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推进审批改革的地方做法及建议

第一篇：当前推进审批改革的地方做法及建议

当前推进审批改革的地方做法及建议

自2013年至今，本届政府开展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工作已有三年左右，各地深入推进，在审批流程再造、简化程序与要件、加强中介机构管理与事中事后监管、开展“互联网+”创新以及便民利民等方面开展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很大成效，值得研究借鉴。

与此同时，也存在审批制度不健全、部门职能转变不到位及审批效能不高、审批权限下放不彻底等问题。今后应牢牢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工作核心，进一步加强审批制度化与法制化建设，积极推进“互联网+”应用与创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并认真开展改革政策效果评估，推进地方审批改革不断深化。

一、各地的典型经验做法

（一）关于审批流程的系统性再造

再造与完善审批流程是深入推进审批制度改革的基础和关键环节，按照国家要求并借鉴一些成熟做法，将原来的“串联式”审批改为并联审批已成为普遍做法；同时各地在标准制定、机制构建、职能整合与审批权相对集中等方面也做了很多探索。标准制定方面，主要是将事项设定与联办机制相结合，依法编制并发布实施单个事项的行政审批标准，推动联合审批，使行政审批拥有共同的行为准则。机制构建方面，主要是建立行政审批部门之间的沟通衔接机制及定期跟踪督促并协调解决问题的跟踪服务机制等。职能整合与审批权相对集中方面，典型做法是成立专门的行政审批部门，将分散于各部门的审批权集中在该审批部门执行，有些地方则进一步整合审批部门与人员，将审批事项参照大行业类别设立社会类、经济类、建设类等相对集中的审批部门，按照“一岗多能、一人多专”的要求建立专业审批队伍，一个窗口办理多个事项。还有的地方开展区镇街两级事权划分，镇街便民服务中心以群众为中心，突出“便民利民”，贴近群众生产生活，让群众办事不出镇街；区行政服务中心则以企业为中心，突出“服务企业”，从而达到审批权集中行使、便民利企的目标。

（二）关于审批程序和要件的简化

审批程序和要件是否真正简化，是衡量简政放权工作效果最直接和最显现的标尺。各地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尝试，在审批程序方面主要是进行“归类简化”，如在特定区域针对同类事项开展“区域评估”，即对有关水土保持、地质灾害、地震安全、水资源论证、气象及交通影响评价等，由所在地政府或园区出资委托中介机构逐区域进行评估，在区内的企业都可无偿使用这一评估报告，单个项目不再办理上述事项对应的审批手续。有些地方则对是否能简化实行分类管理，如在环评方面，对无污染或轻污染的一般项目可由主管部门直接出具技术评估意见，不涉及重要环境敏感区的水利、道路、社会事业与服务业等项目采取专家技术函审方式，以上规定之外的项目则需专家技术会审。在要件简化方面，主要是“资料共享”，通过建设网上批文资料共享信息库，实现审批材料多部门共享，不再向办事群众重复收取资料，实现一个项目、一套材料、一次收取。

（三）关于审批事项的前置与后置

“前置改后置”是简化审批、激发创业创新活力的重要举措。各地按照国家要求对正在实施的前置审批事项积极清理，除少数重特大项目保留环评作为前置审批外，企业投资项目基本只对用地、选址两项事项保留前置审批。一些地方还对“前置审批”事项的审批工作灵活处理，如“模拟审批”的做法，即前置审批部门对项目单位报送资料进行实质性审查后，出具注有“模拟”字样的审批文件，后置部门将前置部门模拟审批文件作为要件，先期审查其他材料，在前置部门审批结束后，以正式审批文件替换模拟审批文件，同时完成审批工作。还有的地方采取“审批后置、开工优先”的做法，将部分与开工关联不大的审批事项（如初步设计批复、概算审批等）放在施工过程同步进行，从而加快项目建设进程。

（四）关于对中介机构等社会组织的管理与培育

中介机构是协助审批部门更科学有效开展审批工作的重要主体，是否有能力承接政府取消和下放的审批事项以及能否实现对其规范管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审批改革的成效。在培育和支持中介机构更好发展方面，一些地方通过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市场准入机制、创优中介服务业发展环境、积极稳妥推进中介机构脱钩改制等方式，着力培育中介服务市场。在规范管理中介机构方面，很多地方制定了管理办法，对中介机构更好地发挥服务职能进行规范和引导；有些地方则设立中介机构服务中心、“中介超市”等，将中介服务机构统一安排进驻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专门服务窗口，通过规范收费与服务等“统一标准”和备案、考核、淘汰落后等规范的管理体系对其加以管理。

（五）关于事中事后监管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是此次简政放权、审批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这项工作涉及部门多、领域范围广、事项冗杂，地方主要从审管分离、建立大部门体制、外部监督、建立承诺书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审管分离”是将职能部门承担的行政审批职能统一划转至单独的行政审批部门集中履行，由后者对审批行为及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前者即放权的职能部门主要承担日常监管和服务职能，而履职情况的监察职能由政府纪检、监察部门承担；有些地方则直接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主导行政审批改革工作，负责全面组织、协调与监督，使行政审批与监管在分工协作中相互制衡。“大部门”管理体制是有些地方参照“大部制”改革做法，整合工商、质监、食药监等市场监管职能，成立市场监管委，优化事前审批和事中事后监管职能。“外部监督”则是邀请专家学者组成专题研究组，对本地审批改革工作情况进行专题研究，从更高视角对审批改革问诊把脉。还有的地方制定了“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办法”，行政相对人在签订“告知承诺”格式文本后，当场可拿到行政审批证件，行政机关则在之后规定期限内对行政相对人的履行承诺情况进行检查。

（六）关于“互联网+”等创新

运用“互联网+”手段开展在线审批与监管，促进信息资源开放共享，实现“制度+技术”的有效监管。如通过建设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与中央平台进行桥接和相关项目联合审批办理，实现项目审批全程监管与互动。有些地方积极利用微信服务，开通全流程“政务微信办事”，实现“网上办事”向“掌上办事”的跨越，以多元化“微服务”，实现“点对点”政民互动服务。还有的地方实行“视频联审”，由牵头部门通过远程视频和审批系统，召开远程视频联审会议，通报项目情况、解答咨询并指导申请人填报资料，各联办部门则提出预审意见，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在本阶段所需申报材料、承诺办理时限等，申报材料齐全后由联办部门在承诺时限内办结。

（七）关于便民利民等其他辅助措施

是否能真正体现便民利民是衡量审批改革工作效果的焦点，各地对此提出不少举措。为推进项目尽快开工建设，有些地方实行“桩基先行”政策，对一些建设面积或建筑高度达到一定程度的工程，在土地使用权证、规划部门确认的建筑定位图、桩基施工图设计文件等审查合格后，可先办理施工许可手续。为最大限度减少“扰民”，有些地方实行全部相关部门在内的一次性踏勘的“一车办”联合踏勘制度，无特殊原因各单位不得多头或分散踏勘，并规定时限出具审批意见。有些地方则实施“企业代办制”，在行政审批中心设立服务平台，免费为需要办理行政审批的企业单位提供代办业务咨询服务，指导协助准备相关申报材料，并反馈项目审批进展情况，受理各类投诉。有的地方开展“一个号码管服务”工作，整合本地政府热线号码和服务资源，建立统一的便民服务专线，集政府服务、公共服务、社会服务于一体，用一个号码集中办理群众咨询、求助及投诉事项，实现政府服务创新与提升。其他便利化措施还有将审批权力全面覆盖到基层的“农民办事不出村”、促进民营企业二次创业的“直通直达窗口”、压缩审批时限的“超时默认”、“零地技改”不再审批等。

二、地方审批改革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各地开展的审批改革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亟须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审批体制机制及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我国法治建设整体相对滞后，法治能力和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要求不太相称，在一些地方的审批工作方面表现尤为明显。一些领域存在立法空白，如环保方面的土壤环境保护、核安全、环境监测、区域限批等方面缺乏法律法规。有关法律对公民在地区建设中涉及切身利益方面的知情权等规定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使公民在行使参与权时缺乏法律依据。社会自治和市场经济不够完善，直接影响“大部制”的改革效果。改革措施上下不配套，部分地区尝试实施“大部门”体制，但上级部门尚未进行相应的部门整合，导致上下衔接不顺畅。

二是相关部门职能转变不到位。一些部门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比较固化，习惯于将审批作为日常行政方式，为民服务意识欠缺，自由裁量权过大的“权力任性”现象较普遍，且此次转变职能工作目前未纳入工作绩效考核，部分工作开展得不到足够重视。有效监管尚未破题，监管转型滞后于审批改革进程，监管体系建设、社会参与监管等均严重滞后，“大部门”管理体制下的工作机制并未改变，“只有物理反应没有化学反应”。将资质要求等同于监管、以考试培训代监管、把监管简单理解为取消下放事项的衔接落实等误区不同程度存在，会批不会管、监管能力与硬件建设不足等问题在基层监管方面尤为突出，微观管得太多、宏观管得不够。很多社会组织承接政府下放事项及自我规制能力不足，行政化、垄断化色彩较重，有些成为政府变相控制或利益输送的工具，甚至通过垄断服务增加企业负担。

三是审批程序的实际效能不高。“互联网+”等创新手段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审批部门及审批信息的联通共享，但一些部门业务系统与审批系统并未全面互联互通，“信息孤岛”“二次录入”现象较普遍，办件与进件“两张皮”问题始终存在。审查环节重形式轻实质、专家评审环节不规范、中介服务把关不严等问题较突出。有的事项涉及多个部门，存在重复审批问题，有的虽减少印章但审批内容无实质改变，部分事项只是由盖章改成签字，审批时间不遵守、实际审批时间未真正压缩。有些地方“一个窗口办结”“一次取件”貌似节省企业取件频次和时间，实际前提是全部证件办齐了才能一次取走，在多个证件一起办理的情况下，必然存在取件的“短板现象”，影响企业办理其他事项。审批与监管环节未充分分离，互相衔接的互动机制不健全。

四是审批权限与事项取消或下放不彻底、不合理。对本部门有利的审批事项，采取直接保留，或将审批之名改为“服务”“内部事项”等名称而间接保留，或取消事项但将审批环节合并到其他审批事项，或仅下放初审权但保留终审权或发证环节等方式，继续行使实际上的审批权；而所下放权限则往往集中在比较偏僻或业务量极少的专业领域，与经济运行关联度不大，对激发市场、企业和社会活力作用不明显，甚至有些权力改头换面后不消反涨、企业负担不减反增。放权过程中的观望等待、不同步不协调或你放我不放、先放后不放等“最后一公里”与“最先一公里”问题并存；有些时候则走向盲目下放的误区，只要上级部门下放或要求下放的，不管下级部门是否具备承接条件都一概下放，导致承接部门不能批、不敢批、不规范地批、不及时地批，实际上不是提高而是拖慢了效率。取消和下放事项标准、数量口径不一，单个大项拆成若干小项计为取消项或若干小项打捆成一个大项计为保留项等数字游戏，部门之间审批事项交叉保留等，增大了审批管理的难度。

三、进一步做好地方审批改革工作的建议

要进一步做好地方审批改革工作，必须从制度建设、加强创新、加强监管与政策评价等方面入手，深入推进转变职能，不断优化服务。

第一，加强审批制度化法制化建设。加强审批改革顶层设计，为在地方及基层开展的改革实践从体制上加以理顺，做好衔接。全面推进审批制度改革与法制建设，制定实施地方行政许可实施条例、行政服务体系建设意见等法规制度，按照国家《行政审批标准指引》要求制定审批工作具体可操作的标准，推进标准化审批服务，“倒逼”部门克服利益思维。借鉴一些国家“标杆化施压”的“准市场机制”手段，让民众对承接权限的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进行自主选择，“用脚投票”。制定实施必须遵守的审批“硬政策”，如参照有些地方“备案项目自收到申请后两天内必须办结”的“时间硬杠”做法将“限期办理”制度化。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实现审批信息共享。

第二，牢牢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工作核心。转变固化的“计划管理”思维，树立“全程规范”“持续服务”理念，对审批权取消、下放、横放等工作，坚持合法、必要、合理的原则，真正以便民利民为中心，而不是考虑含金量高低或“留权放责”，全面清理和依法取缔各地涌现的“奇葩证明”。加快政社分开，积极培育各类社会组织，确定审批事项转移的范围与进程，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推广审批权相对集中的“一岗多能、一人多专”做法，先期可辅以AB岗制度。对于审批权下放或取消而赋予下级政府和市场主体更大自由度，而可能带来地方经济盲目发展、地方利益扩张、保护主义抬头、生态破坏甚至影响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发挥等问题，要提前研究预案，提升地方政府监管、服务能力及市场和社会的自治能力。

第三，深入推进“互联网+”应用与创新。网络互通、信息共享是进行大数据管理的基础，要推进行政许可服务系统与部门业务系统互联互通，打破数据信息壁垒，推进“一张网”工程，实现系统之间实时信息共享、数据交换和业务协同。借助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加大基层服务平台整合力度，推行“多证合一”和“一证多用”，营造审批事项少、行政效率高、行政成本低、行政过程公正透明的政务环境，解决群众多头跑路、异地审批难题。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探索目录化、编码化管理，全面推行网上办理，完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设，实施在线监测并向社会公开。同时要提防“过度创新”问题，如有些地方“提前介入”的审批方式一旦前期手续不能获得则其他审批完成后依然不合法，易致“无用审批”和资源浪费。

第四，着力抓好事中事后监管。地方政府职能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要重点抓好“接、放、管”，加强统筹协调，明确“放”与“管”的领域和边界，比如环保部门“垂直管理”的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需明确界定，监管到位，避免重复“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老路。提高违法成本，依法追究“未评先批”“未批先建”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创新监管方式和理念，提升监管软硬件条件，提高人员能力和水平，试行“主体监管+行为监管”相结合的方式，日常工作可借助“双随机”方式监管企业主体，使专业检查人员与检查项目对应，提高精确度；重点区域或敏感问题、民生问题则以行为监管为主。制定企业主体责任清单，加强对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监督检查；对在审批环节签订“企业承诺书”并据此监管等做法，要遵循合法、必要、合理的原则，不能为“监管”而“监管”。

第五，积极开展审批改革政策与效果评估。国务院对简政放权改革实施效果十分重视，专门委托国家行政学院、全国工商联等进行评估，地方应参照此做法认真开展本地审批改革工作评估，尤其要将审批改革工作列入政府工作绩效考核，加大工作开展的约束力和执行效果。应结合本地审批改革工作的目标与任务，加强人大监督，尤其要组织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由中立机构对工作决策、执行、监管的实施及成本收益情况进行全面和客观评估。可借鉴一些地区“持续改进型评估机制”等成熟做法，科学合理选用指标，不专门考评监管者的行政绩效，而是重点衡量为企业减负的实际效果。

参考文献：略

第二篇：浅析中国当前征地制度及改革建议

浅析中国当前征地制度及改革建议

浅析中国当前征地制度及改革建议

（大类一班王彬2012141094137）

摘要：土地是宝贵的资源和财产，土地的征用是政府引导土地合理有序

利用的一项重要权利。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现行的征地制度已越来越难以适应我国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本文通过在简述我国目前征地制度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征地制度的相关建议和措施。

关键字：土地；征地制度；现状；改革

On Land Expropriation System In China And The Reform Proposals

Class OneWangbin2012141094137

Abstract: Land is valuable resources and property.Land requisition is the important rights of government guiding the use of the land.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the current land expropriation system is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economy in our country.This paper introduce the status quo of land expropriation system.On the basis of land requisition syetem reform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Key words: Land;Land Expropriation;Current Situation;Reform

一、引言

土地的征用是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依法强制取得他人土地并给与补偿的行为，征地制度是土地管理的重要制度之一1。我国的征地制度始于计划经济时代，实行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国有和集体所有。由于土地征用涉及到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三方之间的利益，因此，建立完善合理的土地征用制度对保障各方权益，尤其是农民权益显得尤为重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现行的征1 曲福田，《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切实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问题研究》2004年第12期

地制度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缺陷也日益显现。为此，改革征地制度，加速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进程成为当前土地管理的重要课题。

二、我国当前征地制度现状

我国征地制度始于计划经济时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制度演化与政策调整，我国目前已近形成以《宪法》为基础，以《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条例为中心的征地制度法律体系。现行的征地制度在保证国家建设用地的取得、积累地方和中央财政资金、推动城市化进程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起了重要的和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随着经济进程的推进，现行的征地制度也逐渐暴露出与市场经济不相协调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土地征用范围过宽。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对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确。土地征用是政府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为了防止滥用和泛化土地征用权，各国政府普遍强调公共利益这一条件。虽然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等有明确规定，土地征用必须以公共利益需为目的，但是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并没有做出先关界定。因此，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限定的不足为政府滥用土地征用权创造了条件，导致国家土地征用行为缺乏规范2。

2.征地补偿不合理。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征地补偿的非市场化。我国目前的土地赔偿标准是：土地补偿费为被征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偿费用为4~6倍，两者之和最高不得超过被征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这是一种完全与市场脱节的征地补偿制度，它仅仅包括直接的损失，并未包括间接的损失。因为土地存在增值，未引入市场机制——估价制度的征地制度最终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如干群矛盾紧张。第二，被征地农民安置困难。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由于缺乏间接损失补偿，失去土地的农民由于缺乏相应的技能，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之后，生存问题变得严重。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问题并未得到良好的解决。

3.缺乏健全的土地征用法律法规。自建国以来直到现在，我国任然没有一部具体而完整的《土地征用法》来规范土地征用各权利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往往是各个地方各自为政，一方面呈现土地征用碎片化，各有各的规定，各有各的要求；另一方面，各个地方在土地征用中的目的、程序、补偿以及纠纷的解决方面也缺2 葛吉琦，《国外土地征用制度的实践》，《农业经济》2002年第5期

乏具体的规范，土地征用随意性大。

4.征地过程缺乏透明度。在我国，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现状是：在整个土地征用过程中，参与主体往往是政府官员、用地单位和农民集体的个别领导，农民自身通常是被排除在外的。在具体的征用过程中，农民无法了解自己被征土地的实际面积、国家赔偿标准等。面对权益受损，他们不仅无法与政府进行有效的谈判，而且往往被排除在土地征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外。面对庞大的官僚机构，农民对这种不透明的决策机制无能为力，且往往忍气吞声。

三、改革建议及措施

1.缩小征地范围，切实推进以公共利益为征地标准。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明确公共利益，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对公共利益用地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基础医疗等非盈利性用地采取土地征用的方式并实行公平补偿；对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用地，要打破政府土地征用的垄断，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3。二是要积极发展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4。土地征用是支撑一国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式替代现有征地制度下的建设用地供给和资金募集，一味的缩小征地范围也难以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引发城市化进程减缓，政府财政收入锐减等新的问题。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一方面可以缓解城市化进程中的建设用地供给紧张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提高集体用地的使用效率，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提高土地征用赔偿标准。改进当前的土地赔付只注重直接损失而忽视间接损失的赔偿机制。一方面做到提高当前直接赔付机制的赔付标准，另一方面引入土地赔付的市场化机制，加快土地估价制度的建设，为征地补偿费的测算提供依据。同时，土地征用必须改变政府单独定价的不合理方式，以估价方式进行土地赔偿，运用土地评估价格加市场价格的方式，以可以更好的维护农民权益。最后，要加强与征地制度有关的失地农民的安置再就业措施，解决失地农民生存问题，缓和社会矛盾。

3.加强土地征用的法制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任何主体都必须在法律的约束下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在征地制度中，必须有一套完善的法制体系来规范土地征用各方的行为。一是加快完善《土3钱忠好，《中国土地征用制度反思与改革》，《中国土地科学》2004年10月第5期贾生华，《规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是加快征地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地征用法》，形成一部完整具体的土地征用法规，以达到土地征用有法可依的效果。同时，要加强征地执法力度，各级政府要严格按照征地法律程序行事，不可暗箱操作或产生寻租行为。加强征地法制宣传，增强广大农民的法制意识，使之有能力有意识的维护自己的土地财产权利。二是加强对土地征用的监督力度，建立和完善土地征用合法性审查、审批和监督程序，杜绝滥征滥用等违法行为，加强对土地征用过后的监督力度，杜绝“多征不用”或“少征多用”等违法行为的出现。三是建立和完善土地征用听证制度，充分保证农民的知情权，确保土地征用的合法与公平，以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4.加快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当农民土地被征之后，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往往对后期社会效益具有重大影响。对中国农民来说，一旦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其农民的身份和土地的福利绩效，一方面他们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待遇，另一方面又因失去了土地而丧失了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待遇，最终成为弱势群体，造成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状态5。为此，必须改革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保障范围，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使之享受国民应有的待遇，维护其合法权益和国民尊严，以缓和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

5.明细土地发展权归属。当前征地制度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发展权并没有明确的归属，造成在征地中农民权益受损的情况。一方面，可以明确规定将土地发展权和所有权一样，归属于国家，由国家决定其土地的使用方式，征地中补偿给农民的只限于使用权赔偿；另一方面，可以将土地发展权明确归属于农民，在征收土地上获得经济增值应归属于农民。

6.完善土地增值分配机制。农民与开发商、政府之间的征地矛盾，很大部分是由于土地增值过后利润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完善土地增值分配机制，用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各主体之间的利润比例。在农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之后，三方按用地性质定期按比例分配增值利润，形成长期的利润分配机制。

四、结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现行的征地制度显现出了各种问题。由于征地制度涉5 钱忠好，《中国土地征用制度的反思与改革》，《中国土地科学》2004年10月第5期

及到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三方的利益6，为此，合理有效的征地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当代的征地制度存在诸如征用范围过宽、赔偿费用低、政府随意征地、缺乏相应监管等问题，农民与政府在土地征用方面的矛盾也不断激化。为此，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提高赔偿费用标准、完善相关征地的法律法规、杜绝政府不为公共利益而为寻租利益的征地行为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中国这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的国家，土地征用如果忽视了这个庞大群体的利益，整个社会和国家将难以发展。同时，政府和国家必须改变以地养人的发展模式，降低地方和中央对通过卖地积累财政资金的依赖，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唯有如此，方能解决当前征地制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促进我国土地使用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毕宝德，《土地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刘浩，《国外土地征用制度的实践及其对我国征地制度改革的启示》，《江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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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忠好，《中国土地征用制度：反思与改革》，《中国土地科学》2004年第15

期。

4.钱忠好，《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和创新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

5.钱忠好，《中国农地保护：理论与政策分析》，《管理世界》2003年第10期.6.商春荣，《土地征用制度的国际比较与我国土地资源的保护》，《农业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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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汪辉，《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征用》，《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2期。

8.牛若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非农转移中的产权利益问题》，《现代经济探讨》

2003年第12期。

9.曲福田，《土地行政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10.闫振华，《我国集体征地制度之弊端》，《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

年第2期。6 葛吉琦，《国外土地制度的实践》，《农业经济》2002年第5期

第三篇：关于部分城市公车改革的做法及建议

关于部分城市公车改革的做法及建议

因市发展研究中心王科长的邀请,要我发点公车改革方面的贴子,我对此思考的还不深,只好将国内部分城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做法及建议介绍如下，谨供王科长参考。

关于部分城市公车改革的做法及建议

一、主要做法

从先行改革的地方情况分析，改革的思路和举措大体分为以下三种模式：

(一)公车管理规范化：控制车辆的购置、使用和维修，堵塞公车管理中的漏洞。在完全取消公车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一些地区通过严格控制公车购买，规范公车使用、维修制度等，加强对公务用车的监督和管理，为下一步公车改革做好准备。如，成都市对全市公务车辆进行扎口统一管理，出台了“公务车辆编制标准管理办法”，制定了公务车购置审批规程，严格控制公务车的增长；规范和落实公车使用管理制度，对公车落私户现象进行彻底清理，并严肃查处公款报销支付私车费用问题。同时，积极探索公务用车改革路子，在一些部门和乡镇陆续进行发放交通补贴、限额报销汽车费用、租用公车交费制等车改模式试点。

(二)公车服务市场化：公车服务市场化，即实行“公车租用”，就是在一定范围内成立车辆管理服务中心，将党政机关现有公车整建制转为经营性实体，模拟市场租车计价方式，向部门、单位和个人提供有偿用车服务。公务人员按照级别、岗位发放交通补贴或实行费用包干，需用公车时按里程、车型交纳费用。这种改革方式的最大好处是积极稳妥，既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原有公车制度的弊端，又照顾到目前驾驶、后勤人员无法安置的现状。如，山东省泰安市于2001年下半年成立了市直机关管理局车辆管理中心，规定各部门和单位除保留一辆工作用车外，其余车辆和驾驶员全部由车辆管理中心集中管理，统一调度，计价使用。部门按每车每年8000元的标准领取用车代币券，超支不补，节余归己。为使改革平稳过渡，该市采取先开班车，再收回领导专车的方法，减轻收车的压力。当年11月，泰安市53个党政机关搬到新大楼，1700多名公务员从部门领导到一般干部，上下班都持市财政局统一办理的乘车证，搭乘由公交公司开通的专线公共汽车。市委、市政府“两办”带头将所属52辆公车全部移交车管中心，市委书记、市长的车也不例外，随后，其他部门的86辆车及65名正式驾驶员也顺利交接。同时，泰安市把GPS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引入车辆管理，指挥中心根据每一辆车的行驶路线和所处位置，在全国范围内及时就近调度用车，从要车、派车、行程、耗油、计费到问题处理等全过程实现了智能化管理。

(三)公车分配货币化：公车分配货币化，即实行“岗位补贴”，就是公务人员(有些地方是主要领导除外)彻底取消公车待遇，按级别、岗位发放交通补贴，从而变过去的“暗补”为“明补”。与“公车租用”相比，“岗位补贴”更符合职务消费货币化的市场经济法则，也与国际惯例相接轨，是一项从根本上杜绝公车弊端的改革举措。从目前情况看，已进行车改以及将要进行车改的城市，大多数采取了此类方法。交通补贴的发放又分为按月发放(以现金的形式随工资发放)、一次性发放、包干使用等形式。

1、按月发放交通补贴。如，湖北省老河口市是中纪委职务消费综合改革试点市，其公车改革的做法是：车辆向社会公开拍卖。领导干部、司机均可参加竞拍，司机可享受拍卖价20％的优惠。行政、事业编制的司机进行转岗，年纪大的提前退休，拍得汽车的司机，两年内发给每月70％的基本工资。干部发给交通补贴，标准为：最远的乡镇党政正职800元/月，较远的700元/月，较近的600元/月，部门一把手最高的600元/月，中间的500元/月，最低的400元/月。副职减半。

2、一次性发放交通补贴。一次性发放即给车改对象一定数额的购车补贴，并由公家负责车辆保险、养路、年审等固定性费用，其他如汽油、维护、路桥、停车等日常费用均由个人支付，单位不再发给其交通补贴。采取这一改革方法的一般多为南方经济较发达地区。如，《深圳特区报》社的做法是：一次性给55名车改对象每人发购车补贴10万元，明确8年内个人享有使用权，产权依然归单位所有，8年后产权归个人，公家不再负担任何费用。后来该单位又规定公家负担的车辆保险费减少50％。

3、包干使用交通经费。包干使用即对用车费用限额包干，超支自负，节余按比例给予奖励。这种费用补贴方式整个过程不出现货币，避免了一些矛盾，也被称为“准货币化模式”。如，东台市的做法是：在拍卖公车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基础上，对公务交通费实行“总额控制，分档包干”。乡镇领导干部公务用车费用包干到人，其包干标准的确定主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乡镇经济总量、经济实力；二是距市区路程远近；三是领导干部的职务、分管工作任务等。市直机关根据车辆数和公务人员数核定交通费，即在每辆车核定年费用1万元的基础上，区分单位类型确定人均交通费定额，公、检、法、纪等执法执纪机关800元/人，其他机关部门509元/人，中小学校89元/人。公务交通费用以包干券形式发放，超支自负，节余按29％奖励给个人，其余转到下年使用。对特殊情况用车，费用实报实销，但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加以控制。

二、模式比较

三种模式各有特点，也都有不足之处。

(一)公车管理规范化。通过创新和健全制度，加强公务用车的监督管理，堵塞公车使用漏洞，提高公车运行效率。公车增加(更新)过快，使用效率不高以及公车私用等突出问题，从理论上说都可以通过健全制度，加强管理来解决。但实际情况是，思想观念和权力构成没有实质性变化，公车不仅大量存在而且管理分散，仅仅靠制度来解决公务用车中的问题是十分困难的。强化管理的核心在制度，执行制度的关键在领导，而现在许多单位的公车主要是为领导干部服务的，有的已经成为领导干部个人权力和身份的象征。在这种体制下，依靠领导干部的所谓自觉性采解决他们自身或身边存在的问题是不现实的。

在公务用车这个问题上，最需要加强的是制度建设和管理，但关键又不在制度和管理。现在连一些乡镇(科)级干部都拥有专车，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这种现象既不是制度欠缺，也不是管理问题。因此，如果不改革现行公务用车的体制机制，仅仅局限在管理层面上做文章，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管一时而难管长远。

(二)公车服务市场化。通过市场化运作的办法来改革公务用车制度，不仅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而且触及到了公务用车问题的实质。根据公务人员因公使用车辆的实际情况，核定用车额度、确定用车指标或交通补助费，实行经费包干，变原来的无偿使用公车为有偿使用，从而使公车合作真正与公务活动、自身利益挂钩，应该说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公务用车中存在的诸多弊端。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首先，执行公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公用车额度也只能是一个动态的指标。不同机关、不同岗位，需要使用公车的机率不同，即使是同一个公务员在不同的时期需要使用公车的次数也不会一样，因此，要给每个公务人员核定公平合理的用车额度，实际操作中难度很大。如果像有些地方仅仅按公务人员的行政级别来确定用车的额度，公务用车实际上成了“职务用车”，其弊端更加明显。

其次，实行经费包干，使公务用车与自身利益挂钩，很可能给工作带来负面影响。有的地方给公务人员发放交通费，结果有些人钱装进了口袋，该跑的不跑、多跑的少跑，交通费最终成了福利费。有的地方虽然只给用车指标，不兑现为现金，但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手段，也不能保证这些用车指标都是用于公务而不是用于私事。

(三)公车分配货币化。公务用车分配货币化是至今为止国内公务用车制度各种改革措施中最为彻底的办法。除保留行业特种车辆和少量接待用车外，取消所有公车，给公务人员发放数额不等的交通补助，鼓励有条件的公务人员个人买车，从而更为彻底地铲除超标准配车用车和以车谋私等存在的条件。应该说，这一模式体现了今后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方向。但从已经实行公车分配货币化的地区和单位看，改革的力度大也就意味着改革的难度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难处：

一是难在现有驾驶人员和车辆的处理上。现在机关的驾驶人员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有正式编制的公务员，一类是行政附属编制人员，还有一类是临时工或合同工。对于临时工、合同工可以采取辞退或解除合同给予补偿的办法解决。如何安置前两类人员，特别是在短期内大批量地安置好这些有正式编制的驾驶人员绝非易事。至于公务车辆的处理，一些试点单位主要是通过内部认购和公开拍卖两种方法来解决。但是，如果铜陵这样的城市全面推行公车货币化改革，成千辆档次相差不大的车辆同时处理就不会容易。

二是难在货币化改革方案的制定上。如前所述，由于现阶段不同地区不同单位公务用车的多重标准和公务用车自身的不确定性，研究制定货币化改革方案难度不小。其中，要给每个公务人员确定出一个既能体现公平合理，又能促进廉政勤政的货币补助额度更是难上加难。除此之外，财政和社会的承受力也是货币化改革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

三、几点建议

按照“鼓励创新、稳步推进、整体规划、分段实施”的基本思路进行公务用车改革。(一)科学制定公车配备标准。现行公车制度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超编超标配备公车。例如，我国公务用车制度的各种文件规定中，并没有明确乡镇领导享有专车待遇，但实际上乡镇领导不仅有专车，而且还存在超标配车问题。因此，制定公车配备标准是推进公车改革的首要前提。具体标准可作如下规定：(1)乡镇政府不论财力状况如何，一律不准配置公车，公务出行乘坐公共汽交通工具；(2)区县政府及其部门限配一辆公务用车；(3)市直属部门各限配一辆公务用车；(4)现任正市级领导配备专车，现任副市级领导相对固定用车，现任县级领导保证工作用车；(5)公务用车一律限配国产车，现任正市级领导配备排气量3.0以下、价格35万元以内的轿车，其他领导和机关公务用车配备排气量2.0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的轿车。

(二)在制度创新和加强管理的基础上，实行“公车服务准市场化”。建议在严格执行公车配备标准的基础上，将多余的公务用车相对集中，成立机关车辆管理服务中心，模拟市场租车计价方式，向部门、单位和个人提供有偿用车服务。部门按每车每年一定额度的标准领取用车代币券，超支不补，节余归己。原行政车队的车辆和驾驶人员也要整合到重新组建的机关车队。

(三)公开拍卖或以其他方式处理公车，分流安置驾驶人员，给予公务人员用车补贴，实行“公务用车货币化”。方案的实施可依据形势的发展，用2-3年左右的时间分阶段进行。对于机关不同类型的驾驶员建议采取相应的分流措施，使他们各得其所。机关借用的驾驶员可以返回原单位，聘用的驾驶员在聘用合同期满后不再续签，合同未到期的可解除合同并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正式在编的驾驶员中，已进入干部编制的可不再从事驾驶工作，进行必要的培训后转岗工作；行政附属编制的驾驶员可以分流到新组建的机关车辆服务中心，继续从事驾驶工作，也可以买断工龄到社会上自谋职业；年龄较大的驾驶员可以参照公务员有关政策，让其提前离岗或者退休。同时对公务人员的公务用车进行货币补偿，建议货币补偿数额不能定得太高，标准不能只看职务，不看公务，科员到正地标准大致确定为每人每月200—1000元左右的幅度。

第四篇：对推进乡镇改革的建议

对推进乡镇改革的建议

对推进乡镇改革的建议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但“三农”问题是建设全面小康的“短板”。乡镇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处于最低层且发挥基础核心作用的政权组织，其权力的运行和职能作用发挥，事关政权的基础牢固、农村的发展稳定、农民的安居乐业和全面小康的建成。如何进一步理顺乡镇管理运行体制，优化服务职能，合理配置资源，有效改变目前乡镇政府面临的困境，进而实现农村的全面小康，已成为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目前乡镇政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无限小”的权力艰难支撑“无限大”的责任。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都要通过乡镇去落实，乡镇干部形象的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责任重大，但赋予乡镇政府履职尽责的权力却很少。乡镇党委、政府没有一定的干部人事调动权、调整权、任免权，无法有效激发干部活力；没有项目和资金审批权。乡镇政府手上没有任何项目、资金和资源，要实现一方发展只能靠一次又一次地上报文件、一次又一次地说好话。一些项目和资金上级批准了，但建设资金却掌握在部局手里，立项、招标、付款乡镇不能管，但工程质量乡镇要监管，施工环境乡镇要协调，工程验收和报帐单据乡镇领导要签字，这种脱节的管理方式，让乡镇很无奈；没有行政审批权。乡镇辖区的厂矿、企业，其涉及的登记注册、用地审批、环保评审、安全审批、爆破器材审批等乡镇没有审批权，但属地管理责任在乡镇，一旦发生任何不安全、不稳定等责任事故，乡镇必受追究；没有执法权。现在乡镇的执法单位，比如国土所、派出所、计生办、林业站等，都没有独立的执法权，执法只能是调查取证、整理资料，最后报上

级主管局依法处理。

二是政事不分“一锅搅”的工作模式影响肩负全面建成小康的历史重任。乡镇工作千头万绪，包罗万象，工作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乡镇“七站八所”设置不能顺应发展变革。近几年乡镇人才进口封堵，人员进退流转不畅，出现交叉任职现象，造成乡镇干部成为“万能干部”，在工作落实上出现“一哄而上，一哄而下”或“顾头不顾尾”，出现“不务正业”或越位、错位行>使职权，政事不分，该服务的没服务好，该行政的没行政好。

三是“吃饭财政”满足不了群众期盼发展的强烈愿望。乡镇一级政府没有一级财政，经费由县财政年初预算，按季度下拨。“吃饭”财政状况造成乡镇固步自封，艰难保持正常工作运转，一旦有机关建设、突发灾难应对、群众急需诉求解决等硬任务、硬要求，背上沉重债务包袱是难免的。机关干部和受乡镇管理、考核的单位干部的工资、津贴、奖金由县级预算，直接打入干部个人工资折子，上挂站所干部的工资由主管局发放。工资发放权的无法掌控造成干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难以实现奖罚分明。

四是程序化的检查考核难以激发与时俱进的工作激情和活力。有人把乡镇形容成：残缺不全的政府、残缺不全的职能和包罗万象的责任。可在对乡镇的指标检查考核上并没有因天生“残疾”而放松。各级对乡镇制定各种各样的严格考核标准，造成乡镇无自主权，无自由空间，成了“机器人”。硬性考核乡镇产业发展面积的做法造成了镇村干部的强迫命令，对项目建设和基础设施的硬考核造成了乡镇拆东墙补西墙债台高筑。

五是对乡镇干部认识上的“偏见”影响优秀人才积极投身农村这方热土的热情。乡镇干部工作环境艰苦，地位不高。乡镇有一半以上的干部家属没有工作，其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乡镇干部的工资，且享受政策待遇没有上级部门干部优越。社会地位不高，群众不理解他们，上级部门不能很好听取他们的意见。大部分乡镇干部在乡镇一呆就是几十年，有的直到退休，进城工作率低，缺乏城乡交流。社会舆论缺乏对乡镇干部和乡镇工作的正确认识，丑化乡镇干部形象的问题还很突出。

六是干部能力和素质的缺失难以跟上形势发展的要求。乡镇干部是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发展农村经济、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骨干力量，是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宣传者、推动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其能力和素质直接影响着党委、政府工作的贯彻以及惠民政策的落实和基层政权的稳定。目前，乡镇干部大体可划分为两代：“老一代”和“新生代”。“老一代”是多年来一直在乡镇工作，仍然是乡镇的主体，这一代人拥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和广泛的人脉关系，但普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不知不觉蜕变成了新的“文盲”，涉猎前沿科技信息知识基础乏力、掌握和应用吃力。这一部分人，大多缺少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工作只求稳，得过且过，认为自己年龄偏大，追求上进无门、无机会，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新一代”是乡镇干部队伍的新“血液”，是“凡进必考的公务员”、“三支一扶”人员和选调生，他们拥有新知识，新技能，但缺乏农村经验，社会根基浅，还不能独立的开展工作。同时，部分的年轻人，大多娇生惯养，吃不了苦，静不下心，工作浮躁，缺乏进取精神。这两代人新旧交替，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中间出现了断层，很难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

二、对改革的建议

第一、适当下放“三权”，着力解决权责不一致问题。科学划分职权范围，进一步明确乡镇责任。适当赋予乡镇履行职责相匹配的人权、财权和事权，做到人权、事权与财权相结合，责权利相统一。对于县级部门设在乡镇的机构，应尽可能下放人、财、物和事权，由乡镇统一管理；对于上级部门需要乡镇配合的工作，坚持“条块结合，以条为主”进行管理，应赋予相应的权限并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同时，要尊重乡镇，让乡镇有发言权。比如：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民生项目建设、社会事业项目建设等，应该以镇为单位全面做好设计规划方案，坚持“整合资源、资金捆绑、整村推进或整片推进”，按照“先急后缓、先重点后一般、先全局后局部、先支持积极性高”等原则，镇报县审县确定，建立项目规划、申报、审批、实施的科学合理机制，避免争资金跑项目过程中的无序性、盲目性、重复性和不正之风，避免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撒胡椒面”工程、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腐败工程等。比如：乡镇辖区内厂矿、企业及工业项目建立等，其规划审批、项目审批、用地审批、安全审批、环保审批等涉及事项，实行谁审批谁负责，共同研究审批共同负责。如果审批过程中乡镇没有发言权，就不能让乡镇管他们管不了的事。

第二、合理设岗定责，着力解决政事不分问题。结合乡镇工作实际，科学调整乡镇编制，合理调配使用人员，整合乡镇职能站所，使乡镇承担的工作和拥有的人员相一致。要做到“因事定岗，因岗定人”。要优化整合乡镇涉农单位，按照职能定位，赋予服务职责，使其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技术服务、信息服务、生产流通服务等上来，切忌乱拉乱用、施予行政职责、搞行政命令。对于行政干部，要加强各项政策法规的教育培训，促进和引导其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加强对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和监督，严禁瞎指挥、不懂装懂。

第三、加大财税改革，着力解决“吃饭财政”问题。积极探索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科学机制，或者建立对乡镇财政合理预算决算机制。属于乡镇管理的社会事务，要预算必要的财政支出，避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要把乡镇维护农村稳定、应对突发事件和突发自然灾害工作经费列入预算，专款专用；在乡镇的重点项目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民生项目建设等，必须要有项目和资金保障，否则超越乡镇财力的建设项目让乡镇去实施，必然对乡镇造成巨大的债务压力和“寅吃卯粮”的恶性循环。把乡镇机关和单位干部职工工资的发放交给乡镇党委、政府，以便乡镇灵活掌握、奖优罚劣。

第四、科学设置考核，着力解决“疲于应付”问题。在考核工作中，要把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作为乡镇的主业，加大考核力度，不要把项目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等乡镇没有能力不能起决定性作用的任务作为硬性指标去考核。当前考核乡镇工作的主要指标应该体现在：一是农业。主要考核政府对于产业发展的引导能力、示范能力和典型带动能力。考核政府为农民提供产业发展技术、致富技能和信息掌握的服务能力，不能以面积、数字论英雄；二是农村。主要是农村的社会稳定及社会转型期大量出现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新的社会矛盾的如何化解，村容村貌的治理、村庄的长远规划和布局，国家各项惠农政策在农村公平、公开、公正的实施，党的执政基础如何在农村不断强化等问题；三是农民。重点解决农民思想的解放、道德素养的提升、文化生活的活跃、生活方式的转变、文明程度的提高、积极关心支持集体事业的热情等。“三农”工作需要乡镇干部去认真探索和化解的问题还很多，任务还很重，乡镇干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陷入跑资金要项目、保安全抓稳定、迎考核搞应付之中，造成忙忙碌碌而碌碌无为，“硬”任务干“软”了，“软”工作没干“硬”，到头来老百姓并不买帐。

第五、加强规范管理，着力解决“能力缺失”问题。一是加强干部技能素质培训，解决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二是加强干部宗旨教育，解决有位不为的问题；三是建立干部管理激励约束机制，解决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

第六、平等关怀关爱，着力解决“有为有位”问题。加大乡镇干部公开选拔的力度，让有志青年都能在乡镇这片热土锻炼成长成才，尽快解决乡镇干部“活力不足”、“青黄不接”问题；在乡镇适当设置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职务，让一些年龄大、优秀的干部工作有动力。加强乡镇干部与市、县直部门干部、贫困偏远乡镇干部与经济发达乡镇干部的交流，实现干部能进能出、优势互补的良性运行机制。同时要正确认识乡镇干部、理解乡镇干部，不能让乡镇干部既流汗又流泪。长期以来，乡镇干部为推动农村发展做出了无私奉献和巨大牺牲，比如计划生育、催粮要款、征地拆迁、产业发展等，面对硬指标、硬任务以及“摘帽子”、“硬否决”、“严问责”要求，乡镇干部常常会做出伤害群众感情的事，乡镇干部一度成为“作风粗暴”、“刁蛮粗话”的代名词，让乡镇干部树立在社会以及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是检验本次改革成果的关键。

第五篇：关于稳妥推进公务用车改革的建议

公务用车改革应稳妥有序进行

公务用车改革的目的，是规范公务出行，减少三公支出。但在实际改革中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

一是如果按身份发放公车补贴，将和改革的初衷相背离。按照中央关于公务用车改革精神，公车取消后，将适当发放公车补贴。但如果车补的发放和公务员身份严格挂钩，而不是按单位来确定发放范围，那将首次形成一种与身份挂钩的支出，这在过去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公车改革将成为公务员群体新的既得利益，相应侵害了其他工作人员的正常权益。二是公车改革后仍保留部分公务用车并建立公车管理中心的做法不妥。中央明确要求公车改革后，只保留必要的机要用车，其他公务用车一律取消。如果仍保留部分公务用车，并成立一个公车管理中心，用于保障单位用车需要，单位用车可以向其申请，相关费用据实报销。这样的改革，公务员既领了车补，美其名曰落实了中省改革要求，实际上是保留了既得利益，还享受了车补。三公支出将不减反增。三是公车改革补贴按固定标准发放没有体现和公务出行的必然联系。公车补贴的发放标准和实际的公务出行严重脱离，即使是某个公务员一年都不需要公务出行，按改革政策照样领补贴。

此次公车改革，中央给出的指导意见是明确的，省以下政府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应以更为务实的精神，制订更有操作性和可行的改革方案，不能以改革之名谋取特殊群体的利益，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为此，对当前的公车改革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改革宜同步进行。按照现行改革方案，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和其他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改革分开进行，中间留有较长的时间差，不利于改革的彻底和公平公正。特别是给一部分人发放相对固定的车补，将容易形成误解，形成社会对立，激发社会矛盾。二是要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公务用车改革的相关规定，一般公务用车除机要用车外，其他公务用车应全部取消。严禁改革后仍保留较多公务用车并成立公车管理中心这样的做法。三是公务出行纳入差旅费管理办法。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行纳入差旅费报销范围，按照标准据实报销，不再另行发放公车补贴。这在财务上是一种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且和实际公务出行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