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一群人的痛和怕

第一篇：春节,一群人的痛和怕

春节，一群人的痛和怕

春节的习俗早已在变化，更准确地说是在被抛弃。而其中最为核心的变化，是在工业化的流动社会里老年人家庭地位的下降。这一核心变化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其它习俗的变化。

春节的余味仍在，但也许并不令人回味。

曾经坚挺的春节传统几近消融殆尽，背后是流动着的工业社会与根植性很强的农业社会之间的较量。较量的结果是农业社会的全面败退，总是倾向于维护传统的老人丧失了话语权，传统失守。

春节，现在适用年轻人的价值观，崇尚着浮华的物质主义。多少人历尽艰难地回家，达成的却不过是一场见了面的别离。落寞的传统

2014年1月30日，大年三十的早上，广东北部的一个客家小乡村。64岁的白发老人陈发，早早地起了床，生了火，用粘稠的大米粥拌入番薯生粉，在锅里小火地熬，不断搅拌，直到变成一团黏糊糊的东西，粘在铲子上甩不下来，就算完工了。拿一个破碗盛出来，放凉了，那就是贴春联用的浆糊。然后洗锅，煮一锅猪杂粥，就是今天的早餐。以往除夕日，家家户户天蒙蒙亮就开始杀年猪，下水部分猪贩子不要，就用来熬粥当早餐，年年如此。现在已经不杀年猪，但陈发仍然保持着旧习，提前几天买好了猪杂，只待用作除夕的早餐。粥好了，陈发敲门，把两个儿子叫起来。

“打麻将打到快天亮，太阳晒屁股还不起床！”看着揉着双眼的儿子，陈发很不满。儿子们不吭声，轮着在手摇水井旁简单洗漱完毕，各自盛了一碗粥，端着走了。

吃完早餐，陈发把昨天买的春联背朝上摊开在一块还算干净的水泥地上，拿一支破毛笔，小心翼翼地把浆糊刷在上面。“阿娣，拿张凳子过来！”陈发喊。阿娣是他妻子，刚杀完鸡，闻声拿一张“日”字小凳放在门前。他们的身材都很瘦小，身高皆不足1.6米，阿娣扶着凳子，陈发颤巍巍地站上去贴横批，艰难地踮起脚尖，仍然够不着。

“人是越老越缩水了，去年都还够得着，”陈发叹口气，转头喊道，“阿强……阿亮……”此时，两个儿子已经骑着摩托车离开了村子。“这两个赌鬼，年二十八才回来，天天不挨家！”陈发摇摇头，没办法，只能换张高点的凳子。4间房子，贴春联花了半小时。

贴完春联，两个铁锅烧起了水，小的那锅丢进去半个猪头和一整只鸡，煮熟了捞起来放在铝制的托盘上—那托盘已有几十年历史，还是陈发的父亲年轻时买的—再加入一扎粉丝，几块腐竹，一瓶白酒，摆在一张小桌上。夫妻俩抬起来，走到村子开阔处，烧起黄纸，点了香烛，酹酒3杯，扔了几串鞭炮，就招呼两个孙子过来作揖—孙子们都在远处捂着耳朵。

“具太牢以飨祖宗”，这个除夕早上拜祖宗的仪式，是附近的客家人展示念祖传统的方式，自他们的先祖在明英宗时迁居此处开始，已经延续数百年。陈发相信在天上的祖宗会被召唤回来和后代一起过年，并在新的一年庇佑着他们。这也是展示传宗接代的意义之一—“承香火”，所以家里的男丁，任何人不得缺席，迟到了都要挨骂。

村子里以前曾发生过祭祖仪式年轻人不在的情况，回来之后被老父亲操起一块木柴冷不防抽在他腿上，差点把腿打断。现在这个传统还在继续，但仪式上已很少见到年轻人的身影。阿强和阿亮吃完早餐就走了，在他们看来，这是“迷信”，不科学。陈发感觉到自己秉持的那些以往不容置疑的大道理，在“科学”面前毫无反驳能力。

拜完祖宗，大锅里的水开了，大水桶装着，拿到水井下调成温水，然后夫妻俩一人一个，给孙子洗澡，换上颜色鲜艳的新衣服。“人老无用”

村子的除夕寂寂然，街巷里只有老人、小孩、鸡和狗，令人落寞。回家的年轻人难得一见，他们和阿强、阿亮一样，都到县城打麻将去了。陈发说，他们是开了房间在招待所里打，赢钱的付房费，请吃宵夜。早出晚归，一天只有早上吃早餐见得到人，有时连晚上都不回来。除夕的晚上两个儿子还是回来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却吃得寡淡无味，3代人相对无言，小儿子阿亮还不时把玩着手机，抱怨回到乡下信号太差。

阿娣殷勤地给儿子们夹菜，大块的猪肉，圆溜溜的肉丸子。阿强伸碗去接，阿亮则捂住了碗口。阿亮跟母亲说，现在城市里注重绿色健康，不想吃那么多肉，免得身体“三高”，另外现在吃饭都是用公筷，绝对不能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那会让别人很为难。

阿娣笑笑说，城市里讲究真多。继而大家默然。吃完年夜饭，摩托车发动，年轻人又走了。

在另一个地理空间，大年初三下午，湖南岳阳云梦路一条小巷子里，80多岁的刘爹爹一个人孤独地坐在4间破旧的平房前。

刘爹爹记得，以前一家人住在一起，大年初一，孩子们都要起个大早，来到床前，分批跪下来磕头。现在，给长辈磕头拜年的习俗早已被作为陋习抛弃，一个儿子和3个女儿都在外工作、安家，只在大年初二过来看看父亲，晚上住宾馆，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刘爹爹很少出门，因为这两年常常不记得回家的路。“老了，没用了。”

传统的农耕社会里，经验、阅历对于家庭经济至关重要，所以人越老，地位越高，说话越管用。“多年媳妇熬成婆”这句俗语，多少反映着这种状态。在人口流动之前及初期，农村家庭财产对于下一代仍然十分重要，房产、土地、耕牛、农具、石磨、杵臼乃至坛坛罐罐，都是生存之所需。而这些财产的分配权，都掌握在家里最老的人手上，他们临终的一纸遗嘱，决定着儿子们新生活的起点。

现在，陈发再也不能左右自己的儿子。春节，是一年农时的肇始，正是农业经验主义的产物，陈发和妻子都富于务农的经验。而如今，儿子们在外打工，这些经验的价值，从100%到无限趋近于0。房子、耕牛、农具等所谓的财产对于他们而言，也是不值一提。他们仅存的价值是工具性的：在老家带孩子。

刘爹爹年轻时是个技术精纯的裁缝，以前靠帮人做衣服养活全家人，孩子们穿的也是他自己用边角料缝制的衣服，虽说是百衲衣，却也美观大方。年轻时的刘爹爹身材高大强健，当裁缝之前，还干过十几年的码头工人，依靠一人之力，扛起全家人的生活。后辈们记得，以前他脾气火爆，说一不二，典型的码头性格。后来做裁缝，拿着一把软尺，也是犹如家法，丈量着儿女们的一举一动。

如今人老之后，他也面临同样的困惑，过往的工作经验，以及自己赖以创造生活并藉以自豪的手艺，在后辈们看来一文不值。谈论现在的社会现实、人生信条，刘爹爹没有了任何发言权。他很希望孩子们能在自己的老房子里过一次年，但孩子们说，一是不好住，孙辈们娇生惯养哪里还受得了这样的房子？二是过年还有许多应酬，做生意的，过年最忙，要去讨好很多人，否则明年怎么做业务？

以往过年大家都穿新衣服，孩子们会每人给刘爹爹买一件。刘爹爹心里高兴，但又感觉衣服多了浪费，让孩子们不要再买。后来不知道从哪年开始，他们真的不再给老人买过年的新衣，而是加大了红包的数额。尽管拿着钱在需要的时候自己去买会更节约、更合理，但刘爹爹总觉得心里少点什么，空落落的。“每个人买的衣服不一样，红包拿着都一样。”刘爹爹说。春节的习俗早已在变化，更准确地说是在被抛弃。而其中最为核心的变化，是在工业化的流动社会里老年人家庭地位的下降。这一核心变化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其它习俗的变化。

传统，是尤金·埃利希所说的“活着的法”，老人就是法的强制力。而如今，老人在经济上的依附地位，以及对人生经验和技能的虚无感，使得强制力消失，他们凝聚家庭的努力难以奏效。脱离了传统环境的春节，无论是历法内涵还是精神内涵都已被一步步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成为了全年经济预算的一部分，是一种理性的物质再分配的个体考量。刘爹爹外孙卢坤在广州工作，今年春节没有回岳阳，而是去了长沙的哥哥家，父母（即刘爹爹的大女儿和大女婿）也从岳阳往中间走，一家人在长沙团聚。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在躲避岳阳亲朋环境下沉重的红包人情债，多年前，给小孩子的红包标准就已经上涨到至少每个100元，工作并不顺利的两个外孙都难以承受。另一种分离

大年初五中午，阿娣坐在厨房门口的阳光下分拣番薯。

阿强和阿亮也好多年没有给父母买过年的新衣了，阿强今年带回来几瓶父母没见过的洋酒，还有一箱坚果，阿亮则什么也没带，只是给了父母每人500元。

几天的赌博，阿亮把银行卡里1万多元都输光了，还借了1万元接着赌，依旧都赔了进去。回广州返工的路费没有着落，又找阿娣要，阿娣把500元全还给了他，于是陈发很生气。

回家一周，夫妻俩也没见过儿子几次。除了赌博，他们还有一堆一年或多年没见的朋友、同学要应酬，这里吃个饭，那里喝个酒，再去唱个歌，每天剩下夫妻俩带着孙子在家吃饭。抱怨几句，也会被顶回来，儿子说，你们可知道现在在外头工作有多难，朋友多重要？

老人无法理解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为之语塞。“少说几句算了，说不过他们。也不是光我们家的孩子这样，大部分都是一个样。”阿娣说。“城市里的人，最喜欢吃番薯。”阿娣找来一个塑料袋，给《南风窗》记者装点番薯。夫妻俩对于城市生活，了解仅限于此。在他们看来，城市里的人，爱吃青菜，正常的还不要，最好是番薯叶、豆角叶、猪婆菜等喂猪的菜，还喜欢吃番薯、芋头这些农村里的人们吃得反胃了的东西。

他的两个儿子也生活在城市，但回来不怎么跟他们谈城市里究竟是怎么样。而他们熟知的播种时间、瓜菜的价钱、肥料的发酵、果树的病害等内容，儿子们也丝毫不感兴趣，于是彼此无话可说。两代人，一个家，却似乎已经被两种文化所隔离。

对于陈发夫妻而言，过年就是要“一家人在一起做一些事情”。春节是农闲时节，没什么重活要干，贴春联，杀鱼杀鸡，清理猪下水，烧水洗澡换新衣，动手准备年夜饭，除夕夜24点准时一起放鞭炮迎接新年，鞭炮留下的纸屑留着在初五一起清扫，名为“送穷”……只要一起干，意义就在其中。然而，工业化的分工文化和效率理性，让这一切看上去毫无必要，全部留给了老人去做。“以前也打牌，吃过年夜饭，后生们一起打扑克，那时候买不起麻将。”陈发说。年轻人打牌，老人就在旁边给他们分瓜子、送花生、泡茶，然后坐下来笑眯眯地看，有人拿到好牌却打输了，老人也在旁惋惜几句，分析正确的打法。而现在打牌，年轻人都是跑到县城去，变成纯粹的赌博。

于是，春节的相聚，其实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分离。

就经验而言，一些城乡分离的家庭，成员之间彼此无话还属正常状态，有一些家庭的矛盾，还在相聚的短短一周内产生。比如兄弟姐妹之间，平时无法见面，春节聚到一起，抓住机会讨论一下各自的赡养义务和供给比例的问题，有时就会不欢而散。或者成员之间存在一些债务往来，喝点酒上了头就有可能旁敲侧击一下，导致彼此面红耳赤，嫌隙暗生。人回来了，亲情并没有回来。假相聚之名而行的春运人口大迁徙，事实上在许多地方已只剩下春节的躯壳。历尽艰难回家过年的必要性仍被公认，然而即便是陈发、阿娣这样几近文盲的农村老夫妻，也开始怀疑春节相聚的实际意义。陈发只有在说起过去的时候，深陷的眼窝里才会闪出由衷的喜悦。“以前啊，有200块钱，一家人就可以过个好年了。

”改革不能“跑题”

马年春晚上有一首歌叫做《我的要求不算高》，具体地描绘了老百姓的中国梦。歌词的第一部分是这样的：“80平方米的小窝，还有一个温柔的老婆，孩子能顺利上大学，毕业就有好工作。每天上下班很畅通，没有早晚交通高峰，天天去户外做运动，看蔚蓝的天空。我能挣钱，还有时间，去巴黎纽约阿尔卑斯山，我逛商场，我滑雪山，这样的日子好悠闲。”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样的理想是对照着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构建出来的。这么说还不够确切，因为欧美中产阶级也只有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时代才能过这样的日子。这首歌如今拿到西方去唱，也美好得不真实。经济疲软首先影响的是就业，“毕业就有好工作”如今是世界性的难题，失业的人就更不耍说了，生计都没了，还敢想海外度假么？金融危机还吞噬了很多人的养老金，歌曲后边唱的“养老生病不差钱”也落空了。

那么，这个被说成是“掂起脚尖就能够到”的生活在中国有多少人可以过得上呢？看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955元，中位数为24200元，56389元以上的就划入高收入组了。统计局解释说，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家庭中就业者和未就业者的综合平均收入水平，以三口之家为例，按照高收入组标准计算，全家可支配收入约17万元；高收入组约有1.5亿人。

一个三口之家年纯收入17万元算不算高，既要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也要看生活在什么地方。如果是在欠发达地区的小城镇，生活无疑很不错了，可是欠发达地区的收入很难达到这个水平；凭常识即可知，这1.5亿入主要分散在东部地区的一二线城市。这样的收入在发达城市能支持什么样的生活水平，还取决于是否在房价暴涨之前解决了住房问题，如果是在房价大涨之后背了房贷，或者还没有买房，生活并不轻松。

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中低收入人群滑向相对贫困（实际通胀率应高于收入增长率），另一方面，少数巨富者越来越有钱。这种分配格局是妨碍老百姓实现美好生活梦想的根本原因。

有很多人将原因归咎为贪腐，甚至把怒火撒向官员（公务员）群体。但这个理解方式存在误区，欧美的贪腐程度较轻微，为什么危机只是伤害了99%的人，1%的富人却变得更加富有了呢？要看到，分配不公是个世界性的现象，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性的阶级结构重构和固化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以诚实劳动为收入来源的大多数人难以过上体面生活，只有少数人构成的、依靠国家保护的特权发财的食利阶层才能够穷奢极欲。尤为重要的是，这个过程绝大部分是以“合法”的方式进行的。

在中国，贪腐的因素更重，但决不应忘记，“非法”的贪腐不是问题的全部，病根在于多年积累形成的扭曲的分配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食利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才是深化改革的真正标靶。

由于既得利益跟贪腐问题纠缠在一起，就更得对二者严加区分，分头解决，不能以一点替代全面。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力度加大，官场风气好转，但执行中已经出现了“跑题”的倾向。中央要求的是禁止铺张浪费，遏制和打击腐败，存一些地方却逐渐转化为缩减公务员福利，这种风气也蔓延到各种国有单位。

过去一些年，公务员职业变得很吃香，但这并不是因为“白色收入”高，而是因为有可能搞腐败拿“灰色收入，’。上海公务员收入领先全国，人年均工资也不过10万元左右，按上海的消费水平并不算高；全国公务员的平均年工资不足5万元，连统计局意义上的“高收入，’还达不到呢。彻底斩断“灰色收入，’完全正确，但把降低公务员的合理收入当改革不仅是另一种形式主义，而且也会成为逼迫公务员变相寻求“灰色收入”的直接推动力。

把反腐变成缩减公务员的待遇只是“跑题”的表现之一，更严重的“跑题”，是把继续强化已经严重扭曲的分配机制等同于深化改革。这样的“跑题”更危险。既得利益集团有充分的动力把改革的矛头引向其他方向，以便自我保全。过去把这种现象叫做“转移斗争方向”，新一点的说法是“扭曲改革”，我们需要对这种倾向保持警惕。

要实现歌里畅想的“社会相对很公平，不管是明星还是工农兵”的中国梦，必须要改变机制，消除食利阶层，让劳动人民依靠诚实劳动即可过上好日子才行。反腐败改作风只是保障这个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目标本身。

总书记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十八大以来的转变作风、实践群众路线、“老虎”和“苍蝇”一起打等动作，都是锻造自身让党和政府硬起来的举措。“打铁”还任重道远。

第二篇：一个人如何影响一群人

一个人如何影响一群人：演讲

演讲就是一个人去影响一群人，如何才能够去影响一群人呢？团长说，在任何一次面对陌生人的演讲中，首先要让听众知道我是谁，我有什么资格，听我讲有什么好处以及谁可以证明等信息，最好通过讲故事而不是自卖自夸的方法，就好像故意让他人偷偷听到你的自我介绍，在潜意识中接受你的信息。接着随机挑选了一位学员“X清华”亲身示范了如何有效地进行5分钟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清华，大家听到清华想到了什么，是不是想到了清华大学。没错。我爸爸当初给我取这个名字就是想要我一定要考上清华大学。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最后由于一些我不能控制的原因而与清华大学失之交臂。但是为了实现我爸对我名字的期待与心愿，我从此立志，如果要做，我一定做最好的！大学毕业后，我开始找工作，我找的工作一定是行业内最权威、最正式、最好的工作。而后我跳了5次槽，才终于找到现在的这个我真正喜欢的理想工作。我记得有一次公司突然出了紧急情况……当时我们的领导立马出面，坚定、果断、智慧。从那以后，我更加坚定了我要与这个公司一起走下去的坚定信念。我还要做高层，做副总，最后做到总经理！最后，如果要做国际贸易，请记住我，清华，最高的标准！

团长绘声绘色的讲述让课堂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不少学员跃跃欲试。可有些学员一站起身便不知所措，紧张不已。于是团长又告诉大家一个克服紧张的诀窍——卓越链：深呼吸→身体（最佳状态）→状态→良好表现。在上台之前连续进行几次深呼吸，紧张的情绪便大大缓解了。

演讲的通用结构：4MAT，也即是Why（为什么）, What（是什么）, How（怎么样）, If（如果这么做会如何）。大部分的演讲遵循此结构都能取得不错的效果。What（是什么）方面，则可以通过实例，统计数字，示范，故事，名家名言以及展示等方面去丰满完善整个演讲的血肉。

最后团长还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脑图的妙用。大部分人在演讲之前看到几千几万字的讲稿就已经望而却步了。真正的演讲大师在演讲时通常都不背稿，他们在理解的基础上记住讲稿的大意，然后把简单的演讲提纲形象地画在纸上，重要的地方加上简要的文字说明，起到提示的作用。

整个讲座气氛活跃，学习氛围浓厚，学员们收获颇丰。三个小时的讲座结束后，不少学员丝毫没有倦意，留下来跟团长继续探讨演讲的相关话题。

为进一步让实用心理学造福大众，本院会邀请业内心理学专家，推出一系列的专题讲座，普及心理学常识，让世界因为这个平台的存在而更加美好，欢迎更多朋友走进NLP大讲堂。

演说力、说服力、沟通力，都是生产力！

企业事、家里事、营销事，都关口才事！

若您想有一番作为，要让更多人追随您成就大业，不可忽视演讲口才的训练。

第三篇：有这样一群人

有这样一群人

----“二三五”教育实践活动有感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屠亭，来自舒城县局。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有这样一群人”。

刚接触“二三五”主体实践活动，我在想全行业开展“二三五”意义是什么、想要的什么？

国家局李克明副局长在河南调研时，特别强调增强责任意识、增强大局意识；国家局政工处刘明炉处长在南通指出：开展“二三五”教育实践活动是全行业今年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件大事。这就是答案，这就是意义，这就是行业大局观。“235”传达了一个信息，我们烟草人 “要的是改变，要的是进步，要的是方向，要的是行动。”

“二三五” 是烟草行业文化建设的切入点和抓手，“二三五”是烟草行业服从于、服务于政治大局的价值观，“二三五”是行业融入正在全国蓬勃开展的文化建设大潮的举措。

明确了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在工作中怎么去做呢？ 作为一名年轻的专卖人员，我要向那些优秀的队员学习。

学习他们学好“二三五”的理论，把学习内容贯穿到日常工作中去，做到学在口上，记在心里，行在身上。

在我们中队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大家正在吃着午饭，享受着一天里难得的闲暇。突然一个电话打来，消费者在零售户商店里买到疑似假烟，双方争执不下，请我们去辨认。我们的队员没有犹豫、没有埋怨，二话不说，放下饭碗，立即赶赴现场。

各位领导、各位评委、朋友们，在烟草行业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豪言壮语，他们的事迹也不能惊天地、泣鬼神；他们没有奇思妙想，他们的想法也很简单，他们知道零售户利益无小事，专卖队员不怕苦。

还有这样一个零售户，他的商店在姚嘴村的大山里，开车过去检查，往返要两个小时。位置如此偏僻，加上山路又崎岖、危险，如果上级来检查，他们路不熟，估计一天只能检查这一户了。所以，这一户是从来不会有上级来督查的。我们的队员完全可以不去，可是，他们却是每月必到。他们是这么想的：不管有没有人来督查，我们都要检查到位，岗位在哪里，责任就在哪里，市场监管绝不容许存在一个死角。

各位领导、各位评委、朋友们，在烟草行业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豪言壮语，但他们爱岗敬业、恪尽职守，不怕山高路远；他们没有奇思妙想，但他们思想纯朴、意志坚定，即使知道没有上级来督查也不懂得偷懒，他们知道只是我们的岗位，也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经常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这是工作中平凡的事情。可是，这些平凡的事情却是最真实的；这些平凡的事情是对“235”最好的诠释，这些也是我们专卖队员对全行业的承诺，我们过去做得到，现在做得到，将来也一定做得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各位领导、各位评委、朋友们，在烟草行业有这样一群人，就让我们向这群人致敬、向这群人学习。最后，让我们明确“二三五”主体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学习好 “二三五”，奋力融入蓬勃开展的国家文化建设大潮，落实到工作中，为烟草事业、为国家、为社会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我们烟草人昂首挺胸、大步向前，开拓更加美好的明天！

谢谢大家！

——舒城县局（营销部）屠亭

第四篇：一群人的狂欢,一个人的孤单

一群人的狂欢，一个人的孤单

——对大学生宿舍关系问题的提案

不知您是否看过《小时代》这部电影？不知您是否追过《微微一笑很倾城》这部青春偶像剧？在影视作品中，大学里的生活是美好且浪漫的，大学里的室友是亲密无间的，然而，被美化了的东西总是让我们忽视现实的残酷。

据高校传媒联盟的调查显示，在大学里，77.58%的同学有寝室问题，其中3.14%的同学表示自己的寝室里经常发生矛盾，甚至有7.4%的同学想搬离寝室出去住或者换寝室。如此看来，大学生的室友关系问题是很多人的“心头之痛”。

除此之外，我们应该听过大学宿舍里的一些恐怖案件吧。比如，同时发生在2013年4月的复旦大学研究生投毒案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的大三学生杀室友案；2004年的马加爵事件；更有手段极其恶心变态的，如2012年5月，摩根州立大学一学生在残杀室友后，吃掉被害室友的脑和心脏！

种种血腥惨案令人身心战栗，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当今大学生的室友关系问题？

我们先从社会的大背景去寻找原因。首先，我国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当今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正在蔓延到社会生活中，一些大学生的思想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响，表现在寝室生活中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不会顾及他人感受，喜欢把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强加于室友。其次，这也反映了我国的教育体制问题。中学的应试教育重视“成绩”而忽视了学生的身心教育，在如何“育人”上出现了严重的教育缺失，很多大一新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并未提升，在与室友相处的过程中，不知如何是好。再者，这与当今我们处于网络信息时代也有关，大学生在宿舍多与手机电脑为伴，而与室友之间的实际交流互动的时间却很少。

然后，我们还可以从家庭因素上分析这一问题。在当今大学生中，独生子女的比重相当大，在短期内，这一比重还会呈现上升的趋势。一些独生子女在家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围着他（她）转，因此养成了“唯我独尊”的习惯，在寝室的集体生活中，大多以个人利益为基准，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学习、自我生活的舒适程度为出发点。家庭条件也是一个方面，一些条件差的学生在会有一种自卑心理，而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学生会有一种自我优越感和管控欲，渐渐地就会产生室友相处间的失衡。

当然，还有许多我们常见的原因。比如寝室成员来自天南地北，受不同地域文化的长时间熏陶，使得大家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有差异，摩擦也在所难免，而每个人对待小摩擦的态度又不同，性格随意的人不会把这些放心里，而心思缜密的人会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在室友关系的处理中，男女学生的表现不同。男生产生寝室矛盾后，处理的方式偏“攻击性”，一般的寝室杀人事件都是发生在男寝。而女生一般采取“冷战”或“群体孤立”的方式，搞小团体主义……这些都反映了人性的狭隘和偏激。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解决或者说处理这个问题呢？ 从高校的方面。大学要从预防和治理两个方面入手。如何预防？在新生入学前不能随机分寝，应当全面的了解学生的信息，如作息习惯、兴趣爱好、性格等，再进行人性化分寝。或者可以让学生在完善个人信息后，进行网上自选室友。虽然有人认为这样治标不治本，但我认为，这种分寝方式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大学生的欢迎，毕竟这样可以减少“矛盾”寝室的发生。然后，高校又该如何治理？在换寝室方面，现在大部分的高校都有严格的规定，室友间没到那种见面就吵的程度是不会允许换寝的。所以，学校应该确定一种标准的换寝条件与程序公之于众，减少行政化多些人性化，不要总是以换寝后会给学校工作增加麻烦为借口，而应该多想想如果不换寝学生的学习和心理将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同时，辅导员应该经常关注学生的寝室动态，在适当的时候做一个“金牌调解员”，或许有老师的介入，室友间的矛盾会更容易解决。

当然，家庭教育也要改进。家长在教育孩子时不能过分溺爱，要让孩子学会包容与分享，而不是做一个娇滴滴的小公主和霸道的小王子。

下面，我要重点说的就是个人应该如何做。以上说的都是外因，而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方面还是在内因。改变自己，比改变别人更容易。这种改变不是说去顺从室友让自己变成一个“附庸”，而是对自己的行为和观点做出一些积极的变化。

我们必须要承认人与人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在遇到室友的观念与自己有分歧时，不要急于否定他人，而是学会倾听，然后再换位思考，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我们都要尊重他人的观点，但记住，尊重并不等于认同。还有，在室友的行为没有影响到自己的情况下，不能干涉别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室友的桌面和床铺不整洁、室友中午不换衣服就躺在床上午休、室友的衣服搁那一两天不洗……试问，这些又和你有什么关系呢？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学会分享零食，有时候，大家一起分一包辣条，寝室里的不愉快就会在无意间消散。还有，大学生发现了问题要与室友积极地沟通，不能选择逃避和纵容，真诚地与室友相处，多去发现室友的优点，多去赞美对方。大学生还要扩大自己的社交圈，不能仅局限于寝室里的两三个同学，去更广阔的空间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之人。还需提出一点的是，学习的时候尽量去图书馆，减少待在寝室的时间，从概率论来说，这样寝室矛盾发生的几率也小一些。

有时候，我们不能将室友关系理想化和美好化。个人认为，寝室就是一个睡觉和锻炼社交能力的地方。运气好，碰到与自己兴趣观念相契合的室友，那就有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挚友；运气不好，碰到一些麻烦难缠的室友也不必沮丧。因为大学四年只是人生中的一个过程，四年后，大家就各奔东西了。或许，这样的室友关系会给你留下一段痛不欲生的经历，但在这个过程中，是他们迫使你成长，是他们让你看清了现实，也是他们让你学会了“自我陪伴”，这些都为你以后走向社会做着铺垫。

大学里，不要为室友关系而纠结。多想想自己来到大学是干什么的，认真学习，多参加一些比赛活动，抓住每一个机会提高自己，积极准备考各类证书，没事儿的时候去图书馆博览群书，让自己的心灵与书中的大师对话，小长假可以邀上自己的好朋友去学校周围旅游……这样，不知不觉，一个学期就结束了，你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到故乡，与家人团聚，何不快乐？这样一算，你又有多少时间与室友待在一起？你又有多少时光可以浪费在与室友的纠葛中？

能与志同道合的室友一起狂欢是人生之幸，但我们终究要学会一个人去享受孤单。正所谓：“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

第五篇：反腐倡廉演讲稿：有这样一群人

在我们镇里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大家正吃着午饭，享受着一天中难得的闲暇时光，突然，一个电话响了：

“喂，您好，xx镇。”

“喂，你好，是镇政府吗？我是xx妹乳坪小组组长，xx村xx路5公里处塌方了，麻烦你们赶快过来看一下。”

“哦，好的，我马上跟领导反映。”

放下电话，顾不上吃饭，急匆匆跟领导反映了情况，领导也二话不说，放下碗筷，急匆匆赶往现场。

是的，在基层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豪言壮语，他们的事迹也算不上是可歌可泣，但他们爱岗敬业、恪尽职守。他们没有奇思妙想，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但他们知道群众利益无小事，服务人民不怕苦。

我还认识这么一个人。记得刚到单位上班的第二天，就跟着同事下乡来到了光乐村委会。路过一个没有围墙和大门的农户家，风一吹，院子里黄土漫天飞。一个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的壮汉见到我们便从院子里起身，一摆一摆地走了过来。旁边的同事跟他打了声招呼，他说他生病了，走路有些困难在家休息呢，可一听说我们去看新农村建设项目，他披上外衣就跟我们走，同事劝他别去了，他却嘿嘿一笑，“没事儿，我的身体我能不知道！”

就这样，他带着我们查看光乐一七八组的村道硬化，四组的活动中心和六组的“三面光”沟渠。烈日炎炎，爬上爬下一会儿的功夫，我们的体力已经不支了，而他，却还精神奕奕的走在最前面，丝毫看不出病人的样子。中途休息的时候，见他从口袋里摸出瓶药，抖出几粒就吞了下去，同事开玩笑问他吃药都不用喝水的呀，他说：“习惯了，有时一天忙着跑几个村组，哪儿有时间喝水呀！”后来，我才知道，眼前这个憨厚朴实的纳西汉子，正是光乐村党支部书记——和相忠。

十四年前，37岁的和相忠被推选为光乐村第一届村委会主任。从此，他的一生都献给了这个穷山村。他带着村民修通水、电、路，带头种起烤烟、核桃，发展林下种植。为建设好新农村，他总是骑着他的小摩托，来回奔波于镇村之间！有时遇到大雨天，路滑危险，他就靠着一双脚，要项目，求资金，他多希望能够早日看到父老乡亲有钱花，村里的孩子也能像城里孩子一样，有琴弹、有舞跳。在他的带领下，光乐村一年一个样儿，产业发展起来了，群众腰包鼓起来了，魔芋、蓝莓、核桃也慢慢爬满整个小山沟了。

今年1月份，我们又到光乐下乡，篮球场建好了，路也硬化完了。当我们看见老书记也在山坡上时，我们跟着爬了上去。原来，他是在看核桃长势呢。他说，“这些核桃是我三年前带领村民一棵一棵种起来的，看着它们从一棵棵小树苗长成了一片片核桃林，现在马上就要挂果了，我心里高兴啊！”看着他，就像是得到糖果的孩子一样，幸福、喜悦溢于言表！他告诉我们，他还有一揽子的增收计划等着去实施呢，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他着急啊！是啊！他这颗想要早日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心，一分钟也等不下去了，他只想快一点，快一点，再快一点…可他的病却总是一拖再拖，一拖再……3月8日晚上11时，老书记永远地离开了！他再也看不到他心爱的核桃林了。然而就在他去世前的4个小时，他还打电话到镇里问文化的火有没有小一些，要不要带领应急扑火队伍去帮帮忙。

有时候，我觉得上天怎么这么残忍，就不能再多给他一些时间，这样光乐村一定会发展得更好些。可有时候我又在想，或许是连老天都不忍心再看他这么操劳了吧！他该停下来，该歇歇了...是的，在基层有这么一群人，翻开他们任村干部间的履历，从黑发到两鬓染白，没有过惊天动地的壮举，更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为建设好他们始终热爱的故土，他们执着和努力着，以火一般的热情为百姓的大小事儿忙活着，他们没有怨言，更没有后悔，只是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辛勤耕耘，默默的改变着整个村庄的命运，收获着沉甸甸的两个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