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如何“施工”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如何“施工”
2016年11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山西确定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省份之一。一年多来，山西省委高度重视，把试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按照转隶组建、建章立制、评估深化三个阶段有力有序推进改革试点工作，整合反腐败力量，加强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
一、党委书记当好“施工队长”，以高度政治自觉“按图施工”
“各级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思想上要十分清醒，政治上要十分坚定，行动上要十分自觉，不仅要上手，更要上心，不仅要担当，还要干好。要当好‘施工队长’，防止原则性领导，做到亲自调查研究，亲自把握方案，亲自组织协调，亲自破解难题，统筹推进试点工作，确保领导坚强有力有效。”2016年12月2日，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在全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培训会上，对与会的省市县三级党委书记明确提出要求。
作为“施工队长”，骆惠宁亲自抓、带头干，总体工作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办，发挥了关键作用。山西省委成立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由骆惠宁担任组长，省委副书记担任第一副组长，纪检、组织、政法和人大常委会、检察机关等相关负责同志担任副组长，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领导。
根据中央精神，山西省委提出了“转隶开局、平稳过渡、逐步深化、规范高效”的工作思路，确定了“三步走”总体安排：第一步突出“转隶”；第二步突出“建制”；第三步突出“深化”。围绕‘三步走’，省委先后制定了‘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主
要是集中抓‘转隶’；第二个方案主要是聚焦制度创新；第三个方案主要是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三个方案的共同点是解决改什么怎么改、谁来抓如何抓等操作层面问题。同时针对市县试点中的共性问题，出台了市县试点工作指导意见，为试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提供了具体指导。山西省三级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逐一同转隶人员面对面谈心谈话，班子成员入户家访2807次，不少地方的党委书记亲自与转隶人员谈心谈话，不断强化“进一家门、成一家人、说一家话、干一家事”的意识，促进干部队伍深度融合。
“监察体制改革最大的特点是加强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通过整合反腐败力量，从组织形式、职能定位、办案程序上实现了由‘结果领导’向‘全过程领导’转变，保证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决策权、审批权、监督权，促进了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晋中市委书记介绍，“现在各级党委定期听取汇报、分析研判反腐败形势、研究解决重大问题、把握政治生态，党委书记肩负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变得实实在在。”
二、狠抓建章立制，强化内控机制，疏通“纪法”“法法”衔接“堵点”，确保制度管用可行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郭海案是山西省监委第一起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早在3年多前，检察机关就接到了郭海涉嫌失职渎职、造成企业严重亏损的举报并对其立案，但由于《刑法》第168条规定国有企业人员涉嫌失职渎职由公安机关管辖，就搁置了。当时省公安厅、省国资委纪委都展开了调查，但由于
反腐败力量分散，谁都管却谁都没管得住、管到位。
山西省监委成立后，《省委政法委统筹指导政法机关支持配合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意见》对部分案件管辖权进行了调整，明确规定《刑法》中第163条至169条原来由公安机关管辖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罪名，以及涉及村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人员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罪名，一并调整为监委管辖。类似郭海案原先“九龙治水”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在省委主要领导的统一指挥下，省监委于去年2月26日启动初核，省委书记专题会议听取案情汇报，于3月21日决定对郭海采取留置措施。通过办案人员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郭海不仅承认了自己失职渎职的问题，还主动交代了自己受贿1600多万元的情况。去年7月15日，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受贿罪判处郭海有期徒刑十三年，郭海当庭表示认罪。原先拖了3年的案子现在只用了不到3个月就查清，总共4个多月就办下来了。郭海案最大的标志性意义就是把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优势转化成了执纪效能，这得益于建立了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
省委副书记黄晓薇介绍，山西省委在试点之初就积极谋划、部署建章立制工作，通过建立“4个一”工作制度，解决纪委监委内部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等“纪法”协调衔接问题；通过建立“1+4”10项制度体系，打通监察机关与执法机关、司法机关“法法”协调衔接关键环节。
山西省纪委在去年2月底起草完成“一个办法”（执纪监督监察工作试行办法）、“一打规范”（调查措施使用规范）、“一张流程图”（执纪监督监察工作流程图）、“一
套文书”（执纪监督监察常用文书），对线索处置、谈话函询、初步核实、立案审查、案件审理和内部监督管理等进行“流程再造”，细化12项调查措施的内涵和使用程序，统一61种常用文书，着力提高工作规范化水平。
同时，省委政法委牵头协调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四部门建立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制定了以《省委政法委统筹指导政法机关支持配合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意见》为牵引，以法、检、公、司各部门工作办法为主体的10个试行文件组成的“1+4”制度体系，强调在试点期间检察机关不再设立新的机构专门受理职务犯罪案件，慎重使用、严格审批不起诉权力；明确留置折抵刑期；公安机关协助执行相关调查措施、看护留置人员；司法部门配合做好律师教育管理和司法鉴定工作，等等。各项规定明确具体，操作性比较强，为改革试点目标落地奠定了制度基础。
“4个一”制度在去年3月底正式印发后，经过几个月的运行，起草组又吸收了对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分析反馈意见和实践中发现的不完善的问题，反复进行讨论修改后，于2017年9月再次印发，力求使制度在实践中更加实用可行。
例如：根据《司法行政机关支持配合监察委员会查办案件工作办法（试行）》规定，县纪委监委如果需要调查询（讯）问在押罪犯的，需指派二名以上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持本人身份证、工作证以及县级以上监察委员会出具的正式公函（介绍信），前往监狱询（讯）问在押人员，各监狱应予配合。在这项制度出台前，县纪委如果想询（讯）问距离几公里远的县监狱的在押罪犯，需要先向市纪委打报告，市纪委再向省纪委打报告，再由省纪委向省司法厅有关部门去函，省司法厅再向省监狱管理局去函，最后由省监狱管理局向该县监狱发函才能实现。“一下子省去了好多个环节，方
便多了！”
三、全面开展分析评估和案件评查工作，通过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全面提升试点工作质量
有的市县党委抓改革部署要求多、督促检查少；有的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还担任市人大常委；在办公、谈话、留置场所方面还存在改造建设不达标、规章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这些问题是2017年7月19日至27日，为了找差距、补短板、促深入、抓落实，按照省委《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评估方案》和省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的统一部署，省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带队，对山西省11个市、27个县的试点工作开展分析评估和案件评查时发现的。其间，评估组对照省评估指标体系7方面17大项50小项的内容，通过听、看、查、访、谈、评等方式逐项评估；听取试点工作整体汇报和专题汇报50次，同886名市县两级纪检监察干部和政法机关干部进行座谈，抽查评估396起线索处置、违纪违法案件卷宗，走访被谈话、审查对象162人，查看谈话室、留置场所208处，查阅收集各类工作资料上万份。针对评估、评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归纳，共梳理出125个问题，其中由省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统筹解决22个，各市县分别解决103个，较好地达到了以评促改的目的。
针对试点工作中的实践课题，山西省还进一步抓延伸抓拓展，部署开展了“三试点一探索”的自选动作，即组织开展政务处分、乡镇监察、派驻监察试点工作，探索对驻晋铁路运输单位的监察工作。
朔州市平鲁区和临汾市安泽县是山西开展乡镇监察工作的试点地区，目前该项工作已经在全省全面推开。从人员配置上，每个乡镇设2名县（市、区）监委派出监察员，1名为乡镇纪委书记，由县（市、区）委任命；1名为乡镇普通公务员，由县（市、区）监委任命。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监察对象为乡镇机关内设行政机构及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学校和医院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村“两委”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中从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
监察体制改革使得山西实现了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实现了由监督“狭义政府”到监督“广义政府”的转变。目前，该省各级纪委监委监督监察对象共计297.52万人，比以往增长18.74%，其中非党员对象占18%。
2017年11月30日，山西省委召开了省市县乡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和省市县政法委书记、检察长等参加的全省进一步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就深化改革试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省委书记骆惠宁在会上强调：“我们要按照习总书记的教导，敬终如始地做好改革工作，持之以恒，善作善成，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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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精心组织按图施工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精心组织按图施工
党委书记当好“施工队长”，以高度政治自觉“按图施工”
“各级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思想上要十分清醒，政治上要十分坚定，行动上要十分自觉，不仅要上手，更要上心，不仅要担当，还要干好。要当好‘施工队长’，防止原则性领导，做到亲自调查研究，亲自把握方案，亲自组织协调，亲自破解难题，统筹推进试点工作，确保领导坚强有力有效。”2016年12月2日，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在全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培训会上，对与会的省市县三级党委书记明确提出要求。
作为“施工队长”，骆惠宁亲自抓、带头干，总体工作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办，发挥了关键作用。山西省委成立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由骆惠宁担任组长，省委副书记担任第一副组长，纪检、组织、政法和人大常委会、检察机关等相关负责同志担任副组长，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领导。
根据中央精神，山西省委提出了“转隶开局、平稳过渡、逐步深化、规范高效”的工作思路，确定了“三步走”总体安排：第一步突出“转隶”；第二步突出“建制”；第三步突出“深化”。“围绕‘三步走’，省委先后制定了‘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主要是集中抓‘转隶’；第二个方案主要是聚焦制度创新；第三个方案主要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山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任建华介绍说，“这三个方案的共同点是解决改什么怎么改、谁来抓如何抓等操作层面问题。同时针对市县试点中的共性问题，出台了市县试点工作指导意见。这些方案和意见，为试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提供了具体指导。”
朔州市平鲁区检察院原反贪局副局长没想到，因为转隶到监察委员会的事儿，区委书记吴晓斌会亲自找他谈心谈话，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俗话说‘娶进门的媳妇和嫁出门的闺女不一样’，听到转隶的消息，我确实担心到了新单位成了少数派、被边缘化、跟不上节奏。吴书记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给我讲，终于打消了我的顾虑。”事实上吴晓斌对其他10名从检察院转隶到监委的同志都先后进行了一对一谈心谈话，区纪委的负责同志还亲自到转隶人员家中家访。据介绍，山西省三级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逐一同转隶人员面对面谈心谈话，班子成员入户家访2807次，不少地方的党委书记亲自与转隶人员谈心谈话，不断强化“进一家门、成一家人、说一家话、干一家事”的意识，促进干部队伍深度融合。
“监察体制改革最大的特点是加强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通过整合反腐败力量，从组织形式、职能定位、办案程序上实现了由‘结果领导’向‘全过程领导’转变，保证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决策权、审批权、监督权，促进了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晋中市委书记说，“现在各级党委定期听取汇报、分析研判反腐败形势、研究解决重大问题、把握政治生态，党委书记肩负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变得实实在在。
狠抓建章立制，强化内控机制，疏通“纪法”“法法”衔接“堵点”，确保制度管用可行
作为山西省监委第一起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郭海案的经办人，省纪委第二执纪审查（调查）室主任周跃武对监察
体制改革带来的改变体会深刻。转隶前曾任山西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的他告诉记者，早在3年多前，检察机关就接到了郭海涉嫌失职渎职、造成企业严重亏损的举报并对其立案，但由于《刑法》第168条规定国有企业人员涉嫌失职渎职由公安机关管辖，就搁置了。“当时省公安厅、省国资委纪委都展开了调查，但由于反腐败力量分散，谁都管却谁都没管得住、管到位。”
山西省监委成立后，《省委政法委统筹指导政法机关支持配合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意见》对部分案件管辖权进行了调整，明确规定《刑法》中第163条至169条原来由公安机关管辖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罪名，以及涉及村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人员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罪名，一并调整为监委管辖。类似郭海案原先“九龙治水”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在省委主要领导的统一指挥下，省监委于去年2月26日启动初核，省委书记专题会议听取案情汇报，于3月21日决定对郭海采取留置措施。通过办案人员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郭海不仅承认了自己失职渎职的问题，还主动交代了自己受贿1600多万元的情况。去年7月15日，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受贿罪判处郭海有期徒刑十三年，郭海当庭表示认罪。“原先拖了3年的案子现在只用了不到3个月就查清，总共4个多月就办下来了。郭海案最大的标志性意义就是把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优势转化成了执纪效能，这得益于建立了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周跃武感慨道。
省委副书记介绍说，山西省委在试点之初就积极谋划、部署建章立制工作，通过建立“4个一”工作制度，解决纪委监委内部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等“纪法”协调衔接问题；通过建立“1+4”10项制度体系，打通监察机关与执法机关、司法
机关“法法”协调衔接关键环节。
山西省纪委在去年2月底起草完成“一个办法”（执纪监督监察工作试行办法）、“一打规范”（调查措施使用规范）、“一张流程图”（执纪监督监察工作流程图）、“一套文书”（执纪监督监察常用文书），对线索处置、谈话函询、初步核实、立案审查、案件审理和内部监督管理等进行“流程再造”，细化12项调查措施的内涵和使用程序，统一61种常用文书，着力提高工作规范化水平。同时，省委政法委牵头协调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四部门建立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制定了以《省委政法委统筹指导政法机关支持配合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意见》为牵引，以法、检、公、司各部门工作办法为主体的10个试行文件组成的“1+4”制度体系，强调在试点期间检察机关不再设立新的机构专门受理职务犯罪案件，慎重使用、严格审批不起诉权力；明确留置折抵刑期；公安机关协助执行相关调查措施、看护留置人员；司法部门配合做好律师教育管理和司法鉴定工作，等等。各项规定明确具体，操作性比较强，为改革试点目标落地奠定了制度基础。省政法委书记商黎光说，这套制度体系从无到有，试行结果表明，规范有序地统一了全省政法干警的思想行动，有力地支持配合促进了我省监察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弘利教育，遴选省力http://www.xiexiebang.com/
“制度也是有生命力的，就像庄稼一样在不断生长。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苗培育好，不断修枝剪叶，让制度和实践越来越适应。”山西省纪委监委第三执纪审查（调查）室副主任说，“4个一”制度在去年3月底正式印发后，经过几个月的运行，起草组又吸收了对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分析反馈意见和实践中发现的不完善的问题，反复进行讨论修改后，于去年9月再次印发，力求使制度在实践中更加实用可行。
运城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给记者举了个例子：根据《司法行政机关支持配合监察委员会查办案件工作办法（试行）》规定，县纪委监委如果需要调查询（讯）问在押罪犯的，需指派二名以上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持本人身份证、工作证以及县级以上监察委员会出具的正式公函（介绍信），前往监狱询（讯）问在押人员，各监狱应予配合。而在这项制度出台前，县纪委如果想询（讯）问距离几公里远的县监狱的在押罪犯，需要先向市纪委打报告，市纪委再向省纪委打报告，再由省纪委向省司法厅有关部门去函，省司法厅再向省监狱管理局去函，最后由省监狱管理局向该县监狱发函才能实现。“一下子省去了好多个环节，方便多了！”
全面开展分析评估和案件评查工作，通过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全面提升试点工作质量
有的市县党委抓改革部署要求多、督促检查少；有的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还担任市人大常委；在办公、谈话、留置场所方面还存在改造建设不达标、规章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以上问题，是去年7月19日至27日，为了找差距、补短板、促深入、抓落实，按照省委《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评估方案》和省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的统一部署，省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带队，对山西省11个市、27个县的试点工作开展分析评估和案件评查时发现的。其间，评估组对照省评估指标体系7方面17大项50小项的内容，通过听、看、查、访、谈、评等方式逐项评估；听取试点工作整体汇报和专题汇报50次，同886名市县两级纪检监察干部和政法机关干部进行座谈，抽查评估396起线索处置、违纪违法案件卷宗，走访被谈话、审查对象162人，查看谈话室、留
置场所208处，查阅收集各类工作资料上万份。针对评估、评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归纳，共梳理出125个问题，其中由省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统筹解决22个，各市县分别解决103个，较好地达到了以评促改的目的。
针对试点工作中的实践课题，山西省还进一步抓延伸抓拓展，部署开展了“三试点一探索”的自选动作，即组织开展政务处分、乡镇监察、派驻监察试点工作，探索对驻晋铁路运输单位的监察工作。
朔州市平鲁区和临汾市安泽县是山西开展乡镇监察工作的试点地区，目前该项工作已经在全省全面推开。从人员配置上，每个乡镇设2名县（市、区）监委派出监察员，1名为乡镇纪委书记，由县（市、区）委任命；1名为乡镇普通公务员，由县（市、区）监委任命。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监察对象为乡镇机关内设行政机构及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学校和医院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村“两委”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中从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
祁县麓台城区城南村渠某某从1998年8月到2016年7月一直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对城南村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但从2010年起，渠某某在村财务上动了歪脑筋，不惜损害群众利益，从中捞取钱财。县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后对其进行立案调查，查明他存在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等问题，并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但渠某某认为自己是村委会主任、集体企业负责人，已经不是党员，县纪委对其“无计可施、无可奈何”，仍不收敛、不收手。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非党村干部也纳入了监察范围。针对群众对渠某某的信访问题，在县委领导下，由县监委牵头与县公安局配合共同对其违法犯罪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明确县监委对其涉嫌职
务犯罪进行初核，公安机关负责对其涉嫌骗取贷款罪进行调查，一举清除了群众身边的“蛀虫”，全村百姓拍手称快。
留置是监察体制改革中广受关注的一项措施，山西省在改革中明确强调，要慎用、少用、短用留置措施。对此，运城市监委探索在案件查办中，实现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转变。运城市生活废弃物处置中心每年用在垃圾处理上的费用高达1亿元，但城市脏乱差现象仍时有出现，群众反映强烈。去年初，市监委接到举报线索后，从外围取证开始调查，通过调阅账目、谈话等方式，发现该中心自2015年起垃圾运送量和车辆燃油用量出现异常增长，进而掌握了该中心原主任李萍伙同他人通过虚开燃油发票、虚增垃圾运送量等方式骗取国家财产的犯罪证据，在没有对涉案人采取留置措施的情况下，仅用了40多天就查清案情。“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纪委监委的同志通过这次练兵强化了法治意识，提高了办案能力。”李曾贵告诉记者。
监察体制改革使得山西实现了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实现了由监督“狭义政府”到监督“广义政府”的转变。目前，该省各级纪委监委监督监察对象共计297.52万人，比以往增长18.74%，其中非党员对象占18%。盂县国土资源局下辖地产中心会计高某，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公务员，但在填写行使公权力人员摸底调查表的过程中，明白了自己也是监察对象，主动向组织交代了挪用公款的问题。
2017年11月30日，山西省委召开了省市县乡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和省市县政法委书记、检察长等参加的全省进一步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就深化改革试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我们要按照习总书记的教导，敬终如始地做好改革工作，持之以恒，善作善成，继续走在全国前列。”骆惠宁在会上强调指出。
第三篇：岚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岚县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为做好我县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按照中央、省、市关于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安排部署，结合实际，现就岚县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监督职能，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使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相统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目标任务
要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要通过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履行反腐败职责，积极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深入推进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三、工作原则
围绕“转隶开局、平稳过渡、逐步深化”的思路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改革重点，着力解决监察范围过窄、反
2县监察委员会设主任1名，由县纪委书记兼任；副主任2名，由县纪委副书记兼任；委员4名，其中县纪委常委兼任2名。县监察委员会主任由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副主任、委员，由县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岚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六）明确监察委员会的职责
县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监督：对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调查：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
处置：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出处分决定；对在行使职权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七）明确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和监察对象
维护宪法和法律；依法监察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的情况，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监察委员会对本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的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群众自治组织中从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依法实施监察，实现对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
(八)赋予监察委员会的权限手段
根据相关规定，县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监察权，运用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措施开展调查，收集、调取有关证据，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需要采取技术调查、限制出境等措施的，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在调查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中，对已经掌握部分涉嫌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调查的被调查人，具有案情重大、复杂，可能逃跑、自杀，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等妨碍调查行为等情形之一的，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将其留置，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特殊情况下经批准，可延长一次，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也可采取留置措施。县监委会采取留置措施，需经市监委会审核把关后，报省监委会批准。试点期间，县监委会要向吕梁市监委会和县
6员会监督制约等机制。
六、具体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为确保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顺利推进，县委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县人大、县政法委、县编办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岚县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纪委，办公室主任由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兼任。
2、强化分工协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切实履行好各自的职责，要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分工协作，特别是相关部门一把手要把握时间节点，做到亲自调查研究，亲自把握方案，亲自组织协调，亲自破解难题。县纪委要担好专责，细致谋划，具体操作，扎实做好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和任务落地，政法委和人民检察院要配合做好转隶工作，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组织部、编办、财政局和后勤中心要就改革所涉及的机构编制、人员调配、后勤保障等事项进行深入研究，牵头推进，确保各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按时完成。
3、审慎稳妥推进。这次试点改革是一次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一定要加强研究，认真学习中央政策和文件以及省委、市委和县委的部署要求，对改革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找准、找细，妥善解决。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上级请示汇报，确保改革工作高效推进，高标准完成。
4、坚决挺纪在前。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保密纪律，做到“四个严禁”，即：严禁违规调动或任用干部，严禁随意扩散改革内容，严禁传播小道消息，严禁违反组织原则擅自行事。
第四篇：监察体制改革
监察体制改革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决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试点省（市）探索实践，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工作，圆满完成试点任务，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在全国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上要求，各级党委和纪委全面准确把握党中央部署要求，统一思想行动，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进行了审议。1.草案明确由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进行领导。监察机关跟纪委一样是属于政治机关。
2、明确监察对象对从事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全覆盖，3.留置期限折抵刑期。4.明确有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技术调查措施、通缉、限制出境措施的权力。5.对被调查人出现特定情况，有量刑建议权。6.明确监察机关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7.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审计机关等国家机关在工作中发现的公职人员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问题线索，应当移送监察机关。8.草案规定讯问以及调取、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时要全程录音录像，但未规定将录像随案移送。只是规定留存备查。9.明确监察人员辞职、退休三年内，不得从事与监察和司法工作相关联、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职业。
监察体制改革有利于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于健全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具有重大意义。
2017年10月30日至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全过程测试留置流程，增强规范性和可操作性。通过改革试点，试点地区均以留置取代“两规”，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法治难题，提升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能力。留置的条件是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留置在特定场所。另外，反贪、反渎和预防职务犯罪部门的检察院人员转隶到监察委，试点地区纪委、监委对转隶人员加强党章党规党纪教育，补齐短板，有效提升履职能力。
第五篇：【重磅】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及史上最全《方案》解读
【重磅】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及史上最全《方案》解
读
新闻
11月7日晚，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下称《方案》），北京、山西、浙江将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近日到北京、山西、浙江就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调研。王岐山指出，六中全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再动员、再出发，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是落实全会精神的重大举措。
监察委员会实质上是反腐败机构，监察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成立监察委员会，作为监督执法机关与纪委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是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司法改革，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涉及我国政治体制、政治权力、政治关系的重大调整，具有重大深远的历史意义！
今天小编会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系列资料整合希望给大家奉上最全面的解读欢迎大家收藏哦 1方案内容
《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
2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落地工作
1、改革小组由谁统筹？
开展试点的三个省（市）均已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人选: 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担任工作小组组长； 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担任工作小组组长；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担任工作小组组长；
11月7日发布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要求，除了在中央层面将会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对试点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服务之外，试点地区党组织要担负起主体责任，对试点工作负总责，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由省（市）委书记担任组长。
2、小组办公机构设在哪？
浙江省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集中人员、集中办公，开展改革试点各项准备工作。北京市改革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就设在市纪委。
11月7日发布的《方案》中指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建立健全监察委员会组织架构，明确监察委员会职能职责，建立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机制，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
也就是说，监察委将与同级纪委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这样的“一套人马”，将实现对公职人员的全覆盖，无论党员还是非党员，无论政府部门还是其他部门，都在监察范围内。
3、人大常委会主任为何出席会议？
根据北京市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公布的消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出席了本次会议。
11月7日发布的《方案》中明确指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在试点的三个省市，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省（市）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
这就意味着，在试点地区，监察机构将从原来的行政部门中单列出来，改由当地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像法院、检察院一样，接受人大监督。
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也将监察机关与人大、政府等并列提出，公报中指出“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
在此之前，中央高层便已着手规划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201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明确提出，“抓紧做好行政监察法修改工作，为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提供法律保障”。
今年初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讲话中提出，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他还明确要求，要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据了解，这是有关将现行的行政监察体制升格为“国家监察”最早的提法。此后，全国人大也将修改《行政监察法》纳入今年立法计划。
据介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
由此可以预想的是，今后的国家机构体制应该是人大选举产生“一府一委两院”。
4、小组成员都有谁？
按照目前的架构，关于“反腐败”这一工作的职能，大家最熟悉的，肯定首先是纪委；检察院内设的反贪局、反渎职侵权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也算 此类；而在国务院的内设机构中，则还有监察部、审计署、国家预防腐败局等；公安、法院等机构，则也有侦查、审判等职能。不同的部门，适用于不同的人群范围，或者在反腐败这个条线上的不同阶段承担不同任务。
在这三地进行试点的监察委员会，将实现上述哪些反腐职能部门的合并和重组，从出席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会议的人员组成，便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根据报道，北京市领导李书磊（纪委书记）、姜志刚（组织部长）、张延昆（政法委书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敬大力出席会议。
浙江省成立的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除了省委书记夏宝龙担任组长，省委副书记袁家军，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任泽民担任副组长，其他相关领导担任成员。
由此可见，本次改革可能涉及到纪委、政法委、检察院等多个条线。由此会涉及到机构和人员的变动，因此也需要组织部门的参与。3山西省的具体落实与进展 4社会各界对《方案》的全面解读 政治改革和反腐治本的新探索 中国检察机关反贪局的来龙去脉
由于尚未看到方案的原文全文，故暂时不知道具体实施内容。不过，我们可以先来讨论一下，监察体制改革到底应该注意些哪些问题。
当前我国反腐败体制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检察机关在打击腐败犯罪方面权力过大，很容易出现新的腐败现象。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直接侦查并且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检察院在侦查阶段发现犯罪事实相对较轻，或者不构成犯罪，那么，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权不仅可以导致刑事诉讼终止，而且可以让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逃脱法律的制裁。限制检察院在贪污贿赂渎职犯罪领域的侦查权，对贪污贿赂渎职犯罪侦查起诉实行必要的监督，不仅有利于减轻我国检察机关在打击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方面承受的压力，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检察机关在打击贪污贿赂渎职犯罪领域的腐败现象。
因此有人呼吁，应当尽快修改刑事诉讼法，建立相对独立的贪污贿赂渎职犯罪侦查机关，实现贪污渎职贿赂犯罪侦查与起诉分离的原则，防止检察机关权力过大，从而导致贪污贿赂渎职犯罪办案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个人私利。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把贪污贿赂渎职犯罪侦查作为反腐败的一项重要工作，交给特别设立的部门行使侦查权，如果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那就可以直接移交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只有起诉权而没有侦查权。贪污贿赂渎职犯罪侦查机关类似于香港的廉政公署，在接到群众举报或者发现犯罪线索之后，必须启动调查程序，并且将调查的结果张榜公布。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防止在反腐败过程中出现新的腐败现象，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检察机关反腐败工作压力，从而使检察机关充分利用自己的起诉权，保护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和受害人的合法利益。
不过，如果只是成立类似于香港廉政公署那样的侦查机关，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侦查工作，也有可能会顾此失彼，挂一漏万。我国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和商业贿赂案件分别有不同的机关侦查，如果贪污贿赂渎职犯罪侦查机关只负责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渎职犯罪问题，那么，在办案过程中有可能会面临新的体制障碍。所以，在反腐败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吸取香港廉政公署的办案经验，扩大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侦查范围，将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的腐败问题纳入调查范围，并且依法将犯罪案件移送起诉，同时又要照顾到内地的实际情况，在精简机构、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基础之上，建立更加完善的反腐败侦查体制。
部分学者之所以提出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全面负责反腐败工作，就是考虑到了香港廉政公署办案的经验和教训，把现有的行政监察、腐败预防、国家审计等机构都纳入监察委员会，建立具有广泛调查权和侦查权的监察委员会，既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侦查，同时又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预防和惩戒，从而使反腐败的权力高度集中，反腐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是，另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行政监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反腐败，国家审计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腐败机关，将行政监察和预防腐败以及国家审计纳入统一的监察委员会，负责反腐败工作，有可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行政监察的重要职能是提高政府工作的效能，督促政府工作人员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依法行使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提高行政效率。将行政监察机关简单的理解为反腐败机关，有可能会导致在反腐败体制改革过程中削弱行政监察的职能，降低行政监察效率。而国家审计是为了确保国家资金的正常使用，它包括事前审计、事中审计和事后审计，各国在发挥审计机关作用的过程中，逐渐演变出责任审计和效能审计，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所以，如果把国家的审计机关仅仅看作是反腐败的机关，或者扩大反腐败的内涵和外延，把审计机关纳入到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范围，有可能会在客观上削弱审计机关的作用，从而使国家审计机关的职责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完善反腐败体制，既要看到我国当前检察机关权力过大产生的问题，同时又要防止出现新的机构膨胀现象，胡子眉毛一把抓，把不属于反腐败的机关合并到监察委员会，从而使监察委员会成为一个超级机构。有人说，我国应当把行政权、司法权和监察权区分开来，充分发挥监察委员会的作用，提高反腐败的效率。笔者认为，通过修改宪法建立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领导的监察机关确有必要。但是，如果把行政机关的效能监察和国家审计职能都归入国家监察机关，那么，有可能会导致反腐败范围扩大，不利于集中解决我国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腐败犯罪问题。
其次，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反腐败过程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如何将党内的监督和政协监督、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建立更加有效地监督机制，是我国反腐败体制改革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党内监督条例的修改，进一步强化了党内监督的作用，把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把政协监督、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统一起来，有利于建立更加完善的监督体制。但是，党内监督的重心在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强化党内监督的同时，如何实现与政协监督、人大监督以及社会监督有效地对接，这是我国反腐败体制改革必须考虑的问题。
当前我国反腐败主要依靠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在立案调查等方面有明确的法律和纪律依据。但是，党内纪律处分不透明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所以，需要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纳入党内监督之中，或者换句话说，纪律检查委员会把自己“摆进去”，在监督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同时，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接受政协、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如果在完善我国反腐败体制的过程中，过分依赖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反腐败的终极机关，那么，反腐败有可能会成为“半导体”。
建立相互监督制约的反腐败体制，是我国反腐败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在反腐败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充分考虑到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反腐败过程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党外监督的重要对象，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出现“灯下黑”，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反腐败体制改革不会出现“死角”。
反腐败体制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构调整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职能分配问题，既涉及思想观念问题，同时又涉及权力分配问题。从思想观念上来看，反腐败体制改革必须彻底消除人治观念，真正树立现代法治观念，用良好的制度来约束人，而不是用信任来代替监督。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经验和教训表明，如果用信任来代替监督，反腐败很可能会出现更大规模的腐败。这也是最近刚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强调的，“坚持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强调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只有建立相互制约的反腐败体制，让反腐败机关同样接受监督，才能防止出现连锁反应，才能避免出现反腐败过程中形成新的腐败问题。
加强对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监督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扮演先锋队的角色，更应该率先垂范，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反腐败体制建设必须把对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不断约束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防止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反腐败过程中利用手中的权力从事新的腐败活动。在这方面，香港廉政公署创制了一套非常有效的监督体制，从接受投诉开始，廉政公署处理每一个案件都必须自觉地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廉政公署的公信力，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更多市民主动向廉政公署提供犯罪线索，帮助廉政公署惩治腐败犯罪活动。
监察体制改革必须统筹兼顾，既考虑到反腐败与行政效能监察之间的关系，妥善处理监察机关与国家审计机关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考虑到中国特色，处理好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与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以及贪污贿赂渎职犯罪侦查机关之间的关系，在分工合作、相互制约、互相监督的基础之上，建立独具中国特色的反腐败监察体制。
总之，反腐败体制改革既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把不属于反腐败的机关通通合并在一起，形成庞大的反腐败机构，同时又不能小打小闹，只是进行机构的调整而没有实现职能的转换。反腐败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巩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修改完善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体系，建立权责分明的反腐败机构。反腐败体制改革必须以法律为先导，在尊重宪法基本原则基础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设立专门的反腐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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