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竞争与公平竞争的区别[5篇材料]

第一篇：论自由竞争与公平竞争的区别

论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的区别

——法学1402班林芷苓1110314216——

一、概念

1.自由竞争指可以自由进行资本投入、转移和商品买卖的竞争。实质是自由地追逐剩余价值的竞争。

2.公平竞争指竞争者之间所进行的公开、平等、公正的竞争。公平竞争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使他们不断完善管理，向市场提供质优价廉的新产品。

二、产生的根源与优势

1.自由竞争是工业革命时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工业个名的高产使得国内市场无法完全消化这些产品，于是产生了产品剩余。为了让被剩余的产品能够充分发挥它们的价值，那么最好的办法以及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就是开拓海外市场。然而在与海外交易的过程中，过多的政府干预不仅仅家中了政府的负担，也加大了市场拓展的阻碍。

因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了“自由竞争”一法，强调让市场自由贸易、竞争、经营。

私人资本家可以自由参加或退出各种行业的经济活动；市场上价格的形成是自发的，它反映供求状况的变化，可将稀缺的资源分配给生产者，也可把商品和劳务分配给消费者；企业之间自由地竞争。自由放任的经济活动和资源的配置完全由市场机制来推动，国家或政府的经济职能仅限于保护自由竞争，保障私有财产，建立某些必要的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2.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确实大有获益，但是这样的快速发展并不长久。自由竞争产生的不正当经营、垄断行业使得市场竞争无序化，自由竞争片面地追求社会经济利益的增长，却没能真正意义上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股票投机过度、信贷消费过度等都造成了市场的虚假繁荣，终成一只“披着狼皮的羊”，且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是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于是经济危机爆发了。

公平竞争概念的提出源于1929 年-1933 年的经济危机。凯恩斯为为美国罗斯福新政提供了理论依据——用政府行为去宏观调控经济的发展。

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一种必然，实现赤字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以公共投资的增量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有助于把经济运行中的“漏出”或“呆滞”的财富重新用于生产和消费，从而可以实现供求关系的平衡，促进经济增长。用政府这双无形的手，合理调配社会资源，有效减少垄断现象以及保护本国企业。

三、价值理念不同

1.自由竞争追求的价值理念

放任自由与形式平等，追逐经济利益快速增长

2.公平竞争追求的价值理念

相对自由与相对平等，追求经济利益稳定发展

四、适用原则不同 1.自由竞争的适用原则

竞争者在同一市场条件下，按照同一市场规则，自由地决定参加或退出市场的竞争而不受外在政府意志的干预，其本质是优胜劣汰。2.公平竞争的适用原则 竞争者的起点是平等的，市场准入原则是公平的。排除垄断，结盟。竞争过程要求不得采取不公正的竞争手段进行竞争或扭曲市场竞争秩序，竞争结果必须被政府宏观调整，如公平分配、税收调节等。

第二篇：论领导与管理的区别

论领导与管理的区别

摘 要：领导与管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明显的区别，而且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领导与管理的区别更加突出。准确地区别二者的特征，对做好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领导；管理；管理学；区别

关于领导与管理两者间存在的差别与联系，现代管理学界已有诸多的论述与分析，很少再有人会对这样两个接近的概念无法区分，甚至只要是对管理理论略知一二的人，也可以大致说出二者的差别。至于两个概念的学界探讨，就更是多不胜数，让人应接不暇。

首先，我们得了解领导与管理的基本概念。所谓领导者，是指一种社会角色，特指领导活动的行为主体，即能实现领导过程的人；而管理者是指在组织中从事管理活动、担负管理职能的人，即负担对他人的工作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工作，以期实现组织目标的人。

著名领导力专家约翰·科特曾在《变革的力量：领导与管理的差异》（A Force for Change： How Leadership Differs Management）一书中着重对管理和领导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对于管理与领导两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科特具体从四个阶段进行了详细区分。

阶段一：制定议程。这一阶段中，管理主要表现为制定计划、编制预算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编制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步骤和行动安排，并且对实行计划过程中所需要的物资进行安排。领导表现为确定组织未来发展的方向，考虑组织发展的长远目标，对未来进行规划，制定宏观的战略，并且为将来可能出现的风险设计变革战略。

阶段二：发展完成计划所需的人力网络。管理表现为企业组织和人员配备，即根据具体计划的要求建立组织机构，配备人员时要注意专业分工，给予他们完成任务所需的相应权力，并承担与此相符的责任，通过一定的规则制定和政策引导来保证计划的实施，并且建立一定的监督系统来监督计划的执行。领导在这一阶段表现为联合群众，具体来说就是将已经确定的组织发展方向传达给广大员工，争取有关人员的支持与合作，并以此来形成影响力，使达成共同愿景、接受组织目标和战略的人们形成联盟。

阶段三：执行计划。这一阶段管理侧重于控制、解决问题，一旦发现偏差，立刻组织人员予以纠正，实行严格的监督，保证计划的完成。领导在这一过程中侧重于激励和鼓舞，具体而言就是对人们没有得到满足的基本需求予以满足，鼓舞和激励人们，尤其是在面临变革过程中的各种障碍时，能够保持士气，坚持不懈。

阶段四：实施结果。结果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期计划，实现计划的过程中组织秩序得以维持，并且能够持续发展。领导的结果通常引起变革，常常还是剧烈变革，在变革中形成巨大的发展潜力，能够很快地适应新变化、新要求，随时形成新的竞争力。

除了上述各个阶段的区别，领导和管理还有一个很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不同点需要我们关注，那就是它们的功用不同。领导可能引起变革，但它自身无法保证组织按时间、按计划完成预定任务，而管理可以使组织高效运转，能够维持组织秩序，但永远也不会引起变革。两者相互结合，就可以带来高效、有序的变革过程。在这里，科特明确地将引起变革的力量定义为领导，沿着这一思路，科特在领导与变革这一研究领域中越走越远。

领导行为的首要职能是引起变革，良好有效的领导行为能够确定企业正确的变革方向，从而影响经营方向的拟定。企业经营方向的确定是领导行为的核心，而这一核心却常常被人们同计划尤其是长期计划的拟定混为一谈。计划属于管理过程，首要目的是维护秩序，不同于企业经营方向的拟定，更不会引起变革。计划还常常应用于控制过程，通过定期对于真实执行情况和计划的比照，可以发现偏差，纠正问题。一个好的计划对于现代企业而言相当重要，可以使得企业内部活动相互协调，有序统一，但是再好的计划也无法替代对经营方向的确定，更无法替代领导行为。作为领导行为的一个过程，经营方向的确定侧重于拟定远景目标和战略，而不是编制计划。远景目标指对于某一事物未来状况的描述，可以起到明确的指导作用，同时还可以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一个好的远景目标应该兼具需要性和可行性。由于目的不同，计划和远景目标无法相互替代，计划可以帮助人们持续地展开工作，而远景目标或者战略往往引起产品、市场甚至企业经营方式的变革。相当多的企业对此区分不清，因此造成了管理过多而领导不力。在缺乏经营目标的情况下一味强调计划，往往会造成计划与变革的冲突，一旦情况

有所变化，尤其是出现突发性变化，都要重新制定计划，这会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当经营方向明确时，尤其是当计划成为经营方向的补充和细化说明时，则计划可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并且反过来检验经营方向的恰当程度。值得强调的是，远景目标和战略的确定并不是模糊不清的、凭空想象的，而是要经过大量的资料搜集和分析，进行可行性判断的逻辑推理过程。

领导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联合群众，也就是让组织中的成员了解、接受确定的经营方向，并且努力实现这个经营方向。在现代企业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成员是完全独立的，组织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尤其是当组织想要进行变革时，这种相互联系就显得十分重要。如果各类成员不能有效地组织联系起来，变革的目标将无法实现。在这里，属于领导行为的“联合群众”和管理当中的“组织”行为需要加以区别。管理中的“组织”行为侧重于建立用人体制、建立工作关系结构，并为这一结构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还有可能采取培训和指导手段，使得人员与工作相配套。从本质上而言，这种“组织”活动还是为了执行整个计划。而“联合群众”活动相比“组织”而言，要复杂得多，并且面临着人际交流上的巨大挑战。联合群众工作中的沟通，目标群体不仅包括相关工作活动的负责人，还有相关的工作人员、供应商、顾客等。也就是说，这样的交流不仅可能涉及到帮助执行远景目标和战略的人，还包括可能阻碍执行的人。这样比较，会发现管理和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难度并没有可比性。通用电气公司总裁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也曾坦率直言：“毫无疑问，对远景目标和围绕远景目标的氛围进行沟通一直是，并将继续是最艰巨的工作。”（见《变革的力量》）

在进行重大变革的过程中，仅仅依靠合理的目标方向以及协调良好的联盟是不够的，这个过程中充满变数，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从而阻止变革的进行，或者使变革偏离轨道。为了保证领导的变革职能的实现，需要强有力的激励行为去超越和战胜各种阻力。激励行为是管理和领导中都涉及到的问题，然而管理中的激励行为和领导中的激励行为却大不相同。管理中的激励行为主要表现为刺激人们遵守标准或计划，常常采取经济手段，对于将偏差减至最少的能力给予补偿，或者制定群体规范来帮助实现目的。管理中激励行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强控制，减少偏差，达到预期效果。而领导中的激励行为与此不同，它不是通过

控制手段实现目标，而是通过满足人们的成就感、归属感、被尊重感等基本需要来达到目的。它的本质是激发人们的力量和热情，去战胜变革道路上的阻碍。

此外，还可以从在工作范围、自身素质、工作侧重点、工作方法四个方面来对领导与管理进行区分。

1、在工作范围方面：首先从领导者方面来说，领导者提供的是方向性的东西，需要从宏观上把握组织的发展方向，为组织制定长期规划，而且要时刻思考如何打破固有秩序，不断创新，通过进行创新型活动来进行组织变革。领导者要解决的是本组织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同时还要对组织的未来进行一定程度的预见，总的来说，其工作要具有概括性、创新性、前瞻性。其次从管理者方面来说，管理者要做的是具体化的东西，需要在已有规划指导下做好细部工作，为组织日常工作做出贡献，管理者要研究的不是变革，而是如何维持目前良好状态并使之稳定保持，因此有时管理者会进行一些重复性的工作，管理者对待问题不需要过分追本溯源，他们要做的是将已出现的问题很好的解决，总体来说，其工作具有具体性、重复性、现实性。

2、在自身素质方面，不同的工作也对他们提出了不同的素质要求。

(1)就像许多文章中提到的那样，领导者在活动中主要运用的是个人魅力，好的 领导者用个人魅力影响其下属，使他们愿意去听从领导者，愿意遵照领导者说的去做，而管理者似乎更倾向于运用组织上赋予的权力去做事，管理者用权力树立威严，让下级“惧怕”，不得不听从其指挥，按其指示去做事。

(2)“领导者要求做正确的事情，有关于任务的愿望，习惯从外向内看事情，喜欢深入第一线，知道如何做，对生活充满热情，首目标驱动，关注对的事情。管理者要求正确的做事情，知道做什么，有对任务的看法，习惯从里向外看世界，喜欢高高在上，知道说什么，喜欢得过且过，行动保守，受约束驱动”。

(3)领导者积极、大胆，具有拓展创新精神，喜欢讨论且性格随和善于搞好人际关系、安抚员工，认为工作是一种乐趣，对待工作主观性较强，较为随意。管理者相对于领导者而言较为保守、冷静，喜欢守成多于开拓，独立自主性较强，管理层与员工泾渭分明，管理者把工作看作是完成任务的过程，为工作而工作，工作似乎成为一种负担，对待工作冷静、理智、客观，较少随意性。

(4)一个好的管理者是可以通过学习而培养出的，而好的领导者更倾向于天

赋性。

3、在工作侧重点方面：

(1)领导者看重的是结果是否符合他的预计，不过多关注过程，而管理者强调的是完成目标的过程是否符合要求，有无偏差。

(2)虽然都对效率和效益有追求，但手段不同。“领导者是通过人与文化的运作，因此是柔和而温暖的；管理者则是以阶层和系统运作为主，所以是刚硬而冷酷的。”

(3)领导者关注人，管理者关注生产；领导者提出问题，管理者解决问题。

(4)“领导者强调‘有机的情感非逻辑’，管理者强调‘机械的效率逻辑’”。

4、在工作方法方面：

(1)领导者工作较为随意，灵活性强，不按理出牌，工作与领导者个性有很大关系，管理者，管理者以冷酷无情形象示人，把规章奉为信条，更具客观性，因此有时领导者在部属犯错时可以法外开恩，但管理者却遵章办事。

(2)领导者倾向于运用激励，“通过调动组织成员积极性来达成目的”。管理者倾向于运用控制，“按照给定条件和预定的目标，对受控对象施加主动影响”。

第三篇：论不可抗力与意外事件的区别

论不可抗力与意外事件的区别

——从案例出发的实证分析

【关键词】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案例研究；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d91

3【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06)03—0195—0

4侵权行为法中的免责事由按损害是否由被告人的行为造成而分为正当理由和外来原因两类，前者因

被告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免除或减轻被告人的责任；后者因被告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缺乏直接因果

关系或者说损害不是被告人的行为造成的而免除或

减轻被告的责任。关于外来原因是由不可抗力和意外

事件两者构成，还是不可抗力包含了意外事件．我国

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界定；同时．我国侵权法学界也

是众说纷纭，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有鉴于此．本文拟

从案例出发对不可抗力与意外事件作实证分析．以期

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对两者作较清晰的界定。

一、我国法律和学说对不可抗力与意外事件的规

定和争议

(一)我国法律对不可抗力与意外事件的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10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

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同时《民法通则》第153条对

“不可抗力”作了解释：“本法所称的‘不可抗力’．是指

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我国国

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医疗事故：⋯⋯(二)在医疗活

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

外的i．1⋯·(六)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良后果的。”该条例的第49条规定：“⋯ ⋯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

不承担赔偿责任。”该条例并未对医疗意外和不可抗

力作解释，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起草小组在《医疗

事故处理条例释义》一书中作了如此解释：①所谓医疗

意外，是指由于病情或病原体质特殊而发生难以预料

和防范的不良后果的情形。因此．医疗意外具有两个

基本特征。其一，病员死亡、残疾或功能障碍的不良后

果发生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其二，不良后果的发生．是

医护人员难以预料和防范的．或者说是他们不能抗拒

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同时．该条例起草小组

对不可抗力作了如下理解：②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可抗

【作者简介】李建3j~(1962)，男，汉族，法学硕士，武汉大学在读哲学博士，湖南省湘潭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卫生法学、法哲学及中国医学思想史。tel：+86—732—2510537，e—mail：ljgdg888@sina．com

① 《医疗事件事故处理条例》起草小组编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释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96～97。

② 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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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死亡等不良后果在所难免，这主要是疾病的自然

转归所致；其次，是病员发生了现代科学技术能够预

见，但却不能避免和防范的不良后果的并发症。很显

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医疗意外与不可抗力

是免责事由中的两种不同的情形。但是该条例起草小

组对不可抗力的释义是不同于民法通则中关于不可

抗力的规定的，而对医疗意外的解释却又与民法通则

关于不可抗力的界定相似。

由此可见．我国法律法规中尚未将意外事件明确

化，换句说，即意外事件是侵权法中的一个独立的免

责事由，还是被包含在不可抗力中，其法律规定尚不

明确。

(二)我国法学界对不可抗力与意外事件关系的争议

我国侵权法学说中对外来原因的类型(或称内

容)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其一，以王利明为代表，认为意外事件(或称为意

外事故)和不可抗力构成侵权法负责事由的外来原

因。①并认为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第一，从主观上

看意外事件的不可预见是指特定的当事人尽事合理的注意和谨慎也不可预见。可见．不可抗力具有更强的难预见性。第二，从客观上看，意外事件虽然具有不

可预见性，但它是能够避免和克服的。而对于不可抗

力来说，即使预见到也不能避免和克服的。②对不可抗

力的定义是指人力所不可抗拒的力量，是独立于人的行为之外，且不受当事人意志所支配的现象。它包括

某些自然现象(如地震、台风、洪水、海啸等)和某些社

会现象(如战争等)。③对意外事件的定义有两种：一为

意外事件是指非当事人的故意或过失而偶然发生的事故。④二为

杨立新提出的，意外事件是指非当的故意

或过失，是由于当事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偶然发生的事故。⑤

其二，以张新宝为代表．认为意外事件已被不可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6年第13卷(第3期)

抗力所包含．意外事件不是一项独立的免责事由，外

来原因中只有不可抗力这一项免责事由。⑥其理由主

要是：第一，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来看，意外事物与不

可抗力具有包含关系，不可能将二者完全区别开来；

第二，我国《民法通则》并未将意外事件规定为一种抗

辩事由；第三，主张意外事件作为抗辩事由者，完全是

套用有关不可抗力的学说，并无理论上的新意。⑦对不

可抗力没有给出他自己的定义，但认为不可抗力的范

围有自然原因的、社会原因的及国家原因的方面。⑧同

时，他认为意外事件是指非当事人的故意或过失而偶

然发生的事故。⑨这一定义与王利明关于意外事件的定义是一样的由上所述及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虽然国内外

法学曾从3种角度提出过不可抗力的定义．但我国法

学者们关于不可抗力的界定基本统一在我国《民法通

则》第153条的规定。笔者也认为该定义具有合理性，但学者们提出的意外事件的定义及意外事件与不可

抗力能区别或不能区别的理由却值得商榷。基于此，笔者认为，要弄清意外事件与不可抗力两概念的区别

与关联，还是先从案例出发对此问题作实证的研究再

回头来作结论

二、从案例对意外事件与不可抗力的实证分析

(一)案例一

1．案情简介：⑩2003年11月5日，患者梁某．女，52岁。因反复右上腹部疼痛1o年，伴低热、黄疸8天

人住佛山市某医院，患者3o年前曾因胆囊炎施行胆

囊切除手术。经核磁共振、b型超声波及x线胆道造

影等检查明确诊断为慢性胆道炎症，肝内胆管多发性

结石，主治医师决定给该病人行手术治疗。手术过程

中由于肝内胆管结石多，部分难以用胆道镜等器械取

出，为了尽量取出肝内胆管里的结石．手术医师采用

3％的双氧水冲洗肝内胆管，这时患者突然呼吸停止．

血压急剧下降，麻醉医师检查发现病人血氧饱和度为

① 参见：杨立新，侵权法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220～223。参见：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m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4．552—580．

② 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m1，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59。

③ 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57。

④ 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m1，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58。

⑤ 杨立新，侵权法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22

2⑥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32～13

3⑦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m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32

⑧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29

⑨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33

⑩ 李庆生，谭家驹：《医院的法律风险：医疗事故法律责任处理实用指南》【m1，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5 17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6年第13卷(第3期)

零．瞳孔散大，仅有微弱心跳，患者处于死亡的边缘。

麻醉医师立即用人工辅助呼吸、强心药及静脉注射无

水酒精等抢救措施。经医师及时而正确的处理，患者

恢复血压，转危为安。再经高压氧等针对缺血、缺氧性

脑病的治疗．两周后，患者得到完全康复。

2．案情分析：患者梁某在手术中出现的异常现象

为肺血管栓塞而致的呼吸骤停的临床表现。基于伴有

慢性感染的多发性肝内胆管结石症，采用3％双氧水

冲洗肝内胆管的做法其目的为：一是3％双氧水冲洗

时能产生大量的氧气，起到抑制肝内胆管厌氧菌的作

用：二是3％双氧水冲洗本身具有机械冲刷的效用．起

到冲洗出小型结石的作用。因此，它的运用具有合理

性 然而，3％双氧水也有可能被肝内丰富的静脉血吸

收带到肺内而造成氧气栓塞，虽然其几率比较少，但

一旦发生．其情况就较为急重，会致人死亡。在本案例

中，医疗行为人正是基于此问题及此手术相关危险因

素的认识，预先作了较周密的安排，同时，医疗行为人

尽到了高度的注意义务，才能及时避免事件的恶化．

克服了不良的、不可逆的损害(或死亡)后果的发生。

但是，对患者来说．由于肺栓塞导致了手术康复期的延长。肉体和精神的痛苦，治疗费用的增加等过程性的损害或损失，这是事实，然而，病人却不能因此而请

求医疗行为人就这一部损失给予赔偿。因为。其一是

医疗行为人在此过程中无故意和过失：其二是该事变的出现在医学上的认识是基于个别临床经验的统计

学(或称归纳法)上的可能性判断，它具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即具体会发生在哪个患者身上、什么时间、全部的条件是什么。这些因素不能肯定判断。故对个别患

者来讲该事变具有不可预见性。它是偶然性的事件．

不具有必然的因果性联系。其三是医疗行为人正是基

对该事变的统计学上的认识(或称预见)，尽到了最善的注意义务，采取了全面的、有力的措施。避免和克服

了可能出的严重后果。满足上述3个理由后。基于民

法的诚信原则，公平、正义原则，应该免除医疗行为人

就此事件造成病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二)案例二

1．案情简介：①2003年9月12日。患者夏某。女。

46岁。因下腹部肿物，伴便血、头晕不适1年而至佛山

市某医院住院。人院检查：下腹部有一手术疤痕8厘

米长，下腹部触及肿物约2厘米x18厘米。移动性差．

质地中，化验结果血红蛋白为8．28克／升。核磁共振检

·

查结果显示盆腔肿物11．6厘米x13．7厘米x16厘米，子宫、膀胱、直肠受压移位；截石位肛镜检查显示齿线

上3、6、9点处粘膜隆起、充血。临床诊断为：(1)腹部肿

物(肿物性质待查)；(2)混合痔；f3)失血性贫血。既往病

史：20年前曾做剖腹产手术．手术中即发现盆腔有肿

物．但由于当时的手术医师无把握切除该肿物．故未

进行手术治疗。2003年10月17日患者夏某在静脉复

合全身麻醉下行腹部探查并拟行盆腔肿物切除手术．

术中切取肿物组织作快速病理检查，被确定为神经纤

维瘤。在分离肿瘤组织时因肿瘤包膜血管破裂，同时，由于解剖不清致使手术损伤骶前静脉丛．进而引发大

出血，累计总出血量达15 000毫升(相当于正常人体

内总血量的3倍)，并发失血性休克、弥漫性血管内凝

血(dic)等严重症状，患者处于死亡的边缘。后经大量

输血、止血、抗休克等抢救，患者才脱离危险。

2．案情分析：该案中所呈现的现象是临床中此类

手术过程中发生率较高的一种并发症。手术之前术者

已充分认识到了损伤骶前静脉丛引发大出血．进而并

发失血性休克、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可能性．并对此

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详细制定手术计划、并发症发

生时的抢救预案(控制血压性麻醉、充足血源准备、减

少损伤出血的微波手术刀)、人员与相关医疗设备的配备等。虽然，由于手术部位组织解剖的复杂性提高

了手术的难度。使之超出了医疗行为人的认识能力和

控制能力，导致骶前静脉丛损伤出血及一系列的症

状。但随后事态的变化还是能被人力所控制．避免了

损害的扩大和不可逆发展的严重后果。当然．这只能

是医疗行为人尽到最善的注意。行为没任何过错的条

件才能达到的结果。此事态变化中病人因此而受到的损害或损失对医疗行为人不具可归责性。医疗行为人

因自己行为的无过错而得以免责。

(三)案例三

1．案情简介：②某患者，女，44岁。因甲状腺机能

亢进住院。经术前充分准备．在针麻下行双侧甲状腺

次全切除术，手术操作较为困难。但术中病员情况平

稳，术后病员情况良好。返回病房与术者交谈自如．发

音正常，无憋气，血压正常。下午3时55分，护士遵医

嘱给此患者作青霉素皮试。皮内注人青霉素皮试液

后，约1分钟，患者突然尖叫一声。两手抽搐。呼吸停

止。医师随即赶到。立即皮下注射0．1％肾上腺素lm1．

同时，对其进行人工呼吸、心内注射三联针及胸外心

① 李庆生，谭家驹：《医院的法律风险：医疗事故法律责任处理实用指南》【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5 17

② 李显东，何帅领《医疗纠纷法律锵决指南》【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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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按摩等抢救措施，然而，抢救无效，患者死亡。

事后经该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其鉴定结

论是：(1)该病人术前的诊断正确，手术适用正确；(2)病

人致死原因是青霉素皮试过敏所致喉痉挛、窒息及休

克；(3)医院在抢救时所施行的措施无不当，病人的死

亡不属于医疗事故。

2．案情分析：本例为青霉素皮试致过敏性休克而

死亡的情形。青霉素过敏总的发生率为0．7％～10％，其

发生率高居药源性变态反应中的首位。最严重的是过

敏性休克。发生率约0．5～1／万人。它主要由于青霉素本

身及其降解产物青霉烯酸、青霉噻唑酸等引起，可在20分钟．甚至几秒钟内发生．导致受试者死亡。避免

死亡的有效措施是皮试前作充分准备。皮试注药中和

注药后密切观察。出现异常时．立即皮下或肌肉内注

射0．1％肾上腺素0．5～1 ml。并及时作抗过敏性休克的抢救措施。然而。临床上也有极少几率的受青霉素皮

试者在数秒内出现过敏性休克．来不及进行有效的抢

救。受试者就死亡。这是一种现阶段医学上无能为力的病理生理现象。即使医疗行为人尽到最善的注意义

务，及时运用了医学上公认的抢救方法。但仍然无力

回天。受试者依然迅速死亡。这种死亡的后果是目前

人力所无法控制和克服的．属于一种不可克服和不可

避免的病理生理现象。因此．医疗行为人对此种死亡

后果不应负有责任。

通过对上述3个案例的分析。可以归纳出这样两

个结论：(1)共同点。第一、二、三案例中事变的共同点

是行为人基于一般概率性的认识，能够预见事变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具体对象的事变不能全面、清

晰、准确地预见，严格地讲，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该事变是不能预见的；同时。行为人均尽到了最善的注意义务，其行为不具有故意和过失。(2)不同点。第三案例中的事变和第一、二两案例中的事变它们的不

同点是第一、二两案例中事态的变化和发展能够为人

力所控制，从而避免了事变向不可逆转方向变化所带

来的严重不良后果；而在第三案例事件中。事变的发

展与转变不能够为人力所控制。从而不能避免事变向

不可逆转方向变化所带来的严重不良后果或者死亡。

此处所指“人力”，它包括人本身的认知能力、自身机

体的运用控制能力和使用外在客体(器械设备、自然

物体等)的能力。两者的后果是不同的。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6年第13卷(第3期)

因此，基于上述的分析和认识，作者认为，意外事

件和不可抗力是两个相对独立。却又有联系的侵权法

上的免责事由。不可抗力之事由不能够完全包含意外

事件。故作为免责事由的外来原因体系中应具有意外

事件和不可抗力各自的位置与作用。意外事件的定义

应该是，在行为人无过错的行为过程中，由于严格意

义上不能预见的原因，引发了尚能为人力所控制的事

变。且这种事变的扩大或不可逆性转变的严重不良后

果能被行为人尽最善的注意所克服和避免。该定义中的“严格意义上不能预见的”是与那种在概率上的、不

确定性的认识相对立的。譬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暴风。

按现在的科技条件能够较准确地预见暴风的大致发

生的时间，所掠过的地区和强度。但是，却还不能精确

计算出哪些房屋、哪些树木和哪些人畜会遭到灾害。

这就具有不确定性和概率性的预见特征．而严格意义

上的预见就是能够准确认识事物内部变化规律．对事

物的发展变化能够全面、正确地判断。

两者均强调非当事人的过错和事故的偶然性。这

种偶然性就是指事故与当事人的行为无必然联系。前

者更突出了当事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即事故(或者说

损害)是由于当事人不能控制和预见的外在原因直接

导致的。本文对“当事人意志以外”作如下引申阐述。

即是基于意志(英语will；德文wille；法文volunte)的哲学意义，在哲学上的解释。意志是人自觉而有目的地对自己的活动进行调节的心理现象。人类意志的特

点是人能根据预定的计划调节行动，使行动服从于外

界客观规律，服从于道德伦理准则，从而抑制同这些

计划相抵触的诱因，以克服达到目的的各种障碍。①意

志在主观上表现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客观上表现为

按被认识了的客观规律去行为。故意志包括了主观上的预见与客观上的避免和克服障碍的自我控制或对

外在客体实施控制的行为。如果意外事件是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那就是不可预见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了，从而与“不可抗力”的概念是一回事了。所以。本人

认为杨立新教授关于“意外事件”的概念是不完善的。

而且与他对意外事件与不可抗力区别的论述是自相

矛盾的。②同时。王利明教授关于意外事件的定义也没

有明确表达出意外事件的本质特征，达不到与不可抗

力这一概念相区别的要求。

(收稿：2006—05—08)

第四篇：论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的区别

浅析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的区别

【摘要】本文从财务收支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从审计依据及项目立项依据、审计目的和内容、审计对象和范围、审计程序及原则、审计资料取证与核实、审计报告结论的评价六个方面对比分析了两种审计项目的区别。明了二者的区别对提高审计工作效率，抓住审计重点，保证审计质量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财务收支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区别

财务收支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都是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要内容。从审计的范围来讲，财务收支审计是一种专项审计，而经济责任审计则具有全面审计的性质，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审计中正确区分二者之间的不同点，有利于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审计工作质量。

财务收支审计是指单位审计部门依法对本单位所属单位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的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的审计。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企业加强管理，严格遵守国家财经法纪，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加强廉政建设，提高经济效益。经济责任审计是指单位审计部门依法对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承担和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的监督、鉴证和评价活动，其目的在于审查、评价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的经营业绩，划清、确认或解除其应承担的经济责任，为兑现奖惩、考核干部提供依据。结合审计定义和工作实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两者的区别。

1.审计依据及项目的立项依据不同

总体上两类审计依据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规定以及行业部门有关内审规定相同之外，财务收支审计还必须参照当地相关政策法规规定执行；经济责任审计则依照董事会章程和任期责任书、承包经营合同，以及预算、计划、经营目标等。具体审计项目立项时，财务收支审计是列入企业审计部门年初项目计划的，主要依据企业经营发展和掌握财务状况的需要，依法对本单位所属单位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的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的审计。而经济责任审计一般不列入审计部门年初项目计划，而是由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向审计机关提出审计的委托建议，安排审计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对某些领导干部任期内经济责任进行的审计工作。

2、审计的目的、内容不同

财务收支审计的目的是检查企业财务收支真实、合规、合法性。审计目的是促进企业加强管理，严格企业遵守国家财经法纪，并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加强廉政建设，提高经济效益。内容主要包括：会计基础工作审计，内部控制审计和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损益审计。检查主体只是对这个单位，检查其财务收支合规、合法和效益性，而在审计中发现的管理混乱、严重违规违纪、乱挤乱摊费用给单位带来损失，进一步查明法定代表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对此应负的责任的情况，只是财务收支审计的从属内容，不是财务收支审计的目的。经济责任审计主要是对被审计单位经营活动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效益性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价。经济责任审计内容主要包括：经营目标的实现情况；预算执行情况；遵守国家财经法纪及行业部门、公司、企业规定的情况；资产、负债、损益真实性及出资者保值、-2-

增值情况；重大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财务、资产管理及内部控制状况；被审计单位经济实力变化情况；经营活动中有无失职、渎职行为，有无重大经济损失及浪费问题等。经济责任审计中除检查财务收支和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规、合法性外，还要对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承担和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的监督、鉴证和评价活动，其目的在于审查、评价任职期间的经营业绩，划清、确认或解除其应承担的经济责任，为兑现奖惩、考核干部提供依据。对审查中存在问题较小的一般实行打招呼、敲警钟、提警告；对问题严重的法定代表人还应当依法追究并提交有关部门、机关进行处理。

3、审计对象和范围不同

财务收支审计的对象主要是对企业的收入、成本费用支出以及与收入、支出密切相关的资产、负债会计科目及相关资料，审计范围主要是行业部门、公司、企事业单位财务收支状况，目的是证实财务资料的真实、合规、合法性。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则是任期内的全部经济管理及资金活动，审计范围涉及行业部门、公司、企事业单位及事业所属单位承包经营目标责任制及其成果实施审查评价，涉及面较广，既有财务领域，又涉及众多经济活动（如对外投资等）。

4、审计程序、原则不同

财务收支审计在准备、实施、报告阶段不太复杂，按照工作计划和审计规范要求的一般审计程序进行即可。经济责任审计除应遵循一般审计程序外还应该遵循以下规定：审计组应组织有被审计单位领导、各部门负责人、基层单位负责人以及职工代表参加的法定代表人述职报告会议；审计

组根据需要，采取个别交谈、召开不同层次的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审计结束，审计组可将审计情况在适当范围内进行通报。具体在经济责任审计中，如准备阶段不论法定代表人自行离职还是组织调动都要在组织人事部门下达调令前进行，必须坚持“先审计、后离任”的原则，审计部门在接到委托审计通知后，要合理确定审计实施方案和日程时限安排，并将需要审计的内容、范围、要求告知有关被审计人员和有关部门，要其作好相应准备，除要求领导人所在部门、单位提供相关审计资料外。还需被审计单位领导人按时提交任期内述职报告材料，对重要的经济事项要进行分析研究；在实施处理阶段，要对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财务收支及有关经营责任目标资料进行认真核实，对发现问题要取得充分的审计证据，对述职报告中谈及的问题，审计人员有权要求其作出明确答复，对审计中发现的重要问题、要进行延伸审计。另外对单位领导人应负的责任要划清直接与间接责任归属。如：要区分前任与继任领导人责任，明确领导人自身决策同主管领导部门行政干预和执行人员所负责任，对遗留问题要区分形成和解决责任；区分行政责任和经济责任等。报告阶段要及时将审计结果报告上级部门，还要按常规下达审计意见、决定，对审计中发现的违法、违纪、违规等重大经济问题及时向领导和有关部门汇报，并提请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5、审计资料取证与核实的不同

财务收支审计的有关资料，可直接从会计凭证、账表资料中取得，并通过计算核实。而经济责任审计中，审查资料可以从财务收支审计中取得，并要求被审计单位法定代表人提供任期内述职书面材料。有的还需要通过-4-

外部取得，如对项目投资决策审计时，就需要从有关合同，有关企业账表以及有关部门经济计划统计等资料中取证。

6、审计报告结论的评价不同

财务收支审计报告是由审计部门审定后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收支的发生做出真实、合法、效益情况评价，对人一般不作评价。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除财务收支方面要作出是否真实、合法、效益结果外，还要对所在的单位各项经济指标进行对比，作为全面结论客观公正反映与评价法定代表人任期内经济责任。其评价侧重点在于对领导干部本人，而非对事。即重点是对法定代表人任期内各项经济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核实，对应承担的经济责任进行审计，对投资项目经济责任进行界定，对评价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的经营业绩作出客观陈述，并需要说明经营基本情况的性质、内容对财务状况影响，对潜在的损失、潜在的负债还应说明离任人应承担的直接或间接责任，届满、离任审计报告经审计部门审定并签章后报委托审计部门，同时向被审计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出具审计意见书并由审计部门按规定下达审计决定。

总之，财务收支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既相互联系也有区别。财务收支审计可以为经济责任审计提供最基本内容，经济责任审计则包含着财务收支审计内容。在一定意义上讲，无论经济责任审计还是财务收支审计，对廉洁从政、规范财务收支行为，促进和提高企业管理都起着重要作用，工作中审计人员需要掌握经济责任审计与财务收支审计各自特点，切实履行审计监督职能，有效地促进内部审计工作规范开展。

第五篇：论道德与法制的联系与区别

论道德与法制的联系与区别

摘要：“没有道德的法制就是吃人的法制。”这句话的意思是“道德是构建公平正义法制的基础；高尚的道德由正确的立法制度所体现。”道德与法制作为维系社会的两大支柱，其功能和作用相辅相成，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道德，法制，社会意识形态，道德感性，法制理性

一、道德与法制的内涵以及由此引申的个人认识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具有认识、调节、教育、评价以及平衡五个功能。道德由一定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并未一定的社会基础服务。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然而，不同时代与不同阶级，其道德观念都会有所变化。人类的道德观念是受到后天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舆论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从目前所承认的人性来说，道德即对事物负责，不伤害他人的一种准则。

“法制”一词，我国古已有之。然而，直到现代，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还是各有不同。其一，广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其二，狭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其三，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和过程。

由此，道德以感性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而法制则是当之无愧的理性化。但是，如果将道德感性或法制理性孤立而论，就会使研究者进入“文化复古”或“专制暴政”。

这里所说的“文化复古”，并非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那样，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而是一种文化的倒退。何以这样认为呢？古语有云，“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我们的封建社会倡导的是“天变道不变”，所以我们民族长久积累的周孔道德文化是极其腐朽的。周孔他们在谈道德时，都是先给道德披上一件美丽的外衣，而后忽悠。其实我们构建的道德并不都是白天鹅，还有太多的丑小鸭。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道德有太多虚伪。

至于专制暴政，其危害就更明显了，若非如此，商鞅何必遭车裂，秦又何至二世而亡？值得庆幸的是，留下了有如“苛政猛于虎”的文言佳句，足以让后人深思。

当然，中国古代的法制特征中，包括“德主刑辅、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礼法结合，司法行政合一”在内，无论主观或客观上，都坚持了感性与理性的相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存续了千百年，甚至至今也未完全瓦解，由此可见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巨大。这和前面所提的道德虚伪或专制暴政是不相违背的。

二、关于西方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道德和法律

“在法律以前，只有狮子的力气，饥饿的、寒冷的生物的需要，总之，只有需要才是自然的„„不，受人敬重的那些人，他们只是在一些犯罪时有幸没有被当场抓获的坏蛋。”亨利·司汤达笔下的主人公于连在因杀害情人德·雷纳尔夫人入狱后，痛苦的思辨着，发出“根本没有什么自然权利，这个词儿仅仅只是胡说八道”的感慨。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这些感慨，绝不是为了要逃脱对德·雷纳尔夫人的犯罪惩罚。而仅仅是对当时法国波旁王朝复辟的强烈指责。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代表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作品内容紧扣小说的标题：“罪与罚”。

关于“罪”，作家以相当大的篇幅写“罪”的动机和“罪”的准备。小说一开始就让主人公拉斯科尼科夫心中悬起“那件事情”的念头。这个念头时隐时现，对罪的胆怯，使他时而打消念头，但是，自己的贫困生活和触目皆是的社会不公，被逼的犯罪和冠冕堂皇的犯罪又不断推动这个动机，鼓励着拉斯科尼科夫。从拉斯尼科夫的动机发展来看，杀掉放高利贷者，不是罪，反而是向不公的社会讨还公道的行为，是社会优秀的人、“超人”大胆跨越社会“虱子”的英雄行为。关于“罚”，拉斯尼科夫本可以逍遥法外，但是，无论心灵，还是肉体，他从未间断过“罪”的折磨。杀人的事实，永远抹不掉。杀人是不是罪？这是一个问题。他从未间断思考这个问题，侦讯结束，也没有停止。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证明杀人是一种对抗不公平社会的合理行动，要么承认罪恶，接受惩罚。这种思考的折磨比侦查员的盘问要沉重得多。与侦查员周旋，甚至有一种“智斗”的愉快，而与心灵问题争论却让他精神崩溃。这时，对于拉斯尼科夫来说，罚已经开始。作家写他在法律上的成功和在心灵上的折磨，意在指明，罪与罚，不在外部，而在内部。

再有，托尔斯泰的《复活》也体现了他的道德自我完善思想、基督教博爱思想、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

这些具有浓厚西方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文学著作，深刻揭露了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矛盾和联系。也体现了道德总体而言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因为道德来源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文自觉，但它在实践中又具有不能回避的尴尬境遇，因为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而就人文而言，我们不能强制要求人们都以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并且在各种地区和宗教中的道德要求又是不一样的，就导致了交流的不便捷。所以说，道德是法律最基本法理的来源，但不能代替法律而存在。

三、“罪感”与“耻感”

自律以道德为基础，就是道德与良心，在没有外界强力约束，没有外力惩罚的情况下，自己对自己的自觉约束；他律以法律与制度，在有外界强力约束，有外力惩罚的情况下，自己对自己的强制约束。

1946年，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出“耻罪二分”说，将西方文化看作自律的“罪感”文化，将日本文化看作他律的“耻感”文化。这种看法将“耻感”与“罪感”、他律与自律相对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同。基于“耻罪二分”说，很多学者将整个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都看作特别注重他人反映的、他律的文化。其实，在中国文化中，“耻”是与道德自律相联系的，也是道德自律的一种表现。以此为视角分析“罪耻二分”说认识的误区，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西方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异同关系。

文化是长期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每个民族只能选择一些特定的行为方式，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等级制度、耻感文化、追求完美、重情重义是日本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的文化现状。

日本的“耻”文化和社会荣辱观拥有共同的文化根源，即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国和日本的思想家以及学者都强调知“耻”是道德的重要组成因素。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耻”文化促使日本人齐心奋进，共同面对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危机，但是其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日本发展成为造成自杀率较高等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而社会主义荣辱观发扬了优秀文化传统，在先进文化指引下，在爱国主义的提倡下，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

而“罪感”,是人们强烈的一种内心负疚感，是自我与外界冲突的矛盾结合，他促使人们进行自我反省，以达到自我认识与外界认识的提高，是人类道德的底线，也是出发点。

也就是说，自律与他律，罪感与耻感是相辅相成的，是道德和法律相互碰撞的结果。

四、道德与法律之于正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基础，由这种正义衍生出法律，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中产生的一种美德。正义和不正义含有两种意思：一是指能否服从纪律；二是指一个人所取得的东西是否他应当得到的。正义又可分为“普遍的正义”和“个别的正义”两种。其中“个别的正义”又分为“分配的正义”和“平均的正义”两种。“分配的正义”就是求得例的平等，这种正义是从人的不平等性出发的而这种不平等性是自然造成的，是固定不变的。至于“平均的正义”就是指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这种正义是以人的等价性为依据，是互相利益等同。

而在柏拉图看来，一个人品性中，都具有“较善”和“较恶”两部分。如果较善的那部分占优势，就控制住“较恶”的那部分，他就成为自己的主人；如果他接受不良的教育，或者受坏人的薰染，他便成为“自己的奴隶”。当恶性膨胀时，就只好服从外在的权威，这个外在权威就是法律。

对于柏拉图来说，法律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准则，它是公道与正义的标志。但是，法律的正义与道德正义不完全相同。法律正义是“诉讼正义”，是指通过法律机器的正常运转而获得的后果或判决。因此，法律正义是为道德正义服务的。

“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这些古老的法学格言和法的定义表明法是或应当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律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实现正义。

从正义的不同面向来看，现代法律对四个方面的正义有促进作用：

1、法促进和保障分配正义。由于合作可以使所有的人比他们孤立活动生活得更好，人类社会既存在利益的一致。另外，由于大部分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本能性，使人们之间存在各种利益的冲突。因此，每个社会都需要有一套原则指导社会适当地分配利益和负担，这套原则就是正义原则。

2、法促进和保障社会保障正义。这里的社会正义是一种特殊地正义：社会体制地正义，或社会基本结构地正义。所谓社会体制或基本结构，是指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社会基本结构和正义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各种资源、利益以及负担之分配上的正义，二是社会冲突之解决上的正义。前者可谓“实体正义”，后者可谓“形式正义”或“诉讼正义”。

3、法促进和保障诉讼正义。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关系不可能受到所有人的尊重，由此引起的法律纠纷也就在所难免。这些冲突和纠纷不仅应当和平地，即不使用武力得到解决，而且应当公正的得到解决。法一方面可以和平的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公正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

4、法促进和保障国际正义。（1）促进国家之间平等相处，废除不人道的殖民主义。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2）为不同国际社会主体间的交往提供了正当程序。（3）促进和平解决国际纠纷。（4）对国际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弱化因发展的不均衡所产生的不正义提供了规范保障。（5）制止国际犯罪行为。

由此可见，法律对正义有重要而促进作用，是实现社会正义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至于道德对正义的作用，则体现在法在保障正义的各个环节中。也就是说，法是有人制定并实施的，在制定法的过程中，立法者和司法者应站在道德和社会现实的角度上观察问题，使法律真正落到实处，除恶惩奸，实现符合时代特点的道德上的法律的正义。

五、结语

在法律科学技术性领域发展提供的各种可能性面前，人们不得不驻足思考科学上的可能与道德上的应当、法律上的正当，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道德如何通过价值这一纽带或中介，合法地、逻辑地进入法律领域？这又引发人们对体现社会的某种善恶观念，并以一定历史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应当和理性为取向，进行善与恶或正当与不正当的价值评判的法的价值性领域的审视。法的价值性领域告诉我们，法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并需要体现道德上的公正。作为人类两种最主要的社会调整方式和手段，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确乎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伦理学与法哲学的内涵，几乎涉及正义、伦理道德、人性和人类社会关系全部问题的本质。在法的技术性领域，必须由法保证底线的伦理。而法要彰显自身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又离不开人类伦理理性的支撑。伦理是基础，法律是保障；有伦理而无法律，则伦理有时会失其作用；有法律而无伦理，则法律有时亦会苍白无力。因此，在法的技术性领域，两者应该相辅为用，不可偏废。这就需要研究者在深刻揭示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道德哲学、法哲学和法律伦理学基础的同时，关注本民族时代的法律精神和伦理精神、法律文化和伦理文化的传统，努力做出具有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学理阐释和实践创新。参考文献：

《中国法制史》（第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张晋藩主编 《宪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周叶中主编

《法理学》（第三版）第333~34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张文显主编

《法律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李正浩编

（《外国文学作品选---专科阶段》2008年4月第三次印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64页《红与黑》第180页《附录：下卷第四十四章》第181页（《外国文学作品选---专科阶段》2008年4月第三次印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50页《罪与罚》第277~288页

（《外国文学作品选---专科阶段》2008年4月第三次印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67页《复活》第400~401页

百度《评论凤凰·道德与法制》民间思维着的人 新浪读书》综合》李琳》人策（章选）》道德与法制

《从道德自律中看中西方文化“罪耻二分”之误》姜红;俞宁学术界核心期刊 《日本的“耻”文化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共同文化根源》刘建戈《新西部（下半月）》2007年01期

《从<菊与刀>看日本民族文化》王玉莲《安徽文学（下半月）》2007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