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上)答案92
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上)试卷
[考试时限]:60分钟
[及格分数]:60分
00 50 43
[考试说明]: 1、2009年,我国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正确
错误 2、2011年,我国开始试点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正确
错误
3、当前,我国政府主导与市场力量对城镇化的进程影响并存。
正确
错误
4、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正确
错误
5、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收入状况、财产状况的认定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
正确
错误
6、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股份有限公司就业人数为1268万人。
正确
错误
7、《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规定,对批准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按照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按月发给最低生活保障金。正确
错误
8、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股份有限公司就业人数为1024万人。
正确
错误
9、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为332万人。
正确
错误 10、2012年,我国全面开展新农保和城居保工作。
正确
错误
11、据2011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国有及控股企业()。
12.47万户 14.47万户 16.58万户 18.23万户
12、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达60%。
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所有制构成非公有制经济占城镇从业人员
非公经济就业占城镇新增就业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13、2002年我国()人口达5.02亿人。
城镇
农村
全部社区 以上均错误
14、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显示,1700年()城市化进程为4%。
印度
日本
中国
美国
15、据2011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
32.3万项 21.4万项 28.6万项 35.2万项
16、以下属于1951年颁布的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部
《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17、在新技术革命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下,工业结构进一步升级,给()造成更大压力。
就业
生活
健康
生态
18、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显示,1700年()城市化进程为13%。
英国
加拿大 美国
日本 19、2002年我国()人口达7.82亿人。
城镇
农村
全部社区
以上均错误
20、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达95%。
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所有制构成非公有制经济占城镇从业人员
非公经济就业占城镇新增就业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21、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显示,1900年()城市化进程为69%。
中国
日本
英国
美国
22、以下属于1954年颁布的的是()。
《中户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部
《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3、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就业人数达8102万人。
国有单位 城镇集体单位
股份集体单位
联营单位
24、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就业年均增长率为-8.80%。
国有单位
城镇集体单位
股份集体单位
联营单位
25、当前,我国人地关系紧张,苏南5个省辖市总面积占全国0.29%,承载2.44%的人口和()的经济总量。
7.20% 6.30% 3.10% 2.70%
26、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就业年均增长率为0.06%。
国有单位
城镇集体单位
股份集体单位
联营单位
27、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就业人数达42万人。
国有单位
城镇集体单位
股份集体单位
联营单位
28、以下属于1958年颁布的的是()。《中户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部
《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9、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显示,2010年()城市化进程为30.1%。
中国
英国
美国
印度
30、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达75%。
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所有制构成非公有制经济占城镇从业人员
非公经济就业占城镇新增就业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31、双重转轨中的城镇化是指()。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
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轨
城市社会向农业社会转型
32、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突出表现是,在加速工业化的同时,没有很好地解决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的()等问题。
户籍
住房
公共服务 饮食
33、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三个阶段是()。
开放期
自由迁徙期
严格控制期
半开放期
34、目前,我国存在的“乡村病”问题主要有()。
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
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化
农村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
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
35、社会救助制度坚持(),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社会救助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托底线
救急难
可持续
不可持续
36、社会救助工作应当遵循()的原则。
公开
公平
公正
及时
37、《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相应的社会救助管理工作。
国务院民政 卫生计生
教育
住房城乡建设
38、《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社会救助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的社会救助工作协调机制,完善社会救助资金、物资保障机制,将政府安排的社会救助资金和社会救助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政府领导
民政部门牵头
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力量参与
39、《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规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按照当地居民生活必需的费用确定、公布,并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适时调整。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各区县
40、《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规定,社会救助资金实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挤占挪用。
专项管理
分账核算
专款专用
专人专用
第二篇: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2014年05月02日 09:00 来源:《阅江学刊》2014年2期
作者:严强
摘 要:将国家治理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改革攻坚阶段的重大战略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启动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国家治理现代化 是在扬弃旧式现代化之后探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让改革具有了新的意义,而且赋予社会治理创新全新的性质,规定了未来中国式社 会治理的新体系。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创新
在中国近几年的社会科学界,新的理论和潮流不断涌现。新公共管理浪潮之后,治理理论开始流行。虽然在中国传统的官方话语中,早已出现作为管控、统治意义上 的治理概念,但现在流行的“治理”,则与多元共治、民主、法治等理念联系在一起。这一新的治理理论已经迅速扩展和延伸,并超出了政府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概 念。[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中国梦的真正内容和全新理念,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战略,启动了新一轮 的思想解放运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使中国改革具有了新的意义,而且赋予社会治理创新全新的性质,构建了未来中国式社会治理的新体系。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思想解放作用
积极赶超现代化是中国近35 年来改革开放、锐意进取的目标之一。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执政党、如何建设新型的执政党,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 现科学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当追求怎样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如何实现?这一直是执政党的顶层思考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就思考过未来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新中国建立以后,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一直是老一辈革命家们日 夜思索并致力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文革的浩劫使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努力遭受了巨大的挫折。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在启动实践标准大讨 论、推动思想解放、破除“两个凡是”的保守僵化思维之后,将中国带入改革、开放和赶超现代化的道路。最初10 年,中国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变革,在恢复了商品生产、激发了经济活力以后,一个更大的问题需要执政的共产党做出艰难的决断:在告别无效的计划经济体制以 后,要不要选择以往一直反对并努力消灭的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认为改革不能停,“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 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2]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于是兴起。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改革让中国的生产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农业、工业、国 防、科技以及教育、卫生等领域的现代化步伐逐渐加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现代化建设的赶超延续了西方曾经走过的道路,甚至是以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标准作 为评估和衡量的尺度。
但是,经过30 多年高速度的赶超,我们终于发现,始于西方国家、由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启动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其弊端渐渐暴露出来。这种现代化带来的现代性是片面 的、不可持续的,是一种旧式的现代性。“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社会与个人不和谐,社会和自然付出双重代 价的现代性。”[3]
这种旧式现代化及其导致的旧式现代性不仅阻碍着中国的发展,纵观全球,西方发达国家在面对这种旧式现代化时,同样徘徊不前。世界经济的动荡,美国华尔街 的金融风暴,以及欧洲主要国家相继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等等事件都和这种片面的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有密切的关联。而且,以旧式现代化带动的全球化,导致了全球毒 品泛滥、全球环境污染、全球武器买卖、全球恐怖活动种种恶果,问题显然不是出在全球化上,而是出在旧式的现代化上。
整个20 世纪和21 世纪的前10 年,由于人类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旧式现代化进程中对自然的倒行逆施,招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即将发生重大转折的种种迹 象。因而在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赢、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 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 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涵。”[4]
新型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全面发展,是人民参与推动的现代化,是一种协同治理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在强调器物的现代性、人类消费领域的现代 性的同时,更加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新型现代化与旧式现代化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以人民为主体、维护人民的尊严和幸福、体 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持续发展模式。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下,改革和开放获得了新的意义。改革决不仅仅是我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遭受挫折后寻找新的发展模式的一种尝试,也不仅仅是单 纯地解构旧的体制、建构新的体制,改革是中国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增强特色社会主义活力的法宝。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就是通过不断的思想解放,创新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是公共权力机构实现其政治和社会功能的基本工具,是获得主导性权威的前提。制度决定了技术力量发挥的空 间和可能产生的活力。邓小平同志一贯重视制度建设,他主张对于总体社会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时可能 还要接触到别的体制问题。”[5]邓小平同志对制度内涵的概括,既涉及结构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程序方面的规定,还涵盖一系列规范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 各领域已进入深水区的改革要强化制度信心,逐步树立结构意识、规范意识、程序意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达到现代化的要求,关键就是要看能否在重要 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中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赋予社会治理全新性质
中国式的社会治理是在社会转型中为推动社会各领域的协同改革而逐步提出来的。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结束了十年文革浩劫之后,执政党中的改革派将经济建设确定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决定了改革、开放一开始的定位是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这和当时最 高领导层首先从经济上来定位社会主义本质是一致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支撑条件越来越多,而且单兵独进的经济体制改革策略也开始暴露出不合理性。民间不时涌出呼唤政治 体制改革的声浪,但令执政党和政府的高层更为担忧的则是因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权益结构失衡、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失序所导致的日趋激烈的利益矛盾和冲 突,以及不时危及到国家安定的重大生产事故、恶性交通事故和食品安全危机。
此外,文化领域不时出现混乱,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所有这些问题,让执政党和政府的上层开始思考中国社会正在分化的事实,需要统筹几大领域的改革、建设与 管理问题。其中,尤为急迫的是社会领域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大领域建设的议题,十七大进一步将四大领域的改革、建设 和管理纳入和谐社会建设的整体之中。
社会治理与社会治理创新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为适应改革深入发展的要求而提出和实施的一项战略议题。但是,在本世纪初,当 社会治理作为一项广义的和谐社会建设,即国家总体建设布局中的重要任务被提出来的时候,它是以社会管理的面目出现的。社会管理从宽泛的总体社会管理中分化 出来后,与专门的社会领域的社会矛盾预防和处理相关联,并且着眼于保持社会稳定的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由此,社会管理一直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而被理解、规 范和设计。
社会管理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最初是被国内大量负面的问题压出来的。2003 年非典型肺炎的突然侵扰,让刚刚开始运行的“胡温体制”感受到中国总体社会不平衡的发展,以及在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中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所潜藏的新型风险和 不安全因素。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社会管理等议题被着重提出。同样,从旧式现代化向新型现代化转变的问题也被着重提出来。2003 年11 月21 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新一届领导通过抗击非典型肺炎这场疾病,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注意协调发展。城乡发 展不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就如同一个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样,一定会跌跤的。其中,“长腿”指的是经济增长,“短腿”指的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6]社会管理作为一项特别受到上层关注的战略议题也是基于对阿拉伯世界不少国家内部**动酿成恶果的思考。多数阿拉伯国家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实力薄弱,不少国家失业率持续攀升,通货膨胀严重,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剧。2011年1 月,西亚、北非地区的动荡之火蔓延至埃及,爆发了一系列的街头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等抗议活动,最终导致国家政权发生更迭。这些震惊世界的事件,强化了 中国高层领导维持社会稳定、安全和秩序的愿望。
2011 年是执政党和政府的高层密集性地研究、布置加强、改进和创新社会管理之年。2011年2 月19 日至23 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军队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云集中央党校,参加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专题研讨班。胡锦涛总书记在研讨班上发表 重要讲话,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总要求,“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同年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提出要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调查研究,加强政策制定,加强工作部署,加强任务落实,全面提 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7 月,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正式发布,这一纲领性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9 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一词之变饱含深刻内涵,体现了理念的飞跃。11 月下旬到12 月初,中央领导同志分四路主持召开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片区会,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总结经验,部署工作。
这种主要从逆向来把握的社会管理,就是政府运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带有强制性的治安手段,根据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表现、特点,寻找和实施处理 社会矛盾、社会问题,降低社会风险的方式和机制。只要观察一下政府部门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不难发现其主流表现为在依然滞后的行政模式下机械地重复着对社 会的规制———控制式的管理,社会管理体系的创新缩小为以强制性权力更积极地干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领域,社会管理体系创新只不过是政治体系运用旧的思 维方式维护社会稳定的意图和行动的另一种表达。[7]
在实际工作中,不少政府部门更习惯于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套理念和做法,简单地把“管理”等同为“管控”,认为管理就是把人管住;甚至认为“管理”就 是“维稳”,加强社会管理就是维护社会稳定,而“维稳”依然习惯于使用行政的“硬”手段,习惯于事先“堵”和事后“灭火”。[8]社会管理的工作职能由各 级党委的政法委负责和统筹,加强社会控制、维护 社会稳定的意识非常强烈,倾向很明显。中央政法委的一位领导在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明确指出: “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就业的70%的城市就业人口,我们把国有企业服务管理员工的经验延伸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真正使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承担起服务管 理员工的社会责任,劳动关系就会和谐得多;对4.57 亿网民、8.59 亿手机用户,我们在发挥好有关部门依法管理职能作用的同时,把广大网民在净化网络环境中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好全社会共同监督的作用,虚拟社会就会健康 有序发展。”[9]显然,在政法部门看来,社会管理就是对新的社会领域(如非公有制企业、网络虚拟社会)的重新管控。有学者把这种路径的社会管理创新称为“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范式”。
作为社会管控的社会管理创新,维权与维稳必然会形成对立,维护权益被视为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冲击和对社会稳定的挑战。政府对社会矛盾的态度是能压则压、能 捂则捂,崇尚“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公民权益普遍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冲突只有在被政府认为已经影响社会稳定的时候,才能受到高度重视,从 而陷入“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为此,有学者希望通过创新社会管理来纠正压力维稳机制下的刚性稳定,树立科学维稳思维,变被动维稳 为主动创稳。[10]但是,无论是刚性维稳还是柔性维稳,社会管理创新都没有摆脱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社会管控的路径。正如皮克所言,社会管理也许会形成多 元主体共治的格局,但最终形成的依然只能是国家统合主义体制。[11]
对社会领域的管理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以后,社会管理就会被社会治理所取代。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架构中,社会管理显然不再局限为政府的一项职能,也 不仅仅是政府部门对某个领域进行的逆向式的单独管控,而成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总体治理能力的重要环节,传统的社会管理将必然转化为新型的社会治 理。
在努力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系统的过程中,社会治理和治理创新获得了全新的内涵。社会治理及其创新首先从正向的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中得到理论与实践的规定性。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就是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以增加社会资本的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相应地,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利益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产生合理的社会结构。社会治理及其创新从逆向的合作共治中得到理论与实 践的规定性。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就是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公民个体根据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表现、新特点和新趋势,共同创造正确处理这些矛盾、问题和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更好地缩小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降低风险、增加安全。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目标就是要紧紧围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 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要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必须兼顾两个方面:第一,要确保社会充满活力,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 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第二,要确保社会和谐有序,必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通过增强活力来保证有序,通过有序来保证活力。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规定社会治理新体系
意识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是一大进步,自觉认识到需要进行治理,并把社会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才是真正的社会治理创新。有学 者提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正处于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他们认为,社会转型是指总体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社会 开始整体进入社会转型时期。从总体社会运行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由恶性运行向中性运行、进而向良性运行转化的过程。从总体社会转型的主体内容 分析,中国社会转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和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阶段。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以社会改革为主体 的阶段,这是中国迈向现代社会不可或缺、至为重要的承上启下的阶段。这一判断是否确切还有待研究,但至少表明,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关键性的环节。[12]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和关键环节的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必须有基本的架构。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点在于与总体社会中的其他领域相互关联适应,进行协同式 的制度、体制创新。社会治理创新不能孤立地展开,正像经济发展不能单兵独进一样。社会治理及其创新需要与政治领域的建设和治理、经济领域的建设和治理、文 化领域的建设和治理、生态领域的建设和治理形成系统、整体和协同的机制,在五位一体的建设和治理中推进并实现社会领域的建设和治理,通过社会领域的建设和 治理促进其他领域的建设和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极其重要的方面是在各个领域制度充分供给的基础上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 效的总体社会制度体系。因此,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协调、协同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
第一,在社会治理中,建设、服务、治理三者是有机统一的。在社会建设中进行社会治理,在社会服务中推进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重点在于以社会建设 为基础、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保障、以促进形成合理的社会权益结构和稳定的社会行为秩序为中心,构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形 成制度、体制和机制、政策的结合。在总的社会体制中,在社会体制的约束和引导下,逐步建立社会领域中具体制度网络、社会领域中具体体制网络、社会领域中具 体机制网络和社会领域中具体政策网络。
第二,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在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的前提下,采用系统、综合、合法的方式有序地展开。在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创新社会治理的 关键在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和居民自治 的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 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在各方面、各 层次的利益诉求。
第三,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是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注重培育社会资本。[13]传统的社会管理和新型的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只重视政府的管控 作用,在社会管理的理念中,虽然也含有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内容,但主动管控的权力必须垄断在政府手中。在社会领域治理的初期,特别是社会组织非常少、功 能尚不健全时,这也许是适合的。但是在公众个 体和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不断提升,整个社会治理的背景和面对的条件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态势下,这 种由政府单方面进行管控的社会管理就过时了。
社会治理创新就是要推动政府和社会组织、公众个体的合作,实现协同共治,其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动社会组织明确权 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组织能够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负责,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 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并优先发展行业协会类、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在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即可。加 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
第四,社会治理创新的着力点是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任何总体社会形态中都存在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因此,不必一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了 矛盾和冲突就惊慌失措,甚至把公众和社会组织正当的维权活动也当成带有负面色彩的群体性事件,甚至有些学者在进行危机管理的研究中,也把这类十分正常的公 众维权行为、对政府不作为或错误作为的合法抗争算成突发危机事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推进这项事业需要进行许多尝试,肯定会 遇到许多矛盾和风险。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旧体制留下的矛盾、创建新体制时产生的矛盾、由于治理中缺乏经验引发的矛盾汇集起来,呈现出多种矛 盾交叉、共振、凸现的局面。
社会治理创新要做的工作就是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有问题能反映,有矛盾能化解,合法权益有保障。改革行政 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改革 信访工作制度,推动在网上受理群众信访的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加以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 度。
第五,社会治理创新的立足点是健全立体的公共安全体系。社会领域治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于在激发活力,并形成安全、有序的局面。在一个复杂性增加、风险 性变大的“全球风险社会”中,[14]应当将常态的风险防范和非常态的危机治理结合起来。在非常态的突发危机事件的治理中,要特别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强化 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职能,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产业链的监管制度,完善食品药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全面保障食品药品安全。要持 之以恒地注重生产安全。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要关注灾害安全。健全防灾减灾救 灾体制。还要注意治安问题。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在当前实体社会与虚拟社会并存的环 境下,要特别关注网络安全。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的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 息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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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城市化进程中交通拥堵问题浅析
城市社会学作业 历史1002 刘晓乾 041003016
城市化进程中交通拥堵问题浅析
摘要:近几年来,我国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问题已逐渐成为广大市民感触最深、影响最大、积怨最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和根本治理,必将成为制约城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瓶颈。据了解,某些地级城市的调研组多次到各地进行调研,探索城市交通拥堵的因素,包括调研地机动车拥有量、道路资源量、路网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及交通管理等。但不同城市由于地理位置、城市结构及城市文明程度的不同,其选择出行的方式也有很大差异,造成交通拥堵的成因也不尽相同。本文就其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对策来分析。
关键词:交通拥堵 原因 对策
一、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原因调查
(一)机动车数量迅猛增长,道路资源供应缺口日益拉大。1990年以前,我国车与路的发展比较均衡,城市交通拥堵现象并不十分明显。1990年以后,机动车保有量成倍增加,尤其是2000年后,机动车增量惊人,车辆的增长速度和道路资源供应严重不协调,逐惭成为社会热点问题。1990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551.36万辆,2000年6000万辆,截止2008年底已达到1.699亿辆,年均增幅29.8%。从我国公路总里程来看:1990年是102.8
31万公里,2000年130万公里,2008年357.37万公里,年均增幅2.47%。其中高速公路和国、省道增幅较大,城市道路由于城市结构的局限性,增幅还要偏低。从车与路的发展这两组数据进行对比来看,道路资源的供应缺口较大。更重要的,由于城市道路资源开发有限,而机动车数量仍呈现逐年增大的趋势,使得供给和需求呈“反比”式发展,城市交通拥堵状况更加雪上加霜。
(二)城市规划不尽合理,路网结构总体布局失调。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中国多数城市以旧城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形成“摊大饼”式的结构布局。这种城市结构的特点是,城市的政治、文化、金融集中于城市的某一片区域,形成城市的中心区,城市道路大都以适应某一区域的需要来布建,这决定了我国多数城市道路均属于这种典型的“树状” 路网结构。它以主路为干,派生出多条仅服务于某一点的支路。干路要为支路合流服务,同时又要担负着商贸交易功能,其效果必然是源头广泛,合流集中,支路不足,干路爆满的交通现象。同时,由于干路又是出入城的基本通道,形成出入城 1 城市交通网 2012年 交通学术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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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生存状况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生存状况
——关于征地及失地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报告
【摘要】通过对经济开发区失地农民抽样调查,研究认为失地农民已经成为中国最弱势、最缺乏保障、最边缘化的群体,成为了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如何解决和处理好失地农民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本课题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全国部分地区解决此问题的经验提出解决江苏失地农民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失地农民/征地制度/执行力度/保障机制
前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民,特别是城市、城镇周边的农民,随着城市化发展步伐的加快,大量农用土地被征用。农用土地的被征用,导致了大量失地农民的产生。据国土资源部统计,近七成是政府用行政方式征占土地。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在4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1]。我国有近十三亿人口,其中有八亿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将有近六亿农民成为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必须逐渐从农民转变为市民[2]。另外,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要》,2000—2030年的30年间。我国占用的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失地或部分失地的农民将超过7800万,这就意味着我国失地农民的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土地被征用后的农民,既不同于城镇居民,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进无出路,退无后路,成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人员”。由于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一生产资料,解决今后的生活问题成为社会焦点。在现有失地农民补偿安置制度和地方政府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某种程度的无作为下,失地农民的权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侵害。计划经济时期的“剪刀差”让农民付出了约6000-8000亿元的代价,改革开放时期政府部门低价征用农村土地,又使农民蒙受了至少2万亿的损失[3]。而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现有的农地制度没能真正解决好农民同土地的关系,也没有使保护耕地的主体和有效机制真正形成。在一些地方,土地纠纷已取代农民负担问题,成为农村群体事件的主要诱因。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土地等生产要素向工业集聚,经济文化活动以城镇为中心展开,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必然带来城乡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但是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利益调整的过程中,如果不能保障好农民利益,特别是不能正确处理好被征地农民利益,就会使工业化难化,城市化难成,社会稳定难保,党群关系紧张。因此,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和发展问题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各级政府施政的重大课题。
江苏省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也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建立了大量的工业园、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就是在江苏经济不断发展中建立起来的。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市大量土地被征用,使一部分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出现了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为了客观反映南昌市失地农民的生活和心理状况,经过近4个月的准备,我们社会实践调研小组,对南昌市失地比较严重的昌北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100户农民进行了抽样调查。了解南昌市农民近
年来耕地被征用后的生活、就业及心理状况,及有关政策的执行情况。调研过程及总结。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实际的农村农民的生活,他已不是以前人们所想象那种田野似的生活了。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失去了赖于生存的土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已变的没有保障没有依靠的新的弱势群体。在调查过程中我看到了失地农民那些失落的表情和无助的眼神。在课题组写论文调查实际报告时一系列的事情在我们的脑海里闪现。那些无助的村民何时才不为生存困惑,何时有一份满意的工作,何时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估算,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利用低价征地高价出让,从农民手中拿走的资金约为2万亿元。我国的城市化之所以飞速发展,大都市建设日新月异,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在做贡献,是农民降低了我们城市化、现代化的成本。如今,失地农民问题的出现,正是这种不合理的征地制度积重难返的产物。城市化在推进,土地在升值、但农民并没有从中得益,这样的现状显然需要改变。
解决失地农民的问题,需要彻底改变政府的决策观念和决策方式。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已成为一个大趋势,城乡统筹发展已经成为现实的要求。在涉及土地收益分配这样与农民利益切身相关的问题上,政府应当有所作为。
城市化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国家正在不断推进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的决策方式,充分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在实行土地私有制的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往往产生大量的失地农民,在历史上曾经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完全能避免西方国家那种尖锐对立的矛盾,但能否做到这一点,还取决于我们具体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是否合理,是否能兼顾各个方面的利益,尤其是能否妥善保护失地农民的利益。城市化对农民来讲,应该是阳光而不是阴影,但如何通过政府的决策去创造阳光,还需要我们更多地关注农村、善待农民。
五、失地农民基本情况调查问卷分析结果
一方面农民失去土地后得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进行失地生活再安置工作。和得到安置费以后,可以有一部分机动资金,他们或是用来从商投资或是用于自己或子女的深造,从而生活变的更加富裕。但另一方面那些原本的种田高手,失去土地后便失去了工作,又没有其他的特长,断了收入来源或收入减少而部分村干部又不为失地农民解决失地后的安置工作还侵占失地农民。从而生活变的贫困。从这可以得出政府基层的执行力度对失地农民再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有重要的作用。
(二)失地农民的心态和期望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与失地后收入和生活消费水平下降的部分农户进行了座谈,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和想法:
(1)认为土地是生活的保障,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后心里较虚,担心以后没有退路。有些农民尽管目前生活还过得去,但由于打散工收入不稳定,担心以后的生活问题,希望有比较稳定的工作维持生活。农民也普遍认为种田经济效益较差,但是有了土地就有收成,至少可以填饱肚子。希望能加快土地流转,让主要从事农业的失地农户能够承包多点土地。
(2)普遍认为征地款偏低。征地是国家建设需要,农民是支持的,而且多数农民认为征地对于他们来说暂时是有利的。但认为征地补偿款偏低,他们说土地是子孙万代的命根子,每亩征地仅6000元左右的补偿金很不合理。一位调查户说:“在征地问题上,征地补偿款很少,征地后农民缺地又缺钱”。
(3)希望政府着力解决医疗和教育收费的问题。他们希望政府加快农村合作医疗建设的步伐,在医疗方面给予有困难的失地农民适当照顾。同时希望政府加强对学校收费的监督力度,坚决制止学校的变相收费行为,并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减免一些特困学生的学费,以保证学生不会因贫失学。
(4)希望政府切实帮助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和创业。不少失地农民就业困难,建议政府多下乡调研,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有招工指标要对失地农民倾斜。部分失地农民没有创业启动资金,希望农村金融机构能放宽信贷条件,降低贷款门槛,帮助农民自主经营。
(5)是针对目前失地农民最担心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问题,希望有关部门在今后征用土地过程中,对失地农民应区别对待,对那些只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应以土地换取养老保险、医疗保障,以土地换取就业机会等各种形式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政策的执行情况的总结和思考
(一)补偿方面
(1)征地补偿标准前后不够统一,差距较大
补偿随意性大,标准相差悬殊,农民难以接受。偏低的补偿费也不能全部补到农民和村集体手中,大多数乡镇还要抽取一定比例。
(2)少数农村基层单位补偿安置不够规范,透明度不高
目前农民征地补偿费共有四项: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劳动力补偿费。调查发现,只有劳动力安置费和青苗补偿费补给了失地农民,其他费用多多少少被镇(街道)和村一级组织截留使用。征地补偿给农民的费用原本就不高,再被层层克扣,那么撤村建居后,这些集体资产就有可能成为村干部几个人所有。再加上农村公积金、公益金被镇或街道“一平二调”,失地农民确实分得很少。
(3)随便改变用地性质,土地成为开发商的高额利润。
在城市规划区内,本来是用作公用事业建设的,但不少开发商通过种种关系,变换土地性质,而且以低价拿进,高价卖出。过去买地多的开发商,一夜之间暴富。征地农民对此反响极大。【1】
(4)征地补偿分配不规范,有关细则规定不明确。
一是村集体与农民分配不统一,各村对留用部分的使用方式不
一、利用效果也不同;二是失地农民之间的分配比较混乱,不同的村分配的依据不同,农业户口、农龄、口粮、田亩面积等因素都可能构成分配的依据,不同的依据容易产生错综复杂的矛盾。
(二)在安置方面存在三个滞后
(1)征地规划和安居工程规划滞后。
从总体上看,各地在征地规划方面还相对滞后,随意无序,以至于有些农民不知所措,产生抵触情绪。
(2)就业安置措施滞后。
对失地农民再就业没有即时解决,使失地农民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影响失地农民的生存状况。
(3)相关配套政策滞后,失地农民得不到实质性保障。
主要是就业、生活、保障、医疗和教育等措施不够配套。征地拆迁后,失地农民的户籍、医疗、就业、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如何管理没有明确;
(三)在培训方面存在三个不平衡
(1)地区性不平衡。
有的地方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成立了领导机构,加大了宣传力度,政府还出资免费为农民培训,有序组织务工就业。也有一些地方对这项工作重视不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对农民培训缺乏统一规划,造成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滞后,尽管中央下拨了培训资金,可有的地方的配套资金迟迟不能到位;有的县区的农民培训费用尚未列入财政预算,连启动资金都没有。
(2)培训对象年龄结构不平衡。
各地大多重视35岁以下失地农民的培训,并推荐、帮助他们更好就业。而忽视了对年龄较大的那部分失地农民(男
45、女40岁以上)的培训,这一农村群体目前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基本生活难以保证。
(3)培训内容和手段不平衡。
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管理,各地在培训内容上存在盲目性、无序性倾向,有的没有按照失地农民和用工单位的实际需求安排培训;有的只侧重农业实用技术培训,而忽视企业用工技能培训;在培训方式上也不尽相同,差异较大。
(四)农民自身的原因
(1)农民自身综合素质低,就业观念相对落后。一方面,农民由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普遍存在“两低”现象,即文化素质低、劳动技能低,有些年龄大、身体弱、面对当前技术工种多元化、专业化,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能力比较差,“等、靠、要”思想比较严重。另一方面,随着外来人员的逐渐增多,因而劳动力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2)受陈旧观念的束缚,失地后使他们束手无策,不能面对失地现实去拓宽就业门路和寻找增收渠道,具体表现在打工怕吃苦,钱少不想挣,投资怕风险等。由于受陈旧观念的束缚,失地后使他们束手无策。【2】
七、社会保障体系和执行情况的对策和建议
如何解决失地农民安置问题一直是政府的工作重心。本课题组根据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和结合全国部分地区解决此问题的相关经验提出解决南昌市失地农民安置问题。
(一)政府要改变决策方式、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失地农民维权渠道。
(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产权入股分享城市化后土地的增殖收益,从土地资产的收益中,切一块资金用于定向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保基金;工商业用地则应该实行租赁,由转让土地的农村集体组织向企业收取租赁费,同样用于解决失地农民长期保障的问题。
(三)推进征地的规范化、法制化。
(四)改革现有土地征用制度,尊重农民土地权益。提高土地补偿标准,调整土地收益分配。
现有的征地补偿标准是按土地的农业产值来计算的,没有考虑到土地的农业产值目前已严重偏低的事实,结果造成补偿标准偏低。而且,农村土地负载着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功能,失地后应该加以补偿,但由于企业用工方式的市场化和农村社会保障的缺位,这些都没有纳入现有补偿的范围。现有的补偿标准却是“买断式”一次性给付给。没有任何后续保障。
(五)监督的缺席是基层民主建设的“软肋”。
国家征地政策要求征用土地方案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必须向农民公告,但调
查发现,在很多农村这些方案都被村干部视为“秘密文件”,不轻易示人,以便对补偿款进行挪用、贪污。显然,我们现行的农村治理结构和我们推行农村基层自治的目的是一个悖论,距离真正的自治还有不小的距离。真正有效的村民自治,是农民维护自身利益的制度保障。失地农民问题可谓触动了中国农村的深层次矛盾。要想让农民的集体组织真正为农民负责,我们还需要不断探索基层民主的实现形式,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显然这还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当前,失地农民的利益要想得到保障,村级组织可以说是最后一道关口。土地转让事关农民生存大计,无论是征地补偿款分配,还是土地转让的谈判交易,其过程都必须得到充分的监督。
(六)大力开展失地农民就业培训提高失地农民参与社会就业的竞争能力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就业和创业问题始终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首要的问题,我国国情表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初级劳动力市场都会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就业竞争非常激烈。按照目前的城市化速度,全国每年大约有250万左右的失地农民需要安排再就业。推进城市化的核心任务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要大力开展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积极引导失地农民面向市场自主择业。
(1)注重推行市场化就业。
(2)多形式开展失地农民就业培训。
(3)多渠道拓展失地农民就业岗位。
(七)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管理及其营运方式改革
(1)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的收入必须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一是要充分发挥近郊农村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积极发展农产品及各类专业批发市场;大力发展餐饮、宾馆、交通运输、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二是要合理利用村级发展用地,大力发展近郊工业,特别是适合于吸纳农村“两低”(低收入、低学历)剩余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以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三是要积极鼓励农村劳动力去外地发展种植、养殖业和经商活动。同时,政府也要给予相应优惠政策,大力扶持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创办三产服务项目。
(2)建立再就业创新机制。
(八)以“土地换保障”的思路,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形式的失地农民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
目前土地仍是广大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作为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没有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增强农民离开土地的安全感和适应市场风险的能力。因此,要积极推行“土地换社保”,逐步建立起失地农民养老保障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对失去土地后养老问题的担忧,减少因养老问题产生的城市化阻力,从而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的顺利接轨,铺通城乡一体化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道路。
(1)在今后征地过程中政府将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为的征地前置条件,把不妥善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就不允许征地作为改革征地制度和完善征地程序的重要内容。并且应严格、认真执行。
(2)为失地农民设立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应遵循“低进低出”的原则,即设计一种“少缴费、少得益”的新制度。参保者得益之“少”的下限,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为准。在明确将失地农民纳入当地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对一时安排不了工作的,要为失地农民办理失业保险,对享受二年失业保险待遇后依然缺乏就业能力、生活困难的,要让他们享受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设立失
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专项基金。该基金不仅用于现在和以后被征用土地的农民的问题,对以前被征用土地的农民也要惠及。
(3)专项基金可通过如下渠道筹集:一是政府一定比例的财政拨款;二是从政府土地出让金净收益中提取不少于10%的资金;三是在行政划拨土地和有偿出让土地时,按照每平方米25元的标准提取资金;四是从土地储备增值收益中提取10%的收益;五是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社会各界捐献、国有资产变现收入等渠道来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经费来源。
总之,在解决失地农民安置工作问题上应根据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形势的发展,积极探索和逐步建立具有本地特色的以市场为导向、操作性、可量化的多种途径并存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使全省、全国的城市化在一个繁荣稳定的环境下顺利推进。
八、后记
此次的社会调查的结果有力地修正了我们对农村的一系列印象和臆想,我们在震惊之余不免怀有遗憾,那就是丰富多样、具有浓厚传统色彩的农村生活已渐渐被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慢慢替代,我们以无从发现与体验那种祥和的农村景象。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化给予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政府的某些不作为给农村失地农民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我们坚信中国农村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广大农村的社会进步和政府部门的大力解决,这也是促使我们对农村问题的研究注入极大热情与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
【1】[ 作者:刘 峰 秦岩岩 林小丽 徐云飞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2】 文献。
第五篇: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角色定位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角色定位
加快城市化步伐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其中,对政府应担当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应该如何界定,是首先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角色定位的两种主张及其评判
1、两种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中国城市化应完全放弃政府干预,让城市经济随经济的发展自由成长。其主要理由是:城市化从本质上看,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为追求更高收益(经济收益和社会受益)而在城乡间重新配置要素的过程,只要要素的自由流动没有人为障碍,城市化就能和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他们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即高度城市化水平就是靠市场机制直接推动的,并联系我国过去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的教训,即政府的干预导致城市化滞后,得出结论:在当前加快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不适当的直接介入,不但不能解决城市化滞后问题,反而会导致“虚城市化”。第二种主张,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其理由是:在很多领域,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不高,市场机制还不够健全,信息流通渠道不畅通,此时若单纯依赖市场力量将难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不能起到加快城市化发展的作用。特别是目前我国的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经济势差还较大的情况下,若政府不加管制地简单打开城门,人口的自然流动会使城市发展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导致原本不够合理的城市结构体系更加“雪上加霜”。
2、评论。以上两种主张各有其合理的成分,但略加分析就会发现都有失偏颇:第一,我国城市化不能走完全市场化的道路。因为目前我国的人口就业压力大、工业化积累基础不够强大且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充分,加上城乡经济势差的客观存在,若政府对城市化进程放任自流,不仅会加剧城市的现存问题,而且会引发新的农村问题。所以城市化进程不可脱离政府的宏观调控。第二,我国的城市化也不能走政府主导的道路。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推进,市场在我国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我国城市化的加速若脱离市场的力量将一筹莫展。因为目前我国的农村经济已具备了支持城市化进程的能力,且农民进城已不再是“盲流”而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少数条件较好的小城镇正在迅速城市化,且城市工业也具备相当的资本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若政府不注意通过市场调动民间的力量,城市化的加速将是一句空话。
二、城市化进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总体构思
在城市中,政府只能作为市场的补充手段,并与市场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其职能应是催化与提升市场力量,并努力消除“市场失灵”,扮演维持市场秩序,保证社会公平的角色。为此,政府应从城市资源的市场经营领域退出,成为服务性政府。政府不能影响市场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因为市场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城市主导产业的形成和城市空间区位的优化。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为进入城市的各类投资者和消费者提供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并提供和经营市场无法供给的公共产品。政府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应该是市场机制下的“制导”作用,即引导企业、居民的行为按照符合客观规律的方向发展,纠正和控制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行为。
1、加快城市化的制度创新。我国城市化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体制和政策造成的制度束缚,因此,加快城市化的进程,首先就应进行制度创新,改变不合理的政策,突出改革创新和政策调整,推动人口和要素集聚,促进产业调整和结构升级,从而启动城市化能随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而相应推动的动力机制。因为城市化的动因来自要素所有者对更高收益的追求,若生产要素的正常流动受到市场外力量(主要是制度和体制)的障碍,经济主体城市化的内在动力就会受到抑制,这样,城市化就难以和工业化相适应,必然导致城市化滞后。同样,若要素流动不是经济主体内在要求的产物,而是外力推动的结果,那将很容易导致“虚城市化”。因此,政府只能通过制度创新为城市化创造积极有利的条件,建立要素在区域内正常流动的制度,使要素在城乡间能合理流动并有效配置,从而使经济主体追求城市化的内在要求得到合理的实现。为此,政府还应积极的引导和培育市场,以便市场的作用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还要努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以形成强劲持久的城市化动力。要通过改革逐步消除历史形成的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促进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同时,加快城镇城市化,并使经济和城市协调发展。为此,政府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户籍和就业制度改革。因为这一制度是城市化能随工业化和经济的发展而正常推进的基本前提。要建立以居住地划分人口,以职业确定身份的户籍制度,并建立以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寄住人口三种管理形式为基础的登记制度和城乡人口正常合理有序流动机制。要注意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各地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容量的可能,逐步解决进城农民的户口问题,以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第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农村土地有偿流转制度,从而为非农劳动力割裂他们与土地的联系并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消除障碍。第三,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各级政府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建立起保障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保障对象全覆盖、保障水准有差别、保障管理专业化现代化、并以个人账户为主的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城镇社会保障体制。
2、搞好城市化发展规划。政府的城市化发展规划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城市规划,它应是一个广义的宽泛的概念,既包括城市化过程中不同领域的规划,如产业发展、城镇发展、人口增长、土地利用等方面的规划,也包括城镇体系布局规划、城市规划。城市政府的规划可以决定各种城市资源未来的使用、运作和发展状况,这也是经营城市的首要内容。它能保证城市化的航向正确,避免或少走弯路。通过政府的规划和规划的实施,把来自民间的各种城市化的动力整合成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合力,从而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是,城市规划中不仅要考虑现行体制下人口资源状况,还要考虑体制改革对人口资源流动的影响;既要考虑城市经济的发展,还要注意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总之,城市规划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并贯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同时政府应具有开放式眼光,兼顾城市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引导城市有序发展。
3、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完善城市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宏观管理上要逐步完善城市管理体制,加强依法治市力度,严格执法,以提高城市运行的整体宏观效率;微观管理上坚持以人为本,推动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通过引进市场机制,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来解决城市管理中的新问题。城市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和基础性决定其主要由城市政府来供给,但由于政府财力的有限性限制了其供给能力,而且政府的直接投资和管理将缺乏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动力,因此,政府应将其作为自然垄断产业转换为竞争性产业,使城市政府由直接供给转变为组织其建设。所以,对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应引入市场机制,政府在参与其投资的同时,还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来引导和鼓励其建设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另外,政府要努力提升城市形象,不断提高城市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以此来吸引投资者和其他人员前来投资和居住,以加速城市化步伐。同时,政府也不能片面热衷于城市表面形象的塑造,不能只注重视觉上的景观效应,不要把城市建设看做是“美容”,人居环境要考虑经济、社会、生态之间的平衡,关键是要“居安思危”,增强城市的“体质”。
总之,在推进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政府不能去抢夺市场机制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而且政府应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即政府主要起引导、促进的导向作用,而市场是基础和主导。政府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导向并引导民间力量通过市场自下而上的推动这两个轮子的有机结合来加速城市化步伐,制定并有效实施一系列政策、法律、制度来为城市化的发展造就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对那些约束个体、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化进程的障碍性体制进行改革,使他们能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和活动能力在市场原则的激励和约束下,自主决定参与城市化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既克服政府原先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不适当的角色定位所造成的阻碍城市化发展的体制和制度障碍,而且通过其角色的重新定位,不仅能更充分的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更能以其新的制度保障和政府对城市发展的合理规划贯彻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并不断地提高政府的城市管理水平从而推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快速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