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4某外资企业不服海关行政不作为行政复议案
某外资企业不服海关行政不作为行政复议案
申请人某公司2004年11月以外资设备物品贸易方式申报进口设备一批,总价值20万美元,照章征税计人民币50万元。由于各种原因,该公司无法开展生产和继续经营。2005年2月,外经贸部门批准公司终止经营。同年3月,公司申请退运上述进口设备。其间3月21日,该公司向海关提交退还进口设备已征关税及增值税申请。海关经研究并请示上级海关后作出不予退税决定,通过电话告知该公司和所在地外经贸部门。同年7月1日,公司负责人和所在地外经合作局有关人员到海关开会。会上,海关正式向与会人员告知了海关不予受理退税申请的决定及依据、理由,并介绍了海关受理退税申请的条件及审批程序。2006年3月,专业律师就同一事项向海关递交了该公司书面退税申请。海关口头告知海关已就该事项作出了不予退税的决定。
该公司以海关对其退税申请未予答复为由,于2006年5月向原海关上一级海关申请复议。申请人述称进口设备己办理退运手续,根据有关规定向原海关提出退还税款的申请,但原海关对申请人的申请不予答复。申请人认为,原海关的行政不作为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请求复议机关依法责令原海关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出返还申请人已经交纳的进口设备关税及增值税的行政决定。被申请人答复称,在与申请人的会议上,已口头告知海关不予受理退税申请的决定及其理由、依据,并说明海关受理退税申请的条件及审批程序,明确表示海关按照操作规程将不再作不予受理的书面答复。某律师持该公司《申请报告》向被申请人申请退税,未出具该公司委托其办理海关手续的授权委托书。被申请人当即向来人作了情况说明,告知其海关已经作出不予退还已征税款的决定,其他事宜请该公司或其委托人前来海关办理。不存在行政不作为行为。
复议机关经复议认为,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退税申请后已对其申请作出了相应的答复,申请人在复议申请中所称的被申请人对其提出的退税申请不予答复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但是,被申请人采取口头告知申请人不予退税决定的处理方式存在不当之处。为此,决定:
(一)确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退税申请已作答复的事实;
(二)由被申请人在规定时限内将对退税申请的处理决定及有关事项书面告知申请人。海关律师点评
该案是比较典型的涉及海关行政不作为的案件,案情虽然相对简单,但从中可以了解到:
(一)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作为类型的案件相比,在争议产生、诉求内容、答辩方向特别是举证责任等多个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
虽然,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反映出其已经就申请人的退税申请作出口头答复,但恰恰是这种处理方式是否表明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容易引起行政争议。因此,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相应的告知和送达是非常关键的行政程序,也容易产生执法瑕疵。作为行政相对人一方,必须认真做好相关证据的固定工作,以便事后进行举证,更好地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口头作出不予受理退税申请的决定合法不合理。
在行政复议中,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包括合法性审查和合理性审查两个方面。行政相对人向海关提出书面申请,法律法规明确规定需书面方式或其他方式答复的,海关必须按照规定形式予以答复。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答复方式的,海关一般也应当书面进行答复。这就是合理性的问题。在本案中,被申请人收到退税申请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对海关收到退税申请后是否应以书面方式作出受理或不受理决定、受理的期限以及不予退税决定的形式作出均没有明确规定。《关税条例》第五十条第二款仅规定,海关应当自受理退税申请之日起30日内查实并通知纳税义务人办理退还手续,但未对不予受理退税申请如何处理予以明确。被申请人通过电话的形式,以及与申请人、当地外经局召开会议的形式口头告知了申请人关于不予受理退税申请的决定、理由及依据,并不存在明显违法的情形。但是,被申请人的口头告知的处理方式确实存在不当之处,故复议机关在复议决定中在确认被申请人作为的同时,责令被申请人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一定时间内将退税申请的处理决定及有关事项书面告知申请人。
(三)鼓励项目项下的进口设备退运出境能否退还进口环节税。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行政不作为行为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请求复议机关依法责令海关按法律、法规的规定返还已经交纳的关税及增值税。申请人申请退税的依据是《关于调整部分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2]146号)、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对部分进口商品予以退税的通知》(〔94〕财预字第42号)。上述规定明确,自1996年4月1日起批准的全部出口项目项下进口设备,一律照章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自项目投产之日起,由外经贸部会同有关部门组成联合核查小组,对产品直接出口情况进行核查,经核查后情况属实,每年返还已纳税额的20%,5年内全部返还。申请人未实际投产经营,因企业终止经营而退运设备的情形显然不属于《关于调整部分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规定可以在5年内退税的情形,而且也不符合《关税条例》第五十条规定的可以退税的情形。
第二篇:不服工伤认定的行政复议案
不服工伤认定的行政复议案
【案情】:
申请人:张三立
被申请人: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劳动局”)
申请人张三立对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2年1月24日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不服,向该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申请人张三立称:1986年在某区西河沿宏昌百货商行任经理期间,因处理纠纷被顾客打伤,经医院抢救后诊断为:颈5—6椎板骨折、颈7椎体脱位。之后,所在单位让其享受工伤待遇。2001年张得知单位未给其申报工伤认定,张即向区劳动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02年1月区劳动局作出不能认定为因工受伤,可比照因工待遇处理,企业应继续按国家规定处理因工待遇问题的结论。张认为自己是从事工作而发生的伤亡事故,是履行职责所致的人身伤害,依据《北京市企业劳动者工伤保险规定》(1999年市政府48号令)应认定为工伤。
被申请人答辩称:2001年11月接到张的正式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我局开始进行调查、取证,依据《北京市职工因工伤亡事故处理试行规定》(京政发〔1983〕59号)第三条规定,张被伤害的情况不符合因工伤亡事故的认定范围和条件,不能认定为工伤。根据劳动部“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的问题解答中规定的工伤是指企业在册职工在企业生产活动所涉及的区域内,由于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危险因素的影响,突然使人体组织受到损伤或使某些器官失去正常机能,以致负伤人员立即工作中断的一切事故。又依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工伤工作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京劳社工发〔2001〕127号)规定,工伤保险实施之前符合“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关于劳动保险问题解答”中享受或比照因工待遇条件的,不需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确认,有关因工待遇由企业负责。张符合总工会关于劳动保险问题解答中所规定的比照因工待遇的条件。张受伤是在1986年,《北京市企业劳动者工伤保险规定》是2000年4月1日起实施的,对他并不适用。本局即于2002年1月作出不能认定为工伤,企业应继续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张的比照因工待遇问题的决定。同时将《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送达张所在单位及上级主管公司。
【审理与决定】:
复议机关经审理查明,1986年张三立在某区西河沿宏昌百货商行任经理期间,因处理退货纠纷被顾客打伤,经医院抢救后诊断为:颈4棘突骨折、颈5—6椎板骨折、颈7椎体脱体。申请人所在单位为申请人支付了治疗期间的医疗费,并让其享受工伤的有关待遇。到2001年4月,张始得知单位未给其申报工伤认定,张即向区劳动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02年1月区劳动局依据《北京市职工因工伤亡事故处理试行规定》第三条之规定,认为张被伤害的情况不符合因工伤亡事故的认定范围和条件,不能认定为工伤;并依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工伤保险工作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工伤保险实施之前符合‘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关于劳动保险问题解答’中享受或比照因工待遇条件的,不需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确认,有关因工待遇由企业负责……”,对不符合陈旧工伤认定范围和条件的工伤认定申请,企业对受伤人员已按照国家规定给予了因工待遇,或符合享受因工待遇条件的,区劳动局在认定结论书中应 明确由企业继续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因工待遇问题,并写明“比照因工”。张三立被致伤的情况符合总工会关于劳动保险问题解答中所规定的比照因工待遇的条件。为此区劳动局作出不能认定为因工受伤,可比照因工待遇处理,企业应继续按国家规定处理因工待遇问题的认定结论。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提交的企业职工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企业劳动者工伤报告表、某区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证明材料、医院证明书、身份证明;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的接待登记表、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送达回证、劳动合同书、请求补办工伤认定申请、立案调查审批表、调查笔录及调查报告、申请人单位及同事出具的证明材料、本机关的审理笔录在案佐证。
复议机关认为:被申请人作为区级行政执法机关,对企业、受伤职工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依法负有进行确认的职责。申请人受伤在1986年,能否认定为工伤,应适用受伤时的因工伤亡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即适用1983年北京市政府颁发的《北京市职工因工伤亡事故处理试行规定》。申请人所称依据《北京市企业劳动者工伤保险规定》,即2000年4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人民政府第48号令应认定为工伤,于法无据,本机关不予支持。区劳动局所作的工伤认定结论证据充分,所依据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本机关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
【评析】:
张三立1986年在宏昌百货商行担任经理期间,因处理顾客纠纷被打伤,用人单位依据当时的政策规定为其落实了工伤待遇。张三立依据《北京市企业劳动者工伤保险规定》(1999年市政府48号令),要求区劳动局认定为工伤。由于张三立受伤时间是在1986年,当时处理工伤问题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修正草案》、《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关于劳动保险问题解答》、《北京市职工因工伤亡事故处理试行规定》(京政发〔1983〕59号)和劳动部《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根据当时的规定,张受伤害的情况不能认定为工伤,但可以享受比照因工伤残处理的待遇。而且用人单位也按照当时的规定为张落实了有关工伤待遇。《北京市企业劳动者工伤保险规定》于2000年4月1日生效实施,对于其生效前已按当时规定处理的工伤事故不具有溯及力。正是考虑到法规实施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操作上尺度不一,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工伤工作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京劳社工发〔2001〕127号)规定对此加以明确,工伤保险实施之前符合“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关于劳动保险问题解答”中享受或比照因工待遇条件的,不需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确认,有关因工待遇由企业负责。区劳动局不予认定工伤是正确的。
另外,这里还有时效的问题,只是当时的规定比较宽松,没有设定时效限制。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对陕西省劳动保障厅关于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待遇问题请示的答复》(2002年4月22日)的内容:关于《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十条规定:“工伤职工或其家属应当自工伤事故发生之日或职业病确诊之日起,15日内向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提出工伤保险待遇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申请期限可以延长至30日”,这里“15日”“30日”的期限规定不是申请工伤保险待遇的时效。对于超出这一期限工伤职工或其家属提出的工伤保险待遇申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受理。这一“答复”的内容对劳动者的工伤权益保障是有利的,但对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作压力加大了。区劳动局在答辩时回避了这一点,是明智 的。学习是成就事业的基石
第三篇:不服工伤认定的行政复议案
不服工伤认定的行政复议案
【案情】:
申请人:张三立
被申请人: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劳动局”)
申请人张三立对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2年1月24日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不服,向该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申请人张三立称:1986年在某区西河沿宏昌百货商行任经理期间,因处理纠纷被顾客打伤,经医院抢救后诊断为:颈5—6椎板骨折、颈7椎体脱位。之后,所在单位让其享受工伤待遇。2001年张得知单位未给其申报工伤认定,张即向区劳动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02年1月区劳动局作出不能认定为因工受伤,可比照因工待遇处理,企业应继续按国家规定处理因工待遇问题的结论。张认为自己是从事工作而发生的伤亡事故,是履行职责所致的人身伤害,依据《北京市企业劳动者工伤保险规定》(1999年市政府48号令)应认定为工伤。
被申请人答辩称:2001年11月接到张的正式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我局开始进行调查、取证,依据《北京市职工因工伤亡事故处理试行规定》(京政发〔1983〕59号)第三条规定,张被伤害的情况不符合因工伤亡事故的认定范围和条件,不能认定为工伤。根据劳动部“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的问题解答中规定的工伤是指企业在册职工在企业生产活动所涉及的区域内,由于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危险因素的影响,突然使人体组织受到损伤或使某些器官失去正常机能,以致负伤人员立即工作中断的一切事故。又依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工伤工作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京劳社工发〔2001〕127号)规定,工伤保险实施之前符合“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关于劳动保险问题解答”中享受或比照因工待遇条件的,不需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确认,有关因工待遇由企业负责。张符合总工会关于劳动保险问题解答中所规定的比照因工待遇的条件。张受伤是在1986年,《北京市企业劳动者工伤保险规定》是2000年4月1日起实施的,对他并不适用。本局即于2002年1月作出不能认定为工伤,企业应继续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张的比照因工待遇问题的决定。同时将《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送达张所在单位及上级主管公司。
【审理与决定】:
复议机关经审理查明,1986年张三立在某区西河沿宏昌百货商行任经理期间,因处理退货纠纷被顾客打伤,经医院抢救后诊断为:颈4棘突骨折、颈5—6椎板骨折、颈7椎体脱体。申请人所在单位为申请人支付了治疗期间的医疗费,并 1
让其享受工伤的有关待遇。到2001年4月,张始得知单位未给其申报工伤认定,张即向区劳动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02年1月区劳动局依据《北京市职工因工伤亡事故处理试行规定》第三条之规定,认为张被伤害的情况不符合因工伤亡事故的认定范围和条件,不能认定为工伤;并依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工伤保险工作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工伤保险实施之前符合„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关于劳动保险问题解答‟中享受或比照因工待遇条件的,不需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确认,有关因工待遇由企业负责……”,对不符合陈旧工伤认定范围和条件的工伤认定申请,企业对受伤人员已按照国家规定给予了因工待遇,或符合享受因工待遇条件的,区劳动局在认定结论书中应明确由企业继续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因工待遇问题,并写明“比照因工”。张三立被致伤的情况符合总工会关于劳动保险问题解答中所规定的比照因工待遇的条件。为此区劳动局作出不能认定为因工受伤,可比照因工待遇处理,企业应继续按国家规定处理因工待遇问题的认定结论。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提交的企业职工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企业劳动者工伤报告表、某区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证明材料、医院证明书、身份证明;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的接待登记表、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送达回证、劳动合同书、请求补办工伤认定申请、立案调查审批表、调查笔录及调查报告、申请人单位及同事出具的证明材料、本机关的审理笔录在案佐证。
复议机关认为:被申请人作为区级行政执法机关,对企业、受伤职工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依法负有进行确认的职责。申请人受伤在1986年,能否认定为工伤,应适用受伤时的因工伤亡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即适用1983年北京市政府颁发的《北京市职工因工伤亡事故处理试行规定》。申请人所称依据《北京市企业劳动者工伤保险规定》,即2000年4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人民政府第48号令应认定为工伤,于法无据,本机关不予支持。区劳动局所作的工伤认定结论证据充分,所依据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本机关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
【评析】:
张三立1986年在宏昌百货商行担任经理期间,因处理顾客纠纷被打伤,用人单位依据当时的政策规定为其落实了工伤待遇。张三立依据《北京市企业劳动者工伤保险规定》(1999年市政府48号令),要求区劳动局认定为工伤。由于张三立受伤时间是在1986年,当时处理工伤问题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修正草案》、《全国总工会劳动保
险部关于劳动保险问题解答》、《北京市职工因工伤亡事故处理试行规定》(京政发〔1983〕59号)和劳动部《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根据当时的规定,张受伤害的情况不能认定为工伤,但可以享受比照因工伤残处理的待遇。而且用人单位也按照当时的规定为张落实了有关工伤待遇。《北京市企业劳动者工伤保险规定》于2000年4月1日生效实施,对于其生效前已按当时规定处理的工伤事故不具有溯及力。正是考虑到法规实施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操作上尺度不一,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工伤工作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京劳社工发〔2001〕127号)规定对此加以明确,工伤保险实施之前符合“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关于劳动保险问题解答”中享受或比照因工待遇条件的,不需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确认,有关因工待遇由企业负责。区劳动局不予认定工伤是正确的。另外,这里还有时效的问题,只是当时的规定比较宽松,没有设定时效限制。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对陕西省劳动保障厅关于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待遇问题请示的答复》(2002年4月22日)的内容:关于《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十条规定:“工伤职工或其家属应当自工伤事故发生之日或职业病确诊之日起,15日内向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提出工伤保险待遇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申请期限可以延长至30日”,这里“15日”“30日”的期限规定不是申请工伤保险待遇的时效。对于超出这一期限工伤职工或其家属提出的工伤保险待遇申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受理。这一“答复”的内容对劳动者的工伤权益保障是有利的,但对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作压力加大了。区劳动局在答辩时回避了这一点,是明智的。
第四篇:行政复议申请书(单位不服)
行政复议申请书(单位不服)
申请人:某某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某市某区某某街某号;法定代表人:王某,联系电话:……。
被申请人:某市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地址:某市某区某街;法定代表人:李某;电话:……。
申请复议的请求:
请求撤销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之雨劳社伤险认决字第25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结论,依法认定齐某在2009年5月27日的受伤为非因工受伤、不属于工伤。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因对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9年11月27日作出的雨劳社伤险认决字第25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处理决定不服,现依法向贵府申请行政复议。
上述《工伤认定决定书》仅仅只用寥寥五个字“经调查核实”就当然得出“齐某于2009年5月27日因工作原因导致左手指受伤情况属实”之结论,显然不能成立。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既未载明劳动者齐某的工伤认定申请所依据的事实及相关证据,更列明其调查核实的经过和依据,显而易见,被申请人所作《工伤认定决定书》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工伤认定办法》第十六条关于“工伤认定决定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三)受伤部位、事故时间和诊治时间或职业病名称、伤害经过和核实情况、医疗救治的基本情况和诊断结论”之规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
其次,齐某虽系在工作场所受伤,但其受伤时并非上班时间,且在受伤前一直跟其丈夫闹离婚,经常无端辱骂其他同事,甚至于常常念叨不想活之情形,加之侯某受伤时,并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即便当同事发现后叫她,她亦表现出一副无所谓之状,这是全厂皆知的事实--我们提供了在场员工的证明,也向被申请人提交的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书,但被申请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对此只字不提,毫无只言片语。从侯某受伤的前后表现,足以肯定其系自伤自残。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之“自残或者自杀的”,属于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被申请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明显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雨劳社伤险认决字第25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严重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府申请行政复议,依法撤销被申请人雨劳社伤险认决字第25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结论,还申请人以公道。
此致
某市某区人民政府
申请人:某某技术有限公司 2010年2月8日
附:本申请书副本1份; 原处理决定书复印件1份; 证人证言3份一套。
不服工伤认定决定的行政复议申请书
第五篇:海关行政复议调解
海关行政复议调解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实施以来,海关作为本系统行政复议的裁决、处理者,如何更好地以非诉讼的方式解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相统一是海关面临的新课题。笔者试着以海关的一个行政复议调解案例来初步探析行政复议调解在海关与相对人行政纠纷中的适用。
一、基本案情
2007年11月21日,香港居民吴某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由皇岗口岸进境时被海关检查,在其随身携带的纸箱内,海关查获100台未向海关申报的MP4播放机,海关根据相关规定当场退还2台,扣留超过自用合理数量的MP4播放机共98台。经调查,皇岗海关认定,吴某所携带的MP4播放机已明显超出自用、合理数量,属于应税货物,应当主动向海关如实申报而未向海关申报,其行为已经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据此,皇岗海关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皇岗海关行政处罚告知单》,并于2008年2月19日直接送达吴某,告知将对其科处罚款人民币37,000元。吴某提出异议并要求申辩,皇岗海关进行复核后,于2008年2月29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对吴某处以罚款人民币37,000元。该处罚规定于2008年3月5日直接送达吴某。
二、行政复议情况 2008年3月25日,吴某向深圳海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变更处罚决定。其复议申请理由为:
1、其携带的MP4播放机并非为在大陆境内出售,所有MP4播放机都是在深圳购买,带回香港后才发现与所订款式有所不同,故带回深圳更换。
2、其携带的MP4播放机价值仅为19110元,而海关罚款数额为37000元,处罚过重。深圳海关(深圳海关为皇岗海关上级主管部门)经审查后,依法予以受理。2008年4月3日,皇岗海关向深圳海关提交行政复议答复。认为:申请人即吴某违规行为成立,被申请人即皇岗海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使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但经复核案卷材料及查询海关旅客管理系统,吴某在本案案发前无被海关处罚、征税及退运记录,原处罚决定过重,建议复议机关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
为进一步查清有关案件事实,复议机构于2008年4月18日前往皇岗口岸现场进行了复议调查。经过调查和审理,复议机关认为,吴某携带超出自用合理数量的MP4播放机进境未向海关申报,已构成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皇岗海关有权依法予以查处。原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使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但在量罚幅度方面,鉴于申请人此前无被海关处罚、征税及退运记录,且能积极配合海关检查、主动承认有关事实,原处罚量刑偏重。至此,复议机关认为该案已经具备结案的条件和基础,遂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解工作。2008年5月12日,经双方同意,深圳海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对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双方进行了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如下:被申请人变更原处罚决定,依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该处罚款人民币11,160元(漏缴税款额的30%)。
三、行政复议调解程序的适用
本案中,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具有以下特点:
1、申请人携带明显超过自用、合理数量的MP4进境,应当向海关申报而未申报,其行为违反了海关监管规定;
2、被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申请人有故意藏匿MP4播放机通关的行为,且申请人承认未申报事实,主动配合海关查验,不具有逃避海关监管的主观故意;
3、超过自用、合理数量的MP4播放机属于涉税货物,申请人为申报行为影响国家税款征收。上述情况,符合《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进出口货物的品名、税则号列、数量、规格、价格、贸易方式、原产地、启运地、运抵地、最终目的地或者其他应当申报的项目未申报或者申报不实的,分别依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四)影响国家税款征收的,处漏缴税款30%以上2倍以下罚款。”
申请人对处罚决定的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处罚数额过高,而本案被复议处罚决定的法定罚款幅度在“漏缴税款30%以上2倍以下”,存在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符合《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可以适用调解的情形。按照该条例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根据上述情况,深圳海关作为复议机关认为,首先被复议具体行政行为不存在撤销重作的法定情形,其次就处罚幅度而言,复议调解比撤销重作更能起到根本性解决争议的效果。因此,复议机关在复议调查中征求被申请人意见,被申请人表示可以理解;征求申请人意见,申请人表示只要罚款数额降低吗,就可以接受。最终经双方确认,罚款幅度确定在漏缴税款37,000元的30%,即11,160元。
本案适用复议调解的两个关键点:首先,必须遵守复议调解的使用条件。按照《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复议调解包括必须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的对象限于行驶法定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纠纷。本案的情况符合上述条件,因而复议机构在审理过程中主动运用了调解,最后得到令复议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复议调解这一方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其次,复议调解是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在复议双方权益中寻找平衡点,从而实现定纷止争。具体实践中应注意:第一,运用调解方式结案,仍应以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第二、调解并非一味迁就,复议机关应当处于中立的立场,如果调解不能达成协议,或者已超出法定的调解范围,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复议决定。第三,要耐心做好协调工作,增进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将妥善化解行政争议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四、关于本案的一些看法
本案是《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实施以来全国海关的首宗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复议案件。除了案件本身涉及的法律问题较具代表性外,复议调解手段的运用更是本案的最大关注点。随着复议制度的不断深入,海关复议工作既要发挥全力监督、权利救济的作用,又要实现权益协调、化解争议的目的。调解作为复议制度创新的最大亮点之一,如何将其具体运用到行政复议案件中,是各级海关行政复议机关面临的一项新的课题。从本案经调解达成的圆满结果可以看到,如果能够将调解制度有效地运用到复议案件审理中,将切实起到定纷止争、促进和谐的作用。
复议调解的法定范围是基于法定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因而在运用时必须谨慎,否则势必造成对行政权的随意处置。根据目前海关系统陆续开展 的复议调解的探索实践情况看,我们尝试运用调解制度的复议案件还仅限于行政处罚类涉及罚款幅度、数额的争议,而对其他依法定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则难以找到执法者与管理相对人“议价”的基础与空间。如何准确把握和更加广泛地运用复议调解制度解决行政争议,仍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复议工作中进一步思考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