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合作社发展模式 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

第一篇：创新合作社发展模式 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

创新发展模式 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

2009年9月，**区开始探索农村土地使用产权改革试点工作，在**区**种植合作社、**区**种植合作社基本完成试点工作，共建立2处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服务平台，办理土地产权交易620亩，向流转农户发放土地产权证362本，向合作社发放土地使用权证2本。

一、创新运作模式，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

通过土地使用权改革，将土地使用权进一步分离为转让权、收益权和抵押权，实现土地使用权的转化，赋予农村土地使用权折价、作股、抵押、担保的功能，多渠道、多领域获取金融资金支持，解决农业规模经营、现代农业发展的资金制约瓶颈。具体总结为“一社、一厅、二证、一建、一管”的“五位一体”运作模式。

“一社”就是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土地为纽带成立农村专业合作社，建立紧密型经济联合体。

“一厅”就是规范完善农村土地流转交易服务大厅。区里建立了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服务中心，乡镇（街道）建立了农村土地使用产权交易服务大厅，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发布、价格评估、市场交易、合同签订等优质服务。

“二证”就是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农村土地使用权证。对农民参与流转的土地进行确权，以区政府的名义向转出方发放《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持证人在使用权期限内可作价、折股作为资本从事股份经营、合作经营或抵押担保。区政府向转入方发放《农村土地使用权证》，凭使用权证可向金融部门抵押贷款、融资，赋予农村土地资本运作功能。

“一建”就是建立党支部。在合作社建立党支部，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和党组织教育引导功能，防止出现合作社党组织管理缺位问题。

“一管”就是加强合作社资金监管。规定合作社土地使用权证用于抵押贷款的额度最多不能超过土地评估价的30%，最长期限不能超过三年，确保合作社始终拥有绝大部分土地使用权。

二、把握原则，稳步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

1、农民自愿原则，入社、退社都尊重农民意愿。

2、“三不变”原则，即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农民土地承包权不变、土地性质不变，交易抵押的只是土地的使用产权，不是所有权，没有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根本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符合国家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

3、“试点先行”原则，在基础比较好的乡镇、街道开展试点，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三、强化措施，积极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

1、强化组织领导机制。区里成立了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下发了《**区关于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和《**区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管理办法》。

2、建立金融扶持机制。区、乡两级财政采取直接投入或以奖代补的方式，保障服务平台建设经费。区财政设立贷款贴息专项资金，全额补贴试点合作社当年贷款发生的利息。协调中介评估机构，免费为农民土地评估作价。金融部门在认可《农村土地使用权证》抵押资质的基础上，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信贷支持。

3、健全风险规避机制。规定农村土地使用产权只能入股土地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表决制，保障农民对土地的绝对控制权。

四、推行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试点工作的几点体会

1、推行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有利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通过搭建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平台，引导转出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可有效解决当前家庭经营规模小与现代化农业大生产之间的对接问题，增强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提高农民市场组织化程度。

2、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有利于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通过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促进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增加了信贷资金的规模效益，增加了农民土地流转收益。

（三）推行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有利于解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资金瓶颈。推行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赋予农村土地使用权折价、作股、抵押、担保等功能，在更多渠道、更宽领域获取金融资金支持，解决农业规模经营、现代农业发展的资金制约瓶颈，有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实现了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第二篇：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模式的探索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模式的探索 ——北京郊区“郑各庄现象”实证分析 章政

【专题名称】农业经济导刊 【专 题 号】F2 【复印期号】2005年08期 【原文出处】《中国农村经济》(京)2005年02期第73～77页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内容提要】 本文对华北农村一个普通乡村短短5年内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及其原因即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进行了系统分析。本文认为，应该从完善土地经营、优化土地管理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几个方面正确认识“郑各庄现象”。“郑各庄现象”的社会经济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种乡村城市化的新模式，建立了一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中土地委托—代理机制的新理念。

【关 键 词】“郑各庄现象”/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土地产权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郑各庄村是华北平原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村，隶属于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距北京市中心约35公里。全村共有413户农户，人口1350人，其中，农业人口1083人，村域面积4332亩，耕地1600亩。到1988年为止，全村经济仍然依靠传统的种植业（小麦和玉米），人均纯收入不足3000元。但是，5年后的2003年，该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6500元，超过全国平均数的5倍多，一跃成为北京近郊经济十强村之一（注：郑各庄1999跻身“京郊百强村”行列，并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北京市“调整经济结构先进单位”、“首都创建文明村镇活动示范点”，2003年获得全国奖项1个，市级奖项5个，区级奖项24个，镇级奖项20个。）。2003年，全村共创造新就业岗位5000多个，农民目前已逐步形成了“工资收入+土地股权收入+社会保障收入”多元化的稳定的收入结构。短短几年内，全村98％的村民由昔日的平房迁入整洁的楼房，人均居住面积达到80平方米以上，旧村改造基本完成。

郑各庄村用5年的时间，走完了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乡村10年走完的路，完成了发达国家农村最快也要20年才能完成的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的过程。这其中蕴涵的制度经济学问题引人注目。为了诠释这个华北乡村的突变，笔者姑且称之为“郑各庄现象”。

二、“郑各庄现象”的特点

1.时间短、变化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出现了许多城镇化的成功典范，例如华西村、南山村、韩村河等。这些成功的乡村典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其变迁可以归结为：脱离土地→就业结构变化→收入增加→生活跃迁→村落变容，即表现为经济社会循序渐进的演变过程。但是，在中国农村现行条件下，要完成这一过程，即便一切条件具备，至少也要10年的时间。然而，郑各庄村只用短短5年时间，便完成了古典经济理论中“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创造了一个村落发展的奇迹，其原因在于郑各庄村的变化，不是上述过程简单的递进，其变化可以概括为：脱离土地+就业结构变化+收入增加+生活跃迁+村落巨变，即这些在其他成功的乡村中见到的阶段性变化，在“郑各庄现象”中是叠加起来、浓缩在一起完成的。这就是“郑各庄现象”创造出时间奇迹的秘密之所在。

2.以农民“上楼”为主线。郑各庄村的变化，是从改变农民住房状况入手的。众所周知，中国农民的一个传统消费观念是有了钱就盖房，如果说土地是农民不得不依附的生存条件，建造住房就是农民世世代代难以摆脱的生活压力。用郑各庄村民的话来说，好容易积累的一点钱，最后都用到盖房上去了。为了解决村民无休止的住房投资和攀比现象，从1998年开始，该村首先对村民的宅基地进行统一规划，在村委会的组织协助下，集资500多万元，盖了4栋楼，根据自愿“上楼”和旧房估价折抵楼房的原则，第一批144户首先搬进了楼房，开始了农民“上楼”的过程。通过这种平房置换楼房的方式，从1998年到2003年，全村共建设村民住宅23幢，完成住宅面积33176平方米。全村村民分四批（第一批144户，第二批80户，第三批227户，第四批81户）实现了村民居住方式的转变（注：4批“上楼”农户共532户，大于全村户籍登记户数413户，原因是“上楼”后部分农户核心家庭分居导致户数增加。）。目前，郑各庄村整体的农民“上楼”率已经超过98％，人均居住面积达到80平方米以上。通过农民“上楼”，共置换宅基地1050亩，为下一步的产业开发和招商引资提供了宝贵的土地资源。

3.以收入结构多元化为核心。农民“上楼”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不能把“上楼”的农民变成居民（工人），即使“上了楼”，他们也没法长居久安。因此，在实现“上楼”的同时，确保农民收入、就业、社会福利，就成了关键问题。由此，郑各庄村采取了土地经营集中化、个人收入工资化、社会保障集体化的方式，将村民原来单一的土地经营收入转变为“土地股权收益+工资+社会保障收入”，确保了村民“上楼”与收入增加同步实现。土地股权收入是指在全体村民同意的基础上，把“上楼”农民的宅基地的使用权委托给村委会，村委会再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将原宅基地的使用权交给本村经济实体宏福集团公司（注：宏福集团公司是该村原以建筑业为主的村办企业，经合并调整后组建企业集团，它与后来招商引资引入的外部企业（统称为“宏福创业集团”）构成该村经济的两大主体。“宏福”是郑各庄村旧村改造（农民“上楼”）后新建的村民居住小区的名称。），公司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的前提下，通过统一招商引资的方式，引入各类经济效益好、能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企业。农民不参与这部分土地的经营，但每年都享受土地收益分红。工资收入是指农民全部进入村内企业（统称为“宏福集团公司”）就业。全村现有企业40家，2004年，人均工资达到1100元。社会保障收入是指全村“上楼”农民在生活用水、燃气、取暖、医疗保险、教育等方面享受村里统一补贴，2003年，全村福利支出为297万元，人均达到2200元。

就这样，农民“上楼”为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了必要条件，土地利用结构和方式的改变，又保障了农民收入的稳定，使农民“上楼”成为可能，进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郑各庄模式”。

三、郑各庄村民的收入结构

1.土地股权收入。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郑各庄村以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搞土地转让，全部采取土地租赁形式。村委会与企业建立土地租用关系，不论是自办企业还是引进企业，其用地一律实行有偿使用。至于收取租金的标准，已不再用粮食产量的价值去换算，而是通过对企业效益的评估来确定。村集体向企业收取每年每亩5000～10000元的土地租金。企业的盈亏不影响农民的收益，不让村民承担经营风险。其分配方式为先按全村耕地总面积和本村现有的农业人口计算出人均耕地面积，即为每人拥有的耕地“股份”。每年收益分配前，根据人口变化情况进行一次调整。对每户而言，增人（指按政策规定的新生、迁入）必增股，减人（指死亡、迁出）必减股。股份分红形式为将土地经营利润的60％作为集体股红利，用于来年的生产发展基金；40％作为个人股红利；再从集体股和个人股的红利中分别提取10％作为以丰补歉的储备基金，专款专用；剩余90％的个人股份红利作为当年的股金分红，每年1月上旬向全村村民以现金的形式兑现。1999～2003年，参照土地的种植收益情况进行股份分配，平均每人每年分红50元左右（注：土地收益分配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企业出租时，按企业效益制定租金标准，而收益分配仍参照土地收益水平进行，其目的是保障土地收益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另外，该村的农业用地（耕地）全部由农业公司负责经营，经营品种按市场需求决定，农业公司委托宏福集团管理。）。

2.企业股份收入。1999年11月，该村最大的经济实体——宏福集团公司完成了由原来村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向村办集体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转换。该公司股份结构为：公司持法人（控）股，占66.67％；村委会持集体股（集体原始资产折抵），占16.66％强；村民持个人股（在自愿的前提下以现金购买），占16.66％强。

在企业转制中，郑各庄村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是突出维护集体利益。为防止集体资产因转制而流失，该村把企业总股本的66.67％作为企业法人控股，法人股的红利直接用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同时，把村委会列为企业的第二大股东，其目的，一方面是对公司的决策和管理实施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是将所得红利投入公益设施的建设方面，以保证集体公益事业得到巩固和加强。二是让村民得实惠。为了让村民得到实惠，个人股一律面向村民发售；对个人股份的量化，既不派股又不配股，完全是以现金的方式由个人自愿认购。尽管企业的创业者过去在创业过程中付出了许多，如今为了企业的发展又做出了利益上的牺牲和奉献，但是，他们对此毫无怨言。村民说得好：“如果按贡献配股，企业中80％的股份非这些创业者莫属。”村民对这种股份配置方式十分满意。企业在1999年和2003年分别投放的个人股，都在一周之内被村民认购一空。目前，全村共有189户村民成为企业股东，占全村总户数的46％，其中，股份最高的近百万元，最少的2000元。他们每年都从企业中得到相当于股本15％的红利回报。企业改制后，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了投资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调动了管理者和经营者两个积极性，尤其是职工参股入股，实现了职工与企业利益的高度融合，增强了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走出了一条村办集体股份制企业的发展道路。

3.社会保障收入。郑各庄村之所以能实现上述土地和企业产权的股份化操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村级集体经济的强大力量和影响，即通过村委会对经济实体——宏福集团公司的土地和股权参与，保证了宏福集团公司的经营活动与村庄发展利益的一致性，从而确保了其经营利润对改善村民福利的供给机制。例如，目前实行的村民就业制度、补贴制度和保障制度等就是这一机制的突出表现。村委会就业安置办公室规定，凡是自愿在本村工作的村民，只要到“安置办”登记报名，就能得到妥善的就业安置。2003年，全村共有劳动力697人，在本村企业就业的有570人，从事个体或在外务工的有110人，就业率达到97.6％。补贴制度包括：①用水补贴，即每人每月5立方米以内的水全额报销；②取暖补贴，即每立方米补贴1元；③燃气补贴，即每人每月2立方米全额报销；等等。上述补贴数额合计相当于人均800元/年。社会保障制度包括：①教育补贴，即幼儿、小学、初中学费全额报销，对中专、高中生一次性补贴6000元，对大学专科生一次性补贴17000元；②低保补贴，即500元/月，而北京市最低标准为495元/月；③村民退休金制度，即男性年满55岁以上、女性年满50岁以上的村民享受300元/月，另外附加100元/月的医疗补助，而北京市现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标准为290元/月。

四、对土地产权制度创新模式的思考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农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如果土地的利用和流转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不仅农民不会答应，流转也不可能成功，甚至会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郑各庄模式”的一个最大特点在于农民用自己的智慧，对中国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做了一种理性的调整尝试，其主要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优化了土地经营机制，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土地股权制度是指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作为股份投资入股，土地经营主体（村委会或乡镇企业）定期分配给农民股利的一种新的土地经营机制，也称为土地使用权制度。从产权界定来看，土地使用权入股，使产权的界定和调整由价值形态转化为实物形态，不仅降低了产权界定的技术难度，而且使操作更为简单；价值形态上分散的独立产权可以在实物形态上合并起来，实现统一规划和规模经营，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从土地管理来看，土地使用权入股，也使得管理费用大为节约：第一，单个农户的经营决策转化为村委会和宏福集团公司董事会的集体决策，决策成本降低。第二，土地使用权入股减少了农户在土地利用方面的摩擦，降低了均包制条件下分户转包所发生的交易费用。第三，集体由对众多分散农户的组织管理转为对受托人宏福集团公司的监督管理，降低了管理运作费用。另外，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创新是与农民城市化进程同步进行的。农民对于土地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耕地成本的提高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另一方面，在经济不景气时，农民还可以依靠土地获得基本的衣食保障。在土地使用权入股之后农民可以获得稳定的租金收益，不受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正是在这一基本的前提下，农民才有可能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权，“折抵上楼”。而村民“上楼”是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农民身份的转变，彻底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引导农民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2.有利于加强土地管理，形成合理的土地委托—代理机制。郑各庄村对入股后的土地采用的是“村企合一”的经营方式。农民、村委会与宏福集团公司之间存在着双层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制度的优点在于：第一，宏福集团公司作为企业实体行使土地出租过程中的经营权和决策权，与村委会相比较而言利益主体更为单一，更具有信息、人才和技术优势，在挑选项目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更有远见，从而降低了经营和决策风险，为土地的有效利用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二，宏福集团公司与宏福创业园（注：宏福创业园是在农民“上楼”后置换出的1050亩土地上新建的工业园区，主要用于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招商引资。）内的企业基本上都建有控股、参股的合作关系，这种风险共担的方式能激励宏福集团公司更好地行使招商时的决策权和招商后的监督权，从而保障农民的基本利益。第三，由企业实体行使经营决策权更有利于体现土地的市场价值。例如，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宏福创业集团，以土地优势和资金优势招商引资，土地全部实行租赁制，租金收取标准为：对本村办的第二、第三产业，每亩500元/年；对引进的合作项目，则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最高为每亩1.2万元/年。基于上述背景，郑各庄村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一条“土地集中—使用权流转—委托企业经营”的道路。

3.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变。农民“上楼”后，新型居住小区的建成方便了村民的生活，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改善和美化了周边的生活环境，从根本上克服了昔日农村“屋内像宫殿，屋外像猪圈”的现象。调查发现，入住新居的农民开始用袋盛装垃圾，并定点投放，改变了过去“只要屋内清洁，不管室外环境好坏”的习惯。另外，新的聚居方式凸现了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的问题，这有利于强化农民的竞争意识，培养农民积极上进的观念，逐步消除农耕文化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采取居住小区统一选点、统一规划、统一建造的方式，并在规划和档次上适度超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低质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减少了财力、人力、物力的大量浪费。在郑各庄村的居民小区中，实行新的管理方式——物业管理，这既可减少村民委员会机构的工作人员，又可为城市化后小区的管理奠定基础，提供组织准备。

4.有利于加速城乡文明交融，实现农村就地城市化。城市化是城乡交流日益加剧、经济社会日渐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谓城市化，从人口来看，一方面是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增加，另一方面是享有城市生活方式的人口增加；从空间来看，一方面是原有城市的扩展，另一方面是乡村的就地城市化。郑各庄村农民“上楼”的模式首先为越来越多的农民享有城市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条件，同时，它也是乡村就地城市化的一种形式。城市绝对容积的扩张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人们只是一味注重城市文明向农村地区扩张，而不注重农村地区自身向城市演变或靠拢，那必将造成许多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以及城市化进程迟缓。郑各庄村的这种规模较大的居住小区为农民提供了一个集居住、生活、休闲、娱乐、教育和经营于一体的居住实体，并通过这些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增强了新居住区的聚集力，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加大了城乡交融的力度。农民“上楼”正是在城乡融合地带通过农民居住方式的改变，促进更多的农民享受城市生活方式，进而推动当地农民实现群体性非农化和群体性城市化，这无疑是一个有利于城乡发展的新思路。

五、问题与启示

当然，农民“上楼”是一个新生事物，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瓶颈，对于“郑各庄模式”而言，关键在于目前土地政策的不明确带来的对全村农业用地下一步调整方向的影响。因为以村庄为单位进行旧村改造，必然会涉及部分公共用地（例如村内道路、公共设施用地等）和农业用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按照“村民建房和宅基地管理办法”，村委会作为基层组织具有在全村范围内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土地审批、管理、调整的权利，但实际上耕地使用的变化又受到与国家基本农田保护相关的法律的约束，这就引发了土地产权不确定性的问题。所谓土地产权不确定性从法律上讲是指土地产权主体不清、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完整的问题，如何完善乡村因城市化而带来的土地（特别是农用地）使用权限的调整问题仍是当前政策的空白。这种产权主体不清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农民对土地未来收益的判断，进而妨碍农民对土地的投入。仅就“郑各庄模式”来说，产权不清已成为农村自下而上城市化的一个巨大隐忧。

另外，从制度经济学理论看，即使土地产权主体清楚，也不能完全消除土地带来的收益不确定性。农民或者领导农民进行社区改造的政府都有可能出于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对手中的土地进行破坏性开发，更不会进行长期的利益最大化的投资，这就是制度经济学所描述的“公共地悲剧”现象。为了克服“公共地悲剧”的发生，在明确土地产权的基础上，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土地使用的委托—代理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保障土地的有效利用，从表面上看，村民是将土地委托给企业（宏福集团公司）统一管理和经营，这就难以排除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损害村民的共同利益的现象，而村委会这个基层组织的介入则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保障作用。在“郑各庄模式”中，村委会代表广大村民行使主要的监督职能，在建立土地租用关系时，村委会作为合同的订立方，拥有确定引进项目的租金标准等重要权力，也就是说，土地租赁的一切活动是在村民代表和村民监督委员共同监督下完成的，这也是“郑各庄模式”取得成功的制度性原因，是“郑各庄现象”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第三篇：关于某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的探索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需要数量

更需要质量

——关于？？？县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的探索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通过为其成员提供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的经济互助性组织。拥有一定组织架构，成员享有一定权利，同时负有一定责任。自2007年6月？？？县注册成立第一家专业合作社至2015年5月30日，全县的专业合作社已经发展到224家，在数量上实现了飞跃，但在带动社员发展，实现社员利益最大化和农民增收上后劲不足。通过对全县已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构成、注册资金、发展规模、经营类别、组织模式的调研和数据分析，探索？？？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新模式，突围？？？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瓶颈，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提质转型，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一、？？？县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基本情况

？？？县地处麻山腹地，地势崎岖、水源缺乏、交通相对落后，农业发展向来受自然因素的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过8年的发展，已初显成效。

（一）数量增长较快，经营类别较多

自2007年6？？？县第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以来，截止2015年5月底，？？？县已经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224家，年均注册28家，注册数量总体上呈增长态势，受到惠农政策和？？？县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助推农业提质转型，大力实施“5582工程”的影响，2015年的注册数量呈指数增长，1 前5个月已注册的专业合作社达48家。如（图一所示）

长顺县农业专业合作社数量增长示意图6045301507年0208年0209年0200年1201年1202年1203年120）4年1月5201-（年5120图一： ？？？县农业专业合作社增长示意图

虽然受？？？县地理位臵、自然条件、农业科技推广滞后等因素的影响，但已注册的专业合作社经营范围还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涵盖了农机、烟草、茶叶、蔬果等13种大小类型。如（图二所示）

图二：？？？县农业专业合作社经营范围分布示意图

（二）筹资渠道单一，带动辐射能力不足

注册资金的多少及筹资渠道直接关系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和辐射带动作用，是合作社实现成员利益最大化，实现对农产品的统一耕作、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基础，是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管理的前提。根据调研的数据分析，全县的农业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来源存在以下特点：一是出资人员结构单一，合作社的注册资金75%左右是由种养殖大户个人出资构成，25%左右由3-5个成员出资构成。二是融资渠道单一，注册金额较小。由于合作社的发展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吸纳社员、带动农户、辐射产业发展上动力不足，在争取小额贷款、政府扶贫项目支撑、市场资本投入上竞争力不足，根据调研数据显示，50%以上的注册资金都在50万元以下，100万元以上的不足30%，注册资金的严重不足，制约了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如（图三所示）

长顺县已注册农业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情况1-50万300万以上 4%251-300万 3%201-250万 8%151-200万 3%101-150万 11%1-50万 54%51-100万101-150万151-200万201-250万251-300万51-100万 17%300万以上图三：？？？县农业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情况示意图

（三）组织结构单一，缺乏代表性

从合作社功能性质来说，合作社是衔接企业、农技服务机构与农民之间的桥梁，从组织结构上分析，合作社的法人身份和成员构成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合作社的发展水平。从调查的数据显示，？？？县的合作社发展是比较滞后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人身份比较单一，缺乏代表性。在已注册的224家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中，98%的是农民中的种养殖大户，2%的是个体户，这些人可能拥有一定的自然资源，但是缺乏能够助推合作社发展的资金和技术，因此对于推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模式只是一种口号。二是合作社成员结构单一。在全县的224家农业专业合作社的1348个成员中，农民占到了99.5%，专业农技人员仅仅占0.05%，对于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的种植，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二、制约农业专业合作社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因素

（一）农民思想固化，对合作社认识不深

一是自身素质不高。就？？？县来说，现在真正从事农地耕作的农民，主要以经历“文革”和“十年”困难时期的50、60人员为主体，文化素质较低，同时又经历了“大锅饭”时代到“土地包产到户”的过渡，自然满足于“土地包产到户”带来的好处，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二是二三产业的收入要远远高于第一产业。根据调查的数据显示，对于拥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来说，90%左右的都不会把农业作为收入来源的首选考虑，首先这些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所掌握的技术都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技术，无法在土地上施展所长，其次对比二三产业和农业生产，4 虽然国家实行各式各样的惠农补贴，但前者的收入仍要远远高于后者，再者从事二三产业不用承担因气候、病虫害等因素带来的风险。三是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认识不高。对于山区的农民来说，绝大多数农民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处于一种未知的状态，对于合作社的宗旨、经营范围、组织模式、利润分红等都处于未知状态。四是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资金，靠仅有的土地生产要素难以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种植、标准化经营管理、品牌化加工销售。

（二）运行机制不健全，农民入社意愿不强

一是完善政策导向不完善，合作社的运行机制不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本质是一种“互助性经济组织”，有盈利的目的，但不以合作社的盈利最大化为目的，而是以社员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是与企业的根本区别，因此政策的导向不应停留在合作社的注册数量和合作社本身，而是应该回归到“互助性经济组织”这一本质，回归到合作社的组织模式，为成员提供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实现社员利益最大化这一本质。二是土地流转模式单一。目前全县流转的土地在25000亩左右，流转的方式都是单一的以现金形式流转，这样的流转方式虽然能给农民带来固定的年租金收入，也有效避免了气候、病虫害等自然因素带来的风险，但是土地作为最原始的生产要素和农民最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这样的流转方式一般年限长，农民又不能享受土地增值的成果，因此很多农民宁愿让土地荒废，也不远接受这种土地流转方式。

三、创新要素投入机制，探索农业专业合作社新组织模式

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种植，是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我县“山地高效农业”向农业现代化突围的重要方式，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种植的重要载体，如何充分发挥我县的224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带动示范作用，打破？？？县土地流转模式和合作社的组织模式，实现土地流转方式多样化，组织办社多元化，使农民能够获得土地增值的最大收益权，实现农业现代化突围和农民增收的双赢局面，是值得我们探索和深思的问题。

（一）强化宣传培训，着力转变思想意识

农民作为发展农业产业化的最大受益者，农民耕作意识的转变与提高对农业产业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跟本上来说更应该由政府引导，农民自愿、积极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一是加强宣传引导。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给予法律宣传和政策引导，相关职能部门应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多种形式向农民宣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意义、作用、有关政策和典型经验，在全社会形成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共识和氛围，调动起农民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同时鼓励更多的经营大户、农村能人、基层农村干部放下思想包袱，创办领办专业合作社，主动挑起带领农民共同富裕的担子。二是转变思想，增强农民素质。对各社区的农业致富带头人，各村（组）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定期开展农业产业发展观摩会，实地参观农业产业发展取得成功的地区，实地感受农业产业发展给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带来的巨大改变。积极采取开展电视科技讲座、举办科技培训班、印发科普书刊、现场讲解、学习典型、实地观摩等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 传，转变农民思想，增强农民素质。

（二）统筹全局，完善机制

一是强化政策的顶层设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是实现农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种植、促进农民增收的双赢局面的重要载体，因此，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优惠政策不应仅仅停留于某一个点，应该强化顶层设计，使政策能够贯穿整个合作社经营发展全过程，包括合作社的成立条件，经营制度建设，惠农资金的落实等不该仅仅停留在合作社的注册层面，更不应停留在合作社的注册数量上，而是要把整个合作社发展的触角延伸到最末端，延伸到社员身上，延伸到合作社吸纳社员的数量、质量，入股资金的分量，社员分红的数量，合作社为社员提供的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的质量上。二是完善政策激励机制。对于扶持资金、扶贫项目的落实，不能搞大锅饭、平均主义，要把扶贫资金、扶贫项目、小额贷款的扶持方向与合作社的发展业绩挂钩，把合作社的社员发展数量、质量、对社员提供的产品统一生产、销售、加工及提供的信息技术服务的质量、特别是年终社员分红的数量提升到政府政策扶持的前端，扶贫政策才能起到扶贫助推的作用，才能能充分发挥合作社的载体作用，促进农民增收。三是要实现社员结构多元化。农业专业合作社是集生产、病虫害防疫、销售、加工、信息服务等于一体的跨行业、多技术综合体，只有实现成员结构多样化，组织模式多元化，把有技术，懂销售的技术人员以技术 形式或资金形式入股专业合作社，才能充分发挥专业合作社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农民增收。

（三）充分发挥农技部门的终端带动作用，形成“农技部门+专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模式

以农技推广部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农村供销社等出资发起社员，再联合种养殖大户，农户以扶贫项目折合资金+股金的形式组建合作社，在股本结构上表现为农民股和法人股，农民按扶贫项目折合资金持有股份。团体社员为合作社提供技术专家与骨干，并为合作社提供办公场所、固定资产或相关设施。如敦操乡登台关养殖绿壳蛋鸡专业合作社将以项目形式发放到农户手中的鸡苗、饲料、药品等扶贫物资折合资金加自筹资金入股专业合作社。成立初期由乡党委、政府选派干部兼任理事长（兼任理事长不享受任何股权利润分配），同时，成立合作社财务工作小组，由社员担任出纳、会计，并选派财政所干部担任财务顾问，建立财务管理及公开制度，定期公开财务情况，接受社员的监督，使合作社形成统一生产、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统一收支模式，确保合作社运作规范化、科学化。

产生效益扣除饲养成本后，留足20%的发展资金、留足10%风险发展基金。剩余利润，按农户投入成本计算每股资金，核算出每户农户持有多少股，按持有股权多少进行利润分配。扣除的饲养成本循环投入下一轮发展。

（四）建立了“以农民为主体，兼顾各方”的利益分配格 局的组织模式

探索一条农村土地增值、农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径，保证农民“不失地、不失权、不失利”的专业合作社组织模式，农民可拥有“租金”(土地转包和出租收入)、“股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分红)、“薪金”(就业收入)“三金”的稳定收入，？？？镇五星村通过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和经营，逐步形成以“土地基本租金 + 经营红利分成”的土地流转模式，流转土地300亩，惠及80余户农户。当产生利润后合作社每年让出10%的利润，村集体及群众以3：7的比例再进行二次分红，7年后如果群众已掌握相应的种植管理技能，愿意自行管理，合作社将无条件让出，最终实现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业增效。

（五）以土地存包经营权入股专业合作社，确保农民利益最大化

前两种合作社的组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的风险责任，但同时又受到了现金股本和扶贫项目匮乏的限制，在享受土地增值和市场竞争中不能发挥最大效应。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和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实现土地流转形式的多元化，让农民以土地存包经营权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入股合作社，形成政府推动、农民主导，市场引领、龙头企业参与的组织模式，正逐步被相关利益主体和农民充分接受。如？？？镇的朝摆村葫芦组已通过土地入股组织紫王葡萄专业合作社，组织种植紫王葡 萄300亩，吸纳社员35户，157人，深得群众的好评。究其原因，农民以土地入股农业专业合作社较其他组织模式而已，农民拥有更大技术服务支持、话语权和获利空间。

1、生产技术服务支持

以地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入股农户提供的生产技术服务主要包括： 一是实现“4个统一”标准。统一规划品种、优化品种结构，以确保成片种植、实现规模经营，增加产品附加值；统一技术培训，与农技部门建立技术协作关系，邀请农技人员为农民做技术指导服务工作，以确保农产品质量；统一采购生产资料，对农户所用的化肥、农膜、种籽等直接在厂家批量购进，做到质优、价廉，降低生产成本；统一防控管理，组织施肥、施药、防虫等生产管理，确保标准化安全生产，通过合作社组织测土配方施肥、机器统防统治的方式，增加施肥的有效性和虫害防治效率。二是改善农业基础设施。以地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以后，可以通过自筹部分资金，充分利用现有的政策资源，从农业、水利、扶贫、移民、科技等相关部门获取资金、用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2．提高市场谈判能力，拓宽销售市场

以地入股合作社成立以后，一方面扩大了生产规模，实现适度规模生产和集约化经营，提高了农户的谈判议价能力。合作社通过实行统一的生产经营管理，通过集体谈判改善农民在市场交易中谈判中的弱势地位，既可以保证农产品有稳定的销路，又保证了较合理的价格，使农户的利益免受损害；另一方面农地入股 合作社可以通过建立直销批发门市和批发联系点，建立“农超对接”、“农校对接”等，拓宽销售市场。

3、带动周边地区的农民致富

农地入股合作社在带领本组织成员增收的同时，可以充分发挥其影响力，增加合作社的辐射带动效应，在品种更新、常用技术提升、标准化管理技术推广等环节上，充分利用可移动资源，采取亲帮亲邻帮邻的交流方式，提高周边农户的生产水平。

4、实现了土地和资金两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

农地入股成立合作社有效解决了广大农户因缺乏资金而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经营，为普通农户的土地要素和社会资金之间搭建了一座可以合作的桥梁。同时，在土地要素和社会资金合作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农户的基本利益，保证农户的农地保障功能不尽丧失，农地入股合作社或采用入股农户出配套资金的形式，或生产营销大户出资入股的形式实现了土地和资金两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兼顾了合作各方的利益，创新了要素投入机制。

5、形成地区品牌产品，带动当地产业发展

农地入股合作社为了在市场上更好的销售自己生产和加工的农产品，就必须加强生产质量控制、拥有自己的商标和品牌、获得各种有效的认证，有利于扩大农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可以有效传递商品的独特性、质量保证等信息，也有利于保护名优特农产品的质量和品质，对促进特色农业的发展、推动农业产业化进 程有着积极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以前单家独户生产规模小，产品质量也难以保证，注册商标成本高，难度大。而成立农地入股合作社后，统一注册商标、统一生产标准成为可能，同时也为合作社扩大产品销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等奠定了基础。

第四篇：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立法探索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立法探索

摘要：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对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农民权益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存在诸多问题。从宏观上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相互冲突，流转主体不明确，流转范围和方式存在限制，实施困难。在具体的环节中，无论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的设立、流转，还是配套的保障措施的形成上都存在较大漏洞。针对这些问题，应从立法方面进行推进，取消对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不合理限制，形成科学、可操作的流转程序，完善相应的登记制度，探索农地以用代征的新路径，建立起与当前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法制体系。

关键词：农村土地使用权；土地流转；流转机制

中图分类号：F3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2-0008-07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然而，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制约了农村发展，拉大了城乡发展的差距，严重影响城乡一体化发展。究其原因有两大方面，一是限制性的户籍制度，二是不科学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明确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同时，确立通过户籍和农村土地流转的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对策。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规定“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体现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记管理功能。建立与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生、计生、就业、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统计制度。”这标志造成城乡二元差异的身份因素――农业与非农户籍制度即将被取消，其中还要求建立与户籍制度相适应的土地制度，这对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属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一部分。因而土地的产权安排不仅影响土地自身的处置，还影响附着在土地上的其他资源的配置[1]。故接下来的任务便是按照《决定》的精神加快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改革，尽快解决城乡二元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平等性问题，进一步缩小城乡二元差距，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然而，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千头万绪，需在法律上进行认真检视，以继往开来的态度认识现状，并就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的路径。

一、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规定

（一）宪法

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宪法明确禁止土地所有权转让，其中包括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但同时又为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提供了依据。

（二）物权法

《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一百三十三条对家庭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其他方式取得的四荒地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规定：前者可以采用转让、互换、转包等形式，后者可以以转让、抵押、入股及其他形式转让。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使用权流转方面，《物权法》除了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乡镇、村企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单独抵押。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但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表明宅基地、自留地等农村集体土地除法律规定之外，不允许通过抵押流转，至于买卖方面，则是转引其他法律规定。地役权由于不能单独流转，须依赖主权利流转，此在《物权法》中亦有明确规定。

（三）土地管理法

《土地管理法》中第二条规定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但仅是特殊情况下允许。该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该条明确规定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情形，以此来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抵押入股受到了限制。

（四）农村土地承包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在第二章第五节中对家庭承包形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规定，明确了转让、互换、出租和转包等其他方式，允许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形式从事合作社经营，并就条件和程序做出了规定。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其他方式所获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包括转让、出租、抵押和入股等其他方式，较家庭形式更为宽松。

（五）其他有关规定

《担保法》第三十四条、三十六条和三十七条明确了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除荒地经发包方同意进行抵押外以及乡（镇）企业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外，一律不准抵押。涉及到草原、森林等特殊资源，其相对应的专门法律也作出了规定。由于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事关国家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农民集体和农民的切身利益，具有复杂性，因而国务院及其下属部门就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出台了一些文件及规章予以规范，其中有一些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办公厅于1999年发布了《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的通知》，强调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除非在“破产、兼并等致使土地使用权必须转移的，应当严格依法办理审批手续”时方可用于非农业建设转让，同时禁止向城市居民出售住宅。2004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规定：“禁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法出让、出租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改革和完善宅基地审批制度，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引导新办乡村工业向建制镇和规划确定的小城镇集中。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2004年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加强农村住房用地管理意见》规定：“严格禁止城市居民购买农村住房用地，并且建设在这种土地之上的房屋不予颁发土地使用权证书。”2009年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除宅基地、集体公益事业建设用地，凡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依法取得并已经确权为经营性的集体建设用地，可采用出让转让等多种方式有偿使用和流转，以后，根据各地集体建设用地出让转让等流转实践，总结经验，再推进其他符合条件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地方上有关农村土地流转规定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2005年）、《河北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试行）》（2008年）。

二、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存在的问题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牵扯多方面的利益，管理上也为多头。由于立法滞后、不科学，规章及规范僭越法律的情况时有发生。再者，三级农村土地中的集体所有权，造成流转主体不明确，监管上存在漏洞，流转程序和管理不科学，流转秩序混乱，使农民的利益遭受重大的损失。

（一）制度上的冲突

《物权法》和《担保法》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单独抵押，对采取其他方式进行流转的则在《土地管理法》中规定，而《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允许符合土地利用总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发生移转。2009年国土资源部出台的《关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符合规划并确权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采取出让等多种方式流转，并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还要继续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使用权流转范围。为了防止法条理解错误，笔者专门查阅了全国人大对《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法条释义，虽然该释义是对1998年颁布的《土地管理法》的释义，但是1998年的立法与2004年修改后的立法在六十三条的规定上并无不同，故还可适用。在查阅过程中笔者发现，释义较法条的字面意思更为严格，对于破产、兼并导致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要求是“必须是依法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并随厂房等一同转移的，如果是农用地，或土地上没有房屋等设施的将不得转让”[2]。

部委之间规定也存在冲突，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的通知》[3]与国土资源部文件规定上是冲突的，即在国土资源部的规定生效的情况下，笔者通过查询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网站发现1999年的文件仍是有效。

地方的试点规定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也很多，典型的如：2005年《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中就允许农村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甚至是单独转让，完全打破了《土地管理法》的限制性规定。

这些情况，一方面反映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对于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法律规定的混乱。尽管与法律冲突的规定可能更符合现实，但是对法律的僭越必然引起实践矛盾和不确定性。

（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母权主体不明确

除了国家所有归集体使用的土地外，其他的农村土地为各个农民集体所有。这些集体经济组织便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母权主体（所有权主体）。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现存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可以分为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小组三级所有。这种三级所有是过去人民公社化时期的人民公社、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翻版。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具有不同的利益偏好，而且不同利益偏好之间往往又是相互制约甚至是冲突的，因而必然构成相互交织的极其复杂的多元利益关系[4]。所有权主体范围上的三级所有，造成权利主体的模糊，管理上混乱、矛盾，严重影响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设立与后续的流转，引发农民土地利益分配中的冲突，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限制不合理

《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了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限制，但这些限制性规定，并没有得到充分执行。由于欠缺合理的流转模式及登记制度的引导，引发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的混乱。

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流转存在问题。其一，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不以实质登记为要件，登记在流转中仅为对抗要件。由于缺乏实质主义的登记制度，造成农民忽略登记，在流转中因未登记而难以对抗第三人。其二，农村土地性质认定欠缺合理的标准，在现实中，一些本属于家庭承包范畴的农用地，被认定为四荒地，从而直接通过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将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给集体以外的主体，加之集体表决程序流于形式，导致农村土地使用资源不当流失。其三，有些地区村集体为了牟利，将集体的农用土地以出租的形式供集体外的主体使用，以规避有关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法律规定，但其约定租赁的时间往往超过20年，违反了合同法的有关租赁期限的规定。其四，大多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都是农民私下进行的，根本不向发包方备案或申请，作为农村土地的所有者的村集体，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根本未发挥作用[5]。其五，目前农村干部对此缺乏应有的重视，缺乏对农业发展中适度规模经营的认识，将土地流转看成农户个体的问题，其利益关系只限于农户和业主之间，缺乏统筹管理，对之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6]。

2.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混乱。根据相关规定，宅基地及宅基地上的房屋不允许转让给集体外人员，但现实中存在大量集体外的人员，特别是城镇居民，到农村置地建房或者购买住房。比如有些地区，流转发生的地域主要出现在城乡结合部，尤其是在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7]，为了搭上房价上涨的顺风车，未经合法程序，将一些地块集中起来，兴建小别墅，然后卖给城镇居民。由于没有土地使用权，这些房屋成为小产权房，其中也不乏违章建筑，随时面临被拆除的危险。再者，一些农民基于利益目的，以流转不合法提诉，主张买卖合同无效，要求返还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造成一些购买者房财两失，增添了许多社会矛盾。

3.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乱象横生。法律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规制十分严格，但由于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指标紧俏，很多人将手伸向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由于法律规制过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基本上处于一种黑市交易的状态。黑市状态下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缺乏合理的流转程序和规则，甚至还存在占用耕地的情况。很多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是违法的，不可能被登记或者承认，故出现巨大的交易风险和社会纠纷。

（四）农村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实现受到限制

农村土地使用权的使用目的和流转的限制，会造成两方面危害，一是可流转的土地使用权因目的限制，不能与国有土地平等流转，转让价格较低，导致收益远低于国有土地；二是为了解决城市发展用地需要与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指标有限的矛盾，政府采取征收的手段，将农村土地征收为国有，继而转化为国有土地上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用于出让。土地征收本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但是现实中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扩大政绩或者因为其他因素，对农村土地进行不合理征收。更有甚者，征地单位未经审批便对农村耕地进行征收，为了暴利进行非公益开发，且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偏低，使他们难以维持生计[8]。

三、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重构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重构，要以农民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为基础，做到统筹兼顾。

（一）建立完备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设立在农村土地上的用益物权，其中涉及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土地。后者有在国家土地使用权上设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这可认为是对国家赋予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与基于农村土地所有权而设定的用益物权有所不同，但从非征收关系的角度看，并不影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度设计。

1.拓展设立范围和方式。在发包方面，鉴于农村家庭承包土地能力有限，对于非四荒地的承包主体，应扩张到有能力承包经营的非本集体经济组织企业或个人，防止土地闲置。但鉴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仍属于优先照顾本集体成员，故在扩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外主体承包经营权范围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户。在程序上，类比四荒地的要求，对集体经济组织外主体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要经过集体民主程序通过，报乡（镇）政府批准，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的方式取得。至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设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方式也可以拓展，如出让、抵押、入股、信托等形式。

2.创新流转方式。在流转方面，除保留原有流转形式外，应对列举的流转形式进行拓宽，并规定在这些流转形式下行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

第一，尽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以转让、转包、出租方式流转，但为了避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此流转变相成为炒地皮，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后的使用年限要有明确的规定。具体设计，权利人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后，耕地在2年内、草地在3年内、林地在5年内不得转让，若确实有特殊需要转让，须经村集体经济组织审查认为属于特殊情形，经同意可以转让，经报备可以转包、转租，而再一次流转也要按照同样的期限和程序进行限制，其中转包和转租还要经最初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同意。

第二，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设定抵押，依照《物权法》有关抵押的规定进行，但也要考虑到抵押权行使时要保证流转后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依然为农业用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同在于农业用途，抵押时承包经营权土地上的一些作物也要一并抵押。按照现有法律规定，转包和转让不允许超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时确定的使用年限，但这样对于侧重价值担保的抵押权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农村承包地使用目的的限制性，变价有难度，从扩张使用价值来塑造价值），故立法中应允许对某些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抵押权，在法定条件下，可以由抵押权人要求抵押人顺延承包时间，笔者认为顺延承包时间累积不得超过5年，顺延的费用由抵押人承担，农民集体组织无正当理由下不得反对。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就一定期限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成立抵押，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距到期还有25年，而合同期届满后还剩24年，那么可就其中的4年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抵押，而后20年期限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为继续抵押，以此增强融资功能。

第三，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形式流转。《决定》中提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入股的形式，只要不违反承包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发包人不得反对。笔者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入股的形式进行流转，流转的对象要以从事农业建设的经济体为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后便成为经济体的财产，原承包主体丧失权利人地位，成为股东。故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到期后应由经济体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主张续包，续包时同等条件下具有优先权，但需要经过村集体民主程序通过和乡（镇）政府批准。

（二）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决定》中提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形成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

1.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农村集体经营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要明确农村集体经营型建设用地的用途，从《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的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来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主要用于工商企业，包括个体户，至于是否为本集体内的企业则不论，该办法第五条规定禁止这类经营型建设用地用于商品房和住宅建设。今后的立法可以借鉴此办法，允许对本集体外的企业或个人以工商业经营为目的而设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但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经营企业或个人在同等条件下应有优先权。一般情况下，农民集体外的企业或个体户对于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应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或者公开协商的方式在土地交易所进行交易。唯有涉及农民集体重大利益的情况下需要经过村集体民主程序通过，应符合规划要求，且要向上级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审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年限应设定最高年限，可以比照国有用地的年限规定。当该使用权届满，届满时的使用权人可以主张续期，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权。

2.科学设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流转机制。农村集体经营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要区分不同的形式，具体情况具体设计。

首先，以转让、出租和入股的方式流转集体经营建设用地使用权时，受让人、承租人或入股人需为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主体。出让合同有特殊约定的，还要符合特殊约定。至于其他限制条件则依照出让时的法律规定来适用。至于流转是否要征得村民集体同意，笔者认为不需要其同意。毕竟该土地使用于非农业经营，且对农民后续直接利益影响不大，无需管制过严。

其次，以抵押或者信托的方式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人和受托人无须为特殊主体要求，但是抵押权实现时受让人及受托人进行投资的，应该符合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主体要求及行业要求，其他条件则类比转让的规定。在抵押权的设定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应作保值延期的规定，其原因是，工商业用地紧俏，抵押时土地上之建筑物亦一并为抵押，价值时间磨损不严重。即便是单独转让的使用权，也因不以农业建设为限制，以及续期优先权的保障，虽有主体工商业主体营业限制，但市场较广，价值影响甚微，无需刻意做出激励。

最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单独流转，毋须以其上有建筑物为构筑物一并流转的必要，但已有建筑物的须一并转让，避免房地一体转让原则破坏，造成法律关系复杂化。同时对流转方式上要留有兜底余地，授权下位法，以备将来之需，至于其他方面的一些规定可以准用国有建设用地的相关规定来参照立法。

（三）谨慎推行宅基地上房屋财产权的流转

农村房屋产权流动的理论逻辑，在本质上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转型时期农村房地物权制的安排[9]。在诸多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设定上，宅基地使用权是最具有福利性的权利，由于宅基地使用权的设立目的在于保障农民集体成员的居住权利，故认为在宅基地的取得上依然要实行“一户一宗宅基地”“宅基地不得单独转让”“宅基地房屋转让、出租，不得再申请房宅基地”“非本集体成员不得申请宅基地”。此并非是要完全限制宅基地上房屋的流转，只是为宅基地上房屋的流转确定一个范围。首先，允许转让宅基地上的房屋所有权给本集体之外的主体，但仅限于五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因合法原因获得两宗以上的宅基地；第二种情形是该农户在其他集体或者城镇有自己的住房；第三种情形农户失去集体成员身份；第四种情形是宅基上的房屋设定抵押而抵押权实现；第五种情形是非本集体成员受让宅基地上房屋后再次转让。同时要确保同等条件下，本集体无宅基地或者宅基地面积未达到法定限定面积的集体成员有优先购买权。其次，本集体以外的主体通过转让获得宅基地上房屋的所有权后，由法律规定宅基地的使用期限，使用期限的起算点自受让人从本集体成员受让房屋所有权之日起算。如果在使用期间届满前其获得集体成员资格或又转让给本集体符合要求的成员，则允许该使用期限在届满时不适用。宅基地使用权届满前或者房屋毁损，宅基地使用权回归到集体，至于宅基地上的房屋仍在的，集体可以通过折价补偿来解决。再次，允许在宅基地的房屋上设定抵押权，但抵押权实现时，适用转让宅基地上房屋的规定。最后，宅基地上的房屋可以出租方式流转，且条件不受转让方面的限制，仅以一般限制作为条件，但假租赁之名，行转让宅基地房屋之实，一经认定，本集体可以向法院起诉，确认性质。

（四）建立统一的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登记制度

如果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限制执行放宽，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的安全就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充分保障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安全，应对农村土地使用权所有的流转过程都要到登记机关进行统一登记，并且由登记机关发给权利证书，确立登记的实质效力，不登记则农村土地使用权设立和流转并不能确认为使用权的变动。在登记技术上，最好将集体所有土地划分成块到登记机关备案，以此方便登记上的形式审查和使用权查询，也有利于保障农村土地使用权在流转中的安全。

（五）严格限制国家对农村土地征收，采取以用代征的新模式

《决定》中提出要缩小征地范围，严格征收程序，故在修改《土地管理法》时，应明确公共利益的标准和等级，有针对性地采取征收或者其他替代措施来代替征收，以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

1.在涉及国家安全、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时，应允许国家对农村土地进行征收，但征收的程序一定要公开化，保证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协商权。征收的程序应变更为“申请征地―预公告―协商补偿安置―报批―审查批准―公告―实施补偿安置―供地”[10]。

2.对一般性的公益，政府可以用征收方式获得农村土地所有权，但程序要相对严格。在上一段提到的征收程序之前，要形成明确的公益实施方案，并召开听证会，听取各方――特别是被征地农民的意见。在申请征地时需将听证会的意见形成书面材料一并提交，审批机关要进行严格的初级审批，方可进入预公告等后续程序。同时监督被征收的农村土地是否按照原定规划用于公益，如若未使用于公益目的，则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3.对一些公共利益的模糊地带，比如不单纯为公共利益，其中还夹杂着商业利益、个人利益和政绩而需要使用农村土地的，则不允许通过征收获取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如果涉及政府参与使用的，可由政府采取租赁等形式来取得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对于其中涉及的部分公共利益，则允许政府在土地交易所之外，通过协商的形式，与农民土地所有权代行主体订立农村土地使用权合同，并在登记机关办理登记，至于其他程序则按照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相关程序执行。需要注意的是，当涉及农用地使用则需要经过必要的审批手续，在涉及交易的土地上，之前如果已经设定了权利，可由政府与权利人协商，经同意后，通过给予适当补偿涤除土地上的权利。

4.对开始出于公益而征收的土地，而后未能用于公益性建设的情况，应设定特别程序，以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在发现征收土地并按规定使用未用于公益目的，而挪作他用，原集体所有权人可以向土地使用权出让部门主张，就用于非公益使用时的收益扣除征收补偿、政府土地平整等费用后，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利得，并促其纠偏。但被征收的土地，刚开始用于公益使用，而后来因为调整，经依法规划转为非公益使用，则原集体所有权人不得主张分配。

5.毋庸置疑，农村建设用地的社会资产价值日益呈现，这就更加强调规范农村集体用地交易行为的重要性，也是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11]。尽量减少农地征收的范围，加快农地自由流转市场的建立，繁荣合法的土地交易市场，土地的真实价值将会在市场中依据市场规律而形成，减少了行政干预，真正回归价值本身[12]。

四、结语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构建认识前提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解决对集体土地所有权附加的诸多限制[13]。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前提下的改革，不是土地私有化改革，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完善，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目的[14]。因而，农村土地流转应在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寻找解决的路径。理念上既要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要避免国有化的极端。对于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曾经存在过两类比较极端的观点，一个是将土地完全私有化，成立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再一个便是通过征收将所有的农民集体土地国有化。将农民集体土地分配给农民私有的理由是，要保证耕者有其田，保证农民在土地权利上的完整。这种观点不仅与我国宪法规定相违背，且其真实本质是为资本夺取中国土地大开方便之门[15]。通过征收程序将土地完全国有化则是另外的一种极端，存在诸多不合法和不合理之处。以《决定》内容为蓝本进行统一的立法和法律梳理，对《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进行统一的构建是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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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社区治理模式改革探索

社区治理模式改革探索

（成都理工大学 政治学院，四川 成都610051）

摘 要：现有的治理理论无法为政府主导型的社区模式改革提供具体的实施途径，我国社区治理失灵的现象比比皆是。新公共管理中“政府再造”原则、战略与工具为我国社区管理改革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式，即获得授权的社区、居民驱使的社区、协作型社区、企业型社区与竞争型社区。

关键词：社区再造；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2；D63-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750（2011）04-0022-05 收稿日期：2011-05-25

作者简介：王菁（1982―），女，四川乐山人，成都理工大学政治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公共管理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逐步由街居制（国家行政全能主义治理模式）逐步转变为社区制（合作主义治理模式）。这一转变以治理理论为指导，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强调新的社区管理必须是包括政府、社区组织、辖区单位、非政府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的治理。在各地探索过程中，涌现出了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武汉模式等多种治理形式。然而，尽管模式很多，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失灵现象仍然俯拾皆是。这集中体现在行政权力职责不明、公民参与度低、社区服务竞争性差和非盈利组织缺乏等方面。社区治理中问题丛生的现实需要实践界与理论界探索出新的解决途径，而新公共管理的“政府再造”原则无疑对于我国“社区再造”具有借鉴作用，可以成为解决我国社区治理失灵的一剂良药。

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

以主导角色作为划分标准，我国现有社区治理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居民参与型治理模式，以深圳南山区月亮湾模式与武汉江汉区满春街小夹社区模式为典型。居民在社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政府功能在于“掌舵”。二是企业参与型治理模式，以深圳福田区的莲花北社区为典型，物业管理公司承担了社区管理的主要责任，居民也愿意听从安排。三是行政引导型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分布范围最广，也最常见，是我国社区治理的主流模式。但是三种治理模式的背后都有着政府的“魔幻影子”，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治理模式变革，居民、企业、第三组织往往只是被动地参与社区治理。

政府主导型的治理模式会导致社区治理严重失灵，表现为社区管理资源的浪费、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目标层次较低、社区管理的低效率以及寻租活动的滋长与蔓延。Bowled 和 Gintis认为负激励是社区失灵的原因之一【sup】［1］【/sup】，Banner指出社区治理的变革需要政府制度和政策上的支持与推动【sup】［2］217【/sup】。我国目前这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角色，将本来属于人民自我管理、自治性质的社区变成了受各种政府机构控制的“泥娃娃”，街道办与街道党委在改革中获得了监督监察权、综合协调权、属地管理权、干部任免权等【sup】［3］【/sup】，居委会的自治角色难以确定，公民深度参与难以实现，治理效益无法在社区形成激励机制。相应地，政府垄断地位造成了非营利性组织和社会自治团体的缺乏，导致社会服务中介组织的竞争不足。这样，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不但没有创造社区治理模式变革的制度环境，反而成为负激励的推动者。

治理理论在我国社区管理改革中“碰了钉子”。尽管“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深圳模式”等等无一例外都宣称以“治理理论”为指导，然而最终却都将“多元化、网络化”方向的改革变成了政府一家独大的“控制型社区治理”改革，使得我国的社区管理又走回了原来由政府控制的老路。要改变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必须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论，利用它的“再造精神”与“再造工具”，对我国的社区治理进行“社区再造”。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与“社区再造”

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在全球经济问题日益严重、西方国家财政危机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兴起的，它对政府、企业与公民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即“以生产者为中心的政府治理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治理。政府应以公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sup】［4］41【/sup】。新公共管理的思想集中体现为两种路径：一是奥斯本的“政府再造”路径，强调对公民、社团组织、社区组织授权，建议从官僚层级制政府改革为参与及团队合作的分权的政府，建立通过市场杠杆进行改革的市场导向的政府等。另一路径是登哈特夫妇提出的“新公共服务”路径，强调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非“掌舵”，政府应该追求公共利益，政府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政府应该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政府责任并不是单一的，公务员不应当仅仅关注市场，他们也应该关注宪法和法令、社会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公民利益，应重视人而不只是生产率，对公民权的重视程度要胜过对企业家精神的重视程度。新公共服务理论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公共利益和公民的积极参与，提倡实行“以公民为导向”的政府管理。虽然这两种路径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是都体现了民主、公平与公正，都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结果导向。

社区是地域相对较小、社会经济文化活动比较相似、社会功能相对完整的共同体，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社会功能相对完整的、能够满足社区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地域或区域性组织【sup】［5］【/sup】，因而，社区管理作为基层公共管理，也伴随着“政府再造”的改革运动发生了相应的变革。笔者将西方国家利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进行的社区再造改革梳理成了一张简表（表1），它反映了近些年发达国家社区改革的最新动态。

表1 西方国家社区管理变革特征比较表

从表1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社区管理的模式再造是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sup】［2］221【/sup】，都体现出社区授权、参与决策、协作管理等“政府再造”特征。可见，“政府再造”的原则与战略同样适用于“社区再造”。

首先，根据公共物品理论，社区公共物品类似于俱乐部产品，与纯公共物品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社区公共物品与纯公共物品的共同点在于它也具有多人共同消费和同时消费、成本由集体支付的特性，它也不可能通过市场来提供。但社区公共物品与纯公共物品在受益范围、需求多样化、影响复杂化方面存在差别。社区公共物品的特殊性使得对它的有效提供需要将竞争机制注入提供服务中去，需要通过市场力量来进行变革。我们称之为 “竞争型社区”。

其次，根据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获得集体物品的最优水平，增进共荣利益；而且小集团内部的个人关系更加重要，讨价还价所带来的损失要小得多【sup】［6］【/sup】。社区是社区成员的“利益共同体”，是一个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它是典型的具有共荣利益的小集团。因此，社区利益的一致性能够使社区成为以社区居民为导向的社区。社区不仅仅要“掌舵”而且还要“划桨”，这需要政府给予社区充分的授权。

第三，根据公民参与理论，公民参与不仅是民主的内在要求，而且对政府行政管理有积极的结果效应。对于政府行政实施而言，公民参与能够“促使政府组织从以自身为中心的决策项目安排转向寻求公民支持和授权公民管理的决策安排。同理，不断拓展的公民参与机会，能够保证政府的行动镶嵌于社会之中，而不是强加给社会和公民，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发挥和强化社会的作用” 【sup】［7］【/sup】。因此，社区需要对社区公民负责，同时，也是由公民、社团组织充分参与决策的社区，其管理方式相应地转变为协作式的管理，而非等级式的，即“协作式社区”。

表2 政府再造与社区再造原则对照表

第四，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再造”是指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度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并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sup】［8］14【/sup】。“企业化社区”也应构成“社区再造”的一部分，诸如明确组织目标的核心战略、创设绩效后果的后果战略以及相应的工具――绩效管理、激励机制等，对于社区管理同样适用。

三、我国“社区再造”的模式选择

笔者在现有的成功社区治理经验中提炼出几种我国社区改革的可行模式。

（一）获得授权的社区：会站分离模式

社区要能够自治并能够自主地处理社区事务，政府行政权力的放权就是关键。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如何治理社区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中，深圳盐田实施的“站居分设”（“会站分离”）模式基本上解决了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问题，在制度上重点厘清了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站和社区工作站之间的关系，并从组织结构、职能、人员、经费和场地等关键环节把它们一一分离开来【sup】［9］65【/sup】王连喜指出：“社区工作站人员由雇员组成，行政关系隶属街道办事处，主要承担政府交办的工作。可以把目前已经进入到社区的各项工作分别归并到社区组织、社区卫生、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社区文化、社区计生、社区建设7项内容里，以此作为社区工作站的主要职能。同时，社区工作站要协助社区居委会处理各项居民事务，接受社区居委会协调、监督和评议，对政府聘任的社区工作站人员，社区居委会有推荐和建议解聘的权力，从而将政府职能从社区居委会中剥离出来。社区居委会则由居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民主选举产生，成为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社区居民自治组织，成为居民权利的表达者和维护者。作为居民权益维护机构，社区居委会的主要功能是充当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与居民之间的桥梁，调动社区资源进行社区建设，将居民的权利要求转达给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并代表居民对政府组织、社区中介组织的行为进行监督。同时通过下设的各类专业委员会，按照自助、互助的方式，举办社区公益事业和社区服务活动，为社区居民服务。整个过程是协商、对话、讨论、辩论、审议。”【sup】［9］65【/sup】。尽管如前文所述，这些依据治理理论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无法避免政府的“幻影”，但它们也确实创立了“会站分离”模式的雏形――立足社区治理结构中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组织居委会权力的分离，这种模式在新公共管理中被称为“会站分离再造”，它为政府放权奠定了结构基础。会站分离模式是将来我国社区管理改革的最重要模式。

（二）居民驱使的社区：社区宪章模式

在自治组织中，利益相关者的共荣利益是组织存在的根源所在，否则，组织的合法性与政策的实施将会遇到障碍。上海竹园休闲中心的修建过程历时8年，街道办的“好心”由于没有征求居民意见和进行信息披露导致休闲中心建设两度遭到居民反对。1999年，街道办事处吸取教训，决定让公民参与决策，给每户居民发出《意见征求书》，召开居民代表会议，2001年由居民投票表决出具体的规划方案【sup】【/sup】［10］250-253。在这个过程中，街道办事处依据居民的愿望和偏好进行施工，没有出现居民阻挠施工的事件，居民对于休闲中心的认同度也很高。社区制度建设应保障居民进行选择的权力，包括建立公共服务项目的居民选择制度（如上海市卢湾区的“社区听证会”、武汉江汉区花楼街的“社区居民论坛”）、确立居民服务保证制度（即类似于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公民宪章”）【sup】［8］37【/sup】。我们称这一模式为“社区宪章模式 ”。从“社区宪章模式”的相关规定中可以发现《卫生宪章》《环境宪章》《公民参与宪章》等对社区管理者和服务提供者提出了详尽的要求，这样使得居民可以对服务提供者实施有效监督。因此，“社区宪章模式”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在社区治理实践上的有益尝试。目前浙江绍兴新昌就已经推行着类似的“乡村典章”模式，“乡村典章”是由村民公议公决产生，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村务运作机制予以了明确和细化，为农民民主权利的行使提供了充分保障【sup】［11］【/sup】。这种探索无疑具有“社区宪章”模式的意味，是一种难得的探索，也是我国下一步社区改革可以采用的有效模式。

（三）企业型社区：绩效导向模式

企业型社区指的是社区以居民利益为服务导向，运用绩效与激励工具，确定社区目标，高效率、高质量地满足居民需要。社区中的绩效管理方式（绩效奖励、精神补偿、奖金、增益分享、共享节余、绩效工资、绩效合同、效率红利、绩效预算）与激励因素（成就感、认可、挑战性、兴趣、责任感、晋升、工资和福利）能够运用于居委会监督和评价中介组织、自治组织，同时也可以在社区各类组织与人员中付诸实施；另外，街道办事处也需要以激励形式对社区进行奖励与惩罚，从而推动社区再造。目前绩效型政府运动在我国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我国的社区管理改革却在应用绩效导向工具方面，远远落在了政府改革的后面，这就需要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大力推行绩效导向模式，推进社区管理改革。

（四）协作型社区：居民自治模式

与合作网络治理模式一样，协作型社区也倡导反垂直化、反科层制管理，提倡以居民、各类自治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双向互动为依托，以社区授权于居民为主要工具。协作型社区的协作方式往往是社区根据情境产生的，其推动力量主要源于居民的物质与安全保障需要，“门栋自治”与“院落自治”就是社区自治组织协作管理的典型方式。武汉市的“门栋自治”方式是以门栋自管会为依托，通过门栋居民平等协商来解决门栋公共事务，形成了社区治理的多元网络结构。门栋自治制度在推广中得到完善，自治趋于制度化、规范化。它的基础是建立门栋自管会推选制度，各门栋自管会成员的产生需经过“征求门栋居民意见、确定推荐候选人、门栋居民会议或户代表会议投票表决、选举结果报居委会备案”等程序【sup】［12］【/sup】。上海市康健街道形成的块区党支部构建了另一种协作组织结构，它介于街道与社区支部之间，由相邻各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或在职党员志愿者联络站站长组成。块区党支部主要是针对几个社区存在的问题进行监督，并开展各类便民活动。它不属于行政机构序列，实际上是对变化的环境做出的具有尝试性的调适【sup】［13］【/sup】。这些探索表明一种基于新公共管理“再造”原则与工具的新社区管理模式在我国已经萌生，它就是居民自治模式。无论从发达国家经验还是我国已有实践探索来看，这种自治模式都有着天然的优越性，可以解决我国社区管理中政府干预过多、居民自治不足的“老大难”问题，是我国社区管理改革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模式。

（五）竞争型社区：签约购买型模式

将竞争机制引入社区，使社区服务提供者不只是特定的中介组织、社区服务站和物业管理公司，这能够有效地遏制社区“寻租”的行为。因为社区服务站与各类街道中介组织如果由街道设立，那么无论是自收自支的全民事业单位，还是民办非企业单位，都是具有垄断性的社区服务提供者。在实践中，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成都市成华区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向工作站委托政务服务，上海市普陀区、浦东区等也有类似尝试。贾西津指出，“购买服务模式能够成立，除了合同关系，还有几个条件：一是购买的必须是一种公共服务产品，如养老服务、残疾人照料，而不是一项政府职能，如某个部门在社区的工作；二是购买对象是具有独立决策权的组织（企业或者非营利组织），而不是贯彻政府意志的工作单位，购买的结果是其终端服务的实现；三是购买过程是公开、公平、竞争性的，而不是政府将固定财政资金向特定对象的转移”【sup】［14］【/sup】。实际上，这种社区公私合作关系就是将公共服务提供交由市场决定，政府与社区只是监督服务的一方，居民才是最终评价服务的终端。这种模式更有利于解决我国社区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提供缺位、错位问题，更有利于节约成本。在将来我国社区改革中，凡是有条件的社区均可以推进这种模式。

四、结束语

社区治理作为中国基层自治组织的管理机制，既需要构建促进居民、社区组织与政府良性互动的网络治理结构，也需要采用推动社区服务高效能、社区机构高效率、居民参与高满意度的一系列治理工具。我国依据治理理论所进行的社区改革效果并不理想，它还造成了社区治理中“政府魔影”问题。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系列“再造”原理与工具无疑可以适应我国社区新一轮“再造”改革的需要，“政府再造”的原则、战略与工具能够使“社区再造”进一步具体化、明晰化。

本文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了“社区再造”五项原则，即获得授权的社区、居民驱使的社区、企业型社区、协作型社区、竞争型社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社区管理改革可资借鉴的五种模式，即会站分离模式、社区宪章模式、绩效导向模式、居民自治模式、签约购买型模式。这些模式对于推进我国社区管理进一步的改革与“再造”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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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of China's Community Governing Models:

Based on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ory

WANG Jing

Abstract:The present governance theory couldn't be applied to the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 so there is much failurein governing communities.The principles, strategies and tools of Government Reengineering could provide models for community governance, such as warranted community, driven by denizen community, collaborative community, enterprise community and competitive community.Key words:community reengineering new public management Government Reengineering community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