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6：“非典”时期中国医疗卫生支出体系

第一篇：案例6：“非典”时期中国医疗卫生支出体系

案例6：“非典”时期中国医疗卫生支出体系

2002年11月16日在我国广东省出现首例“非典”病例，2003年2月初已经在广东的中山、江门、深圳等地蔓延开来，广州出现了抢购消毒用品和板蓝根的风潮，接着在香港、越南、加拿大也出现被感染的病例。虽然直到4月下旬经过全球的许多科研人员攻关研究，才确认“非典”是由新的冠状病毒的感染引起，但是对这起具有恶性特质的新型传染疾病在3月中下旬应该已经有所认识，如果当时采取果断措施，“非典”就不会在北京以及全国许多地区造成这么大的影响。“非典”的第一个病例出现在广东，但是它的影响不仅限于广东甚至内地，香港、台湾、新加坡、越南、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也受到影响。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员，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员的交往，发生在我国的疫情会影响到其它国家和地区，同样，将来爆发在国外的新的、不明原因的传染病也有可能传播到我国来。

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9.9％的高位增长让世界为之击掌，但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却将中国人经济发展的自我陶醉中拉了出来。不仅如此，不断蔓延的SARS病毒无情地吞噬着中国经济的健康肌体，高速行驶的中国经济列车也因此在春天遭遇到了寒流。可喜的是，2003年全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出现意料中的下滑趋势，而依然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1％。在此期间国家财政政策的调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非典时期相关财税政策：

4月初，中央财政紧急安排专项经费用于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研攻关等工作，安排专项资金3．1亿元用于第一阶段应急反应机制建设。

4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中央预算总预备费中安排20亿元设立“中央财政非典防治基金”，专项用于非典防治有关工作。

4月29日，财政部与卫生部；联合下发《关于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非典型肺炎患者救治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对这部分人员中的“非典”患者实行免费医疗救治,所发生的救治费用由政府负担。

4月30日，财政部下发《关于中央部门调整2003年部门预算保障“非典”防治经费的紧急通知》，要求中央各部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治“非典”工作的要求，压缩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和出国费等一般性公用经费支出，以保证“非典”防治工作需要。同时，为便于中央财政及时了解各地“非典”防治经费安排情况，督促各地财政部门落实资金，建立了资金调度机制和“非典”防治经费投入情况统计制度。

5月6日，中央财政再次预拨“非典”防治专项经费9000万元，对山西、内蒙古、河北等9个中西部省、自治区给予补助。据了解，这是中央财政自4月23日以来第三次下拨对地方的“非典”防治补助经费。包括中央本级支出在内，中央财政已经拨付直接用于“非典”防治专项经费近9亿元。

5月1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紧急通知，对受“非典”疫情直接影响比较突出的部分行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在2003年5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对餐饮等行业减免城镇公用事业附加、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文化事业建设费等15项政府性基金。

SARS疫情发生之后，中央财政安排了20亿元“非典”防治基金。在防治基金的运用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财政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支持。到5月上旬，20亿元中用于支持地方“非典”患者和相关医疗设备、仪器购置3.9亿元，支持卫生部科研攻关、疫情监测等工作2000万元，建立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3.1亿元„„此外，在相继出台的减免困难群众“非典”病人医疗费用的紧急通知中，在一系列类似的措施里，财政对于公共卫生的支持落在实处。与此同时，地方各级财政在公共卫生事业方面的支出也有显著增长。思考题：结合本案例分析：

（1）财政扮演应对公共卫生风险的“急先锋”角色你有何看法？

（2）除去本案例中医疗卫生支出外，请结合当前经济形势思考我国在教育文化事业投入上，政府职能存在哪些越位与缺位。

案例7：夏、商、周三代的《量入为出，多有结余》的财政原则

夏，商、周，史称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时期（主要包括夏、商、西周，东周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在经济上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土地的产出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国家财政状况几乎完全依赖并取决于农业生产状况。然而，三代奴隶制时期，生产工具简陋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季节转换，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都对农业收成的丰歉有严重影响。因此，三代时期的国家财政分配只能在可能取得收入的基础上来安排支出，即根据收入的数量来确定支出的规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的财政原则，据此达到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目的。但是，三代的财政收支平衡，又不是简单的平衡，而是要求多有结余。其原因在于早期农业社会对自然灾害缺乏抵御能力，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不可能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如果没有足够的结余，势必造成国家的社会经济危机。在周代，财政遵循多有结余原则，即“三年耕，必有一年之余，八年耕，必有三年之余”。按“耕三余一”来制定财政支出总额。如果“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由此可见，三代时期“量人为出，多有结余”的重要地位。同时，周代还有专项储备，以待急用，即“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是为保证国用的充足和社会生活的安定。参考资料：《中国财政史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黄天华编著

中国“三代”时期在财政上强调“量人为出，多有结余”原则，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其基本内涵不仅重视“量入为出”，而且强调“多有结余”，这种理财思想，是与当时国民经济对农业的依赖，农业对自然的依赖一致的。事实上，在长期落后的农耕社会中，以丰补歉，多有结余一直是国家必须遵循的治国理财之策。这与亚当·斯密时期提倡的“量入为出”思想，以及现代社会的“量入为出，略有结余”的财政思想均有本质的区别。但从不同时期的“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分析，均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无不强调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限制，这对财政分配的稳定与社会经济的稳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思考题：历史上强调“量入为出”财政支出原则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篇：非典时期的思想汇报（模版）

本文关键字：

非典时期的思想汇报

2003年春，非典型肺炎突如其来，中华民族遭遇严峻考验。

正如恩格斯曾深刻指出的，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非典这场灾难，不仅在考验着我们，也给我们以警示，以启迪。

疫情如火，考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驾驭局势、治党治国的能力。危难时刻，党中央、国务院从容应对，指挥若定。抗击非典的斗争深刻昭示：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从广东出现第一名患者，到我国内地临床诊断病例骤升至4位数，受害省份扩展到26个……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给我们的事业带来重大影响：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旅游、餐饮等行业遭受重创，恐慌情绪在部分群众中蔓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驾驭局势、治党治国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要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要把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工作，作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件大事，切实抓紧抓好。”4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来到疫情严重的广东省，向全党、全国发出号召。北京、广东、天津、内蒙古、山西、河北、湖南……危难关头，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次次深入一线，检查、部署防治工作。“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同呼吸共患难，不仅树立了亲民、爱民的形象，更给人以信心、希望、力量和光明。”

这是一场遭遇战，党中央、国务院心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雷厉风行———将非典列入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使防治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建立、完善公开透明的疫情报告制度和信息发布制度；成立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统一协调、指挥全国防治工作……

这是一场攻坚战，党中央、国务院着眼改革发展稳定的战略全局，科学决策———提出“沉着应对、措施果断，依靠科学、有效防治，加强合作、完善机制”的防治总要求；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实施群防群控，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根据疫情情况，及时提出一手抓防治非典型肺炎这件大事，一手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

中国政府的坦诚态度和采取的积极措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赞誉。在中国考察了一个半月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吉姆斯·莫格尔教授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感到中国新一届政府很有能力。”摩根士丹利公司发表的报告认为，中国领导层处理非典的手法，“凸显出令人鼓舞的适应力、透明度及其世界地位。”

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非典。面对生与死、安与危的选择，千千万万共产党员、普通群众挺身而出，汇成全民族抗击灾难的滔滔洪流。作为普通的市民，无法和医护人员在第一线并肩作战，我只能为工作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工技人员加油鼓劲，不仅如此，我还应该从自身做起，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危难当前，考验每个人的品格、意志和信心；非典如镜，也映照出生活中的某些缺陷。抗击非典的斗争仍在进行，我们需用行动反思和自省：随地吐痰的恶习要受到抨击，传统的饮食习惯需面临转变。除此以外，我还要严守岗位，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灾害突至，考验社会主义中国的应变能力和综合实力。紧要关头，全社会紧急动员、高效运转。抗击非典的斗争深刻昭示：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必须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

第三篇：非典时期的思想汇报

2003年春，非典型肺炎突如其来，中华民族遭遇严峻考验。正如恩格斯曾深刻指出的，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非典这场灾难，不仅在考验着我们，也给我们以警示，以启迪。疫情如火，考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驾驭局势、治党治国的能力。危难时刻，党中央、国务院从容应对，指挥若定。抗击非典的斗争深刻昭示：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从广东出现第一名患者，到我国内地临床诊断病例骤升至4位数，受害省份扩展到26个……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给我们的事业带来重大影响：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旅游、餐饮等行业遭受重创，恐慌情绪在部分群众中蔓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驾驭局势、治党治国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要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要把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工作，作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件大事，切实抓紧抓好。”4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来到疫情严重的广东省，向全党、全国发出号召。北京、广东、天津、内蒙古、山西、河北、湖南……危难关头，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次次深入一线，检查、部署防治工作。“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同呼吸共患难，不仅树立了亲民、爱民的形象，更给人以信心、希望、力量和光明。”这是一场遭遇战，党中央、国务院心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雷厉风行———将非典列入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使防治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建立、完善公开透明的疫情报告制度和信息发布制度；成立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统一协调、指挥全国防治工作……这是一场攻坚战，党中央、国务院着眼改革发展稳定的战略全局，科学决策———提出“沉着应对、措施果断，依靠科学、有效防治，加强合作、完善机制”的防治总要求；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实施群防群控，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根据疫情情况，及时提出一手抓防治非典型肺炎这件大事，一手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中国政府的坦诚态度和采取的积极措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赞誉。在中国考察了一个半月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吉姆斯·莫格尔教授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感到中国新一届政府很有能力。”摩根士丹利公司发表的报告认为，中国领导层处理非典的手法，“凸显出令人鼓舞的适应力、透明度及其世界地位。”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非典。面对生与死、安与危的选择，千千万万共产党员、普通群众挺身而出，汇成全民族抗击灾难的滔滔洪流。作为普通的市民，无法和医护人员在第一线并肩作战，我只能为工作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工技人员加油鼓劲，不仅如此，我还应该从自身做起，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危难当前，考验每个人的品格、意志和信心；非典如镜，也映照出生活中的某些缺陷。抗击非典的斗争仍在进行，我们需用行动反思和自省：随地吐痰的恶习要受到抨击，传统的饮食习惯需面临转变。除此以外，我还要严守岗位，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灾害突至，考验社会主义中国的应变能力和综合实力。紧要关头，全社会紧急动员、高效运转。抗击非典的斗争深刻昭示：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必须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非典时期的思想汇报

一名入党积极分子的誓言

———“非典”时期思想汇报

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提起笔写这份思想汇报。此时此刻，内心更加感受到党的伟大。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是在我们的民族危难中诞生，在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中成长壮大，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如今，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面对传染性很强的非典病毒，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们不畏艰险、率先垂范、冲锋在前。哪里最困难，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光荣传统。目此情景，我深刻的感到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越是在这关键时刻就越要发挥作用。这不仅是对自己坚定信念的一种考验，更是对自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一种升华。

当前的抗击“非典”疫病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这不光是对我们身体的一种考验，更是对我们思想意志的一种考验。它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指出：要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始终把人民的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当前要把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工作，作为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件大事，切实抓紧抓好。而我，身为一名班长，一名积极要求入党的青年，在这特殊时期，就更不能畏惧，更不能退缩。在校领导和老师们的决策带领下，我们全体同学一起平安的度过了最“危险”的日子。这期间，为保障同学们不出意外，我主动协助班主任老师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同时十分注意学习关于“非典”时期的各种文件精神，坚决响应团的号召，带头提高对“非典”防控工作的思想

认识，带头做好各项防控工作；通过电话向同学们进行了预防和控制“非典”的宣传和认识引导，以提高身边同学对“非典”防控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稳定同学情绪，正确面对可能出现的情况。我想这正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一名学生干部应做的。可喜的是，在党和政府英名果断的决策下，在医护人员们舍身忘我的工作以及全体人民的密切配合下，近段时间数字显示可以看出，防治“非典”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突破。这充分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在广大人民战胜“非典”的背后有着一支强大的后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检查北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时强调，一个负责的政府，必须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这令我深受鼓舞。对于我来讲，很快就要迈出校门，走向社会，无论怎样，我都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坚定自己对党的追求信念，把最好的精神风貌带到岗位当中，用切身的实际行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我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是任何危难都压不倒的！因为——我们中国有力量！我们会发挥出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万众一心战“非典”，我坚信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硬仗！

2000级国际金融二班李潇颖

2003年5月12日

第四篇：反思：中国医院步入后非典时期

反思：中国医院步入后非典时期

本刊记者 杨成志

引言：6月9日，早9点，下着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门处已经有五六辆车在排队等车位，而门诊大厅里也已来了不少前来看病的患者，虽然依旧是一色的白口罩。

在停诊了一个半月后，人民医院终于迎来了它的“重新开张”。虽然没有出现与以往一样的拥挤，但仅上午半天医院就挂了500多个号，40多人办理了住院手续。

人民医院正在逐渐恢复它往日的紧张与忙碌的景象，从那些安静有序的患者脸上，已经很难察觉到非典的恐惧，但透过医生们忙碌的身影，我们已分明感觉到，遭受SARS重创的中国医院正在步入后非典时期。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都会遭受一些灾难，承受某种考验。今天，我们碰巧遇上了“非典”。2003年的春天，21世纪的第一种全球性传染病——SARS在悄无声息中袭来。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在五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8500人成为患者，其中800多人失去生命。在中国，至今先后有5300多人感染非典，共有350余人被夺去了宝贵生命。作为此次抗击非典的第一线，中国的各地医院首当其冲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先后有969名医务人员感染非典，多人以身殉职。

当灾变压顶，危在旦夕之时，我们无暇反省，也无力反省；今天，非典疫情正在逐渐缓解，社会经济生活正在恢复正常。是到了该给SARS事件做一阶段性总结和反思的时候了。作为此次战斗的主战场，并遭受到惨烈损失的中国各级医院，尤其需要最为迫切的总结与反思，毕竟，我们都希望把SARS危机转化为一次新的契机。所以，我们的各级医院在此次遭受重创的思考中，应该具有更多反省的色彩。

反思之一：非典击中医院软肋，医院仓促应战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突如其来的非典面前，各级医院的应急处理能力表现得是那样的脆弱。以北京为例，由于非典来得很突然，一开始，面对蜂拥而至的非典感染者，各医院简直就有些束手无策。由于医护人员对非典的情况一点不了解，更由于没有足够的防护和救治经验，而那些不具备收治非典病人条件的医院却在匆忙中收治了那么多病人，形成了交叉感染，才有这么多医务人员也染上了非典，最终医院成了传染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建国以来第一个被整体隔离的医院。2003年4月5日，人民医院接诊了第一名SARS病人，而导致4月24日隔离封院的大规模感染就是从那天开始的。由于当时医院没有建隔离病房和隔离区，几天之内，曾与那名SARS病人有过接触的病人相继出现非典症状，而在抢救这些病人的过程中，又有医护人员受到感染。从接第一例SARS病人到医院封闭，仅仅才19天，在这19天里，外人难以想象这里的医护人员经历了一场多么惨烈的战斗，此次战斗的最终结果是，人民医院一共看了8363个发烧的病人。但也有93名医护人员先后感染，其中，急诊科副主任丁秀兰、护士王晶不幸以身殉职。

5月24日，人民医院院长吕厚山在接受央视记者的采访时坦诚指出，SARS在人民医院之所以会肆虐这么长时间，是因为它打的正好是医院的软肋。吕指出：人民医院的软肋是没有传染科，没有传染科的人才，医院的流程不合适，广大医护人员对这些传染病的防治意识没有那么强，对SARS究竟会怎样严重根本不了解。人民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在医院重新开张后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隔行如隔山，由于大家都不太了解非典，医院对进入非典病区的医护人员上岗培训仅用了1个小时。培训老师是人民医院肝炎研究所负责人，也只是普及了一些普通传染病的隔离措施。当时一些必备器材都找不着，也不知道谁是负责人，而且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区分不严格。病人太多了，楼道里、凳子上、院子里全是打点滴的……” 事实上，人民医院的交叉感染只是北京众多医院应对非典猝不及防的一个缩影。有专家直言不讳地说，长期以来，大多数医务工作者只接触过传染病一般专业知识的教育和培训，遇到非典这样的新的重大疫情，必将显得无所适从。

应该说，这场非典就像一次大考，考的其实是医院平时的功夫。医院的仓促应战和束手无策，实际上暴露出的是国有医院的所有者缺位，说到底，这场非典战役考验的不仅仅是医院的救治水平，更重要的是考验医院的管理水平。

反思之二：长期的忽视，导致救护设施的严重不足

在那段艰难时期，各地医院的领导真正体会了束手无策的滋味，也充分感受到了“有备无患”意味着什么。由于诊断治疗和护理SARS这类呼吸系统急症不仅需要经验丰富、有专业特长的临床专科医生和护士，还需要呼吸机（有创及无创）、血氧监护仪、床头X光机等专用设备。而我们的各地医院现状却是，在临床医疗救治力量缺乏的同时，相关的救护设备也严重不足，呼吸机、床头X光机、医护人员的防护服、口罩相继告急，一时间，洛阳纸贵。

在重灾区中的重灾区内蒙古自治区巴盟磴口县，从事呼吸道疾病医治的主治医师仅有一名，县内三所医院仅有磴口县医院设有传染科，不过也只有10张病床，一台X光机和一台呼吸机，而且传染科与普通病房在同一座大楼中，没有任何有效隔离设施。而作为省级医院的内蒙古胸科医院其设备水平可能还不及北京的县级医院，据该院的庞女士介绍，当时医院没有彩超机，没有呼吸机，疫情发生后调来了两台呼吸机，医生们还不会用，由于没有防护服，第一批病人进驻后的两三天，医院才购进了隔离服，而且质量也不好。

同样是重灾区的山西，只有几家设立呼吸科的医院，一家最多也只有三四十张床位的实力。最初，当地决定由山医一院和省人民医院充当指定治疗SARS的医院，各准备了50张床位。谁知病人，包括确诊、疑似和观察病人增长的速度超过预计，专设的SARS病房很快不够用了。到4月初，新病房一时准备不出来，一度曾出现收治困难。紧急之中，山西从4月8日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救护资源调整准备，至4月18日，终于在太原安排出总计406张专治“非典”病人的病位，以应对疫情的继续蔓延。然而，救治设备的缺口仍非常显著。省人民医院的武晋副院长在谈及设备需求时，一口气说了20多项，包括了急救车、抢救床、呼吸机、床边X光机、空气消毒机等基本设备。

即使在医疗资源雄厚的北京，随着感染人群的增加，到4月中，从人力到医疗物资和器械的全面严重不足也让各院长们心急火燎，就在4月下旬，北大医院的防护服、口罩就开始面临严重短缺，因为无法替换，医护人员无法换班进入隔离区，不得已，许多医护人员只好一干三十几个小时。同样的，病人需要的呼吸机等医疗设备也开始不足，各家医院的申请物资调拨的紧急报告一个接一个送到了北京市非典防治办公室。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的秘书清楚地记得，每过两个小时，就会收到北大医院的传真，上面写着“紧急报告”。

在不断寻求上级支持的同时，各医院也开始自筹资金进行自救，据统计，自4月4日收治了第一例非典病人以来，北京天坛医院共投入了650多万元添置包括数字X光机和呼吸机等医疗设备和器材以及用于设置隔离区等。

地坛医院主任医师、北京市SARS指挥中心专家组成员丁静秋教授介绍，像地坛医院这样专门的传染病防治医院还设有ICU(重症监护室)，而北京很多医院并没有ICU。地坛医院是全国知名的传染病三级甲医院，也只有两台呼吸机，而且好多人都不会用。而有些中等医院连呼吸机都没有，甚至氧气也没有，这怎么叫医生抢救病人。她指出，近几年，卫生工作的重点似乎偏向老年病等的防治，而对传染病防治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以及科研工作的开展都非常薄弱，各项投资也非常少，而且这方面人才流失也很多。此次SARS侵袭，我们的医务人员感染差不多有30％，这就足以说明这几年各级医院针对传染病知识的培训和设施建设的投入方面缺乏应有的重视。反思之三：医疗资源管理的条块分割，致使医院各自为战

我们都知道，北京前期防治非典曾一度陷入被动，表面上看，信息滞后与失灵是使北京前期防治非典陷入被动的罪魁，而真正的祸首却是由于条块分割，各医院缺乏有效联系，信息互不沟通所致。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五条对发生传染病后的监管模式的规定是： “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各级各类卫生防疫机构按照专业分工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监测管理工作。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防治管理任务，并接受有关卫生防疫机构的业务指导。

军队的传染病防治工作，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主管部门实施监督管理”。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我国法定传染病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机构是“各级政府卫生部门”。具体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各级各类“医疗防疫机构”；二是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三是“解放军卫生主管部门”。这种分类是按照“条条”(行业)来规定的。

实践证明，这种按“条条”(系统)来分类管理体制对于防治“非典”工作，是不适应的。

以北京为例，北京共有医院275家，其中包括卫生部、教育部所属的医院，军队、武警所属的医院，各行各业所属医院，以及北京市的市、区、县所属医院。上述医院各自都是独立系统，互相之间的关系都是平行的，平级单位之间没有管辖权，在行政管理系统中也没有隶属关系。谁也“管”不了谁，各个医院分别都有自己的上级主管部门。而且这些医院彼此之间缺乏有效联系，信息互不沟通，资源不能整合。

在“条条”与“块块”管理原本平时就不衔接的情况下，当“非典”疫情发生时，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第五条的规定，难以使各系统发挥统一的监督管理。仅在疫情信息收集与报告方面，没有一家机构能够掌握在京医疗单位的所有“非典”病人与疑似患者数量的准确信息，更谈不到及时掌握与公布这些信息了。

于是乎，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紧急成立，这个地区性质的小组涵盖了北京市、国务院有关部委、军队和武警负责人，统一调配医疗等各种资源，并且每周召开40多家医院的院长联席会，解决各个医院之间的协调问题。无庸置疑，这些旨在整合医疗资源的一系列举措是行之有效的，但毕竟是临时的。中国医疗卫生领域多年老体制形成的惯性，不可能仅凭一个临时小组或一纸命令就彻底改变，但此次SARS危机在带给我们深刻教训的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契机。那就是，如何重新整合一个地区的所有医疗资源，变条条管理为块块管理，使现有的资源分布更合理。

医院打破部门、条块分割，进行医疗机构联合重组、重新布局，由大医院牵头，组建跨地区、跨系统的医疗集团，实现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当是可行之举。

反思之四：防治SARS，令医院捉襟见肘

当“非典”中受损的行业得到国家减免税收的支持时，医院作为抗击“非典”的主战场，却面临着等米下锅的窘境。

在非典肆虐的日子里，北京各主要医院的院长们最发愁的除了治病，就是钱。由于非典的影响，医院的财务生命线——门诊和住院收入都急剧缩水，而防治非典的各项投入又直线上升，不少医院严重地入不敷出。

“资金问题是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和困惑。”这是中日友好医院院长何惠宇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

中日友好医院自3月18日开始被确定为北京市SARS监测定点医院，4月底，遵照上级指示又临时改为SARS专科医院。何惠宇指出，以前中日友好医院一年的收入有5亿～6亿元，每个月大约都有4200万元左右的进账。现在变成SARS医院以后，医院由过去的结余一下子变成零收入。但支出却徒然加大。

在中日友好医院财务处的一份报表上赫然列出，医疗设备的支出4月份仅为126万元，5月份一跃而为4954万元，仅医疗器材一项两个月就突破5000万元。而卫生材料的增加也从4月份的195.77万元徒然增至743.83万元，专用材料也由615万元增加至5月份的1560.84万元。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医院的支出总额就达到了1.1亿多元。

根据中日友好医院最近的一次收支测算，医院4月～8月份的收入将比去年同期减少1.5亿元，而支出却增加了7000多万元。何惠宇院长无奈的解释，除了吃老本以外，医院惟一的办法就是拖欠一些应付的设备款项，目前该医院拖欠的这部分费用达3000多万元。

谈及医院捉襟见肘的情况，几乎每个医院都有一肚子苦水，据透露，山西省人民医院往常每月的收入是1500万元左右，而今年5月，收入则减少到不足200万元。

北京天坛医院，以前日门诊量约3000人，目前已下降到800人以下。医院关闭了一些科室，住院率由以往的90%下降到50%。一个月内仅住院费就损失了1000多万元。

截止到5月8日，北京市收治了非典病人的二级以上的医院都还没有从政府那得到相关补偿，依然靠自己的储备金支撑着。在一场本来是因为历来政府投入不足而加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作为经济实体的医院却暂时承担了大量的成本。

“医院面临的问题表面上是资金的问题，但实际上却是体制的问题。整个卫生体制不适应这种突发事件，没有应对的准备，完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这是改革最后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这怎么能经得起风浪？”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何惠宇的一席话直指体制的弊端。

反思之五：重建公共卫生体系期待着财政救市

中国的SARS之战虽然初步告捷。但我们还不到弹冠相庆的时候，因为，它让我们认清了中国孱弱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缺乏有力的财政支持。

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这些年来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缓慢与财政支持力度不够不无关系。1980年国家预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1%，到2002年下降到0.8%。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1999年我国人均政府卫生开支在191个成员国中仅排141位。

在此背景下，捉襟见肘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自然十分孱弱。因此，当SARS横祸骤至，整个体系脆弱的令人揪心。山西省副省长王昕介绍，山西整个的防疫系统都相当落后，设备人才远远不足。她透露，因为这些年公共卫生方面欠账太多，现在，山西用于农村健康工程和农村卫生院建设的专项经费每年约在1000万元左右，偌大的省份，仅卫生院就有1800多家，实在是杯水车薪。

在全国，山西还属于基层医疗系统相对完善的省份。除县级医院外，乡镇一级卫生院尚且存在并没有被拍卖，有合作医疗点的村庄在全省占到了88.9％。而在四川农村，承担着医疗卫生和防疫任务的乡镇卫生院，已有不少活得“有气无力”。

以四川广安市的一个区为例，在“非典”防治工作之前的调查发现，一些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利用国家优惠政策，自由分散经营，全区60所乡镇卫生院，分散经营的有22所，约占37％。分散经营的医务人员不纳税、不交管理费，有的还不承担法定义务，如预防保健工作、传染病报告工作等。在60所乡镇卫生院中，仅有七台B超机，二台X光机，其他就是血压计、体温计、听诊器等简单设备，诊治手段十分落后。试问，这样的卫生防御体系又怎能抵挡SARS的入侵？

可喜的是，干涸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终于因一场疫情被财政资金浸湿。

4月初，中央财政紧急安排专项经费用于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研攻关等工作，安排专项资金3.1亿元用于第一阶段应急反应机制建设。

4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中央预算总预备费中安排20亿元设立“中央财政非典防治基金”，专项用于非典防治有关工作。

4月29日，财政部与卫生部下发《关于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非典型肺炎患者救治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

4月30日，财政部下发《关于中央部门调整2003年部门预算保障“非典”防治经费的紧急通知》。

截至5月6日，地方各级财政已安排非典防治经费超过50亿元。其中北京和广东安排的资金都超过了6亿元。

5月6日，中央财政再次预拨非典防治专项经费9000万元，对山西、内蒙古、河北等9个中西部省自治区给予补助。据了解，这是中央财政自4月23日以来第三次下拨对地方的非典防治补助经费。包括中央本级支出在内，中央财政已经拨付直接用于非典防治专项经费近9亿元。

5月1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紧急通知，对受非典疫情直接影响比较突出的部分行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在2003年5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对餐饮等行业减免城镇公用事业附加、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文化事业建设费等15项政府性基金。

…….……

据不完全统计,SARS疫情发生之后，中央和地方财政安已先后排了70多亿元非典防治基金。在防治基金的运用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财政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支持。此外，在相继出台的减免困难群众非典病人医疗费用的紧急通知中，在一系列类似的措施里，财政对于公共卫生的支持落在实处。与此同时，地方各级财政在公共卫生事业方面的支出也有显著增长。

支持公共卫生事业的财政政策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密集出现，此前并不多见。当我们对诸多拉动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习以为常时，几十亿投入公共卫生部门的资金显得尤为突兀。这些带有明显应急特点的财政措施，反映出财政对公共卫生事业的关注发生着显著变化，无论这种关注是否长久，SARS的出现至少冲击了政府公共财政管理的传统观念。

然而,在可喜的同时,我们更要清醒地意识到，积弊已久的公共卫生体系又岂能一个“钱”字所能拯救得了?在财政对卫生投入本来就紧缺的中国，我们诚望卫生部门的管理职能应该尽快从管理医院、做医院的老板的职能中解脱出来，将精力用于农村、社区以及公共卫生的管理上去。

非典危机终将过去，遭受重创的中国医院正迈步进入后非典时期。这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灾难注定将写进历史，而对于我们的各级医院和广大医护人员，最有价值的不是发现了一个非典型的病毒，而是我们从中发现的社会性免疫缺失以及医院所暴露出的种种不足。如果这次非典危机能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忧患意识，并最终促进中国医院割去种种体制的弊端和管理的缺失，走向市场化、产业化，那么我们可以欣慰地说，我们为抗击非典作出的所有努力和付出的所有代价都是值得的。

第五篇：“非典”时期医生求人感人事迹

“非典”时期医生求人感人事迹

SARS事件是指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英语：SARS）于2002年在中国广东顺德首发。并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直至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渐消灭的一次全球性传染病疫潮。在此期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引起社会恐慌，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多名患者死亡，世界各国对该病的处理，疾病的命名，病原微生物的发现及命名，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及媒体的关注等等。

“SARS”一词在不同国家里，有不同习惯称呼。中国大陆惯称“非典型肺炎”，并简称作“非典”。香港习惯把“SARS”依粤音译作“沙士”，或直接用英语“SARS”。台湾亦惯用英语，或称“中国肺炎SARS”。新加坡媒体一度使用“萨斯”，4月17日，华文媒介统一译名委员会统一作“沙斯”。

邓练贤：2003年4月21日下午5时40分，冲锋在抗击“非典”最前线而被感染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病科党支部书记邓练贤不幸逝世，年仅53岁。这是广东省在抗击非典型肺炎战斗中第一位因公殉职的医生。除夕晚上9点钟，邓练贤在家接到医院电话，称由外院转入两个危重的非典型肺炎病人，由于正值春假，发生突发事件人员配置相对紧张，处理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邓练贤以传染病科党支部书记和副主任的身份，积极地挑起传染病科人员调配、组织协调的担子。作为传染病科主任医师的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个工作的风险性，但他没有推脱而在每一个救治过程都亲力亲为，全程参与，与科室医务人员，共同战斗在抢救病人的第一线。但不幸的是，他在救治患者时却被病毒感染。在中山三院，传染科的医护人员无一幸免地染上了非典型肺炎，而病得最重的邓练贤在与病魔坚强战斗了两个多月后离开了人世。邓练贤曾说过的话：既然选择了做一名医生，就意味着付出，病人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

叶欣：永远的白衣战土 2003年3月25日凌晨，47岁的叶欣——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分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永远毕上了她美丽的双眼。今年春节前后，一种病因未明的非典型肺炎开始在广州一些地区流行。随着“非典”患者的急剧增加，广东省中医院当机立断，紧急抽调二二沙分院急诊科部分护士增援位于市中心的院本部。二沙急诊科护士力量出现了明显的不足。叶欣身先士卒，从2月8日便开始加班。这是一场艰难的阻击战，当一批批患者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时，持续作战的叶欣却倒在了她最热爱的岗位上。在叶欣的办公桌上，留下了一本本厚厚的工作记录，那是用废弃的化验单背面写的工作记录。点点滴滴，记载着她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拼搏的足迹，凝聚着她一生对护士职业永恒的热爱与追求。叶欣曾说过的话：这里危险，让我来。卫保周：洛阳花开非典战 奋战在非典防治一线的洛阳市直机关第二门诊部51岁的副主任医师卫保周，因劳累过度，导致心脏病复发，于5月29日牺牲在她所热爱的岗位上。5月23日，卫保周主动请缨参加洛阳市驻乡镇卫生院防治非典医疗队，劳累过度并带病工作，一直战斗到倒下的一刻。卫保周曾说过的话：抗击非典，我不能当逃兵。

王晶：用激情托起脆弱的生命 现年32岁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护士王晶，同非典病魔顽强抗争了一个多月后，于5月27日下午与世长辞。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战斗中，她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忠实履行着一名白衣天使应尽的职责。由于过度劳累和紧张的工作压力，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在她病重期间，来自广东、北京的著名专家多次对王晶进行了会诊，虽然经过全力抢救，还是没有能够挽留住她年轻的生命。中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委员会决定授予王晶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王晶曾说过的话：我是一名护士，作为护士我就是要把病人护理好。

谢婉雯：爱心传遍香江 因救治非典病人而染病殉职的首位香港女医生谢婉雯，于5月13日逝世以来，一直为各界敬仰，并被视为香港的“南丁格尔”。其逝世唤起了港人在逆境中团结求生的精神。谢婉雯的生命永远的凝固在年轻的35岁。5月22日，香港特区政府以最高规格仪式为无私救人、英勇抗炎而殉职的谢婉雯举行葬礼，并称颂她是“香港的女儿”。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发表声明说：“谢婉雯医生在帮助他人时表现出高度的专业精神和勇气，我相信全港市民都不会忘记她无私的奉献。” 谢婉雯曾说过的话：我要快点出院，回病房帮忙。

李晓红：以生命之躯迎击非典 2003年4月16日，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内二科年仅28岁的主治医师李晓红，猝然倒在了抗击非典的战场上。她是第一个牺牲在救治非典患者第一线的军队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身着“橄榄绿”的白衣天使，为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她以自己的生命之躯迎击肆虐的非典，给世间留下一曲悲壮的生命绝唱。中央组织部追授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武警北京总队为她追记一等功，并批准她为革命烈士。李晓红曾说过的话：现在治疗上是否找到新的办法，如需要试验，就拿我做试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