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案件中受害人原有疾病问题的相关研究

第一篇：交通事故案件中受害人原有疾病问题的相关研究

交通事故案件中受害人原有疾病问题的相关研究

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 马家强

在交通事故索赔案件中，由于受害人的个人情况各有不同，经常出现的医疗费用不仅包括因交通事故造成损伤的诊疗费用，还包括受害人出现其他病症的诊疗费用；其他病症不仅包括因交通事故损伤而加重或诱发的原有疾病，也包括因受害人特殊体质而与交通事故损伤同时出现或事后出现的有关并发症。即，受害人的自身疾病，可能存在于交通事故发生之前，也可能存在于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此时，受害人所产生的医疗费用是否考虑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因素加以区分，侵权人或保险公司是否通过参与度鉴定将因自身特殊体质造成的损失从交通事故的损失中扣除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的重难点。笔者对当前公布的裁判文书进行有效梳理、归整，并得出了初步的研究结论，现仅将研究成果汇报如下，供各位参考。

一、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受害人有特殊体质但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的，最高人民法院业已通过指导案例的形式明确：人民法院参照“外伤参与度”确定损害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外伤参与度属于法医学概念，与之对应的法律概念为“原因力”。所谓外伤参与度、责任程度或原因力大小，本质系同一概念，指各种参与因素对人身损害结果（包括伤残等级或死亡）的发生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大小，该责任大小直接外化为应当对所应承担赔偿额的责任比例。因此，在确定赔偿责任时，须具体分析外伤参与度对各赔偿项目计算的影响，分别计算。《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这从侧面支持了原因力理论。从这些法律规定、司法解释的精神可以看出，行为人仅对因自己的过错所造成的受害人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受害人受到的同一损害后果，应找出造成这一损害后果的不同原因，具体分析各原因对于该损害后果的发生或扩大所具有的作用力，进而确定不同的赔偿责任。《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GB/T31147-2014）附录A中对“损伤参与度”进行了明确的阐释。

由于专业分工的不同，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往往将“过错参与度”、“责任程度”、“原因力大小”等问题作为医学专业性问题交由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判断，除非有明显证据足以推翻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否则，人民法院对其鉴定结论是予以采信的态度，但是否予以采用则在于人民法院对案情的具体把握。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是被侵权人存在过错，而受害人对其自身具有的个人体质不存在过错，所以，个人体质不属于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事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4年1月26日发布的指导案例24号——荣宝英诉王阳、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明确载明：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而我国交强险立法并未规定在确定交强险责任时应依据受害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作相应扣减，保险公司的免责事由也仅限于受害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形，即便是投保机动车无责，保险公司也应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予以赔偿。因此，对于受害人符合法律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的损失，均属交强险的赔偿范围，参照“损伤参与度”确定损害赔偿责任和交强险责任均没有法律依据。

以“原有疾病”为关键词，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由下，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仅有两起，均为再审案件，分别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渝民再268号案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湘高法民再终字第102号案。

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渝民再268号案件中，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围绕《侵权责任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情形，认定“马燕因个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不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马燕不应因个人体质状况对交通事故导致的伤残存在一定的影响而自负相应的责任。”并对二审判决马燕因交通事故对其造成的损害赔偿参照损伤参与度划分比例进行改判。

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湘高法民再终字第102号案件中，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李智远自身体质因素并不必然导致其右膝关节目前的损害后果”、“李智远作为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无过错，不能因其年老体弱、体质特殊而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并对原审法院依据事故损伤参与度的鉴定意见，减轻陈伟50%的赔偿责任进行了纠正。

在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11民终155号案件中，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对于在计算残疾赔偿金时是否应当考虑受害人自身所患疾病的问题，结合第二次法医鉴定意见可知，叶玉玲在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前曾患有颈椎病，但并无证据证实该病症已经构成残疾，正是因为本次交通事故，叶玉玲原有的相对健康的平稳状态被打破，原有疾病被加重或被诱发的危险状态随之出现并已经构成伤残。况且叶玉玲自身所患的颈椎病并不构成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在受害人自身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法院无法判令其自身承担部分责任，也不能据此减轻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故渤海财保九江支公司主张此次交通事故外力所占比例为70%故而应当减轻其部分赔偿责任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在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9民终306号案件中，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载明：“在计算交通事故中的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时，是否应当扣减应根据受害人对损失的发生扩大是否存在过错予以确定，而本案中作为受害人的被上诉人岑起繁其原有疾病虽然是损害结果的客观因素，但不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不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应因其个人体质状况对交通事故导致的伤残有一定影响而在法律上承担比正常人更多的风险，上诉人主张应按交通事故的参与度计算相关损失的意见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

目前该观点在司法实务界已基本形成通说，代表性案例不胜枚举，包括新疆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克民一初字第88号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2民终2085号案、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乐民终字第220号案、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12民终03243号案和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济民四终字第59号案。

二、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受害人有特殊体质但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有过错的，人民法院应根据案情并结合“参与度”酌情确定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但交强险范围内不应考虑受害人特殊体质和参与度鉴定意见。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保险公司的免责事由仅限于受害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形，即便是投保机动车无责，保险公司也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故，交强险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功能是保障受害人能获得迅速有效的补偿，设计交强险制度强调的是对受害人损失的填补功能，如果在交强险范围内考虑损失参与度的影响，无疑会减少受害方的获赔数额，同时有悖于交强险立法目的，因此确定交强险责任不应考虑损伤参与度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在交强险范围内的赔偿问题，不应当考虑受害人特殊体质和参与度鉴定意见，该观点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审二民申字第01140号民事判决书中有所载明。

当赔偿金额超出交强险范围后，赔偿责任应当如何承担的问题则较为复杂。笔者认为，从客观的因果关系来看，受害者自身特殊体质、疾病因素在事实上确实会诱发或加重损害结果的发生，交通事故本身只是造成损害结果的部分原因，甚至只是诱发的导火索。若一味回避“参与度”问题，将导致案件裁决明显有失公正。所以，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每个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区分判断，比如在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08民终57号案件中，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则认定：“汪永正虽然年事已高，本身亦患有多种慢性疾病，但在事故发生前尚能行走自如，且具有劳动能力，能够自理生活。在本起交通事故中造成其头面部外伤，肋骨骨折，综合伤情分析，虽然本次交通事故不必然是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但与其死亡必然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本次交通事故对汪永正造成了严重损伤，必然造成其身体整体机能的下降，削弱其抵抗原有疾病的能力。同时汪永正本身有血压偏高史，有抽烟酗酒不良生活习惯，再次住院治疗时出现出血性脑梗塞、肺部感染、心功能衰竭，放弃治疗，出院后死亡。一审法院认定各种参与因素对汪永正死亡结果的原因力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确定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支出的合理费用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232355元，按50%的比例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在《人民法院案例选》刊登的《楚吉明、楚记顺诉肖远峰、孙兴乐、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交通事故赔偿责任中“损伤参与度的影响》一文明确载明：“交通事故以外的损伤引发受害人死亡的参与度，不影响交强险赔偿；超过部分应根据具体赔偿项目考虑损伤参与度影响。”

发生交通事故后，在住院治疗过程中出现受害人死亡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实际情况确定各种参与因素对受害人死亡结果所应承担的原因力大小，并据此作出判决，在不同情的形下，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决结果必然有所不同。类似的裁判案例还包括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泸民终字第578号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7681号案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民终3037号案。

三、人民法院在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时，应当严格围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所规定的过错情形进行判定，谨慎适用“原因力大小”、“外伤参与度”等鉴定意见进行裁决。

当受害人的损害后果由交通事故以及自身体质共同造成时，客观地说，受害人的自身体质与损害后果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仅涉及到事实因果关系的成立，还应受限于该情形是否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过错。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之规定，作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个人体质状况的差异仅是事故造成后果的客观因素，对于事故的发生及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扩大均无过错，不存在减轻或免除加害人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没有承担责任的道德基础，也就不能认定受害人的个人体质对损害后果的作用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第六批指导案例第24号案例的裁判要旨，为了充分维护非机动车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不被侵犯，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应当严格围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所规定的过错情形进行判定，谨慎适用“原因力大小”、“外伤参与度”等鉴定意见进行裁决。比如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5）宜民一终字第00980号民事判决书中，对一审法院（安徽省宿松县人民法院）的判决直接进行了纠正：“本案中，虽然陈劲松自身所患疾病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不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所规定的过错，陈劲松不应因所患疾病对交通事故导致的伤残存在一定影响而自负相应责任，原审判决在计算残疾赔偿金时按照外伤参与度作相应扣减，确有错误，二审予以纠正。”再比如在枞阳县人民法院（2015）枞民一初字第01118号案件中，枞阳县人民法院认为：“吴益峰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入院诊断及出院诊断均表明吴益峰在去世前的医疗行为均是针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伤，并无证据表明吴益峰的死亡与其自身原有疾病有关，导致吴益峰死亡的直接原因可以认定为系本起交通事故。因此本院对肖瑞、肖保桂主张按照50%的原因力的意见不予采纳。”

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民终3091号案件中，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个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可能具有一定医学上的影响，但这不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不能据此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对一审法院以50%外伤参与度确定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责任比例予以了纠正。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也有部分法院通过司法鉴定的方式刻意回避“外伤参与度”、“原因力”，而是利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中权衡，比如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再79号案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则认可了一、二审法院回避的态度：“由于司法鉴定意见书未确定交通事故的外力因素和柳森自身高度近视的内部因素分别对八级伤残的参与度，一、二审酌定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后果按八级伤残的80%计算，系对交通事故给柳森造成损害后果的确认，而非将柳森个人体质的因素认定为过错，作为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对柳森所有损失进行责任分担，故柳森要求按八级伤残的100%计算残疾赔偿金缺乏法律依据。”

四、受害人因交通事故受伤后，治疗用药是由医院根据其伤情需要决定的，非本人所能控制。保险公司以关联性（部分治疗费用系用于诊治其原有疾病）进行抗辩的，应由保险公司对超出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合理检查等范围的情形负担举证责任。

受害人主张由保险公司或侵权行为人承担医疗费的赔偿责任时，保险公司多以部分治疗费用系用于诊治其原有疾病，部分费用与交通事故缺乏关联性为由进行抗辩，此时，应由保险公司对超出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合理检查等范围的情形负担举证责任。例如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4）房民初字第05478号案件中则记载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保险公司申请对原告用药合理性进行鉴定，中天司法鉴定中心于2014年11月14日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治疗原有疾病的药物有：阿司匹林肠溶片、阿托伐他汀钙片、苯磺酸氨氯地平片、单硝酸异山梨酮片、酒石酸美托洛尔片、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盐酸贝那普利片、盐酸二甲双胍肠溶胶囊等。”类似裁判观点在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9民终529号案和安徽省岳西县人民法院（2016）皖0828民初2879号案中都能得以体现。

若保险公司或侵权行为人放弃申请司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医疗费用数额合理。例如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19464号案件中，法院则是以“三被告认为此伤情系殷淑香自身原有疾病，与本次事故无关，但对此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且在本院释明下均明确表示不申请司法鉴定，故本院确认殷淑香的伤情系本次事故造成”支持了受害人的诉讼请求。类似裁判观点在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14）怀民初字第04505号案件中亦得以体现。

但是，笔者认为，医疗行为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人体亦是复杂的个体，并不能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治疗伤病过程中为了保证康复，必须进行综合的、全面的治疗和用药，才能达到康复目的。从治疗完整性、整体性的角度，很难将医疗受害人自身疾病的行为与治疗交通事故所致的损伤行为完全割裂。而且，由于交通事故所致损害一定程度上可能诱发或加重受害人的原有疾病，为了消除原有疾病被诱发或加重的危险状态，防止损害后果扩大而采取必要的医疗措施而支出的费用亦应当属于合理的医疗费用。

况且，受害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对其治疗用药行为完全是由医院根据其伤情需要决定的，并非其本人所能控制，所以，法院并不应当苛求受害人对其所接受的医疗行为、所用药物进行审核，并要求其自行承担与交通事故所受伤害无关的诊疗费用，此时将过度加重受害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持有该观点的代表性案例包括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7民终1741-1号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01民终1958号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民终4305号案、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5民终549号案和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9民终728号案。

五、因交通事故所受伤害已经治疗终结，伤情治愈后因其他疾病死亡的，人民法院应根据相关诊疗病历、用药清单、死亡原因等案件具体情况以及一般社会经验综合判断是否属于交通事故所致的并发症，必要时应由受害人一方申请进行司法鉴定。

人民法院在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时，应当注意是否存在治疗终结后再次因自身疾病住院的情形，比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11民终62号案件中，受害人谢玉胜因交通事故所受伤害已经治疗终结，伤情已愈合。并且对于治疗外伤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等合理损失已作出了判决处理。但在伤情治愈后，上诉人多次住院治疗心脏病、高血压病、糖尿病等疾病。原则上说，该类疾病都属于受害人的自身体质问题，但交通事故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必然会打破受害人的身体原有机能，削弱其抵抗原有疾病的能力，身体机能的下降势必导致其抵御原有疾病复发或病症加重的能力降低，致使其原有疾病被加重或者被诱发的危险随之出现。所以，此种情形下，人民法院要综合受害人的年龄、相隔时间长短、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后果、司法鉴定意见等情况综合判定。类似的裁判案例还包括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民终1924号案。

第二篇：非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处理研究

非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处理研究

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和司空见惯的，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也是略知一二。特别是对于法律工作者来说，是基本功，对于如何处理更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然而对于非道路交通事故如何处理，由于经历不多，可能遇到此类案件显得力不从心，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本文就从非道路交通事故的概念、事故处理程序、法律适用以及交强险是否赔付等方面进行剖析，以期达到轻车熟路处理非道路交通事故之目的。

一、非道路交通事故的概念

非道路交通事故是与道路交通事故相对而言的概念。也就是因车辆行驶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以外的交通事故的总称。首先我们要从法律上去探寻认识什么是道路？什么是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1992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第二条规定，发生在公路、城市街道和胡同（里巷）以及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等专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的交通事故，公安机关应当依照《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处理。其中公路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规定的，经公路主管部门验收认定的城间、城乡间、乡间能行驶汽车的公共道路（包括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当事人就非道路上发生的与车辆、行人有关的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从这两个法规可以看出，什么是非道路交通事故。严格来说非道路交通事故并不是交通事故，而只能是在非道路上因车辆行驶引起的事故。实践中，非道路交通事故主要包括家属院、校园、村庄场地、院落、工厂、小区内等发生的车辆事故。但大型小区中能够允许社会车辆自由通行的道路除外。

二、非道路交通事故的管辖与处理

非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应该向哪个单位要求处理？由于其不是发生在道路上，特别是发生在单位厂区内时，当报案到交警时，交警以不是交通事故为由推给派出所。还有的是单位内部保卫部门或者安全运行部门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下列职责：…(三)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可见公安机关无论对道路交通事故还是非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都具有法定义务，至于是由交巡警部门处理还是基层派出所处理，取决于内部分工。对于道路以外发生的事故处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办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七条规定，车辆在道路以外发生交通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处理。车辆、行人与火车发生的交通事故以及在渡口发生的交通事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因此，发生非道路交通事故后应立即报案，由公安部门处理。

对于不触犯刑律的非道路交通事故。交巡警部门负责接处警，勘察事故现场，固定有关证据，分析事故原因，综合作出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由最初受理的单位应当事人申请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功出现纠纷时，通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不组织调解工作，直接告知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对于触犯刑律的非道路交通事故。交巡警部门和公安派出所共同负责接处警，负责事故现场

前期处置工作，勘察事故现场，调查取证，固定证据，交巡警部门向派出所、刑侦部门提供《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分析事故原因，同时根据案情发展情况及案件性质，及时移交刑侦部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第33号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应定过失致人死亡罪定性处罚，追究肇事者相应的刑事责任。

三、非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

非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与道路交通事故的人身损害赔偿程序和要求基本一致。不同点在于，当事人起诉立案证明事实发生的证据不同。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交通警察部门出具的是《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而非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由交通警察出具何种文书。但有一点就是出具能够证明案件发生的证明材料。一般为《非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有的出具《非道路交通事故分析意见书》、《非道路交通事故通知书》等等。对于此认定书不服能否进行复议、复核，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复核申请不予受理，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四）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因此，非道路交通事故不能想当然的参照道路交通事故申请复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法工办复字〔2005〕1号《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意见》中指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他赔偿项目及依据均与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一致。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

四、非道路交通事故与交强险的赔付

遇到非道路交通事故时，许多保险公司以不是道路交通事故而拒赔。其实，这是对交强险设立的目的和背景的不理解以及对法律的不熟悉所致。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第四十三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由此可见，上述法律、法规对“交强险”的适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交通事故”，还包括“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办理”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比照适用本条例”并未限定范围，也就是车辆在非道路上通行发生事故时，只要当事人报警的，在责任认定及交强险适用等方面都可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有关“交通事故”的相关规定办理。

因此，非道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完全可以依据上述法律法规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责任。

五、非道路交通事故中的刑事案件

非道路交通事故中也存在着刑事案件。2000年11月10日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明确规定：“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驾驶机动车辆或使用其它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使公共财产或他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应以刑法第134条、第135条、第233条等规定定罪处罚。”该司法解释明确了非道路交通事故的刑罚法律适用问题，即应以刑法第134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第135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量刑。仔细辨析非道路交通事故犯罪的特征，犯

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不作交通运输人员和非交通运输人员的区别;犯罪主观方面是具有过失;客观方面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造成他人重伤、死亡或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二是在法律的“道路”以外发生的事故。非道路交通事故犯罪的刑法特征与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是相符合的。它与交通肇事罪虽有相似之处，但在主观方面行为人负遵守道路运输管理法规的法定义务不如交通肇事罪那样严格，其次发生地是在法律规定的“道路”以外，这是非道路交通事故犯罪与道路交通事故犯罪的主要区别。两者在量刑上也不相同，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最高法定刑是七年，而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而死亡的，可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非道路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应以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量刑。

当然，在非道路上驾驶车辆时处于故意，以车辆作为犯罪工具时，可能涉嫌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罪名。如果不计后果，酒后驾驶，或者泄私愤的横冲乱撞，可能涉嫌危险驾驶罪。

第三篇：关于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问题几点思考

最近，笔者就**县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情况作了一次统计分析，提出如下结论：

一、我院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基本情况

自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9月1日我院共审结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132件，总诉讼标的达412.22万元，分别比同期增加115.62 %和22.55%（2005年

4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共审结此类案件114件，诉讼标的180.11万元），其中以判决结案的87件，调解结案的32件，撤诉结案的13件。

二、我院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特点：

（一）案件数量大幅度增加。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从前，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召集当事人和有关人员进行调解是前置程序，未经公安机关调解，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很多这类纠纷经过公安机关的调解得以解决。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后，公安机关的调解不再是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前置程序，且公安机关的调解工作受到一定的限制。首先当事人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可以请求公安机关进行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次，必须是各方当事人一致请求公安机关进行调解，公安机关才进行调解，只要有一方当事人不同意调解，公安机关不再组织调解。因此，经公安机关调解解决的纠纷相当少，大部分的事故受害人选择通过诉讼解决，这是案件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还有，随着现代公路事业的发达，交通工具的日益现代化也是交通事故增多的原因之一。

（二）诉讼标的增大。我县法院自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9月1日审结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总诉讼标的达412.22万元，比同期增加了227.55%，随着近几年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物价、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受害人对其营养费、护理费、后治疗费及护理费、精神抚慰金的数额的主张也愈来愈高，诉讼标的普遍提高。如我院审理的王艳云、徐光怀诉被告胡明宽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原告主张的赔偿金达101.2万元，其中，主张定残后的护理费、康复费共计61.2万元，后续治疗费10万元，精神抚慰金5万元。

（三）诉讼主体复杂。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前，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由肇事司机所在单位或机动车的所有人承担垫付责任，赔偿义务主体比较明确。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车主不再承担垫付责任，车主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承担怎样的责任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存在不同理解和做法。尤其是在肇事司机与车辆所有人之间存在挂靠、借用、租用、车辆转让未过户、被盗等关系的情况下，车主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做法不一。其中，当事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要求其在第三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件也不断增多。

（四）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的案件较多。在我院审结的这132件案件中，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要求重新认定或鉴定的案件有19件，占收案数的14.3%。

（五）案件调解率不高。从我院从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9月1日审理的132件案件中，调解结案的为32件，调解率为24.2%。此类案件中，被告不愿调解是调解率低的主要原因。保险公司对投保人进行理赔，是以法院判决认定的赔偿数额为准，但如果是双方当事人通过调解结案的，保险公司对于调解书确认的赔偿数额进行审查时，对某些赔偿数额不予认定，因此，被告不愿意参加调解，而请求法院以判决方式结案。

三、对策与建议

针对以上我院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特点与难题，我们总结了如下的对策与建议：

（一）建议设立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专门法庭。目前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数量大幅度增加，给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增加压力，在审判实务中有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在审判实践中进行总结和探索。因此，我认为我们基层法院可以考虑设立专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庭，专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这有利于及时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执法尺度，加强这方面信息的收集与调研。如设立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巡回法庭；建立法院与交通部门的联动机制，在交警办公地点设立交通事故立案服务窗口，对于双方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及时调解，化解矛盾。

（二）经常开展专题研究，交流经验，统一认识。尽管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已实施几年，但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依然存在很多实务性的问题；如车主责任、具体赔偿标准如在误工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等方面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标准，在新的法律或司法解释出台以前，需要我们广大审判人员在审判实践中进行探讨、总结

。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不同审判人员对同一问题的理解和观点更不同，因此应提倡建立经常性的专题经验交流、研讨会，介绍审判实践中的经验、做法，共同讨论，以达到本辖区内统一尺度，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的目的。

（三）加大调解力度。根据具体交通事故的情况，做好当事人的调解工作，加大调解力度，化解矛盾，提高解调结案率。随

着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数量的不断上升，诉讼标的增大，若均以判决结案，不仅增加法院的执行压力，也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应加大调解力度，尽量做好当事人的工作，可能的话，动员被告一次性履行义务，原告方适当让步，在互谅互让中化解矛盾。在实践中存在当事人不愿调解的心志，主要是担心调解后无法获得保险公司的足额赔付。根据保险法第五十条“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的规定，受害人（原告）对保险公司中被保险人所投的第三者责任保额内有直接请求的，有权依据该条的规定，要求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赔偿保险金。因此，在审理这类案件中，法院可考虑直接追加保险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追加其为共同被告进行调解，由保险公司直接向受害人在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范围内支付保险金。

第四篇：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应提交哪些证据

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应提交哪些证据

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各类证据运用中的特点及应当注意的问题。

书证：书证是指以文字、符号、图画所记载或表现的内容、含义来证明案件事实真相的书面材料。交通事故赔偿诉讼中，书证被大量运用。比如：误工证明、居住证明、证明等。我们在代理案件过程中，发现书证容易出现的问题有：

（一）书证形式有瑕疵。比如证明，有的当事人让自己的工友出具的证明，没有单位盖章确认，这样的证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二）书证内容有瑕疵，甚至重大缺陷。比如误工证明，有的当事人往往会让单位出具这样一个误工证明：“某某人系本单位员工，误工半年左右，每月工资多少”等，以此来作为交通事故赔偿的误工证明，其实，这样的证明只能称之为“收入证明”而不是“误工证明”，符合法律规定的误工证明必需要明确扣除了多少工资，也就是由于处理交通事故减少了多少收入。同时，还应当明确误工的期限。交通事故死亡赔偿案件中，根据法律规定，误工费赔偿项目中可以主张三名家属的误工费用，这三名家属必须是死者的直系亲属，并且参加了交通事故处理或者调解。

提交的书证要注意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锁链，一起补强所要证明的事实。比如，要证明某人在某地城市连续和生活，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要适用城市居民标准赔偿死亡赔偿金，通常需要书证有：单位的证明和公安部门出具的暂住证或者居住证，但是如果上述证明无法提供的时候，可以提供事实劳动证据和在城镇生活消费的证据，比如存折、银行卡等。

物证：是指用物品的外形、特征、质量等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部或全部的物品或痕迹。由于物证具有客观性，不受主观因素以及诉讼环境的影响，因此，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在诉讼当中，物证证实内容更易被法官采信。但是，由于交通事

a0k9c www.xiexiebang.com

故首先是由交警处理，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所以几乎所有的物证都被交警保留，当事人要拿到物证，一般要通过法院申请调查令。常见的物证有：事故现场照片、损坏的物品等。

视听资料：从证据学上讲，视听资料是指利用录音、录像、光盘、电影胶片等反映的图像和声音，以及电脑储存的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交通事故处理中视听资料运用得比较少，除非事故的地段正好有监控的摄像头，准确地拍摄了事故的现场，而当事人有对事故的责任争议比较大，这种情况下才需要调取事故当时的录像作为证据。

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就自己所了解的案件事实向法院和当事人所作的陈述。证人证言在交通事故诉讼中也比较常用。比如有些单位不愿意出具证明，那么就需要当事人的工友同事出庭作证，证明当事人与某某单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当事人的陈述：指当事人对自己所了解的案件事实向法院和当事人所作的陈述。在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况下，当事人的陈述至关重要，法官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确认一些基本事实，从而认定一个责任比例。

鉴定结论：是指具备鉴定资格的鉴定人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针对专门问题进行分析、鉴定后所做的结论。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常见的鉴定结论有：伤残鉴定、丧失劳动能力证明、物损评估报告、车辆性能检测报告等。用得最多的是伤残鉴定，一般会附加“三期”鉴定，是法院确定最终赔偿的主要依据，当然，一方当事人不服可以申请重新鉴定。

勘验笔录：是指办案机关为了查明一定的事实，对案件现场或物品，亲自进行勘查、检验，对勘验情况及结果所制成的笔录。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常见的勘验笔录有：事故现场勘测图等。

注意事项

原告的举证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并且在举证期限内提出；

被告要对原告证据上的瑕疵和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合理性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答辩。

第五篇：金融不良资产案件执行难问题研究

金融不良资产案件执行难问题研究

摘要：金融资产管理会司处里不良资产案件因政策上原因，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案件，其“执行难”问题也有不同于普通民事执行案件的特色。而解决金融不良资产案件的“执行难”问题，需加强诉前论证工作，制定有效的诉讼方案，灵活运用各种执行手段，利用执行和解，实现各方利益的调和，妥善应对法院执行工作考核机制的不利影响。要做到这些，既需要国家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也需要债务人企业诚信理念的树立，以及社会诚信机制的建立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自身努力。

关键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执行难；成因；解决对策

“执行难”是债权人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也不例外。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不良资产案件，具有诉讼标的额大、债务人多是国有企业甚至政府部门的特点，因此执行难度高于普通民事案件。早在2002年，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法律事务部已在广泛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联合拟就《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执行难问题的反映》呈请国家有关部门审阅，并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2002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全国法院加强执行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讲话中坦言，法院执行工作“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他明确指出，涉及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案件，涉及国企改制的案件，应为当前清理执行积案的工作重点。以同一时期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的数据为例，其在湖南省范围内尚待执行的案件有176件，标的额高达21亿，虽然已交纳诉讼费用、执行费用20（刃多万元，但已执行债权仅为1.9亿〔3〕。不难理解，“执行难”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最大化回收不良贷款、保全国有资产、化解金融风险的经营目标。因此，如何解决不良资产案件的“执行难”，就成了一个极具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一、不良资产案件“执行难”的成因

造成不良资产案件“执行难”的原因很多，笔者拟从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着手进行具体分析。

（一）外部原因

不良资产案件“执行难”首先是外部原因作用的结果，这些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四点。

第一，被执行人信用缺失。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观念变化过速加之法律滞后及不健全，导致我们的许多企业缺乏以“诚实信用、正当竞争”来经营企业的价值观。在许多经营者头脑中，守法经营观念很差，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占用他人资金或财产作为自己发展的手段，不讲商业信誉，认为逃债有利、废债发财、赖债不会坐牢，甚至将正当经营、积极偿债的行为当做不合时宜的表现。在不良资产案件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以各种方式、理由实施逃废债行为，正是这种信用缺失的典型表现。

第二，法律和政策的不完善。随着全社会对处置不良资产问题关注度的不断提高，有关调整不良资产处置关系的法律政策已有相当程度的改善，但目前仍存在着大量不利于不良资产处置的法律规定、政策以及立法和政策上的空白，这些便是造成不良资产案件“执行难”的又一重要的外部原因。具体而言：其一，公司法对债权人保护尚不到位。公司自有财产对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是企业对外承担责任的一般原则，也是世界各国公司法的共同规则。但由于我国关联企业法律制度中欠缺对公司股东滥用有限责任的限制，没有相应的制衡机制来规范和控制企业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在此月出台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情况下，目前的法人制度实际上是严格的股东有限见》和1998年6月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责任；加之我们的社会目前信用基础和信用理念都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及其他一些针对执行工较薄弱，从而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面对关联企业作中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客户通过关联交易侵害自己的债权时，难以找到切立法上的不足，但仍不够完善、系统，不能完成满足实可行的合法、有效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债权。实。执行工作的实际需要。司法实践表明，执行工作中践中关联企业逃避资产管理公司债权的种种表现，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于法无据是造成“执行难”的最也正是利用了现行关联企业法律制度的上述弱点。直接原因之一。

部分被执行人无力履行债务或资不抵债的案件，实第三，地方政府干预。从一定意义上讲，只要存质上也构成破产案件。目前，由于我国的破产法修在区域经济就有可能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区域经济改工作尚在进行当中，现行破产法律又未能得到有的存在决定了当地经济状况与当地利益直接相关，效的执行，致使大量已经完全具备破产条件的国有也与当地人们的切身利益密不可分，作为地方政府企业仍然作为市场主体存在着，并成为影响社会经自然要维护当地利益。因此，有些地方政府或明或济发展的不安定因素或“定时炸弹”。现行破产法暗采取多种手段干预执行案件。比如有些地方出于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破产法制体系的局部利益的考虑，对一些企业实行所谓“挂牌保不完备。现行调整破产法律关系的立法主要有破产护”，外地法院不得对这些企业进行执行。甚至规法和民事诉讼法的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其中，定本地银行对外地法院冻结的款项不得协助划拨。前者规定的破产主体仅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后者将有些地方以文件形式或口头规定，执行某些企业必主体定为所有的企业法人。但是，对于非法人组织，须报请某级领导批准。这些现象都是导致借款人有如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及一般自然人的破产，目财产执行而不依法执行的原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前尚没有相应的立法规定。二是现行破产法未能且的债务人中，有不少是在传统企业制度下由各级地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由于破产法的适用对象是国方政府开办的，或者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有企业破产案件，尽管目前具备破产条件的国有企业系。当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这类企业提起偿还债务已有很多，但能够真正进人破产程序的却很少，这除诉讼并申请债权执行时，地方政府常常通过行政干了立法上的原因外，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问题往往成预阻碍这类案件的执行。例如，某金融资产管理公了国有企业难以破产的重要原因。在社会保障制度司办事处就曾遭遇法院已全额查封保证人存款，因滞后的情况下，如果严格执行破产法将不可避免地造行政及司法干预而长达20余月未获执行的情况闲。成国有企业大面积破产，而企业职工无法得到及时有第四，司法不公。如上所述，地方法院由于因体效的安置，必然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引起制上原因，其人、财、物都隶属于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动荡，最终仍然会引起“执行难”的后果。是难以拒绝地方政府干预的，因此法院为了维系自其三，执行立法滞后。我国的执行法制在整体身利益而保护地方经济利益也就在所难免。例如：上尚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及完整性，目前法院开展执2002年某地区中级法院对债务人所欠贷款抵押物行工作的最基本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的房产及土地进行拍卖，用于清偿其所欠资产管理诉讼法》第三编中的第207条至236条，这些条文过公司的贷款本息531.4万元，由于流拍，作为债权人于原则，操作性也不强。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7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申请法院在省级报刊上刊登拍卖公告，但被法院拒绝。随后，法院违反国家“对通过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不能作为当事人财产裁定”的明确规定，裁定以债务人未抵押且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作价455.75万元偿还资产管理公司债务，资产管理公司多次申请法院撤销该民事裁定书，要求依法执行债务人的抵押房产及土地，但被法院以维系债务人公司的职工生存和社会稳定为理由驳回。通过上述案例不难理解，长期以来法院作为“政法机关”一直是地方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司法的行政化），与政府其他部门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法院也因体制原因很难树立司法的权威性，司法的地方化也就在所难免，其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如上例所示，法院有法不依，执法不公，部分法官和法院以各种站不住脚的“借口”或“理由”来损害债权人的权益。

大量实践案例表明，关联企业法律制度存在缺陷，是其四，法院内部执行制度的不合理。为应对执及法律漏洞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司有限责任制度变成行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的局面，显示执行工作的成果，了公司股东逃避法律责任的工具，甚至异化为一种法院系统普遍建立了以执行结案率为主要指标的执难以追究股东责任的法律障碍，成为控制公司逃废行工作考核机制。为了达到结案率的要求，法院和债务、获取法外利益的“合法”工具。受关联企业法执行法官往往在年中和年底这两个关键时期采取要律制度立法缺陷的影响，在目前的金融不良资产处求债权人申请执行中止（暂缓执行）或者通过制发置诉讼中，甚至存在着将有限责任绝对化的倾向，即“债权凭证”等办法突击结案。这种执行工作考核认为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股东的责任都仅限于其出机制给不良资产执行案件造成的影响是，致使许多资额，而不管控制公司的恶意行为会给作为债权人本来有希望得以执行的案件因被中止或者领取债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造成何种程度的损害。凭证后变得难以执行，从而使债务人乘机转移资产，其二，破产制度不完善。在司法实践中，相当一躲避执行。

（二）内部原因造成不良资产案件“执行难”的内部原因也有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下述三点。

第一，诉讼时机选择不当。在“执行难”的不良资产处置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主债务人经营严重恶化、巨额亏损或严重资不抵债，几乎无财产可供执行造成的。而对于债务人上述原本几乎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不良资产案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却从避免因丧失诉讼时效而承担责任或基于加快不良资产处置进度等方面考虑，往往不惜花费巨额诉讼费用被迫起诉。在此情况下，诉讼的结果已十分明朗：官司肯定胜诉，但胜诉判决肯定无法执行。如此即使花费巨额诉讼费用，只能得到一纸根本无法执行的判决。

第二，诉讼准备不到位。诉前论证不充分，诉前、诉中财产保全措施不到位，也是造成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胜诉后债权难以得到顺利执行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缺乏诉前准备工作，没有对债务人企业的经营状况尤其是财产状况及其归属进行摸底调查，或诉前及诉讼中没有采取必要的财产保全措施，给企业转移财产提供了可乘之机，致使案件胜诉后判决难以执行。

第三，执行措施、执行手段过于单一。由于各种原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胜诉案件的执行对象往往限于主债务人或担保人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执行措施主要是查封、拍卖，这种执行措施及执行手段的单一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执行力度及效果，甚至导致执行不能。

二、不良资产案件“执行难”的对策

综上所述，不良资产案件“执行难”的成因，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而作为消解这些原因的对策，既有赖于国家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及债务人树立诚信理念，也有赖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自身努力。囿于本文主题，以下笔者仅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如何应对不良资产案件“执行难”问题进行若干阐述。

（一）加强诉前论证工作，制定有效的诉讼方案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加强诉前论证工作的重点，就是对债务人企业的综合经营情况、财产状况、贷款法律手续情况，以及本案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可能影响程度等进行全面细致的诉前调查与分析，并对起诉后可能遇到的情况进行充分考虑，在此基础上提出填密的诉讼方案，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向法院提起诉讼，提高诉讼技巧。另外，在查清债务人企业资产状况的基础上，还要考虑起诉后被告有无充足时间转移财产，进而要求法院对被告可能转移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诉讼保全措施。通过诉前详细调查被告的财产状况、经营情况，对诉讼结果和收回贷款的可能性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分析，使诉讼投人与诉讼产出达到最大化。注重诉讼的及时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决定起诉的案件，应当尽可能要求法院对本案进行诉前、诉中的财产保全，避免造成胜诉后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发生。最后，在债权债务仍然虚置，尚未判明被诉主体资格的情况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最好不要轻易起诉，对决定起诉的案件，应当事前做好保密工作，对内一定要纪律严明，避免企业闻风而动，转移资产。

笔者建议，在诉前准备中有必要充分发挥各种中介机构的作用，通过这些机构做好对债务人财产状况的调查工作。在实务中，由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缺乏财产调查手段，而债务人又倾向于隐匿资产，因此要充分发挥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拍卖公司、咨询公司甚至民间调查机构等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利用这些机构社会关系广泛、信息灵通的优势，全方位、多渠道地调查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和转移财产的线索，为判决得以顺利执行创造条件。具体而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财产调查方案比较、招标、实行风险代理、更换或增加代理人等方法最大限度地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此外，风险代理制度在实践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疑难项目和陈年积案的执行工作。

（二）灵活运用各种执行手段

为提高执行效率，最大限度地实现债权回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应将被执行标的物局限在借款人、保证人的有限财产或抵押物上，应当对法定的各种执行手段加以灵活、组合式的运用，具体而言如下。

其一，申请执行第三人到期债权。对被执行人本人无力清偿债务，但对案外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第三人到期债权。法律规定，第三人在法院发出的履行通知指定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且又不履行的，执行法院有权裁定对其强制执行。第三人收到人民法院要求其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履行且造成已向被执行人履行的财产不能追回的，除在已履行的财产范围内与被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外，还可以追究其妨碍执行的法律责任。被执行人收到人民法院履行通知后，放弃其对第三人的债权或延缓第三人履行期限的行为无效。

其二，申请执行被执行人的投资权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的实务中，经常会遇见企业利用法人有限责任制度，通过独资或与他人、其他企业联营或合资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的方式来逃废债务。在此情况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执行债务人企业的投资权益方式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对被执行人从有关企业应得的已到期股息或红利等收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申请法院裁定禁止被执行人提取和有关企业直接向被执行人支付，而要求有关企业直接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支付。对被执行人预期从有关企业中应得的股息或红利等收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申请法院裁定冻结措施，禁止到期后被执行人提取和有关企业直接向被执行人支付，到期后法院可从有关企业中提取，并出具提取收据。法律规定，有关企业收到人民法院发出的协助冻结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支付股息或红利，或擅自为被执行人办理已冻结股权的转移手续，造成已转移的财产无法追回的，应与在所支付的股息或红利或转移的股权价值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对被执行人在其他公司中持有的股权（或股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也可以申请法院裁定冻结、扣押、拍卖、变卖或直接将股权抵偿给银行。

其三，及时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被执行人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致使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清偿债务或遗留财产不足清偿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裁定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13条规定，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立、合并的，其权利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受；被撤销的，如一1 10一果依据有关买体法的规定有权利义务人承堂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裁定该权利义务承受人为被执行人。另外，法律还根据情形不同，作了如下具体规定：被执行人为无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无能力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裁定执行该独资企业业主的其他财产。被执行人为个人合伙组织或合伙型联营企业，无能力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裁定追加该合伙组织的合伙人或参加该联营企业的法人为被执行人。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不能清偿债务时，可以裁定企业法人为被执行人，企业法人直接经营管理的财产仍不能清偿债务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裁定执行该企业法人其他分支机构的财产。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人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其四，申请执行企业尚未支取的收人。被执行人在有关单位的收人尚未支取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申请法院向该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由其协助扣留或提取。有关单位擅自向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支付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其限期追回；逾期未追回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裁定其在支付的数额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三）利用执行和解，实现各方利益的调和

如前所述，由于不良资产处置诉讼往往涉及地方利益，因此地方政府介人案件的情况也比较多，而地方政府一旦介人案件，又常常使得原本属于简单的债权债务关系纠纷变成了“三角债”或“多角债”，如此增加了案件的处理难度，并最终使判决的执行也变得困难重重。因此，作为债权人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申请执行过程中，应当本着务实的态度，积极主动地协调好与政府的关系，通过向上级机关请示、汇报以及与地方政府直接沟通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争取地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应当主动向地方政府阐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企业三者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树立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观念，特别是要让地方政府摒弃“企业是地方的，资产管理公司是国家的”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错误想法，在求得地方政府支持的基础上，理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的关系，以实现最大限度回收债权的可能性。在执行受到行政干预的情况下，如果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顾案件的实际情况一味要求法院继续强制执行则容易使执行工作陷人被动，进而影响法院或执行员解决执行问题的积极性，使执行工作陷人僵局。这种情形实际上不利于甚至会阻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回收债权。在实务中，遇到行政干预的执行案件往往是被执行人尚具有一定财产和偿债能力的案件，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提出执行和解方案，或者认真考虑债务人或执行法院提出的执行和解方案，通过给予债务人一定的债务减免达成和解，从而实现对债权的迅速回收，并避免使执行工作陷人僵持状态。实践证明，通过执行和解方式往往能够实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务人和地方政府三赢的局面，因此这是一种克服行政干预的有效办法〔5〕。

（四）妥善应对法院执行工作考核机制的不利影响如前所述，由于法院内部执行工作考核机制的存在，严重影响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诉讼案件的执行。为最大限度地消除这一不利影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考虑以下两点应对措施：

一是利用执行法院急于结案的心理，抓住时机，迅速执行。在年中或年底临近时，执行法院的工作力度相对平时要大，因此对于具备执行条件的案件，应当请求法院迅速执行。

二是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等技术性工作。遇到法院要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提出中止或暂缓执行申请或者申领债权凭证的情况时，应当向法院做好国家对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有关政策的宣传和解释工作，使执行法院正确认识并理解处置不良资产工作的性质和意义。在一定要申领债权凭证的情形下，也应当做好申请恢复执行等技术性工作。解决不良资产案件“执行难”问题，既需要国家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也需要债务人企业诚信理念的树立，以及社会诚信机制的建立，同时还需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自身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