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探析对欠薪逃匿追究刑责的法

第一篇：理探析对欠薪逃匿追究刑责的法

对欠薪逃匿追究刑责的法理探析

陈景敏

近年来，“欠薪逃匿”现象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有关专家和政府管理层一再呼吁，希望我国刑法增设“欠薪逃匿罪”，运用刑法的强制力来治理和预防欠薪逃匿。笔者认为，在经济可能继续下滑，欠薪逃匿仍可能不断蔓延的形势下，增设“欠薪逃匿罪”对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当前“欠薪逃匿”的现状及危害

所谓欠薪逃匿，是指一些企业经营者通过恶意欠薪的方式来牟取非法利益，在向供应商大批量进货并低价抛售产品的同时拖欠员工工资，当无法继续实施欺诈时便故意逃匿;或因生产经营困难，管理不善，资金周转不灵，企业主长期拖欠工资无力偿还，不采取合法手段积极应对而故意逃匿。当前欠薪逃匿具有发案率较高、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危害性大等主要特点。据媒体披露，“2008年第4季度，深圳发生欠薪逃匿案件48宗，涉及金额3000万元，大大高于往年同期水平。”如深圳百灵达公司宣布关闭后，拖欠工资和经济补偿金1600万元，导致1200名工人大规模上街游行，要求政府垫付工资。但由于百灵达母公司在香港，母公司对关闭事件未做出回应，烂摊子留给了当地政府。据笔者收集到的资料，与过去欠薪逃匿大多以中小企业或家庭作坊为主相比，现在不少外资企业也存在欠薪逃匿现象。据报道，“仅青岛一地，2003年以来发生韩企非正常撤离案例206起，涉及工人2.6万人，银行贷款7亿元”。由于我国与大多数国家没有建立民事司法协助制度，跨国追债相当困难，这更使外资企业“欠薪逃匿”事件的处理难上加难。

笔者认为，“欠薪逃匿”具有以下社会危害：一是进一步恶化了当前经济环境。因企业主欠薪逃匿，可能引起相关上下游企业倒闭的连锁反应，严重危害诚实守信的市场经济原则，并进一步阻碍了经济发展。二是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欠薪逃匿断绝了劳动者的生活来源，对劳动者生存造成了巨大威胁。三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讨不到工资和失业的劳动者可能走上盗窃、抢劫等侵财性犯罪道路，或者围堵、冲击国家机关，甚至走上自杀、自残极端道路。四是增加了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不少地方政府为“欠薪逃匿”事件垫付资金，投入大量力量对工人进行劝导。因此，欠薪逃匿已不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已经严重威胁到公共秩序和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十分严重的社会危害，刑法增设“欠薪逃匿罪”显得尤其迫切。

二、增设“欠薪逃匿罪”的法理基础

关于是否设立“欠薪逃匿罪”的争议由来已久，实践中主要有以下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现行法律可以有效规制欠薪逃匿现象，目前关键是抓好现行法律的执行。持这种观点者还认为，即使增设“欠薪逃匿罪”也不会必然导致欠薪逃匿现象减少，因而反对“欠薪逃匿”入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刑法只有增设“欠薪逃匿罪”，才能对“欠薪逃匿”现象起到根本的遏制作用。笔者认为，“欠薪逃匿”是不能容忍的社会现象，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增设“欠薪逃匿罪”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具有较强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增设“欠薪逃匿”罪体现了刑法的补充性

刑法补充性的基本含义是，只有当一般部门法不能充分保护某种法益时，才由刑法保护;只有当一般部门法还不足以抑止某种危害行为时，才由刑法禁止。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劳动法等有关法律并不能充分抑制欠薪逃匿现象。我国《劳动法》第91条规定，对于拖欠工资的企业，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有关企业给付工资和经济补偿金。但如果企业主逃匿，则劳动法这一规定根本无法执行。即使企业主不逃匿，企业主对劳动行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置之不理，劳动行政部门由于自身没有强制执行权，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果企业主对劳动行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提出复议或行政诉讼，劳动者的权益即使得以保护也是“迟来的正义”。同时，现行诉讼制度也不利于实现劳动者合法权益。因为即使劳动者可以对欠薪逃匿的企业主提起民事诉讼，并对逃匿者进行公告送达和缺席审判，并顺利胜诉，但停留在判决书上的正义无法得到执行，劳动者的生存权和财产权并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同时，诉讼是需要时间和金钱成本的，这对于迫切需要工资来解决生活困难的劳动者来说是昂贵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这也是为何当欠薪逃匿现象发

生时，劳动者往往不诉之于法院，而愿意求助于政府部门的主要原因。因此，笔者认为，“欠薪逃匿”入罪有助于发挥刑法的价值导向功能，迫使企业主不敢轻易以身试法。

(二)增设“欠薪逃匿罪”符合刑法规制内容的特定性

欠薪逃匿侵犯的法益主要有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社会公共管理秩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但最主要的还是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劳动者是以自身的劳动力商品与企业主进行等价交换的，企业主在赚取了劳动力创造的价值的同时，将劳动力商品的对价同时予以窃取、骗取或侵吞，这与普通的财产犯罪无异。企业主从欠薪逃匿开始时就具有非法占有劳动力产品对价即工资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不给付工资的行为，侵犯了劳动者基于公民劳动权而享有的物质性权利，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盗窃罪是纯粹的财产犯罪予以入罪，举轻以明重，危害更为严重的欠薪逃匿不应因其窃取财物的隐蔽性而逃脱于刑法规制之外。从职务侵占罪的规定看，企业员工侵占2万元以上的公司财物即予以入罪，而欠薪逃匿侵占劳动者工资数以百万计却游离于刑法之外，这在立法上是不公平的。此外，欠薪逃匿还引发了集体堵路、围攻政府、越级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并导致一系列社会不和谐问题，无论对政府治理还是弱势群体权益保护，都是不能容忍的行为。

(三)增设“欠薪逃匿罪”符合刑法谦抑性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笔者认为，增设“欠薪逃匿罪”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并不违反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欠薪逃匿入罪并非刑法的宽泛化，也不在于刑罚的严厉性，而在于刑事打击的及时性和必然性，这势必可以对欠薪逃匿现象起到较强的遏制作用。“我国香港地区《雇佣条例》规定欠薪罪的最高刑罚是监禁3年，香港地区就少有像内地那样激烈的恶意欠薪事件发生，除却传统因素外，欠薪入罪的导向价值应该是主因之一。”笔者认为，增设欠薪逃匿罪具有较强的社会效益，有利于减少合法经营者和劳动者的交易风险，增强市场交易的信心，并迫使企业主积极筹措资金偿付工资，讨薪群体性事件和政府垫资事件将大为减少，社会矛盾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化解。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市运用

刑事手段追查欠薪逃匿老板，并迫使福田区3家企业老板连夜筹集资金100多万元为员工补发拖欠工资，就起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四)增设“欠薪逃匿罪”符合国际立法的潮流

各国的法律制度均受制于本国的国情，但在与犯罪作斗争的对策上，存在相通之处，可以借鉴。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均注重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并将有关欠薪的问题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如泰法《刑法》第344条规定，意图不支付工资或报酬，或者付低于约定工资或报酬，而以欺诈方法诱使10人以上为自己或第三人工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单处6000铢罚金。“韩国的《劳动标准法》规定，不按照规定支付工资的，判处3年以下监禁或处以2000万韩元以下罚款。”各国和地区关于欠薪的刑事立法规定，值得我国参考和借鉴。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只有增设“欠薪逃匿罪”，才能使刑事司法保护与民事、行政保护相互衔接，并形成严密的劳动法律体系。同时，近年来我国在处理欠薪逃匿问题上动用许多刑事、行政和民事保护的措施，并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也为在刑法上全面客观地规制“欠薪逃匿”行为奠定了立法的社会基础。

三、关于“欠薪逃匿罪”的立法构想

笔者认为，增设“欠薪逃匿罪”必须立足犯罪构成基本理论，在结合本国实际的基础上，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

(一)关于法益的确定

这里说的“法益的确定”，是指具体刑法规范保护法益的确定。具体到“欠薪逃匿罪”而言，其侵犯的法益有公民的人身权利、公民的财产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但是刑法法益的确定只能对一种法益进行有侧重的保护，这也是刑法分则犯罪客体分类的主要依据。笔者认为，“欠薪逃匿罪”侵犯的法益是复杂法益，在刑法上的法益应确定为侵犯财产权。主要理由是：“欠薪逃匿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其旨在占有劳动者的合法工资收入，其行为符合侵犯财产犯罪的基本特征。“欠薪逃匿”同时

也侵犯了其他的法益，但这些法益均是由于欠薪者逃匿所衍生的，如果没有欠薪者非法占有的故意，则不可能衍生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欠薪逃匿”的法益确定为侵犯财产犯罪，使“欠薪逃匿罪”的司法认定更具有操作性，充分体现了刑法的预测性。如果将“欠薪逃匿罪”的法益确定为诸如“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等其他客体，就很难认定并难以公平地保护讨薪者的利益，使欠薪逃匿被司法追究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由此可见，法益的确定对于入罪和出罪具有较大的决定意义。

(二)关于“欠薪逃匿罪”的刑法设计

关于“欠薪逃匿罪”的具体设计，笔者认为，可在刑法第五章增加一个条款，具体表述为：“违反劳动管理法规，拖欠劳动者工资并故意逃匿的行为，可以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欠薪总额1倍以上2倍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对造成劳动者物质损害的，责令予以民事赔偿。”在行为主体的认定上，此罪状不对欠薪者的主体作出具体的界定，无论是登记的合法企业还是未登记的经营者，只要有拖欠工资不积极采取解散或破产等合法手段结业，而故意欠薪逃匿的，就可能受到刑事追究。对欠薪者处以一定的罚金刑，主要考虑到不少欠薪者以欠薪为主要获利手段，在攫取政策优惠和企业利润后即不顾劳动者死活逃之夭夭，处以一定的罚金刑，可以降低其继续再犯的能力。责令欠薪者承担财产责任，主要基于刑事和民事诉讼均基于同一的法律事实，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以有效率地解决欠薪者和讨薪者的劳动纠纷，并提高劳动者财产权益实现的可能性。但是应该将民事赔偿的范围严格限定在欠薪逃匿造成劳动者的直接损失范围内。

对欠薪逃匿罪情节极其恶劣，后果严重的，要按照加重情节予以从重处罚，以体现罪刑相适应、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因此，可以在接下来的条款中规定，“欠薪逃匿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1)拖欠工人工资50人以上或工资总额100万元以上的;(2)欠薪逃匿致使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并造成恶劣影响的;(3)欠薪逃匿致使劳动者自杀、自残的;(4)欠薪逃匿致使社会遭受重大损失的;(5)欠薪逃匿导致其他严重后果的。”为鼓励欠薪者积极退赃退赔，争取从宽处理，还应当规定处罚阻却事由，即“对在被司法机关立案追诉前主动偿还拖欠工资并消除社会影响的，不追究

刑事责任;对在被司法机关追诉后，积极主动偿还欠薪并消除社会影响的，可以酌情从轻或减轻处罚。”笔者认为，通过这种张弛有度的罪状设计，可以增加欠薪者对剥夺自由的畏惧，提高诚信经营的积极性，并能对欠薪逃匿现象起到一般社会预防的作用。此外，对于欠薪逃匿的外国企业主，也应一律适用中国刑法的有关规定。

第二篇：关于应对我市企业欠薪逃匿问题的调研报告

关于应对我市企业欠薪逃匿问题的调研报告

2011-03-14 16:18:00 作者：史正直 来源：广东政法网

——广州市政法工作优秀论文之十九

（史正直）

2009年2月份以来，根据省委政法委的要求以及市委朱小丹、张桂芳等领导同志的批示精神，广州市委政法委执法督查室牵头成立企业欠薪逃匿情况调研组，联合市劳动保障局、市公安局、市法院、市法制办等单位，先后到白云、番禺、增城、花都、海珠等地开展实地调研。此外，调研组还充分借鉴了香港、上海、深圳等地经验以及省委政法委的调研成果，结合广州实际撰写了以下调研报告。

一、我市应对企业欠薪逃匿事件的主要做法

综合全市的情况来看，各地从保民生、保稳定、保增长的高度出发，积极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应对企业欠薪逃匿事件，主要做法可以从“合”、“防”、“帮”、“打”四方面进行概括。

（一）“合”——统一领导，部门联动。为预防和处置劳动纠纷，各地成立了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比如番禺区由区委维稳办牵头区法制、信访、劳动保障、政法等部门成立了欠薪事件处置工作组；白云区建立了劳资纠纷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了工资支付监控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预防和处理劳动纠纷群体性事件工作预案》、《工资支付监控办法》等制度，推行区、街镇、村居、经济社与出租户层级管理制度，推广了在租赁关系企业中派驻行政管理人员的做法，创设性地在金沙地区成立了全市第一家建筑行业调解委员会；花都区制定了打击和处置欠薪逃匿行为工作方案，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一旦发生劳动纠纷群体性事件，各级领导立足“第一时间掌握信息，第一时间亲赴现场指挥处置，第一责任面对群众”，各级维稳、综治、劳动、司法、工会、公安等部门应急联动，形成合力，迅速赶赴现场，直接面对群众，了解群众诉求，安抚群众情绪，宣讲法规政策，帮助解决困难，协调组织力量稳控局面。

（二）“防”——排查监控，预警防患。欠薪逃匿事件突发性强、对社会稳定冲击大，事前防范工作至关重要。各地重视做好排查化解企业欠薪逃匿隐患的工作，增强了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和针对性。白云区维稳部门2008年组织开展全区性的此类排查行动13次，排查企业16000多家，对全区所有企业、工厂（含无牌无证）、建筑工地逐一进行排查登记，将“经营困难、欠薪、关（倒）闭、有资产转移迹象或已欠薪逃匿”等四类企业列为重点监控对象，要求企业所在地居委会、社区民警及厂房出租人密切注意，发现逃匿现象可适当实施控制措施，并第一时间报告。在日常的排查监控中，白云区依靠区、街镇、村居三级劳动保障监察队伍网络，重点加强企业工资监控信息网络建设，实行企业工资支付情况一月一排查一报告制度，已有14000多家10人以上企业录入了工资监控信息系统。番禺区建立了企业倒闭和欠薪动态监控报告制度，定期对区内企业开展摸底调查，将生产困难、拖欠工人工资1个月以上或者有倒闭迹象的企业作为重点监控对象；同时，劳动监察部门加强日常的入厂巡察，督促企业堵塞管理漏洞，规范用工行为，并督促出租方密切关注，防止发生欠薪逃匿行为。为从制度建设上解决筹资应急的问题，一些地方进行了有益尝试，增城市和新塘镇均设立了50万元的企业欠薪应急备用金，萝岗区（原开发区）早在2005年即开始实施建筑施工企业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市劳动保障局与市建委联合拟订了《广州市建筑施工企业工人工资支付保证金管理办法》，并印发执行。

（三）“帮”——民生为重，纾困帮扶。一是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协调有关部门为企业员工提供水、电、食宿，发放一定的生活补助费用，缓和员工生活无着的焦虑感，宣示政府解决问题的诚意，有效缓解情势。二是先行垫付员工工资。我市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及省、市相关文件规定，由用人单位主管部门和厂房、设备、场地的出租方在一定范围内垫付员工工资，建筑施工企业由发包方垫付。三是变卖设备偿付工资。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依法对企业财物进行封存保全，派驻治保力量到场维持秩序，24小时看管厂房内设备物资，防止被债主、员工哄抢。同时，视情形变卖设备以偿付员工工资。四是帮助解决就业出路。为真正解决失业员工的后顾之忧，政府有关部门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帮助他们另谋就业出路。在处置大壹鞋厂事件中，白云区千方百计联系附近及区外企业到大壹鞋厂现场招聘，近400名员工得以就业，彻底消除了重大群体性事件隐患。五是方便劳动仲裁诉讼。对员工提出的经济补偿、社保、住房公积金等问题，有关部门耐心解释，引导其走劳动仲裁和诉讼的途径来解决。为方便员工，劳动部门直接到现场受理仲裁申请；集中办理社保转、停、退手续；集中通过银行快速发放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司法行政部门及时介入，调处化解矛盾纠纷，为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开辟“绿色通道”。法院推行与司法行政部门“诉调对接”，对欠薪诉讼优先受理，快速处理，优先执行。六是支持企业生产自救。对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经营者逃匿，但企业没有达到非破产不可境地，尚有自救能力的，积极扶持、引导，帮助其自救，充分保护企业生存和劳动者就业。法院充分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尽量采取资产活封（允许使用不得转移）、设立担保等方式，为其正常生产经营提供条件。各部门则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借贷、税收等予以政策优惠，全力支持企业自救。2008年7月，白云区港资企业明亮灯具有限公司香港老板弃厂离境，白云区有关领导亲自跨区协调，各方全力支持该厂恢复生产、渡过难关。

（四）“打”——严惩不法，以儆效尤。一是打击借讨薪而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欠薪逃匿事件中，有些员工不愿等待劳动仲裁结果，或者不满只能部分垫付的结果，或者抱着“大闹大解决”的心态向政府施加压力，采取违法形式来表达利益诉求。对此，有关部门依照治安管理法规果断处置，控制事态。二是打击虚报工资的骗薪行为。处理欠薪逃匿事件的实践中，有些员工借机虚增工资金额，甚至出现厂外人员串通该厂财务或管理人员虚报工资的现象。公安机关对此以诈骗处理。三是打击以维权为名恶意讨薪的行为。这一点在建筑行业尤为明显。建筑工地包工头为追讨工程款或要求增加工程款，故意造成“逃匿”假象，鼓动工人甚至雇佣社会人员聚集闹事，意图向政府施压，把经济纠纷变为劳资纠纷，让政府来“买单”。2009年1月，花都区雅居乐雍逸豪廷项目建筑工地一包工头指使手下工人以讨薪为名到区政府上访，公安机关依法对参与寻衅滋事的有关人员予以行政拘留。四是打击恶意欠薪逃匿涉嫌犯罪的行为。对一些企业所有权人、经营管理者为了谋取非法利益，恶意拖欠工人工资，秘密转移企业财物，拒不支付到期债务，弃厂携款潜逃或虚假倒闭的行为，公安机关按照上级工作指引，从涉嫌合同诈骗、票据诈骗、抽逃资金等罪名入手进行查处，依法严厉打击。番禺区公安分局对2008年以来辖区内发生的62宗欠薪逃匿案件认真排查分析，发现其中5家企业有经济犯罪嫌疑，即以涉嫌合同诈骗或票据诈骗罪名立案侦查5宗，破案2宗，抓获了因欠薪逃匿影响广州新火车站工程建设的犯罪嫌疑人郑某等人。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早发现早预警难。一是难以实施全覆盖的实时有效监察。据有统计的数据表明，我市现有正规的各类企事业用人单位近60万家，已登记注册的从业人口600多万；而全市在编的专职劳动监察员在扩编后仍不足200人，劳动监察力量不足的问题严重。同时，由于只能依靠上门巡查等传统的监察手段，使得我市在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中还存在底数不清、针对性不强、信息沟通不及时、难于对企业管理进行全面实时有效监督等问题。二是大量无牌无证经营的用人单位未能进入劳动监察视野，也未被工商等主管部门依法取缔。游离于监管之外的这部分无证照企业目前是欠薪逃匿的主体源头。

（二）引导依法处理难。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规定，劳动者有权追索被拖欠的劳动报酬，但实践中员工尤其是欠薪逃匿企业的员工普遍不愿循仲裁、诉讼等法定途径进行维权。究其原因是依法处理时间漫长，即使是适用最简捷的先予执行程序，最快也要2个月以上的时间才可能执结。而劳动者基于生活无着的现实，一般均要求马上拿到工资，不愿意长时间等候安排处理，更倾向于采取诸如集体上访、集体罢工、拦堵马路、玩跳楼秀等方式，以引起政府重视、社会关注，使问题得到快速解决。

（三）认定欠薪逃匿难。目前的各种法律法规没有对欠薪逃匿作出明确的界定，比如欠薪事实、数额、员工身份如何具体认定，尤其是对经营者如何认定为逃匿没有明确规定。现行的做法是，劳动监察部门接报后，现场取证确定其欠薪事实，经多种方式联系不到经营者或相关人员后，就按照欠薪逃匿事件来进行处理。但番禺等地出现的案例表明这种做法有风险——有的经营者多方联系不上，待政府部门以欠薪逃匿定性并处置妥当后，其以客观原因无法联系为由，向法院起诉政府处理失当、要求赔偿。

（四）追逃惩处严打难。欠薪逃匿事件突发性强，经营者一般事先有预谋，甚至精心策划，比如以外出旅游、聚餐为名将全部员工调离岗位，伺机转移设备逃匿。而且，逃匿者多未领取证照或用他人身份证件登记注册，造成追逃难。尽管法律规定了要追究其民事、行政责任，但在经营者逃匿情形下，此种责任形同虚设。对追究其刑事责任的问题，公安机关自2005年就已开展打击欠薪逃匿专项行动，然而至今收效不明显，主要原因是恶意欠薪行为在刑法上不能直接入罪，公安机关的打击工作往往靠打“擦边球”的方式进行，通过对欠薪逃匿企业的虚假出资、逃税、涉嫌诈骗等角度实施间接打击，难以形成高压打击态势。对属于无牌照经营的欠薪逃匿企业，公安机关更是束手无策。正是由于对恶意欠薪难以有效打击、欠薪逃匿违法成本低，不良企业主乐于一走了之，甚至跑到其他地方又重操旧业；而更多的不良企业主则群起效仿、跟风逃匿。

三、对策建议

调研表明，企业欠薪逃匿问题由来已久，去年下半年以来高发，而依法有效防范和处置的难度较高。据基层同志反映，金融危机过后，综合企业用工成本大幅提高、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至今不能有效遏制欠薪逃匿等因素，极有可能引发下一波欠薪逃匿现象，现在迫切需要把企业欠薪逃匿问题纳入依法处理的轨道，建立部门联动、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调研组建议制订《关于预防和处置企业经营者欠薪逃匿问题的工作意见》，以规范和加强对基层的工作指引，切实为基层服务。该《意见》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一）按照上级部署落实预防处置工作。一是抓住贯彻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机遇，加快市区产业“退二进三”和“腾笼换鸟”步伐，推动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力争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显著下降。同时，促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和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着重倡导诚信经营，引导中小企业规范发展。二是建立欠薪保障金制度。目前，上海、深圳已经建立了企业欠薪保障金制度，即由企业缴纳欠薪保障费，劳动者因企业欠薪可申请先行垫付。省委政法委调研后已提出此项建议。建立企业欠薪保障金制度，实际是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将为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撑起保护伞，是处置欠薪逃匿事件的制度基石。三是追究恶意欠薪人刑事责任。上级有关单位已提出了将欠薪逃匿入罪的立法建议，还提出了拟按照（劳动）合同诈骗或职务侵占罪认定并寻求司法解释的设想。

（二）建立企业欠薪预警防范制度。一是改变现有的靠人工巡查掌控用工信息的监察模式，全面推进劳动监察“信息网络化”建设。建立用人单位网上申报用工信息制度，使用人单位变被动接受检查为主动自查，弥补日常巡查覆盖面窄的不足。积极推进企业工资发放电子支付制度，实现工资支付信息由银行和劳动监察部门共享，以此来增强工资支付监控、日常排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尤其要在易引发欠薪纠纷的建筑领域、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企业先行先试工资电子支付。二是鼓励员工投诉举报非法用工和拖欠工资行为。对举报者给予奖励；对明知非法用工和长期拖欠工资却不举报不投诉的，应明确部分权益不受保护，比如可规定至多垫付两个月工资。为缓解监察力量不足、力度不够的问题，可在企业内部发展劳动监察信息员队伍。三是从企业欠薪的苗头抓起，按照欠薪时间、金额、范围等因素，制定分级预警方案。劳监部门区分情形介入干预，采取信息通告、发布警告、监控企业帐户、引导劳动者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等措施；严重经营不善、无法自救、劳资矛盾激化的，责令停产停业、封存设备。

（三）严厉打击欠薪逃匿行为。一是建立统一的信息系统，实行社会公布，将欠薪逃匿人纳入各有关部门（包括劳动保障、经贸、公安、外经贸、税务、工商、银监、人民银行、海关等）的“黑名单”，使其列为各地招商引资不受欢迎的对象，也丧失个人社会信用。二是严格依法进行经济处罚。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50%以上1倍以下的标准计算，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三是加强行政责任，比如剥夺其以后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资格，市场禁入。四是充分利用现有刑事手段加大对欠薪逃匿行为的打击力度。如果欠薪逃匿经营者的行为符合刑法第313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规定的，要严格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选择对问题突出的地区进行重点整治，狠刹欠薪逃匿之风。

（四）倡导依法处置欠薪逃匿事件。一是明确欠薪逃匿的认定标准、认定机构与认定程序。因用人单位拖欠、克扣工资而引发严重影响公共秩序事件的，其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人）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向其发出询问通知书的规定期限48小时后，无法定理由未按要求接受询问和调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认定为欠薪逃匿。二是明确申请垫付的启动程序。企业因经营者隐匿、出走等原因已停止经营，且欠薪事实已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劳动争议处理机构查实的，被欠薪的劳动者本人可以申请垫付欠薪；因企业欠薪可能引发重大冲突，负责处理纠纷的行政机关已将纠纷情况和欠薪事实查清的，被欠薪的劳动者也可以申请垫付欠薪。坚持有限垫付的原则，对不足部分劳动者应循法律途径追偿，否则不启动垫付程序。三是抓好执行由市劳动保障局和市建委拟订的《广州市建筑施工企业工人工资支付保证金管理办法》，以预防和解决建筑施工企业拖欠工资问题。四是建议参照浙江等地做法建立应急周转资金制度，明确合法的资金来源和规范资金的使用程序，以解决目前在欠薪逃匿事件发生后有关政府部门在应急处置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五是规范变现企业财产。经组织有关部门对员工直接变现企业财产和依法先予执行变现的两种做法进行合

第三篇：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法律思考

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法律思考

摘要：近年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十分突出,严重损害了民工的合法权益,如何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基本要求出发,公平、合理的解决日益复杂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切实保障其工资权益,也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和社会体制改革正面临且必须及时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分析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原因,并提出严格执行项目资本金制度、实行“月薪制”和开通“维权绿色通道”等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字：农民工 欠薪 工资拖欠 劳动争议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一、引言

目前，中国农民工欠薪现象广泛存在，并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由于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存在着许多空白，依靠政策规定或者政府推动的演进模式，立法层次低且分散，实施困难，不足以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温家宝多次强调，要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的按时足额支付，要建立健全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机制，从源头上防止新的拖欠。实践证明，单靠农民工自身和社会舆论是不能有效的遏制农民工得欠薪行为。农民工欠薪行为应该纳入刑法调整，综合运用劳动法的相关法律法规、民事和行政手段来打击和限制欠薪行为的发生，保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研究农民工欠薪的一些法律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法制层面的原因

根据全国总工会公布的资料,目前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有1000亿元左右。欠薪主要发生在建筑、餐饮、制衣、制鞋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企业性质看,基本上是民营、私营、“三资”企业以及集体企业,也有个别国有企业。其中,又以建筑行业拖欠工资最为严重,占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总数的70%以上。我们以下就几个法制层面来分析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几个原因。

（一）、建设单位存在的违法行为

宏观上,建筑业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行业,进城务工的农民也主要集中在建筑行业。所以国家也出台了相关规定来限制这些建设单位的行为。根据规定，建设资金落实后才能申领建设许可证，而建设单位前期投资不足是一个普遍现象。在一些工程的发包和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对施工单位提出了垫资施工和让利的要求，且不履行合同约定，长期拖欠工程款。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突出政绩，搞所谓的形象工程，动辄投资几百万、上千万，本级财政无力支付，就利用政府信誉拖欠开发商工程款，这样以来，农民工成了最终受害者。

建筑行业的这种承包方式以及结算方式是环环相扣的,如果一个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即发包方不能按时付给工程款,就会造成以下环节不能按时付款。再加上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信用约束和失信惩戒机制，建设单位的信用意识不强。建筑市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的风气盛行，一些业主把拖欠工程款作为变相筹措资金的渠道，不讲信用、不守合同，甚至恶意拖欠。最终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出现。

（二）施工单位存在的违法行为——不遵守劳动法

不遵守《劳动法》。施工企业不遵守《劳动法》的问题比较严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落实劳动合同制度方面，施工企业大多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即使签订了劳动合同也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在条款上逃避和减轻责任；二是不按月支付工资，只是允诺年底一次性结清，平时只发给农民工基本的生活费，极易产生年底的拖欠问题。

（三）行政执法部门执法力度不够，执法手段不足，处理程序过长

1、行政执法部门执法力度不够。这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欠薪逃匿的经营者得不到处罚，使得欠薪现象更为普遍和严重。有的地方规定，企业拖欠工资，工人可以要求拖欠总额1～5倍的经济补偿，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可以处以5千至5万元罚款。但是各地从没有工人得到过补偿，也从没有企业受到过处罚。欠薪者不受法律制裁，给不良经营者提供了随意拖欠、损人肥己的机会，从而使欠薪现象愈演愈烈。

2、行政执法部门执法手段不足，使执法效果大打折扣。劳动保障监察人员经常因无权查封企业财物、更无权扣人而眼看着准备逃匿者拉走设备、财物，而公安部门对欠薪者也不能扣人扣物，因为拖欠工资不属于可以拘留的行为。有的逃匿者被农民工抓回来送为公安部门，公安部门也没办法处理，只好放人。

3、行政处理程序的时间过长。劳动部门接到欠薪投诉举报后，先向企业劝说、协商。协商不成的，在立案后1个月内发出限期整改责令书，责令企业15天内支付工资。到期如果企业不执行，再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按规定，行政处理决定有3个月的复议期，到期企业既不申请复议又不执行的，农民工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03年各地对农民工欠薪案件从快从优处理，把执法部门调查取证的时限缩短了一半，但“整改期”和“复议期”是法定的，不能随意减少。所以，仅仅一个行政处理程序，至少要四个月才能完成，农民工们根本拖不起。

（四）解决欠薪纠纷的仲裁和诉讼程序不适宜

通过法律途径追薪本该是我们这个向法治迈进的社会里人们首选的办法。但解决劳动争议的仲裁和诉讼之路却使农民工们望而却步。首先是仲裁。劳动争议发生之后，农民工应当在60天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超过60天的，仲裁庭不予受理。但由于农民工大多是在施工企业允诺的年底付薪不能兑现、寻求行政干预无效之后，才走仲裁之路的，且不说时效问题往往过了期限，就是仲裁的方式是否为农民工们所选择都是问题，在行政干预都无效的情况下，凭着朴素的心理，农民工们还能相信仲裁吗？何况连工资都没有的时候，拿什么来交仲裁费？而若进入诉讼程序，按规定要先经仲裁，否则法院不受理。况且诉讼成本昂贵，农民工打不起官司，因而鲜见追讨欠薪的案子走上法庭。可见，诉讼和仲裁都不是农民工可以选择和愿意选择的讨薪途径。

三、法治对策

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是一项大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针对上述法治层面的原因，总结出了如下几点对策：

（一）解决建筑企业拖欠工资问题的立法建议

首先，落实建设资金到位制度，杜绝垫资工程。垫资工程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隐患。要从源头上堵住拖欠工资现象，必须杜绝垫资工程。要严格项目管理程序，对建设资金不到位的工程项目，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

其次，应扩大劳动法的调整范围，规定建筑工程承包人用工关系中建筑企业与工人存在劳动关系，把建筑工人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如规定，“禁止发包单位或承包单位将工程或劳务作业承包或者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或个人，发包单位或承包单位违反该规定的，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或个人招用的人员视为发包单位或承包单位招用的人员，与发包单位或承包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再次，应尽快制定《劳动监察条例》，对工资行政处理程序加以规定，由于与行政处罚同属行政处理行为，在很多方面可以参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同时考虑劳动关系及工资行政处理制度的特殊性，在一些方面做出特殊规定，使之更具体、更具针对性、操作性，能切实得到执行。

（二）落实《劳动法》规定的“月薪制”，避免年终讨薪大行动

《劳动法》第50条明确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这里的劳动者没有任何身份和地域的差别，也就是说，对农民工同样必须按月足额支付工资。而欠薪现象的发生与没有对农民工实行“月薪制”有一定的关系。如果能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确保农民工按月足额领工资，年终讨薪大行动将不复再有。要做到这一点，有必要建立工资保证金制度，比如，可从工程项目中划拨一部分资金进入专门账户，成为农民工的预备工资，农民工按约定到银行领取，这样就减小了包工头等拖欠或者携款出逃的可能。还可运用市场机制预防新增欠款，按照国际通行做法，逐步在所有工程项目推行业主支付担保和承包商履约担保制度，一旦业主或承包商不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工程款义务，将由为业主或者承包商提供担保的保证人代为履约或赔偿，以确保工程款能得到支付，避免发生拖欠工人工资的现象。

（三）落实劳动合同制度，规制用人单位

《劳动法》第16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签订合同。由于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是买方市场，农民工找工作较难，但如果把合同问题归咎于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恐怕是极不公平的。虽然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们不愿因一纸合同而舍弃眼前的挣钱机会，但根本原因在于企业不愿与农民工签定劳动合同而受其约束。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法律有必要规定强制企业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签定劳动合同，对拒绝签定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要予以应有的处罚。要加强对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管理，在检查劳动合同制度的执行情况时，对于合同中的不合理不合法条款应当予以纠正，而且在处理劳动纠纷时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条款也不能作为依据。

（四）《刑法》上增设“拖欠工资罪”

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与法律缺少相应的规定有着一定的关系。《劳动法》对恶意拖欠工资的单位仅规定了“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却没有对严重的欠薪行为可以给予刑事制裁的措施。不少用人单位正是利用了这个法律漏洞肆意欠薪，因此通过修改法律条款，按照拖欠的时间、数额、涉及的农民工的数量、拖欠造成的后果对欠薪者加大处罚很有必要。在香港，依照相关法规，雇主不按时支付工资给雇员，可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20万港元及监禁一年。内地有必要在相关法律中更多地采用一些刑法要素，达到震慑此类违法行为的目的。建议在《刑法》中增设“拖欠工资罪”，对拖欠工资严重者予以刑事惩罚。

（五）解决纠纷应当适用简易程序，为农民工建立一条“维权绿色通道”

从理论上讲，拿不到工钱，可以去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可以去法院起诉。可是诸多的代理费、仲裁费、诉讼费，漫长的审理时限、期间在城里的生活花费等等，还有“裁决容易执行难”的尴尬，使多少本来想依靠法律维权的人退避三舍！农民工不愿去仲裁打官司，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找仲裁司法部门，是因为农民工们没有时间没有钱去仲裁打官司。农民工索要工钱的时间性很强，他们一般是在家里夏收和春节时开始索要工钱，由于回家时间紧，因而耗时耗力、程序烦琐的“法律途径”对他们来讲并不现实。为快速处理农民工欠薪案件，有关仲裁司法部门应为农民工建立一条“维权绿色通道”，快立案、缓费用、速审理、快执行。

四、结语

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农村富裕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已有近亿名农民工，他们为城市建设的发展和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我们一定要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重视农民工的欠薪问题。社会缺乏信用是产生欠薪问题一个方面，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或不合理是这一问题难以治理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只有刑事的、民事的、行政的手段采取“多管齐下”，才能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参考文献：

【1】陈樨圆 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6年

【2】宋丽智 胡宏兵;我国农民工培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问题;2005年10期 【3】牛国栋 农民工欠薪问题保障机制探析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 27(6)【4】胡斌 姚锋平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法律制度建构-理论月刊2005(7)【5】张艳华 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背后的思考 中国工人杂志网 2010年第5期 【6】孙振江 王晓雨 农民工欠薪问题在刑事立法中的思考 期刊论文 第12卷第4期

第四篇：委员称驾车时玩手机比醉驾更危险 建议追究刑责

委员称驾车时玩手机比醉驾更危险 建议追究刑责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昨天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

（九）草案，针对草案中提出的拟取消9项死刑罪名以及猥亵男性、考试作弊、超载超速、制售假证构成犯罪等相关规定，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时提出了建议。

京华时报记者孙乾

建议

用刑事手段打击“医闹”

理由：保障医务人员权益

陈竺副委员长提出，建议在此次修正案中应考虑通过刑事手段来打击医闹，保障医务人员合法权益。

陈竺透露，近年来，各地的恶性暴力伤医事件愈演愈烈，北京市卫计委和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课题显示，各地公开报道的恶性暴力伤医事件数量近十年来年均增长30%。2013年前8个月，全国伤医事件已达2240件，比2012年全年的1865件还多20%。虽然今年4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卫计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要求对故意杀害、故意伤害医务人员以及在医疗机构私设灵堂、悬挂横幅、堵塞大门、扰乱医疗秩序等六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予以严惩，但并未明显地扭转严峻的形势。

陈竺认为，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屡遭侵害，说明现行法律已不能有效保护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急需从刑法方面入手，加强对医务人员权益保护。

因此，陈竺建议在刑法第五节危害公共卫生罪部分，专门设立一项或几项扰乱医院工作秩序罪、暴力妨碍医疗工作罪、暴力伤医侮辱医务人员罪等罪名。特别是对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如在治疗过程中并无过错，被告人无端猜疑，蓄意报复，采取残忍手段杀害伤害医务人员，主观恶性深，人身危害性大的，应从立法上规定从严惩处。

建议

走私武器核材料保留死刑

理由：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草案拟取消包括“走私武器”“走私核材料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等9个死刑罪名。对此，李安东委员认为，关于“走私核材料罪”建议保留死刑，因为走私核材料就是核扩散，危险性极高、危害性极大，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李安东举例称，有关核专家说过，一杯高放射性的核废料就可以污染整个洞庭湖，所以走私核材料和核扩散所带来的危害是常规武器弹药不可比的。世界各国都把核材料管制列为最高级别，特别是一定要确保不能落入恐怖主义分子之手。所以，对“走私核材料罪”保留死刑可以保持对犯罪分子的惩处和震慑；而且也可以彰显我国对于确保核材料安全的决心。

杨卫委员赞成上述说法，他还认为，走私武器可能直接威胁到很多人的生命，“现在我国花了很大的投入在边境线上，不让武器走私进来，而且我们的法律在这方面规定得非常严格，是可以判死刑的。如果去掉可以判死刑的规定，那些认为有利可图的国际军火商很可能会铤而走险”。

建议

伪造机动车牌照入刑

理由：近年此类犯罪行为增多

草案修改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犯罪规定，将证件范围扩大到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证件；同时将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行为以及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对此，董中原委员建议将“机动车牌照”与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一并增加到本款当中。理由是，近年来伪造机动车牌照的犯罪行为日益增多，应当将其列入需入刑的条款。

建议

拐卖男性行为纳入犯罪

理由：男性也是人口贩卖受害者

草案将“猥亵妇女”修改为“猥亵他人”，进一步保护男性权利。昨天，董中原在此基础上建议将拐卖妇女儿童罪改为“拐卖人口罪”。

董中原认为，现实中“人口贩运”对象并不限于妇女和儿童，也包含年满14周岁未成年的男性和成年男子。一些地方出现了以介绍工作为借口，把年轻男子强行拐卖或骗到娱乐场所的案件。由于受害者不属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对象，拐卖者无法被治罪，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因此急需修改刑法，让法律更严谨。

此外，因为目前强奸罪的保护对象仅限于妇女，不利于男性权利的保护。因此，董中原还建议将强奸“妇女”修改为“他人”。

建议

“毒驾”“盲驾”入刑

理由：危害公共安全

针对危险驾驶罪，刘政奎委员建议将“毒驾”纳入其中。他认为，现在刑法对危险驾驶罪只规定了“醉驾”和“飙车”两种行为，而“毒驾”同样危害公共安全，现在对于“毒驾”处罚较轻，刑法处罚则是空白，应将“毒驾”入刑，以遏制当前“毒驾”的违法行为。

白志健委员表示，所谓“毒驾”是指吸食毒品或者是兴奋剂以后的驾驶行为。毒品包括兴奋剂，比酒精更容易麻痹人的神经，有严重的致幻性。据相关的科研成果表明，酒后驾车人的反应能力比正常人滞后12%，而吸食毒品后驾驶则滞后21%，所以毒驾的后果远比醉驾更为严重。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金强在此基础上还建议对“玩弄手机或其他手持终端的行为”进行规定。他提出，现在在驾驶机动车时玩弄手机或手持终端的现象很严重。研究表明，在驾驶中玩弄手机和手持终端造成“盲驾”，比醉驾和毒驾更具危险性，危害程度更大，如果将此类行为入刑，相信会降低驾驶风险。全国人大代表蒋婉求也表示，中国拥有手机者大概80%都是低头族，前不久便有一位驾驶员因在驾驶公交车时不停看微信，结果造成人身伤亡。

建议

另立反腐败法打击腐败

理由：现行刑法不适应贪腐形势

针对草案对于贪污腐败的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罗范椒芬提出，现行刑法对反腐败犯罪的规定已不适应目前反贪腐的形势需要，国家有必要另外订立一部反腐败法，把分散在众多行政规章的条文归纳和上升到法律层面。

罗范椒芬还认为，由于草案删去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因此在地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改革还没到位之前，建议先由两高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确定量刑标准。

针对贪官外逃情况，罗范椒芬提出，保留死刑是引渡重大贪官返国的一大障碍。贪腐本质属于经济性非暴力犯罪，建议在下一轮减少适用死刑罪名中包括进贪污犯罪，无期徒刑加上没收全部财产。

建议

统一认定职务犯罪主体

理由：司法实践往往一刀切

孙大发委员认为，在修正案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而国有控股、参股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认定，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尚不明确，往往存在一刀切的现象。

随着股份制改革，单纯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国有资本控股与国有资本参股公司，这一转变带来的新问题是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问题。由于各地缺乏统一认识，对同类案件的处理就大相径庭，存在同类案件不同判决结果的现象。

由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不仅决定案件是由公安机关还是由检察机关进行立案侦查，而且极大地影响着对行为人的定罪量刑，其中受贿罪的最高刑是死刑，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则是判处十五年，因此建议在修正案中予以明确。

此外，孙大发还建议进一步加大对行贿人的打击力度。目前所有法律规定大多是对受贿人，他建议同时加大对行贿人的打击力度。

建议

替考代考被拘役应慎重

理由：社会效果值得研究

草案中关于“代替他人或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1款规定的考试”的两种行为，要“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规定。杜黎明委员表示，从实践来看，对这两种情形更适宜用行政处罚进行规范，不宜用刑法进行调整。他认为，涉及这类行为的人员主要是相对比较优秀的人员，很多都是在校大学生和未成年人，如果都运用刑事手段予以查处，社会效果是值得研究的，应当慎重建议删除。

来自教育战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震表示，草案增加了对国家考试的严厉处罚，但国家规定考试有200多种，是否这200多种考试一旦出现作弊全部要处以拘役或管制，需要作出说明。杨震提出，现在大学里的四六级考试如有代考、替考的，一般校规是“双开”。但如果违反国法要刑拘的话，学校也要修改相关管理条例。

相关案例

>>暴力伤医

最高法今年4月公布，2012年10月14日，王英生因患脑血栓病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医。在接受了该院针灸科主任医师康红千的针灸治疗后，王英生自感病痛无缓解，认为系康红千针灸所致，遂于同年11月29日携带斧子来到该院，朝康红千的头面部猛砍数下，致康红千重度颅脑损伤死亡。

>>毒驾

今年10月26日早上，沪昆高速南昌往上海方向，一辆保时捷卡宴SUV车头嵌入一辆半挂车车尾2米多深，半挂车司机没有发觉，高速向前拖行卡宴，直至过往车辆不断鸣喇叭示意，半挂车司机才察觉有异，将车停下。随后高速交警总队民警赶往现场，将被卡在驾驶室里的卡宴车司机救出，并送往医院救治。对车辆检查时，民警发现卡宴后座夹层中有红色药丸（麻古）数百粒、白色结晶状物（冰毒）十余克。在随后的尿检中，卡宴司机傅某呈冰毒阳性。目前该案已移交上饶县禁毒大队处理。同时，高速交警将依法对傅某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作出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

>>盲驾

今年9月5日早上，公交车司机高某以时速70公里左右的车速行驶。车内监控视频显示，不到7分钟的时间里，高某4次掏出手机，一共低头看了39次，几乎是每低头看一眼手机，再看一眼前方路况。有时候一次低头的时间接近2秒钟。有的媒体给高某算了个账：如果以70公里的时速测算，高某看一次手机用1秒钟，就意味着，他每一次低头，汽车就开出去近20米。结果，就在高某看手机的时候，公交车与骑自行车的杨某发生碰撞，杨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警方调查认定，高某负主要责任。

>>成年男子被拐卖

2008年，在上海随父母一起打工的云阳男子程世伟突然失踪，家人四处寻找未果。2011年7月，父亲接到老家打来电话，才知儿子还活着。程世伟回忆称，2008年他独自在街头玩耍，两名年约30岁的男子拦住他，问他想不想每月包吃住净赚2000多元。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程世伟上了对方的面包车，被带到一个干洗厂，每天的工作就是洗衣后再拿去烘干。

看着周围十余个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工友，程世伟才知道自己是被拐骗来的。他想趁机逃走，但围墙高耸，大门紧锁，上班时还有人监管，他失去了自由，每天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晚上12点甚至次日凌晨才休息。

程世伟说，有次他生病拒绝干活，遭工头舀开水泼身。他介绍，这些年来他们全被锁在厂里给老板干活，沦为包身工，一分工钱都没领到。

2011年7月3日晚上，看守工厂的人放松了警惕，程世伟趁黑翻过围墙逃了出来。

第五篇：财 务 管 理 办 法

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财 务 管 理 办 法

为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财务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保障人民法院依法履行审判职能并顺利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根据《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人民法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以及省法院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人民法院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资金的领拨和运用，对本部门的财务收支活动进行全面管理。

㈠合理编制人民法院预算、统筹安排，节约使用各项资金，保障人民法院正常运转的经费需要；

㈡定期编制财务报告，如实反映人民法院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财务活动分析；

㈢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对人民法院的财务活动进行控制和监督；

㈣拟定装备、物资配备标准；

㈤加强人民法院资产管理，防止资产流失；

㈥对下级人民法院的财务活动实施指导、监督；

㈦依法管理诉讼费和罚没收入。依法收取的诉讼费用，按规定全额上缴财政专户，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二、财务人员工作职责

㈠会计人员岗位职责

⒈根据财政部门下达的预算，及时合理地供应资金，正确执行预算计划，充分发挥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积极促进我院各项审判任务的圆满完成。

⒉根据会计制度和财务制度的规定，认真做好预算内资金和各种专项资金、专用基金的记帐、算帐，对帐、报帐等日常会计核算工作，做到凭证合法，手续完备，帐目健全，数字准确，经常分析问题，如实反映情况，及时记帐，按时结帐，如期报帐。按照规定妥善保管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等会计档案资料，遵守国家保密制度。

⒊熟悉本单位业务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分析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当好领导的参谋助手。

⒋根据国家财政、财务会计制度，认真进行会计监督，坚持依法照章办事，认真审核原始凭证，维护国家财经纪律。

⒌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具体情况制定本单位有关财务会计工作的具体规定办法。加强业务学习，不断提高会计工作管理水平。㈡出纳人员岗位职责

⒈出纳人员办理每一笔收、付款业务前，必须坚持复核每一笔收付款凭证所反映的各项内容，如违反财务制度的凭证已报销，应负责向原报销人追回。

⒉严格执行银行核定的现金库存限额，随时掌握经费存款余额，定期整理资金收支凭证。月末要进行银行存款余额与银行对帐单核对。及时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⒊向银行存入和提取现金时，应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安全。对保险柜的密码要绝对保密，保险柜的钥匙要妥善保管不得丢失，不得随意交给他人，严格遵守国家保密制度。

三、财务人员因故离职必须与接替人员办理交接手续，临时离职，应由院长指定人员代理。

四、出市、省的出差人员必须经院长指派，凭院长的批条、派车单或车票报销，市内出差人员由各庭、处、室负责人指派，报经分管副院长同意。各庭、处、室负责人出差必须经院长审批，据派车单或车票报销。

五、购买物品、订书、购书等统一由办公室报经院长审批后负责办理，除办公室委托或同意，并经院长和办公室负责人在发票上签字同意外，其他人员不得购买物品和报销。

六、福利费按半年或者按，由财务人员提交本院工会委员会。由工会委员会统一开支。

七、维修机动车辆及其他设备须经办公室报经院长审批同意。

八、出差借款二百元以下，直接向财务人员借款。二百元至一千元由办公室负责人审核后给予借款；一千元至二千元由主管副院长审批给

予借款；二千元以上由院长审批给予借款，所借公款必须在借用期限内归还。出差人员必须在回单位工作后五日内报销。

九、对院内的行政经费支出200 元以下由办公室负责人报告院长同意后签字给予报销，200元以上由院长审批给予报销。重大财务支出须经党组集体讨论决定和依法报批。

十、出纳、会计人员对发生的每一项收、付款业务必须取得或填制原始凭证。

㈠原始凭证的内容必须具备：凭证名称、填制日期，填制单位名称或姓名、经办人员签名或盖章、接受凭证单位名称，经济业务内容、数量和单位、金额。

㈡从外单位取得的原始凭证，必须盖有填制单位公章。从个人取得的原始凭证，必须有填制人员的签名或盖章。自制原始凭证必须有单位负责人或指定人员签名或盖章，对外开出的凭证必须加盖本单位公章。㈢干警公出借款收据，必须附在记帐凭证上，收回借款时，应另开收据或退还借据副本，不得退回原借款收据。

十一、其他未尽事项，按国家有关财务规定和财金纪律办理。

十二、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