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为历史作传——《我的前半生》读书报告
李乐：为历史作传
——《我的前半生》读书报告
李乐
书名虽是《我的前半生》，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却始终觉得溥仪所讲述的，并不仅是他个人的故事，而更像是在为那50年间的社会历史立传。他所叙述的每一个故事，都联接着整个时代的血脉。
诚然，本书是以溥仪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线来叙述的，它首先向读者展示的，是一个末代皇帝怎样一步步从帝王的宝座上一路跌跌撞撞，最终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它首先满足的，也是读者对这个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落魄皇帝一生遭际的好奇。
但溥仪的叙述并没有停留在对自身命运的哀叹和忏悔里，而是把自己的一生汇入了历史的洪流中：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日本侵略、新中国成立，这辉煌壮阔的50年间，发生在中国的每一次巨大的变化都冲击、改变着溥仪的命运。因此在本书中，溥仪同时扮演着一个串联者、引导者的作用，他仿佛是读者流放在100年前的眼睛，通过他的观察和叙述，联接起一个个分散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让后来者可以窥看到当时较为真实的社会风貌。
比如第三章中，描述“丁巳复辟”时，不仅写了紫禁城里，“人人都像遇见了大喜事”的情态，还着墨描绘了北京街市上——居民们挂起了纸糊的龙旗，报贩走街串巷地叫卖有关复辟的号外，人们抢购用马尾做的假发辫——这些生动的行为，把当时社会的情态由内至外、由上而下地活灵活现地还原在读者眼前。
除了整体的社会风貌，吸引读者的还有行走期间的各色历史人物。溥仪因其特殊的身份地位，能亲身接触到上至王公贵族、军阀、侵略者，下至太监杂役、乳母、农民等各类人群。对于其中的历史名流，溥仪的叙述不一定更完整、更真实，但他所提供给读者的角度却更独到。无论如何，我们是透过一双曾经帝王的双眼去品评，那种略带俯瞰的视角，消除了普通读者和这些名宿之间的距离感，带来一种全新的认识。
他写洋博士胡适，充满了调侃的意味，这位“所谓新文士、洋博士”，在溥仪这个昏聩的皇帝面前，居然毕恭毕敬、受宠若惊。对他的描写虽不多，但仅从他信中“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竟能站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这几十个字里，就可以将他对皇帝的逢迎阿谀一览无余。
在知名的大人物之外，全书也不惜重笔描写了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虽然只是围绕在溥仪身边的个案，但他们各自所代表的，却是当时社会中这一类人的风貌。可以说着笔在小处，着眼在全局。
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全书的第二章中，溥仪提到他的乳母。在这个逐步衰颓的皇宫里，这个朴素的女人表现出了难得的温顺，也只有他给了少年溥仪以怎样为人的教育。但连溥仪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把他喂大的女人，正是因为“大清”统治者的荒淫无度才家破人亡，而9年哺育“大清皇帝”的日子带给她的，除了屈辱，还有自己的亲身女儿早已不在人世的噩耗。
这个小人物之所以在这宏大纷杂的历史中如此令人驻目，正是因为她身上所体现的鲜明的矛盾——一方面，她沉静温顺，在这个人人乖张怪戾的皇宫里显示出了几乎唯一的人性，让人感到她的可怜可爱；另一方面，她对自身悲剧的麻木、她的完全的逆来顺受又让人怒其不争。然而在那个时代，甚至是更久以前的封建王朝中，像这样挣扎在底层而又全然不知反抗的人还有多少？还有多少人连她这样的“幸运”都得不到而生活地更为凄惨？透过她，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时代乃至整个封建王朝中一类人共同的悲剧。
与她形成对比的，是第九章，溥仪成为战犯后参观平顶山时遇到的方素荣。同样是一个身世凄凉的女人——5岁时经历屠村，丧失了全部亲人后四处流浪、隐姓埋名地生活。在身体和心灵饱受摧残之后，她表现出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毅和坚强，她有对日本人和汉奸的恨，但为了理想的事业而放弃了个人的仇恨，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宽容。
相比与唯唯诺诺的乳母，方素荣更加爱憎分明，她们虽然都是可怜可爱的女性，但方素荣更是可敬，她是已经觉醒了的现代女性，有理想和事业。相比于乳母的麻木和顺从，她的顽强和斗争的精神令人钦佩。
而方素荣和溥仪乳母的对比，也正是新旧两个时代，苦难的人民的精神思想的对比，是封建社会受奴役压迫的“爬行人”，与新社会中成为主人的“直立人”的对比。
在这本书中，类似的对比无处不在。
奢华但是缺乏人性的宫廷与接受改造时的“监狱”对比；在天津“行在”时，遗老旧臣的殷勤与进步人士的激烈谴责对比；旧社会中童仆一面干活一面遭受虐待折磨的经历和新社会里儿童受到的关怀也是对比；包括溥仪本人的前后思想也经历了转变：一开始妄自尊大、唯我独尊的乖戾性情与写书时流露的忏悔羞愧形成鲜明的对照。
而这一系列的比较都是放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的，它们所反映的，是封建社会、军阀混战时期与新中国的差异，是人民由奴仆到主人的转变。因此，读《我的前半生》，如果仅仅将它作为一本“帝王笔记”而抱着猎奇的心理去读，就大大贬低了它的价值，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历史，更描述了20世纪前叶，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和历史波澜起伏的演进。它所承载的，是50年，一代人，共同的血泪和记忆。
第二篇：《我的前半生》读书报告
夏宁馨：《我的前半生》读书报告
夏宁馨
《我的前半生》自从一九**年问世后，即被誉为“奇书”。其实这本书的作者是两个人，除了溥仪外，还有一个未署名的作者：李文达。此书是他在溥仪写的书稿的基础上结合各种资料全面重写的，当时未署名，完全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
《我的前半生》从家世写起，一直写到1959年溥仪参加战犯管理所组织的社会参观。这位末代皇帝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这本书以他为线索，带我走进那个动荡的年代。
溥仪前半生的经历非常坎坷。依照封建传位规则，本不该由溥仪当皇帝。光绪病危，慈禧太后便急着过继子嗣，按理应选“溥”字辈最年长的侄儿溥伟，可她却偏偏挑中光绪帝的弟弟载沣的长子溥仪。11月中旬，光绪、慈禧奇怪地在两天间双双死去，只好由隆裕和载沣一同扶持溥仪登基。溥仪三岁时首次当皇帝时清朝已气数将尽，1912年初，清廷面对辛亥革命的风暴，隆裕太后抱着小皇帝宣布退位了。退位后的溥仪慢慢懂了事，在周围清朝遗老包围下被灌输了满脑子复辟意识。1917年7月，封建军阀张勋率兵入京，拥立溥仪复辟，这位11岁的少年第一次尝到了当皇帝的兴奋，却在11天后被赶下台。此后，溥仪把复辟的希望寄托于外国，先是受英国公使馆派来的师傅庄士敦鼓动准备到西洋寻找支持，因英美政府的对华政策是维持民国而未成行。后来，他与制造“满蒙独立”以分裂中国的日本侵略者联手，在“九•一八事变”后去了东北，先当“执政”，1934年，第三次登基。日本人却未兑现帮助其恢复“大清”的许诺，只让他当“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在伪满宫中呆了十几年的溥仪，对日本人由感谢变为不满，后来又发展为恐惧。1945年，日本投降，溥仪被苏军
逮捕，于1950年移交中国，以叛国和协助侵略者发动战争罪在战犯管理所关押了近十年。1959年秋，溥仪获得特赦回到北京，开始在植物园劳动。
读完此书有很多感慨。首先我对这位末代皇帝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他出生在大清气数将尽苟延残喘的年代，又有一个承载了太多人私心和太多人希望的出身，三岁登基，六岁退位，母亲早亡，懦弱的父亲和他又没什么感情，在他童年里除了乳母王焦氏教给他一些“人性”，其他的各色人等都在盘算着借着小皇帝的名号为自己谋利益。在这样一个压抑封闭的环境中成长，势必会养成自私、自大、怪癖的性格。他的存在形式始终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傀儡，他是慈禧太后继续控制政治的工具，他是保证摄政王继续受到优待以及一年四万八千量的银子的条件，他是太监和内务府的钱袋子，他是遗老遗少们的政治标志，他是军阀在缺少合法性的时代的大旗，他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极度缺乏教育与关怀的他直到在战犯管理所里，才有生以来第一次学会系鞋带、洗衣服等生活常识。蒙哥马利来访时询问他在植物园的感受如何时，他回答说“比起皇帝来我更愿当园丁”。这句话说得太过苍凉与虚弱，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起起伏伏，他的灵魂终于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也许是被逼无奈的自我安慰，也许是发自内心的与世无争，这些不重要，他经历了太多，心里是什么滋味，只有他自己清楚。
这本书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写作背景，所以很多人都对最终溥仪到底有没有被改造有所疑问。有些人不喜欢这本书就是因为它读起来像是一本忏悔录，认为这本书的诞生年代会禁锢溥仪的很多想法。溥仪既然在做日本人的傀儡时他能够效忠日本，甚至参拜日本的神，那他会不会在共产党一统天下的时候，写个这样的书来积极表示自己的立场。在我看来，不可否认书中有这样的成分，而且占了不少的比例，这种感觉在书的前半部分尤为强烈。但是读到十年改造的那部分，发现对自己之前的想法有了动摇。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经过十年的改造，他同那些伪满、国民党官员、日本战犯们一样，思想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其中有段非常打动我，讲的是一位大娘让他们看瓮里的大米，说康
得年头看不见几回。溥仪站起来向大娘说：“您说的那个康德，就是伪满的汉奸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请罪。”大娘只是说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再提了，只要他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我宁愿去相信他看到新社会最普通的各色人等的各种心态以及生活得变化，包括自己的，一定会产生心灵的震撼。那个时代的确有那种力量，因为一切都是新的，人民从水深火热的战争中解脱出来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与希望。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我相信溥仪会受到影响与感化。
这本书的语言很有社会主义味道，深深烙下了改造的印记。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是历史的印记。
第三篇：历史读书报告
历史读书报告——《1898年中国故事》
本书的内容正如其标题一般，描述了发生在1898年的中国的那件大事——百日维新。在历史上，这是一次失败的维新，在守旧的清廷压力之下，这场堪称思想启蒙运动的维新变法运动，纵使得到了当朝皇帝光绪的支持，也最终流产。主导这次维新的青年俊才们惨被迫害，朝廷中开明有为的大臣遭贬，一股新兴的改革势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可这也是一场成功的运动，他带动了中国原本老态龙钟的思想，让革命的潮水涌向了这篇干涸的土地，最终他间接造成了那之后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思想维新运动的兴起，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新文化新思想和新的理念。
本书着重描写了当年参与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维新活动的人们在这短短的百余日里的经历。维新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康有为开展这次维新的最初的中间人——翁同龢，亦新亦旧的张之洞，已经当时的戊戌六君子。他们在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中，活跃在京城皇宫，创办各种学会，挥洒这自己的才华力图给中国一个美好的未来。虽然最终失败，但是这些风云人物带给我们的震撼是如今正繁荣向上的中国不能忘却的。
在书中，详细描写了康有为上京之初的事情。那是的康有为仍是一个无名小卒，却因为清廷软弱守旧的态势几次上书朝廷力图改革。甚至在未入京前便开始为了中华存亡开始了看似荒谬实则饱藏着爱国之心的巴西移民计划。“欲开巴西以存吾种”虽然是现在看来及其可笑的移民计划的理由，但是这种为中华民族的存亡而远虑至此的精神却是当朝许多大官绝对无法拥有的胸襟。考虑到时代变迁以及当时的时局和思想的不同，康有为在初入京城时的言论虽有许多过于激进甚至空想的成分在内，但是有许多观点在现在仍值得我们深思。《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分析的关于中国面临的危机时他提到：德国占领胶州湾势必给了诸位列强开了一个头，引起了瓜分的风潮。即使是如今的中国国力强盛，却也免不了面临着周边国家带来的领土威胁，在当时一个软弱的政府顽固守旧听人列强开先河瓜分国土，如今倘若有一个国家成功的在中国的领土纠纷中占得上风，中国无疑也会面临更多的领土纠纷。国土的完整，的确需要强盛的国力，然而即使当今世界舞台上强盛的中国，也不能避免领土的纠纷。那么对当时并不昌盛的中国，政府的强盛就显得更加重要了。持续了几千年的封建政策在历经了一系列的战争之后充分的暴露了它的不足，康有为在此时提出的变法维新无疑的完全正确的选择。
但是，康有为的确为中国提出了极为明智的变法之路，却也避免不了一些观点上的不合理。如他同样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到的策略：中央政府拱手无为，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虽然在康有为自己看来也是使国家完整的下策，但是从如今看这实则也是不可行的理论。中国幅员辽阔，这也使得统一成为了每个当权者的同等大事。从春秋战国到五代十国，多少混乱的时代都是因为群王自治，称霸一方而导致，如果听任疆臣自治只会带来同样的效果，使得原本混乱的中国更加衰弱。更不用提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如果盲目自治只会使得本来就不多的国力分散，更加容易被列强殖民统治，这样所谓的：大清王朝不至于尽亡“就成为了空谈。可见康有为尽管有着当时一般文人没有的觉悟和胆量，但是终究是一人之力微薄，亦或是救国之心急切，难免有激进而不切实际的言论发表。但这瑕疵掩盖不了康有为为国家做出的努力以及他的爱国精神。
再说张之洞的《劝学篇》。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朝廷忙着跟洋人签条约，京城却因为来了一群维新派人士而兴起了学会风潮。各大学会打着传播新思想的旗号张扬的开始在京城传经布教。这时候，因为由康有为发起的保国会的高调已经光绪皇帝对维新派人士的保护，张之洞写出了《劝学篇》。这个曾经在洋务运动上大放光彩的朝廷要员并不赞成康有为等人的活动，但是他却有着一个和维新派有着极大相似处的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写《劝学篇》，无疑是因为康有为的势力在京城一般读书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而这位重臣虽然思想开明，却对目前这个看似稳定的封建主义社会的安稳表达了自己的信任。他对康有为等人的不满大概便来自于他们激进的思想对中国现有的政治体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是的社会开始浮动，不再像从前那样麻木的安定着。无疑，希望社会安稳国泰民安的确是一位臣子应该想的，张之洞稳中求变的思想不得不说是极其正确的。中国在那个年代已经接近了战火的洗刷，政局再不像从前那般稳定。此时维新变法，对本就不平静的中国造成的影响一定会更加的巨大。然而这位朝廷的臣子在《劝学篇》中表现的，更多的是他封建主义的思想。尽管他西学为用的思想让人眼前一亮，但是事实证明，张之洞只能是守旧派里的先进人士，而不是维新派中得守旧党。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过了洋务运动这样的大面积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却在紧接着到来的战争中，继续了颓势。事实证明，仅仅西学为用是不够的，洋务运动并没有真正彻底的改变这个已经逐渐衰弱的国家。而张之洞在改革大潮中宣讲中国经典文化，看似是在为中国的文化存根留底，为保留国家的底蕴而“劝学”，不过实则是守旧派的思想罢了。如今看来在那个时代中，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和平的维新没有成功，于是武力斗争的改革时代紧随而来。
无论是谁，都随着历史的车轮淹没在了过去。那场乱世中的维新虽然失败，却留在了我们心中。纵使思想有多么不成熟，纵使结局有多么惨烈，但是百日维新带给我最大的震撼，是维新派人士那爱国的心。他们没有高官厚禄，甚至与朝廷中的皇室成员，守旧派重臣为敌。但是他们依旧一封封的起草着文书，顶着压力上奏，为了中国的富强策划全新的政府，以前热血的成立学会传授新思想。那个人人只求自保的年代里，他们不顾一切的为了心中的祖国梦奋斗。我们古老的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浸染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每个人心中的旧文化旧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倘若我们活在那个年代，帝制大概就如家常便饭一样让人习惯。然而就是这样的思想浸染中，青年才俊们为了国家的未来，大胆的去打破这几千年的叹息之墙，与在中国堪称绝对权利的皇室斗争，只为改革国家，与列强作战，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精神，我们应当学习，不能忘却。本书的最后，用“那原本充满希望的1898年中国故事终于在极度失望中落下帷幕”作结，实在让人感伤。当戊戌六君子献身维新运动，当百日维新终成梦，我们也只能感叹命运弄人，让中国只能走上充满血泪的武装革命之路。但是维新成功与否，在看完了这本书后，我已觉得并不重要。看着这群拥有先进思想的文人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奔走劳累，宣讲自己的思想感化大众，书写一封封奏折企图唤醒朝堂上的人们的热情，一次次慷慨激昂的面见尽管激进，却让人感受大这群：狂妄“的年轻人为了祖国的未来挥洒热血的热情。在随后到来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后来彻底推翻了帝制的辛亥革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次百日维新的影响，这些运动或许不都是正确的，但是都有一个目的——保家卫国。正式从百日维新开始，为了维新奔波的人们唤醒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求生渴望，让新文化开始萌芽，推动了中国近代的革命事业。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混杂的时代，充满着侵略，反侵略，改革，守旧，战争…….但正所谓乱世出人才，在这激昂的年代，无数的才俊出现，留下了他们的墨迹，他们的辉煌，也间接造就了我们如今的和平幸福的生活。出现在百日维新中得人们只是这个时代的一小部分，但已经用他们燃烧的心感染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个时代，不因为它的屈辱亦或是荣耀，而是因为那个时代孕育出的人们。历史不能忘记这些带给中国无数精神财富的人们，我们不仅梗不应该忘记，还应学习他们的精神，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做有目标有理想，有热情的新一代人，让自己成为能让时代记住的人！
第四篇：历史读书报告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历史学读书报告
作者：
尹艺钧（竹居）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这本书的作者是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研究会理事、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唐研究》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编委、《中国学术》学术委员会委员的荣新江教授。
这本书主要介绍了中古中国与一些外来文明之间的一些关系，其应属于荣教授的学术大成之作。
荣新江教授主要是通过栗特人这一线索来阐明中古中国与西域外来文明之间的关系的。而荣教授本身就是研究栗特人与沃教的学术专家，在此书中他引用了很多学术资料与观点。
本书一开始便引入了丝绸之路的话题，点明了中外之间联系的条件，并把它当做是“对话之路”。中国在影响世界，世界也在影响中国。
其第一篇介绍的是胡人的迁徙与聚落，但主要介绍的是栗特人（即昭武九姓）。栗特人是一个来自东西方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在商业为主要诱惑条件下，大批栗特人迁往中国内陆，并在迁徙沿线形成了一系列的栗特人聚落，开始了逐步“汉化”的过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胡化中国）。其第二篇介绍的是胡人与中古政治，不过侧重点依然还是在栗特人身上。其中包括高昌与中西交通的记述，突出了高昌在西域诸国中的地位。另外在此篇中还特别详述了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问题（如果我们根据陈寅恪先生“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统”的观点来看安禄山的话，他无疑是个地地道道的粟特人）﹑在唐朝的波斯景教家庭和敦煌归义军的问题（其曹氏政权，荣教授认为是栗特起源）。
其第三篇介绍的是“三夷教”在中国的流行。三夷教即指沃教、摩尼教和景教。在这里，荣教授详细探讨了“三教”传人中国的时间以及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影响。
其第四篇介绍的是荣新江教授对一些汉唐中西关系史论著的评价。集大家之言，聚名家之论，成一家之学。
中古时期的西域,不只民族众多,而且语系复杂。但最关键的是它又在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腊文明这中西方四大文明和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这东西方五大宗教的中心。荣新江教授研究西域史，用的是实证史学的方式，而实证史学讲究“穷尽材料”,在这方面无疑荣教授是非常杰出的。
写出这本书，是需要大量的资料搜集的，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因为资料的繁琐复杂会让人难以承受，这也正是实证史学的难度所在。虽然荣新江教授在引述资料的时候，也出现过一些纰漏（比如说，吐鲁番文书所记“垔吴”即史籍所见“伊吾”，是王素于1983年最早提出的，而并非如论集所说是姜伯勤先生），但这丝毫也降低不了荣教授在此书上所下的心血。
本书紧紧扣住栗特人这个中心，把中国内陆与西域（包括中亚和伊朗地区）很自然而然的联系在了一起。不得不说，这是此书成功的一大因素。但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这个栗特中心论也是此书的一个致命缺陷。要研究中古中国与西域外来文明之间的关系，如果单纯从栗特这个民族出发的话，往往会遗失很多方面。的确栗特在整个西域民族中与中国的关系最为密切，但这并不能代表中西交流的全部。
为了能够更好的研究中古中国与西域外来文明的关系，我认为荣教授应该增加一点篇幅用来介绍吐火罗人、大月氏人、塞种人与中古中国的关系，并且也可以详细地研究论述一下栗特人与吐火罗人、大月氏人、塞种人以及突厥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可以更好的延伸一下中国内陆与西域的关系，甚至可以更好的向南延伸到印度，更好的向东延伸到波斯与叙利亚，向北可能会延伸到古罗斯人。这样的话，《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这本书的厚度将大大增加，内容的拓展性也将更为完善。
关于《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这本书，的确有很多东西让我不能认同。
其第一点，书名问题。刚开始看到书名的时候，我以为里面指的“外来文明”肯定有西域文明（今新疆地区）、北部草原文明、中亚文明、西亚文明、北非文明、阿拉伯文明、西欧文明„甚至是美洲文明。但当翻开目录之后，吾大呼上当。里面只着重介绍了西域文明（新疆和中亚地区），捎带脚的提了一下西亚的波斯与北部草原的突厥。开玩笑的说，这就是典型的欺骗消费者（如果不是这本书好看的话，我早就打电话给“消协”了）。最后给荣教授提个建议，下次这本书再版的时候，希望能把书名改成《中古中国与西域文明》，这样会更好一点。
其第二点，安禄山的种族问题。安禄山出生于突厥，这一点毋庸置疑。其母阿史德氏，为突厥巫，且阿史德氏在突厥国中的地位是仅次于可汗家族阿史那氏的族姓。由此可以推断，安禄山的生父应为突厥的一大显门望族，荣新江教授在此忽略了安禄山的生父问题（只是简单了附和了一下安生父是栗特人的观点），而转向了安禄山的养父。安禄山母亲的地位高贵，再嫁之人也应是富贵身。安禄山的养父是胡将军安波注兄安延宴，是一个依附于突厥的胡人部族。关于这个安姓部族，很多史学前辈（也包括荣教授）都认为它是属于栗特种族的。这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当时在突厥的栗特人又很多，很多史料与考古发现都证实了这一点。但意大利富安敦教授在所著《质子安世离及其后裔》一书中，因新、旧《唐书》记安重璋在请求改安姓为李姓时，说他所自出的武威安氏与安禄山“同姓”或“同宗”，从而怀疑安禄山是武威安氏的亲属，而富安敦教授认为武威安氏是东汉人质的安息王子安世高的后裔，这样一来，安禄山就成为波斯人而不是栗特人了。
虽然富安敦教授的观点有不少漏洞，但这种说法我们也值得研究一下。唐朝时，的确是存在过安世高一支的后裔，这一点应该可以肯定。
但也许有人会说，安禄山是营州人，与河西相差千里有余，怎么又可能说安禄山就是武威安氏呢？其实不难理解，突厥曾经控制过河西地区，安氏被胁迫进入突厥也是有可能的。
武威安氏，主要在河西地区，而栗特人在河西有一系列的据点，说武威安氏是栗特种裔，似乎也不为过。但栗特与波斯都在中原以西，河西走廊又是一块沃土。试想一下，东汉安世高一支经历过东汉末年与西晋末年的动荡以及十六国时期的战乱，他们还会本分的呆在两京地区吗？相对而言，西北地区或许更为安全，而且更靠近他们自己的家乡波斯。
对于武威安氏的种族问题，以后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做进一步的探究。（前提是建立在我比较勤奋的基础上的）
或许在这本书里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只不过还没有发现而已。说实话，我只花了一个下午去看这本书，所以也算不上是什么精读，因为我只在里面找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其实关于栗特与沃教的研究，史学界不乏大家。像我国的陈垣、陈寅恪、唐长孺、张广达、姜伯勤、陈国灿等先生，还有日本的桑原骘藏先生和藤田丰八先生，加拿大的蒲立本教授等等。荣新江教授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但却是很优秀的一个。
这本书里关于栗特与沃教的研究，应该是目前比较权威性的。在这里或许会有很多人不解，研究中古中国与西域外来文明的关系为什么要如此强调栗特人的地位。
其实随着近年来对丝绸之路和中外关系研究的不断升温，史学界越来越开始关注栗特这个处在“十字路口上的民族”了。
栗特这个民族原先是在中亚地区，后来随着经商的需要逐步东迁。而在东迁的过程中，栗特人在中原不断的被汉化，同时栗特人也参与到了汉人胡化的过程。
所以说，栗特这个民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研究它，不管是对于中国史来说，还是对于世界史而言，都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神秘地带”。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这部由论文汇聚而成的著作，是目前研究中古时期中西文明关系的大成之作，无疑对后来的史学研究具有相当大的示范作用。
它的意义与价值或许早已经超过荣新江教授对其的预估了，但这都不重要。因为历史总会证明某些东西的价值的。
第五篇：《马克思传》读书报告
基本概况：
书名：马克思传（第四版）
作者：David McLellan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月：2008-05-01
主要观点：
作者积三十年之大成用细腻的笔触勾勒马克思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深度展示马克思的思想成长轨迹，全面展现一个有血有肉的马克思。作者完整的覆盖马克思生活的三个主要层面——个人的、政治的和精神的。详细的剖析了以往不为人注意和重视的后来发表的马克思西乡文献，如马克思的几大本经济学笔记。
感兴趣的内容：
1.燕妮在其自传中写道：“1851年初夏，发生了一件我不愿在这里详述的事情，虽然这件事极大地增加了我和其他人的痛苦”。这件事就是马克思的私生子弗雷德里克的出世，母亲是海伦•德穆特。这件事保密得很好，马克思家庭存留下来的资料都经过认真的审读，删掉了与之相关的一切内容，只是最近偶然发现的一封信使才这件事情暴露了出来。这封信是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卡尔•考茨基的第一个妻子）写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路易莎•弗赖贝格尔与海伦•德穆特关系亲密，在后者临死之际，一直替恩格斯照看房子。按照她的说法，恩格斯曾接受了他和弗雷德里克的父子关系，因此“使马克思获免家庭的窘困和冲突”。但是，如果他由于对“儿子”不公正而受到起诉的话，他给了路易莎•弗赖贝格尔揭示真相的权利。他甚至在临去世之前的床上，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了心绪纷乱的爱琳娜，当时由于他不能说话了，就把它写在了石板上。这个秘密只有（马克思的）家庭和一两个朋友知道。这个孩子马上被送到了他的养父母那里，与马克思一家一直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才开始了和母亲的来往。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写道：
他定期每周来看望她；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他从来不从前门进来，而总是从厨房进来。而当我进来的时候，他仍然不走，我才确信他有着一个来访者所有的权利„„对马克思来说，他经常面临着与妻子（她心怀强烈的嫉妒）的分离：他不爱这个孩子；他不敢对他做出什么事情，否则就会承受太大的流言飞语；这个孩子作为付费的客人送到了路易莎夫人那里（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她写了她的名字），而他的名字也是从养母那里而来的；只是在尼姆去世之后，才从了德穆特的名字。
这封信有着公认的无可置疑的可信性。弗雷德里克•德穆特的出生证明上写的1851年6月，这份证明保存在萨默塞特郡议院。填父亲名字的那一栏空着，母亲的名字填的是海伦•德穆特，出生地写的是第恩街28号。虽然有关这件事只有这么少的细节保留下来，但似乎是保持体面的必要性和对于难以避免的流言的担心，才促使燕妮的精神日益紧张。（P251-252）
原因：马克思说过“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但是在中国和苏联，政客们都希望把马克思塑造成一个“神”。无论是与非，把死人打造成“神”是活人的伎俩。活人又自
我打扮成“神”的继承者，那么实质上是把自己塑造成“神”，那些追随自己的人也统统是大大小小的“神”，自己理所当然地是“神”子“神”孙们的伟大统帅、伟大领袖、伟大导师和伟大舵手。所以，那被活人造出来的死人是“神”，活人就是造“神”的神。然而马克思是人，不是“神”，而且是“凡人”。在《马克思传》中，这段话描述了马克思的老婆燕妮对于马克思有私生子的事实的埋怨，马克思不是“神”，是一个有情人有私生子的“凡人”，虽然这样的事情对马克思的光辉形象有一些损害，但是我觉得这样的马克思更加的真实，更贴近生活，因为马克思也会犯错。
2.到伦敦不久他在心中写道：“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15日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燕妮甚至要把护照延长到5月15日也很困难。17日她带着3个小孩子到了伦敦，身上还怀着不到3个星期就会出生的第四个孩子。格奥尔格·维尔特去接了她，格奥尔格·维尔特是一位批发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者之一，并曾在《新莱茵报》工作。他看到了他们在莱斯特广场中已布置好了的房间，房子就在他们不久前离开这里的房子旁边。当时他们正往这所房子里搬家，房子有两间，坐落在切尔西城市国王路旁的时髦地段。租金昂贵（每月大概6英镑），但他们贫乏的财源从燕妮母亲的资助中得到了缓解，这样他们可以度过眼前的这段时间。燕妮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11月5日，当时人们在外面高喊着‘永远的盖伊·福克斯‘，戴着面具的小男孩在街上骑着人工巧手制作的驴子，一切都在喧嚣，我可怜的小亨利希出生了。为了纪念这些伟大的反叛者，我们给孩子取名小福克斯。”所以，正如维尔特所提及的，马克思的家庭中有四个国籍，每个孩子出生在不同的国家。（P217）
父亲一直抱怨儿子没能和家里保持联系，把在校学习的情况告诉家人:他离开家人到波恩三个星期没有一点消息，后来三个月中只给家里写过两封短信。他花钱一直超过家庭的支付能力--这是他一生的特点。第一学期，马克思与来自特利尔的颇受尊敬的学哲学的校友（早他一年入学）同室，成为30名特利尔同乡会会员之一，并且很快成为五名领导者之一。该会的活动主要是喝酒。马克思完全进入了这种生活，以至因为“喝酒的吵闹声扰乱了夜间的平静”而被学校关禁闭，虽然只有24个小时。学校的“监禁室”远不那么令人难受，因为被监禁者的朋友有权去看望他，和他一起喝酒、打扑克，帮他消磨时间。1836年，来自特利尔的学生和波路西亚可普学生会普鲁士年轻的贵族学生之间在校园里发生了争执。后来一度发展为公开的打斗。1836年8月，马克思在一次决斗中左眼上方受了伤。他还由于“在科伦携带被禁止武器”，被批评并被告到学校领导那里，但事件的调查不了了之。（P14）
原因：第一段提到了马克思在伦敦的生活比较窘迫，第二段中点出了马克思一生的特点——还钱超过家庭的支付能力，这也正是马克思生活窘迫的原因。其实马克思生活上的窘迫，源于他对金钱的态度，这也反映了他的个性，他不善于理财，因为他认为金钱不重要，懒得花心思，也因为他豁达的性格，不拘小节的作风。但生活的压力没有使得他在工作上有任何的退缩，执著的追求，使他可以从容面对任何困难，他的不断抗争本身就是非常伟大的事情。与其想到今天的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压力依然很大，但至少没有窘迫到那个年代的地步，我们有更好的条件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去改变，去创造，去抗争。.在资本横流的这个社会，保持对物质的正确态度是非常关键的，应该由思想去创造物质，而不是物质决定思想，这个观念好想有点唯心了。但至少是我对金钱和理想的态度。
3.学生的成绩并不好，他们中有一半通不过最后的考试。马克思的智力虽不是十分突出，但也在一般以上。在班里的32名学生中，他大约排第八名。离开学校的时候，他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当时班里平均年龄大约是20岁。学校非常重视语言学，马克思的拉丁和希腊诗文好，宗教课程令人满意，法语和数学是弱项，奇怪的是他的历史最糟糕。存下来马克思最早的手写材料是他为德国学校毕业考试而写的三篇文章。拉丁语作文是关于奥古斯都元首的，意义不大。但是，关于宗教的一篇作文却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这两篇文章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洋溢着要通过一种方式把人的个性完全发展出来的热情，即规避权利和荣誉、用自我牺牲精神来为人类整体谋福利。作文的题目是《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
原因：这里点出了马克思从小就受到了老师们人道主义者的理想观念的熏陶，已经能写出这些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文章，说明了马克思的成功与小时候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当然12岁前在家里受父亲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
总体评价和读后启示：
麦克莱伦写的《马克思传》是英文世界最权威的马克思生平、思想研究文献之一。它有两大特色：一是详细剖析了以往不为人注意和重视的后来发表的马克思的思想文献；二是深入细致地刻画了马克思一生的生活、工作和理论研究经历，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和资料。
从马克思一生的经历来看，教育是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因素。从开始他的父亲及朋友居佩尔牧师在宗教方面对他的影响,其理想主义的态度,反映到后期形成的共产主义理论,即便到现在,我个人仍然认为这是超理想主义的,也是超现实主义的。而后在大学里面对文学诗歌的极度狂热,奠定了他对爱情的态度,也是我所欣赏的,其实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本为矛盾的融合体,我指在爱情当中,好歹,马克思把这两者很好的统一了,最后趋于理性,于是他得到了他心爱的人。这一点,他必须感谢他父亲和爱人对他的不断鞭策。
从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一个有瑕疵的马克思。文中写出了很多马克思的缺点。比如爱乱花钱，青年时期酗酒，斗殴还因此被学校关禁闭，不会理财，生活没条理，甚至在中年时期有情人有私生子。其中最大的缺点就是花钱没有节制，他母亲曾一直劝他适度消费烟酒，他父亲也一直埋怨：“我们可敬的儿子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好像我们是阔佬，可是，就算是最富有的人花的钱也不超过五百”。以至于他后期生活的生活来源都是来自恩格斯的资助。由此可见，人不是完美的，就连马克思这样的伟人都有这么多缺点，我们不能对自己和别人过于苛求，要有一个宽容的心。
总之从马克思的一生，我得到了启示，他的成功在于他不懈追求，不惧困难，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但是一个人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永远没有第二个马克思，所以我们要向他学习但是不能完全模仿，毕竟他并不完美，他不是“神”，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追逐马克思的脚步，再超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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