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机构介入社区老年照护服务的经验研究五篇范文

第一篇：民营机构介入社区老年照护服务的经验研究

民营机构介入社区老年照护服务的经验研究

——以上海和杭州为例

朱浩

文章来源于《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摘要】鼓励民营或民办机构进入老年服务领域一直是政府倡导老年服务市场化和社会化的重要内容。通过上海和杭州两个最早老龄化城市的典型案例，分析民营机构介入社区老年照护服务的不利因素，对其与公办机构的关系、服务内容和标准、介入方式以及护理保险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进而提出民营机构介入社区老年照护服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关 键 词】民营机构/老龄化/老龄化社会/社区照护服务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尤其是人口高龄化趋势明显加快，关于如何满足老年人的护理需求、发展护理保险或开展相关服务的论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一般说，老年人有三种最基本的需求：经济支持、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1]而对于像上海、杭州这样的一线城市，经济支持已不成问题，绝大多数的老年人已经解决了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但在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两方面的需求上却不甚乐观。依靠传统的家庭老年人照料体系养老日趋艰难，近期发生的老年人倒毙街头、家庭虐老等恶性事件进一步提醒我们亟待发展老年人的照护体系，这也使政府责任和养老资源的社会化投入成为讨论热点，鼓励和支持民营机构介入老年人照护服务成为其重要内容。

一、老龄化社区照护服务供需现状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目前我国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的人口分别占到总人口的13.26%和8.87%，老龄化趋势明显。在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上海和杭州两个城市，截至2010年底，上海市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31.02万人，占总人口的23.4%，人口预期寿命达到82.13岁；杭州市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13.40%，较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14个百分点，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9.02%。同时据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2011年8月17日公布的《本市老年人生活方式和质量评价调查报告》，上海市60岁～69岁老人空巢家庭占38.9%。由于平均预期寿命和平均初婚年龄的差异，上海女性老人在75岁～79岁时，约一半丧偶。老人生活际遇上的变化势必使家庭赡养的传统方式变得艰难，其部分医疗服务虽然可从医疗保险中支出，但广大老年群体的照护从福利体系上的安排还比较有限，大多是处于家庭内部的互助或从市场购买照护服务的个人行为。

与此同时，上海和杭州两地老年人对服务的购买力不断提高。2010年底上海基本实现社会保障的全覆盖，杭州市60周岁以上城乡居民则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基础养老金。除了社保的覆盖以外，老年人的消费能力也得以大幅提高，根据1999年至2010年对中国老年人口消费水平变动趋势预测，我国老年人消费需求总额2005年比1999年增加1.69到1.91倍，2010年增加到2.65至3.30倍。[2]这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激发老年人对照护服务方面更多的需求。

当前，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以政府供给为主体，以养老保险为基础，依托社区兴办的社区服务中心，附以慈善和群众性组织。在“家庭养老的主导思维下，养老服务的政府投入太少。中国政府对养老服务责任的承担，就是体现在举办公办养老院上。但碍于有限的财政资源，这些公办养老院均定位于传统救济性福利，以收养城镇„三无‟人员和农村五保户，其数量及覆盖面一直有限。”①养老服务绝对比例上还是依靠居家养老的方式，老年照护绝大多数是在家庭内部消化。在以核心家庭为主的城市家庭结构中，成年子女负担过重，往往在工作和家庭照料之间顾此失彼，难以做出选择，需要照料老人的家庭背负巨大的压力，老年人的照料质量也得不到保障。

我国65岁以上的老人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仅为23.5张，发达国家养老服务机构每千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则为50张～70张。截止2010年底，全国失能、半失能老人已经达到3 300万，占到老年人口的19.0%，其中完全失能的老年人达到1 100万人，而机构养老(养老院、医疗护理机构)只能为1.5%的老年人口提供护理床位。②这对于老龄化程度较高的上海、杭州而言，表现更为明显。上海市曾提出“社区居家养老(照顾)服务人数达到25万人，养老机构床位达到10万张”的目标。③据统计，2009年底上海市老年人日间服务机构共计303家，养老机构625家，床位数共计9.78万张，④但也只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3.0%。与此同时，在养老资源方面存在严重的区域和层次差异：部分远郊的区县养老机构因交通及设施等原因利用率不高，而市区的养老机构床位供不应求，已经排队到2013年。这种现象在杭州也存在，市区某些养老机构需要排队两三年才有床位，郊区的很多老人公寓入住率只有30%左右。据2010年杭州市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底杭州平均每百位老人拥有养老机构床位数仅为1.94张，远低于浙江省2012年达到每百人3张床位的标准。

这种供需的长期不平衡仅靠政府难以得到解决。由此，也为民营机构进入照护服务体系提供了契机：首先，倡导社区服务多元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多主体参与社会事业，不仅是对西方社会福利三角理论的一种适应性学习，也是当前政府投入不足的一种现实性选择；其次，公办养老院缺乏竞争压力，容易产生管理松懈、人浮于事等低效率现象，经营灵活性较差；再次，在我国针对全体国民的基本养老还没有全面覆盖，护理保险目前建立还不可行，大多数老年人仍旧依靠付费获取照护服务；最后，政府鼓励民营资本进入老年服务领域。长期认为养老是一种绝对的消耗或负产出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合理，导致养老事业投入不足。随着老龄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老龄人口的绝对比重和消费能力开始被重视，民营资本认识到老年服务将是未来的朝阳产业之一，开始积极投入到养老或照护服务中，而政府也逐渐降低民营资本进入养老事业的门槛，鼓励民营机构参与照护服务体系建设。

二、民营机构介入社区照护服务的实践

上海和杭州作为两个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都比较严重，关于老龄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对于社区照护服务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经验积累。同时作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民营经济实力雄厚，民营机构较早参与老年人相关产业的投资中，无论从介入的规模、方式还是服务内容和质量都有比较成功的探索。

(一)介入数量

这里无法将养老机构和社区照护机构详细区分，只是从数据可看到民营/民办机构(社会办养老机构)介入的一般规模：2010年上海市养老机构中社会办养老机构为332个，床位数53 395张。⑤相对上海而言，杭州市民办养老机构发展比较缓慢，仅有民办养老机构21家，床位3 028张，占杭州养老机构总床位数的15.88%，其中包括托老所、老年公寓和敬老院等形式。[3]运作较为成功的分别为上海金色港湾老年人服务中心和杭州的“金色年华”养生公寓。

(二)服务内容

在上海，民营机构除了介入传统的家政保姆服务外，还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长期照料服务。对居家养老的服务对象，主要提供个人生活照顾服务、综合居家照顾服务、个人康复服务以及维修照顾服务等。在老年人日间中心或托老所，不仅提供食宿、生活照料、娱乐和身体恢复服务，还涉及精神疏导，对患有帕金森氏综合征、老年痴呆症等不便出门的老年群体，开展上门护理、康复和送餐等服务。

有学者将养老服务分成四种模式，不同模式提供服务的内容和形式有所差异：(1)会员制养老模式，如浦东“亲和源”，是一个完整居住街坊，完全以优化老年生活为前提。内设有专业的配餐中心、康复会所以及医院、老年大学和各类活动场所。(2)休闲式养老模式，如上海颐天年养老院。该院强调休闲，主要对象是高知和社会名流，除提供较高质量的食宿外，还提供网络、休闲、康复和护理服务。(3)“医养一体”的养老模式，如日月星养老院。该院根据老人失能程度分为全护理区和住养区，分别提供医疗护理和食宿、康复和照料等服务。(4)托老式的养老模式，如中环逸仙敬老院。该院带有救济性质，主要提供老人的衣食住等服务，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4]在杭州，社区的助老服务内容，已经从单一的家政服务向“助餐、助洁、助医、助困、助急、助乐”六大方向拓展，涵盖生活护理、日间照料、代办采购以及陪医送药等多个方面，并逐渐延伸到心理慰藉等深层次关怀。

(三)介入方式

当前我国民营机构介入养老服务主要有公设民营、民办公助、民办民营和BOT等形式。公设民营又分为“承包”和“委托”两类；民办公助是指由民营机构兴办，政府给予建设、用地、经营及税收等方面优惠政策的一种建设模式；民办民营则是由较强实力的企业和私人直接兴办，独立经营管理并进行市场化运作，自负盈亏；[5]BOT模式是指由民营机构负责建设、经营和管理，到达一定年限后由政府收回。

鉴于上海市和杭州市政府财政能力较强，公办的敬老院和社区服务中心较其他地方要完善得多(上海基本上每个小区都设有老人日间服务中心，大多由政府举办)。近几年来，上海市政府还大力推进公办民营机构建设，浦东新区目前已有40%左右的街道、乡镇办养老机构通过转制实行公办民营。⑥民办公助的多元主体形式也发展迅速，大量民营机构直接运行，通过资金补贴、公建民营、税费优惠、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参与到社区照护服务，比如上海市社会办养老机构在1997年到2004年的7年间增长了11倍。另外有一部分养老机构直接由私人兴办，或为盈利、或有知名企业家回报社会，即介入方式中的民办民营。

(四)准入标准

在上海，除了规定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人员标准外，床位数须达到50张以上，设置床位数超过150张或者投资额超过1 000万元的养老机构，需报市民政局核准。⑦杭州则按规定必须要有30个床位，分摊到每个床位的启动资金不能低于5 000元，其房间使用面积人均不低于5平方米，宿舍和配套使用面积人均不低于10平方米。经现场审查后发放《杭州市福利机构开业许可证》。⑧

(五)建立政策补贴机制

虽然上海市和杭州市的老年人经济实力较强，但是“现阶段纯粹的养老产业很难获得高额利润”[5]，这表现在社区老年照护方面更为明显，所以需要政府补贴和政策支持方能维持民营机构的正常运转。

1.直接补贴。直接补贴主要有按床位补贴、基础设施和启动资金补贴、人员补贴和管理费减免，以及保险补贴等。

(1)按床位补贴：上海市自2005年起由市、区两级财政出资对每张床位给予1万元补贴，除给予每张床一次性补助之外，每个区还会根据具体运营费对每张床位进行额外补助；⑨杭州市则根据床位数的多少补贴有区别，达到50张床位以上，每张床位给予6 000元补助，50张以内的，每张床位给予3 000元补助。租用养老用房(包括公建民营)且租期5年(含)以上，养老床位一次性增长50张(含)以上的，每年每张养老床位给予800元补助；一次性增长50张以内的，每年每张养老床位给予500元补助，补助期为5年。[6]

(2)基础设施和启动资金补贴：如提供水电等基础设施、房屋租金减免；水电普遍从企业收费标准降到了民用标准；而对于启动资金，被上海市政府购买服务的民营机构一般会赢得政府20%至30%的启动补贴。

(3)人员补贴和管理费减免：主要有对入住的特殊困难老人给予的寄养补助和护理人员工资贴补。另外，对承包公办养老院的机构给予管理费的减免。

(4)保险补贴：上海市统一推行“上海市养老机构意外责任险”，购买保险的资金由私人养老机构承担1/3，政府补贴2/3。

2.政策和资金支持。随着民生工程的推进，上海市与杭州市政府大力支持社会化组织进入老年服务行业，通过出台优惠政策促进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除了在土地资源进行一定的行政划拨外，还要求公立医院向民营机构提供医护资源方面的支持，同时通过政府担保等方式提供银行贷款，给予民营机构资金方面的支持。

(六)服务质量评估

上海和杭州两地民营机构在照护服务方面的质量较高，虽然有些民营机构的服务价格偏高，但总体在政府管控下处于老年人消费的适当水平。关于服务质量评估，在上海一般根据评估结果、服务覆盖面、老年人满意度等情况进行综合评级，最终根据服务质量给予一定的级别认证和奖励；在杭州则由各区组织专人或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居家养老服务质量进行评估，并希望由保障型向品质型转变，通过专业性的品牌认证来对服务质量进行管理。如杭州的“金色年华”养生公寓，其床位费每人每月2 000多元，社会效益非常好，入住的老人满意度达到96%，是2009年度全国十大放心养老机构之一。

三、民营照护机构发展的限制条件

目前社区照护体系中的民营机构还只是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补充，其无论是在制度资源方面还是在服务的专业性认可上都比较缺乏。政府往往过分强调照护服务的专业性，或基于养老服务是国家保障的责任和义务，而将民营机构排除在服务提供者之外，尤其是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出台以后，政府加大了对养老服务的投入，从而使本身就脆弱的民营照护机构如何在与公办机构竞争中维持生存且实现自身发展的问题凸显。通过对上海和杭州两地民营机构介入老年人照护服务的研究发现，作为经济发达且老龄化最早的两个城市，其民营机构介入社区照护依旧存在诸多的障碍和困难。

(一)民营照护机构定位困难

在工商注册类别中，照护服务并没有明确的位置，与其关系较大的可能就是“家政服务”类，但这很难与传统意义上的家政区分开来，也很难得到政策的支持，其特殊的法人地位也很难确立。如果民营照护机构直接在工商部门登记，那么所有税费均按照企业标准执行，享受不到优惠。在民政系统以“民办非企业单位”来注册，又因为其盈利性与民办非企的特征产生冲突，很容易把其等同于公益事业，投资者可能难以融资且不能进行分红。

(二)民营机构收不抵支运营困难

杭州唯康出资建设的紫阳公寓共有100张床位，一张床位收费是1 300元左右，入住率基本高于80%，其运营成本每年需90万元左右，而一年的收入最多在60万元上下。加上政府每年每张床位给予500元的补贴，也远远不够维持收支平衡。[3]即使像杭州“金色年华”这样的优质服务机构也须承受收不抵支的强大压力。这种情况在上海同样存在，以致出现开设的床位越多亏损越大的现象。

(三)对民营照护机构的信任度不高

民营机构作为社区的“外来者”，要通过不懈的努力以服务质量以及良好的社区情感来获得老年人的认可，这对于初进入者太不容易，尤其对于小规模的私人照护机构，很可能因为较长时间的空置而倒闭。事实上，浦东新区源竹社区的老人日间中心能够得到较快发展，得益于发起人属于日间中心所在的社区，这些老年人对其“自己人”的特殊情感，在感情和心理上很容易形成认同，但这种认同可能在其他社区尤其是异质性比较强的社区就较为缺乏。

(四)优质护理服务人员流失较大

民营机构的护理服务人员素质不高，成为其提升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瓶颈。在上海，很多民营照护机构的发起人将业务内容从家政服务慢慢扩展到照护服务，雇佣的人员有些本来就是家政保姆，另外还有很多是40、50人员，专业性不高。[7]另外从业人员的工资待遇比较低，据《上海统计年鉴2010》数据显示，2009年上海市国有社会福利单位在岗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47 726元，其他性质的社会福利单位仅为21 857元，而上海2011年最低工资为1 280元/月，其待遇可以说是在最低工资附近徘徊，所以流动性较大。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一般都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而由民营机构自身培训护理人员的开支较大，且流失率较高，导致资金浪费。

(五)照护服务的定价机制有待完善

民营机构大多通过与街道或社区签订社会服务购买协议的形式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其服务内容和形式已经大大拓展，已经可以根据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多种照护服务。比如上海浦东源竹社区某民营机构开展的“结伴养老”服务，对具体服务并没有制定统一的定价机制，缺乏规范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还倾向于依靠服务供需方的双向选择，但是“养老服务业又是一种特殊的服务业，它具有微利性，因为作为消费者的老年人经济收入出现萎缩，退休金基本固定，没有额外岗位津贴、奖金等，其消费能力基本属于低消费水平”。[8]同时要考虑到服务对象可能缺乏选择能力，所以民营机构介入社区照护服务，并不能采用完全的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如何处理这种营利性和公益性的矛盾，需寻求合理定价的技术性设计。

四、民营机构介入社区照护服务的讨论

新近出台的《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加大财政投入，着力进行养老机构设施建设”并设置了具体目标：“接下来的五年间，全国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将实现城市社区基本覆盖，农村社区半数以上覆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党和政府对于老年人服务方面的重视，但令人担心的就是，会不会政府“大包大揽”，产生更多低能高耗的国营机构，导致民营机构的边缘化。因此，在政府加大养老服务的投入中，理应包括支持民营或民办机构参与养老服务的竞争，这也成为政府和学界的共识。[9]最重要的是，老年照护服务的供需平衡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在社会福利不断提高的今天，无论是从财政负担还是就服务效率而言，政府都不应成为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西方国家内部对于政府、市场、家庭、志愿者组织/第三部门的福利多元主义的思考，也深刻地反映在我国的福利领域，“需纠正对国家提供福利的盲目崇拜，国家、家庭、市场和志愿组织等多元福利提供者的职责并重”。[10]对于照护服务的发展，政府在弥补“历史欠账”加大投入的同时，应该在规制和监督下适度引入民营机构和第三部门参与其中。

鼓励和支持民营机构介入养老服务行业，尤其是照护服务，不仅能够缓解照护资源的不平衡，而且能够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同时能够与公办机构形成一定竞争，从而提高老年人享受照护服务的质量。在上海和杭州，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民营机构照护服务的灵活性能够照顾到老年人的多层次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老年群体在福利院和养老院之外提供另一种选择。它可以“离家不离社区”，也可以“不离家不离社区”，这更加贴近社区居家养老的本质。尤其近期在养老机构出现“虐老”现象，导致其公信力受到质疑的阶段，民营机构提供的社区照护服务在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上不断创新，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且在社区内受到“熟人社会”机制的约束，更容易被老年群体所接受。

在此，基于上海和杭州的实践，对民营机构介入照护服务的情况展开以下讨论。

1.民营机构介入与公办机构的发展并不矛盾，二者发展出现一致现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笔者发现，上海市的公办照护机构和民营照护机构相对都很发达，而杭州则比较不发达。上海的社区基本都设有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一般为政府举办或通过政府购买的形式由民营机构运行；而民办公助、民办民营这两种介入方式则不仅仅体现在高层次的服务，在街道和社区利润较小的层面上也广泛存在。在杭州，截止2009年底养老机构(包括公办和私营)床位21 930张，占老年人口的1.94%。不仅低于近邻上海，也低于温州和宁波的水平。从上海和杭州照护发展的差异性看，虽然普遍都存有照护资源不平衡，都出现市中心照护机构“一床难求”的现象，但是杭州更为严重，杭州市区公立福利机构内人员已严重饱和，有较多的老年人在排队等候进入。相对上海来说，杭州市政府的支持力度有限，比如在补贴标准上比较低，没有根据具体城市区位酌量增加补贴。对于初进入机构因尚未经过评估，因而享受不到政府的床位补贴，如杭州最大的民营照护机构“金色年华”，就因为进入该行业不久而缺失政府的补贴。

民营照护机构一直被定义为老年照护体系中的补充层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庞大的老年群体不可能依靠市场化的方式来获得照护服务。随着《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政府逐渐加大对老年服务的投入，公办机构规模和实力不断增强，我们会发出疑问，民营照护机构还会继续存在吗？笔者认为民营照护机构既然是补充层次，在照护服务市场中本来就不是主要提供者，而是有一定的“目标定位”的，是选择性进入，是为某些有购买能力、有个性化需求的老年人服务的，关键是依靠自身的服务质量和水平来赢得客户。在经济发达的上海和杭州，应该会有更多的老人选择民营照护机构，如果这种民营机构能够进入社区，服务质量比公办机构好，老年人离家不离社区，相对于公办机构因为免费或低价而产生的排队现象、低效和服务水平不能令人满意，这种比较优势所展现出来的市场竞争力无疑能够促进民营机构的发展，关键是政府愿不愿意或多大程度上放开社区照护这一领域。

2.民营机构介入社区照护服务的内容和标准方面。从上海和杭州的服务内容和标准看，上海的民营照护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有一定的区分，是住养还是全护理，是休闲还是休闲康复一体，在具体项目上有所差异；杭州在这方面还比较缺乏细分，主要是提供住养一体化服务，在服务标准上也是基于杭州市社区(村)居家养老服务标准(试行)，缺乏具体项目的标准。其实，民营机构提供的照护服务不一定是高档服务，也可以是低层次的基本服务。福利制度中的“强者靠市场，弱者靠政府”的结构性分层，给民营机构照护服务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思想障碍，认为民营机构服务主要是满足高端人群的个性化要求，但它也完全可以是由政府购买的，可以是低端薄利的，民营机构介入照护服务仍旧是要照顾到不同支付能力的老年人，只不过在服务内容和服务经费来源上会有一些差异。例如上海采用的寄养补助就是例证。

3.民营机构介入社区照护的方式问题。民营机构介入社区照护的方式主要是公设民营、民办公助、民办民营三种。中国社科院杨团研究员认为，“公设民营”方式能够将政府的财政和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从而达成最大效益。基于进入养老服务的民营机构一般实力有限，规模较小，同时还面对没有固定的租住场所和从业人员素质较低等困难，需要完全依靠服务对象支付的费用来维持运转，而老年群体的普遍贫困又限制了民营机构的利润。正因为如此，政府提供补贴或硬件支持等方式，交由民间机构市场化运营的方式既可以解决民营机构发展的困境，又可以避免政府包办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在民营机构具有一定生存基础、发展较为成熟时，再从公设民营走向民办公助，真正成为市场独立主体。尽管上海和杭州虽的济实力是比较雄厚的，但实际上民办公助的形式比公设民营更多一些，这种直接进入市场的方式使民营机构面临着重重考验，像杭州的“金色年华”以及上海的金色港湾老年人服务中心等都出现收不抵支的问题。另外一些民办民营照护机构由企业直接开办，如上海恒晖医疗主办的日月星养老院，主要面向需要全护理的老人。这种品牌性的民办民营机构一般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也不需要政府的补贴，虽然在徐汇区和浦东新区开设有分支机构，但它还没有进入社区，享受照护的对象需要离家离社区，这种品牌性照护机构如果能够进入社区，与公立机构展开竞争，将是一种最佳的选择。现有进入社区的大多是私人兴办的薄利性机构，有规模小和立足社区两个重要特征，这类企业需要政府通过补贴等形式加以扶持，如浦东源竹社区的老人日间中心，注册资本仅10万元，起步时服务人员也就几个人。[11]对于大多数小规模的私人照护机构，公设民营可能是比较好的方式，而对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私人照护机构采用民办公助和民办民营方式会比较好。

4.民营机构介入社区照护与商业护理保险比较。谈到民营机构照护服务，就会强调发展商业护理保险。商业保险固然是一种较好的市场途径，但商业保险具有的逆向选择还有责权利对等性，通常把风险程度比较高、经济能力比较差的老年人排除在可保范围之外。鼓励民营机构进入社区照护服务体系，增加服务的多元化内容，通过街道组织和社区的“熟人社会”建立起来的信任机制作为约束，将私人利益和老年群体利益兼顾并努力实现均衡，使社区内有护理需求的一部分经济能力较弱的老年人可以通过政府购买形式，享受“准公共品”待遇，而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老年人则享受政府补贴的同时需要缴纳一定费用才能享受照护服务，街道和社区在签订购买协议时可以制定服务标准或指导价格。

笔者对上海和杭州民营或民办机构介入社区照护服务的实践进行比较，这类实践对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当前照护服务供需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鼓励和支持民营或民办机构的涉入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在上海、杭州的实践经验中，民营机构在社区照护服务供给过程中涌现出创新性和市场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社区老年人提高了生活质量。通过准入机制的设定以及街道和社区给予过程的监督管理，加以老年人能够离家不离社区，在社区内得到照护服务，使服务本身能够置身于“熟人社会”的特有机制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照护服务的质量，从而有效缓减社会信任不足，尤其是在子女成年后老年人的家庭支持比较短缺，形成的空巢家庭越来越多的社会背景下，更加需要社区在提供服务和对服务监督中发挥支持作用。民营照护机构在社区中提供服务，使其拥有了比传统养老机构(无论是商业养老机构还是老年福利机构)更多的优势。同时也使老年照护工作拥有了市场竞争的特性，提供比公办的社区中心更好的服务质量，反过来也能对公办机构提高自身服务质量有促进作用，这将从整体上提升我国老年人照护服务的水平。在当前，政府应在积极发展长期护理保险的同时，积极引导民营机构投入照护领域，消除政策门槛和限制性条件，在一定的准入机制和控制监督制度下，鼓励民营机构为社区有照护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更丰富更高质量的照护服务。注释：

①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访谈(2011年)。

②全国城乡失能老人调查报告，全国老龄办和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11。

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社会保障“十一五”规划》(2007年10月8日)。

④2011年4月18日由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办、统计局联合发布的2010上海老年人口数据。

⑤《2010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3月4日)。

⑥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湖南省民政厅课题组：《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政策研究》。

⑦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养老机构设置细则》(1999)。

⑧杭州市民政局：《杭州市社会福利机构管理办法》(杭政发[2000]263号)。

⑨上海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08年上海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书》(2009年1月)。参考文献：

[1]穆光宗.中国都市社会养老问题：以北京为个案[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2)：80-87.[2]李建民.老年人消费需求影响分析及我国老年人消费需求增长预测[J].人口与经济，2001(5)：15-16

[3]徐秀雰.杭州民营养老机构遭遇成长困局[N].今日早报，2011-04-02(B16).[4]陶友之，韩兆云.完善上海养老模式的几点建议[EB/OL](2011-08-09).http://pinglun.eastday.com/p/20110809/u1a6043081.html.[5]兰方.养老院投资升温，国设民营求平衡[EB/OL].(2011-02-28).http://.[6]陈晶.杭州加大民办养老机构扶持力度[N].浙江老年报，2010-02-05(1).[7]吴蓓，徐勤.城市社区长期照料体系的现状与问题[J].人口研究，2007(3)：61-70.[8]李学斌.社会福利社会化政策的反思——以养老服务为例[J].社会工作，2009(5)(下)：20-23

[9]叶妍.对我国老年人社区服务供给的思考[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5)：49-53.[10]彭华民.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前沿：论国家、社会、体制与政策[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25.[11]80后女海归钟情“夕阳”事业，拼房办托老所[N].新闻晨报，2011-09-28(5).

第二篇：城市社区老年服务研究

城市社区老年服务研究

【摘要】：在我国未富先老的社会背景下,面对人口老龄化加剧的严峻形势,尤其是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使老年人对老年服务的需求陡然增加,如何兼顾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和国家经济承受能力两方面的客观情况,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社区老年服务的发展道路,是满足城市社区老年人服务需求的当务之急。本文利用“太原市中北社区老年人日常生活状况及其对老年服务需求状况调查”的原始统计数据,对城市社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状况及对其老年服务的意愿等社区老年服务现状入手分析,进而对城市社区老年人对日常生活照顾的需求、对社区老年服务的利用以及供需之间的矛盾进行评估,重点揭示我国城市社区老年服务的体制、老年服务的队伍、资金、相关法规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体制方面,组织体系行政化严重、各部门之间协调困难及非营利性组织半官方化问题严重;二是老年服务队伍方面,专业建设滞后及人员配置不合理;三是资金短缺、来源单一;四是法律制度不完善。参阅了国外社区老年服务的相关文献,通过对美国在社区老年服务组织、香港老年服务队伍、北欧老年服务内容和日本老年服务的立法保障的相关概况与特点的分析,经过对比研究,提出完善我国社区老年服务三方面的思路:一是加强社区老年服务组织体系建设,即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非营利组织的优势和加强队伍的建设;二是扩展社区老年服务项目,面对老年人对社区服务需求的多样性趋势,如何完善社区老年服务项目的设置和寻找解决供需矛

盾的方法;三是改善社区老年服务经费的筹资渠道,主要是从建设费用的筹集、非营利组织资金状况的改善和筹资渠道的多元化进行详细阐述。本文最后,提出了关于社区老年服务发展的四点建议。一是应进一步提升对社区老年服务重要性的认识,目的是为了加强和巩固家庭的养老职能,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让政府从各方面加大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力度;二是建立社区老年服务的支持体系,从四方面着手,即政府的职责定位、规章制度的制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支持网络的建设,目的是为了完善政府的职责,满足老年人的需要,尤其是法规政策的完善,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这是本文研究价值的体现,也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三是协调社区老年服务中各组织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政府与社区老年服务之间的关系、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四是推动社区老年服务管理方式社会化及社区老年服务整体的产业化。【关键词】：社区服务社区老年服务老年需求老年服务组织老年服务体制

【学位授予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9 【分类号】：D669.6 【目录】：摘要6-8Abstract8-141导论14-241.1选题依据14-151.1.1选题背景14-151.2国内外研究现状15-211.2.1老年需求的研究16-171.2.2关于社区的理论研究17-191.2.3社区服务的实务研究19-211.3研究方法21-221.3.1文献研究法211.3.2实地调研法

21-221.3.3对比分析法221.4研究内容221.5创新点22-231.6不足之处23-242城市社区老年服务现状24-302.1开展社区老年服务的理论依据24-282.1.1相关概念24-252.1.2社区服务的内涵25-262.1.3社区服务的功能26-272.1.4社区服务的原则27-282.2太原市中北社区的概况及调查数据28-302.2.1太原市中北社区的基本情况282.2.2对中北社区老年人概况的调查数据28-303城市社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状况30-433.1城市社区老年人健康状况分析30-373.1.1城市社区老年健康自我评价30-323.1.2城市社区老年人日常生活功能分析32-363.1.3城市社区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评价36-373.2城市社区老年人服务需求与意愿37-403.2.1社区老年人对养老方式的期望37-383.2.2老年人对社区活动的认可程度和参与愿望383.2.3社区老年人对社区服务的需求量38-403.3城市社区老年服务的供给状况40-433.3.1社区老年人日常生活照顾的来源状况413.3.2社区老年服务的利用情况41-434影响城市社区老年服务工作开展的因素分析43-534.1城市社区老年服务的体制43-494.1.1社区老年服务组织体系行政化严重43-464.1.2社区老年服务组织体系各部门之间协调困难464.1.3非营利性组织的半官方化46-494.2城市社区老年服务的队伍49-504.2.1社区老年服务队伍专业化建设滞后494.2.2社区老年服务队伍人员配置不合理49-504.3城市社区老年服务的资金50-524.3.1社区老年服务资金短缺50-514.3.2社区老年服务资金来源单一51-524.4城市社区老年服务的制度52-534.4.1社区老年服务的法律不完善52-535发达国家及地区社区老年服务对比研究53-625.1美国社区老年服务组织的概况

53-555.1.1美国社区老年服务管理组织的构架53-555.1.2美国社区老年服务组织体系的特点555.2我国香港社区老年服务队伍的概况55-575.2.1香港社区老年服务队伍的配置55-575.2.2香港社区老年服务队伍的主要特点575.3北欧国家社区老年服务内容的概况57-585.3.1北欧国家社区老年服务的主要内容57-585.3.2北欧国家社区老年服务的主要特点585.4日本社区老年服务立法保障的概况58-605.4.1国外的立法保障模式58-595.4.2日本与老年人相关的法规595.4.3日本老年人相关政策法规的特点59-605.5发达国家及地区社区与我国社区老年服务的对比60-625.5.1发达国家及地区社区老年服务对比研究归纳60-615.5.2发达国家及地区社区老年服务对比研究的启示61-626完善社区老年服务的思路62-726.1加强社区老年服务组织体系的建设62-676.1.1发挥政府在社区老年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62-636.1.2发挥组织体系构架中非营利性组织的优势作用63-656.1.3加强社区老年服务体系中队伍的建设65-676.2扩展社区老年服务的项目67-696.2.1社区老年服务需求的趋势67-686.2.2完善社区老年服务项目的实施68-696.2.3探索解决社区老年服务中供需矛盾的方法696.3改善社区老年服务经费的筹资渠道69-726.3.1社区老年服务建设经费的筹集696.3.2改善社区老年服务中非营利性组织的资金状况69-706.3.3确保社区老年服务筹资渠道的多元化70-727营造城市社区老年服务的氛围72-797.1提高对社区老年服务的重要性的认识727.2建立社区老年服务的支持体系72-767.2.1完善政府在社区老年服务的职责定位72-747.2.2制定社区老年服务的相关规章制度

74-757.2.3制定社区老年服务的发展规划757.2.4建立社区老年服务的支持网络75-767.3协调社区老年服务中各组织之间的关系76-777.3.1协调政府与社区老年服务的关系767.3.2协调社区老年服务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76-777.4推动社区老年服务发展的社会化和产业化77-797.4.1推进社区老年服务管理方式的社会化777.4.2推进社区老年服务整体的产业化77-79参考文献79-83致谢83-84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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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养老机构照护人员职业素养现状研究

养老机构照护人员职业素养现状研究

摘要：目的:通过对托老机构内照护人员的素养调查，了解养老机构照护人员职业素养现状，为城市养老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依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及访谈的形式对沿海某一经济发达的中型城市100多个托老机构中的275位照护人员进行调查，以获取照护人员素养等方面的相关信息。采用访谈的方式探求照护人员的工作原因和对照护工作的态度。结果:调查发现，从事老人照护职业的主体为女性，大部分是未经培训的非专业老年照护人员，总体素养偏低。选择该职业的原因个体差别很大，照护内容比较简单，但普遍认为该职业有现实实用价值。结论:托老机构中照护人员的社会地位及素养亟需提高，需要对他们进系统的有针对性的培训，以及使照护人员的专业梯度显现出来。

关键词：托老机构；照护人员；职业素养

中图分类号：D57 文献标识码:B

1.前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目前全国老年人口已达1．3亿，80岁以上老人每年以5％速度递增递[1]，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有专家预测[2]，到205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将由2000年的0．87亿发展到3．23亿，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将由2000年的7．00％上升到2050年的23．07％。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到托老机构养老将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目前国内照护人员的素养现状与老人的需求相矛盾，提高照护人员的素养及技能已经成为提高中国养老体系水平的迫切需求。本文综合探讨了托老机构中照护人员的素养及技能现状以及老人的需求，为完善中国养老体系提出可行性建议。

2.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2010年7月至9月从沿海某一经济发达的中型城市中的100多所托老机构中按地区随机抽取14所，14所托老机构共有老人1887位、照护人员275位，共有67位照护人员自愿接受调查和访谈，其中男性照护人员7位，女性照护人员60位。

2.2研究方法

2.2?1调查问卷。首先设计问卷--《托老机构照护人员情况调查》，42个问题经专家讨论后确定为39个问题，分为人口学资料、文化素质、照护技能、照护培训四个角度。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100多所养老机构进行抽样，样本包含14所不同的托老机构，这些托老机构括大型公立托老机构2所，小型私立托老机构4所，小型公立托老机构3所，大型私立托老机构5所。调查员均为经过培训的护理本科生。问卷有效回收率100%。

2.2?2质性研究。根据质性研究的方法，采用访谈的方式询问照护人员的工作原因和对照护工作的看法，在征得同意后记录，8名调查员分别分析记录资料，然后汇总分析结果。

2.3 数据处理

应用SPSS进行统计。

3.结果

3.1问卷调查。

人口学资料显示：托老机构内从事照护职业的主体是女性，几乎占调查总体的90%，且年龄偏大，平均年龄为45±7岁。照护人员的整体素质偏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大约占调查总体的85%，其中有近45%的照护人员的文化水平是小学以下。大部分的照护人员都是由其他行业改行过来的，其中超过40%的照护人员以前的职业背景是农民，超过80%的照护人员的工资在每月1500元以下，其中近44%的照护人员的工资每月低于1000元。

照护技能自评分：我们从照护人员所从事的日常活动照护、心理照护、饮食照护三个方面共设计了9个条目（每个条目按10分计算，共计90分，0~54为差，55~63 中等，64~72为良73~81良好，82~90 为优秀）；结果显示：托老机构内照护人员的自评得分中，自评为优秀者低于2%，自评为良好者约为9%，自评为良者约为6%，自评为中等者约为14%，自评为差者近70%。大部分照护人员感觉缺乏老人照护的专业技能及知识。

照护培训：虽然大部分的照护人员表示曾经接受过老人照护方面的培训，但是时间都很短，只有一到两周，有的只有几天，有的甚至没有接受过培训，仅仅由老员工带着工作两天就直接上岗。单次培训率比例：17%，多次培训率比例：56%，但每次的培训时间少于3天。工作后，约40%的照护人员没有接受进一步的培训，但有超过60%的照护人员表示自己需要接受进一步的培训。照护培训效果：非常有效为44%，一定效果为42%。照护培训方式照护人员更倾向于讲授和情景模拟，希望频率为一年一次。

3.2质性研究

照护人员的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普遍很高。李女士表述：“照顾老人是一种神圣的职业，能够培养对老人的爱心和耐心。”在与老人相处的同时，不仅掌握了照护老人的技能，而且懂得怎样与老人相处，使家庭更加和睦。

照护人员从事该职业的原因差别较大，很大一部分照护人员的回答是“为了养家糊口”。“我没有办法，小孩在城里要读书啊。”； “我没有文化，只能做这个。”。照护人员主要来自于外地农村，家庭经济比较困难，自身又没有学历，其他工作不容易获得，选择在养老院照护老人也是无奈的选择。有少部分照护人员表示是为了来献爱心的，“老人在家里没有人照顾，很可怜的，我们都会老的。”。

照护内容简单化，工作负担重，不被社会和家庭所认可。“主要就是照顾老人吃饭，洗澡和上厕所。”。“我不敢告诉家里是做这个的。”。

调查中发现几乎所有托老机构内的照护人员只是照顾老人基本的日常起居，对老人心理方面的照护比较薄弱，缺乏健康教育的意识，尤其是老人健身锻炼指导及饮食营养方面。“从早忙到晚，没有空的时间。”。“我要看几个人，又不是看一个。”。“我又不懂健康教育。”另一方面工作量比较大，平均每位照护人员要负责大约6位行动不便甚至瘫痪的老人，对于能够自己行走及进食的老人，照护人员基本没有时间顾及其心理感受。

照护人员在敬业方面，以爱心和耐心为核心素质。“照护老人耐心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爱心是首要的，没有爱心，有本事也是没有用的。”。“我们的老板对我们讲的也是爱心和耐心。”。

4.讨论

4.1中国养老体系现状。

由于今后的家庭发展趋势多数为独身子女家庭，一般情况下2个孩子赡养4个老年人，这给正处在事业发展期的子女们来说带来了不小的家庭和社会压力[3]，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在托老机构内进行养老。但是调查发现，照护人员的素养及技能普遍偏低。在日常工作中，照护人员的分工不明确，繁琐且无统一的规章要求。照护人员平均年龄偏高，社会地位及文化水平很低，工资待遇与其他行业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照护人员缺乏健康教育的相关知识，照护人员中的专业梯度没有体现。

综合看来，该沿海某一经济发达的中型城市的养老体系基本还停留在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的层面上，因此托老机构内照护人员的技能及水平需要根本且全面的提高，养老机构中需要初级、中级、高级照护人员的合理配备。根据照护的工作性质，照护人员的年龄结构有待进一步的改善，以满足照护的需求。

参考文献

[1]王志红,鲁林.老年护理学[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8.[2]王慧.长期护理保险的必然选择--保险与护理的双重专业化经营[J].经济师,2007年02期.[3]宋兰君.护理干预对养老院生活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中华护理杂志,2009, 44(4):Pharmacol，2006,13(1)：23.

第四篇：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问题研究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

十八大在司法改革再一次提到社区矫正，使得社区矫正一时之间成为热词。实施社区矫正目的是为了让罪犯改正错误的同时重新回归社会，而社会工作则是一项解决问题帮助他人的工作，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社区矫正的实施的效果的如何离不开社会工作者的介入，社工的专业性工作方法将有利于社区矫正目的的真正实现。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多年来，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积极作用正在逐步显现。各地通过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和专业机构建设，在以司法人员为主导、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积极参与的模式下，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矫正活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随着社区矫正实践的不断深入，在开放的社区环境和多元的文化环境下，如何继续有效地做好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做进一步探讨。笔者从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基本问题入手，对社会工作和社区矫正的关系进行了界定，指出了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实务的必要性和实务的过程，解析了社会工作者在介入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面临的问题，为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提供思路。

目 录

一、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基本问题

（一）社会工作的概念

（二）社区矫正的概念

（三）社会工作和社区矫正的关系界定

（四）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实务的必要性

1、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与社区矫正的契合性

2、社会工作方法在社区矫正中的不可替代性

3、社会工作实务程序为社区矫正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五）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实务的过程

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建设尚未完善

（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工作模式机制须待完善和优化

（三）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整体偏低，难以胜任社区矫正社会工作

（四）经费和资金短缺致使很多介入工作开展受阻，操作比较困难

（五）社区矫正的岗位建制有待完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介入受阻

三、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现实路径

（一）推进社区矫正岗位设置，拓宽社会工作介入的路径

（二）推进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职业制度化建设 1.厘清职责，明确定位。2.建立矫正社工职业制度 3．健全社工介入机制

（三）以立法形式推动社工介入社区矫治法制化

（四）加大县区社区矫正中心建设，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经费投入

（五）完善社工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参与社区矫正的能力和水平1．完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2．提高社工薪酬待遇

社区矫正工作作为一种新型的刑罚方式，在我国的发展不过数十年，依旧需要大量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才能逐步完善。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之一，而违法犯罪则危害着社会的治安与和谐。传统的刑罚方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而社区矫正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出。我国的社区矫正一开始借鉴国外的经验，着重于社区矫正的政治化及其立法，随着社区矫正的发展，社区矫正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大，社区矫正理论的缺乏成为当前的焦点。社会工作和社区矫正的共通性使得社会工作人员涉入社区矫正成为可能。为了扩大社会工作的影响力，本文结合当前的问题焦点，探讨了社会工作的介入方式。

一、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基本问题

当前我国的社区矫治是以司法工作者为主导，社会工作者为参与力量，通过对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专业技巧的应用，对社区矫治活动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随着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和社区矫治工作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工作如何能更加有效的加入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在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中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应该明确二者的基本概念，界定二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工作作介入社区矫正实务的必要性和实务的过程等这些基本问题。

（一）社会工作的概念

社会工作，也简称社工，是指在专业价值观引导下、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开展的专业化社会服务。作为专业的助人活动，它可以为工作对象提供物质帮助、给予心理支持、促进能力发展、维护其合法权益。服务、平等而不是利己、控制，是社会工作的基本要求。

社会工作的特质就是要改变服务对象的不利情况。因为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身处困难境地，属于弱势和边缘群体，没有来自社会的平等对待和人本服务，其自身的潜能难以唤醒、社会功能难以修复，“赋权增能”和“助人自助”的目标就无法落到实处。社会工作起源于贫民救济或慈善事业，是伴随工业化引发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其发展路径为从国外到国内，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形成的、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并大力支持的新兴社会职业和专门学科。它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世纪50年代传入中国，1987年国家民政部在北京大学建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在国内正式实施；2000年上海浦东新区在医院、学校和社区设立社会工作站，成为我国社会工作进入实践的重要标志，2004年国家颁发的《国家职业标准——社会工作者（试行）》，成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重要象征，标志着中国社会工作已从教育领域逐步发展到实务领域，并在国家层面和全国范围开始推广。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站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了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战略目标，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工作的蓬勃迅速发展。

专门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称为社会工作者，它是在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的前提下，运用个案、小组、社区、行政等专业方法，以帮助机构和他人发挥自身潜能，协调社会关系，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为职业的专业工作者，主要由以下三部分人组成：一是从正式的社会工作学院毕业，取得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者；二是在有丰富社会工作经验的人指导下，能完成社会工作任务者；三是在社会工作的基层单位从事社会服务者。另外，广大的志愿者在社会工作中也是一个巨大的力量，特别是在完成无需专业知识人员而且亟需大量一般性人员参与的重大社会工作，社会志愿者发挥的作用凸显非常重要而巨大。目前，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领域非常宽泛，已广泛运用到社区、学校、司法、医护等工作领域，特别是在社区矫正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社区矫正的对象为服刑人员，它是社会公众视野中“异类”，其自身的特殊标签和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把他们隔离在社会之外，也加剧了他们与社会的对立。关押犯人的监狱尽管也有帮助教育改造的职能，但由于服刑人员与社会的隔绝，在缺乏社会过度阶段的情况下，面对新的困境或诱惑，往往很可能重新犯罪。社区矫正的施行，是打破社会隔离的尝试。在开放的社区环境下，服刑人员与社会和家庭保持联结，形成了改造和教育同时进行的基点，这样的情形势必要求社会工作发挥独特的作用。

（二）社区矫正的概念

社区矫正，是指针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这五类犯罪行为较轻的对象所实施的非监禁性矫正刑罚。社区矫正是全新的刑法方式，又称社区刑。社区矫正实施的最初原因是为缓解监狱罪犯过多而产生的压力。其目的是为通过政府、社会以及爱心人士的帮助，使矫正对象改正恶习，并帮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

社区矫正罪犯又称为社区服刑人员，其中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是社区矫正罪犯的重点对象。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执行方式，蕴涵着刑罚的惩罚性和恢复性双重价值。首先它具有一定的惩罚性。它是一种刑事制裁措施，刑罚的制裁性决定了社区矫正措施的惩罚性，必须落实具体的惩罚性措施，以实现刑罚的惩罚性，这是国家实现社会正义、维护社会公正的客观要求。其次它具有明确的恢复性。社区矫正作为行刑社会化的一种方式，通过弱化监狱的封闭性、放宽罪犯自由度、增加罪犯与社会的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与相关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摆脱犯罪“标签”的影响，最终促成罪犯回归社会，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由此可见，社区矫正工作的重点难点不在惩罚性而在于恢复性上，它重在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犯在社区中实施针对性的管理、教育和改造。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区矫正工作。2004年,中央有关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文件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纳入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范围。2005年初,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有关文件进一步明确社区矫正改革由司法部牵头,中央综治办、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人事部、国务院法制办、中央编办、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11个部门参与,共同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的改革发展。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积极推行社区矫正。

2008年,中央有关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文件明确要求,积极探索多样化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工作。2011年,中央有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文件要求“建立完善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2014年,总书记在听取司法部工作汇报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社区矫正作为司法行政一项重点工作,科学谋划、深入推进,明确指出:“社区矫正已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开,新情况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要持续跟踪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加快推进相关立法,理顺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社区矫正工作取得的成绩,深刻阐述了事关社区矫正工作根本性、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了社区矫正工作改革发展的目标要求、重点任务和关键举措,既有理论上的引领,又有实践上的指导,具有很强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指导性,为进一步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是做好新时期社区矫正工作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制定社区矫正法”,“优化司法职权配臵,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先行试点,逐渐扩大试点范围；由点到面,全面试行,目前已发展到全面推进的新阶段。从2003年试点开始,社区矫正历经了首批试点、扩大试点、全面试行和全面推进四个重要发展阶段。社区矫正在国内十多年的试点工作也为我们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实践经验。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全省许多地方正在继续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工作方法。

2011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和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等4部门联合制定印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正式确立，对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从刑事立法精神上有力地回应了国际社会行刑社会化的要求。从立法上明确确立了行刑社会化理念，使得社会化行刑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是我国在行刑社会化发展中的一次里程碑；二是对完善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的有益探索。社区矫正的立法，贯彻落实了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充分体现了我国对犯罪分子“教育、感化、挽救”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和政策；三是确立了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相辅相成的两大矫正体系。如果说以自由刑取代肉体刑是刑罚执行方式的第一次飞跃，那么社区矫正的实施，使刑罚执行方式由监禁刑向非监禁刑的发展就是刑罚执行方式第二次飞跃。社区矫正相对于监禁矫正来说有其巨大优越性，但这并不能取代监禁矫正，二者是具有相辅相成的统一辩证关系。从监禁矫正和社区矫正的特点来看，监禁矫正是为罪犯关上了社会的大门，而社区矫正是给罪犯打开了社会的大门。这一关一开之间，必须考虑到矫正的系统性和延续性，使两大矫正体系之间相衔接，通过二者相辅相成的共同作用，使得行刑资源得到合理的配臵，刑罚效能得以增强，行刑成本得以降低；四是进一步促进了刑罚配臵结构的合理化。社区矫正写入刑法是社区刑实施的立法依据，是与生命刑和自由刑并列的一种刑种，确促了刑罚结构的合理化。

有关研究指出，社区矫正的关键，不是将惩罚放在首位，而是将矫正作为最终追求。社区矫正不仅是一种落实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刑法执行工作，更是一种对犯罪人犯罪心理及行为恶习进行矫正的社会工作，即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与社会工作的双重属性，只是前者为主后者为从。“法必须以人为本，注重人权保障，这是法的人文关怀的实质蕴含”，刑罚的主要目的是帮助犯罪人员恢复社会功能，真正回归社会，重新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实现人性复归，成为善良的社会一员。传统的犯罪理论认为，犯罪人员的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是构成犯罪行为的基本原因。而现在的调查研究显示，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不是构成犯罪的根本，而是其背后深刻的原因，尤其是与社会联结的偏离、失衡和中断，致使他们的社会功能丧失或缺损才是根本所在。因此必须把监狱和犯罪者放在社会大环境中考虑，他们是社会的一部分，应帮助他们回归社会，这是不仅社会的责任，更是是实施社区矫正的目标追求。

社区矫正是现代国际司法进步的产物。目前，社区矫正已被联合国有关规则、宣言所认同。如《联合国非监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监禁替代措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都倡导尽可能避免监禁，将监禁作为最后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使用，从而大大促进了国际社会刑罚制度中对非监禁刑的适用。如今，社区矫正已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使用。

（三）社会工作和社区矫正的关系界定

随着社会工作的广泛开展和社区矫正的纵向推进，社区矫正和社会工作的关系越来越需要加以确定，全面理解把握二者的关系界定，对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理论和实践探讨将提供有益帮助。

1、二者的工作性质不同

社区矫正是属于开放性的社区刑法活动，对罪犯具有一定的惩罚功能。社区矫正必须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严格性，其工作性质定位重在刑法性；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具有鲜明社会专业化的帮助救助功能。社会工作对服务对象，既要提供必需的救助和帮助，又要“赋权增能”，增强生存和个性发展能力，使其更有效地面对困难。社会工作者要具备专业的方法及理念，通过提供社会化的帮助和服务，来实现工作目标。

2、二者的工作主体不同

社会工作的工作主体是一切社会工作者，包括司法在内的社会所有领域。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是司法人员，包括司法人员中的社会工作者。两者在工作的理念资格和方法程序上存在不同。司法工作者具有执法资格，根据法律规定要完成刑罚执行任务，并开展法治思想教育和预防犯罪教育等。社区矫正中的社会工作者除一般性的社会志愿者外，要有一定的从业执法资格，用专业理念和方法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物质、心理和社会等帮助，扎实细致地做好这一特殊人群向社会的完美过度和回归工作。

3、二者的功能作用存在互补交叉

社区矫正的工作性质，要求社会工作者的力量跟进介入才能完成，而社会工作特有的助人理念及专业方法，为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在教育人、改造人、挽救人的功能上实现了交叉互补的契合性。社区矫正的执法活动是在社区而不是在监狱，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的风险系数较高，必须要对罪犯服刑人员进行社会化改造。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运用专业资源，帮助社区服刑正确认识主观能力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解决个人与家庭、邻里、社会的和谐和睦相处的支撑点，并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和个人发展平台，重塑其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四）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实务的必要性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也可称为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它是由专业人员或志愿人士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技术，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思想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纠正、生活照顾等，使之消除犯罪心理结构，修正行为模式，适应社会生活的一种福利服务。社区矫正旨在实现矫正对象恢复社会功能、顺利回归社会的目标，恢复性和回归性是社区矫正的典型特点，强调了对矫正对象的帮扶及其最终回归社会的预期。社会工作其康复功能、发展功能、预防功能和平等、尊重的价值理念运用于社区矫正，是社区矫治的初衷，是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实务必要性的具体体现。

1.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与社区矫正的契合性

“人是可以改造的”，这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基本理念。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同时也必须是遵从这一基本理念。这与社会工作 “人是具有潜能的”以及 “人是可改变的” 等专业价值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在实践中，社区矫正能汲取平等、尊重、同理等社会工作价值，尊重矫正对象的人格与权利，正视他们的需求，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开展矫正工作，有利于社区矫正的正常开展。

2．社会工作方法在社区矫正中的不可替代性

个案工作能够实现与社区服刑人员一对一互动，个性化地制定矫正方案和帮扶规划；小组工作使矫正对象在团体情境中与相似经历者相互支持、彼此促进、实现改变；社区工作方法旨在为矫正人员发掘社区和社会资源，构建个体再社会化的社会支持网络。3.社会工作实务程序为社区矫正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社会工作实务程序为社区矫正的开展提供专业技术支持，一般经历矫正关系建立、搜集和分析资料、矫正对象问题诊断、制定矫正方案、社区矫正介入、社区矫正结案评估与跟进几大步骤。另外，社区矫正可以吸取“动机式晤谈法”、“认知—行为治疗法”、“危机介入法”等社会工作实务技巧为矫正人员提供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的咨询与治疗服务。

（五）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实务的过程

社会工作是利用各种资源达到助人自助目标的过程和专业。它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 它运用科学的知识和专业的方法, 帮助个人、群体和社区提高或恢复其社会功能运作的能力, 并创造有利于案主生活的一项专业活动, 运用专业方法对案主实施矫正。

1、与矫正对象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

社会工作者要提前做好前期接案工作, 主动与矫正对象所在的司法所、矫正机构取得联系, 第一时间了解矫正对象生活状况与家庭背景等情况。在与司法工作人员对矫正对象进行首次面谈时, 向他说明社区服刑的重要性, 及违返社区矫正日常规范的严重后果。要求矫正对象在思想上十分重视社区矫正的各项规定，从而为以后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2、提高案主认知, 改善交友

针对矫正对象认知不全的问题, 组织该对象观看一些有意义的专题教育片, 鼓励该对象多参加社区组织的各项有意义的健康活动, 通过类似活动对该对象认知方面及交友方面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杜绝与社会不良青少年的往来, 帮助其以乐观向上的面貌面对现实生活。

3、与案主父母沟通, 改变教育方式

针对其父母在教育问题上缺乏有效的方式方法, 互相缺少沟通平台。因此, 通过个别教育及家访的形式, 构筑交流平台。一方面,引导、鼓励该矫正对象经常和父母进行交流, 另一方面, 指导其父母交流的技巧, 用最容易接受的方法(心理暗示)与其彼此交流, 来引导该对象走健康向上之路。

4、鼓励案主多学知识, 掌握一技之长

社会工作者鼓励该对象多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 使他能够掌握一技之长, 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不被社会所淘汰, 为今后的就业创造必要的条件。从实际了解的情况来看, 该对象自身也比较珍惜每次参加活动的机会, 也希望能学到一些有用的技能, 以便为将来的就业打下比较好的基础。

通过以上社工的个案辅导, 该对象在三个月的个性化教育中, 能够自觉遵守社区矫正日常行为规范之缓刑的相关规定, 主动参加社区矫正集中教育、个别教育, 对自己所犯的罪刑有所悔意。并且在社工多次家访引导下, 家人对该对象的关注、管教有所增加, 缩小了与父母之间的距离,尚能听取父母的建议与批评。经社工的再三鼓励, 该对象愿意参加社区组织的各项活动, 积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为将来的就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结束个案辅导后, 社工还定期做好该对象的回访工作, 以便随时了解矫正对象的情况。而这些辅导对于司法所、社区民警来说是无法办到的, 他们除了对矫正对象具有执行惩罚功能之外, 在回应该对象的其他需求上, 比如成长问题、家庭问题、社交问题和就业问题等, 显得日益困难和乏力。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社区矫正非常需要社会工作专业的介入,以便能更好地促使矫正对象重新融入社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自2003年以来,经过近13年的发展,各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不断加强,各项制度不断完善,社区矫正教育管理不断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2015年,全国新接收社区服刑人员46.4万人,解除矫正49.8万人(含符合条件特赦的部分社区服刑人员),全国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期间再犯罪率一直处于0.2%的较低水平。但由于我国开展社区矫正和社会工作的思想基础比较薄弱、意识想观念相对滞后、发展起步时间较晚而且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工作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值得探讨研究。

（一）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尚未完善

社区矫正的立法滞后特别是社会工作的介入缺乏明确具体的制度和法律条文，是亟待解决的根本症结所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制定社区矫正法”。总书记对社区矫正工作已作出重要指示：“要持续跟踪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加快推进立法，理顺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截止2015年，我国法律还没有对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矫正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2012年1月颁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里仅提到“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的组织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这是我国目前社会工作者和与社会工作相关的社会团长以及民间组织想要介入社区矫正唯一能够的依据的法律条文。法律没有规定社会工作者在介入社区矫正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怎样的工作，如何开展工作，在开展工作中其行为又负有怎样的法律责任，该如何与国家司法机关配合、协作等一系列问题，没有法律依据的社会工作者们在介入社区矫正工作中，往往有着监管的责任却没有法律规定的相应的权力，从而导致服务对象不配合社工的工作，矫正工作开展困难，收效甚微。同时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另外一个难题是体制的问题。制度的不健全，体系的不成熟，使得社工即便能够介入社区矫正工作也难以发挥其真正的作用。我国目前社区矫正体系中仅有部分一线工作者来自社会招募，绝大部分都是体制内或从体制内分离出来，行政色彩浓重。机制的不健全带来的是社工介入的困难和开展工作过程中的处处牵制，社工的专业工作方法难以实施，这直接造成我国社区矫正社工工作专业性的缺乏。

（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工作模式机制必须完善和优化 首先，社区矫正模式必须转变，形成以社会矫正为主的新模式。目前的社区矫正模式基本上是在社区矫正小组领导下，由司法局或下属的司法所具体执行。这一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司法执行。虽然能够保证对服刑人员的监管，也规定了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志愿者的参与，规定了释犯参加社区公益劳动的时间要求，但是司法机构与社区缺乏横向联系，社会力量参与明显不足。由于社区发挥作用的有限性，在具体执行中，社区矫正往往成为单纯的司法活动，与惩罚和矫正兼具的社区矫正目标产生了不小的距离，在这一模式下，社区矫正实质上成为司法矫正，其应有的帮助教育功能难以真正实施，直接影响到矫正对象刑满释放后重新回归社会的归属感和生存能力的培养及提升。其次，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运行机制需要完善。社区矫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刑罚执行和社会工作的统一，社区矫正的方法理应以社会工作的方法为主。但是在我国，社工大规模介入社区矫正工作的情况还不普遍，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工作者基本上由从各监狱、教管所以及司法行政部门里抽调出来的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民警为主；专业的社工和社会志愿者十分稀少。因此如何让拥有专业知识的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矫正成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了解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矫正面临的困境。

（三）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整体偏低，难以胜任社区矫正社会工作 社区矫正工作的重心在县级以下司法行政机关，但基层社区矫正机构队伍建设特别是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能力素质整体偏低成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又一突出问题。资料显示，截至2015年，河南省还有7个省辖市、98个县（市区）没有成立社区矫正机构，分别占四成和八成，是全国唯一没有实现社区矫正机构全覆盖的省份。社区矫正机构建设的滞后和缺失，直接导致社区矫正中专业社工人员的引进和培育。社区矫正中的社工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们的服务对象和案主将是社区的服刑罪犯，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对介入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要求和能力比普通社会工作者要高。从本质上来讲，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制度，如果没有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做支撑，缺少必要的职业资质，矫正的效果将很难有保证，自然也就达不到社区矫正的根本目的。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的社工除了要求有基本的社工专业知识外，还要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以及其他别的知识基础，有过一定的工作经验。我国的专业社工培养工作开展才几年时间，很多社会工作者都是刚从大学校门出来，在学校学习的都是些社工理论知识，真正实践的机会很少，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因此，很多已经介入到了社区矫正社会工作中的社工们，在面谈、倾听、观察等些技巧上都显得不足，这也是许多地方社区矫正工作不录用、少录用社工专业工作者的原因。社工要想真正的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发挥其本身的专业作用，还需要提升自己的能力。

（四）经费资金短缺致使开展介入工作受阻，操作比较困难

专项经费保障不力，导致社区矫正工作特别是社会介入工作的开展已成为普遍性的重大难题。资料显示，2014年，河南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工作实施意见》，但落实情况很不到位。2015年，还有1个省辖市、42个县（市区）社会矫正经费未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全省县级社区矫正经费1500余万元，社区服刑人均300元，与文件规定人均1600元标准距离很大，社区矫正中社会工作经费更无法得到保障，本应承担大部分费用的政府机关在这方面的投入匮乏致使相关社工团体和民间组织的经费周转都面临困境。事实上，矫正社工的基本工作除了要为矫正对象提供专业的矫正服务，帮助其改正错误，重新融入社会之外还要“借助各种社会资源帮助罪犯及其家属解决因犯罪带来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困难，以促进罪犯的改造。”这些工作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没有充足的经费可供支出，矫正工作将难以开展下去，取得的效果也不如预期。也就是说，矫正经费能否做到充足、有效、及时地供给，也是关系社工能否能真正的介入社区矫正工作，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一个重要部分，值得我们去关注和重视。

（五）社区矫正的岗位建制有待完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介入受阻 按照我国现有的状况，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的归属问题存在很大问题，他们即不能归属于公务员系统也不能归属于事业单位系统，更不能归属于企业系统。这不仅意味着他们不能归属于社会职业的主流系统，而且意味着这些职业系统所能得到的相应利益他们也不能享有。这就使得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工作实践中面临非常尴尬的处境，很多社会工作的毕业生不愿意从事社区矫正这方面的工作，这样也造成人才流失严重。

三、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现实路径

社区矫正工作意义重大，社会工作的介入任务繁重、任重道远，我们要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出发，正视问题困难，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心，深化改革、创新发展、攻坚克难，勇于探索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现实路径。

（一）推进社区矫正岗位设置，拓宽社会工作介入的路径 司法部门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和重视，加强与编制部门的沟通联络，尽快建立独立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并按辖区大小、监管社区服刑人员多少，合理配臵社区管理机构人员，特别是要设臵足够的专职社会工作人员岗位编制。安排社区矫正专职社会工作者，是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的尝试性和探索性工作，从部分试点县（市、区）看，其作用不容低估，但也存在社会认知度和知晓率不高、缺乏制度性保障、工资待遇较低、队伍不稳定、专人不专用、专业化难实现等问题，社区矫正专业化任重而道远。下一步要明确社区矫正专职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改进社区矫正的思维模式，将社区矫正定位为惩罚与康复、发展并重；推动社区矫正专职社工逐步向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根据其工作性质，确定为事业编制，由财政统一拨款，实行绩效工资；建立矫正社会工作者制度，改革人事制度，开发和设臵专门从事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者的岗位，使其成为与法官、检察官、律师一样的司法系统的职业之一；建立领导体系，设臵职能处室，加大宣传，着力构建专职社工人才队伍；加大选培力度，严把选人用人关，严把教育培训关，严把考核管理关，着力提高专职社工人才素质，全面优化环境，着力维护专职社工队伍稳定。要充分发挥社区岗位人员的作用，积极拓宽社会工作介入路径。协调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开展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积极发挥乡镇办基层组织的作用，协助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的困难帮扶、社区服务工作，促进社区服刑人员融入社会，回归社会。

（二）推进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职业制度化建设

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经验证明，职业化、专业化的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职业制度建设，是决定社区矫正工作成败的关键。具体有以下几点：

1、厘清职责，明确定位。

目前，从我国试点城市情况看，社区矫正工作的普遍着眼点是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作为辅助工作人员，主要工作是协助执法人员从事社区矫正的监督和管理，如登记、信息平台和档案的管理，长此以往形成了社区矫正行政化、流程化严重。而“作为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是：增能者、资源链接者、服务者、教育者”，社会工作者应该深入社区，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巧，定点或长期跟踪社区服刑人员，矫正他们的不良行为，避免他们重新犯罪，帮助他们完成再社会化，顺利回归社会。因此，社区矫正的三支人才队伍应厘清职责、明确分工，各有侧重，即司法行政人员的工作重点是监督和管理，而专职矫正工作者以教育和帮助为主，在帮矫中管理好社区服刑人员，志愿者在社区提供辅助性的服务。由此，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定位为真正意义上的“专职社会工作者”，为将来的向“司法社会工作”专业方向发展创造条件。

2、建立矫正社工职业制度

社区矫正在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进程中，与社会工作的理念、目标和过程有内在的统一性。目前，我国一方面社会需要大量的社会工作者，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低，产生如此反差是因为缺少社会工作者就业的岗位。要改变这一现状，首先应改革我国的人事制度，开发和设臵专门从事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者的岗位。社会工作者要参加社会工作者资格证的考试，持证上岗，有编制，有职称，有专业技术职称晋升制度，使得社会工作者有职业发展的空间和动力。其次，不设机构设岗位。可以在司法局（所），只设岗位，不设机构，将社区矫正的专职工作者纳入到社会工作者的人才队伍中。民政部门可牵头与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合作，以政府购买的方式，统一招聘、培训、管理和晋级，再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将专职工作者分配到司法所专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他们的工资、待遇有了保障，职业才有发展的空间。

3、健全社工介入机制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能否健康持续开展，关键要建立健全一套科学的运行机制。要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实施、指导管理，法院、检察院、公安等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行刑社会化是社区矫正的显著特征，必须要有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以及社会组织特别是社区、学校、单位的协助参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治教育人改造人的独特优势。要创新活动平台和载体，动员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专业人才，多形式、多渠道参与到社区服刑人员的行为矫正、心理疏导和帮困扶助，提高社区矫正的社会化参与程度。濮阳市华龙区司法局自2014年以来组织开展的“黄丝带行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黄丝带”寓意接纳、宽容、爱心和感恩。活动由司法机关牵头，由民政、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法律部门配合实施，针对社区服刑人员和安臵帮教对象持续开展关怀、帮扶、教育和救治，取得了显著成效。2015年河南省首例社区服刑人员黄某某就是“黄丝带行动”行动中的典型案例。黄某因寻衅滋事被判处缓刑，纳入濮阳市华龙区孟轲乡社区矫正管理，通过组织开展一系列的帮扶教育，黄某某思想深处的人生观、价值观得到极大改变，从一个暴力型罪犯转变成了一个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进步青年，被当地政法部门认定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依法减刑四个月，成为全省首例。由于社会工作主要以直接提供服务为己任，现阶段应以基层社区矫正主管部门与社工机构的合作为重点，通过委托、购买或全额支持等形式，积极探索和完善以民间组织为主的社工机构介入社区矫正的运行机制。

（三）以立法形式推动社工介入社区矫治法制化

强化顶层设计，持续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建设，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提供法律保障。应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制定工作，通过立法“可以进一步明确和完善社区矫正的性质、对象、经费来源等问题”。同时，为了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功能，使社区矫正真正成为与监禁刑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行刑方式，必须完善社区矫正立法，增加社区服务刑，并规定由社会工作者对社区服务刑的规划、监督和评估职责。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应尽快走向法制化轨道。比较发达的西方各国均已制定一系列比较完备的社会工作法律体系，现今中国，社会工作立法基本上尚属空白，对社会工作者的规范也是刚刚起步，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法制化建设还任重而道远。省市党委政府及人大政协要密切跟踪《社区矫正法》立法进度，推动地方社区矫正工作条例的制定工作，为社区矫正提供法律保障；地方司法机关要共同研究制定《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形成覆盖社区矫正调查评估、交付接收、管理教育、考核奖惩、收监执行、解除矫正等重点执法环节的制度体系，以立法形式推动社工介入社区矫治法制化。

（四）加大县区社区矫正中心建设，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经费投入 社区矫正工作规范的开展离不开必要的场所设施保障。社区矫正中心作为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管理教育帮扶的平台，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基础工程，对保障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全国已建成社区矫正中心等场所800多个，北京、江苏、山东、安徽、江西等省已全部建立了县级社区矫正中心，但还有多数省份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要求，如我们河南省就是其中之一。要多形式、多渠道推进县（市、区）社区中心建设，根据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特殊要求，逐步加强社区矫正社会工作介入装备及办公通信设备配备，建立省、市、县、乡四级联通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互联互通、实时共享，推进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向前发展。社区矫正经费是重要的社会资源，是社会支持网络的关键。当前，矫正经费短缺已日渐显露，直接影响着矫正工作的效果。从工作角度来看，社会工作者是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巧为矫正对象提供人道的矫正服务，培养其有利于回归社会的动机，协助其接受矫正工作者的教育。同时，社会工作者要设法改善矫正对象 的生活环境，使矫正对象生活在更健康的社会环境中。要借助对社会资源的认识，帮助矫正对象及其家属运用各种社会和经济资源解决因矫正对象而带来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困难，以促进矫正对象的改造。由于社会工作者在介入社区矫正工作时会有大量的经费发生。包括对矫正对象进行帮助、联络、解决生活、家庭问题 所需费用及社会工作者自身的交通费用等。没有经费的支出，往往会在关键时刻陷入僵局，工作难以开展。由于这部分经费是行刑工作的一部分，理应由政府而不是由社会团体支出，而且社团也没有这笔经费可供支出。因此，应该建立社区矫正经费全额保障制度，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经费、行政运行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等纳入财政预算，根据工作需要，建立社区矫正经费动态增长机制。2006年，《财政部、司法部关于制定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公用经费保障标准的意见》已将社区矫正经费纳入公用经费保障范围。2009年7月，国家印发了《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对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提出了新 的要求，强调要制定、完善和调整公用经费标准。“试点以来，虽然一些地区将社区矫正经费纳入了财政预算，但大部分省份仍主要靠政府临时性拨款或挤占其他业务经费，无法满足工作需要，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进 一步开展。”由此可见，“加大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力度，是确保社区矫正工作深入开展的基础性条件。”社区矫正是国家刑罚执行工作，社区矫正经费应当由国家全 额保障。为此，各地政府必须加大工作力度，为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经费上的保障。

（五）完善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社工薪酬待遇 1．完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社区矫正专职社工是指具备一定条件专门从事社区矫正事务的全日制专业人员，属编外聘用制人员，按照聘用制人员管理。社区矫正专职社工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司法所接收社区矫正人员，办理衔接手续;协助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基础性工作和日常管理工作;制定矫正个案工作计划，组织社区矫正人员参加社区服务，进行形势政策教育、法制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及犯罪心理矫正等;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为社区矫正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完成司法所交办的与社区矫正有关的工作任务。社区矫正的专业队伍由社区矫正的专职管理部门、专职人员、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共同组成。社会工作者是其中的重要力量。目前，社会工作者的队伍建设还比较薄弱，要认真贯彻落实司法部制订出台的《关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研究制定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发展规划，按照与社区服刑人员配备的比例为司法所安排社会工作者。

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党委、政府强化领导，需要有关部门通力合作，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因此，司法行政机关要抓住社区矫正在全国试行的机遇，切实做好牵头组织工作，认真履行指导管理的职责，按照“高起点谋划、高标准配臵、高效率运行”的工作思路，以“抓队伍、强素质、促保障”为突破口，建立起一支人员充足、素质较高、保障有力的社工队伍，为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积极争取党委、政府重视支持。紧紧依靠党委、政府的领导，努力把社区矫正工作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重要日程，确保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建立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加强协作，建立社区矫正衔接配合的长效机制。同时，在乡镇（街道）设立依托于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工作站，以便减少工作环节，提高运转效率，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的各项政策、措施不折不扣得到贯彻落实。

2．提高社工薪酬待遇

薪酬待遇是调动工作者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的重要机制。要建立专业的社区矫正人才队伍，需要稳定的资金作保障。首先，政府在公共服务财政预算中调整收支结构，设立社会工作发展专项经费，全面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体制，政府逐步地由直接地“养机构、养人、办事”变为向机构（社会工作专业机构、民间组织）购买服务。其次，政府要形成一套完整的社会筹资制度，积极拓展社会资本进入社区矫正的领域，应增加社区矫正的专项经费支持的额度，提高专职工作者的薪酬标准，基本达到所在城市平均工资水平或与社区的专职社会工作者的收入相当。建议矫正社会工作者岗位与专业技术岗位待遇相同。社会工作者岗位分为高级、中级、初级、员级四个等级（即高级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员）。其中，高级社会工作师分三档，分别对应专业技术岗位五、六、七级；社会工作师分三档，分别对应专业技术岗位八、九、十级；助理社会工作师为二档，分别对应专业技术岗位十一、十二级；员级一档。晋升条件和年限各地可参照专业技术岗再结合社会工作岗位特点来制定相应的细则。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重要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牵涉到社会方方面面，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重在社会工作的介入和深化，全社会必须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高度，加强与社区矫正主管部门的协调配合，切实强化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机构队伍建设，不断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实现新跨越、迈向新台阶。

参考文献: [1]刘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7.[2]郭建安，郑霞泽.社区矫正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7-10.[3]孙静琴，张培忠.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的关系[J].2009，(4).[4]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10.[5]林兰芬，周劲松.试析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介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6).[6]李伟梁.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过程分析[J].社会工作，2009，(8).后 记

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即将结束，论文的完成时一个终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三年的求学使我懂得许多道理，积淀了丰富知识和经验，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非常感谢在论文的写作时给予帮助的老师和同学，最重要的是要衷心的感谢我的导师，他知识渊博，思路开阔，总站在知识的最前沿，在他的引导下，我认识了领导能力的重要性，极大的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也为本篇论文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论文撰写方面更是给予了方向性的指导和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导师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认真勤奋的工作作风，以及宽容的生活态度将会一直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继续努力、勇往直前。最后再一次感谢所有在毕业论文写作中曾经帮助过我的良师益友和同学，以及在写作中引用和参考的论著的作者。

第五篇：社会工作如何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社会工作如何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我国早在2000年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行列，近年来更是呈现出老年人口庞大、未富先老、老龄化速度快的特点。《中国老龄化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由1.78亿增长到2.21亿，比重将增加到16%，增幅高达7.2%。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养老问题也日益凸显。

为弥补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机构养老资源缺乏等不足，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应运而生。《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总则第五条也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居家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也符合大部分老年人的生活意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更是整合各种养老资源、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一种现代化养老服务模式，并深受欢迎。

目前，我国内地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方式以日托服务和上门服务为主。在服务开展过程中，还存在各种问题。从服务对象看，因宣传不到位，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认识不足，导致其自主参与度低下；从服务环节与服务内容看，服务前评估不完善，简单的菜单式组合及资源短缺导致无法满足服务对象不同层次的需求；从服务人员看，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偏低，职业认同度低下，社会地位和待遇偏低，造成人员流动性大，专业人员缺乏；从社会氛围看，社会及公众认识不到位，难以链接、整合有效资源。

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的助人学科，老年社会工作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的社会工作者便已投身到社区照顾当中。历史和现实经验均揭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解决目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将有效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

现有的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可分为四类：一是社会工作组织直接对开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机构或项目进行托管；二是由提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直接招聘专业社工参与服务；三是依托街道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由原先的社区工作人员经过培训或学习取得助理社工师、社工师等相关资质，介入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四是兼职社工长期或短期参与社区居家养老项目和活动。

在提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时，社工往往会承担不同的角色和职能。例如，在日托服务中，社工主要运用个案、小组工作方法，组织小组活动、兴趣活动，为老年人处理心理问题，以及对日托所进行管理工作。在上门服务方面，社工多从事间接服务，如对助老员进行培训，并调解、处理冲突与矛盾。但目前，社工对某地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统筹、设计的职能尚未体现出来。

在我国，虽然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已有十多年时间，但这种介入实践并不广泛。一方面，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中没有全面强调社会工作的介入；另一方面，由于项目性质、项目资金情况和社工经验等条件限制，社会工作并未介入社区居家养老项目的整体运营。因此，将来应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完善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主要停留在提供直接服务的层面，宏观层面的介入尤其薄弱，无法体现出社会工作的政策建议和倡导功能。完善的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微观层面即对需要照顾的老人及其家属提供直接服务，注重对服务对象评估、服务方案制订、资源协调和服务输出等方面，以实现对老年人精神慰藉、生活照料和医疗康复的功能。同时，注重对老人家属的关怀，以缓解其压力、增强其技能、化解矛盾。中观层面，即从组织层面来说，主要可分为组织管理与资源链接、志愿者管理、工作人员督导、自我评

估与矛盾解决四大部分，以达到对组织、对工作人员、对志愿者以及对外形象的管理和提升。宏观层面，社工专业人才或组织通过深入有效的社区需求调研以及对已有服务的评估工作，对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更切合民众需求、更专业。

第二，加强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提升服务质量。从业人员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的层次差异，造成了他们之间服务能力的差距。即使是接受过社会工作专业系统教育的社工，也常因初入养老服务领域、缺乏实践经验而出现服务提供能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推广过程中，应注意对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提升其工作技能，以保证为服务对象提供优质服务。

第三，增强社工的评估能力。目前，针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很多地方尚未形成完善的评估体系。社工应加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各方面知识的了解，增强自身各项技能，为承担评估责任做准备。应逐步建立起社区居家养老专业服务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指标，增强社工的评估能力，并提升以评促建的功能。

另外，部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组织忽视了对在职工作者的督导和培训，无法更好地提升服务技能和水平。因此，应加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领域专业高级督导的跟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的发展阶段不同，对专业督导的需求也不同。在服务初期适当引进部分外部督导力量的同时，也应加强对本机构督导人员的培育，以便尽快提升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整体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