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工会主席合法权益保护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篇：《企业工会主席合法权益保护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企业工会主席合法权益保护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坚持主动依法科学维权，保护企业工会主席合法权益，逐步建立自上而下的工会主席保护机制，保障其依法履行职责，发挥企业工会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的作用，依据《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上海市工会条例》和全国总工会《企业工会主席合法权益保护暂行办法》，制订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按照《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等选举产生的，并经上级工会批准任职的本市各类企业工会专职、兼职主席、副主席（以下简称工会主席）的合法权益保护，适用本实施细则。

按照《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等选举产生的，并经上级工会批准任职的本市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工会主席、区域性行业工会联合会、联合基层工会主席的合法权益保护，参照本实施细则执行。

第二章 保护范围

第三条

企业工会主席因依法履行职责，被企业降职降级、停职停薪降薪、扣发工资以及其它福利的，或因被诬陷受到错误处理、调动工作岗位的，或遭受打击报复不能恢复原工作、享受原待遇的，或未安排合适工作岗位的。

第四条 企业工会主席因依法履行职责，被企业无正当理由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第五条 企业工会主席因依法履行职责，遭受企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本人不愿意继续在该企业工作，导致失业的。

第六条 企业工会主席因依法履行职责，被故意伤害导致人身伤残、死亡的。第七条 企业非专职工会主席因参加工会会议、学习培训、从事工会工作被企业扣发或减少工资和其它经济收入的。

第三章 保护措施

第八条 出现第二章第三条情况的，上级工会要会同该企业党组织督促企业撤销处理决定，恢复该工会主席原岗位工作，并补足其所受经济损失。企业拒不纠正的，上级工会要向企业的上级党组织报告，促使问题的解决；或会同企业、行业主管部门，或提请劳动行政部门责令该企业改正。

第九条

出现第二章第四条情况的，上级工会要督促企业依法继续履行其劳动合同，恢复原岗位工作、补发被解除劳动合同期间应得的报酬，或给予本人年收入两倍的赔偿，并给予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的经济补偿金。企业拒不改正的，上级工会要提请劳动行政部门责令该企业改正，直至支持权益受到侵害的工会主席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发生劳动争议，工会主席本人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上级工会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支付全部仲裁、诉讼费用。第十条

出现第二章第五条情况的，上级工会要为该工会主席提供就业帮助，需要就业培训的，要为其免费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在该工会主席失业期间，上级工会要按本人原岗位工资收入给予补助，享受期限最多不超过六个月。

第十一条 出现第二章第六条情况的，上级工会要支持该工会主席或者其亲属、代理人依法追究伤害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对于被故意伤害导致人身伤残的工会主席，上级工会要视其伤残程度给予一次性补助；对于被故意伤害导致死亡的工会主席，要协助其直系亲属做好善后处理事宜，并给予一次性慰问金。

第十二条

出现第二章第七条情况的，上级工会要督促企业依法予以足额补发被扣发或减少的工资和其它经济收入。

第四章

保护机制

第十三条

上海市总工会设立200万元工会干部权益保障金，各区县局（产业）工会也须相应设立工会干部权益保障金，乡镇街道工会视情况设立工会干部权益保障金。工会干部权益保障金专款专用，年末节余滚存下一年度使用。

工会干部权益保障金的使用，接受同级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的审计、监督。

第十四条 建立由分管领导任组长，组织、法律、财务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企业工会主席合法权益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组织部门负责，受理下级工会或企业工会主席的维权申请、核实、报批和资料存档等事宜。

第五章 保护责任

第十五条 企业工会主席合法权益的保护遵循逐级保护的原则。各级工会领导机关要建立保护企业工会主席的责任制。

第十六条 市总工会主要保护对象为工会组织关系隶属市总工会的企事业单位工会主席，任期内获全总、市总荣誉称号的企事业单位工会主席，被全总、市总评为个人先进的企事业单位工会主席以及因特殊原因需越级保护的企事业单位工会主席。

区县局（产业）工会要根据本地区、本系统的实际，明确责任，确定范围，建立机制，承担起保护企业工会主席的职责。

企业工会的上一级工会在保护工会干部合法权益中处在重要的位置，要切实负起责任，保护所属企业工会主席的合法权益。

第六章

程序

第十七条 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工会主席本人或者其所在企业工会组织或者其上级工会，向应当承担保护责任的上级工会提出书面保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八条 应当承担保护责任的上级工会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提出相应保护方案，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第十九条 需要支付保障金的，要按照隶属关系向应当承担保护责任的上级工会提出申请，上级工会应依据实际情况，及时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工会主席支付权益保障金。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实施细则由上海市总工会解释。第二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篇：企业工会主席合法权益保护暂行办法

企业工会主席合法权益保护暂行办法

总工发〔2007〕32号（2007年8月20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坚持主动依法科学维权，保护企业工会主席合法权益，保障其依法履行职责，发挥企业工会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的作用，依据《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类企业工会专职、兼职主席、副主席（以下简称工会主席）的合法权益保护，适用本办法。

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工会主席，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联合基层工会主席的合法权益保护，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各级工会要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严格按照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和组织程序，运用法律、经济等手段，保护企业工会主席的合法权益。第二章 保护内容与措施

第四条 企业工会主席因依法履行职责，被企业降职降级、停职停薪降薪、扣发工资以及其他福利待遇的，或因被诬陷受到错误处理、调动工作岗位的，或遭受打击报复不能恢复原工作、享受原职级待遇的，或未安排合适工作岗位的，上级工会要会同该企业党组织督促企业撤销处理决定，恢复该工会主席原岗位工作，并补足其所受经济损失。

在企业拒不纠正的情况下，上级工会要向企业的上级党组织报告，通过组织渠道促使问题的解决；或会同企业、行业主管部门、或提请劳动行政部门责令该企业改正。

第五条 企业工会主席因依法履行职责，被企业无正当理由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上级工会要督促企业依法继续履行其劳动合同，恢复原岗位工作，补发被解除劳动合同期间应得的报酬，或给予本人年收入二倍的赔偿，并给予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的经济补偿金。

在企业拒不改正的情况下，上级工会要提请劳动行政部门责令该企业改正，直至支持权益受到侵害的工会主席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发生劳动争议，工会主席本人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支付全部仲裁诉讼费用。

第六条 企业工会主席因依法履行职责，被故意伤害导致人身伤残、死亡的，上级工会要支持该工会主席或者其亲属、代理人依法追究伤害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对于被故意伤害导致人身伤残的工会主席，上级工会要视其伤残程度给予一次性补助；对于被故意伤害导致死亡的工会主席，要协助其直系亲属做好善后处理事宜，并给予一次性慰问金。

第七条 企业工会主席因依法履行职责，受企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本人不愿意继续在该企业工作、导致失业的，上级工会要为其提供就业帮助；需要就业培训的，要为其免费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在该工会主席失业期间，上级工会要按照本人原岗位工资收入给予补助，享受期限最多不超过六个月。

第八条 企业非专职工会主席因参加工会会议、学习培训、从事工会工作，被企业扣发或减少工资和其它经济收入的，上级工会要督促企业依法予以足额补发。

第三章 保护机制与责任

第九条 各级工会领导机关要建立保护企业工会主席责任制，逐级承担保护企业工会主席合法权益的职责。企业工会的上一级工会要切实负起责任，保护所属企业工会主席的合法权益。

第十条 县（区）级以上工会领导机关要设立工会干部权益保障金，省级工会50万元、地（市）级工会30万元、县（区）级工会10万元，年末结余滚存下一使用。当年使用不足时可以动用滚存结余，仍不足时可追加。本级工会经费有困难时，可向上级工会提出补助申请。

要切实加强工会干部权益保障金的管理，专款专用。各级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要加强审查和监督工作。

第十一条 县（区）级以上工会领导机关要建立由组织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加的工作协调机构，受理下级工会或企业工会主席的维权申请、核实、报批和资料存档等相关事宜。

当工会主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工会主席本人或者其所在企业工会组织向上一级工会提出书面保护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上一级工会要及时做好调查核实工作，采取相应保护措施。需要支付保障金的，要按照隶属关系向县（区）级地方工会提出申请。县（区）级以上地方工会应依据实际情况，及时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工会主席支付权益保障金。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全国铁路、金融、民航工会适用本办法。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华全国总工会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篇：加强商标管理和保护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加强商标管理和保护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我们知道企业的“商标专用权”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一个有良好信誉的公司，他的著名商品的品牌一般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如著名的可口可乐这个品牌的价值高达360亿美元，万宝路“MALBORO”达300亿美元等，这些著名的品牌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对这种无形资产的浪费或其受到非法侵害，企业无疑将受到巨大损失。国内一些知名企业如北京“同仁堂”、“五星”啤酒等的“商标专用权”就分别被外国的相关企业在其所在国内注册。致使“同仁堂”和“五星”不能在该地区以“同仁堂”和“五星”

品牌销售。给我国的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虽后经努力又恢复了专用权，但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无法挽回，受到的教训是深刻的。另据深圳某报报道：某公司申请注册了包括“康佳”、“长虹”等国内知名品牌的商标在其它领域的专用权。据息“康佳”、“长虹”等正在通过向国家商标局提出商标异议、诉讼、谈判等方式恢复其商标专用权。这无疑给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和人力损失。这些教训都是值得我们深刻吸取的。

商标专用权的内容

所谓商标专用权（以下简称商标权），是指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只准许商标注册人专用，排除任何其它人使用的权利。商标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它与所有人的其它财产一样具有独占性和排它性。

商标权具有以下权利；

1.独占权，指商标专用权的规属，经注册的商标，商标专用权归商标注册人所有，其他任何人不得非法侵占和拥有。

2.处置权，指商标注册人有权依据法律的规定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商标，包括把注册商标转让给他人、许可其它人使用、还可以商标折价对其它企业入股投资。

3.使用权，指商标权人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使用其注册商标，其他人不得任意干预或侵犯。无论商标权人采取何种方式使用其商标，均包含着其对社会、消费者的义务，商标权人不得违法使用其注册商标，而且只有在法律的范围使用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否则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4.禁止权，指商标权人有权禁止未经许可任何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的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类似的商标，有权禁止他人伪造、擅自制造其注册商标标识、服务项目标志，同时禁止他人用不正当的手段侵害其合法权益。

5.续展权，指商标权人为了维护其商标专用权，在注册商标有效期满前6个月内或法定期间内申请续展其注册商标的有效期限。

企业要加强商标专用权的管理

第一，注意商标权的时间性。法律对商标权的保护有一定的期限，如果过了有效期限而不再续展，则该权利自行终止。我国商标法第23条：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十年，自核准之日起算。另外该法对续展也作了规定，商标法第24条：注册商标有效期满，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当在期满前六个月内申请续展注册；在此期间未能提出申请的，可以给予六个月的宽限期。宽限期仍未提出申请的，注销其注册商标。

第二，注意商标权的地域性。注册商标专用权依据商标法的规定成立，只有在该法的有效施用范围内才有效，超出范围则该商标权失去其法律效力。为此企业在向海外销售其产品时一定要在销售国内申请其商标注册，以免陷入被动局面。近年来，我国的“杜康”商标在日本、健力宝商标在韩国、索华商标在西班牙、青岛啤酒在美国等，均由于我国的出口企业到国外注册商标申请太晚。被不法商人乘机抢注。目前，解决商标抢注可以通过法律诉讼或协商两种方法加以解决。一是通过法律诉讼夺回商标权。成功可能性因案而定，一般情况下付出的代价是比较大的，如健力宝虽然在韩国夺回了商标权，但付出了巨大代价。二是协商解决。但因主动权一般不在我方，很可能被国外不法商人讹诈，不得不以重金换权利，如果失败极有可能被外方起诉侵权，将不得不面临索赔和丧失出口国市场的危险。为此，笔者建议企业采取以下策略，一是及时确定产品出口国。二是了解各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在产品出口以前及时办理商标的国际注册。三是在注册主商品商标的同时，要注册为主产品所提供的相应服务的服务标识，作到有备无患。[!--empirenews.page--] 第三，运用防御商标、联合商标的策略，来预防和抵制他人的商标侵权行为。所谓防御商标（DefensiveMarks）又称防护商标，是指同一商标所有人在本商标所使用的商品以外的其他商品上注册的同一商标。其中，最先注册使用的商标为正商标，在类似商品或其它商品上使用的商标为防御商标，如可口可乐在34类商品上注册了防御商标，但主要用在饮料产品上。联合商标（AssociatedMarks）是指同一个商标所有人将自己拥有的与其注册商标相近似的若干商标，注册于同种或类似商品上，从而形成多个或系列商标的联合。其中，若干近似的商标为联合商标，最先注册使用的商标为正商标。如杭州娃哈哈儿童营养食品公司就向商标居申请注册众多的近似商标，如哈哈娃、娃娃哈、哈娃哈等。

商标专用权的保护

作为市场经济的组成要素的企业应如何对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

1、舆论支持。可以通过新闻媒体、消费者协会等组织对注册商标进行宣传，并对侵权者进行舆论谴责，从而达到减少被侵权的机会。

2、行政干预。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责任和义务对注册商标给予行政保护并对侵害商标权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对于商标局初步审定的商标，依据商标法的规定，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任何人均可以提出异议。凡认为商标局初步审定的商标同自己已经注册的商标或审定公告在先的商标相同或近似，均可要求商标局撤销这一初步审定公告的商标。如果自己的商标权被侵害，应及时向工商部门举报，工商部门会依职权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进行罚款、责令侵权人赔偿商标权人的损失。

3、司法保护：我国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第213条、第214条、第215条规定了侵犯商标权犯罪，民法通则规定商标权人有权要求侵权人对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也就商标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做了明文规定。被侵权的企业应积极运用法律武器，通过诉讼程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第四篇：浅论老年合法权益的保护

论文摘要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形势的不断发展，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时有发生。本文客观地分析了当前涉及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案件的现状、分析了赡养纠纷案件的成因，比较全面地指出了当前赡养纠纷案件10个特点：

1、农村赡养问题突出；

2、物质赡养需求突出；

3、精神慰藉已成赡养内容；

4、因老人年轻时不孝、行为不轨引起；

5、不可忽视儿媳幕后“拒养指挥人”的作用；

6、老年人主动寻求诉讼保护的意识淡薄；

7、因受法律的威慑、社会舆论、亲情血缘关系的影响，调解、撤诉的比例不断增大；

8、只起诉个别赡养人的多，起诉女儿的极少；

9、暴力拒养现象影响诉讼；

10、因老人再婚引起赡养纠纷。针对这些特点，笔者提出了7个方面的建议：

1、推广公证赡养协议，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2、审理该类案件应注重精神安慰；

3、赋予法院根据赡养能力裁判赡养费用及增长比例；

4、赋予儿媳（女婿）法定赡养义务；

5、建立代位赡养制度；

6、加大调解工作力度；

7、适当加大对虐待、遗弃罪的刑罚力度。最后，笔者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建立以社会养老保障为主的制度。

关键词 老龄 赡养 纠纷 调查 法律制度

当今社会人口老龄化呈上升趋势，老年人口的比重和绝对量越来越大。在我国13亿人口中，近1.4亿是老年，随着法律制度的健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尊老、敬老、爱老已成社会风尚。大多数老年人受到国家、社会和家庭的重视，得到了较好的扶助和赡养。但是，也有一些人受不良风气的影响，尊老、爱老、助老观念淡薄，加上市场经济的冲击，社会保障机制的某些滞后，在我国广大农村和城市的少数地区以及家庭，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案件时有发生，有些甚至还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严重影响了三大文明的建设进程。我们有必要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做充分的研究。

一 当前涉及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案件的现状

九十年代以前，我国无论城市和乡村，涉及老年人的诉讼案件很少，九六年我国颁布实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以来，此类案件呈上升趋势。笔者曾在安阳县人民法院做过调查：96年以前每年此类案件只占整个民事案件的2%左右。《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实施以来，此类案件以年7%的速度直线上升。且涉案范围又由过去较单一的赡养纠纷发展到析产、收养、侵权、侮辱、继承、再婚、虐待等诉讼案件。在城镇，因企业改制和经营不善引起的劳保工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纠纷等，在众多涉老案件中，民事方面的案件占多数，而属于赡养纠纷的又占整个民事案件的绝大多数。据安阳县法院的统计：自1999年开始，每年受理涉老案件都分别在50、80、100起以上，到2002年分别上升到100、160、200多起，其中受理并审结的赡养纠纷案件已经占涉老案件的65%以上，上升趋势的范围的扩大令人担忧。

二 赡养纠纷案件的成因和特点

分析该类案件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社会不良习气的影响和老年人法律意识的增强，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其次是社会老龄化人口的增加，扶养、赡养人口与被抚养、被赡养人口不成比例。还有市场经济的冲击和老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对赡养、扶助条件应当提高的欲望。

分析其特点：农村较城市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地方多；法律越健全此类案件越多；再者是传统观念、亲情血缘关系的掺杂，使得案件的审理和执行起来较棘手、繁琐反复。因此，我们

建议要把审理涉老案件的重心放在赡养纠纷案件的审理上，重点探索分析此类案件形成的原因和特点，从法律制度上去探究解决纠纷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三 对赡养纠纷案件的调查

（一）农村赡养问题突出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农村老年人赡养问题十分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

1、赡养人与被赡养人的人口不成比例。赡养人与被赡养人是农村人口的，分别占83%和95%。

2、绝大部分农村老年人在丧失劳动能力后无自己的经济来源。

3、我国在90年代以前，没有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加之农村收入普遍较低，大多数农村老年人并无多少积蓄，无法靠自己解决晚年的生活保障问题。

4、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广大农村摆脱贫困、解决温饱的时间还不长，特别是集体经济薄弱的乡村，依靠集体供养或集体辅助养老的途径难以得到落实。

5、“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观念根深蒂固，不少人甚至被罚得倾家荡产，但仍坚持不生儿子，决不罢休，使得一些家庭抚养和赡养的负担显得十分沉重。以致“养儿无法防老”、“三个和尚没水喝”成为普遍现象。

6、农村分家析产的做法留下隐患多。农村家庭采取了分家析产方式的，几乎占绝大多数，从审理的案件反映的情况看，有分家析产的占95%以上，且大部分的分家析产是采取“化整为零”方式，父母的房产、积蓄、农具等几乎被子女分割殆尽，使老年人自我养老的能力几乎降到了零。而且财产分割上的绝对平等难以达到“公平”，极易造成子女（婿、媳）之间及子女（婿、媳）与父母之间的矛盾，为赡养纠纷的产生埋下了隐患。八成以上的案件中，赡养人都是以财产分割不公、父母处事不平等作为借口拒养父母的。

（二）物质赡养需求突出

多数被赡养人诉讼请求集中在要子女给付房屋、米面、油、燃煤、医疗费、生活费等生活资料方面，这与当前的生活条件相对较低不无关系，而提出要子女给予精神上慰藉的，几乎没有。大多数老年人实际上也很清楚，精神赡养执行谈何容易，与其提这些不切实际的要求，还不如缄口不言。不仅农村的情况如此，城镇老年人或原来有工作的老年人在这一问题上亦基本如此，多认为自己“老有所养”，赡养不赡养跟和自己关系不大，特别是在子女赡养问题上持放任态度，基本上全靠政府社会给自己的物质保障为主。

（三）精神慰藉已成赡养内容

随着社会发展、物质条件的丰富，不少老年人不但需要吃饱穿暖，还需要精神上有所慰藉，比如：叫儿女经常回来看看，陪自己聊天游玩，周末星期天子孙同堂就餐等等。

（四）因老人年轻时不孝、行为不轨引起

有些老年人，年轻时对自己父母不孝，或生活作风上行为不轨，使得子女耳濡目染，为其耻辱，长大后也不尽赡养义务，造成恶性循环，产生负面影响。如李某诉子女赡养一案中，李某的三个子女在庭审中众口一致，质问其父亲：“你在年轻时是昨对待爷爷奶奶的？”问得原告张口难辩，悔不当初。

（五）不可忽视儿媳幕后“拒养指挥人”的作用

调查中发现：在法院所审结的案件中，有50%以上的案件反映儿媳在赡养问题上“起决定作用”。儿媳参与、指使不赡养老人，甚至殴打被赡养人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案件被赡养人甚至直接起诉了儿媳，诉称儿媳打骂自己，要儿媳赔偿、赡养。因此，在赡养纠纷中，儿媳角色的作用不容忽视。

（六）老年人主动寻求诉讼保护的意识淡薄

对赡养问题不满意的多，而提起诉讼的却较少。城镇老年人的“牢骚”主要集中在子女对老人不关心、养老金不高、发放领取困难方面。农村老年人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医疗和物质生活保障上。诉讼少的原因，一是当地基层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二是村（居）委会干部的工作方

法主要是说服、教育性的，不容易伤害亲情、感情，老年人大都害怕法院会采取强制措施，“打官司把亲情打没了”；三是村委会做工作随时、随地优势，而法庭（法院）来去一趟不容易，执行又比较困难，加之陈旧观念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打官司丢脸”的想法。因此，近八成以上的老人表示：“有了赡养纠纷要先由村（居）委会干部解决”，“不去打官司”。这也是大量的纠纷在法院立案后，老人不愿出庭，自动放弃通过诉讼解决问题的原因。

（七）因受法律的威慑、社会舆论、亲情血缘关系的影响，调解、撤诉的比例不断增大。

（八）只起诉个别赡养人的多，起诉女儿的极少。从审理的案件看，赡养人在三人以上的占95%以上，但被赡养人只起诉一、二个人的占90%以上（律师代写诉状的除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多在于赡养纠纷往往是一、二个子女不尽义务而引起，导致其他赡养人攀比仿效，因此，被赡养人“逼迫”无奈，只有起诉不尽赡养义务的少数子女。被赡养人之所以不起诉女儿，原因仍是旧观念影响较深，认为女儿未分家产，出嫁后可不承担赡养义务，这一点我省大部分农村地区尤甚，有的老人甚至认为：“女儿没有赡养义务”。

（九）暴力拒养现象影响诉讼。

从审结的案件中可以看出，近15%左右的老年人反映赡养人有暴力拒养现象。而事实上还高于这个比例。出现这类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的，赡养纠纷案件撤诉或起诉后不愿出庭现象之所以较多，与此不无关系。有几宗案件在法院立案、调查甚至开庭后，被赡养人还找法官申请撤诉，原因就是赡养人威胁“越告越要打”。故暴力拒养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十）因老人再婚引起赡养纠纷。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择偶、婚姻观念也在不断革新。许多离退休老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利用自己的知识、技术优势为社会发挥余热，经济物质条件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变，老年婚变或年老续贤情况的不断出现，不少子女则因老人再婚后将来继承父母遗产或分割家产时对自己不利，而干涉老人再婚拒绝赡养。

四 实现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思考

鉴于当前涉及老年人合法权益案件的上升和扩大趋势，笔者谨从法律角度就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案件中的赡养纠纷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推广公正赡养协议，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签分家（管）协议是我国城乡民间较为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样的协议一般会涉及父母财产分割、赡养、安葬，具有遗嘱性质，对子女有一定约束力。有的乡（镇）政府也规定在领取结婚证明时，新婚夫妇须与父母签订赡养协议，或为父母投养老保险，希望通过类似的办法解决老年人赡养问题。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民间签订的协议，还是由政府介入签的公证协议，积极作用都不容置疑。履行协议的毕竟是大多数人，不守协议或以其它借口而推脱责任的往往是极少数人，通过诉讼后，这些人基本上也比较主动表示愿按协议履行赡养义务。问题是，虽然这样的协议实用，但法律效力不足，使得不少协议流于形式，不得不通过诉讼方式来解决，而审判结果最后又还是回到协议上。因此，我们建议民间的分家（管）协议要逐渐过渡到公证协议上来，让政府机构从法律角度、履行现实性、合法性方面把关。同时，立法机关可根据这种协议的实际操作性，赋予公证赡养协议书强制执行效力。只要这种协议订立的程序、内容合法，当事人可以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免于繁琐的诉讼程序，以最经济的方式解决问题。

（二）审理赡养纠纷案件应注重精神安慰

在司法实践中，实现对赡养纠纷当事人的精神安慰，可促进纠纷解决，我认为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确立赡养纠纷案件调解必经制度。鉴于赡养问题辐射的社会面广，加之赡养纠纷愈来愈

多的现实，我们认为以多做调解为宜，不能简单地将“一步到庭”庭审模式适用于赡养纠纷案件。增加调解程序，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各方的对立情绪，减轻各方的精神负担，对被赡养人有利无害；

2、加强诉讼中宣传、教育工作。凡有虐待行为的赡养人，法庭应当首先对其进行教育，宣传法律规定，同时，根据民法通则中有关制裁民事违法行为的规定，责令赡养人具结悔过，当庭向被赡养人道歉，并书面保证以诚恳的态度履行赡养义务。在赡养纠纷案件中，一般不宜对赡养人采取罚款等强制措施，以免产生逆反、对抗心理，报复被赡养人，导致被赡养人受到更严重的精神伤害。

3、对有数名赡养人的赡养案件，法院在判决时，应根据当事人的平时表现，在一个判决中采取给付不同等数额赡养费办法，对有能力而拒养者，应允许判决其多出赡养费，不应当保持赡养费给付上的均等。对于与被赡养人关系相对融洽，主动提出与被赡养人生活的，可适当少量承担赡养费，以弥补赡养人精神上的付出。

4、加大并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采取先予执行措施，利用精神需求物质补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给予被赡养人精神上的安慰。

5、建立赡养纠纷案件减免诉讼费、巡回审理、律师无偿提供法律援助及基层组织协助执行制度，实现赡养纠纷案诉讼渠道彻底畅通。

（三）赋予法院据赡养能力裁判赡养费用及增长比例

赡养人的赡养义务是否均等，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现实生活中，子女在赡养父母上做到完全平等是不可能的。有人认为，既然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那么法院的权力只是强制当事人履行义务，而义务应当是平等的，是否愿意多付出那是当事人的权利。据笔者调查的安阳县人民法院在办案过程中就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当事人不仅对法院裁决不同等赡养费提出上诉，甚至向办案人员诘问：“哪条法律规定我就该多承担义务？你找到法律根据我就服判”。当事人的不解和不服，易导致执行上的困难，致被赡养人陷入比起诉前更困难的境地。因此，从立法上规定法院对不同当事人可以作出不同等数额的赡养费给付义务，是必要的。其次，社会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一定期间内是确实存在的事实，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消费水平，大多数情况下是逐年有所提高的，而裁判的特点之一是它的“稳定性”。如何以稳定性裁判来反映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在审理案件中，有的纠纷就是为追加赡养费数额而提起的诉讼。笔者认为解决这类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允许法院参照当地一定时期内统计资料载明的生活消费增长比例，确定赡养费给付增长比例。一可最大程度减少追加赡养费诉讼的出现，减少诉累；二能消除老年人生活长期原地不变，甚至倒退，而与社会整体生活水平日益进步的矛盾现象。至少，可以缩小两者之间差别。

（四）建议赋予儿媳（女婿）法定赡养义务

现行婚姻法第十五条三款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继承法第十条一款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第二顺序人不继承。第十二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从法条规定可见，儿媳（女婿）对公婆（岳父母）没有法定赡养义务；同时儿媳（女婿）对公婆（岳父母）也无继承权，或者说继承权是受严格限制的。上述规定合理性值得探讨。第一，与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不相谐。现行婚姻法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因此，夫妻任何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无疑属夫妻共同财产。而司法实践中，界定夫妻共同债务、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因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因生产经营所负的债务、夫妻双方或一方因治疗疾病所负债务、抚养子女所负的债务、赡养父母所负的债务等。从这

些相互关联的法条具体规定上，笔者认为有逻辑矛盾：一方面，儿媳（女婿）没有继承权，对公婆（岳父母）没有法定赡养义务，另一方面则又相反，有关共同财产取得规定上，无形中又赋予了她（他）们赡养义务和继承权。第二，现行的一些做法，如有的乡镇政府推行新婚夫妇与父母签订赡养协议、为父母投养老保险等，实际已经为儿媳附加了赡养公婆的义务，从法律角度上说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因为儿媳没有赡养公婆的法定义务。第三、现实生活中，儿媳（女婿）在赡养问题上的作用非同小可。“一个女婿半个儿”，如此类的俗语，最为大众所接受。我们评价文明和睦家庭的标准，无疑婆媳、翁婿关系都是重要的砝码。而在赡养纠纷中，儿媳尽管站在幕后，但这个潜在的主角，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在笔者调查的安阳县人民法院所办的案件中，近四成反映儿媳会参与拒养、殴打公婆，是引起纠纷的主要责任者。多数人认，儿媳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笔者认为，赋予儿媳（女婿）对公婆（岳父母）财产继承权，并规定她（他）对公婆（岳父母）的法定赡养义务，符合我们长期以来的伦理道德观念及现行共同财产取得制度。在家庭仍是主要养老义务承担者的大环境下，有助于加强家庭亲属间的关心、爱护及亲合度，最大程度发挥家庭养老功能，也是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现象的承认。同时，独生女子即将登上赡养老人舞台后，这样的规定更能体现出社会经济生活、家庭关系的特点，更符合各方利益。

（五）建立代位赡养制度

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城乡卫生条件改善及生活环境好转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平均寿命有所提高。在审判实践中，发现了比较有特点的“以老养老”案例。即：赡养人与被赡养人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在这些案件中，被赡养人无法以自己也需别人赡养提出抗辩，这种抗辩显然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因履行赡养义务是法定的义务。但客观上又确实存在这样的难题：赡养人本身就是需要他人赡养者，如果强制性判决赡养人尽赡养义务，十分不尽情理，这样的判决无法得到履行。尽管目前此类现象还不甚太多，但这类现象将逐渐增多的可能却是无可争辩的。建议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赡养人年龄，即规定赡养人到一定的年龄阶段，可以免除他（她）的物质赡养义务，追加孙子女、外孙子女作为代位赡养人，替其父母尽赡养义务。

（六）多调少判，加大调解工作力度

通过调查笔者认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老人是每个公民都明晓的义务。一旦老人状告法庭，子女难负重堪，心理上与父母形成强烈的对立情绪。判决败诉后，背上道义和法律上的双重负担，致使判决难以顺利执行，既便强制执行，原、被告双方也难以从心理上消除隔阂。不如以调解方式结案，双方互相谅解，和睦善待，重归于好。在庭审方式上要讲究灵活性。比如在田间地头、家庭等小范围内开庭，这样影响面较小，便于化解矛盾，社会效果更好。

（七）适当加大对虐待、遗弃罪的刑罚力度

现行刑法对虐待、遗弃罪的规定，基本上是沿袭了旧刑法的规定，并未作实质性变动。相反，一些规定如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的操作甚至倒退。以虐待罪为例，构成犯罪须情节恶劣，致人重伤死亡的，最高刑只有七年，而且告诉的才处理。与目前赡养问题严重性相比，这样的规定实在过于“软弱”，起不到威慑作用，特别是告诉的才处理，几乎把虐待、遗弃罪片面性比率降为零。近年来，披露的一些虐待、遗弃案件罪行之所以发展到令人发指程度，与刑法对这些罪行规定的刑罚过低不无关系。正因为如此，大多数老年人表示：不打官司，告了没有用。与此相反，我国古代历来无不将“不孝”列为重罪惩治。以唐律为例，唐律规定了十种不赦大罪，其中一项就是“不孝”。凡子女不能善事父母者，其罪行之严重与危害统治者统治地位、生死存亡的谋反、谋逆、谋叛等相提并论，为“常赦所不原”的大罪，并不得享有议、赎、减、免等特权。笔者提及于此，只想说明刑罚惩罚上确实存在不力的问题。另外，赡养裁判与一般民事给付判决不大一样，赡养裁判给付周期可能是10年、20年之久。

多数赡养人在法院下达裁判之初会主动按裁判执行，但时间一长，拒不履行的现象就多了，哪怕强制执行也难有成效。这是目前大多数法官最不愿意承办赡养纠纷案件的原因之一，而现行刑诉法将“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操作程序作了修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执行难”的现象波及到了赡养纠纷执行上。因此，对与赡养相关的刑罚幅度适当提高，实有必要。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老年人赡养问题，必须加快推进社会养老保障金制度。我县统计资料表明：在现有的10万人口中，91%生活在农村，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推进、医疗卫生保障条件的改善和小城镇建设的加快、农村人员逐渐向城镇集中的20年后，城镇家庭中独生子女将达到95%，农村也将达到60%以上，独生子女将真正登上养老舞台。届时，一对夫妇赡养4位甚至6位老人的现象将大量出现，赡养问题将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问题。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为人们普遍认同，夫妇抚养子女的负担大大减轻，家庭收入中用于自身养老的投资作为一项固定支出项目必将为人们所重视，逐步由养儿防老转变为自已养老，实现养老问题的社会化。同时，国家也应从公民纳税收入和养老保险手续中拿出一部分完善公益性专业养老院和老年人康复护理服务机构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分工，减轻子女赡养压力，逐步形成养老社会化、专业化、产业化，实现子女以精神赡养为主、具体养老事宜由专业老年人服务机构承担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最终彻底解决家庭赡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协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①《中国老年报》2003年5月17日第3版。

②《闪光的足迹》，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

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

（二）》。

⑤《中国法制史》，蒲坚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

第五篇：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浅析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

关键词：完善平等人性维权

摘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十七大报告要求“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又对建设和谐劳动关系做出更多部署。由此可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格局中，保持健康、稳定、平等的劳动关系是我们实现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但是，怎样以法律的效益来更好的保护我们多达9.36亿劳动人口（此处指16~59周岁的适龄劳动人口数）的权益，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定是广大劳动者正当利益真正得到实现的社会，也一定是劳动关系双方都能够共赢共荣的社会。没有健康和谐的劳动关系，整个社会的和谐就失去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建设和谐劳动关系不仅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更是促进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坚实保证。所以，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不仅要求建立完备的市场法律法规、社会信用体系、现代企业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都得到合理的实现和安排。更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巩固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劳动用工机制，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增强就业稳定性和提高就业质量，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落实。这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94年7月5日，我国《劳动法》正式实施就是落实法律保护劳动关系的有力体现。此次颁布的《劳动法》共分为十三章，除第一章总则和最后一章附则之外，其余十一章都分别对就业、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工资、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劳动争议、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一一做出了详细的解释。J就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言，我国《劳动法》首先对“劳动者下了定义”：劳动者达到法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以从事某种社会劳动获得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依据法律或合同的规定，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从事劳动并获取劳动报酬的自然人（并不是所有自然人都是合法的劳动者，要成为合法的劳动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并取得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称之为“劳动者”。

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一直为紧绷着的劳动关系保驾护航，但劳动者权益的流失、破坏劳动关系发展、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因素却一直存在。家住江西的老张在南昌市一家工业园区企业当门卫，但并没有和企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03年1月，老张突然被辞退，且没有结算工资。老张多次找老板理论未果，因此只得向有关部门投诉。劳动监察部门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但企业矢口否认老张是其员工，老张也拿不出劳动合同和其他书面证据证明他与该企业存在劳动关系。老张对申诉结果非常不满意，但是证据的缺失，也致使即使法律有心保护，却也无心出力的结果。劳动者作为劳动关系一方合法权益屡遭侵犯，由于天生弱势群体的地位，使劳动者在面临自身合法权益每每受到侵犯时往往无能为力、或为了保住工作而不得不忍气吞声。

劳动者的权益在只有空洞的“保护伞”而缺少细致的“保护网”式的法律庇护下，是不能完全得到维护的。让我们忧虑的不只是劳动者自身维权条件的不足，还有相关机构职能的错位及其他与《劳动保护法》相关保障机制的缺失。所以，完善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势在必行。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我国的劳动合同制度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2008年1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有了《合同法》的实施，像老张一样的劳动者再也不用担心因没有劳动合同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了。从农村来江苏打工的小王被机械厂录用，双方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年后，机械厂以双方不是事实劳动关系为由，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小王终止双方的事实劳动关系，并不付与其最后一个月工资。与老张有相似经历的小王却并没有因劳动合同而无故被解雇。法院基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这意味着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一年内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即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非因法定事由，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同时，用人单位还要每月支付劳动者二倍的工资。小王因此维护了自己该有的权益。在实践中，大量的用人单位为了逃避社会保险等负担，降低用工成本，规避法律义务，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但从小王这个案件上来看，《劳动法》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保护显然是不全面、不充分的。而实践也证明：劳动合同制度的确立，对于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市场配置，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从《劳动合同法》颁布到实施的几年时间里，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不时传出有的企业强迫员工“自愿”辞职重签劳动合同的消息，有的用薪资待议、工龄归零、劳务派遣取代劳动合同等方式来规避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这些现象的发生，表明一些用人单位出于利益考虑，对《劳动合同法》还存在着误解误读或者阳奉阴违的态度。比如，有的人认为《劳动合同法》过分保护劳动者而有伤企业经营者权益。其实，这部法律以保护劳动者为出发点，目的是构建一个和谐、稳定、持续的劳动关系，实现企业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使企业和员工共同发展。它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保护了企业的长远利益。更有人认为《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无固定期限合同是养“懒人”的“铁饭碗”。其实，这是鼓励和引导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长期劳动合同，培养企业对员工的责任感和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而不是搞终身制。在许多国家，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已成为普遍的合同形式。如果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只要这些规章制度属于法律认可的范畴，用人单位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旗帜鲜明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具体内容中加大了对劳动者保护的力度，这在目前劳动者权益还得不到充分尊重的情况下，对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和增强劳动者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具有积极的意义，为构建与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劳动合同法》也为守法企业也创造了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利于促进企业长远健康发展，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方式提出了更高的法制要求，这是一个提高我国企业劳动生产率、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契机，也更加有助于企业把过去以低劳动成本为基本竞争手段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高创新能力为基本手段的发展模式。

近几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进程加快，企业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企业形式和劳动关系日趋多样化，劳动用工制度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关系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一些地区、行业和单位甚至相当严重，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普遍性的问题主要有：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出现劳动争议时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劳动合同短期化，劳动关系不稳定；用人单位利用自己在劳动关系中的强势地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劳动争议案件和因劳动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不断上升趋势。据资料显示，1995—2006年劳动争议案件从3.3万件增加到31.7万

件，增加了9.6倍。劳动关系领域出现的这种不和谐态势，不仅影响着劳动者权益的实现，也影响到企业的发展，给社会稳定带来风险和隐患。因此，无论是从法律自身完善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规范和协调现实劳动关系的角度来看，都迫切要求在劳动关系建立伊始，就从源头上把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纳入更严格规范的法律架构之中，以更大的力度矫正劳动关系的失衡失范，从根本上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现今，我国除《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之外，《宪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工会法》、《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工伤保险办法》等法律、法规对劳动者的平等和选择职业权、获取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劳动安全卫生权、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权、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权、依法参加工会和民主管理权、提请劳动争议处理权等相关权利也进行了规定，为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提供了更多的法制保障。

劳动者不仅要学法懂法、依法维权，更要在出现劳动争议时，积极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下，随着《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逐步实施和完善，我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将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的环境将会有更大的改善，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公平正义、奋发进取和劳有所得、安居乐业的社会和谐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