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历史：“林彪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5篇模版]

第一篇：解析历史：“林彪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

解析历史：“林彪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

《毛泽东传》对“文革”中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

一、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过程。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认定，中国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965年8月11日听取罗瑞卿汇报时的插话)就在1965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从此以后就不断讲这个事。

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有一次他对身边护士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越来越使他感到问题的紧迫性。

毛泽东觉得时不我待，就在73岁那年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批判《海瑞罢官》只不过是一个突破口。

但是，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情况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于严重的估计，把持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看成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也说成是阶级斗争，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

用什么办法才能够彻底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阴暗面的问题，毛泽东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他说:“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毫无办法。”

但是毛泽东对群众运动产生了一种片面的看法。他说，“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这样，在放弃了党的领导的情况下，各种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平时的积怨，就在自发的、失控的群众运动中，以革命的名义和极端的形式，集中地爆发出来，造成社会**。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下，由于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又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方法，所进行的一场所谓的“革命”。有人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个人的权力之争，归结为毛刘之争，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二、“林彪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吗？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形势趋于和缓，毛泽东曾表示，“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并确定九大以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但是，完全出乎他的预料，林彪集团正在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有两件事集中暴露了林彪及其集团的政治野心。一个是发布所谓“林副主席一号命令”，一个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

1969年10月10日，在苏州的林彪向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一号命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命令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命令下达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方式报告毛泽东。

未经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事先又不报告，林彪居然擅自发布这样的军事命令，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也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作出强烈反应。

如果说“一号命令”是林彪为夺取更大权力而作出的带有某种试探性的行动，那么，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则公然向毛泽东进行挑战，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第一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后，大家一致同意。林彪在苏州得知后，让叶群转告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此后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林彪一反常态，顽固地、一再地同毛泽东唱反调，显然已经超出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是叶群把这个问题挑明了，道出了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真正面目。她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带到了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8月23日，二中全会开幕。就在会议开始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其他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本来，毛、林事先都表示不在开幕会上讲话。林彪却来了个突然袭击，事先也不打招呼，突然提出要讲话。林彪拿着讲稿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根据林彪、叶群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与吴法宪还准备了一份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一切活动都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大家可以想想，是林彪在“逼宫”，还是毛泽东在“逼”林彪？答案是很清楚的。

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会议中的不正常现象，立即制止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说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巡视，同各地负责人谈话，他指出:这次在庐山，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同时又指出，要保护林副主席，当然他要负一定的责任。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便决定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指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的阴谋败露，便紧急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此计不成，乘飞机北逃国外，所乘专机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坠毁，落得个“折戟沉沙，丧命异国”的下场。

以上根据《毛泽东传》简略地介绍了林彪事件的前前后后。《毛泽东传》都是严格根据第一手的可靠材料，包括大量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编写的。事情是非常清楚的。

三、毛泽东与“四人帮”的根本区别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这是毛泽东犯的一个全局性的严重错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毛泽东的重用，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背着他作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经常注意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在他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四人帮”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是一个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集团。他们讲理论曲解马克思主义，是为实现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这个目的服务的。他们在实践中歪曲毛泽东的一些主张，把毛泽东一些错误的主张推向极端，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毛泽东传》依据大量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毛泽东与“四人帮”之间的根本区别。毛泽东多次尖锐批评和揭露“四人帮”，指出他们的政治野心，没有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他们，这为以后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

四、毛泽东如何对待周恩来的病情？

海外出版的一本歪曲事实的图书说，周恩来患膀胱癌后，毛泽东阻止给周恩来治疗。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传》作了详细的记述:1972年5月3日，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很沉重。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于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了吗？”毛泽东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就要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医务人员说: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是在因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也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毛泽东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等细节。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病情一直挂在心上。有一次会见外宾时，同陪同外宾的李先念谈起周恩来的病情时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作者逄先知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编审；吴足观摘自《党的文献》2006年第2期)

揭秘1938-1942年林彪在苏联的神秘4年

林彪与共产国际

1938年冬，林彪到苏联治伤，直到1942年初才回国。从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看，林彪在苏联期间除了治伤之外，还参加了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问题的工作。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就如何处理国共关系危机，林彪两次提出书面意见，并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面谈，对共产国际的有关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林彪的意见，现在看来，有一些是正确的，也有不少是错误的。他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内在因素。

第一次接触：向季米特洛夫汇报六届六中全会情况

林彪到苏联后，和共产国际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39年2月14日，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情况，并转交了全会的文件。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进行了15个月以后召开的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决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在全会的总结中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的错误主张。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的前一天，即1938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曾以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名义致电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报告了会议的主要情况。但会议形成的各种文件由于交通的原因，尚未送到共产国际。同时，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据王明称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对此不能不慎重，需要派人向共产国际解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而林彪恰在会议结束一个多月后到苏联治伤，便承担了这项任务。

在这次和季米特洛夫的会见中，林彪汇报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开中共七大的决定。此外，林彪还汇报了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后方部队以及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人员数量、经费情况，并谈了面临的经费、武器、干部缺少等方面的困难。

就在林彪到达苏联之际，国共关系出现了恶化。国民党于1939年1月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从1938年冬开始，国民党在陕甘宁、华北、山东、华中等地不断制造反共军事磨擦，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后方机关，残害共产党员、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新的危机。1939年5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乌鲁木齐的电台转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通报了国民党的反共动向。5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和季米特洛夫、曼伊尔斯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告知：“5月底将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六中全会以来由于国内和国际局势发生变动和变化而出现的当前的政治形势。”并说：“在随后的电报里我们将开始向你们定期通报国共关系、军事形势、八路军和新四军状况、中共在全国的活动问题。”电报请求共产国际给予指示。

共产国际成立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小组 林彪名列其中

5月20日晚上，任弼时、林彪到季米特洛夫处谈中国问题。这说明，林彪开始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活动。这次会见，议定了给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底会议的建议。5月21日，季米特洛夫根据同任弼时、林彪议定的建议内容给中共中央回电，认为：“现在，当投降派和反共派在国内展开破坏活动，汪精卫与日本人进行谈判时，最大的危险是国民党可能投降，可能出现新的慕尼黑。因此，党应该把全部火力集中于反对在蒋介石周围、国民党内外和军队的投降派。”具体策略为：“党应该更加紧密地联系爱国进步人士以及广大的国民党党员，和他们一起依靠人民群众，孤立投降派和反共派。”季米特洛夫还特意强调：“动员群众，加强国共合作是同投降派和反共派作斗争的最好方式。在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露反共运动的叛卖性质的同时，党不应给人提供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实，而要不顾一切千方百计地扩大和巩固民族战线。”

5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部长古利亚耶夫报请曼努伊尔斯基批准，成立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莫尔德维诺夫领导，成员有13人，林彪名列其中。

6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小组的工作计划。7月5日，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该小组改为中国问题小组。

莫尔德维诺夫在7月8日的小组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中共的报刊总是过分强调国共两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同等地位、国共两党领袖即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同等地位，过多地描写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和边区的扩大；在处于国民党政府影响之下的那些地区的群众工作，总是带有争夺对群众组织的领导权，而不是扩大和巩固已存在的由国民党领导的组织、工会、“三民主义青年团”。对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所说的停止在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工作，莫尔德维诺夫认为这意味着在全会之前，中共进行过这种工作。并认为如果这样的话，中共就是重犯了1925年至1927年的错误。中共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建立了地下支部，最后导致了“三二○事变”。

莫尔德维诺夫提出，如果蒋介石今后继续抗日，并且没有与敌进行勾结的条件，中共就应该竭尽全力帮助蒋介石，在这场战争中坚决支持到底。共产党在政府中和在国民党中地位的加强，不仅不能加强中国的抗战力量，而相反，会削弱抗战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地主和将军们，都是准备参加和将参加抗战到底的。但如果他们面临选择，是要共产党人还是要日本人，那么，很多人将会动摇。很多人会选择日本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选择共产党人都只能是少数。这就是说，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政策应该是不使人提出这些问题。

对于顽固派提出的取消陕甘宁边区的问题，莫尔德维诺夫认为，边区的存在违背了中国的法律，它不会加强中国共产党，而会分散中共的主要力量。边区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曾经发挥过很大作用，但现在起着相反的作用，不是在加强，而是在削弱民族统一战线。那么，就应该取消它，或者根据这样的原则改组它。日本随时都可以占领这个地区。

莫尔德维诺夫关于中国统一战线问题认识错误 林彪表示反对

莫尔德维诺夫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意见明显是错误的，是十足的右倾观点。虽然这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但其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高级顾问，是会影响一些人的，说明在共产国际内确有一部分人，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存在不正确的认识。

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在中国问题小组会上的发言中指出：蒋介石会继续同日本作战，但取决于外国的援助和同日本作战的情况，如果遭到挫折或失败，或者其周围的人或英国压迫他投降，他就会动摇。我们应该集中火力反对投降派和媾和运动，清除各种失败主义情绪，反对投降派，孤立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并逐步把他们从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中清除出去。

任弼时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合作出现磨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统一战线联合了各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和敌对的阶级。国共合作不可能没有磨擦。因为这两个政党之间打了十年的仗。国民党和共产党所代表的阶级，就其利益而言，是矛盾的。发展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

针对顽固派提出取消陕甘宁边区问题，任弼时表示反对。他指出：如果取消边区，国民党还会向我们提出更多的要求，还会要求取消八路军和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就无处安身，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表明，中共中央位于作战地区就不能对全国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取消边区就意味着国民党军队开进这个地区，改组边区政府，把分得的土地还给地主，共产党逐渐丧失所有过去的成果。中共中央决不能迁往重庆，因为那里不能保证自由。同时，中共在那里没有地方创办学校，培养干部，特别是党的干部和游击队的干部。

林彪在中国问题小组会上作了较长发言，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在战争中得到巩固。越是顽强地继续抗战，统一战线就会越巩固。在两年的战争过程中，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也增强了。以前许多中国人惧怕日本人，而现在这种恐惧感大大减少了。关于国共磨擦问题，林彪赞成任弼时的意见，认为国共磨擦和冲突是不能彻底根除的，中国共产党有实力，它才有资格与国民党谈统一战线问题。应该避免不必要的磨擦和冲突，但不能靠一味的让步来调节冲突，而不得不以磨擦反磨擦。否则他们就会得寸进尺，要求我们取消边区，然后取消八路军，再后取消共产党。有时，以磨擦反磨擦会取得积极的效果。

讲到这里时，莫尔德维诺夫插话，要求林彪举例说明。林彪以山东国共军队磨擦为例，说：“一开始我们避免发生冲突，但他们却更加猛烈地进攻我们。后来我们决定消灭他们，结果由三个团组成的这支队伍变成了三个连。此后他们老实了。后来日本人进攻他们，他们没有退路，我们就接收了他们，并让他们驻扎在一个最可靠的地区，这样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也变好了。”林彪表示，他也赞同任弼时关于陕甘宁边区命运的意见，认为取消边区弊大于利：第一，取消边区并不能根除磨擦；第二，也不能增强团结。尽管可能由于边区的存在而产生磨擦，但同时它也在推动国民党去抗日。若是取消边区确实能巩固统一战线，那当然可以取消它。但恐怕未必如此，如果不能达到两党更密切合作的目的，那么，顽固派就会更加趾高气扬。

莫尔德维诺夫担心地问：“如果边区被日本人占领，那么，我们的机关、学校去哪里？”“如果延安城丢失，那会怎么样呢？”

林彪回答：“这一点早在去年（日本人进攻边区的时候）我们就预见到了。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个地方，储备了粮食，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将党政机关转移到事先准备好的地方，而这个地方离这些马氏将军的驻地更远些。”

林彪在中国问题小组会上的发言支持了任弼时的意见，形成了与会的中国同志与小组领导人莫尔德维诺夫在如何制止国共磨擦、巩固扩大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截然不同的意见。莫尔德维诺夫于8月19日写给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问题小组工作结果的报告中，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不得不承认“陈林（即任弼时——笔者注）、林彪和毛泽民同志在发言中所引用的理由最有分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地区对中共中央和分布在这个地区的那些学校的合法存在是必要的。同志们认为，[中共]中央驻扎在重庆是不安全的。驻扎在八路军或一般的日军后方，通讯联系就会遇到困难，中央的活动也会受限制。”任弼时、林彪以及其他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如何看待国共磨擦和中共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应该是起到了作用的。

皖南事变后，林彪与共产国际交流 提出3点建议

1941年1月上旬，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季米特洛夫发去电报，报告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被国民党军重兵包围，“有被彻底消灭的危险。”同时还报告：“蒋介石派出20多个师，对我军在江苏、山东、安徽和湖北四省的游击根据地展开了广泛的进攻。他们准备在全国实行大逮捕和大屠杀，反动气焰极为嚣张。”表示：“我们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予蒋介石所实行的这种广泛的进攻以有力的反攻。”

1月16日，季米特洛夫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立即同苏联领导人紧急磋商解决国共合作危机的办法，并征求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的意见。由于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将任弼时调回延安，林彪是留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最高级别的干部，并在1939年7月参加中国问题小组，讨论过当时的国共关系问题，于是季米特洛夫将有关情况通报给林彪。

2月5日，林彪致信季米特洛夫，谈了他对皖南事变后中国时局的看法。

林彪信中认为，蒋介石暂时还不会发动内战。理由是：中国十年内战时，共产党的力量比蒋介石小得多，但国民党未能消灭共产党和粉碎它的武装力量。现在国民党要对共产党发动内战，这意味着蒋介石必须动员比十年内战时期多得多的力量。这个他做不到。在国际上，美英希望借中国人之手继续对日作战，从而遏制日本人向南推进。因此，他们不希望中国向日本投降，不要求国共分裂，而是争取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和消耗他们的武装力量。

林彪认为，但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其一，国民党采取违背国家利益的行为，他们经常这样做，对皖南新四军的袭击就有可能意味着采取试图实行分批歼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策略。其二，发生美日战争，日本为了战胜美国，可能对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而蒋介石从对日战争中腾出手来，会把其力量用到对付共产党人上。

至于国民党顽固派为什么选择新四军皖南部队作为袭击对象，林彪的分析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区是国民党在1927年执政后的基地。无论中国资产阶级和地主还是外国帝国主义者，都怕新四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增大。新四军皖南部队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它一方面面对日本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它离开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同时不排除这种可能：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也是发生这次武装袭击的原因。

关于国民党顽固派为什么选择在1941年1月发动皖南事变，林彪认为是因为中共想利用有利局势在1941年初召开七大，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候发动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进攻，共产党就没有能力组织反击和开展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因为地方党组织的主要领导参加党的代表大会都不在。

对于中共在皖南事变后应采取的策略，林彪提出三点建议：1.继续展开政治攻势。必须广泛地向人民说明，国民党顽固派在挑动内战。要证明，内战是向日本投降的桥梁。向日本投降意味着中华民族的灭亡，把中国变成殖民地，把中国人民变成殖民主义的奴隶。举行群众性示威游行，并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唤起千百万群众和国民党进步人士反对内战，反对策划旨在阻止人民进行抗战的挑衅性武装行动。2.在军事方面实行防御，但不放弃局部进攻，以向群众表明，我们在尽力避免内战。同时在确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不放弃武装反击，教训不自量力的内战挑拨者。实行这些举措都要从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的需要出发。3.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谈判，争取实现中国共产党的12条要求。如果在谈判中国民党要求新四军撤出长江以南地区，在换取另一个更为有利的地区情况下，可以同意。

林彪认为，在一些中共组织的共产党人当中和中共一些领导人那里，有过“左”的错误，致使国共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如1937年底，当国民党部队从华北撤退时，八路军的某些负责人就曾倾向于解除国民党撤退部队的武装。这被预先制止了。当国民党军队处境危险时，我们的部队不是始终向它们提供援助，而主要是关心自己影响的扩大和部队人数的增加。

季米特洛夫对林彪的意见非常重视，并将林彪的信转给斯大林

林彪强调指出：在我们的同志当中，有人一直不想作出任何让步。他们很难作出妥协。

林彪还说，中共着力于敌后分散的游击战，而不是正规战。他曾不止一次地请求中央允许组织对日本人的有力打击，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只好自己主动在平型关进行作战。尽管平型关战斗中部队有很多牺牲，但这次胜利决定性地改变了当时在华北形成的危机局面，结果中国人民颂扬我们军队并坚信自己的力量。林彪自豪地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至今一直利用这次战斗作为宣传鼓动的资本。在我们的所有文件中只举出这次大的战斗，而进行这种战斗的机会在过去和现在还很多。而这种战斗，无论对于赢得蒋介石的抗日立场和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还是赢得八路军作为中国抗日军队之一的声誉，都是有必要进行的。

对于上述批评，林彪声明是个人意见，建议共产国际在“评价与袭击新四军有关的事件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林彪这封信，判断蒋介石还不会发动内战，提出应采取的三个策略，以及对国民党顽固派为什么发动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围攻的分析，都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一些共产党人和一些中共领导人坚持不进行正规战，而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壮大自己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策略方针，犯了“左”倾错误，致使国共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对共产国际正确判断国共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也反映了林彪与中共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的分歧。

季米特洛夫对林彪的意见非常重视，于2月7日将林彪的信转给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等苏联领导人。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于1月17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提交“军法审判”。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国民党最近消灭皖南新四军，现在又公开宣布取消新四军，这表明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破裂的决心。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之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国民党现已公开宣布新四军叛变，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

2月11日，林彪在看到中共中央在皖事变后致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后，致信季米特洛夫，改变了上一封信中蒋介石暂时还不会发动内战的判断，认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阶段中国的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判断是有根据的，像他上一封信中曾提到的，国民党有可能违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同共产党决裂，进行内战。鉴于此，他提出党的政策、军事战略和战术、同政治党派的关系就必然要作根本的改变。但在新的内战时期，党不应回到以前的内战中，即在苏维埃运动时期所实行的政策上，而要实行新的政策。在政治方面，必须同出卖群众利益的中国大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依然进行争取中间阶层的斗争，争取使中小资产阶级联合在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周围。要同国民党内外的所有进步团体和人士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争取蒋介石政府内部的分裂，以便利用靠近共产党的政府人士实现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这意味着党不应提出“打倒中国国民政府！”的口号，而要争取改组政府，从中驱逐卖国分子。政府应保留同样的名称“中国国民政府”。在军事方面，要保留八路军、新四军的“国民革命军”名称，在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而斗争的政治原则基础上同中国所有武装力量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同它们一起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直至彻底消灭和瓦解蒋介石的军队。

林彪认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应该在消灭蒋介石政权后调往中国西北，在华北只留下小部分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场应该是甘肃、宁夏、青海、陕西、四川、湖北和河北地区。为此必须占领青海、甘肃和宁夏等省份，在那里建立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主要后方，以便今后进行国内战争。在内战初期，必须避免同蒋介石军队进行阵地战，而要集中一切力量从上述后方地区清除当地地主的反动力量，对地方政权进行革命改组，争取广大民众阶层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斗争。

林彪这里提出占领甘肃、青海、宁夏的战略出发点，仍然是这里同苏联比较近，容易接受苏联的武器援助。

在这封信中，林彪还对中共中央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前九条是正确的，只是不应提出惩办何应钦，而应要求惩办其他低级别的人。最后三条要求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例如提出废除***的要求就没有分寸。这一点在文章中可以写，个人发言可以说，但不应在谈判具体问题时作为要求提出，因为这会为攻击我们提供口实。不要大叫废止***，而要实际争取。八路军、边区的存在和共产党的合法存在表明，废止***的过程正在进行。

林彪不同意中共中央只有一个前景即内战的观点，而是认为有两个前景。中共中央认为共产党不能再作出让步了，而只能要求蒋介石作出让步。林彪主张可以进一步互相作出让步。在换得另一个地区的条件下，新四军可以放弃安徽南部地区，放弃“新四军”番号，将它纳入八路军。与此同时，党应该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争取继续实行统一战线，反对分裂和投降。

林彪同意中共中央面临内战前有一个过渡阶段的判断，建议为了恢复同国民党的友好关系，应该经过这个过渡阶段并全力争取对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不放弃对内战的准备。

由于一些问题在信件中无法详说，林彪表示如果季米特洛夫认为需要，可以单独报告这方面情况。

与前一封信比较，林彪对中国局势的判断，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提出的策略是十分脱离实际的。首先，他提出的联合其他武装反蒋是不可行的。蒋介石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时，在国民党内遭到爱国人士和地方实力派的反对。那时，联合其他武装力量共同反蒋是正确的。而在蒋介石抗日后，同其他派别的矛盾缓和，国民党内较全国抗战爆发前团结。只要蒋介石没有明确投降日本，联合其他武装力量反蒋是很少有可能的。其次，他主张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调往西北。如果这样的话，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没有什么发展空间。因为到那里肯定要和马家军发生激烈战斗，从而使马家军和蒋介石联合起来。八路军、新四军不仅未和地方实力派结成统战关系，反而多树敌人。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如果脱离抗日前沿阵地，在全国舆论上也会处于不利地位。第三，林彪不赞成同国民党谈判时提出废止国民党***的要求，是不明白中共中央政治反攻的意图。中共中央当然明白，仅仅靠国共谈判，国民党当然是不会废止***的，但这是向国民党进行政治反攻的一个拳头武器。因为这有利于揭露国民党坚持独裁的真实面目，争取中间势力的支持，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第四，林彪认为可以放弃新四军的番号也是不对的，这样国民党顽固派会得寸进尺。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是正确的，是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举措。

当然，林彪这封信也不是一无是处，他认为有两个前景的判断和提出争取和平解决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从总体上讲，林彪缺乏一个政治家应具有的战略远见。

应林彪信中的要求，4月3日、7日、26日，季米特洛夫同林彪详细交谈了中国问题，具体内容是什么，目前尚未见到有关文件记载，但季米特洛夫事后在日记中记道：“他陈述了自己对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策略批评性意见。”可见，林彪同季米特洛夫交谈的主要是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策略问题，而且表达的是不同意见。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发动了侵略苏联的战争。7月21日，德国约有200架飞机对莫斯科进行了空袭。就在这一天，季米特洛夫与即将回国的林彪和军事小组进行了座谈。至此，林彪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画上了句号。

由上，笔者认为，林彪在苏联期间参与共产国际的一些活动说明，抗日战争时期，季米特洛夫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还是比较尊重的，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导时，尽量听取中国同志的意见，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然后才作出指示。尽管如此，这种指导方式仍然要受到很大限制。第一，在中国政治局势发展比较迅速时，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发出电报请示，而共产国际再开会研究，同苏联领导人进行磋商，听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或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见，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当共产国际发出指示电到中国时，往往已经时过境迁，且中共中央已经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措施。第二，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人由于其本身的政治能力和水平不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有很大的差别。如1938年3月开始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任弼时，在国内长期参加实际斗争，并是中央领导层的成员，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比较了解，具有很强的政治能力和远见卓识，因而能向共产国际传达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准确信息，提出正确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策起到积极的作用。而林彪则不同。林彪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军事将领，但缺乏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远见。在任弼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尚能在其领导下做一些工作，起到一些作用。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离后，林彪给共产国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正确的成分就较少，并且表达了自己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策略的不一致意见，对共产国际形成关于中国问题的决策和指示起到了负面影响。第三，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制定出正确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针的能力，如果再有一个国际指导中心，况且这个国际指导中心远离中国，在沟通双方正确信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紧迫而重大的问题实际上是个束缚。

共产国际自身也发现了在当时作为国际指导中心而存在的局限性，1941年5月12日，即在同林彪交谈中国问题后不久，季米特洛夫即和共产国际的有关人士开始酝酿终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活动问题。

由于此后不久发生了法西斯德国侵略苏联的战争，共产国际解散的问题暂时搁置。1943年5月15日，在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苏联领导人充分酝酿和十分慎重的考虑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不复存在。（王新生）

第二篇：《成功是逼出来的》读后感

《成功是逼出来的》读后感

今天下午，我们读了成功是逼出来的这一篇文章，我的收获很大，下面就由我给大家讲一讲吧！

我感受到了，生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成功从来都不是随便就可以得到，必须经过自己的努力，成功才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如果我们觉得在被“逼”着做某些事情时，不必为此感到无奈或懊恼，因为这些事情从长远来看也许不是坏事，比如被老师“逼”着背课文，被同学“逼”着参加自己不想参加的活动，被竞争“逼”着天天学习，被紧张的学习逼的将近崩溃……

而我读到这里，我便想到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多被逼无奈的事情，现在就有我给大家说一件我的亲身体验吧！

记得中考的前一段时间，我的组长是全班管的最好的组长，那便就是：邢艺凡。我那时就在她那一组，她管的十分的严，作业漏掉一道题她就要大发雷霆，比如有一天是英语课，当天的辅导课，她就让组员们都把该背的英语课文都统统过一遍，而且还得背的很熟，我几乎每次都是被她逼着把整篇课文给她背一遍，而且我刚错了一两个单词，她便让我从头背。被语文课文的时候，她更是严厉，背一篇课文只能错五个字，多一个都不行，而我只要给她一背，这篇课文就永远都不会忘了，在我刚入她们组的时候，我十分的烦，总觉得她太死板，太可恶，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仿佛适应了，我也不会烦了，记得有一次我又烦了，当时十分的懊恼，而过后，又想想，不，组长做得对，我必须得马上改变心态好好的学习，于是对邢艺凡的悔恨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下课时同学们问我在哪一组好，我会毫不犹豫的说：“在邢艺凡的那一组好。”也许同学们会觉得我很傻，但是，说真的，邢艺凡哪一组不是一般的好，邢艺凡哪一组虽然管得严，但是，邢艺凡的这种严厉也使我进步，正是因为邢艺凡的这种严厉，让我知道了，该怎么学习。我在邢艺凡的那一组过几天习惯了，而现在，在我的生活中就不能没有邢艺凡的逼，就是由于邢艺凡的逼，我才在慢慢的进步。

读了这一篇文章，我知道了，不是所有的逼都是没有意义的，而有的逼，甚至能让你逼上成功的道路，也许，适当的逼迫能够把我们的惰性“逼”走，把我们的平庸“逼”走，把我们的勇气“逼”出来，把我们的前途“逼”出来，也把我们的成就感和幸福感“逼”出来。

第三篇：《优秀是逼出来的》读后感

百炼方能成钢，人生从不设限 ——《优秀是逼出来的》读后感

根据公司党委关于中层管理人员开展读书交流活动的安排，我对《优秀是逼出来的》进行了全文研读。现将学习体会与大家分享如下：

一、总体感受

这本《优秀是逼出来的》提出了一种新鲜的成功理念：优秀是折腾出来的，敢折腾才有机会，经折腾才能成长，善折腾才会成功。全书从工作、企业、领导、同事、下属、客户等六个方面组织结构，阐述了企业如何“关爱员工、共同发展”，倡导管理者“做好企业的关键是要把聪明人规范起来”，鼓励员工“把优秀作为一种习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领导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要干好”。这对于公司目前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入推进“三集五大”体系建设及各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主要心得

做人做事都应放远眼光。注重自身知识的积累，厚积薄发，自然会水到渠成，达到自己的目标。时常的工作中，我们都会太在乎付出与回报的比较，不平衡时会心存抱怨，往往会忽略成功背后的艰辛与付出。尤其是青年员工，在电力企业发展，应该更加注重基层的锻炼和技能的培养，而不能刚参加工作就想高收入、好环境，疏忽了利用年轻的资本去锤炼宝贵基层工作经验的机会。人生没有不可能，小到做事，大到做人，今时今日许多事情，都必须有一个痛苦挣扎、奋斗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将你锻炼得坚强，使你成长、强壮的过程。有时，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设想或计划在遇到各种牵绊时，往往放弃了实施。在公司这种现象也较为普遍，具体表现在工作有难度时，不去协调推进，束之高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个人处理疑难问题判断和处理能力，也影响了公司整体工作进度。剑桥学者罗素说：“我们的思想活动只有当它能影响我们的躯体行为时，才有意义。”因此，只有不断挑战逆境，才能继续强大，实现公司和员工的和谐发展。

生活中没有“不可能”，只有“不行动”。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我们能够不懈地奋斗，勇敢地挑战逆境，就能够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真正的猛士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行为科学认为，人的行为95％以上都是按照习惯行事的。如果一个人的信念系统有问题，那么他的行为有95％以上的概率会出问题。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平淡淡的人，结果就真的平平淡淡；如果你认为自己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结果常常就是成就一番事业。

其实，很多时候，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努力而没达到预期效果时，我们便故步自封、画地为牢，认为这件事自己永远也办不到，却完全忽视了自身力量的壮大和外界条件的改变。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习惯性思维，套在失败的经验中爬不出来，以致失去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人的一生，选择很重要。你是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全凭你的一刹那决定。

力克〃胡哲说：“人生最可悲的并非失去四肢，而是没有生存希望及目标！有些人在工作经常埋怨什么也做不来，但如果我们只记挂着想拥有或欠缺的东西，而不去珍惜所拥有的和确定努力的方向，那根本改变不了问题！永远适应不了“三集五大”等新形势下工作公司发展要求，所以说“真正改变命运的，并不是我们的机遇，而是我们的态度。”

人生所能达到的高度，往往就是人们在心理上为自己设定的高度。自古以来，每一次的创造性发明，每一次的革命性突破，每一个平凡人的成功，都是勇于突破框框，向原本以为不可能的高度挑战的结果。土耳其谚语说：“每个人的心中都隐伏着一头雄狮。”这是对人自身价值应有的肯定。你有权选择成功，也有权选择平庸，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事能强迫你，就看你如何去选择。有些工作，做好也是做，做不好也是做，但做不好往往会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去加以纠正，势必超出当初选择做好的过程。与其这样，我们为何不当初既定做好的工作目标呢？

不要自我设限，只有突破限制、跳出框框，你才能以采取跳跃式的行动大步向前迈进。许多人走不出人生各个不同阶段或大或小的阴影，并非因为他们天生的条件比别人要差多少，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要将阴影突破。只要你有耐心慢慢地选推一个方向，一步步地向前，慢慢就成了一种兴趣，一种爱好，一种竞争，一种比拼。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你追我赶的风气，自己就不由自主的开始逼自己，给自己定目标，找对手，眼前一定会出现一片新的洞天。

总之，我们不必再抱怨被“逼”，所幸世界上有“逼”这件事。因为愈是懂得争取成功的人，愈懂得利用逼的力量，自己逼自己，也要别人一起来逼。这样我们才能超越自己，完成超出自己能力的事。

办公室 郝朝阳 2013年5月15日

第四篇：《成功是逼出来的》读后感

读了《成功是逼出来的》这一篇文章，收获很大，下面就由我给大家讲一讲我的亲身体验吧！

记得中考的前一段时间，我的组长是全班管的最好的组长，那便就是：邢艺凡。我那时就在她那一组，她管的十分的严，作业漏掉一道题她就要大发雷霆，比如有一天是英语课，当天的辅导课，她就让组员们都把该背的英语课文都统统过一遍，而且还得背的很熟，我几乎每次都是被她逼着把整篇课文给她背一遍，而且我刚错了一两个单词，她便让我从头背。被语文课文的时候，她更是严厉，背一篇课文只能错五个字，多一个都不行，而我只要给她一背，这篇课文就永远都不会忘了，在我刚入她们组的时候，我十分的烦，总觉得她太死板，太可恶，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仿佛适应了，我也不会烦了，记得有一次我又烦了，当时十分的懊恼，而过后，又想想，不，组长做得对，我必须得马上改变心态好好的学习，于是对邢艺凡的悔恨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下课时同学们问我在哪一组好，我会毫不犹豫的说：“在邢艺凡的那一组好。”也许同学们会觉得我很傻，但是，说真的，邢艺凡哪一组不是一般的好，过几天习惯了，我的生活中就不能没有邢艺凡的逼，就是由于邢艺凡的逼，我才在慢慢的进步。

读了这一篇文章，我知道了，不是所有的逼都是没有意义的，而有的逼，甚至能让你逼上成功的道路，也许，适当的逼迫能够把我们的惰性“逼”走，把我们的平庸“逼”走，把我们的勇气“逼”出来，把我们的前途“逼”出来，也把我们的成就感和幸福感“逼”出来。

第五篇：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我爱看造反的旧小说（读《水浒传》）

［毛泽东的谈话］

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摘自毛译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上面这两段谈话，说的是他少年时代在韶山读课外书的情况。毛泽东是1902年9岁时正式入私塾读书的，先在其家近旁的南岸私塾发蒙，后又在韶山一带换了6处私塾读书。其间，1907—1908年他14—15岁时曾停学在家务农。在私塾所学的，自然是“四书五经”这类传统文化中规范的启蒙读物。但毛泽东说“不喜欢它们”，所以，上私塾时他背着教师读《水浒传》和历史演义这类被视为“禁书”和“坏书”的作品，即使辍学在家务农的时候，他也“继续读”。这一点，很鲜明地反映了毛泽东从小时候起就逐步形成的在文化选择上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小说，文言成熟于唐代，白话成熟于明代。“小说”这一称谓，被正史大家说成是源自先秦的“杂家”者流。一个“杂”字，把它排除在经史子集的文化殿堂门外，被世人目为消愁解闷的“闲书”。正统的文人士大夫自然不屑以为，只有那些落魄不得志的才子们才去营构。这与古典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有关。它既为杂家之言，自然较少去“宗经”、“载道”、“征圣”，去言修治齐平者们的“雅洁”情志，而是用“摆龙门阵”的方式去讲述些野史趣闻和怪异之事。于是在流播之间，渐渐成为大众百姓的文化娱乐形式，更多地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情感愿望和价值取向。故著名的古典小说，除《红楼梦》之外，大多是源自民间的创造，与上层的雅文化分流，对正统者来说自然有些碍眼。就其美学形式而言，传统文艺样式，多属于表意和表现型，唯小说重写实，重描绘，这也是粗通文墨的人喜欢阅读，不识一字的人喜欢听讲的重要原因。所以，毛泽东说：“村里的老人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过。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

从文化环境来说，农家子弟毛泽东自小就喜欢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这类“杂书”，也有其必然性。此外在少年毛泽东身上，出现如此明显的逆反的文化和文艺选择，自然有带普遍牲的生理年龄方面的原因。就像神话艺术是人类儿童期特有的精神需求和创造一样，最富想象和幻想的少年时代，大都偏爱有曲折故事、形象生动的演义小说和魔幻小说，特别是以理性刻析的形式向他们灌输繁琐的礼仪之道，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的情况下，更容易萌生逆反的文化接受心理。故毛泽东对斯诺说：这些书，“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当然，年龄因素对少年毛泽东的文化选择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渐渐的，他从好奇的欣赏走向主动的自觉的接受。毛泽东所列举的爱读的“旧小说”中，实际上有两类，一是《水浒传》、《西游记》，有“造反”内容，一是《三国演义》、《隋唐》等，传播历史知识。但它们有明显的共同点，这就是颂扬英雄人物。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从小爱读旧小说的一个心理起点。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也叫《水浒全传》，传为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创作。描写的是发生在北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在山东、河北、江苏一带地区，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情节，由南宋到元末愈传愈盛，反映人民爱憎分明，成为宋元时代许多农民起义的富有典型性的艺术概括。《水浒传》的主要版本有：

（一）百回本。最早出现的百回本是明朝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的刻本。内容上在宋江等受招安后，又插入了征辽的故事。

（二）一百二十回本。现存最早出现的一百二十回本是明末郁郁堂刻的杨定见本。在此之前，就出现了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四回本。这些书都将百回本的原文大加删节，又平空插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就成为所谓“文间事繁”本。杨定见刊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以百回本为底本，增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就成了所渭“事文均繁”本。

（三）七十回本，这就是清初出现的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又称贯华堂本。该本终于卢俊义一梦，无招按及招安以后的故事。金圣叹扬言得到了“古本”，说只有七十回，以后的回数都是后人加的。他在七十回的后半部分作了添写，前面又伪作一篇施耐庵的序，实际上是他作了删增。后人所谓金圣叹“腰斩《水浒》”，就是指的此事。金圣叹这样做，实出于他的思想倾向。他反对“招安”，希望把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一网打尽。这个本子流行极广，很长时间代替了百回木和一百二十回本。因为它包括了《水浒传》的精华和主要部分。文字也比其他版本洗练和统一。此后，出现了许多影印、石印、排印、铅印的七十回本。

（四）七十一回本。这就是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该本把金圣叹的批语删除，他伪造的卢俊义的一个“噩梦”作为结束，亦予以删去。依照一百二十回本，恢复原来面目。又相应地把金木的“楔子”略加剪裁，改为第一回，并把最后一回回目“惊噩梦”，恢复为“排座次”。这样，全书的回次就有七十一回了。这是建国后最为通行的版木。到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印刷了20次。

对《水浒传》的版本情况，毛泽东也是很熟悉的。这从他1975年8月关于《水浒》的谈话中便可知道：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几十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又说：“《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这段评语印在前面。”

《水浒传》中所展示的英雄好汉们形形色色的传奇经历和令人神往的个性、意志和品格，这对受到韶山冲那片封闭土地的束缚，受到逐步发迹而又有些专制的父亲的严格管束，以及耳闻目染半封建社会种种不平等现象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些作品的内容无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所以他对斯诺谈到：“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他敬佩和向往这些英雄好汉的义气、侠行、胆识、才干，多少是以艺术欣赏的方式，不自觉地在实现自我角色的转换和情感价值的认同。后来他还谈到过在与父亲发生冲突时，他把父亲比着《水浒》中的贪官，而自己无疑是梁山上那群“替天行道”的好汉。事有凑巧，这种转换和认同，就在毛泽东津津乐道《水浒》等小说故事的那段时间里，这些文学世界里的事情竟也在现实世界中发生了。梁山的故事在他的家乡接二连三的重演。而这些故事用他的话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

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他如数家珍似地讲起小时候听说和看到的一些事件。有一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在长沙有成千成万的人没有吃的。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饿过。”当抚台回答的话传到人们耳朵里的时候，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举行了群众集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厅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后来来了一个新抚台，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杀头，他们的头被挂在旗杆上示众，作为对今后的“暴民”的警告。几个卖兰花豆的小贩逃出长沙，把消息传到了韶山。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和同学们展开了讨论。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而毛泽东在回忆中却说：“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韶山一带还发生过一件事。一个秘密会社哥老会的会员们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他到法院去控告他们。由于他是个有势力的地主，所以很容易地通过贿赂得到了一个对他有利的判决。哥老会的会员们败诉了。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并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堡寨。政府派军队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打起反旗的时候，曾经杀了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不得不逃亡。后来他终于被捕并被斩首；但是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毛泽东接着说，“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

于是，当他“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的时候，他获得了一种新的视角，他发觉“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当主人公”。

如果说，在此之前他阅读古典小说，主要是获得历史知识和少年幻想的直观满足，以及对艺术形象的美感愉悦，那么，这段思索则反映出他的思维开始走向社会内容的评价，不满足于情感的审美体验，还要寻求真和善的价值所在。他的标准自然十分浅近朴实，但却是一个根本的事实：他接触的都是长年辛劳的农民，而文学作品竟不以他们为主角，既然人的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吃饭，种地的农民就应该是社会生存中最重要的角色，可在艺术美的天地里却没有他们的位置，而让那些不种田不耕地的人充当主角，这实在太不公平了。进一步，他阅读古典小说的收获开始超越文学命题，升华为社会学的命题：统治者拥有并控制着土地，他们“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原来，文学创作的不公平，源于社会身份的不均等。小说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就这样自然地在毛泽东心目中系结在了一起。于是，他常常对小朋友说：“我们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

如果提出，毛泽东最早是从上述表现替天行道的造反者形象的作品中感受到“革命”的，或许是不过分的。

关于毛泽东阅读《水浒传》以及受其影响的情况，后面还有条目叙述。这里再顺带说一下毛泽东后来读历史演义和其他“旧小说”的情况。

1937年1月31日，毛泽东刚进驻延安，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便专门给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李克农发了封电报：“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1941年1月31日，在给远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毛泽东又特地给他们寄了一批演义小说和传奇，据他所开列的书单来看，其中包括：《精忠岳飞传》2册，《兰花梦奇传》1册，《峨眉剑侠传》4册，《小五义》6册，《续小五义》6册，《水浒传》4册，《薛刚反唐》l册，《清史演义》2册，《洪秀全》2册，《侠义江湖》6册。

1944年7月28日，在给谢觉哉的信中，特地指点他到范文澜处寻找《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之类的作品，并说“《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1947年9月12日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又说：“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范文澜40年代送给他的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保存，后来带到了北京。

1967年10月12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说，不学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这大体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一生爱读旧小说的原因。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读施耐庵《水浒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

二、阮小

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困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的谈话

［解析］

这段评论表明，毛泽东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提倡“继续革命”的特殊心理背景，有着某些联系。这样，他让人们注意《水浒传》后半部关于宋江投降的描写，是符合他的心理背景的。

其实，关于宋江形象的评价，即他是英雄还是叛徒的问题，在“文革”前17年古典文学界中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从1952年到1960年，曾有人三次在报刊上提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从而引起讨论。但最后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认为他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阶级局限以及为国效力的民族意识。到1964年以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对宋江形象持否定态度，评其为阶级异己分子。《文史哲》1965年第3期上的《对宋江形象分析一点质疑》最有代表性。该文认为：

一、宋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

二、宋江是一个念念不忘招安的投降主义者；

三、宋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不少文章还受到史学界关于太平大国将领李秀成问题讨论的影响，将评价李秀成的基调移用于宋江身上，在评论中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认为宋江比李秀成更为可恶。

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上述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毛泽东阅读了这份综述材料，并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是相当重视的，也表明上面所引的他在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传》的评价，同6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界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联系。

毛泽东的这段评价，也非即兴之论，而是他晚年读《水浒传》所得感受的集中表述。1973年12月21日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他劝人们读古典小说，提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据毛泽东晚年一直在其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1974年她在武汉读《水浒传》时，毛泽东也曾对她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24日《毛泽东评<水浒>真相》）几次谈话，意思都是一样的。

梁山的胜利是短暂的。在朝廷不用武装的“思想镇压”（招安封官）下，宋江投降了，所向披靡的义军投降了，这种悲剧性选择的必然性是什么？这是毛泽东思考的重心所在。他的结论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造反目标低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历代农民起义的一个根本的普遍的局限。梁山泊义军竖起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这无疑是一个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口号。“天”的含义较复杂。一是“天神”，起义是“上天显应”，晁盖七人取生辰纲也假托一梦，说成是“应天垂象”，宋江遇九天玄女，得三卷天书，是领了玄女娘娘的法旨来替天行道的。二是“天理”，即正义与公理，义军是循天理来除暴安良，斩杀贪官污吏的。三是“天子”，即皇帝。宋江受招安带领义军进城时，队伍里便竖着“顺天”、“护国”两面红旗，他们理直气壮地去打方腊，就是因为方腊不能替这个“天”行道。头一个“天”无实在意义，只不过是义军领袖对自身行为寻求的唬人借口。第二个“天”，是他们造反的真实出发点，也是他们的目的。第三个“天”，是他们接受招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二，由义军领袖宋江的阶级本性决定——“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梁山义军整体上虽然是一支农民武装，但在一百零八位头领中，真正种田的也只有那个不太知名的以锄头为武器的陶宗旺，确实因受土豪劣绅迫害而上山的人也只有打猎谋生的解珍、解宝兄弟。一大批本属统治阶级中的人物迫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相继投入起义队伍，虽然壮大了义军势力，但却奠定了义军领袖的阶级思想基础，为其归宿埋下了伏笔。其中宋江上梁山的过程和上梁山后所推行的路线最具代表性。他根本上不是站在地主阶级的对立面来反抗斗争的，而是替放弃了统治责任、忠奸不分、失察民情的宋朝皇帝来行使维护“正道”的职能。用燕青在李师师处向宋徽宗替宋江表白的话来说，“宋江这伙，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与国家出力”。赃官污吏谗佞之人，无疑就是地主阶级中的高俅、蔡京、梁中书等那一派而已。说到底，宋江把自己同权臣腐朽的冲突看成是“忠”与“奸”的冲突，他不把自己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造反只是以非常手段来实现统治阶级的正常职能，迫不得已的“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以待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

第三，道德信条的局限——“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是无数个造反者个体间的平行结合，表明对纵向秩序的蔑视。“义”与“不义”，很大程度上指是否同情与支持受冤被压的人和事。鲁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义”，东溪村七星小聚义，就是为了夺取生辰纲的不义之财。如果在“义”之上加一个“忠”字，以“忠”统“义”，则是对纵向秩序的认同，其意则和“孝”差不多了。宋江绰号“孝义黑三郎”，碰到“义”和“孝”发生矛盾时，是重“孝”而轻“义”。因此，“聚义”和“忠义”虽一字之差，在毛泽东看来，却是维系义军领袖道德思想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在1926年从事农民运动时，他就指出过，封建文化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忠孝主义”，这是有利于君王的道理。相反，对于“义”，毛泽东则在相当程度上给予了认可。1939年4月29日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说：同情大多数人民，对大多数人民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算是真正的行义者。所以他肯定水浒英雄劫富济贫，“取不义之财”还之于民的做法。显然，毛泽东一直主张扬“义”贬“忠”，并视之为农民革命造反的道德基础，而宋江以“忠”化“义”，则是他背叛革命的道德基础。

总之，从造反目的、阶级本性和道德团聚信条上，似乎都注定了宋江领导的这场尽管声势浩大，但没有自觉的、独立的、超越封建正统规范的政治思想纲领的武装反抗，其结局是悲惨的。其悲剧的实质，不属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所体现的悲剧，而是由于造反者与被造反者之间在社会理想方面没有本质差异所体现出来的悲剧。所以，“宋江投降了”，自然“就去打方腊”，终于是奴才。在这里，与其说毛泽东表现了对宋江个人的厌恶，不如说他是力求对各种各样的造反者的阶级本性及其人格作出历史的分析，作出自己的评价。所以，尽管起义领袖不好，但“不愿投降”的李逵、吴用和阮氏三雄等，在毛泽东看来“是好的”；并认为金圣叹砍掉《水浒》后二十回的投降故事，“不真实”，掩盖了宋江投降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事实，于是指示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以期恢复小说的本来面目。

由上述可知，毛泽东晚年评《水浒》，确实是有感有思而发，从这部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所“发”也不失为精练明快的一家之言。毛泽东在迟暮之年，多次谈到《水浒》，且意思一致，不能说是“实出无心”，“顺口评《水浒》”，而是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角度隐约透露出他对革命事业的忧虑。这也是他同意姚文元信中提议的“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和“在《红旗》中发表鲁迅论《水浒传》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毛泽东的评论是具体针对当时中央的政治斗争，更不能说有针对具体人物的影射含义。而姚文元等人搞的评《水浒》运动，无疑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篇阴谋政治的文章。

就在毛泽东评《水浒》的当天，姚文元即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衣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支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提出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对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论经姚文元这样一发挥和运用，一下子升到无比的高度，具有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

在江青、姚文元等搞的评《水浒》运动中，提出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休所起不到的作用，很快瓦解起义队伍的问题；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必须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的问题；提出评《水浒》是当前政治思想路线上的一次重大斗争的问题；提出要批判那些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的问题；等等。（参见：《红旗》1975年第9期《重视<水浒>的评论》；《人民日报》1975年8月31日《评<水浒>》；《人民日报》1975年9月4日《开展对<水浒>）的评论》）8月下旬，江青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9月12日在大寨群众大会上她又强调，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又召集文化、新闻单位和两校写作班子100余人谈话，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呢？我看是有的。”“有些文章不给主席送，是我批了送主席看。”“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 江青的这些话，今天看来是多么的荒唐。但这在那个年代却是搞阴谋政治“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使毛泽东也无法接受了。他批评江青的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又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于是，一场借题发挥的政治闹剧才逐渐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