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读书报告

第一篇：《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读书报告

《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读书报告

一、清代民法表达与实践的背离

如要将《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一书的中心论点用一句话来表达，即清代的法律表达与实践存在着背离，而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是理解清代法律制度全貌的关键。所谓表达，即官方对法律制度及其运行的道德化的表述；所谓实践，是司法制度运行的本来面貌。分别以这两个概念为出发点看问题而形成的理论就称为“表达主义”与“客观主义”。

在本书中，表达与实践的背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事法律诉讼过程中存在的表达与实践的背离。主要表现在：（1）对案件数量多寡的认识背离（2）对当事人认识的差异（3）县官处理问题方法上的背离（依据法律判定是非）（4）法官对证据态度的不同。

2、《大清律例》和县官手册中道德化说辞与具有可操作性的、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说辞之间的背离。

3、官方制度中的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延伸到民间调解之中，体现为民众对“天理、国法、人情”的不同理解。

4、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制度关系上也存在表达与实践的背离。主要体现为官方说辞中的民间调解解决大部分问题，且调解的依据是情理；但事实上社会纠纷除了由民间调解解决外，官方审判制度与民间调解的合作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国法并非官方说的那样对民间调解不产生影响。

5、法律中以刑事法律规范为主，但实践中法官能从中抽象出民法原则并运用之，且法律规定的刑罚措施在细事案件中并不常用。可见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也存在背离。

二、华北村庄的纠纷和诉讼的社会经济背景。

在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及契约关系中，广泛存在着利益的纠纷。对于这些纠纷，或者真如官方话语所说的那样，由村庄内部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协调解决（分家、正式契约）；抑或与官方话语相反，由法律诉讼解决（非正式契约）。解决的方式与纠纷本身的当然，纠纷性质存在密切联系。这种事实的背后是一幅客观主义的图景，即真实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在本书列举的县法庭案件资料中，可以看到民事案件的数量并非如官方所言的那样少，反而成为地方法庭处理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来清代民法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另外，民国与清末民事纠纷的性质与处理方法的一致性使得民国的田野调查资料也适用于清朝的分析。

三、处理纠纷的非正式系统中体现的背离。

中间人调停、社区和宗族的调解是处理纠纷的非正式系统。从调解的主体来讲，在正式借贷、土地租赁、土地买卖和婚姻关系确立中，中间人是这些民事关系的促成者也是矛盾的调节者。在家庭邻里纠纷中，权威的第三者或者亲戚和族人也充当了调解人。从调解的原则上讲，妥协是首要原则，国家法律为这种妥协划定了底线，道德上的是非观念也对妥协的程度产生影响。这种调解的原则在“注源与广恩通行权纠纷”中看的很清楚。但这种调解的原则又一次构成了表达与实践的背离。一方面，国法涉入民间调解，这种实践中常见的情形与清代官方表述中国家法律在调解中不起作用的论调形成背离；另一方面，妥协作为首要原则也与儒家对调解的理想化表达相去甚远。此外，书中列举的民间调解为邪恶势力开脱及被用作敲诈勒索的例子也表明，这种以调解双方的平等性为基础的纠纷解决机制与儒家理想化的“天理人情”存在背离。

四、处理纠纷的正式系统中体现的背离。

与官方表达的县官在地方代表皇帝行使绝对权力并在法庭上积极调解、重视人情的理念相悖，实践中官员对案件的判决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并且大部分情况下依据法律做出胜负判决。这种情况在县官处理土地、债务、婚姻、继承案件中十分明显。在审判方式上县官往往从律例中抽象出民法原则，并从这些原则出发进行判决而不拘泥于法典表面规定的行政及刑事规范。即使是那些无胜负判决的案件，县官也依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做出裁定。由此可以看出在处理纠纷的正式系统中民法表达与实践的背离。这种背离的原因在于官员面临考绩的压力以及官僚体制本身的结构（县官处于最底层、例行公事）使然。

五、处理纠纷的中间地带中体现的背离。

介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是中间地带。在这个领域中，虽然是以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最终办法，但不同于非正式制度的是国家权力在这个领域中发挥着更为直接的作用。其与正式制度也不同，并不是以法律为依据解决问题。在中间地带之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有着平等的地位。若将诉讼分为三个阶段考察，就会发现诉讼费用、当事人畏怯堂审的心理、乡保及衙役的倾向、衙门意见等因素均会促使当事人选择和解或刺激社会组织加紧调解。中间地带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可视作清代重视民间调解这种官方表达与实践的结合，即通过实际运作中县官批词来达到道德话语中民间调解的实现。当然，在中间地带中也存在衙役和乡保的不轨行为等弊端。

六、民事调判制度的两种型式及其成型原因。

衙门对民事案件的处理型式上有两种区分：一种以宝坻—巴县为代表，表现为案件处理富有效率、运作简单；另一种以淡水—新竹为代表，表现为案件处理审期长、过程复杂。具体而言，从诉讼人员构成方面，前者以小农为主，后者

则包括农民及地主、商人、功名士子等较高地位阶层人员。另外，后者宗族组织发达，团伙诉讼频繁。其次，后者不依从判决和滥用诉讼的情况常有发生。第三，后者讼师、讼棍和良性法律者参与较多。究其原因，乃在于淡新地区商业化程度高，社会阶层分化明显，出现了许多有权有势的个人和团伙，这些人较一般小农有见识、不易屈从，甚至不厌其烦的雇人打官司。与此相对的，宝坻与巴县并没有淡新那样的社会结构；但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本地商业化程度的提高，也出现了类似淡新地区的情况。两种调判制度的形式对比反映出清朝对诉讼的设计理念（案情简单、息事宁人、恩威并用）与社会发展（当事人维护权益、不易屈从）出现的差距。

七、诉讼的规模、费用和各种策略中体现的背离。

无论是诉讼的规模、费用还是当事人的各种策略，都要以表达与实践的分开为前提，这样才能理解实践与我们传统印象中的矛盾之处。与清朝官方表达的细事绝少的诉讼理念不同，在诉讼规模上，清后半期县衙门每年平均处理五十至五百个民事案件，这意味着每二十年内十户当中就有一户卷入官司，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健讼性。在诉讼费用方面，如果我们将一般的民事案件与重大财产案件、刑事案件区分开来并将不同诉讼阶段停止的案件区分开来的话就会发现：虽然打官司对于小农意味着不菲的花费，但并不足以高到阻却小农为维护自身重大利益而进行的诉讼。诉讼费用的另一方面，如果按官方的表达来看，衙蠹（衙门内部营私舞弊之人）是广泛存在的，他们会使用各种方法敲诈当事人，按这种逻辑来看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倾向于诉讼解决问题；但案件材料却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在这里，衙蠹与讼棍均成为官方的反面表达来解释衙门贪腐和讼案频发的原因，借以突出仁德的县官与厌诉的良民的正面形象。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同样决定了当事

人的抉择和策略。公堂所表现出的用刑的威胁和衙蠹贪腐的传言与实践并不相符。事实上，在民事案件中县官极少用刑，当事人甚至以刑案名义引起县官对民事案件的注意。另外的一个例子是，虽然国家对讼师与讼棍持消极态度，但当事人在撰写状词及请人出谋划策方面依然对这些人有较多需求并且不会承认自己这样做过。最后，当事人可以选择在诉讼的任意阶段决定停止诉讼而选择调解，所以他们能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正是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这与官方所言的利用讼师兴风作浪或被讼棍愚弄也是不同的。

八、县官手册中的民事调判体现的背离。

县官手册揭示了生活在道德表达与司法实际运作双重领域的县官所持有的态度，即“实用道德主义”。一方面，县官崇尚道德理想和官方表达的至高地位；另一方面，在处理实际问题时，采用实用主义的做法。这种道德实用主义可看做是清代官方表达与实践的背离与调和（似乎更偏重后者）。在这些手册中均能发现本书前面几章所反映出来的矛盾，例如官方表达中似乎不存在的细事案件却在县官手册中能找到详细的处理办法；道德理想上县官并不做出裁决，手册中却不厌其烦的告诉县官们应如何研读法律并据之裁判； 虽然法律明确违反规则适用的刑罚，但县官手册上却认定细事案件不应过多适用这些刑罚；官方表达的处理纠纷是基于道德规范而非法律条文，县官手册却指导区分基于和解的民间调解与基于法律的官方审判；官方表达中审判应当有天理国法人情的参与，但县官手册却指出法律应当有的主宰地位。

九、表达与实践——“背”而不“离”

在黄宗智先生写的《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一书中，尽管一直在强调清代“民法”官方表达与实际运作背离的存在及其表现，但读

完后我的最大的感触却是：妥协的力量。

在《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一书中，作者主要的观点是清代法律制度的官方表达与其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是既矛盾又统一的，既有背离又有抱和，是一个包含既背离而又抱和因素的统一体。窃以为，这就是法律制度其表达与实践的相互妥协，而书中作者也专门有提到妥协的运用。

作者在书中说：“我们要考虑县官判决中也有让诉讼当事人保全情面，妥协退让的一面。”书中作者更是举出实例来证明县衙在断案过程中不是单凭法律条文，而是在实际运作中倾向于“酌情酌理”，使得道理、实情、律例三者在具体的案例中达到高度的统一。特别在民事调解过程中，妥协更显得尤为重要。

我这里想强调的是，法律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法律原则和规则的总和，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因此，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必然与其相对明确化、成文化、的官方表达有出入，或者说相背离。不管是清代还是以往的历朝历代，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其法律制度的表达与实践都会有背离的一面，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也从某方面再次印证了法是有局限性的。但是，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相互对立又统一的“背离”才有了妥协的需要，也就是说妥协是解决这种不相一致的一种手段或出路。就像一对恋人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闹了矛盾，但限于空间有限，彼此不得不背靠背，这时候只要其中一人回眸一笑，尴尬气氛就立马消除，彼此也许又会拥抱在一起。其实，法律制度的表达与实践也是如此，特别是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

其实在清代，最起码从民事法律制度方面来说，法律制度的表达与实践是相互妥协的，或者说，当时法律制度的官方表达与其实际操作之间虽然存在背离，但更多的是妥协，而且这种妥协是客观存在的、必然的、也是合乎情理的，正因

为这种表达与实践的相互妥协，才维持了社会的和睦与稳定。这就是妥协的力量！

第二篇：传统社会与文化--茶与酒

茶与酒--穿越千年的诗情画意

“文人七件宝，琴棋书画诗酒茶”。

“琴棋书画诗”乃古代文人雅士立足之本，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精髓所在，而饮酒和品茶竟然也能与之并列，可见其在文人雅士心中地位是何等之高。然而最奇特的是茶与酒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饮品竟然能够如此完美的相互交融。茶静，酒动；茶淡，酒浓；茶甘，酒香；茶,亦禅亦道，酒,亦儒亦侠。

茶和酒的这种矛盾性正是中国文人的真实写照，酒喝高了，可以有难得的放纵，可以有豪迈的想象，可以有奔放的激情，可以有飘逸的思绪，“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茶饮深了，可以听萧萧竹雨，可以听飒飒秋风，可以有泪在脸上静静地流，可以享受一种寂寞和孤独，亦可邀三两好友琴箫相协，亦或两人对坐边饮边弈。“从来佳茗似佳人”，欣同知己细谈心，有什么不可以说，有什么不可以想呢？” 茶情酒意，儒道互补，茶禅一味，酒入愁肠。

茶与酒是中国文化一体的两面吧，恰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我想这也是数千年以来，国人对茶与酒情有独钟的深层原因了。

追溯千年,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文人与酒有着不解之缘。中国古典诗中关于友情、送别与感怀这一类的作品最多，因此诗中经常流淌着两种液体，一是眼泪，一是酒。酒和文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他们的饮酒佳话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别具特色的一页。”酒壮英雄胆”,在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之下,文人雅士需要这样朦胧的癫狂状态来释放自己的豪情;”孤单困苦会有时”,谁都会有失意的时候,酒入愁肠,一醉解千愁;”会须一饮三百杯”,”李白斗酒诗百篇”, 酒可以刺激神经，产生灵感，唤起联想,是艺术的催化剂。无论是博学多才,还是豪情万丈,亦或是放荡不羁,中国古代文人雅士们从来都不离壶殇,可以说中国文人的身体里流淌的着的是血,而艺术生命里流淌的是酒.可以说，中国源远流长、经久不衰的酒文化如果没有文人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弃官归田，飘然而去，赋《归去来兮辞》。当他回到四壁萧然的老家，最初使他感到欣喜的是“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弃官就无禄，喝酒就成了大问题，怎么办？在《五柳先生传》中写到“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臵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看来为了酒，面子都可以不顾。值得一提的是，他还饶有兴致地写下一组以“饮酒”命名的诗作，最有名要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二十来岁即位列“初唐四杰”之冠的王勃，据说在写《滕王阁》七言古诗和《滕王阁序》时，先磨墨数升，继而酣饮，然后拉起被子覆面而睡，醒来后抓起笔一挥而就，一字不易。翻开中国艺术史，可以看到，许多艺术家也把酒作为情感宣泄的媒介和艺术灵感的催化剂。唐代书法家张旭“每嗜酒大醉，呼叫奔走”，甚至“以头濡墨而书，既醒目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因此被称为“张颠”。他喝醉后留下的书法墨迹如《古诗四帖》，确实如疾风迅雷，满纸云烟，成为草书的艺术精品。

唐朝许多大文人都是嗜酒者，首推“诗酒两仙”的李白。李白一生热爱自然，向往自由，放浪形骸，桀骜不驯，成为盛唐气象的主要代表。关于他的酒量，李白自己有诗为证：“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 也许有人说这是艺术的夸张，那么请看，他的好友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写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何等的豪气和洒脱！据说李白当年奉诏为玄宗写清平调时，就是在烂醉之下用水泼醒后完成的。李白有追求功业的理想，但他不肯摧眉折腰，使他无法立足政坛，因此便浪迹四方，痛饮狂歌，在诗酒豪兴中抒发自己的理想、爱憎、愤懑和忧思。游洞庭时写下“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在金陵时写下“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而被流放到夜郎时写下“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共杯酒”。可见对李白来说，最能激发生命豪情的就是酒，酒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他最有名的两首古体诗《将进酒》和《月下独酌》几乎字字都含酒味，如“人生得意须纵酒,莫使金樽空对月”,“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被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人宏伟抱负无法施展，只好借酒销愁，前一首豪情万丈，后一首则孤独难遣。

文章中写到酒，往往更加深沉。范仲淹在驻守边关的时候，曾有过“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渔家傲》）的惆怅，也曾有过“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苏幕遮》）的悲楚。而他虽屡遭贬谪，却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岳阳楼上把酒临风，唱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并因此而流芳千古！

欧阳修是妇孺皆知的醉翁。他那篇著名的《醉翁亭记》，从头到尾一直“也”下去，贯穿一股酒气。无酒不成文，无酒不成了乐。天乐地乐，山乐水乐，皆因为有酒。他自称“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于文”，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使天下真嗜酒者为之倾倒！

苏东坡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酒徒。“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定**》），“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临江仙夜归临皋》）等等，而更令人神往则是在《前赤壁赋》中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苏东坡和友人夜游赤壁，雅兴甚浓，对明月诵诗，邀清风下酒，我们从他嗜酒如命和风度潇洒的神态，可以寻到天才的浪漫诗人李

白的影子。他的诗，他的词，他的散文都有浓浓的酒味。有人从《东坡乐府》查了一下，其中竟有一半作品和饮酒有关！这足以说明酒和诗人的关系是多么密切！正如李白的作品一样，假如抽去酒的成分，色香味都为之锐减。

苏东坡、辛弃疾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东坡“把酒问青天”，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佳话。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抒发“沙场秋点兵”（都出自《破阵子》）的豪气；“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哪得工夫”（《西江月》），又透露出一种玩世的调侃。

男人如此，女人呢？请看女词人李清照的诗词。当她作为少妇独守空闺寂寞难耐时是“昨夜风疏雨骤，浓睡不消残酒”“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都出自《如梦令》），“东篱把酒黄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南渡以后，身世坎坷、国愁家恨的李清照经常“三杯两盏淡酒”（《声声慢》），在凄风苦雨中追忆温馨的往事。

相对于酒里蕴藏的大喜大悲,茶就平和的多.中国古代文人与茶结下不解之缘，或状之以文，或借茶抒怀，或以茶寄寓，或倾之以情，或以茶会友，茶似乎专为文人所生，茶与文人融为一体。总之，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对茶都有着强烈的偏好、执着的热爱。

“酒壮英雄胆，茶引文人思。”从此句就可得知文人与茶结下的不解之缘。茶与文人有如此缘分是因为文人要思考问题，要写文章，品茶首先不是为了解渴，而是有助于思维，茶使文人产生一种神清气爽、心平气和的心境。如元代著名的贤相耶律楚材是一位饱学之士。他在《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中写道：“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车。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老雷芽。”长期不饮茶，就感到心窍阻塞，文思久困，格外渴求佳茗。而饮茶后可以“两腋清风生坐榻，幽欢远胜泛流霞。”再如，唐代曹邺《故人寄茶》：“碧澄霞脚碎，香泛乳花轻。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宋代余靖《和伯恭自造新茶》；“一枪试焙春尤早，三盏搜肠句更嘉。多谢彩笺贻雅贶，想资诗笔思无涯。”上述情况完全是茶助文人的诗兴笔思，为文人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同时也有助于诗人墨客渐入佳境。总之，茶可使文人脱俗，升华到一个文学的境界、美的境界。

茶生于灵山妙峰，承甘霞之芳泽，蕴天地之精气，与文人脱逸超然的情趣相符合，与他们淡泊、清灵的心态相一致，故文人雅士多钟情于茶。尤其当他们在社会中受到挫折与磨难，产生隐退情绪后，茶更是他们获得精神解脱的好伴侣。古代文人雅士虽然选择“隐”的方式不同，有的离别尘世，投身山林，选择“小隐”；有的选择白居易、苏轼倡导的既世俗化又超脱化的“中隐”。但是，他们事茶的精神取向却惊人的相似。如历代文人雅士都格外热衷于竹中煎茶品茶，实质上他们是将茶与竹作为人格的象征。如唐代姚合的《品茗诗》有“竹里延清友(茶之别称)，迎风坐夕阳”之句，宋代王令《谢张和伯惠宝云茶》有“果肯同尝竹林下”之句，元代长宪有“茶烟隔竹消”之句，明代陆容有“石上清香竹里茶”之句，清代郑板桥有“竹间烟起唤茶来”之句。可见，茶与竹在文人雅士的面前，仿佛幻化成了他们的人格精神，并使文人雅士对此有强烈的依恋性。在这个世界中，文人们完全可以以一种洒脱豁达、无拘无束的自由心态，投身其中，它是文人们排谴心中世俗的郁闷、人伦阻碍的有效良方，更成了他们人格精神的所在与象征。

文人相聚，饮茶清谈，这是最司空见惯、人尽皆知的风习。唐代，茶已成为最受欢迎的待客、敬客、留客的高雅之物。唐代颜真卿《春夜啜茶联句》云：“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描写了文人相聚时以茶助清谈的生活。唐代杜牧《寒夜》诗云：“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水初红。”表现了文人待客时点起茶炉，在红色的火焰旁大家围坐在一起，在寒夜中饱啜醇香的热茶，这种儒雅的风习至今仍令人神往。

茶,清雅;酒,刚烈.茶,平淡;酒,豪放.茶与酒,代表了中国文人雅士矛盾而不对立的两面的完美融合, 体现出中国文人在精神追求中游离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世界中,真实的反映了从古到今中国文人身上所具有的双重气质,同时也造就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双重性的特质。

茶与酒，古代中国的伟大创造。它们穿越时空，带来千年的诗情画意，必将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画卷上永远闪耀！

第三篇：《法律与革命》读书报告

《法律与革命》读书报告

法律之所以可以和革命相提并论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律的发展调整了社会关系和秩序，使社会向着一个全新的领域变革。这种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疑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改变了现存的制度，使人类在越来越完善的法律中享受进步的成果。

法律最初的起源是由于教皇的革命，它使一个独立的、自主的教会国家和一个独立的、自主的教会法体系首次形成。与此同时，也使各种不具有教会职能的政治实体和各种非教会的法律秩序首次形成。教会法利用人们对宗教的虔诚和信仰，禁锢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使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力的维护。而随着人类思想的进步和对教皇不公正制度的反抗，区别于教会法的一种新兴的世俗法开始出现。由于不同世俗政治体的建立，其统治阶级或领导阶级同样需要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针对不同的世俗政体也就存在不同的法律形式。世俗法虽然并没有完全摆脱教会法的影响而被人认为部分在于对教会法的模仿，部分在于对教会法的抗争，但是它基本上是服从理性和良心的，这不能不说是法制社会的一种进步。世俗法首先发源于古希腊思想，其次在文艺复兴期间得到了丰富。而西方政治科学的创立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匿名的诺曼人》是第一部超出斯多葛学派和早期教父理论模式的有关政府的专著，它描述给我们一个市民社会的雏形，为以后各种形态世俗法的发展奠定的基础。而法治精神的植入也让我们充分意识到，世俗国家的观念和现实也就使法律传统的国家，或法治国家的观念和现实。

抛开封建法、庄园法、王室法、城市法不谈，商法在这其中的出现和发展我深有体会。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是商法发展的关键时期。正是这时近代西方商法的基本概念和制度才得以形成，更重要的是，也正是这时商法才被人们看作一中完整的、不断发展的体系，看作是一种法律的体系。商法的发展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11、12世纪农业贸易的兴起以及农业的改造为商人阶级的迅速壮大创造了机会，导致大量专门从事交换等商业活动的商人阶层的出现。与此同时，交易的方式、种类、形式等的发展必然要求新的法学为其按照秩序和正义的要求将各种商业关系制度化和系统化提供一个框架。罗马法的某些内容虽然对商事关系有一定的调整，但却没有按照一般原则使它们明确的相互联系并对它们进行分析。因此新商法体系的形成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新的商法体系有其自己的特点。第一是客观性。商法中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变得更加客观准确，较少任意模糊的条款，对商事交往惯例的承认也正式形成法律。第二是普遍性。这一时期的许多商业活动都具有世界性和国际性，规模巨大的国际集市定期在指定的或者永久性的地方举行，跨国贸易有了空前的发展，并为一般的商业交易提供了重要的模式。第三是权利的互惠性。交易程序上的公平和实体上的互利成为贸易中不可或缺的条件，人们越来越青睐于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作出双赢的交易。第四是商事法院发展。随着贸易的频繁，争议的增多，商事法院也迅速发展起来。其包括市场法院、集市法院、商人行会法院和城市法院，同时分离出专门的海事法院来处理海运商务中的纠纷。法院体系的建立不仅维护了商事公平，也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商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第五是商法的整体性。商法的发展并非片面的，而是针对整个商事交往行为的各个领域都有十足的发展。如票据、有担保的债权和联营等等。尤其值得说明的是信用制度的引用是新的商业契约激剧增加，大大促进了商业的繁荣。除此之外，商法还是随着实践的需要不断发展的法，以此来适应新型贸易的需要。

而提到联营就不能不说说我国《合伙企业法》中2006年增添的有限合伙制度。有限合伙作为合伙的一种形式，具有深远的制度渊源。其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康曼达契约，在12、13世纪随着地中海地区海上贸易的发展和扩大，单个商人已不再适合较大规模的海上冒险。而康曼达契约一般是由普通商人提供资金并以此作为担保承担有限责任，海运商人负责运输贩卖承担起与风险和责任。这种联合方式就是有限合伙制度的雏形。我国长久以来并不承认

有限合伙制度在我国的地位，认为这有违合伙责任共担的原则。但它却是吸纳资金，发展风险投资行业的有效途径。因此我国在去年8月新修改的《合伙企业法》中正式名文规定了这种合伙形式。

对于有限合伙的具体制度和优越性在这里不再赘述。其作为成文法规定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现行立法是否尽善尽美仍然值得探讨。在此提出以下几点供思考：

第一，第74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有限合伙人的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全体合伙人。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而关于其他合伙人是指有限合伙人还是所有合伙人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一法条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同一个法律主体是否可以同时成为一个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如果允许普通合伙人购买有限合伙人的财产份额，则由于这两类主体在有限合伙企业中不同的地位，一个合伙人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我们很难分辨其行使的究竟是有限合伙人的权利还是普通合伙人的权利。如在实践中允许这样的情况，必将导致内部关系的混乱，也不利于第三人明晰合伙的内部状况。因此享有这项优先购买权利的人应是合伙企业内部的其他有限合伙人，以保证各人的权利义务清楚明了。

第二，第83条规定，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首先应明确的是，因上面所述原因，同一主体不宜同时成为有限合伙任何普通合伙人，所以有限合伙人应先转让其在合伙中的全部财产份额退出合伙，然后根据入伙的有关规定重新入伙成为普通合伙人。同时，根据权利与责任相适应的原则，此条的设定对于欲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人是不够公平的。该法中明确规定，有限合伙人不得参与合伙企业事务的执行和管理，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如不经授权以合伙企业名义对外交易造成损失的还要进行赔偿。如此严格的权利限制使得有限合伙人除了监督和建议之外并不能左右或主导合伙企业的发展。而在实践当中，很多有限合伙人有自己主营的事业，其只是将参加合伙作为额外获利的渠道，对于合伙企业的具体事宜并不熟知更不具有决策权，可以说有限合伙企业经营的好坏与有限合伙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因此，当某种原因使有限合伙人需要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时候，对于转变以前的债务仍应该承担有限责任。虽然从部分资合转为完全人合的性质其信赖与联系必将更加紧密，但这并不意味着前有限合伙人就应该为他人的失误负责。其作为朋友之间互助的行为可以理解，可以此作为法条强行规定未免有点强人所难。这也不利于各类合伙人按照相互之间的意思自治自由转换，间接损害了当事人的权利。所以我认为这一条应该改为：“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以其当时出资承担有限责任，对之后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第三，有限合伙企业在解散的时候责任如何具体承担及剩余财产如何分配并没有在立法中显示。鉴于其具有两类主体，情况较普通合伙更为复杂，因此我认为还是应在法规中以专条明确指示，以防止纠纷的产生。首先，合伙企业在因负债过多而解散的情况下，必定资不抵债亦不可能有剩余财产。此时有限合伙人的出资作为合伙企业财产应首先以此来清偿债务，其余部分由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其次，在合伙企业因约定或其他原因解散的时候，剩余资产应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分配。但这时候可能会出现财产分配后普通合伙人获得收益而有限合伙人投资不能完全回收的情况。这样对于有限合伙人意图受益的出资目的就不能很好地保障，因此可以考虑适当返还有限合伙人出资之后再分配利润，有利于照顾各方利益。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很不成熟的一些想法。回到《法律与革命》这本书，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西方的历史一直经历着一次又一次周期性的变革。每次革命都标志着社会体制的一次剧烈的变化，而每次革命都最终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体系，它体现了革命的某些主要目的，改变了西方的法律传统，促进了人类社会长足久远的进步。

第四篇：大学生社会与活动实践报告心得体会(医院)

大学生暑期社会志愿

我根据学校提出的要求，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决定了本次志愿者活动，走进医院，探望患病的孩子和老人，与他们谈心，为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送去水果、牛奶等慰问品。同时，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在这次社会实践活动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在许多方面也有所提高，例如，在交际能力上，我比以前开朗了，更加主动的去认识朋友，与人聊天等等。

大家经过讨论还认为，我们应该与医院、建立。孤儿院、敬老院等机构建立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让我们能够在帮助有需要的人士的同时固定几个重点帮助对象，与他们成为生活中的朋友，给与他们长期的、有针对性的帮助，从而使志愿活动更有成效。

也许同窗们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创造的经济效益能够用数字来衡量，但直接或间接创造的社会效益则是难以计数的。

义务和任务不只使我们忍耐了从未有过的困苦，迸发出从未有过的热情，而且使他们在无私奉献学问和爱的进程中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大学生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立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经过本次暑期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获得了群众的广泛赞誉。并且我们在用学问和聪慧报答社会和群众的同时，本身的价值得到了表现，与“完成本身价值同效劳祖国群众”有机地统一同来。

社会实践是一笔财富。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有付出，就一定会有收获。在社会实践中能够学到在书本中学不到的学问，它让你宽阔视野，理解社会，深化生活，无限回味。更何况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进程、经历本身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社会实践是一种动力。看到在土地上耕种的农民，在工地上挥汗的工人，在边防上保卫的兵士，我明白了书桌的分量，一种激烈的义务感情不自禁，是群众哺育了我，培养了我，给了我学问和一切。作为一名大学生，在祖国需要的时刻，我会无条件地把所学的和一切奉献给祖国和群众。

“纸上得来终觉浅，投身理论觅真知”。我们欣喜地看到，经过社会实践的磨练，同学们变得愈加成熟、愈加自信，校园里四处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氛围。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青年大学生有实力承当的起将来建立国度的重担，追求进步，吃苦求知，勤于理论，全面成才必将成为广大青年先生的单独心声和举动！

第五篇：读书报告 数学与文化

学院： 专业： 姓名： 学号： 读书时间：

读 书 报 告

《数学与文化》读书报告

一、书名：《数学与文化》

二、著者：齐民友 著

三、出版社：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四、页数：302页

五、目录

绪言

一 理性的觉醒 1.1 希腊的几何学

1.2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1.3 数学与第一次科学革命 1.4 欧几里得与理性时代 1.5 希尔伯特的《几何基础》

二 数学反思呼唤着暴风雨

2.1 绝对几何学与欧几里得几何 2.2 非欧几何的发现

2.3 罗巴契夫斯基几何内容的简单介绍 2.4 数学——人类悟性的自由创造物? 2.5 罗氏几何的相容性 2.6 关于数学基础 2.7 数学的“失乐园”

——哥德尔定理意味着什么?

三 “我从一无所有之中创造了一个新宇宙” 3.1 弯曲的宇宙

3.2 相对论——牛顿的时空的终结 3.3 无尽的探索 结束语

（一）、该书作者简介

齐民有，1930年出生，安徽人，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一直在武汉大学数学系工作，历任数学系教师，博士生导师，曾获1987年自然科学奖四等奖，曾任武汉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数学组成员，中国数字会副理事长，湖北省数学会理事长，1993-1997年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二）、全书的概括

全书分三章写了数学的发展对人类文化产生的持续影响，用诸多的事例说明了数学不仅在科学技术上推动社会的发展，更大的影响在于数学作为一种理性的探索精神影响至文化的各个角落。书中说数学永恒的主题是：认识宇宙，也认识自己。作者以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广博的知识面论证得到结论：一个没有现代数学的文化是注定要衰落的。数目三章分别是理性的觉醒、数学反思呼唤着暴风雨、“我从一无所有中创造了一个新宇宙”。第一章“理性的觉醒”主要写了由希腊的几何学开始，前赴后继的数学家们经过两千多年地努力探索，使理性思维逐渐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第二章“数学反思呼唤着暴风雨”主要写了两场数学的暴风雨引起的科学革命：第一个是对平行公理的探索导致了非欧几何的诞生，第二个是哥德尔定理的出现。第三章“‘我从一无所有之中创造了一个新宇宙’”主要写了数学家们不断对宇宙本性进行探索，直到最后爱因斯坦发现了弯曲的宇宙，在过程中数学也使人类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

（三）、我对数学的新认识

1、抛开狭义化的“数学”，它的重要程度我以前无法想象

通过读了这本书，我才发现十多年来我心中的数学是被我狭义化的，甚至潜意识里还有“数学”就只是“研究数字的一门学问”这种想法。数学的地位被贬低，我认为原因在于，数学在基础教育中一直与其他学科并列，这使得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实际她是凌驾于许多学科以上的。也许我也知道数学几乎是所有其他科学的工具，离开数学其他科学就无法表述和发展，但是我从未意识到在历史的进程中数学一直对文化和人的思维方式起着如此重要的推动作用。或许与其他学科并列也没有什么错，但我终于明白，现在是意识到数学地位之真正高度的时候了。

“18世纪末算起。那时，数学化的物理学、力学、天文学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但是有一点很明显，数学的重要性已经不如前一个阶段。”我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是：18世纪以前，数学几乎独自指引着人类向理性方向前进，与此同时，数学就像一个“母亲”，渐渐地有了自己的“孩子”（其他学科），18世纪开始以后，她的孩子都开始长大了，各自发挥着多样性的作用，于是“母亲”的重要性仿佛不如以前了。但需要注意的是，纵使孩子们形态迥异，本领不同，他们都是“母亲”的孩子，他们的基因是从母亲那里传下来的，数学的作用从来没有减弱过。原文中其实也给出了这种现象的解释：“数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语言和工具，现代科学之所以成为现代可续，第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是使自己数学化，原因就在于数学不仅是知识，更是思维方式，深深的改变着人类的精神生活。”更直接的例证就是，非欧几何的出现催生了相对论，而相对论毋庸置疑地轰动了整个世界；数学体系的日益完善，也使得计算机的假想成为了现实，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计算机对于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

数学是重要的，就如齐老所说：“没有现代的数学就不会有现代的文化，没有现代数学的文化是注定要衰落的。” “不掌握数学作为一种文化的民族也注定要衰落的。”

2、数学是理性的探索精神

我本以为在人类文明史的开端，数学就一直以一种工具的形式存在，然而我不知道在古希腊，数学实际是以一种哲学的存在，主导着学者的精神世界。数学是一种探索精神，是当时学者认识宇宙和上帝的表现。“数统治宇宙。”“宇宙的本质是自然数。”这是他们坚信的宇宙的真理。

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都有几何学，古希腊也有，不同的是，前三个文明发源地是为实用目的研究几何学的，古希腊却几乎是纯理论。希腊的经典著作《几何原本》几乎不涉及数学的具体应用。这是因为当时希腊处于奴隶制社会，社会生产是奴隶们的事情，所以奴隶主是不考虑具体应用问题的。希腊的奴隶主认为自己的高贵在于他们应该去思考和研究宇宙的事情，即真理，而那时的数学，或者说几何学就是这样诞生的。所以，在奴隶主兼大学问家柏拉图那里，几何学竟然是洗净心灵，磨练和拯救灵魂的良方；所以，在希腊，数学家时常也是哲学家。当毕达哥拉斯定理使无理数出现在希腊人的面前的时候，面对着生活实际中不可能遇到的数字，希腊人并不是选择躲避，而是勇于探寻事物的本质。希腊能在两千年前研究无理数，却完全不为任何实用目的，只为了探究事物的根底，令我们佩服不已。

数学的永恒主题是认识宇宙，也认识自己。书中用了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人的例子，并以“用理性的手指去触摸天上的星辰”诗意的句子，来说明：理性的探索其实是一种人生的意义，是理性生活的需要。

理性，体现在数学追求一种完全确定、完全可靠的知识。理性，还体现在数学对解放人类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数学在理性地研究宇宙本性，同时使人类的思维逐渐脱离宗教的束缚，带领人类走向理性的时代。当理性时代来临了，数学为人类的精神层面带来的影响更加明显了。这时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开始用公理化的思维和演绎推理的方法去探寻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和设计新的社会制度。“社会契约”维系的国家形态就是这样诞生的。

3、数学——人类悟性的自由创造物

什么是人类悟性的自由创造物呢？简而言之，就是说数学是抽象的。数学曾经也是形象的，但随着数学的发展，她由形象逐渐变得抽象，这也是人类思维从形象到抽象的进步。书中描述得很到位：“数学不断追求最简单的、最深层次的、超出人类感官所及的宇宙的根本。”没错，是超出人类感官的，现代数学正是这样，“数学的对象越来越多的是‘人类悟性的自由创造物’。这件事引发了多少人对数学的误解和指责，实际上是人类的一大进步。” 似乎在这句中我明白了人们对数学的误解和狭义化的原因，也明白了大学里学习高等数学一定要改变的某种认识：即大多知识是抽象的，只能去抽象地理解，同时要锻炼自己抽象思考的能力。而我在中学已经习惯了把数学知识形象化的学习方式，所以在学习微积分时，我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从形象到抽象的进步可以找到有力的例子。《几何原本》使几何学有了体系，定理多达数百个，但不足之处逐渐显露。《几何原本》中过多的依赖直观，会造成不好的结果。其中容易理解的是，如果对不合理的作图演绎证明，会得到错误的结论，书中就写出了一个“著名”的可以证明“任意三角形都是等腰”的例子；对于一般人来说，不容易理解的是，当突破了直观的束缚，就导致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两千年后非欧几何的诞生。

4、有趣的关系：数学与上帝

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文明史的开始，数学与上帝是一体的。然而现在，对于牛顿晚年专注神学研究这件事，我不觉得那么奇怪了，因为那个时代、特别是再往前的时代里，所谓科学家并不是唯物的、无神论者，他们同样信仰上帝，只是与宗教的上帝有些不同，宇宙是上帝按数学设计的，他们研究数学，其实是在研究宇宙，想推算出上帝的设计图。他们还认为，上帝设计的世界是和谐而简洁的。于是，正是为了和谐而简洁，哥白尼才拒绝认同多达77个圆的托勒密地心说，简化至43个圆从而得到日心说；正是为了和谐而简洁，牛顿用一个万有引力方程就几乎给出了当时世界的统一图景。

上帝的确活在所有人包括数学家的心里，但他的地位一直在改变，在下降：最初宗教那里的上帝是万能的，他既创造了世界，又时刻主宰着所有人的命运；而数学家们的上帝可不是随心所欲就创造了世界，上帝需要按照数学设计世界；随着数学的发展，不久上帝失去了向世界的发展插手的能力；而后到牛顿那里，身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上帝在设计了世界之后，只能给一个第一推动力，然后便永远成为了人间的旁观者，上帝的处境已经够艰难的了；最后到了拉普拉斯的《天体力学》那里，可怜的上帝就消失了（无神论出现）。齐老引用了恩格斯说的话：“上帝在信仰他的自然科学家那里所得到的待遇，比在任何地方得到的都坏。”“上帝”真是尴尬了，看到这里我都要为上帝叹息了。

（四）、读书之后我对数学文化的感性想法

《数学与文化》这本书，我还没有读足够长时间，更别提是重复的研读了，实际上我觉得要写一本书的读书报告，这本书起码应该读上3遍，那样理性的认识会更有条理更清晰，我现在这样写，无异于草草地读了一本小说，然后写了读后感似的。

所以现在写的只能叫感性的想法。

即使是读小说，也会有想法，别说是数学家齐民友前辈写的数学科普类读物了。我的想法最强烈的是：读之恨晚啊！读之前我是没有认识到数学文化的迷人的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