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治理的观察与思考

第一篇：乡村社会治理的观察与思考

乡村社会治理的观察与思考

作者：詹鹏宇

乡村社会指乡或镇一级管辖范围内的社会。治理不仅包括政府的管理，还包括社会自我管理，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当前全面落实党的“和谐社会”执政理念，乡村社会治理是重中之重，这里生活着6.7亿人，另有2.2亿人虽然居留在城市，但决定他们福祉的根本之地还是在乡村，如农民工。因此，探讨乡村社会治理之道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

市场化条件下乡村社会治理的制约因素分析

市场化是指市场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被用于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一种状态。30多年来，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冲击、侵蚀、洗刷、重组着我国社会原有的一切秩序。乡村社会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社会治理取得巨大成就。在政治上确立了农民的主人翁地位，在经济上初步完善了乡村社会市场经济体系。然而市场化条件下的乡村社会，因为以下因素的制约，仍然难以摆脱弱势地位。

一是农业产品价格的“蛛网震荡”导致的市场失灵。乡村社会经济以农为本。在市场化条件下，农产品价格因特殊的生产、供需条件导致周期性波动：这类产品生产周期长，其决策依据现实销售价格刺激下产生的预期，而实际市场价格却取决于前一周期的生产规模。某个较低的初始供应量导致了较高的第一周期价格，而这一高价将刺激生产，使第二周期供应量大为提高；第二周期供大于求的结果会把该周期市场价格压至均衡水平以下；这一低价又会抑制生产，使第三周期供应量也低于均衡水平，从而推高价格„„如此循环，在PQ坐标系中便形成了一个蛛网状图形，人们称之为“蛛网震荡”，或“蛛网循环”。“蛛网震荡”加上交易费用高、自然风险大、生产周期长、离散型供给等原因，在形式权利一视同仁的“公平市场”中农业、农民会处于弱势。

二是分户经营的合作难题。由国家确立的乡村社会基本经营体制，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确定了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促进了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力和土地被分割成零星小块，限制了乡村社会更深入的市场化和经济发展。市场失灵与合作难题双重制约下的乡村社会，生产与生活陷入高风险和低水平发展的困境。家庭经营受限于规模太小，绝大多数只能提供农业初级产品，无力（资金、技术、市场信息、销售渠道）向后拉长产业链，生产出消费品，导致乡村社会单一的经济结构及对城市经济的依附。合作的高成本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强化了乡村经济的弱势地位。同时，离散型、原子化的市场主体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提供乡村社会公共物品，如生产所需的道路、农田水利，生活所需的环境整治、文化设施建设，而公共物品的缺失和不足，更进一步限制了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由此导致，扶贫越扶越贫，年轻一代以脚投票大量涌入城市。

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构建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框架

从治理角度而言，解决农产品市场失灵问题的办法是拉长产业链，或仓储分时销售，对陷入蛛网震荡的初级农产品进行深加工，通过延长农产品产业链的方式避开或削弱市场失灵带来的损失。而这需要在分户经营的基础上提升农民组织化水平。解决乡村社会合作难题，同样需要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

解决乡村社会公共物品不足问题同样需要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虽然说当前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积累时期的发展，整体进入工业化中期水平，具备以工哺农的财政能力。但是，国家财政能力再雄厚，也决不可能解决9亿农民的公共品需求，离开了农村社会自我组织，乡村公共品供给是难以优化的。农民组织起来，对于增加农村的公共品供给，改善乡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从治理的本义出发，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也是农民治理和治理农民的题中之义。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过程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乡村社会治理离不开农民及其自治组织的参与。

在市场化条件下的乡村社会治理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但这次农民组织化不同于传统和人民公社时期，传统的中国农村依靠士绅和族权势力组织农民，人民公社依靠国家强制组织农民。在这两种组织形式，农民只是依附听令，很少个人利益追求。市场化条件下组织农民，依托的是市场分工引致的利益分化，农民因自身利益追求，自行组织各种机构，行使一定职能，来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本质上这种组织是介于国家政权和个人之间，具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公共组织。

理想状态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是国家政权、社会公共组织、个人三位一体的共治模式。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主要是指培育和发展具有一定作用范围和职能的社会公共组织。在乡村社会，按功能划分，农民组织应在3个方面提高组织化水平：一是政治维权组织。如农会、消费者协会等。二是经济合作组织。如帮工队、生产互助小组、专业合作社等。三是文化生活组织。如红白理事会、老人协会、秧歌队、农民技术协会等。

农民组织的发展和成熟不仅有助于农民掌握和应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他们在日益全球化的大市场中的适应能力，而且有助于分散的农民与大市场的连接，与其他利益体建立对话。更重要的是，通过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建立政权与农民之间、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的有效联系，达到共同治理，促进乡村社会基层民主建设和促进各项公益事业发展的目的。

发挥乡镇政权的作用，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

取消农业税后的乡镇机构改革及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中央高度重视。乡镇机构改革的总体要求是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考虑乡镇政府职能问题，要从农村工作的现状出发，从农民群众的愿望出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出发，重点强化三个方面的职能：一是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环境，二是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三是为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在履行好政府职能的同时，要把不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交给市场、中介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

从实际情况看，随着乡镇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可支配财力减少和职能转向乡村社会稳定、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乡村社会出现“官权退、民权进”的局面。乡镇政权迫于节约行政成本、弥补履职能力不足的压力，主观上有着发展农民自治组织的动力。传统上，强国家弱社会的治理结构，使得乡村社会组织资源相对稀缺，除了国家政权组织外，很难说有什么像样的“民间组织”，因此，乡村社会农民的再组织客观上仍不得不依靠乡镇政权的大力扶持。

乡镇政权在促进农民组织化过程中不仅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最重要的是要有本土计划和行动策略。一是把农民自发的维权活动引导为组织化的政治参与与理性对话基础上的协商解决，积极扶持农民维权组织的形成和民主发育，规范维权组织与乡镇政权之间的联系、对话和协商。二是借助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的项目支持，相应地支持农民成立各类经济合作和公共事务处理的组织，加深农民经济合作，创建和壮大各类经济合作组织。三是采取多种帮扶措施，培育农民文化体育方面的组织资源，引导其开展活动，为丰富群众生活创造条件。四是加强党和政府对各类农民组织的监督和联系，如登记制、定期走访或座谈。五是建设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为农民组织化提供成功案例、典型做法和创建范本，在引导农民组织化的同时，不断增强其组织功能、完善组织结构。（作者单位：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综合处）

第二篇：关于红河州乡村社会治理的几点思考

关于红河州乡村社会治理的几点思考

州纪委监察委驻州农业局纪检监察组组长

许建红

中共红河州委、红河州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强州乡村振兴富州绿色生态靓州沿边开放活州建设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坚持综合施策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本文以部份乡村为样本，解剖麻雀，就红河州在实施乡村振兴富州行动计划中全面加强乡村社会治理作几点粗浅的思考。

一、红河州乡村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

历史以来，红河州的广大乡村与全国其它乡村一样，大体处于较为稳定的发展进程之中。总体来讲,北部乡村与南部乡村、山区乡村与坝区乡村、少数民族聚居乡村与汉族聚居乡村之间发展差距明显；社会治理好的乡村比较发达，社会治理差的乡村比较衰落。

在20世纪以前，红河州的乡村都处于分制合作的阶段，其基本特征是皇权不下县，乡村为自治，国家政权对乡村很少直接管理。当时，国家政权一般只到县级，在国家政权和乡村之间存着士绅阶层，国家政权所要交的粮食、徭役、兵役等都通过乡村家族、士绅来提供，乡村社会稳定、基本生活也主要靠乡村家族内部维持，这种体制维持了将近两千年。近代以后，乡村士绅阶层逐渐解体，很多农民进城务工,一些农民成为流民，乡村精英流失比较严重，加之西方文化的冲击，动摇了传统价值观的主导地位，这种体制基本解体。其标志为1900年至1949年时期内，国家政权日益下沉，对乡村不断进行管理。比如，国民政府时期在乡村开始推行的保甲制度，还有边疆民族乡村世袭的土司制，与此同时，民间试验的其它乡村社会冶理模式也越来越多，但均以失败告终。

自1949年至1984年，红河州乡村都处在人民公社体制治理之下，国家政权彻底下沉，行政村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政府大包大揽，乡村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纳入直接管理。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体制的负面效应已经非常明显。自1985年起，开始实行村民自治，成立了村（居）委员委，乡（镇）政权作为国家最基层一级政权和村（居）民自治正式分离，乡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成为主流。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开辟了乡村广阔的发展空间，一二三产开始融合，推进了城乡一体化，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乡村发展的基本目标。2012年以来，中央的一号文件一直强调，要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要建立符合国情的、规范有序的、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

二、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乡村治理主体、乡村资源分配及乡村治理方式3个方面面临不少的问题。有些乡村存在这些问题，有些乡村存在那些问题，有些问题可能在有些乡村并不存在，有些乡村只存在问题的一部分。乡村治理过程中或多或少地都存在一些亟需破解的问题。

（一）乡村治理主体方面的问题。

当前，乡村治理主体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乡村治理主体的缺位。一些贫困的乡村、边疆乡村、少数民族乡村、生态脆弱乡村的治理主体外出流失比较多，而且越贫困越严重，很多农村年轻人出去进城务工，只剩下老人、儿童和妇女。现在，很多年轻女性也不愿留在乡村做留守妇女，也都出去务工、经商去了，精英的流失和人口的空心化十分严重。很多乡村没有集体经济，有集体经济的实力也很弱，一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也提供不了，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相对而言就软弱涣散，其主体功能的发挥都面临巨大的挑战。一些乡村治理主体基本处于缺位状态。二是乡村治理主体的错位。现在乡（镇）和村之间的关系不清，很多乡村管理和治理之间界限不清。有的地方甚至把村作为行政系统的末梢，很多事务都交给村（居）委会来办。把村（居）委会主任、副主任也称为官，而他们实际上只是村（居）民们直选出来的自治组织领导人，报酬也只是领生活补助而已。基层党组织党支部和自治组织之间关系也分不清，村（居）支书和村（居）委会主任如果是一肩挑的话，问题就更明显。无论乡村怎么发展，乡村治理必须有治理主体，治理主体缺位和错位，乡村发展就没有主心骨，就没有了内生动力。

（二）乡村资源分配方面的问题。

从外部看，外部对乡村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多，外部提供的资源主要是乡村公共服务，诸如国家提供的乡村公路、安全饮水等基础设施资源，也包括养老保险、新农合、新农保、粮种直补等资源。这些资源分配如何将直接影响乡村的发展后劲。当前，外部提供的乡村公共资源仍然十分有限，对很多新型乡村公共服务的需求，不仅供给不足而且难以持续，诸如乡村垃圾成堆、农地重金属超标、污水横流、社会治安等问题。从内部来看，当前，乡村自身主要有2大类资源，一类是土地收益带来的资源，一类是经营集体经济收益带来的资源，贫困乡村还有专门的特殊扶贫资源。这些资源分配管理不善，容易出现小官巨贪、贿选、公权私用等现象，导致乡村治理混乱，干群关系紧张。总体而言，当前，有集体经济收益的乡村的比例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很多乡村的资源不是靠自身内部而是靠外部输入。外部输入的资源有限，在执行过程中容易出现问题，内部资源不仅有限，而且保障分配机制也不健全。乡村整体资源的使用效率会比较低下，乡村发展形成合力困难重重。

（三）乡村治理方式方面的问题。

乡村治理的方式有很多，最主要的是德治和法治。当前，总体上看，一是乡村德治缺乏厚实的基础。过去乡村自治能够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来实现，家族制、乡贤制度、村规民约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目前，很多乡村缺乏传统的德治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二是法治还没有内化于心。不少乡村仍然是一言堂，不按制度和规矩来办事，在治理过程中一把手说了算，其他人基本上没话说，或者在重要的会议上说不重要的话，在不重要的会议上作重要发言。一些干部依法办事能力不足，加上目前乡村治理在法律上有不少的空白，一旦大量资源涌入，必将冲击乡村目前的秩序和现有的法治，整个乡村治理势必会陷入相对失散和比较混乱的状态。

三、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

针对存在的3大方面的问题，结合我州一些乡村治理试点的经验，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应突出如下几个重点。

（一）探索实现“政社良性互动”。

乡村治理是地位平等的多种主体，通过明确分工、协商合作、共同行动来实现乡村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区分不同治理主体的权责，实现权责分明，尤其是乡（镇）和村之间的权责分明十分关键。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量外来资源涌入，事务越来越多繁重的情况下，要探索通过签订协议书、公布清单、通过评估的方式，实现政社良性互动。一是签订协助政府管理协议书。废除政府与村（居）会签订的行政责任书，综合分析研究基层自治组织需要配合政府的具体事务，厘清目前究竟承担了多少事务，年初，政府与村（居）会签协助管理协议书。二是公布清单。签订协助管理协议书后，列出2个清单进行公布，1个清单公布按照法律规定政府必须履行的事项，1个清单公布村（居）委员应依法履约的事项。三是履约评估。年底，政府对照清单对基层自治组织履约情况进行评估，基层自治组织根据协议书也对政府履约情况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与基层政府各部门绩效及干部的奖金、升迁等都直接挂钩，实行末位淘汰。

（二）以“政经分开”发展集体经济。

以政经分开的方式来管理和发展集体经济。一是在村（居）总支、村（居）委会的基础上再设一个经联社（公司），社长、村（居）委会主任、村（居）支书三驾马车齐驱并行，村（居）支部书记全盘统筹主抓党建，村（居）委会主任专搞公共服务，社长专门抓经济发展。二是建立财务增值管理平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集体资产和资产收益会越来越多，有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征地收益，也有转化经营的方式，把分散经营的土地统一承包发展生态经济、旅游经济等产生的收益。要建立农村财务监管平台，无论是资金、票据、合同、固定资产、会计核算、资源管理都通过监管平台来审批。要建立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平台。乡村的土地出租、集体经营的资产要出租或者交易，都通过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平台来实现。三是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或村（居）民理财小组可以定期查看平台，对其中的交易和审批进行监督。

（三）以村规民约维护乡村稳定。

目前，乡村治理的法治方式还没有内化于心，德治方式也有很多短板要补。乡村治理既要创新模式也要传承发扬旧的有效方式，以村规民约来维护乡村的稳定。过去乡村长期比较稳定主要的支撑是家族制，族规就是家法，也就是现在的村规民约。它是结合本地实践，在老百姓共同认可的背景下制定出来的民间章程，延续了千百年，执行的约束力比较强大。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要创新治理模式，修订村规民约。诸如，按照传统乡村文化尤其是性别歧视的文化，一些人在资源收益分配中利益会受损，可能会上访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不稳定，要在自主协商慢慢讨论的基础上，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慢慢修订村规民约中的相关条款，修订完再执行，把不稳定因素降到最低限度。

（四）构建乡村社会安全新体系。

要健全治安防控体系，加强队伍建设。要调节利益关系，做好矛盾的预警系统、利益表达体系、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群众利益协调、利益保障法律渠道等各方面的工作。要强化道德约束，加强乡风文化建设，从外部来讲，要加大对图书室、教育、娱乐等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力度；从内部来讲，要进行乡风文明建设，这不仅是道德提升的问题也是社会安全的问题。很多乡村婚丧嫁娶乔迁大操大办的现象很普遍，比阔气，讲排场，相互攀比，有的乡村打麻将、赌博盛行，甚至涉黄、涉黑、涉毒。要移风易俗，更除陋习，打击违法行，通过综合治理的方式，使乡村社会更加文明安全。

（五）实现乡村的长治久安。

教育是真正意义上乡村治理的源头。教育公平，乡村社会流动性就会越来越强，就能实现乡村的持续发展。要改革教育投入的体制机制，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投入，进一步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差距，加大对乡村学生的资助。要对乡村教师给予更多的关怀与倾斜。要建立乡村教师与城镇教师轮岗锻炼机制，评定职称适当向乡村教师倾斜，为乡村教师搭建锻炼展示的平台，建立青年教师连续在乡村工作最长年限的制度，不断提高教师待遇。等等。

第三篇：乡村社会的公共性与村庄治理

乡村社会的公共性与村庄治理

熊易寒

社会学者张静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指出，当代中国村落政治的一大痼疾在于：利益政治支配人事变更，张三通过上访或选举取代李四，但之后一切照旧，依然是通过个人关系运作公共事务，“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始终无法建立一套现代的公共规则，导致公共服务原则付诸阙如。

张静的这一论断曾经让我深深地为乡村社会的前途担忧：村庄治理如何才能摆脱“低水平循环陷阱”，跃迁到一个更加理想的状态？当前的这种困局，是因为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还是因为农民的组织化方式出了问题？如果说公共规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那么，这种公共规则应该如何建立？是诉诸乡村社会的自主性，还是依靠国家的“送法下乡”？

最近出版的两本关于中国农村政治的博士论文，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我的困惑。一本是美国政治学者蔡晓莉(Lily L.Tsai)的《中国乡村的连带团体与公共物品》，另一本书则是国内青年学者刘伟的《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两本专著从不同的视角回应或突破了张静关于“公共规则缺失”的论述。

蔡晓莉提出了一个非常“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在不存在西式民主的条件下，是什么机制促使中国乡村的公共机构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在当代中国的财政体制下，村内的公路、学校、卫生、排水、灌溉等公共设施主要依靠村委会筹资修建，各个村庄在这些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差异甚大。最初蔡晓莉猜想，村庄的经济发展程度和集体财产多寡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但经验观察很快令她推翻了这个假设：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江西，同样贫穷的两个邻村，一个村的道路宽敞洁净，而另一个村的马路则坑坑洼洼；而在富裕的福建沿海，同样是财力相当的两个村庄，一个村的公共设施一应俱全，而另一个村除了有气派的村委会办公楼，连条像样的村道都没有。由此可见，“不差钱”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治理。此外，在这些村庄，公共机构和制度安排也大同小异，都实行村民自治，基层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基本雷同，蔡晓莉的调查显示：村委会选举和村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施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并没有显著影响。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差异呢？ 在深入细致的质性研究与大样本的定量研究基础上，蔡晓莉发现并论证了一个新的解释变量：连带团体(Solidary Groups)。所谓的连带团体，主要包括宗族组织、社区协会、寺庙和教堂。蔡晓莉指出：即便没有民主或科层式的责任机制，只要当地官员属于某个希望他们提供公共物品的连带团体，他们便很有可能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也就是说，这些连带团体可以构成非正式的责任机制(Informal Accountability)，促使官员对民众负责。咋一看，这并不新鲜，完全是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研究路径，认为公民之间的信任、规范、合作与结社可以培育公民美德和共同体，提高政治参与度，进而提高政府的治理绩效。但是，蔡晓莉进一步指出：并非所有的社会团体和社会资本对政府绩效和公共品供给都有正面影响。

只有同时具备两种结构特征的连带团体能够在功能上替代正式的责任机制：首先，连带团体必须具有包容性，即对当地任何人都是开放的；其次，连带团体必须是嵌入性的，它的成员要包括当地官员。当满足这两个前提时，村庄的治理边界就会与社会边界重合。村庄就超越了行政区划的意义，不仅仅是行政版图上的一个小圆点，而是由共享某种传统、信念或利益的人组成的社群。当村庄内部存在这类组织时，村干部的行为会受到道德义务的约束，更多地为村民谋福利，因为他们与村民同属于一个共同体，有共同的血脉、信仰或者利益，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责任和义务。村干部或许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地方性知识来“忽悠”基层政府，摆脱正式制度的约束；但如果有连带团体的存在，他们就必须给自己的族人或其他团体成员一个交代，否则他们在社群中将丧失道德地位，这就构成了一种非正式激励机制，促使村干部为村民提供公共物品。

通过向连带团体履行集体责任，村干部可以在集团成员中获得社会声望和道德地位。对于村干部而言，这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资源，能够帮助他们执行难以执行的国家政策，譬如计划生育、税费征收。如果不履行集体责任则意味着道德地位的丧失，他们就会被排除在团体活动之外，甚至遭到连带团体的抵制，日后便难以在村里开展工作。

蔡晓莉用三种类型的连带团体来说明她的理论：其一，村庙。小型村庙为人们提供烧香、宗教仪式、节日演出的场所，有时还组织体育竞赛和旅游。当某寺庙委员会要求村干部修缮学校或公路时，村干部会很快回应。作为回报，寺庙委员会将宣传村委会的好名声。当村委会与村民发生矛盾时，寺庙委员会协助村干部与农民协商解决。寺庙委员会兼具包容性和嵌入性，可以对村委会提供公共物品施加积极影响。其二，乡村教堂。政府允许基督教教堂存在，但严格规定党员干部不得加入。因而，乡村教堂不具有嵌入性，不能促进村委会对公共物品的供给。

其三、宗族或者说血缘集团。这是中国农村最常见的连带团体。当一个宗族把村里每个人包括在内，宗族的功能就与村庙类似。但如果宗族不覆盖全村，村民就被分成几个派系。嵌入某个宗族的村干部也可能组织一些项目，但这些项目可能只对他所属的宗族有利，全村却受益不多，这种情况往往会加剧村内的宗派斗争，不利于村民福祉的改善。

蔡晓莉的这个理论非常富有启发性，打破了我们对于公与私的传统认识。按照张静等学者的理解，宗族、家族、村庙等组织本质上是台湾学者林毓生所说的“私性社会”(Private Society)。林毓生认为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如行会、帮会、寺庙等）是以家庭式结构组成的，具有很强的“私”的性格，大多由血缘亲疏来决定的，以家庭为本位，是与“公民社会”相对立的“私性社会”，不利于形成一套普遍性的政治游戏规则，无法突显公民社会的“公共性格”。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转化成“公民社会”的现代组织。张静的设想与之相近，主张以公共规则取代公私混合的结构。

然而，蔡晓莉的研究表明：公共性就蕴含在“私性”之中。当行政村的边界与宗族、宗教的社会边界重合，“私性原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公共规则”的功能了，基本的公共服务也就有了保障。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乡村社会的公共性。

乡村社会的公共性与城市有着很大的差异，以我个人的亲身经验为例：去年年底，我祖母病危，按照乡俗，不能在城里去世，而必须回到乡下的祖屋里咽气，否则不吉利。但祖屋已经被我叔父租给了外乡的一个老太太。于是家里人找房客商量，是不是可以“借用”祖屋送终和办丧事，虽然这会给房客带来很大的不便，但对方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作为回报，我祖母丧事期间，房客老太太和她的小孙女跟我们一起用餐。到了出殡的前一天，“上人情”（付礼金）的时候，这位老太太还是坚持要上一百元的“人情”，众人怎么劝都不肯罢休，只好收下。事后，我们私底下以红包的方式将礼金返还给她的孙女，她才没有推辞。

这个故事可能是城市社会的逻辑无法理解的：首先，按照房屋租赁关系，这位老太太完全可以拒绝房东的“无理”要求，因为她已经支付了租金，我们不可以“染指”她对房屋的使用权；其次，这位老太太非常贫困，儿子儿媳在广东打工，她独自带着孙女租住在我家的祖屋里——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坯房，破旧不堪，家徒四壁——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完全没有必要给非亲非故的房东“上人情”。

但是，乡村社会不是这么思考问题的：乡村社会的产权关系、群己权界是相对模糊的，人们不习惯跟熟人算得太清楚，如果算得过于清楚，那就表示：我不打算跟你来往了。人们更倾向于通过人情往来的方式“相互持股”，你中有你，我中有你。这样一来，我们对彼此就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为什么，在乡村社会，礼物经济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一旦你退出礼物的循环，你就不再是游戏的参与者了，互不相欠，也就隔断了与他人的社会联系。正因为如此，在农村，丧事是集体的事情，几乎全村的老少都会参与其中，或帮忙，或出工（有低于市场价的报酬），最低限度也会出一份礼钱，吃一两顿饭。而在城市，丧事完全是一件私事，殡仪馆是一个封闭性很强的私密空间，一个社会成员去世了，甚至不会惊动他的邻居。

乡村社会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社会则是人造的、规划出来的。后者是一个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在那里产权清晰，几乎一切公共物品都依赖正式组织来提供：在小区，有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在小区之外，有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大大小小的单位。乡村社会没有那么多正式组织，也没有那么多的财政支持，不少公共物品都是由非正式组织来提供的，以私性的逻辑运作出公共的产品。

简言之，与城市社会相比，乡村社会具有更强的人情性质，群己权界不那么泾渭分明，公与私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类似于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向外看，是私，向内看，则是公。公私的界限是模糊的、权宜的、非正式的。在特定的条件下，“私”完全可能服务于公共性的目标。公共性的建立不必以抑制私性为前提，正相反，对私的尊重、对传统的尊重，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生成公共性。也就是说，公共性是有层次的，有“大公”（国家），也有“小公”（各类社群或集体），“小公”构成了“大公”与“小私”的中间地带，可以发挥缓冲和纽带的作用，促成公与私的重合。

但是，公与私的重合，毕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不是每个村庄，都正好有一个兼具包容性和嵌入性的连带团体；更糟糕的是，正如蔡晓莉意识到的，过度依赖非正式制度可能会给将来建立正式制度造成困难。那么，如何处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呢？ 这就是刘伟的《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一书力图解决的问题。刘伟的逻辑起点与张静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农民并非缺乏“公心”，也不乏集体行动的能力，事实上，农民常常为一些公共议题而集合起来，形成各色各样的群体性活动，只不过，这些群体性活动往往“只开花，不结果”，他用“没有产出的政治”来描述这样一种结构性困境：围绕各种类型的利益，村民群体性活动往往可以迅速展开，但由于国家（主要是基层政权）对此缺乏回应，加之活动过程中精英/信任的缺乏（实质上是权威的缺乏），导致群体性活动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用政治系统的理论话语来说，就是只有政治输入（通过群体性活动进行利益表达），却没有政治产出（形成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规则或决议）。

基于这一经验事实，刘伟认为：国家仅仅在村落安排一定的现代制度并不能自然带来有效的治理，更为重要的，需要有一种力量和机制将现代制度嵌入村落并成为村民的生活方式和游戏规则。这似乎又回到了张静的问题。刘伟开出的药方主要包括两味药：

一是国家的合理、适度介入。在他看来，涉及公共事务的村民群体性活动客观上需要与国家的有效衔接，村民群体性活动之所以难以达成，除了市场化和家庭经营带来的利益分化、纠纷增多之外，国家的基层代理人对村落的介入方式也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的行政化干预；另一方面，又常常存在国家“不在场”的情况。国家时而“越位”，时而“缺位”。这样不仅损害了国家在农村社会的权威，也侵蚀了村落社会所剩无几的自主性。因此，国家需要以更加制度化的方式去积极回应村民的群体性活动和政治诉求。一方面让自生秩序在其应当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应调整其介入范围和介入方式，帮助村落重建政治共同体，从而在新的基础上与自生秩序相衔接，共同生成村落中的治理结构。

二是乡村精英与社会信任。在刘伟看来，“没有产出的政治”，其根源还在于村落政治共同体的解体。刘伟的研究虽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分析框架，但却极力避免这一研究范式的结构主义之弊，没有就农村而研究农村，而是把当代中国农村放置到城市化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当今村落共同体的部分解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城市化的结果，因为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他们的生活重心已经转移到城市，其中的精英分子或在城市定居，或到县城和乡镇购房置业，这样不仅导致了能人的流失，更重要的是，缩短了村民的博弈链条，降低了彼此之间对于未来长期合作可能性的预期。博弈论早已证明：长期的重复博弈有利于人们选择合作，而短期的博弈则可能诱发欺诈与不合作。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当越来越多的村民离开或可能离开村庄，村民之间的合作也变得越发不可能。那么，在城市化的大趋势下，如何再造精英和重塑信任呢？刘伟指出，国家应该让渡部分发展空间，或是供给相应的资源，帮助农村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并展开相应的群体性活动。结合蔡晓莉的“连带团体”理论，我们在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时，应当使其同时具有包容性和嵌入性，一方面要向全体村民开放，但必须是志愿性的，不得使用强制手段；另一方面也不妨将乡村干部吸纳到顾问、理事会或监事会中来，但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能由乡村干部直接领导或控制。如果这些社会组织可以发挥连带团体的功能，那么，乡村社会的治理绩效将有可能大为改观。

由是观之，蔡晓莉之所谓社会边界与政治边界的重合，其实也就是刘伟所说的国家与村落的有效衔接。而刘伟所倡导的农村社会组织建设，若能取代村庙和血缘集团成为连带团体的主流，不仅能够改善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而且也有助于张静所谓公共规则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位学者的研究视角或有差异，但最终的理论关怀和现实指向却是高度一致的。

参考文献：

（《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对村民群体性活动的中观透视》，刘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九年版；Lily L.Tsai,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张静著，上海书店出版社二○○六年版。）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10期

第四篇：乡村社会变动与基层治理改革综述

乡村社会变动与基层治理改革综述

彭澎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农民为农村市场化的发展做出了平等的贡献，他们应理所当然地拥有平等的基本权利，从社会获得其所必需，以此保证其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这正是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基本内涵之一。这并非社会给个体的恩惠，而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股东，从而有权支取股本”［8］。市场化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应该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村民是农村社会的缔结者，理应平等地成为国家、社会的主人，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和途径，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进行来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应该是一个资源充沛、布局合理的社会，村民能平等地享有社会的基础资源，适应社会的发展，为村民个体在市场竞争中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依托。因为如果资源“不按照一种对所有人都公平的基础开放”，“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们”体验“自我实现感”的需要就被扼杀了，他们完全有理由“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9］。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乡村经济社会的转型使得乡土社会发展呈现多元的发展趋势、多元的社会结构和多元的利益格局，必须注重公平正义制度与环境的构建，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性安排，应当使社会成员感到做出正当、善的行为不仅是应当的，而且也是明智的”，即只有行善，才能获得利益，“如是，在社会大众层面上，正当、善的行为就不仅仅是应当的且也是必然的。”［10］在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实现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就是要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制度性的强化对村民的民主、自治、平等等权利的保护，形成一个彰显公平正义的宪政框架。对于农村制度建设来说，没有比公平正义更能激发村民追求意志的了。

转型期农村政治发展的根本要求:主体独立———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基本前提

市场经济是一个主张个体利益合理化和宣扬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形态，它的存在前提就是利益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合法化、最大化和独立自主的追求，而肯定与维护个人利益则是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根本出发点，深深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市场，塑造竞争性市场关系，进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使得村民作为市场主体在社会中独立出来。市场主体从事市场交易，其直接指向在于利益，利益实际上就是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的实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并不是出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的利己心。”［13］通过市场经济的结构调整，农村形成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权结构，培育出了平等竞争的多元化市场主体。农民在市场机制的支撑和促进下其地位不断独立且日益发育成熟起来。独立的市场主体，基于利益最大化的效应目标，本能地存在着推进治理改革的动机，希望通过治理的变革谋取其在市场化发展中更多的机会。有学者认为，市场化发展轨迹下的利益丛生是推动农村基层社区民主体制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基础［14］。源于农村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个体利益冲动是推进村民积极参与民主选举和基层治理的原始动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市场化运行体制下的中国农民实际上是一个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充满理性的行动者，并非蒙昧无知的普通民众。［15］“强大的基层、社区组织和独立的经济利益集团可能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颇有价值的方面，它们同国家的关系可能是更加遥远的或‘不许国家干预’。”［16］农村市场化改革使得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基础作用，同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也展示其强大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会促成社会总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个人只有在为他人利益服务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自己的私利。这样，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就会达到和谐。”［17］利益的驱动使得主体在市场化运行中能够独立，不同利益的交汇使得村民个人在市场中主体地位发生交织，交汇的利益和交织的地位正好配发出市场化运行中的自发社会秩序，按照其内在的逻辑演进，社会秩序得到不断扩展，为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提供了动力。“那些被长期证明对人类福利意义重大的社会制度，虽然都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但绝对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因而也就不能以演绎推理暗示出的任何方式来加以重新建构。”［18］农村社会中的自发社会秩序需要基层治理为之互动与发展，“秩序的重要性和价值会随着构成因素多样性的发展而增加，而更大的秩序又会提高多样性的价值，由此使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变得无限广阔。”［19］在互动发展过程之中，农民主体成为了治理变革的推导力量，“渐进的技术师或工程师认识到，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设计的结果。”［20］当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累积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治理模式发生结构性的变革就成为可能。事实上，主体政治上的要求和市场上的需求是基本一致的，都是一种选择，一种交易，政治上的行为也是利益的交易。“‘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1］无论是现代经济活动还是政治活动莫非如此。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合理算计实现整体的利益，这是市场交易的动机与指向。“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2］现代政治参与实质上也是一种权利的算计与实现，每个政治主体都是带着其相应的价值观念去从事这些活动的，这些价值观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联。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就是从利益的算计阐释政治运行过程的。村民在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下获得较大的发展，其所获得的丰富资源增强了其独立的主体地位，会进一步强化其在基层治理模式中的迫切要求和参与愿望，会强化基层治理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治性，由此与地方政府的支撑和干预相背离，他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主导性甚至支配性作用的角色定位和行为方式如果在基层治理中发生复制和移植的话，就会给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和行为模式带来相当深远的影响。“利益分化是宪政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23］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法治的保障既是一项经济权利，也是一项民主权利。它在公民身边建立起一道保护墙，保证他们在从事生产活动时无需畏惧政府。建立起这道保护墙后，那么民主制度中公民角色的先决条件———安全与独立也就有了保障。”［24］农村市场经济的利益观念促使村民个体地位的日益独立，同时个体独立又使得村民个人的行为能力、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传统的基层治理在农村市场化快速发展的格调下显得不相适应，既因为市场化丧失部分传统资源，又因为自身的惯性而暂时无法接受市场对自治治理的新动力，使得农村的治理出现现实困惑，也预示着农村一种新的社会治理基础的出现，基层治理会发生变革。市场化的农村内部关联具有外向性，村庄内的政治因素具有多元性，乡村内部的经济政治管理更多的是建立在利益的关联基础之上。农村内部的利益关联提高了村民个体的经济价值和经济自由，也促使村民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更加注重发挥个人能动性，来实现个人经济价值的再次提升。日益变化的农村内部利益关联主导了农村的社会关系，已经成为市场化中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更加注重村级自治组织、农村协会以及其他农村社会力量与村民个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市场化发展中的基层治理日趋需要一种宪政化的治理秩序，使得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成为必然。

转型期农村政治发展的精神理念:政治自由———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价值追求 农村市场化发展使得村民通过经济的发展满足了自己的生活需要，实现了自身发展的自由。农村市场的不断发育，让商品交换变得自由、频繁和规范，“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是自愿地出让财产”［25］，为满足村民的各种经济需求、满足村民与社会关系上的自由提供了中介。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市场交换是自由最重要的现实基础，这种意识深深影响和积淀于农民的心理，形成村民肯定个人产权、抗拒一切暴力的自由情结，即自由发展的观念。“如果说经济形式即交换从一切方面肯定了主体的平等，那么也应该说那既推动着个人又推动着物体去参加交换的内容或素材，同时便肯定了自由。”“交换价值的交换正是一切平等和自由在生产上面的真实的基础。”［26］市场启迪自由，发展着自由，市场是实现自由的基础。农村市场化发展下，自由是村民不受其他个人和组织及政府的具体干预而独立运用处分财产的自由。自由是由市场自身特性的决定的，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发展的动力归因于市场的自由竞争而不是政府的行政干预，市场发展基于市场主体的自由自治，而不是政府的计划安排。在市场内，村民的生产经营不再由国家操纵，而是还原为村民自主性权利支配的领域。主体之间相互独立、平等的关系，才使得主体之间的交换是自由自愿的。只有自由经济才能从根本上激发、调动和保护市场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村民政治自由的实现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受社会的经济发展影响的。“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等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27］经济发展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从根本意义上说，都是村民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享有自由的重要体现。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发展自由是政治自由的依据，同时村民政治自由的实现程度制约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不是自由市场的模型提供了政治权利关系的新的构想，而是有关政治制度的设计本身为市场模型提供了典范。市场模型以特定的制度安排为前提。”［28］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催化了农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强化了农民的政治独立观念，这种政治观念与市场化条件下农民享有的权利义务高度统一，形成了农民政治自由的治理趋势。它“意味着视自己为一个自由的、负有责任的人，而不是无意志的受控于他人的期待或冲动的工具。与他人相处时，健康人格的态度像对自己一样，视他人为人，而非物或工具”［29］。农村市场经济尊重农民的主体自由，而主体自由包含经济发展自由和政治治理自由两个重要方面。农民在市场条件下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即成为获得经济发展自由的主体，成为自由的个人，具有独立的财产权，要促进了市场交换的正常进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农民经济发展的自由带来了村民政治主体的形成，即成为获得政治自由的主体，能够独立自由表达自己或群体意志、自由选择社会管理者的权利，成为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基本前提。“惯于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的人民……必定是自由的，这样的人民永远不会因有什么人或者什么团体能够抓住并控制住中央管理机构就让自己为他们所奴驭，对于这样的人民。没有一个官僚机构能希望强使他们去做或者去经受他们所不喜欢的的事。”［30］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政府存在的价值不是妨碍人民自治而是要维护和保障人民的自治。保护村民自由是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终极价值，“基于一种演化性世界观，并置公民自由和经济自由于很高的优先地位上。”［31］

转型期农村政治发展的制度基础:农村法治———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基本框架

“政府处于法律之下，或者说法律服务于法治，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良性发育的制度基础。”［32］法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它是在近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在商品市场高度发展的条件下逐步被实践证明并被人们所认同、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并与市场经济共同成长起来的基本原则。“它通过完备的法律手段和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有效的保障和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保证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和发展机遇，并有利于给经济发展创设和维系一个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空间氛围，保护公民和法人的正当权益，促进经济的有序增长和繁荣。”［33］当前农村的经济社会转型是一场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一场质的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嬗变，是包括器物层面，制度规范层面，思想文化层面各个社会领域的全方位变革”［34］。农村市场经济培育和造就了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新型力量———农村市场主体。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传统农村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管理体系转变为以市场主体的权利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它是“建立在传统的社会格局的打破，旧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消失以及新的社会格局与理念的形成之基础上”［35］。因此“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力量，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是必要的”［36］。这是决定农村现代化进程最终命运和经济社会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农村法治是农村市场经济构建的制度基础，也是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基本框架。农村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事实上是调控、协调各种利益冲突，进行价值判断和理性抉择的现代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农村法治的健全和完备，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法治是一系列原则与制度，是一种现代的秩序模式与文明类型，是一种生活实践和认知的过程，是一种社会关系评价与社会秩序治理的基本框架。它既指健全的法律体系，良好的法律运行状态，更进一步意味着整个社会成员对法律发自内心的遵守和由此而形成的良好的法律秩序和状态。健全的农村法治是转型期乡村社会一股崭新的权威力量，它能调整和规范政治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把国家意志有效地贯彻到乡村社会、使国家能够对农村基层实行有效的规范和规制。有学者［37］认为法治是人类作为自由意志主体和道德主体对社会作出的一种负责任的行为实践，是一种实现人类自由的行为过程，是一种遏制权势的最佳选择。法治是通过权利与权力的价值配置和理念规范来实现两者的和谐稳定与平稳格局，以达其最核心的本质特征制约权力［38］。由此看来，法治是“人们提出的一种应当通过国家宪政安排使之得以实现的政治理想”［39］，以控权为核心的宪政便是实现法治的制度选择。因此，法治不仅是国家层面的制度选择，也应该是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价值导向与基本框架。基层法治的健全能够为转型期农村基层权力结构确立起新的合法权威。我国农村基层的法治实践，是民众对各种农村社会资源进行发现、重组及良性互动的过程，其本质是对农村社群各种制度运用国家意识去引导、控制和规范，以维持基层公共秩序，增进乡村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任何法律制度的根本目标都不应当是为了建立一种权威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40］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农村基层治理的法治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注重结合农村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从保障和促进农村基层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出发，始终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积极推进农村的民主法治建设。农村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即以基层群众性自治为核心的治理体系的变革以及农村社会中自治治理空间不断拓展和明确化，始终应以国家法律的规范为前提。因为乡村基层群众性自治本来就是在缺乏民主法制传统的乡村社会推行，亟需国家提供健全的法律体系为其运作的规范化提供保证，这不但能够保证基层群众性自治的合法性，而且也是维护国家法律统一和制度权威的需要。乡村社会法治对基层治理变革起着主导和推动作用，基层治理组织就主要是注重通过法治的制度化优势来保障基层农民的民主选举权和民主管理权，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农村基层治理的真正和广泛实现。“一个社会制度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将人们在经济事物等方面的追求未被耗尽的过量精力引入合乎社会需要的渠道。”［41］农村法治的建构必须立足于乡村社会二元格局的现实，既要重点建构起农村基层政权的法治化权威，又要建构起乡村社会自治的法治化秩序，更要建构起二大领域秩序规则之间的良性互动局面。在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是农村法治的重点，是农村法治最重要的政治基础，也是国家在推进农村基层法治进程中实现农村社会有序管理的首要任务。在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发展视野里，法治不仅是一种制度，具有可操作性，在法治的框架和维度下，村民自由、平等、权利才能真正实现。法治也是一种文化和观念，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同时法治更应是一种境界和追求，成为基层治理的核心价值和精神灵魂，深藏于基层治理制度的价值深处，深深植根于全体村民的思想内涵。

转型期农村政治发展的文化理念:以人为本———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基本精神

社会主义政治始终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政权具有人民主权性质，这就注定以人为本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发展的政治理念，注定以人为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本位立场、发展原则和价值主张，是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基本思路。发展的目的是“以促进该共同体每个个别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普遍地重视人则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和保持稳定的关键之一。”［44］以人为本是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的历史和逻辑起点，也是包括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原点和理论支撑。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是市场化经济运行条件下基层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农村基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组合与选择更新。经济社会转型使乡村基层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是乡土利益的重新配置以及由此引致的社会分层化、利益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基于乡村经济转型和社会背景的变迁，农民政治参与作为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方式呈现出新的态势和特点。在利益多元和分化的条件下，保障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以实现农村基层真正的自治治理，是保证农场市场化改革深入进行、政治局面稳定、社会生活常态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基础，特别是尊重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保障农民的发展利益和自治权利，已成为我国基层治理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因为自我是宪法的首要价值。”［45］以人为本与立宪主义的指向具有同一性。“宪政理论试图通过降低政治的地位和限制政治权力来减少和防范其侵犯个人自由与尊严的风险。”［46］“真正民主制的真谛是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和对个人权利的保障。”［47］宪政本身就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它承认人是具有独立利益、独立追求的个体，尊重人的尊严和保障人的利益。“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定位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它们只能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同时也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48］“离开主体自由自觉的活动，离开人类意识，人的价值尊严和人类本质，一句话，离开人的主体性，来谈论应有权利的问题，那是不可思议的。”［49］宪政是保障权利的最好制度设计，它建立的基础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说明的是对人的价值的认可，表明的是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实现程度，主张的是人本主义本位的权利价值模式。“关于权利的语言是一种特别有力的表达方式，它表达的是尊重个人，尊重他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尊重他作为自主的道德行为者的地位。”［50］“形成某种政治制度离不开一定的政治文化在其中的作用，维持政治稳定、促进政治发展，同样需要建立相应的政治文化，并使之符合政治体系一体化的要求。”［51］农村市场化的发展带来利益的分化与组合、权利的博弈与重组，需求更加成熟理性的政治参与模式，要求更加稳健凝重的人本制度文化。“现有制度安排总会有些不能满足人们已经内化了的价值观所预期的报酬，当人们得不到满意的报酬时会产生失落感，会千方百计去寻找新的制度安排来代替现行的制度安排。”［52］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对人本理念、人本文化、人本思维、人本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市场经济改革与基层治理体制的融合应当尽可能寻求两者之间的共同要素逐步展开，以避免被动整合产生的机理排斥而造成的社会振荡，因此，寻求两种不同规则之间的共同价值所指成为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核心重点。这就需要在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中，整合基层政治文化发展的理性思维、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将以人为本的宪政精髓纳入基层治理的现有体系，坚持以人为本的政治发展取向，倡导和构建一种人本的基层治理精神、人文的基层治理体系，为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提供一个可以为农村社会所普遍接受的政治规范。2010年10月26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中鲜明的增加了“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的内容。“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在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中的确认，意味着基层群众性自治已经通过法律的形式将自治制度本身追求的以人为本的终极目标更加明确化了。人本文化理念指导下的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抉择、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53］。农村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应当要显示人本的政治情怀，形成政治参与中农民与政府关系的互惠、互动、互控机制，真正实现农民的民主选举和自治管理权利。实行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实现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自治和政治参与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政治变革，形成农村基层治理和政治文明现代化发展的双赢局面。

第五篇：社会治理思考认识体会

社会治理思考认识体会

坚持源头治理，由“事后解决”延伸到“事前预防”。基层是问题滋生的“原始地带”，如果不能及时处置化解，就难免会“由小变大”，产生更大的破坏力。越是靠近源头治理，不仅付出的成本代价越小，而且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弱，基层治理尤须把重心向源头偏移。

要打破基层干部单打独斗局面，充分调动社会居民、社会志愿者、驻地机关等参与基层治理的主动性，构建多元参与治理新格局，组建党员服务队、矛盾纠纷协调组，及时化解邻里纠纷，促进邻里关系融洽；定期开展法律咨询、健康体检等志愿服务，增进居民获得感；就地解决居民生活实际困难，不把问题上交，不让矛盾搁置，第一时间化解在萌芽状态。

坚持综合治理，由“矛盾化解”扩展到“综合服务”。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外延”不断扩展，不再是替群众化解矛盾、解决困难这么简单，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居民有需求的地方，几乎就有治理的责任和义务。

要求广大基层干部必须与时俱进，打破“无事即为平安”的守摊思想，既要全力解决现有的治理困难，更要主动出击、统筹谋划，全面摸清人、地、事、物等基层社会要素情况，将行政管理、综治防控、监管执法、公共服务有机整合为“一张网”，努力创造条件，改进居民生活环境，增强社会安全，改进日常出行，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通过更多前瞻性服务杜绝矛盾纠纷产生。

坚持阳光治理，由“人治思维”转变为“多治合一”。随着社会新问题、新矛盾的出现，靠经验习惯早已显得捉襟见肘，必须依靠系统、科学、阳光治理来破局。

一方面，要建立程序公开、标准公开、结果公开的基层治理规范，坚持在居民监督之下，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治理任务，增进基层治理公信力；

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火车头”作用，牵头组建居民委员会、议事会、事务监督委员会等，推动基层自治水平提升，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治理章程，让法治思维逐渐深入人心，并大力宣传先进典型，引导居民创先争优，释放德治教化效应，形成“多治合一”的善治体系，增强基层治理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