，双方在遇到田间作业或道路通行等时候会时常发生争吵，由此积下怨恨，双方互不来往。今年春节前后，双方再次因为道路通行问题数次发生口角，并引发揪扭冲突。****耐心听取了双方的矛盾情况，主动联系该村村干部，共同于当天到现场测量田地和路界，但是双方对测量结果仍存有疑义。****建议村部邀请村里已退位的两位老干部共同参与工作。次日，****再次用车接送村里的老干部共同到现场测量与协调，双方终于就田路界址问题达成协议。第三天，****第三次到现场，就双方揪扭发生的轻微伤害后果进行调解。经过连续三天的工作，终于使该起老矛盾得到平息，避免了事态的升级扩大。图为工作照。

第五篇：基层法官

基层法官成“弱势群体”？

来源： 今晚报关键字：弱势群体;基层法官;基层法院;定纷止争;法院系统作者：杨明 张海林2010-11-1

416:18

全国3000多个区县级法院的法官，这是法院系统内最庞大的一个群体：全国八成案件的一审由其审理；他们也是最艰难的群体，作为定纷止争的第一站，他们常常不被了解，不堪重负，甚至把自己称为“弱势群体”。

在今年10月末，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做的关于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里，基层法官被描述为“工作和生活压力较大、职级待遇较低、队伍不够稳定、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基层法官应当是保护弱势群体强有力的屏障，现在自己却成为弱势群体，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汤维建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法官为何“苦不堪言”

记者了解到，始于2008年年底的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改革与完善政法经费保障是其中重要一环。

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基层法官的境遇在意见出台接近两年后，情况并无改善甚至更糟？在工作报告中，王胜俊用了一组数据释疑：2008年至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系统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1493.95万件，年均审结民事案件597.58万件，这个数据比前5年年均结案数增长了22.82%。案件量大涨，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法官“苦不堪言”。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戴玉忠将法官的加班状况描述为“白+黑”与“5+2”。另一方面却是待遇不见增长。全国人大代表、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李其宏表示，他在基层法院当副院长时，月工资不到1600元。即便法官如此辛苦，司法效果似乎依旧不佳。对司法不公的批评声一浪盖过一浪，在今年年中，甚至发生过枪击法官、向法官泼硫酸等恶性事件。汤维建很早就发现了法院系统的这个悖论，且这个悖论在这两年似乎越发明显：案件量大、法官极度辛劳；但当事人却不满意、社会舆论评价偏低。

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的一项调查表明：94%的法官反映心理压力较大；50%的法官认为工作繁忙、无法顾家是家庭矛盾的主要原因；60%的法官认为工作压力对婚恋造成一定影响。而一组来自辽宁法院系统的数据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辽宁法院系统患恶性肿瘤、脑中风等疾病的法官有402人，已去世56人。

法官人数够不够

是法官数量太少，案件总量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还是法官待遇确实低到了不可忍受的水

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贺一诚认为，我国的法官数量并不少。按国际惯例，13亿人口，应该有13万法官，可我们现在有19万法官。19万这个数据，亦为最高法院报告所证实。

而根据香港大律师公会大陆委员会委员张耀良今年10月23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做的一次演讲，内地的法官数量已足以令香港司法界瞠目。张耀良介绍，香港总人口700万，配备律师8000多名，全职法官仅185位。也就是说，内地的法官占总人口比，是香港的接近5倍。

案件量似乎也不应是大问题。长期研究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学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国际惯例，由19万名法官来审理每年五六百万的案件量，应当是能够承受得住的。

但现状却是法官们每日疲于奔命，侯猛认为，这与效率有关。“基层法院遇到的不少案子都遭遇‘打招呼’，法官哪敢轻易裁判，甲方托人打了招呼，你就不知道乙方会不会找个更厉害的人来打招呼，这种情况下法官只好先拖着。”拆迁业务律师王才亮认为，法官疲于奔命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法官干了其实不该由法院去管的事情。“比如房屋拆迁，本该由政府的拆迁办管，但一些法院的法官不审案子，专管拆迁去了。”他认为这种情况现在非常普遍。

4年流失法官近2万人

待遇过低是唯一没有严重争议之处。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双战表示，局部待遇低确是事实，“决策层应该思考，要体现对这支队伍的关心；但是期望值不能过高，不能老和待遇最高的职业相比。”

吴双战所指的职业，亦是中国法官谈及待遇时最常挂在嘴边比较的职业：律师群体，而西方国家以及香港地区的法官待遇，也常被当做参照系。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0月30日发布的工资指导价位，律师群体在今年的平均年薪是28万。对此，业内人士认为估算偏低，“是将实习律师亦算在内的结果，实际上，北京律师人均年收入在2004年时就达到50万元。”根据张耀良提供的数据，香港高等法院法官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北京市高等法院法官5年的工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振华介绍，1995年出台的《法官法》第38条规定，法官享有审判津贴、地区津贴、保险和福利待遇，但这些一直没有落实好。

在法院系统内部，还存在编制内、编制外法官之别：编制外的法官，因为待遇福利差了一大截，近些年来甚至频以上访形式维权；而编制内法官，也因地区、层级差别，矛盾重重。

1998年至2002年，全国法院系统因待遇低、压力大，流失了近两万人，其中不少是各部门业务骨干。而这个数据，随着全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地区差异的加大，一直有增大的趋势。

“给我5年时间，等我业务精湛、人脉广泛，我一定会脱离法院系统。”北京市一位基层法

院法官如此向记者描述她的未来。据她所述，在同一个法院系统内，持她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加薪？扩编？

给法院系统加薪、扩编的呼声，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为司法界人士共鸣。

侯猛向记者表示，法官加工资的要求应当考虑，特别是对中西部地区的法官。不过，对于中国法官工资与西方靠拢、与律师靠拢，侯猛并不赞同。“有人说美国法官的高收入保持了法官的中立性，因此我们也要搞高收入，这完全没有可比性。”侯猛认为，薪水与国际接轨的前提是，我们的法官是否也具有同样的工作能力。“美国法官之所以拿那么多工资，是因为他们基本上都至少干了七八年律师，再经律师协会推荐，州长或总统选择，议会最后决定，才当上法官；即便是当上法官后，每天也还要工作15小时以上。”北京市京华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兵向记者表示，这些我们的法官现在还做不到。

关于扩编，记者采访到的学者普遍表示，暂时不扩为好。案件审不过来，可以先通过法院内部人员配置转变的方式来解决。

侯猛告诉记者，实际上，基层法院约有60%的法官并不审理案件，而是在从事其他诸如后勤、办公室、执勤、宣传、理论研究等行政性工作。“不能一提到法官数量少，就请求中央增加编制。”他指出，要警惕最后增加的编制都是政治部、办公厅、司改办等行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