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组合拳

第一篇：反腐组合拳

十八大后反腐路线图：隐现12招组合拳

张有义

[ 在诸多专家看来，反腐治本，就是要在解决了腐败存量问题之后，在高压之下逐渐树立起新的官风后，在理顺诸多体制性及非体制性障碍后，所做出的权力结构和监督模式的政治体制改革 ]

反腐败，无疑是“十八大”后最惹人眼球的国家政务焦点。无论是“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广度，还是标本兼治、治标为先的反腐策略，种种迹象显示，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成为中央的重要任务和工作目标。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用三个“依然”来形容腐败形势，即“腐败现象依然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实际上，自“十八大”之后，在腐败存量越来越大的现实下，持续以高压姿态打击腐败已经成为执政党必然选择。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过去1年来反腐败工作的梳理，一套由12项指标组成、即行和正趋完善的反腐组合拳已经跃然显现。

有关专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实际上，有关权力结构和监督模式的顶层设计亦在进行。“治标”为先的理念和行动，正在为“治本”的战略布局争取更多时间和更大空间。

大案震慑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重庆市原市委书记***、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吉林省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等副部级以上官员均涉及贪腐或兼有渎职犯罪行为，在“十八大”后陆续宣判或者被公诉。

而在“十八大”后新落马的副部级以上官员，截至目前已经达到11个。

自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之后，广东省统战部原部长周镇宏、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四川原副省长郭永祥、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内蒙古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广西政协副主席李达球、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原市委书记)廖少华等先后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被免职。

其中，周镇宏、刘铁男、王素毅、李达球等人已经被移交司法机关。

再加上对中石油腐败窝案的查处，“十八大”之后，从党政机关的高官到大型国企的高管，大案震慑，作为“治标”利器，其锋芒已经显现。

兼打“苍蝇”

今年前6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处地厅级以上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87人，共查处50万元以上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975件，同比上升31.6%；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贪污贿赂犯罪案件9747件13842人，涉案总金额17.7亿元。

在广东，纪检监察机关上半年共立案4423件4613人，结案4305件，给予党政纪处分4308人，移送司法机关298人，其中涉及地厅级干部29件29人、县处级干部241件242人，通过办案挽回直接经济损失6.23亿元。

此外，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60万余次，同比增加76.5%，其中涉及单位83万余家，个人111万余人。

在个案处理上，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因不雅视频案、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杨达才受贿案、山西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龚爱爱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等舆论关注度集中的案件，均在较高程度上对外公布了案情和司法审判过程。

兼打“苍蝇”的策略也对贪腐等职务犯罪起到了由点到面的震慑作用。

清除腐败土壤

财政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日前制定了《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并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中央和国家机关各单位召开的会议应实行分类管理、分级审批，严格控制会议审批和会期。

上述《办法》出台的审批程序，对于堵塞会议漏洞、消除会议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范作用。

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亮出了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改进工作作风的“成绩单”：全国性会议最短仅用时20分钟，机关公文种类精简56%，机关会议费下降84.06%，招待费下降52.07%。

除了严控会议经费，此前，中办和国办还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全面停止新建楼堂馆所”，“5年内，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并被称为是史上最严厉的控制楼堂馆所建设的规定。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分析认为，楼堂馆所建设的奢侈化倾向，会被利用为寻租平台，某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可以借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其中台面和隐藏的利益，甚或诱发贪腐案件的产生。

严控会议经费和楼堂馆所建设，对于消除腐败土壤起到了示范性作用。

纪检改制

35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中央纪委得到恢复和重建。35年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成为这次会议被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实际上，目前纪检监察机构的改革已经开始。

9月2日，由中纪委、监察部主办的综合性政务门户网站——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改版开通。除了网站改版开通外，中纪委、监察部第一次“晒”出自己的组织架构。

中纪委、监察部内设27个职能部门，与原来相比增加了2个负责案件工作的纪检监察室。上述官网还首次公布10个纪检监察室的职能分工，有4个室负责中央国家机关和国有大型企业的纪检监察，6个室分别负责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地方的纪检监察。

对于未来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方向，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可以在两方面着力：第一，搞纪检监察的大部门制，把分散的力量整合起来，把相关部门合并起来，或者形成合力；第二，从同级监督变为提级监督，省级领导由中纪委监督，市级领导由省纪委监督。

强化监督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改版开通后，“接受网络信访举报”成为新网站的主功能之一。截至9月21日，中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20天内统计的网络举报数量达15253件，日均超过760件。

今年5月，中央启动第一轮巡视工作，派出10个巡视组对内蒙古、江西、湖北、重庆、贵州、水利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巡视。

与以往巡视制度不同，中央巡视组收缩巡视范围，巡视重心由“相对全面”回归其最主要的职能：发现和反映违法违纪线索。巡视工作也被赋予新的工作手段——抽查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而中央巡视组本身也出现了重要变化：巡视组组长由“职务”变为“任务”，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将改为“一次一授权”。

同时，中央巡视组还定下了“三个不固定”原则：巡视组组长不固定、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

在第一轮巡视工作结束后不久，10月底，第二轮巡视工作启动，如此高密度的中央巡视史无前例。第二轮巡视的地方和单位包括：商务部、新华社、国土资源部、吉林省、云南省、山西省、安徽省、广东省、贵州省和湖南省。截至11月3日，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10个巡视组已经全部进驻被巡视单位，并均公开了监督举报的电话和邮箱。

在第一轮的中央巡视工作结束后，各巡视组除了帮被巡视单位找出问题、提供建议外，都有“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和有关部门处理”的表述。

廖少华近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组织调查。目前有报道称，其问题即与第一轮的中央巡视工作发现的线索有关。

根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内容，中央巡视组的主要工作方式分为听取汇报；列席会议；受理来信、来电和来访；召开听取意见座谈会；个别谈话；调阅、复制资料；民主测评、问卷调查；走访调研等9种。

在第一轮中央巡视时，第一巡视组在中储粮办公大楼内专门设置了实体的联系信箱。此次巡视开始，第一巡视组即在商务部机关2号楼大厅和机关食堂入口设置了实体的联系信箱。

今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报告中强调，将“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

3月20日，广州市纪委宣布，当地已制定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不当处理办法，对虚假申报、隐瞒申报的一律先停职再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广州市官员申报事项不仅包括个人收入、房产、汽车、投资等财产信息，还包括婚姻变化、配偶及子女就业等，并明确抽查核实比例为15%。

自身“打铁”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规定了“轻车简从”、“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等内容，同时强调“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

今年4月，中纪委开始实施就落实“八项规定”约谈各派驻机构负责人的机制，约谈成为中纪委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发挥检查监督职能的工作方法。

5月27日，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始部署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中纪委下发通知，要求本系统在职干部职工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告”。

10月31日，中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这是继叫停双节公款送月饼送节礼之后，中纪委“反四风”的又一具体要求。

司法衔接

在贪腐大要案和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案件处理上，纪检监察机构与司法机关基本实现了无缝对接。这一对接在今年显得尤为快捷。

公开资料显示，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2013年6月，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达球则于2013年7月6日，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中纪委调查。

仅两三个月后，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有关部门即对外表示，王素毅、李达球因涉嫌受贿犯罪，被移交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而比较其他大要案，从纪检监察机构办案时间和对司法机关案件移交上，上述两案提速很多。

但有关专家表示，纪检监察机构与刑事司法机关对接程序目前尚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撑，也缺乏程序性约束，有待进一步调整、完善和明确。

近日，《法院组织法》和《检察院组织法》被列入全国人大的修法议程，司法体制改革的呼声渐高。一旦司法机构摆脱地方干预，从反腐败的角度上考虑，这将大大增强其力度。

审计风暴

与纪检监察机构和司法机关相比较，审计机关在防范和发现贪腐行为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年9月15日，国家审计署公布了一组统计数据：在过去30年，全国审计机关直接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损失1.2万亿元，移送违法违纪事项和犯罪案件线索4.2万条。

过去30年，中国审计机关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累计审计领导干部近50万名，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215名，有关部门参考审计结果，对1.8万多人给予免职、降职或撤职等处分，8500多人被移送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处理。

包括刘志军案在内的很多大要案的线索即来源于审计部门的审计。

而从今年8月底开始，中石油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贪腐风暴，相继有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李华林等四位高管涉嫌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并免职。

据本报记者了解，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离任中石油之后，由多部门组成的离任审计组进驻中石油。按惯例，离任审查一般是5年期内，但对蒋洁敏的审计被特别延长至10年。通过这次延长审计，中石油腐败窝案更多问题被发现。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表示，现行整治腐败窝案较有效的方式是审计制度，在审计方面需要继续加强力度。

预算预期

今年7月18日，中央部门陆续公开了各自的决算报告。其中，自2010年开始，至今持续了三年的“三公”经费决算报告公开达到了最佳状态，各部门基本总列了“三公”经费的基础项目。

7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其中，对“三公”经费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做出部署。上述文件明确了各级政府“三公”经费全面公开的时间表： 2013年，各省级政府要全面公开省本级“三公”经费；全国市县级政府争取在2015年之前实现。

严控“三公”消费，成为2013年的一大亮点。迫使公共预算公开透明，被置于阳光之下，是有效遏制预算腐败和官员奢侈浪费的有效手段。

而新《预算法》迟迟未能出台，却是不尽如人意之处。全国人大已经连续几年讨论修改《预算法》，目前已完成二审，有关官员透露，三审将延迟到三中全会之后。

金融监控

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成立于2004年4月，直属央行，是为央行履行组织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职责而设立的收集、分析、监测和提供反洗钱情报的专门机构。

该中心曾在央行官网上发布了一份《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报告。对贪腐官员外逃的资金转移和手段等情况予以了分析和解读。

据上述报告披露，目前，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已依法集中收集了国内各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汇机构等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的大额、可疑资金交易数据。

对于可疑数据，目前央行与纪检监察、公安和检察院等部门正在完善信息共享机制，以便于向执法和司法部门提供相关资金的交易信息和可疑线索。

在监测对象上，央行也正根据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建议，建立扩大对重点区域和人群的监测。

其中，重点地区不仅包括泰国、缅甸、新加坡等中国周边及邻近的国家，也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此外，如斐济、厄瓜多尔等非洲、拉美、东欧一些反腐法制不健全或与中国未签署引渡协议的小国，加之中国香港、澳门等主要中转地区，以及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重点离岸金融中心也在重点监测之列。

金融业和垄断性国有企业也被作为重点监测的敏感行业。包括涉嫌腐败资金类地下钱庄、进出口未核销企业、利用企业间关联交易向境外转移资金、海外投资年检违规名单等多个对象都被纳入了监测之中。

国际合作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打击贪腐犯罪，国际合作尤为重要。

7月1日，监察部网站消息称，研究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下称《公约》)工作协调小组近日召开了第六次全体会议，安排部署下一阶段，特别是我国首次接受《公约》履约审议工作任务。

资料显示，我国利用《公约》平台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截至今年5月，我国已与49个国家签订民、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与36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

中国增加与其他国家引渡及司法协助条约的签订，必将震慑仍在国内存在外逃可能的“裸官”，也可以通过正常渠道使已经外逃的“裸官”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

标本兼治

今年1月23日，在“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强调了反腐败的“三性”，即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他说，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透露出中央近期反腐败工作的方向和基调。

王岐山上述这段话的听众则为全体中央纪委委员和各省级纪委书记，共170余人，而在此前一天的中纪委全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对各类各级别官员的贪腐案件的惩处，成为“当前以治标为主”理念的实践。

相对体制上的治本而言，金融监控、司法衔接、审计风暴乃至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在很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反腐专家眼中，都属于“治标”。

王岐山在强调当前反腐以治标为主时还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治本赢得时间。因为只有以高压姿态查处一批“老虎”和“苍蝇”，实实在在地一定程度上解决一些腐败存量问题，震慑官场的贪腐之风，才能为下一步体制性治本战略留出更大空间。

“(未来)10年反腐看(最近)5年，我们反腐的机会就在这10年之内，赢得不了这10年的时间就不堪想象；最近的5年看头3年；头3年要看当年，也就是2013年。”谈及中国反腐路线图，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对本报记者说。

李永忠的表述实际上代表了反腐由治标向治本过渡的一个时间轮廓和过程。

在诸多专家看来，反腐治本，就是要在解决了腐败存量问题之后，在高压之下逐渐树立起新的官风后，在理顺诸多体制性及非体制性障碍后，所做出的权力结构和监督模式的政治体制改革。

用习近平的一句话说，即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第二篇：反腐打出“组合拳”

反腐打出“组合拳”

来源：廉政瞭望李天锐

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了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电视电话会议，强调以实际行动巩固落实“八项规定”成果。6天后的6月2日，新一届中央纪委领导班子迎来履新200天。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不断释放推进反腐倡廉的强烈信号。王岐山领军的中央纪委亦频频祭出“组合拳”。200天来，王岐山硬朗、务实、有为的风格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与此同时，中央纪委反腐新思路亦愈加清晰：“老虎、苍蝇一起打”，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反腐成果；“打铁还需自身硬”，加强纪检监察队伍自身建设。

治标为主，今年还将打“老虎”？

2012年11月履新以来，面对日益严峻的反腐形势，中央及中央纪委主要领导高调发声，一系列新思路浮出水面。“治标为主”的提出，正基于这一背景。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2013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召开。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反腐倡廉建设指明了方向。

2013年1月23日，中央纪委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王岐山首提，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舆论注意到，这个表述不同于之前“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及“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惯用提法。反腐研究者指出，过去，“标本兼治”曾被一些治标不力的地方用作搪塞之语，此次强调“着力治标”，显示出中央打击贪腐的决心和紧迫感。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则认为，这不意味着反腐基本方针发生改变。制度建设属于长期工作，治标是加大惩治力度，治标中暴露出来的腐败将有助于完善制度，最终实现治本。

此表述或许源于王岐山在北京当市长时的“治堵”经验。新华社曾披露，面对北京日益拥堵的交通，王岐山当时就指出，北京刚进入交通拥堵的历史时期，要标本兼治，疏堵结合，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此后，“治标为主”思路进一步完善。2013年3月4日，王岐山看望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讨论时强调，反腐败既要坚持打持久战，也要打好歼灭战。

事实上，“治标为主、打大老虎”的策略，香港、新加坡当年也曾成功运用。香港廉政公署前副专员郭文纬接受《廉政瞭望》特约记者采访时透露，香港廉政公署1974年成立，首个目标就是调查总警司葛柏，葛柏后来成为香港司法史上首个因贪污入狱的高官。此后，香港贪腐情况大为好转。

郑章远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多年战友，上世纪80年代曾任国家发展部部长。当年，有人向政府举报郑受贿40万新元。郑章远予以否认，并求见李光耀，但遭到李的拒绝。一周后，郑章远自杀。通过此事，新加坡人看到了政府反贪的决心，贪污大减。

“治标为主”的反腐新思路，也被践行在十八大后对贪腐官员的查处上。

2012月12月6日，十八大后仅20天，中央纪委就宣布了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的消息。此后，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吴永文、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等省部级官员相继落马。

地方的“治标”力度也在加大，各省（市、区）都在“较劲”。从十八大至2013年2月，各级党委、政府及司法机关已经宣布了至少30名厅级以上官员落马、免职的消息。今年以来，广东至少查处了7名厅官。

据悉，中央纪委也有办案数量的要求，亦曾遭“设指标不科学”的质疑。但有分析者认为，科学与否，要看是否出现了冤假错案。目前严峻的反腐形势下，一些地方纪委并非无线索可查，而是有线索不查，许多线索来不及查。因此，适当的办案数量压力，可以提升现实的反腐功能，实属必要。

事实上，自王岐山上任第一天起，人们就对其“铁腕”抱有期待。舆论注意到，刘铁男与王岐山同是山西人，二人有过工作接触，刘被举报时，正陪王岐山在俄罗斯进行能源谈判。这个被认为“有一定能力”的官员受到查处，体现出王岐山“铁面无私”的风格。

近日，《参考消息》转引报道认为，鉴于王岐山的强硬个性及家庭背景，加上习近平的强力支持，在反腐领域可能比前任有更大作为。

有反腐研究者分析，2008年至2012年的5年间，中央共查办省部级及以上高官30人，平均每年查处6人，今年从数量上看，并不出奇。但李春城、刘铁男案之所以如此引人关注，一是两人身处之“重镇”，多年来无大要案；二是微博等新媒体的加入，激活了社会能量。以今时反腐之力度、速度，和过往的反腐频率来看，今年打的“老虎”或将不止于此。

“中纪委敢说话了”

查处大要案件的同时，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在“治标为主”的新思路下，中央纪委将出台哪些具体举措，遏制腐败高发态势。

事实上，2012年11月30日，王岐山即在专家座谈会上提出了着力点：“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加强自身建设”。这被认为与习近平“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要求相契合。此后，一套着眼加强自身建设的“组合拳”相继使出。

“组合拳”始于财产抽查。早在2013年1月加强各地落实“八项规定”情况的监督检查时，中央纪委就要求开展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抽查核实。随后，广东、上海等地开始试点。尽管目前全国性抽查方案尚未出台，但王岐山已明确要求在巡视中先做起来。

今年5月，有媒体披露“中纪委正进行内设机构微调”，外界反响热烈。《廉政瞭望》获悉，微调方案是，将党风廉政建设室和纠风室合并为党风政风监督室，将执法监察室、绩效管理监察室合并为执法和效能监督室。合并腾出的人手，将进入新增的两个纪检监察室，专司案件查办，以适应“治标为主”的要求。

与机构微调并行的，还有对委部班子成员的微调，两者都旨在为“治标”提供保障，后者引人瑕思。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督如何才能到位？4月22日至26日的5天时间，中央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在王岐山带领下，就贯彻“八项规定”等，约谈了53名部委派驻纪检组长。尽管“廉政约谈”在地方上屡见不鲜，但中央纪委书记亲自上阵，还是头一回。

“约谈纪委书记，绷紧了全机关的‘弦’。”国资委纪委书记强卫东说。而在约谈部委纪检组长后，对中央纪委委员和省级纪委书记的约谈也已展开。

5月17日，新一轮“巡视反腐”打响。10天后，被称为“纪委自我开刀”的“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启动，当天的电视电话会议只开了20分钟。纪检监察“清卡”的示范效应明显：海南等地已将其推广到全省公务员。截至6月7日，三亚各级纪检机关已完成“清卡”，201名纪检干部报告“零持有”。

“中纪委爱说话了。”资深时政媒体人马昌博的感慨，反映出中央纪委推进“去神秘化”的努力。今年3月来，多项信息公开的举措出台：公布内设机构框图和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信访举报等工作程序框图；新成立的党风政风监督室官员谈“清卡”；信访室官员首次亮相网络访谈，就表态“要杜绝一切‘拦卡堵截’上访群众的错误做法”„„

有纪检系统人士感慨，与过去相比，中央纪委不仅爱说话，也敢说话、敢表态了。这显然与王岐山的推动分不开。王岐山以“敢讲狠话”著称，但没有官话套话，每句话都实实在在，让人一听就能领会其思路要求。

中央纪委的密集发声，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拉近了群众与纪检监察机关的距离，为群众有序参与反腐败提供了有力支持。

反腐难题何解？

200天来，新一届中央纪委动作凸显出坚定性、策略性、客观性，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对纪检监察机关的关注度、好评度。

目前，巡视及清退会员卡工作仍在进行。然而，公众对中央纪委“以更大力度反腐”的期待不止于此。

几名接受《廉政瞭望》采访的专家认为，目前被惩处的贪官仍是少数，纪委最近的几大动作，如机构改革、巡视、清退会员卡等，本是应尽职责。

“清卡”电视电话会上，王岐山的一段话意味深长：“这次活动标准并不高，既属必要，又具可行，应是大家都能做到的。”

事实上，尽管巡视、“清卡”均不属新动作，以往落实中却都存在问题。

2011年，我国曾推行预付卡实名制，但效果差强人意。此次“清卡”推行后，北京一名高尔夫销售经理表示，他们已将会员卡变成消费卡，卡不记名，查也查不到。

在“治标”方面，群众希望出台更多触及和改变既得利益格局的措施，拓宽社会监督渠道，提振反腐信心。在“治标”推进的同时，加大治本力度是应有之义。近年来，各级建立健全惩防体系。但使“制度防腐”功效得以发挥，仍是艰巨任务。

王岐山或将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常务副院长李永忠观察，王岐山的反腐战略构想是，严肃整治纪律，反对特权，维护中央权威，恢复公信力。通过反腐成效以提振党心、民心，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基础。

专家还有更多期待。曾进中南海与王岐山座谈的反腐专家任建明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他力主通过设廉政特区破解反腐难题。“通过综合治理，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在宏观上建立分权制约制度，再将其推而广之，解决深层次问题。”

中央纪委反腐200天，通过更新思路、惩治贪官、建设队伍，烧起了熊熊“三把火”，但效果如何，还需进一步观察。正如一名地方纪委人士所说，中央新领导的提法和措施是非常好的，“关键还是落实下去，从以往实践来看，真正贯彻落实往往是最难的事情

第三篇：拳腿法组合教案

拳腿法组合教案

[一]、拳法组合

1、左直拳 右直拳 左摆拳（直直摆）

2、左直拳 右摆拳 左勾拳（直摆勾）

3、左勾拳 右勾拳 左摆拳（勾勾摆）[二]、腿法组合

1、左横踢 后摆腿

2、左前蹬 右弹踢

3、左侧踹 右横踢 [三]、拳腿法组合

1、左直拳 右直拳 右横踢

2、左直拳 右摆拳 右前蹬

3、左摆拳 右直拳 左侧踹（后滑步）

第四篇：中纪委新措剑指会员卡腐败 反腐亮出“组合拳”

中纪委新措剑指会员卡腐败 反腐亮出“组合拳”

2013年05月28日07:40

来源：中国新闻网

近日，中纪委要求纪检监察干部清退所收受会员卡，这让“会员卡腐败”的治理再度引发关注。专家分析，此举从纪检监察系统公务人员开始做起，将会给社会起到示范作用。十八大以来，中央发出的反腐“组合拳”体现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思路。

治理会员卡打击“收卡贿赂”

5月27日，来自中纪委的一条会议消息再度成了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当日，中纪委召开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电视电话会议，要求纪检监察系统在职干部、职工按照《中纪委在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的要求，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告”。

一些媒体分析，中纪委此次开展的会员卡清退活动，关注到了当前在社会中造成恶劣影响的“会所腐败”，意味着反腐败的打击力度，将从公开场合向私密领域延伸。

“现在的腐败案例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会员卡行贿’的新趋向，以小礼物、小纪念品的名义将隐藏巨大经济利益的会员卡赠送给领导干部，这其实就是变相权钱交换。”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指出，中纪委此次开查会员卡找准了当前官员贪腐的新动向，打击到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腐败现象。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从现在腐败的主要问题来看，中央判断认为，现在反腐形势比较复杂，腐败现象比较普遍，可能会涉及到很多领域和方面，特点之一就是存在很多“灰色地带”的腐败现象，比如会员卡、购物卡等各类卡，这成为现在社会上所谓沟通关系、送礼的一个主要形式，所以，很多公务人员不一定直接收受现金，但是会员卡之类比较普遍。

在27日的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讲话中指出，“会员卡虽小，折射出的却是作风建设的大问题，反映的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此外，王岐山还强调要通过这次活动，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一个信号，表明纪检监察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落实八项规定。

其实针对“收卡贿赂”，2011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由人民银行、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税务总局等七部委联合起草的《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

这份意见就已指出，商业预付卡市场也存在监管不严、违反财务纪律、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公款消费和收卡受贿等突出问题，严重扰乱了税收和财务管理秩序，助长了腐败行为。有舆论分析，此次中纪委开查会员卡，亦是对“收卡腐败”的又一有力打击。“正人必先正己” 专项清查待深入扩展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王岐山曾以此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在27日的会议上，王岐山再次强调了纪检监察干部要“正人必先正己”。还特别指出，这次会 员卡专项清退活动，是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前奏曲”。

对于此次从纪检监察部门内部开启会员卡清退活动，马怀德说这是在起“示范作用”。“这实际上是在推进反腐败斗争中的一个具体步骤，也是一个重要举措，体现了中央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从纪检监察系统的公务人员做起，将会给社会起到一个示范。”

打铁还需自身硬，但是“自身硬”后更重要的还是“打铁”。此次中纪委开展会员卡清退的消息发出后，网络上也有网友呼吁，始于纪检干部的清理行动，应该扩展到各级官员，在公务员系统全面开查。

“从纪检监察部门开始清退，在公务人员中全面推进就比较方便。”林喆表示，会员卡贿赂腐败是个普遍现象，纪检监察系统首先开始专项整顿，如果能够切实有效地落实下去，遇到的问题和积累的经验都能在今后的推广中参考。

对于清退会员卡行动未来能否推广深入，马怀德持肯定态度。“我觉得下一步，在整个公务员系统都会提出这样一些要求，第一步是由纪检监察系统的公务人员先做到，下一步估计很快整个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系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马怀德称，腐败的形式很多，但是要一项一项治理，现在重点是治理会员卡，下一步可能会治理其他形式的腐败形式。

分析称，从纪检监察系统内干部职工开始整顿会员卡腐败，这些或将成为全面打击会所腐败、会员卡腐败的前哨战，而以会员卡清退来切入反腐，也是高层精准打击腐败新动向、新趋势的一个信号。

标本兼治亮反腐“组合拳”

“谁来监督官员如时地自行清退会员卡？”“自上而下的命令能都收到实效？”“应该发动群众监督举报身边的‘会所腐败’”„„网络上，关于此次纪检监察系统内部会员卡清退的活动，网友在表达支持的同时，还对活动的成效提出了担忧和建议。

其实针对此项活动执行过程的监督，王岐山在27日的讲话中也特别指出“欢迎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这次活动进行监督。”

马怀德称，中央这一文件并没有排斥社会和舆论的监督。“所有反腐倡廉的建设过程中，应该是一个综合治理的体系，既要有制度的明确要求，有自上而下的要求，同时也要有社会和舆论的监督。”

今年年初，在中央纪委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王岐山在谈及反腐斗争时曾强调，“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次治理会员卡腐败也被舆论视为中央循序渐进打击腐败的步骤之一。

“先‘治标’，先把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重点打击，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反腐成果，赢得群众的信任，然后再去循序渐进探索‘治本’之道，‘治本’需要的是时间。”林喆称。

实际上，从强调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开展抽查核实，到各大网站开通举报专区；从严厉查办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等涉贪高官，到首次一对一约谈派驻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再到要求中央巡视工作开创新方式方法，今年以来，中国反腐进程正在环环相扣的“组合拳”中扎实推进。

“‘约谈’也好，会员卡治理也好，都体现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反腐思路。”马怀德说，从十八大以后中纪委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来看，应该是一套综合的反腐倡廉体系。一方面，查处大案要案没有停手，另外，也没有忽略自身的建设。

马怀德指出，所谓的反腐“组合拳”，就是既要有制度性的要求和明确的政策界限标准，另外也要有上级和专门监督机构有效的监督，同时也需要社会和媒体力量的监督，通过综合的方式，对腐败有效的遏制与清除。(中新网5月28日电 记者 阚枫)3

第五篇：打好改制转型的组合拳

打好改制转型的组合拳

赵学奎

公司的前身是合肥市重点工程指挥部市政工程办公室（简称“市政办”）。2008年底，经市事改企工作领导小组批复，市国资委、市重点局、市国资控股公司启动市政办的改制转企工作，至2009年3月完成改制工作。

改制中面临的问题

生存问题。公司成立后，延续市政办的存量业务只有自有房产出租一项，该项业务年收入仅500多万元，扣除房产折旧约300万元、房产税约80万元后，无法维持公司的生存。

发展问题。市政办改制领导小组在改制方案中曾设想新体的主营业务方向为大建设主材采购供应、工程总承包等。经过调研分析，这一设想不切实际、无法实现。

观念问题。员工的思想观念亟待转变、对公司未来信心不足。少数有才能的员工包括个别高管人员已经或计划“另找门路”。

人员问题。员工素质和能力难以适应新业务发展需要的问题。公司绝大部门人员来自市政办，过去从事市政工程建设管理、房屋拆迁等工作，年龄偏大（平均43岁）。

制度文化问题。市政办作为国有事业单位，基本上沿用党政机关的管理模式，规章制度、经营核算体系等无法继续沿用，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亟待重建。

激励不足问题。事业单位的薪酬制度主要体现论资排辈，以工龄为确定工资标准的主要依据，岗位责任轻重、贡献大小几乎得不到体现，资深人员的工资甚至高过单位主要领导；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

采取的具体措施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公司领导层，尤其是主要领导面对重重困难和严峻考验，经过深思熟虑、充分研讨，有条不紊地打出了“促转变倡精神、搭班子建队伍、定战略拓主业、建规章立准绳、抓培训提素质、建文化增实力”等组合拳。

促转变倡精神:改制转企前后，面对员工思想情绪不稳、不稳定因素暗流涌动的局面，公司领导认识到，领导班子尤其是主要领导必须以身作则，率先解开思想上的疙瘩，尽快完成从准政府官员向企业家的角色转变，展示创新、诚信、和谐、执行、奉献等企业家精神，引领全体员工走出迷茫和困境。经过上级领导的关心帮助、党委中心组生活会上大家的思想碰撞，公司领导班子很快从改制时的彷徨、失落中解脱出来，认识到肩负对组织对员工对社会的重任，坚定了二次创业的思想。

搭班子、建队伍：按照《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的规定，国有企业中层以 上的高级管理人员由出资人（即国资委或国资授权经营主体）委派。我公司作为一家事改企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与完全新建的企业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必须尊重历史、适当兼顾既得利益，以减少阻力、团结带领绝大部分人干事创业。公司领导体制由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组成，由市政办老人、上级组织派来的人员共同组成。对市政办原两位副主任，上级组织考虑其年龄问题，改任公司调研员。后来，公司根据其本人的意愿、能力和公司的实际需要，为充分尊重和发挥老同志的才智，分别提名担任公司工会主席、子公司执行董事，获得上级组织的批准。原来的两位资深中层干部，一开始没有进入领导层，在公司成立党委会前，我们积极向上级组织争取将他们列入党委成员候选人，并最终被选入公司党委。这两位同志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激发，在市政办改制、公司成立初期稳定局面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在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工作经验和能力、工作作风等方面，能形成有效互补。

经过一年多的磨合，领导班子公正、团结、进取，得到了群众公认。在主业和发展战略确定、部门设置后，公司适时引入竞争机制，实行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对普通员工实行部门和岗位双向选择，充分尊重员工个人的意愿。尤其注意从内部抽调、外部公开招聘专业对口、素质比较全面的员工到决定公司能否成功转型、新业务能否顺利开展、公司未来能否健康持续发展的担保投资部。截止目前，公司已基本建立了符合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的治理结构、领导体制，完成了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主营业务开展需要的“六部一室”。

定战略、拓主业：公司领导班子带领大家开动脑筋、积极思考，结合建设部全面推行工程担保制度试点的要求、市委市政府关于建立区域金融中心和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战略，以及政府明文规定逐步实行市政建设工程层层担保制度所带来的商机，立即牵头组织了相关部门赴深圳、北京、杭州等工程担保试点先行城市进行我市工程担保试点考察调研活动，理清了开展工程担保业务的思路。经过充分研讨，逐步确立了“以存量业务保生存、以增量业务促发展”的经营方针和“以工程担保为主业，争当合肥工程担保行业龙头、全国同行业一流的”发展战略，获得全体员工的广泛认同和上级组织的批准。

为使公司的经营方针、发展战略深入人心、统一行动，公司精心组织开展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的系列学习培训活动，先后由公司领导、专业人员和外请专家举办各类培训20多场次，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抽调、外招专业人员组建担保投资部、开展业务培训的同时，公司还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拟定了我市开展工程担保的试点意见、实施方案和业务操作流程，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开通公司网站、印制宣传画册、印放信息简报，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工程担保制度，主动到各建设主管部门和业主单位营销工程担保业务，多次邀请相关部门来公司 考察、指导，争取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支持。经过不懈努力，得到了主管部门、建设施工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认可，最终被市招管办选定为我市工程担保制度试点的首家专业担保机构。

建规章立准绳：公司成立后，单位性质由国有事业单位转变为企业，管理体制发生根本性改变，原来的规章制度不再适用。公司成立之初，公司领导就充分认识到制度建设对加强和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打造公司文化、奠定长青基业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制度建设具有制度经济学所谓的“路径依赖”的规律，为此，成立了公司制度建设领导小组，讨论制定了拟起草的规章制度目录，确定了各项规章制度起草人（组）和提交时间，逐项提交经营工作例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会议、各部门讨论修改、董事会审批、公示，再印发执行。通过全员参与、公开公正透明的操作，把制度制定的过程变成转变观念、统一思想、制度宣传的重要手段。公司成立至今不到一年的时间，公司先后共制定、修订规章制度30多项（目前正在进行公司规章制度汇编），初步完成了公司的制度建设任务，基本满足了公司现阶段经营管理的需要，实现了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章必循、执行严格、自觉遵守、依法治企的目标。

抓培训提素质：公司充分认识到现代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企业的最大财富。经营企业首先要经营好人才。人才经营得好坏决定了每位员工是“资产”还是“负债”。经营人才要树立德才兼备的指导思想，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员工教育培训机制，树立“培训是员工最大的福利”的观念，把教育培训作为员工“资产增值”、“负债减少”的重要手段。为此，公司提出了打造建设学习型企业的目标，要求员工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在教育培训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上，公司高度重视员工的人生价值观、企业核心价值观、职业素养的培养，并把它摆在专业培训之前。刻录中国传统文化讲座系列光盘，员工人手一份观看，购买并发放各类专业书籍供员工自学，开展读书竞赛，采取请进来、派出去、走出去等多形式、多内容、多层次的教育培训活动，仅2009年一年，为适应担保投资业务开展的需要，公司就全后派出9批次、十多人参加在全国各地开展的、由不同机构组织的各类担保、投资培训班、研讨会等。

针对公司成立初期，工作质量不高、任务计划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公司开展了执行力建设专项治理活动和查摆找补创活动，要求各部门、每位员工自己查摆在办事效率、工作质量等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分析原因、制定整改对策，公司则形成每周一经营工作例会检查落实上周工作计划完成结果、质量、原因的制度，注重从一件件事务、一项项工作、一个个细节抓起，初步形成了工作有计划、执行有督察、问题有反馈的工作机制。经过近1年的教育培训，包括公司高管人员的公司员工的职业素养、业务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为公司业 务的顺利开展和争取实现新的跨越奠定了一定的人才基础。

建文化增实力：企业管理经历了人管人、制度管人和文化管人或者说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和文化管理三个阶段，目前，各国企业都认识到文化管理的重要性。现代企业的竞争已进入文化竞争的阶段，文化已成为企业的灵魂。如果说企业起家可以靠好产品，短期成功可以靠好的营销管理，中期成功可以靠好的战略管理，那么，企业要想长期成功，则要靠企业文化。公司成立以来，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在2009年初步完成制度建设、执行力建设后，提出2010年的重点工作为“企业文化、团队建设、担保上台阶、公司创品牌”。企业文化赫然在首，确定2010年为“企业文化建设年”，成立活动领导小组，结合公司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活动计划，并已按时间进度要求完成了部分计划，通过广泛征集、提炼，形成了公司文化核心理念。公司将通过深入开展“企业文化建设年活动”，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面着手，打造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向心力，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和自豪感，通过培育企业文化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软实力。

“赛马”比优劣，实干见分晓：公司员工绝大部分是市政办老职工，为兼顾历史、减少阻力，公司成立时，除管理人员外，员工起聘的岗位级别及相应的工资待遇没有拉开差距。长此以往，势必影响业务一线和骨干员工的积极性。为此，公司将以薪酬制度为裁判标准，以成立时的薪酬为起跑线，让员工“赛马”，不定期对赛马成绩优秀者，实行多频次、小范围提级、提职、加薪和特别嘉奖，坚决杜绝老国企和政府机关里全员普调的做法，逐步拉开员工收入差距，让愿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员工有成就感。

华丽转身，焕发活力

成功改制转型后，公司发挥工程管理人才和投融资人才等资源无缝对接的独特优势，在较短时间内顺利实现了向金融服务行业的华丽转身，取得了经营业绩连年跨越式增长的骄人业绩，初步奠定了工程担保“地区龙头、行业一流”的优势地位，成为我市事改企的成功典范。

2年多来，公司抢抓合肥大建设带来的难得商机，为建筑企业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优服务的工程担保、融资担保等金融服务，工程担保市场覆盖面已覆盖全市所有县区及、开发园区,涉并延伸到周边地市，为建筑企业盘活资金、解决流动资金20多亿元，有效缓解了建筑企业的融资难、担保难，受到广大客户的高度评价。公司通过深入细致的保前调查、项目评审和保后监管，协助建设主管部门和业主单位防范和加强工程建设风险管理，被誉为大建设不可或缺的“第四方”。

截至2012年1月底，公司已累计办理担保项目近600个，担保额突破34亿元，累计实现利税6000多万元、提取担保准备金2000多万元。其中，2011年，担保额达21.9亿元，业务收入突破6000万元，实现净利润2008万元。

公司的突出成绩，得到了社会各界和主管部门的高度认可。2009年、2010年、2011年,公司连续三年被市总工会评为先进单位；2011年9月，被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评为“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根据省市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公司名称已变更为“合肥市国投建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的引导带动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作用，股东单位计划近期向公司增资1亿元，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2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