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4智慧城市落地需迈三道坎
2014智慧城市落地需迈三道坎
导读: 标准为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的牵引力,对于应用驱动性很强的智慧城市,标准的制定更是不可或缺。在2013年举办的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论坛上,中欧双方正式启动了中欧智慧城市合作。双方代表表示,中欧试点城市在合作框架指导下,尽快加强在智慧城市标准等方面的合作研究。
时值年关辞旧迎新之际,智慧城市依然持续“火热”。无论是服务民生还是新技术应用,中国智慧城市决策者和参与者们都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中寻找落地的路径。然而,面对新开启的2014年,智慧城市发展仍需迈过三道坎。
第一道坎:大数据战略
“大数据”需要去伪存真,否则便沦为“大数字”。
说到智慧城市不得不涉及大数据。因为大数据在城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大,更不用说未来信息化程度更高的智慧城市。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曾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通过城市食盐的销量来计算出人口的数量,“因为食盐消费是刚性的,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们不会多吃盐,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也不会少吃盐,食盐的销量与人口数量是直接相关的。”
大数据很重要,以至于成为2013年被“透支”使用的IT热词之一,然而中国企事业单位真正能懂得运用的又有多少?“现在IT热门词汇层出不穷,有点盲人摸象的感觉,都是从自身角度出发理解这些词汇,其实IT技术都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例如没有物联网的支撑,大数据中的数据都是死的数据,数据价值并不高。”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张建宁对记者如是说。神州数码大数据专家史文钊也认为,大数据不仅仅是海量数据的集合,更重要的是要挖掘出其背后真正的价值。近来,人们也开始反思大数据的真正含义,冷静思考大数据背后的真正价值,尝试构建各种大数据解决方案并应用于各行各业。尤其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更是不断探索如何盘活已有数据存量,用好大数据增量,来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和管理决策水平。
近日,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调查报告《是炒作,也是期盼——亚太区大数据应用透视》显示,迄今为止,亚太地区的各个企业在实施大数据发展战略方面取得的成功并不多,仅有1/3的企业表示在此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超过一半的企业则表示进展不大。大约80%的一线员工认为改善数据的获取状况至关重要,但仅有19%的员工认为其总能获得所需的数据。
显然,面对2014年智慧城市的建设,“大数据”应用从表层走向深层是城市决策方和参与方需要充分考虑的。这里面除了突破技术障碍(对数据尤其是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实现智能化)外,更多的是制定大数据战略。“大数据不只是一种信息技术,更是一种商业行为,大数据的应用能否取得成功,将取决于管理层是否能够制定符合自身的大数据战略。”HDS高级副总裁兼亚太区总经理Neville Vincent告诉记者。邬贺铨也表示,需要从战略上重视大数据的开发利用,将它作为转变经济方式的有效抓手。如果说没有足够的信息资源,不能得到充分的数据挖掘,也就无法利用大数据发展的机遇。另外,大数据里面真伪难辨,垃圾和宝石共存,需要去伪存真。第二道坎:标准制定
标准缺失,智慧城市将孤岛林立,变得“非智慧”。
标准为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的牵引力,对于应用驱动性很强的智慧城市,标准的制定更是不可或缺。在2013年举办的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论坛上,中欧双方正式启动了中欧智慧城市合作。双方代表表示,中欧试点城市在合作框架指导下,尽快加强在智慧城市标准等方面的合作研究。
2013年11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第一联合技术委员会(ISO/IEC JTC1)在第28次全会上宣布成立“智慧城市研究组”,该组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副主任袁媛担任召集人,这对我国智慧城市标准建立,及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均具有重大意义。
袁媛告诉记者,标准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和保障。“智慧城市”横向覆盖广、纵深跨度大、各地关注高,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总体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对智慧城市的统一认识,特别是由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地方政府及相关信息化主管部门在规划和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中,普遍提出需要国家或部委出台相关的顶层设计来指导,同时需要统一的标准规范作为保障和支撑。目前虽然全国上百个城市都提出了各自的智慧城市建设方案,但各地都在摸索阶段,没有统一的规划指导和标准支撑,往往会造成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同时,由于各地对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解和认知水平参差不齐,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信息化开发能力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异,智慧城市的“智慧”程度还存在很大差距,有可能造成各个城市盲目建设、城市间应用形成更多孤岛和难以连通的问题,导致“智慧城市”不智慧的局面。
“毋庸置疑,智慧城市是由众多软件和信息服务支撑着,而智慧城市深入发展给软件和服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未来的软件服务需要像水和电这样的公共资源一样走进人们的生活,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更加标准化的方式去定义软件产品及服务。”近日北京软件交易所总裁胡才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前,软交所牵头制定的北京首个软件成本度量地方标准已被应用于北京智慧城市的建设中,目前支撑智慧北京的各软件标准已初具雏形。当然,软件服务的标准制定是智慧城市标准大厦中至关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
记者了解到,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归纳起来由五大类别的标准组成,即智慧城市基础标准、智慧城市支撑技术标准、智慧城市建设管理标准、智慧城市信息安全标准、智慧城市应用标准。智慧城市的标准化工作不是从零开始的,是在很多信息技术标准、城市建设标准、信息化应用标准等基础上,开展推动的城市信息化建设的更高阶段。
对于智慧城市的标准化工作,要从多个角度去考虑和分析。当前,对于智慧城市标准化工作需要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如何遵循现有标准;二是如何针对智慧城市建设需要重点研制新标准;三是如何根据智慧城市不同场景需求,制定标准实施指南。第三道坎: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匮乏,重复盲目建设将愈演愈烈。
经过近几年的探索与实践,智慧城市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盲目建设等“乱象”频繁出现。“这是缺乏顶层设计的有效指导和约束的结果。”中国电信智慧城市研究组负责人赵勇这样表示。
记者发现,目前我国多个部委启动了智慧城市试点工作,已明确公布的试点城市已超过200个,提出智慧城市发展战略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与几年前各个城市争相发展云计算产业景象颇为“神似”。倘若通读一些城市提出的智慧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就会发现其侧重点并不明显,更多的还是大而全的涵盖社会各个领域的智慧建设,好似每个领域若没有和“智慧”搭上,就觉得要拖试点城市建设的后退。对此,南京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教授甄峰指出,智慧城市不能蜂拥而上,需要从城市特点出发,寻找适当的发展路径与建设模式。可以说,做好顶层设计已经成为各个试点城市决策者的必修课。
针对智慧城市的复杂性,赵勇认为其顶层设计需按照科学的城市发展理论,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指导下,以城市发展突出问题为牵引,立足城市现实基础,强调城市区位优势,从全局视角出发进行的智慧城市总体架构设计。具体而言,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在明确的发展目标指引下,统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民生等多个方面协调发展,调动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民众等各种力量,综合理念、制度、方法、技术等多种元素的协同驱动,确保智慧城市建设目标的实现。业内专家指出,做好顶层设计,涉及智慧城市的总体架构和业务架构,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系统部署和分阶段推进,涉及智慧城市建设和管理体制和机制等等一系列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个部委在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意见的基础上,已经研究起草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并于2013年上报至国务院。该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思路、建设原则、主要目标以及信息安全保障等要求,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加强对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实践的引导。借此,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将结束政出多门、盲目建设的“乱象”,进入统筹推进的新阶段。
相信,2014年会有大的收获。
第二篇:智慧城市如何落地
智慧城市如何落地
发布日期:2014-06-16 来源:《中国经济和信息化》
作者:董云庭
核心提示:目前,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基本处于规划布局和总体设计阶段,由于没有标准,大多各行其事,尚未得到有序地发展。通过智慧城市的建设,应该有效解决资源、环境、民生、科学发展、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问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工业化提供供给,城镇化提供需求,信息化使两者融合)。
目前,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基本处于规划布局和总体设计阶段,由于没有标准,大多各行其事,尚未得到有序地发展。通过智慧城市的建设,应该有效解决资源、环境、民生、科学发展、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问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工业化提供供给,城镇化提供需求,信息化使两者融合)。智慧城市建设应做好以下几点:
顶层设计。建设智慧城市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做好顶层设计是关键。从物理层面说,顶层设计涉及空间、地面、地下;从社会层面说,涉及到党政军、工农商学、文体卫研、社团组织;从功能层面说,涉及到人、财、物、事、信息和解决方案。顶层设计第一是总体布局,阐明智慧城市建设做什么、谁来做、如何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以及重点和难点问题;第二应设计多少个子系统和相应的功能模块,子系统设计中要解决功能重复、交叉和不协调问题,比如功能必须清晰,接口、界面、数据结构应标准划一;第三要解决共性需求(比如数据库、平台、信息安全、物联网)统一建设的问题;第四是局部服从整体,有利于各子系统联成一体;第五是对投融资作出框算。顶层设计还应包含目标定位、战略定位、路径定位、子系统定位、模块功能定位。
目标定位。没有建设目标就是无序推进,应科学确定智慧城市建设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民生目标(物理目标)。社会目标是实现公共服务到位、社会管理科学、资源配置优化、环境日渐良好、经济科学发展、民生不断改善、社会趋向和谐。经济目标是城市运营、维护、管理的成本不断降低,效率不断提升,效益日益增长。物理目标应是人手一个智能终端。通过智能终端(卡、机)解决各种服务需求和所有支付方式。居民的工作、学习、生活的基本需求都可以应用智能终端(通过智慧网)得到实现,并做到随时、随地、随需。
指导思想。面向应用,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如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环境、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其次,信息资源集约化,即从分散到集中、从各自为政到整体聚合,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再次,应用智能技术,提升效率和效益;最后,实现有限资源优化配置,有效解决改革与发展、环境与发展、资源与发展、民生与发展等社会问题。
不能用信息化替代智慧化。计算机的普及促进了信息化;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数字化;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智慧城市建设成为可能。就层次而言,信息化解决点(一个单位)、数字化解决线(一个领域)、智慧化解决面(城市)的问题,这是三个递进式的发展阶段,而智慧城市应有思维、判断、优化决策和提供解决方案的功能。
技术路线。这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难点。要应用智慧技术,否则就是瞎建设。所谓智慧技术必须具有思维、分析、判断、提供解决方案和优化功能(方案优化是智能化的主要标志);要通过模型选择、模型库建设、算法设计、结果分析、方案选优来实现智能化,并应具有自动修复和自适应功能。智慧城市建设,物联网是基础,云计算是后台。城市每一个物体都应有标识符(电子标签、二维码、传感器、专用设备、应用终端等);涉及到的技术有射频技术、传感器、网络设备、传感网等。云计算本质是数据处理从分散到集中,实现规模计算;计算从桌面到网络(PAAS);工具软件从购置到租赁(SAAS);基础设施从自建到共用(IAAS)。信息安全包括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终端安全。此外,如何防范黑客攻击是永久的话题。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指机器、生产设备、资源、产品通过新一代网络技术连入网络,从而使生产过程更加灵活(FMS),流程可随时调整(Reengineering),因此可能会被黑客通过网络非法操作。2012年英国受到网络安全攻击所产生的损失翻了两番;Google大批用户文件外泄;亚马逊旗下一商务网站遭黑客攻击,2400万用户密码被盗。
应用子系统设计。建议设计的子系统包括:智慧政务、智慧教育、智慧环保、智慧产业、智慧建筑、智慧能源、智慧交通、智慧金融、智慧医疗、智慧社区、智慧城管、智慧旅游、智慧民生、智慧安防、智慧产业、智慧物流、智慧农业、智慧空管、智慧服务、智慧地管等共20个。每一个子系统均应有功能模块。比如智慧政务至少应包括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市场监管等;智慧工业应包括CAD、CAM、CIMS、FMS等。
配套改革。包括体制改革和素质提升。智慧城市的推进必然使信息透明度更高,从而行政权力弱化;传统的行政模式、管理模式等都要发生重大变革,如何推进?信息公开将促进规则公平、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包括公共资金分配、公共资源配置、公共服务供给、公共权力运行等,一旦透明,意味着行政权力的衰减,必然引发行政体系的变革。此外,工作方式、商业方式、生活方式、服务方式都要发生变化,国民素质、信用、道德、能力是否与智慧城市相适应?市民不遵守交通规则,智慧交通如何实现?如果社会信用、个人信用无法保证,智慧系统就难以安全运行。
预警系统。“预则立,不预则废”。智慧城市建设必须有预测功能,需加强预警系统建设。包括地理环境预警系统、经济环境预警系统、社会管理预警系统、社会矛盾预警系统、风险监管预警系统、资源环境预警系统等。
投资方案。要在规划的指导下,做好资金预算,拟总体规划、社会共筹、分期投入、滚动调整。建设智慧城市的费用主要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子系统及系统建设资金、技术方案研发资金、设备设施资金、运营维护资金等。资金筹措可采用BT、BOT模式建设,开发银行申请基金,政府财政预算,地方自筹,社会融资(发行专项债券)。
保障措施。基础条件包括无线网络覆盖率、光纤接入覆盖率、宽带用户规模、传感网络建设水准、户均网络带宽、政务水平、城市管理水平、各行业信息化水平、公共服务能力、居民的道德素质、规则认同、经济实力等。另外,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一把手工程。领导小组的责任是做好规划、制定标准、协调政策、分步实施,有序推进。要打破部门分割,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达到系统整体优化;要倡导共赢,部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组织方式上可采取政府主导,建立政府、企业、社会、专家联合组建的开放式联盟,以统筹各种资源。所谓“开放式”,就是联盟成员有进有出。
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用以评估智慧城市建设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应体现方向性、前瞻性、目标性,同时具有可采集、可比较、可拓展的属性。包括基础设施指标、服务指标、发展指标、民生指标。
实施步骤。按照顶层设计、分步推进、先易后难、实用优先、试点推广的路径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做到边建设、边应用、边总结、边调整、边改善。建议以“宽带中国”为指导,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信息消费”为指引,建设大数据中心,包括人、财、物三个基础数据库(如人联网、房联网、车联网等);进而结合地方不同需求,建设相应的子系统,如智慧教育(MOOC)、智慧医疗(MOOM)等。智慧城市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关键词: 智慧城市 落地
第三篇: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浙产机器人”要迈三道坎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浙产机器人”要迈三道坎
决意彻底告别过去低小散、传统落后的生产格局,以“机器换人”为抓手,浙江制造业发力转型。在市场和政策双重红利之下,浙江正在掀起一股“机器换人”热潮。
省经信委副主任凌云认为,“机器换人”实质是以装备更新为载体的技术创新、工艺创新和管理创新;核心是用先进技术装备替换旧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目的是加快改变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增长方式。”
与“机器换人”热潮相伴而生的,是一个新兴产业的兴起——浙江机器人产业。但记者调查发现,尽管浙江机器人市场的需求巨大,本地机器人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但仍需迈过成本偏高、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落后、应用服务缺失这三道坎。
双重红利催热产业
我省的“机器换人”,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有形之手”强力推动。各地从财政、税收和融资等各个方面减轻企业负担,推进实施企业“机器换人”。如杭州“对实施工厂物联网(“机器换人”的主要形式)项目的企业,将按照项目实际投入的25%给予资助”。
政府力推“机器换人”,是推动制造业升级换代乃至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对企业来说,“机器换人”则出自现实需要。调查显示,2005年以来的9年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劳动报酬从每年14847元增加到每年41370元,年均增长15.8%,总量和增幅均居全国前列。
“机器换人”在浙江有多热?根据省经信委的调查,2013年,通过“机器换人”,我省减少普通劳动用工70万人;2014年全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工人数下降了8.6%,同比减少了61万简单劳动为主的操作工人。
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催发下,机器人产业迎来一波热潮。目前,杭州有30余家公司涉足工业机器人行业,包括国内领先的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在杭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杭州新松。
位于慈溪的宁波长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3年多来从汽车零配件向汽车等非标“量身定制”自动化机器人手装备转型,目前为福尔达、四维尔、上海大众等做配套。总经理徐长友介绍,“最近几年发展很快,2011年销售额400多万元,2014年销售额2000万元;今年预计同比翻番,其中自动化装备销售占比过半。”
2013年,浙江正式提出“555机器换人”推进计划,即未来五年每年实施5000个项目,投入5000亿投资,推进机器换人。虽然大中型企业普遍欢迎“机器换人”,但中小企业积极性并不高。
业内人士称,浙江的制造业民营中小企业居多,对这一群体而言,投入资本进行“机器换人”,存在一次性投入过大、成本回收期
长,高成本投入和可能面临的高风险等障碍。
采访中,有中小制造企业负责人坦言,“机器换人,一年能收回成本就做,两年收回成本要考虑,3年就不换了。”2009年,杭州新松曾应浙江一家打火机生产厂家的要求,设计一条自动化生产线以帮助其实现“机器换人”。最终,200万元的价格让这家企业的老板望而生畏。这家企业只愿意出一半的价钱,因为出的钱再多一点就不如人工划算了。
“现在是机器人成本较高,人力相对还较低,但是从趋势来看,随着研发的投入和技术的成熟,前者的成本是在不断降低的,后者却还在上升。”杭州新松总经理李正刚说,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浙江企业的生产成本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根据省经信委的统计,目前浙江重点企业装备数控化率达到35.7%,机器设备联网率达到28.3%。重点企业加快“机器换人”之际,一个尴尬的现实是,我省制造企业所用的自动化设备,大部分来自国外,不仅价格高昂,还需要二次改装和调试。
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的无人生产线,是“兆丰”自己的研究院技术攻关的成果。即便如此,生产线的机器人和关键零部件基本都是进口。所幸,这条生产线的“大脑”以及部分零件,都经“兆丰”的研发人员重置和改装。董事长孔爱祥说,“如果我全部用别人的东西,这套设备卖给我最起码要1亿元,以后还得跟着他走。这套设备买来时值3000万元,后期系统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制造企业都有“兆丰”那样的实力。对于起步时间并不长的浙江机器人产业而言,缺乏核心零部件技术是“硬伤”,涉足机器人产业的企业做集成系统的较多,即利用上游零部件,设计机器人结构和控制箱,制造标准机器人。
在巨大的市场潜力驱动下,还是有不少浙企迎难而上,进行核心技术攻关。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全电脑横机在传统纺织服装行业“机器换人”潮中赢得大商机,10年时间年销售从数百万元跳跃到数十亿元。2013年12月,“慈星股份”发布公告称进入机器人产业,进行高端机器人项目的开发。
减速器是工业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承担国家重点科技863项目的慈兴、中大合作团队经市场调研发现,我国工业机器人对核心精密减速器的新增需求量成倍增长,另外对于保有工业机器人的维修保养也需要大量的精密减速器。然而全球75%的精密减速器市场由两家日本厂商垄断,实现精密减速器的国产化迫在眉睫。
“中大力德”在为期两年的攻关中,项目组引进日方两位高端专家,一举攻克了该项核心技
术难关,成功开发了关节机器人减速器。目前,其“机械手”所需齿轮、摆线、曲轴、精密轴承,除精密轴承外,全部自主制造。“中国制造企业对新的制造工艺需求、产品制造需求都非常强烈,这对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是强大的推动力。”企业负责人说。
应用尚需“私人定制”
对很多中小制造企业而言,机器人买回来了,“机器换人”才是刚刚开始。会不会用,这是一个问题。
温州一家鞋企购进数台机器人,装配了一台自动流水线,完成一笔订单后操作人员便束手无策了。原来,整个生产线的“大脑”,也就是机器人的程序都是为某一种款式事先设定好的,只能做一种款式。而该鞋企的订单品类繁多,生产品类时常需要变换,对机器人公司而言,这个工作量不小。
这反映了当下机器人应用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杭州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工厂进行自动化改造的时候,一般都要签订保密协议。而且即使是同行业的工厂,需要的机器人也都不完全相同,几乎每家企业的软件都需要重新做。“机器人安装到工厂很简单,但要让机器人有效运转,还需要服务企业的‘私人定制’。”
省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理事长朱世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机器换人”应与企业的发展目标提升、管理方式的转变、人员的提升等诸多方面结合起来。他说,“机器换人”并不就是用机器人换人,而是以适用的机械设备替换人的劳动,机器人只是其中的设备之一。“不必过度迷信国外设备,设备要强调‘适用+适度的柔性’,应综合考虑性能、成本、维护等因素。”
记者了解到,省经信委专门成立了22个省级“机器换人”专家指导组,公布了两批次共20多家省级“机器换人”工程服务公司名单。据悉,这些公司是各类专业从事自动化、智能化设备研发与生产,或针对某一领域、行业开展生产工艺流程和装备等研究、咨询、优化服务的专业工程服务公司。
专家指出,机器人是一个产业链,要有前端的马达、伺服,核心的减速器,后端也要跟上。机器人的后端应用让生产企业头疼的是,找不到下游做集成的合作伙伴,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软件、硬件、工艺等。
在慈溪,由当地龙头企业带动,已经形成了一条机器人产业链。宁波江宸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是汽车零部件、轴承自动化装配检测生产设备生产商,其在宁波更大轴承有限公司实施全流程、数据化、自动化轴承生产线项目,成为宁波市成套装备自动化示范项目。
“江宸”通过制造外包,让20多家企业为其配套,其中慈溪企业7至8家,主要为自动化相关
配件的代理采购及精密零部件的加工制造,未来将扶持更多的慈溪本土企业加入到高端装备制造这个产业链中。“江宸”去年销售额9000万元,今年预计1.5亿至1.8亿元。
第四篇:经销商内部管理的提高需跨过三道坎范文
经销商内部管理的提高需跨过三道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不少经销商抓住机遇,跟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走,调整经营战略,引进适销对路的产品,最终也能乘舟破浪,实现做大做强的愿望。
都说船小好调头,船小的时候往哪走,怎么走都由船长说了算;可是船大了,人多了,船长要全盘掌控那就有点难了。毕竟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企业做大做强相信是每个企业经营者的愿望。可企业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也不缺乏这样的现象:老板决断专行,凡事老板说了算;企业管理混乱,下属难以掌控;业务员积极性差,纪律散漫等问题。所以,经销商内部管理的提高还需跨过三道坎。
第一道坎:企业管理制度要健全。
企业的管理制度是公司全体员工行为的规范和准则;企业管理制度要符合公平性、可执行性、长远性三个原则。在此,笔者要指出,企业的管理制度不仅要针对员工,而且上级领导也要严格遵守。“上梁不正下梁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上级领导如果不遵守,下级员工又岂会遵守,那制定的管理制度就成为了一张没用的废纸了。
如:江苏省经营休闲食品的经销商何某,在企业做大做强的过程中,由于人手不够,加之信任度问题,何某提拔了自己的妹夫张某做副总经理。姑且不论张某人品如何,在业务管理的中公然挪用公款,吃客户回扣的事何某是知道的,但何某对此是睁只眼,闭只眼。由于何某的过度纵容,下级员工争相仿效。不用说,后果可想而知。
为此,笔者就自己的观点提出几点建议,以便企业在管理制度上能顺利执行。
一、上级领导人要以身作则,严格遵守。要知道领导的言行对员工是有影响的。
二、对只知道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不求上进的“皇亲国戚”进行劝退。福建恒安能有今日的成绩,与当初企业领导人许连捷劝退41位创业元老不无关系的。
三、企业管理制度要在员工中普及切忌心急,一蹴而就。过快普及员工难以适应,反而适得其反。这需要领导正确的引导。
第二道坎:管理者职责要明晰,工作范围要明确。
企业的管理者要对自己工作职责一目了然,心中清楚自己该干什么,能干什么。这一点很重要。之前笔者参加某经销商的早会,发现了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业务主管和业务员干的活一个样,每天跑市场、开店、出样;业务经理今天想到哪块区域没有开发,业务员就开发哪块区域;业务员什么事都找业务经理,即使有些问题自己能解决。其实,说白了,这家企业在工作职能上的管理很混乱,工作范围不明确,业务员缺少一个方向感。这是企业的管理者应该注意的。
无论是大型的经销商还是中小经销商,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作为企业的管理者,要做到职责分明,明确范围,对下级员工要形成正确的引导,引导业务员主动的发现问题及解决问题,这很重要。
第三道坎:业务素质要提升,打造精英团队。
这主要是指市场开发、市场管理、进店技巧、产品陈列、终端执行、产品知识、服务意识等方面要加强管理和培训,赏罚分明,合理考核,充分调动业务员的积极性。
如:S市经营酒水的企业A公司在市场开发和企业管理中就存在这么一些问题:产品知识欠缺,终端推销容易受阻;操作市场步骤不统一,对终端缺乏有效管理;进店技巧缺少培训,市场开发缓慢;终端不执行,公司督导管理不到位;区域地理不熟悉,走店方法及店面划分不了解,业务员能力差。这些想象中,在很多经销商中是普遍存在的。
在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一、业务经理对产品知识这一块对业务员要加强培训。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请厂家的产品经理亲自培训,在实战中要加强考核。
二、操作市场步骤要统一。主要主推哪款酒,哪个价位的,如何进店,促销方案如何实施,赠品如何分发等要先向业务经理申请,业务经理审核后,整合资源,统一实施。
三、区域划分,合理考核,量化评估。这就要求业务经理要对区域合理划分(根据业务员的能力),考核内容如每天进多少家店,每个月的销售额增长多少,客户满意度如何等等都要做一个量化的评估。
总之,无论是大型经销商还是中小经销商,都无法避免企业内部管理方面的内容,做强做大也好,或者正在成长的也好,从加强企业管理制度,明确管理职责,提高业务能力三点出发;跨过这三道坎,提供内部管理能力,增强企业竞争力。
第五篇: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需迈过三道“坎”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需迈过三道“坎”
时间:2013-03-11人物:瞿玉杰
我国现行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不统一,不仅助长了腐败现象,而且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不便:一者,登记机关分散,既不便于登记,也不便于查阅,导致登记的个人成本和行政成本都额外增加;二者,登记制度不统一,还容易造成不动产重复抵押等问题,损害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益。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指出,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这样可以更好地落实物权法规定,保障不动产交易安全,有效保护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财产权。建立以公民身份证号码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制度,从制度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并为预防和惩治腐败夯实基础。(3月10日新华网)
我国现行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不统一,不仅助长了腐败现象,而且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不便:一者,登记机关分散,既不便于登记,也不便于查阅,导致登记的个人成本和行政成本都额外增加;二者,登记制度不统一,还容易造成不动产重复抵押等问题,损害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益。当此语境,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无疑值得期待。
但是尽管如此,笔者以为,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需要迈过三道“坎”、或者说有三个前提。其一,是建立真实可信的居民身份证信息系统。前一阶段,陕西“房姐”龚爱爱一人拥有4个身份证的事件震惊全国,说明现行居民身份证信息系统存在较大的漏洞。否则,如果居民身份证信息不真实,那么依靠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反腐就失去了基础、就会变成空中楼阁。
其二,是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全国联网查询。一个前车之鉴是,各个城市虽然都建立了各自的个人住房信息系统,但是由于没有全国联网,导致异地炒房、贪腐官员异地置业转移财产等问题层出不穷。据新华网2月4日报道,按照国务院要求,40个主要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最迟应于2012年6月60日实现联网,但时间过去了半年多,住建部仍迟迟未公开联网情况。对此,经财经评论员马光远认为:“真正的阻力在于部分地方政府和官员”。因此,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只有全国联网查询,才能对腐败分子产生威慑作用。
其三,是解决小产权房的历史遗留问题。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小产权房属于“非法”财产,不能进行房产登记。但是,如果不动产统一登记将小产权房排除在外,不仅会使得不动产登记的信息不完整,而且也会给腐败分子提供腐败空间。事实上,随着住房信息全国联网的风声日紧,已经有腐败分子开始从合法房市向小产权房的地下黑市“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