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

第一篇：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

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刘家坪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同志的正确指挥下，沿着中央红军长征的道路，进行的一次胜利的长途远征。它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自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结束，纵横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宁夏、陕西八个省，历时三百六十日，行程两万五千里。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胜利，体现了率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贺龙同志，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坚贞不渝，坚持与错误路线进行不懈斗争，又顾全大局，维护党内团结。同时还表现出贺龙同志具有无产阶级军事家的超人胆略，不仅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战争的能力，以及红二方面军官兵一致、英勇善战、艰苦奋斗的精神。

策应作战

在红二方面军长征前的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任弼时同志领导的红六军团和由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在川黔地区会合后，组成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为了箝制湖南的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向湘鄂边区的敌人展开了强大攻势。从十一月初到十二月份，接连攻占了永顺、大庸、桑植三县。一九三五年初，红二、六军团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组成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军委分会，贺龙同志任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任委员，彻底纠正了夏曦在湘鄂西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得到了很大发展。

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使湖南军阀何键惶恐不安，即电蒋介石告急。蒋介石集中二十万军队，组成东、西、南、北四路纵队，采用经济封锁，筑堡推进的政策，向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大举“围剿”。这时，遵义会议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为粉碎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及时地发来了一份十分重要的电报，指示二、六军团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在斗争确实不利时，主力可以突破敌人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贺龙同志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统率二、六军团，从一九三五年初到八月间的半年期间，连续作战三十多次，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板栗园以及忠堡等战斗、战役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打乱了敌军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这一时期的战斗打得有声有色，充分体现了贺龙同志善于领会和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红二、六军团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虽然打了许多胜仗，却仍不能完全粉碎敌人的重兵“围剿”。为了调动敌人，补充兵员物资，贺龙同志向军委分会提出：应抓住敌人原“围剿”已被粉碎，新“围剿”尚未到来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向敌侧后出击。八月二十八日先后占领了湘西重镇津市、澧州和石门、临澧，并在澧州以北消灭了敌樊松甫纵队一部，随即在津、澧扩兵、筹款，使兵员、物资得到了补充。当敌东路纵队李觉等部慌忙东调时，我已向桑植地区撤退。

一九三五年十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又开始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动用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从四面筑堡推进，企图逼我红二、六军团在龙山、桑植、永顺的狭小地区内，进行有利于他的战役决战。这时又接到中央两次来电，要二、六军团仍然留在原有苏区附近。贺龙同志和军委分会其他同志根据中央二月的电报指示及当前的敌我态势，对战略方针进行了多次研究，认为眼前十多倍于我的敌人不断逼近，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给养也很困难，固守根据地已不可能。在敌人包围线外原有苏区的地理条件也不利于我军主力活动。于是确定了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方向转移的战略方针。并决定在突破敌人封锁线后，先在湘中之雪峰山东、西两侧作战役展开，尔后的行动视情况而定。军委分会最后确定根据中央二月电示的精神，向南突围，相机创造新的根据地。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实际上从此开始了。

突

围

贺龙同志选择的突围时间和突围地点，是一个具有卓越的军事思想和远见的战役行动。突围时间过早了，我军得不到时间进行必要的休整和思想动员与物质准备；过迟了，敌人可能调整部署，使我丧失主动。突围地点如向西南突围，没有江河阻隔，又是以前的游击区，行军作战条件较好。但这个地区都是贫瘠的山区，补充人力物力较困难。同时敌人预料我会从西南突围，在这一带防范甚严。向东南突围，地方富庶，补充人力物力较为容易。但敌人李觉、樊松甫两个纵队依据澧水、沅江，虎视眈眈，正等待着我们。权衡利弊，贺总还是决定向东南突围。贺总把突围时间选在我进攻津、澧后，敌被我打乱的部署尚未重新调整，而我又在桑植附近作好了突围准备的时候。由于许多战士是当地群众的子弟，部队要走，老百姓依依难舍，我们又向群众做了许多工作。同时根据贺总的指示将地方独立团编为五师、十六师，使主力部队增加到一万七千多人，并派出十八师担任掩护主力行动的任务，向西佯动，到敌人力量薄弱的龙山地区积极活动，使敌人看不出我要离开根据地和向东南突围的意图。

十一月十九日主力出发，先以一部突破了大庸城东南的碉堡线，打垮了援敌一个营，摆出一副要打大庸的架式，而主力却从大庸东边强渡澧水。等敌人发现我军并非进攻大庸，即派飞机轰炸、扫射，派部队堵截，妄图阻挡我前进时，我主力已全部渡过澧水。我军又以神速行动占领洞庭溪，跨过了沅江。至此，敌人据为天险的澧、沅二水，都被英雄的二、六军团视若等闲地一跃而过了。

我们立即按预定计划实行战役展开。六军团迅速渡过资水、占领了雪峰山以东的新化、蓝田和锡矿山。二军团占领了雪峰山以西的辰溪、溆浦和浦市，控制了湘中广大地区。这时，贺总命令部队在这些地区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参加红军，七天中，六军团就扩兵一千多名，二军团也成立了新兵团。我军进入湘中，对长沙威胁甚大，弄得敌人心惊胆颤，慌忙将“围剿”改为“追剿”。湘中的土豪、富户也惶惶不可终日，埋怨对苏区进攻推得太远，以致后方空虚。事实证明，贺总选择的突围时机和突围地点是完全正确的。贺总灵活地运用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按照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总结的五次反“围剿”的经验，声东击西，使敌人疲于奔命，狼狈不堪。湘中工农群众在我党我军的宣传下，纷纷参加革命活动，我军人力物力都得到了补充，部队士气大为高涨。我原想以溆浦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但部队稍事休整，跟在我屁股后面之敌李觉、陶广、郭汝栋等追击部队就赶到了。我即向南转移，并在武冈地区的瓦屋塘和晃县地区的便水两次作战，消灭敌追击部队千余人，并击退了敌堵击部队，进入贵州，占领了石阡。这时，担任掩护任务的我十八师，经过两个月辗转行军，也按预定计划到达这里与主力会合了。部队又经余庆、瓮安、修文，渡鸭池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占黔西、大定、毕节三县，消灭了堵截的敌人。

黔、大、毕三县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高山险峻，道路崎岖。加上“天高皇帝远”，国民党统治也比较薄弱。一九三五年初，中央红军经过这里，曾播下革命的种子。因此部队一到这里，就较顺利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县城四处，贴满了标语。打土豪，分财物，穷人抬起了头。宣传队、扩红队、工作队积极活动，建立群众武装，组织群众团体，闹得十分红火。老百姓兴奋地说：真是闹红了一角天呀!许多同志都想在这里落脚生根，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只有半个多月时间，以顾祝同为总指挥的十几万敌军，妄图协同云南、广西军阀，围歼我军于乌蒙山、金沙江之间。我们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黔、大、毕，继续前进。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几次想建立根据地的想法都未能实现，贺总幽默地说：“我们的根据地还是在我们这双脚板上!”

我军退出黔、大、毕后，在威宁、水城、宣威之间，用“盘旋打圈子”的战术，扔掉了尾追的敌人，进占了盘县。从盘县出发的前一天，我去向贺总请示第二天的行军路线，贺总指示我们向兴义走，相机建立新根据地。我即派便衣侦察队连夜出发了。第二天天没亮，李达参谋长叫起我说：“行动方向改变了。中央指示我们沿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渡金沙江，去甘孜会合四方面军。”

在我进占盘县后，敌人便一窝蜂似的向东扑来。而我军却掉头向西，进入云南，经宣威、沾益、马龙、寻甸到了普渡河。在普渡河，遭到云南军阀龙云率全部滇军的堵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时，贺总又指挥部队连夜行军，直逼昆明。敌人吓得惊慌失措，生怕我军进攻昆明，端了他们的老窝，慌忙把滇军主力调回昆明。而我军采用“虚晃一枪，回马便走”的战术，转而向西攻占富民，把滇军主力扔在屁股后面了。我军又继续向西挺进，敌人害怕我军进攻下关、大理，又连忙调兵去防守。蒋介石也把他的中央大军调来增援，并亲自坐上飞机在空中督战。龙云也派飞机侦察、轰炸，妄想在金沙江、澜沧江之间把红二、六军团一口吞掉。贺总用“调虎离山”、“避实就虚”的战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团团乱转，使敌十几万大军疲于奔命，而我军在滇中却如入无人之境。

为了避免敌机轰炸，我分兵两路，夜间行军，白天休息。不管距离多远，一天攻取一座县城，打得敌人闻风丧胆，草木皆兵。有的县太爷听说红军快到了，早早就卷起细软财物跑了。我二军团经禄丰、楚雄、祥云到宾川；六军团经禄劝、牟定、姚安到宾川，之后折而向北，经鹤庆、丽江，四月二十五日，从石鼓、巨甸走铁索桥，乘小船，划木排过了金沙江。等我全军过江后，敌人的大军才追到对岸。红军战士隔着金沙江喊：“白军士兵弟兄们，你们辛苦啰!谢谢你们送了我们这么远。快拣上我们的破草鞋交给你们长官拿去报功吧!”敌人在对岸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无可奈何。

过雪山草地

过金沙江后第五天，到达了雪山脚下的中甸。这里聚居着藏、汉同胞。金碧辉煌的喇嘛寺，十分雄伟。一到中甸，贺总、任政委就召集干部会。贺总说，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我们一定要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尊重他们的风俗。他命令部队，没有房子住也绝不允许住喇嘛寺。起先，藏族同胞受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影响，对红军的到来疑虑重重。由于我们派出干部宣传我党民族团结的政策，藏族同胞又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纷纷把粮食卖给红军。后来连归化寺中的喇嘛也和红军搞好了关系。贺总还非常高兴地给中甸归化寺写下了“兴盛番族”的题词。

我们在山下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师以上的侦察部门都请了通晓藏汉语的“通司”(即翻译)，请藏民给部队讲了过雪山要注意的事情。藏民还卖给部队一批能在雪山上给人引路的牦牛(藏民称为神牛)。为了御寒，部队还准备了辣椒水。贺总亲自给部队做了过雪山的动员报告，他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面前的敌人是雪山。我们要发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精神，象同敌人作斗争一样，向大自然斗争，翻过雪山去!”

雪山下，高大的树木成林；到了山腰，就只有低矮的灌木了；到山上，连一点动植物都没有，到处是终年的积雪。由于日晒，表面的雪化了后又冻成一层冰壳，而下面往往是很深的大雪坑，人一掉下去就再也爬不出来。雪的反光，又把人映得头昏目眩。走累了还不能坐，一坐下来就别想再起来了。国民党的西康省主席李抱冰为了堵击我军，从打箭炉派了一个营翻过雪山，结果死了一半人才到了巴安。今天，要翻雪山的是英雄的工农红军。有的同志走累了，别的同志架着他走；有的同志眼睛被雪光映花了，别的同志拉着走；红旗引着路，鼓动的口号此呼彼应。这样，同志们团结一致，互相帮助，胜利地翻过了雪山。

根据中央电示，从中甸出发，红二、六军团分两路，二军团走左路经过德荣、巴安(即今巴塘)、白玉到甘孜；六军团走右路，经稻城、理塘、新龙到甘孜。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合。阶级兄弟、革命战友，经过艰苦奋战后会合在一起，显得格外亲切。这时，接中央电令，二、六军团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委。在甘孜，我们见到了敬爱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才知道张国焘私立伪中央，妄图分裂红军的阴谋；也才知道在桑植收到的要二、六军团仍然留在原有苏区附近的所谓中央来电，和在盘县收到的要我们沿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渡金沙江去甘孜会合四方面军的所谓中央指示，在中甸收到的要二、六军团分两路去甘孜的所谓中央指示，都是张国焘发来的。张国焘利用职权，把持红军总部，长期隔绝党中央和二、六军团的联系，企图把二、六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在甘孜，朱德同志见到贺总时，非常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在甘孜，六军团和二军团都先后收到了不少张国焘派人送去的《西北讲座》、《干部必读》等反党小册子，指名攻击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贺总问王震同志你是怎么处理这些小册子的，王震同志说：“这些混账东西，我统统烧掉了。”贺总赞许地说：“好!烧得好!”

张国焘为了达到分裂红军的目的，提出要开干部会，贺总坚决反对，他说：“在这里开会谁主持？提出问题谁做结论？这里开会连房子都没有，不开了吧!现在七月了，还是早点出发过草地，出了草地再开会吧!否则气候条件失去了就走不出草地了。”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坚决反对他的阴谋。特别是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逐渐认识到南下是一条绝路，纷纷要求继续北上抗日。张国焘才不得不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

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红二、四方面军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领导下，以四方面军为一梯队，二方面军为二梯队，北上过草地。这时部队的物质条件就更差了，体力也更弱了。草地上能吃的野菜只有灰苋菜。这里本来没有灰苋菜，是藏民放牦牛时，牦牛在别处吃了灰苋菜，菜子没有消化，拉出来后生长的，所以数量也很少。有时走前卫的部队吃野菜，走后卫的部队就只能挖野菜根吃。部队带的干粮很少，没病的同志都让给有病的同志吃。最后把皮腰带都煮着吃了。一次，四方面军的同志送来一些羊肉，供给部门就按人数分给每人一份。贺总说：“我那一份不要了，给别人吧。我自己的伙食自己办。”说完自己拿了根竿子钓鱼去了。可他钓来几尾小鱼，还要把周围的同志都叫来尝尝。过草地时，贺总和师以上干部一样，都很少骑马，而他们的马常常让伤病员骑。我们红军就是靠了这种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才战胜了雪山草地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过雪山草地经过的地方，都是藏族聚居的地方。有时还能买到一些糌粑、酥油，部队南方人多，很多人吃不惯，贺总却带头吃，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一次干部会上，贺总风趣地说：“你们这些土包子什么也不懂，糌粑、酥油都是好东西，很有营养。你们看藏民吃糌粑、酥油身体多健壮。到了这里就要适应这里的风俗嘛!”以后，很多同志都渐渐吃起糌粑、酥油来了，可惜很难买到。

红二、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张国焘仍然贼心不死，继续闹分裂，而且时时想着逃跑。贺总看穿了张国焘的诡计，命令二方面军分成两路前进，周密部署，防范张国焘逃跑。同时告诫二方面军的干部：“我们要的是和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北上，大家要时时刻刻把党中央、毛主席交代我们的‘团结’二字放在心上!”还叮嘱我们的后卫部队：“收容掉队的同志，有吃的先让四方面军的同志吃，有牲口先让四方面军的同志骑，不能丢下四方面军的一个同志。”

胜利会师

部队走出草地，经过包座、巴西到达甘肃的哈达铺。稍事休整后，攻占成县、徽县、两当，转而向北到达静宁、会宁。这时毛主席、党中央派聂荣臻、左权同志率领部队前来接应。一九三六年十月，英雄的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了。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了敌胡宗南一个师，胜利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当二方面军到达陕甘边境时，党中央、毛主席又派邓小平同志等前来慰问，并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时，贺总兴奋地说：“这下好了!真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跟前了!跟着毛主席，革命一定会胜利!”

《忠诚的战士 光辉的一生》

第二篇：阆中----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

阆中----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

离开巴中市区，我们去往阆中市。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进入阆中境内，随后，解放了阆中的大片土地，先后建立了阆南县苏维埃、阆中县苏维埃、忠发市（阆中城）苏维埃等县级红色政权，建立了连接苍溪、阆中、南部3县嘉陵江和东河以东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罗世文、廖承志、许世友等领导人在阆中战斗过。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强渡嘉陵江，阆中是红军强渡嘉陵江出发地之一，即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据不完全统计，阆中共有2.2万余人参加红军，其中女红军有名可查的有510多人。为革命献身的阆中烈士约1万余人，有名可查的烈士8000余人。阆中，位于嘉陵江中游，至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与云南的丽江古城、山西的平遥古城、安徽的徽州古城并称为中国四大古城，于1986年被国务院评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后为第三十军一部）进入阆中境内，8月，红九军也进入阆中境内；1934年1月，红军撤出阆中，9月，红九、三十、三十一军再入阆中；1935年1月，为进行广、昭战役，红军主力移师出阆中，2月，红三十军主力返回阆中，3月，红九军解放阆中县城，随后红四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强渡嘉陵江，4月，阆中境内红军西进全部撤离。

在阆中，先后建立了阆南县苏维埃、阆中县苏维埃、忠发市（阆中城）苏维埃等县级红色政权，建立了连接苍溪、阆中、南部3县嘉陵江和东河以东地区的革命根据地。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强渡嘉陵江，阆中是红军强渡嘉陵江出发地之一。据不完全统计，阆中共有2.2万余人参加红军，其中女红军有名可查的有510多人。为革命献身的阆中烈士约1万余人，有名可查的烈士8000余人。

阆中古城是中国至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核心面积达2平方公里，共有百余条古街巷，百余座古院落，二十多个景点。古城建筑风格至今保持着唐宋格局，明清风貌。古城里，就有众多红四方面军的遗址遗迹，我们必去。阆中市区里的阆中红军纪念园也应该看看。阆中境内还有中共阆南县委旧址、阆南县苏维埃旧址、、保宁镇红军石刻标语群、阆中红军纪念馆等红军遗迹。

阆中古城三面被江水环绕，呈“U”字形。在百度上有许多古城风景照片。

阆中市寻访

阆中古城红军旧址群——阆中作为红军进入南充的“门户”，红四方面军及所属部队的许多重要军政机关均设于阆中，尤以古城最多。今天，阆中古城已作为旅游胜地，但大多数当年红四方面军与苏维埃政府驻地旧址保存了下来。阆中古城红军旧址群包括：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旧址，徐向前住地旧址，红四方面军宣传部旧址，红三十三军军部旧址，红九军军部（许世友住地）旧址，红军强渡嘉陵江阆中古城华光楼至南津关渡口旧址，阆中县苏维埃旧址，阆中县苏维埃军区指挥部旧址，阆中县苏维埃革命法庭旧址，廖承志旧居，阆中县苏维埃工农银行旧址，中共地下党阆中中心县委旧址，中共阆中地下党白塔山会议旧址等十余处。

我们从状元坊进入阆中古城，人流熙熙攘攘。阆中在唐代出了尹枢、尹极两位状元，宋代出了陈尧叟、陈尧咨两位状元，是四川出状元最多的地方。

由于古城中道路交叉、建筑密布，不熟悉这里的人寻找红军旧址真不太容易，有当地热情的年轻人义务带路，我们信步边走边寻。

先看看今日阆中古城里的街景。几十条四四方方、纵横交错的街道，平整的青石板路，比肩林立的店铺，今天的、昨日的、千古流传的琳琅满目的商品，招牌、旗幡、广告，接踵而至，……。据说每天还有古装“张飞”乘坐马车带队巡街。我们无心观赏历史文化印记厚重的古城，一心寻觅当年的红军旧址。最先看到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军部旧址”石碑。军部旧址石碑的后面是天主堂。天主堂位于学道街50号，正对着状元街，原为状元尹枢、尹极的府邸，故称为“状元府”，状元街也由此得名。光绪十四年中法之战后，阆中人激于义愤捣毁了教堂，在教会胁迫下，地方政府将状元府赔偿给教会，自此改建为天主堂。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军部当年驻此。有资料说，修复后的天主堂也是阆中县苏维埃革命法庭旧址。

南街33号侯家大院门前左、右立着两块石碑，分别是“阆中县苏维埃军区指挥部旧址”和“中共川陕省阆中县委、川陕省阆中县苏维埃旧址”。侯家大院西院原为清朝候补知县贺灵州的居所。川陕省阆中县苏维埃没收委员会旧址，重修过。

南街上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旧址，原为秦家大院。1935年3月底，为强渡嘉陵江，红九军攻占了阆中县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迁入秦家大院，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进入阆中城后，就住在秦家大院的后院。

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旧址的石碑有两块，一块是原阆中县立的，一块是四川省立的。

现在门口匾额上还是“秦家大院”，进院子要收费，而且已经成为对外营业的客栈了，在网上还能预定。门口的宣传栏上是“红色文化根据地”。

在古城里的最高建筑是华光楼（又名南楼，镇江楼），该楼为过街楼，楼身建于5米高的石砌台基上，通高36米，三重檐歇山式屋顶，具有唐风清韵，被誉为“阆苑第一楼”，是古城里的标志性建筑。

四川新闻网上介绍华光楼门楣上镌刻着标语“苏维埃政府是工农士兵自己的政府，只有打倒国民党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我们仔细地看来看去，字迹并非完整，但能够保存至今，已属不易。

1935年3月31日，红军解放阆中县城后，成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共忠发市委、忠发市苏维埃。“忠发市”是为了纪念向忠发而命名的。向忠发，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但他于1931年6月22日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带领国民党特务搜捕周恩来等中共其他领导人，可不几日即被国民党当局枪毙。周恩来愤恨他的气节“还不如一个妓女”！那为什么还要用叛徒的名字来命名新成立的市呢？我们只能推测红四方面军当时不知道向忠发已经成为了叛徒，以为他是被国民党枪毙的烈士吧？今旧址在净圣庵街上，已是几家合住的民居了。

尽管有当地热情的年轻人义务带路，可他们也只有大概的印象，所以我们没有看到所有红军旧址遗址。此外，还有红九军军部旧址（许世友住地），川陕省阆中县苏维埃保卫局旧址，红四方面军宣传部旧址，廖承志旧居，阆中县苏维埃工农银行旧址，中共地下党阆中中心县委旧址；中共阆中地下党白塔山会议旧址等等。

我们走到阆中古城旁的嘉陵江边。这么宽阔的江面，红军当年怎么渡过去的？四方面军当年强渡的地点在何处？《南充晚报》曾经报道，当地将修建红军强渡嘉陵江纪念碑。我们问了几位当地人，他们说，没有见过江边有纪念碑，有人知道“八一”电影制片厂2003年拍摄电视剧《强渡嘉陵江》时，阆中古城是取景地之一。

当年，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强渡嘉陵江，阆中这一段是左路渡江处。

后来，我们才知道，红军在阆中嘉陵江段渡江至少有三、四处地点——红九军二十七师一部修复了被阆中城逃敌砍断的华光楼到南津关的浮桥（有资料说是藤条浮桥），大部队由此浮桥过江，沿锦屏、田公、富乐一线追击敌军；而红九军二十七师一部于阆中城南10千米处的茄子渡（今属石龙镇）渡口渡江，从金龟坝渡口上岸，直逼双龙场，随即红三十三军一部亦从此渡口渡江；红九军二十七师另一部则于阆中城东南6千米处的河溪关渡口渡江，从七里坝河口村渡口上岸，进军双龙场，随即红三十三军一部也从此渡口渡江；红九军二十五师在阆中古城上游的简溪口渡江。除了利用浮桥渡江，红军渡江的器材包括自制“拌桶船”(将老百姓打谷子用的木拌桶4个一组用木杠子捆扎在一起，可容纳24人）、改造农民装粮的木柜，还有扎竹筏，各显其能哦！阆中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12月在嘉陵江南岸的南津关树碑“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南津关渡口遗址”。可惜我们没有到这个纪念碑处。

红军主力渡江西进后，在阆中城留下少部红军和游击队守城和江防，阻击和迟滞敌军过江，数日后，才撤离阆中城，沿嘉陵江上行至沙溪场渡口过江，朝剑阁、梓潼、北川方向西进。

离开阆中古城，我们去阆中红军纪念园。

阆中红军纪念园——纪念园以“红军魂”命名，位于与阆中古城隔江相望的黄花山脚下，始建于1991年，扩建于2009年至2010年，现占地上百亩，已成为川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红军主体纪念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现红四方面军创建苏区、渡江长征的壮丽史诗。整个纪念园分为渡江纪念区、星火燎原区、瞻仰仪式区、展馆展览区、军事体验区、英烈园等“五区一园”。园中有4组红砂岩巨型雕塑。

在“红军魂”主体雕塑后面是广场，园中4组红色巨型雕塑之一的“强渡嘉陵江”主题雕塑呈现眼前，它长20米、高6米，是展现当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的英雄群雕。“强渡嘉陵江”主题雕塑后面是百多级台阶（有说是223级台阶），通向上面的高台。

百级台阶两侧排列的是阆中籍的10名将军半身铜像，有汪易、蒋克诚、安东、安志敏、宋献璋、宋烈、莫春和、白崇友、梁天喜等。

登上百多级台阶后来到高台上，园中4组红色巨型雕塑之一的“告别苏区”主题雕塑呈现眼前，它寓意当年红军北上离去。基座上的说明《告别苏区——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雕塑》：1932年3月，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逐步创建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从嘉陵江阆中——苍溪段成功强渡，随后开始长征。阆中是红四方面军长征主要出发地之一。《告别苏区》雕塑高7.79米，长17.79米，展现了红军战士斩断铁链、翻身革命的铮铮铁骨和告别川陕苏区、踏上长征道路的豪迈气概。在“告别苏区”主题雕塑的东边，是红军烈士纪念碑。旁边山坡上是整齐肃穆的红军烈士墓地。

再登高，上到山顶平台，是《巴山女红军》主题雕塑，它高4.23米，寓意当年有423名阆中女儿参加红军，成为独立团中的巾帼英雄。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巴山女青年踊跃参军，四方面军组建了妇女独立团（共2个团），雕塑展现了巾帼英雄们在川陕苏区、长征路上和西路征途中信念坚定、团结协作、历经艰险、勇于斗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巴山女红军》主题雕塑的后面是功勋墙，墙上有四方面军领导人浮雕像，方面军总部和军、师、团领导人名录，建国后授衔的将帅名录，中共川陕省委、省苏维埃领导人名录，阆中境内县级以上苏区机关领导人名录，建国后健在的阆中籍离休、退休、退伍的西路红军名录

最后是位于纪念园高坡上的仿古建筑的阆中红军烈士纪念馆（又名黄花山红军纪念馆），也有说是当年红四军的驻地。可惜，我们到达时，纪念馆没有开放。

第三篇：论红七军的长征精神

论红七军的“长征”精神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西境内武装反抗反动统治的伟大革命序幕。红七军作为百色起义所建立起来的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短短有建制的近两年内，它英勇善战，百折不挠，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百色起义之后的红七军征战历程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9年12月至1929年1930年1月，保卫和巩固右江革命根据地；第二阶段、1930年2月至1930年10月，转战黔桂边；

第三阶段、1930年11月至1931年7月，“长征”北上江西。

百色起义给后人留下了丰富和异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有益于后人的敬仰和对后人的教育意义。作为百色起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红七军的“长征”精神亦将永放光芒，泽被后人。狭义上的红七军“长征”是指1930年10月红八军第一纵队编入红七军之后，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转战桂黔湘粤赣边，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征程，行程达一万二千余里。广义的红七军“长征”应该包括红八军第一纵队1930年3月出师征剿靖西，因内部叛变，与红八军军部失去联系后，转战桂滇黔边，行程达七千余里，1930年10月编入红七军的历程和1930年11月之后的红七军北上江西会合中央红军的历程。整个红七军的“长征”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完成的。一路上，他们不畏险阻，排除万难，发扬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奉献精神，最终完成与中央红军会合的目标。在这过程中，造就了永载革命史册的红七军“长征”精神。

第一、坚持党的基本工作方针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是红七军“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百色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的，红七军是在百色起义之后由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基于此，党的各项基本工作方针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得以在红七军全面贯彻。党员干部是红七军中的坚强柱石。红七军从建立之始就将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位，将支部建到连队，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和各级士兵委员会，以保证官兵平等。1931年1月，红七军经过艰苦转战，抵达全州县。前委在此召开会议，总结离开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经过邓小平等同志的努力说服，前委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转向湘粤边，并将十九、二十两个师编成三个团。这是红七军前委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解决了战略方针的失误，是红七军得以幸存的重要条件。

第二、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斗志是红七军“长征”胜利的可靠保证。红八军第一纵队在凌云彩村遭遇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且是处于不利的战斗地域，但是红八军的将士浴血奋战，终于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中冲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继续转移。在转移的途中又是人烟稀少，补给困难，部队减员严重。部队中出现悲观动摇情绪，但是在党的干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之后，部队的士气提升，最终完成与红七军的会合。1930年12月，红七军受“左”倾错误影响，在攻击天河和武冈未果且自己受到很大程度消耗的情况后，又在极度疲劳和给养不足的情况下长途奔袭占领全州。在1932年1月，红七军从湖南道县转战江华，时至寒冬，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红军将士仅着单衣，靠坚强的意志抵御恶劣的自然环境。

第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团结在党委周围、人民军队忠于党，是红七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在艰苦的革命根据地初创阶段，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其得以建立的重要原因。而在军队的征战过程中，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更显重要。危难时刻，共产党员是红军最为可靠的力量。党对军队的领导使得党的纪律在红军中贯彻。这是红七军能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保持人民军队本色的重要原因。真正的人民军队才能够战无不胜，争取更大的胜利。

红七军“长征”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划下浓重一笔。红七军的“长征”绝不仅仅是一支地方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的过程这么简单。它是红七军在受“左”倾错误影响的情况下，在攻击大城市的目标无果之后，一路为寻求更好的发展而斗争；是在反动军队层层的阻扰之下和不断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之后与中央红军会合的长途征

程。红七军“长征”的胜利完成，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具有异常显著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首先，红七军的“长征”培养了一批久经考验的党的优秀指战员。经过一万二千余里的艰苦奋战，红七军由最初出发是7000多人的队伍，到与中央红军会合时仅剩下2000余人，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幸存下来的这2000余人，都是党的优秀儿女，是红军的骨干力量，是不可多得的革命精华。第二，红七军的“长征”为之后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合之后，参加了中央红军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七军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中央红军长征。原经历长途征战考验的红七军将士们，在中央红军长征的途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积极发挥个人作用，以自己的努力推动中央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第三、红七军的“长征”保持了共产党和红军的良好形象，在普通贫苦百姓的心目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无论是红八军第一纵队还是红七军的主力部队，在转战的过程中，虽然自身条件异常艰苦，但是都是纪律严明，对普通民众秋毫无犯，而且常还接济贫苦百姓，没有犯流寇主义，这在客观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良好形象，使得更多的百姓支持党的各项工作。最后，红七军的“长征”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精神丰碑。红七军的“长征”是一部史诗，实事求是，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等是红七军“长征”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无论时间如何变迁，“长征”精神将会永发光彩，激励后人。在目前，全区各族人民正在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广西而努力奋斗过程中，百色也正处在“四地一带一枢纽”发展思路的指引下奋力前进中。正是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期，全区人民更需要发挥百色起义精神和红七军“长征”精神，努力奋斗，实现富裕文明和谐新广西的目标。

附：

个人简介：吴熙威，1985年出生，男，苗族，广西乐业人。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2008级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发展。

通信地址：广西南宁市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2008级思想政治教育班 邮编530006 电话：***

第四篇：红二、六军团长征在黔西北(DOC)

红二、六军团长征在黔西北

一、战略转移黔西北

为了有效地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1934年10月29日，红二、六军团约8000人由南腰界出发挺进湘西，开辟新的根据地，留守黔东根据地的党、政、军、群组织一直坚持斗争。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形势非常严峻。红二、六军团面对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审时度势，决定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11月19日，为争取主动，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地区出发，开始新的战略转移，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根据地。1936年1月中上旬，红二、六军团进人贵州，12日攻占石阡县城，19日，军团领导在石阡召开会议，讨论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决定放弃在石阡、镇远、黄平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西进到乌江以西，长江以南的川、滇、黔地区活动，在贵州西北部创建根据地。

在西进途中，接到军委两次电报，指示“

二、六军团可在黔、滇、川活动”，“应以佯攻贵阳之势，速转黔大毕地区，群众地形均可暂作根据地”。军团领导人进一步分析了黔西北地区的条件后认为，中央红军长征曾到过黔西北，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使这里的人民深受启迪，有革命之欲望；贵州地下党和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黔西北活动频繁，而国民党川、滇、黔三省军阀矛盾重重，各自为政，黔西北是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这些都是创建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军委指示完全符合实际，因而二、六军团领导做出了进军黔西北，创建根据地的决定。

二、调虎离山，奇袭鸭池河

1936年2月1日，担任先导的红二军团六师从修文直奔镇西卫(今卫城)，准备抢占鸭池河渡口，随后，军团领导又从各师选调精兵强将，组成120人的侦察队员，连夜向鸭池河挺进。鸭池河渡口，是黔西北数县通往贵阳的惟一渡口，沿河两岸山高林密，山岩峥嵘陡峭，高处达数十丈，低处亦有数丈之高，河床时宽时窄，河深水险，水底暗流湍急，堪称天堑。当时来往交通，全靠木船摆渡，从渡口到北面山顶的路上有大、小关两个隘口，上山小路如登天梯，大路曲折盘旋。因此，红二、六军团按照军委指示，佯攻贵阳，声东击西，成功地迷惑和调动了敌人，蒋介石布置在贵阳以西、乌江上游鸭池河渡口的九十九师、二十三师在贵阳“告急”的情况下，慌忙向贵阳收缩。红二、六军团抓住鸭池河渡口防务空虚的时机，虚晃一枪，绕道黔北，直捣修文，奔袭鸭池河。

2月1日深夜，侦察队一路急行军，扫除了沿途地方反动民团势力。路经坎挂时，竹碉里的伪军已逃跑，先遣队便将竹碉烧毁。由于竹碉起火，浓烟滚滚，远近可见，正待在渡口老街家中的新店区伪区长董醒吾及联保主任杨冰儒等，见势不好，纷纷朝归中等地逃窜。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先遣队到达南岸渡口，河两岸的盐防军守兵，见坎挂碉楼起火，知道红军已到，仓皇从小关、垭口向捅井方向逃窜。先遣队在南岸渡口观察北岸确无动静，在树木荒草掩映之中，发现了几只小船，通过向对岸的船工喊话宣传后，一只小船首先从对岸划过来，１０多名侦察队员立即上船划向对岸，控制了渡口。待六师赶到时，渡口共有大小船只１０只，大船一次可载100多人，小船一次可渡20多人。午后，五师及大部队也陆续赶到渡口。仅靠4只木船摆渡，部队难以及时过河，于是部队领导当机立断，就地取材在渡口下游水势稍缓的羊子岩脚滩口架设浮桥以保证部队安全过河。

2月2日夜，红军在船工和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利用从伪区长家缴来的备用电话线、木料及向群众借的门板等将浮桥架成。随后，红六师、五师、四师、二军团直属机关、十七师、六军团直属机关、十六师、十八师共18000余人历时3天依次通过浮桥到达北岸。

二、六军团过河后，立即撤毁浮桥，封锁河面，将敌九十九师、二十三师甩在鸭池河南岸。

红军过河后，对借门板、木料给部队搭浮桥的老百姓进行了赔偿和感谢。之后，红二、六军团乘胜进军黔西、大定、毕节，为创建根据地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三、黔西会议

红二、六军团顺利渡过鸭池河进入黔西县境后，国民党黔西县长林雁峰和前任县长谭重光纠集反动势力妄图负隅顽抗。林雁峰拟请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宋醒(宋马刀)部担任城防。宋醒是个非常有正义感的军人，深知红军此行是北上抗日，英勇善战和锐不可当，就以林给赏银粮饷太少为由，带队逃离。因此，作为黔西北东大门重镇的黔西城防守十分薄弱，仅有百余名保安队以及增援的一个连把守。林雁峰一面强迫群众在城墙及四周城门巡逻，加派兵丁，对出入者严加盘问，对红军进行大肆诬蔑诽谤，妄图负隅顽抗；一面带着家小及30多名兵丁连夜出逃。城内邮电局长、区长、保长和官僚、资本家、地主、商号老板及负责城防的保安队和吴忠信刚到黔西的一个连的官兵，目睹县长首先逃跑，也如惊弓之鸟，逃之夭夭。2月3日凌晨，先遣队来到黔西城外，向城内鸣枪进行火力侦察，城内确无反应，拂晓，红六师各部顺利进占黔西城。

红二、六军团进占黔西后，5日，总指挥部在驻地川祖庙召开紧急会议，即黔西会议。黔西会议是继石阡会议之后，红二、六军团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再一次讨论了石阡会议作出的决定，强调在黔大毕开辟新的根据地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分析了面临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伐加快，蒋介石政府妥协退让，叫嚣“攘外必先安内”，加紧反共反人民和镇压抗日运动；红二、六军团为着挽救中国之危亡，与蒋介石反动集团进行不断的浴血奋战，辗转数千里进人川滇黔边区，担负着反蒋抗日的神圣责任。会议一致认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军委指示，成立以黔大毕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临时革命政府——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川滇黔省委员会，以领导根据地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开展。黔西会议还根据蒋介石再次坐镇贵阳，部署对红二、六军团进行围剿，而川军、滇军各自为政，远离红军行动，九十九师、二十三师被红二、六军团甩在鸭池河南岸，惟有蒋介石嫡系万耀煌、郝梦龄两个纵队三个师十四个团由遵义逼进，占黔西县打鼓新场(今金沙)后，抢占了军事要地三重堰、渭河一带，逼近黔西县城等情况，决定兵分三路，实行战略展开，以四师、六师、十七师三个主力师集中对付东北方向进逼之万、郝两纵队；贺龙率四师、六师行动，萧克率十七师行动；以十八师担任钳制任务，十八师五十三团驻守滥泥沟，守卫鸭池河一线；十八师师部及四师一个营担任黔西县城城防；以五师西进大定，十六师西进毕节；六军团直随五师、十六师活动。部队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建政、扩红，建立革命武装，打富济民，统一战线等一系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四、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及各级革命政权的建立

根据黔西会议决议，2月6日，红二、六军团进军大定，国民党大定县长马仁生率保警队弃城逃跑，红军顺利进占大定。曾受地下党影响的进步人士彭新民在红军到来之前，组织顾炳清、王南轩、喻金廷等人动员群众迎接红军入城。他们找来曾幼斋、毛士英等知识分子，书写“欢迎红军人城”、“红军是干人的队伍”、“大定民众拥护红军”等标语，制成100多面三角小旗，组织群众100多人到大定南门城外迎接红军。7日，军团领导任弼时等相继到达大定县城。8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大定城内孔庙召开，l000多群众参加会议，贺龙任革命委员会主席，陈希云任代主席，朱长清任副主席。在群众大会上，还成立了“大定拥红委员会”和“大定抗日救国委员会”，选举了彭新民任“拥红委员会”主任，顾炳清、喻金廷、贺德冒(贺云)等为委员，１２日，成立了“大定抗日救国团”，由叶刚任团长。

2月9日，在毕节地下党的策动下，地下党掌握的地方武装席大明，假装接受“招安”防堵红军，实则控制了毕节县城至头步桥一带的有利地形，暗中派人与红军接洽，假装接上火线，败退而撤，另一支进步武装周质夫部也积极配合地下党接应红军入城，毕节督察专员莫雄也“弃城而逃”，红军顺利进占毕节城。

2月17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迁往毕节。

红二、六军团占领毕节后，根据毕节地下党活动频繁、群众基础好的条件，很快建立了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宣传处、供给处和妇女委员会等机构。军团领导与地下党负责人商议，在百花山召开群众大会，选举苦大仇深的挑水夫朱绍清任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主席。

为了加强对地方工作的领导，红二、六军团成立了中共毕节临时区委(一说中心县委)，由六军团群工部长李国斌任书记，毕节地下党员杨杰参加区委工作。临时区委设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由六军团政治部选派一批党员充实各部。

在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黔西北大多数区、乡、村都建立了革命政权。据不完全统计，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黔西北建立了滥泥沟、瓢儿井、响水、海子街、鸭池、朱昌、何官屯、长春堡等八个区级苏维埃临时政权；共建立了黔西的城西、城北、沙窝，大定的城东、城南、对江，毕节的鸭池、梨树坪，赫章的江南等95个乡村级苏维埃政权。

五、根据地建设的革命实践活动

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组织人员石印《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第四号)》到县区乡张贴，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政府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边区广大民众的临时革命政府”，阐明了红二、六军团来到黔大毕的宗旨：“我红二、六军团为挽救中国之危亡，数年来与蒋介石进行不断地流血的艰辛的战争，此次转战数千里进人川滇黔边，担负着扩大抗日反蒋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光荣的神圣的责任，在川滇黔边创造抗日反蒋的苏维埃区域与扩大抗日的红军，联合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势力共同挽救中华民族之危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各级革命政权，“创造抗日的苏维埃区域，使之成为抗日反蒋的强固的根据地……”，“武装民众进行抗日战争”，“解除民众痛苦，取消一切苛捐杂税……”

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配合红军政治部及武工队，组织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社员、进步师生、爱国志士等深入城镇、乡村宣传共产党、红军的主张，组织并印发了《为抗日讨蒋告工农民众爱国战士书》等文告、传单，组织妇女为红军赶制军服，护理伤病员等。

临时区委还与毕节地下党密切联系，互相配合，组织4个工作组分赴农村和城镇开展群众工作。

红二、六军团进占毕节后，积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开展统战工作。根据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的施政方针：“武装民众进行抗日战争”，“团结广大工农民众及一切爱国志士加人抗日队伍，不分政治派别，不论成分，一致联合起来，组织抗日救国军”等，红二、六军团就以毕节地下党掌握的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三支武装为基础，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席大明部为第一支队，周质夫部为第二支队，阮俊臣部为第三支队；军团首长王震、夏曦等多次与贵州辛亥革命元老，曾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的毕节爱国人士周素园交谈，请他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地下党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战任参谋长。周素园是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受革命思想影响，不满国民党当局，拒绝国民党委以的要职，寓居家乡毕节。红军到毕节后，将周素园作为土豪劣绅打时，发现他家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而且圈点阅读认真，引起了军团首长的注意，经过红军的工作，周素园毅然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多次接见和高度赞扬。

黔西北地区除汉族外，世代居住着彝、苗、布依、回、白、侗族等少数民族，是多民族聚居地。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搞好少数民族工作，红军按照党的政策，结合实际情况，专门印制了红军对苗族侗族的标语口号：“红军是扶助苗族侗族解放的武装!”“苏维埃和红军绝对保障苗族侗族的解放与自由!”“苗族侗族的民众只有在共产党苏维埃领导下实行土地革命才能得到彻底解放!”等共14条，在指战员之间和黔西北地区散发，广泛宣传党对黔西北少数民族的各项政策，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如红四师经过彝族聚居的大定黄家坝时规定：不准侵犯少数民族的祠堂；不准乱动彝族的灵房、神龛；过年期间群众家里的灰渣打扫后不许倒到屋外去；不在民族聚居的村寨里打土豪等等。

红军还帮助生病的少数民族同胞治病，给少数民族群众挑水、打扫卫生等。少数民族同胞深受感动，认识到红军与歧视、压迫少数民族的国民党军队的确不一样。因此，当六师奉命在黄家坝阻击敌人时，彝族同胞帮助红军侦探敌情，为红军带路、当向导，许多少数民族的优秀儿女还参加红军北上抗日。

红二、六军团经过大定八堡六寨时，六军团政委王震派遣政治部巡视团主任谢友才(谢中光)率红军武工队深入到八堡六寨苗族聚居点开展工作。2月15日，谢友才和八堡六寨的苗族同胞李正芳、李德洪、李义舍、李义猫、李义竹、王义佳、马义梭、马义早、马小郎等来到毕节，王震在百花山福音堂接见他们并与他们促膝谈心。王震对苗家“柴火当棉袄，蕨根为粮草，松胶当灯照，赤脚当鞋跑”的苦难日子深表同情，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苗胞们讲解，红军是为普天下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谋幸福、求解放的队伍。苗族有土司，汉族有地主，虽然民族不同，但天下的受苦人是一家人，地主、土司老爷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号召全体干人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去斗争，只有推翻了骑在干人头上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司老爷们，干人才能过上好日子……王震还与苗胞代表合影留念。

为达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壮大力量、打击敌人、保卫红色政权的目的，红军地方工作部，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及毕节中心县委等组织数十支地方武装工作队深入各地城乡传播革命思想，发动群众参加红军游击队，组织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红军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宣传，开展工作，主要有：

书写标语和张贴布告。红军一到黔西北，除印发《为抗日反蒋告工农民众爱国战士书》，系统地阐明了红军的主张、性质、任务和红军与工农民众、爱国志士的关系外，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多次颁发布告，宣布施政方针，在城乡各地用石灰、红土、红纸书写、张贴标语、口号，歌颂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号召民众起来推翻专制统治。标语和布告内容深入浅出，脍炙人口，如：“大家不要怕，跟着红军吃饱饭、穿暖衣、打天下”，“红军保护工商业、发展工商业”，“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少数民族平等相处”等等，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演讲、宣传。这是交通较为发达、群众居住较为集中地区的常用方式之一。每次召开群众大会，都要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在大会上镇压反革命，分浮财，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组织文艺宣传队搭台唱歌演戏。除唱歌、快板、舞蹈等形式外，红军还常常上演活报剧，通过“小日本”、“蒋介石”、“红军战士”等不同角色的生动表演，大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红军，参加游击队抗日救国的热情。

红军官兵随时随地用朴素的话语、诚挚的感情，与贫苦人民谈心，宣讲革命道理，使贫苦百姓和红军结成了兄弟之情，许多人主动要求参加红军。

除此而外，红军还特别注意了对绿林武装、少数民族人士、旧军队遣散投诚人员及旧政权人员的宣传动员和改造工作。如毕节王张孙可成领导下的一股绿林武装在与红军接触后，深感红军的宗旨与自己打富济贫的目标一致，在红军营长陈华堂的帮助下，主动表示愿意接受红军的改编，组建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在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中表现突出，后孙可成本人也随红军北上抗日。毕节豪沟游击队第4中队队长靳志同也是在红军浩大的声威及革命政策的感召下，主动带领自己的武装投奔游击队，接受改编的。

尊重少数民族及其风俗习惯，搞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团结、帮助他们组建自己的武装参加革命的大业，是我党长征时期一贯的民族政策。在黔西北，著名的“苗民自卫队”和“八堡苗族独立团”，便是贯彻这一政策结下的丰硕之果。在红二、六军团首长特别是王震的亲切关怀下，在红九军团组建的苗民自卫队的基础上，王震多次派红军干部到八堡六寨开展工作，成立了“苗族独立团”，下辖六支苗族游击队；选举了自然领袖，苗民自卫队队长李绍北为团长，李正芳为副团长，各支队队长由各寨头领担任，军团领导任命谢中光为政委，拨给独立团枪支和数百元大洋作为经费。独立团成立后，很快发展壮大，出入八堡苗山，打土豪、分浮财，在黔西北少数民族中影响很大。红军走后，独立团一直坚持斗争到解放。解放后，王震多次委托谢中光到苗寨看望游击队员，带去关怀和问候。

对于旧军队遣散、投诚人员，红军加强了改造利用工作。如毕节层台人刘光汉，参加过北伐，曾在王家烈独立二团担任团长，后被遣散返家。红军到来后，经周素园介绍，红军对其进行了耐心的引导和帮助，请他出面组建了１００多人的游击大队并担任队长；毕节长春堡游击大队队长龙云祥，原在国民党25军王家烈部担任排长，在玉屏投诚红军，随军到毕节后，受红军委派，回乡组建游击队。

在红军的广泛宣传动员下，黔西北儿女纷纷响应，“广大群众革命的热情，如潮水般地汹涌”。许多苦大仇深的贫农骨干分子，为组建游击队四方奔走，在中央红军到过的地方，以及地下党活动频繁的地区，群众觉悟较高，许多人主动找到红军，要求红军帮助建立游击队。从红二、六军团进占黔大毕到撤离黔大毕，共组建游击团队近百支，其中毕节海子街等5 1支游击团队在解放后被组织部门考证落实认定。

黔大毕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使红二、六军团赢得了时间，得以休养生息，补充给养，壮大了力量。扩红工作取得显著成绩，采取多种方式，吸收了5000多优秀儿女参加红军。在扩红工作中，黔西北儿女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出现了不少激动人心的场面。父送子、妻送夫、夫妻、父子、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场面并不鲜见。黔西沙窝游击队员先幺妹与丈夫王占荣双双参加红军，游击队员张银喜的父亲送子到部队；大定打鸡阆的胡油匠，将自己成年的4个儿子一起送到了部队；新开贫农张海清，带着其子一起参加红军；毕节何官屯游击队的钟克昌、钟克顺等叔侄三人争当红军。

红二、六军团进占黔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使蒋介石慌了手脚。他不容这块重地被红军占领，于是，把在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作战的万耀煌纵队调到贵州，并于1936年1月28日亲往贵阳坐镇指挥。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李觉、郭汝栋5个纵队81个团直奔黔大毕地区，对黔西北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

面对严峻的形势，红二、六军团为巩固根据地，与敌人展开了一系列反“围剿”的斗争。

枷担湾战斗

1936年2月6日，红二、六军团进占黔西后，万耀煌纵队已占领打鼓新场，先头部队抵达三重堰。为了确保红色区域的安全，贺龙、萧克亲率红军主力四师、六师、十七师向三重堰方向迎敌。萧克率十七师到牛场拔(今定新乡)、贺龙率六师十八团到大协厂，一部到新田，四师回师沙窝到樱桃坪以北对敌伏击，但万耀煌仍在三重堰按兵不动。为寻机打击敌人，9日，萧克率十七师由牛场拔经大定县架木(今嗄木)迂回到敌军的两侧和背后，五十团一营在三重堰附近诱敌出击。先头部队在龙洞沟与三重堰出击之敌首先开战，敌凭借八角庙居高临下，进行火力封锁，为减少伤亡，红军便退到有利地形枷担湾阻击敌人。五十团一营在枷担湾南面安家大坪、高火崂、张二沟、象鼻岭一带修筑工事，架设电话，营部设在一碗井寨子里，凭高据险阻击敌人。12时许，万耀煌部向红军阵地发起攻击，战斗十分激烈，双方相持不下。红十七团一营和十八团从新开田赶来参战，万耀煌又投人更多兵力，向红军阵地发起猛攻。一股敌人从渭河浅滩扑向高火崂红军阵地，一股从火金山、青杠寨扑向象鼻岭红军阵地，红军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了一场殊死的肉搏战。红军战士英勇顽强地坚守阵地，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形成对峙。为了保存实力，在夜幕降临之后，红军边打边撤，迂回战斗，朝牛场拔、新开田、大协厂方向撤退。

2月10日，萧克亲率红十七师占领打鼓新场，截断万耀煌与郝梦龄的联系，准备诱敌回打鼓新场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逐敌出三重堰，巩固黔大毕根据地。但是老奸巨猾的万耀煌仍盘踞在三重堰要地并加强工事，固守不动。红十七师诱敌未成，又要阻击从遵义来援之敌郝梦龄纵队，急需巩固阵地，扫清顽敌。打鼓新场守敌虽已被红军逐走，但附近的大岭坡上还有100余名盐防军据守在一座三层的大石碉内负隅顽抗。为了消灭敌人，红军选派了优秀射手封锁敌碉枪眼，战士匍匐前进。白天强攻未成，萧克决定晚上用火攻。但在萧克下山后，十七师师长吴正卿又亲率红军向敌攻击，结果吴正卿不幸牺牲，敌人乘黄昏时机从小道悄悄逃窜。红军占领打鼓新场后，万耀煌窥知红军主力不在黔西县城，于14日乘虚袭击了黔西县城，并把被红军阻于鸭池河东岸的敌九十九师、二十三师接应过河，红军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黄家坝阻击战

2月１８日清晨，红六师从县城出发，经公鸡山于下午4时赶到革左梁子街，此时，敌大部队未到，但已有先头部队到达革左梁子街。由于红四师曾经到过黄家坝，给当地群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所以红六师一到，当地群众纷纷向红军报告情况。在彝族同胞的帮助下，黄昏时分，红六师分三路向已先占黄家坝箐脚、青木树、以那架、新街等地的敌人五十四师、新八师发起猛烈的进攻。战斗首先在箐脚打响，三路红军向敌人发起冲锋，打得敌人昏头转向，很快攻破敌军第一道防线。天黑之后，歼灭了箐脚、跑马坝的敌人，占领了跑马坝。午夜，敌军退到刺秋树，与援兵在刺秋树和火烟洞设立第二、三道防线，红军很快推进到刺秋树，对第二道防线发起猛烈攻击。为了诱惑敌人，红军在跑马坝、神道碑一带树上挂起了灯笼、手电筒，敌人集中火力向有光的地方射击，红军则兵分两路，左右包抄刺秋树的敌军阵地，把敌军阵地横切为两段。红军一个班冲进敌军阵地，敌机枪向红军猛射，战士们机智地一齐卧倒，敌团长认为红军已被打死，就率部冲出阵地，不料卧倒的战士突然一跃而起，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敌团长当场被打死，其余死的死、逃的逃，剩下的当了俘虏，红军一举夺下了敌人的刺秋树阵地，突破敌人第二道防线。随后，红军在火烟洞一带与敌人周旋到凌晨4时，敌人不敢向前，红军胜利完成阻击任务，便有计划地撤离了战场。

此次阻击战，红军大获全胜，重创了郝梦龄先头部队，缴获轻机枪一挺，长短枪60余支，俘敌１００余名。黄家坝阻击战的胜利，使郝梦龄、万耀煌两纵队不敢轻易冒进，延缓了郝梦龄、万耀煌两纵队的会合时间，为红军战略转移争取了主动。

将军山战役

2月中旬，蒋介石坐镇贵阳调集万耀煌、郝梦龄、郭汝栋、樊嵩甫、李觉五个纵队进犯黔大毕根据地。17日，万耀煌部进占黔西后又占领大定，向毕节进犯。是日萧克率领的十七师迅速从打鼓新场(金沙)撤离到大定六龙场，按指挥部指示，19日从六龙场向将军山进发，与先期到达将军山的十八师五十三团会合，展开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

将军山位于大定县城西北，距县城１０多华里，数十个巍峨的山峰由南向北，排列成一道天然屏障。主峰将军山位于群峰中部，海拔１９００米，清毕公路沿将军山麓蜿蜒而上，是大定通往毕节的一道天然门户。将军山下的七家田，是一片开阔而低凹的丘陵地，四周群山环抱，森林密布，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19日上午，红十七师与十八师五十三团汇合后，敌“尖兵营”500多人向将军山开来。敌“尖兵营”是万耀煌从纵队十三师各团抽调的“尖兵”组成的，从遵义向黔、大、毕进犯时，“尖兵营”一直跑在前面。营长伍琮琦带领该部从大定大摇大摆地向将军山开来，萧克及十七师师长刘转连见状，迅速部署兵力，控制有利地形，１０时许，敌“尖兵营”进到将军山脚谢家寨休息，萧克命令四十九团迅速迂回到敌人西侧，五十一团切断敌后路，五十团从正面迎敌。红军首先开火，敌人受到意外打击，惊慌失措，企图抢占谢家寨后面的高地杨梅坡，埋伏在杨梅坡上的五十一团，在团长贺庆积的指挥下，机枪、步枪一起向敌人开火，敌人留下一具具尸体，狼狈败退。稍后，敌人企图抢占另一高地松林坡，但五十一团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炮火将敌人压住，且迅速控制了松林坡。红军从杨梅坡和松林坡同时向敌人发起冲锋，敌人招架不住，往雷打坡撤退，并拼死占领了雷打坡高地。此时埋伏于将军山一带高地的四十九团在师长刘转连的亲自指挥下，从雷打坡后侧一拥而上，向敌阵地发起猛攻，敌人又丢下几十具尸体，被压山脚下，雷打坡高地被四十九团夺回。接着，埋伏在小营坡、周家坡的红军一齐杀出，挡住了敌人的退路，敌军被包围在雷打坡脚的麻窝里，成了瓮中之鳖，被红军痛击，又死伤多人，少校营长任琮琦开枪自杀，副营长王福、政训员蔡国璋被擒。此次战斗历时一个半小时，歼灭敌号称“声威显赫、连克数城”的“尖兵营”7个连，俘敌300余名，缴获步枪300余支，机枪9挺。

此次遭遇战后，萧克亲率十七师、十八师继续在将军山一带布防，在将军山东麓的张家坡、茶花林坡、兰花坡、海子坝、垭口等处构筑工事，阻击敌人。敌“尖兵营”被歼灭后，万耀煌纵队余部龟缩大定城，不敢再贸然向毕节进犯。直到25日，郝梦龄纵队进占锅厂，威胁将军山阵地之北侧，万耀煌也调动大定城内主力，向红军将军山阵地发起进攻。红军在萧克和十七师师长刘转连的指挥下，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阻止了敌军向毕节逼进。26日，万耀煌纵队又向将军山阵地发起进攻，红军按计划完成阻击任务，迅速撤离将军山阵地，向毕节撤退，退到响水河两岸后，在以堵垭口一带构筑工事。下午，敌军向响水河靠近，妄图把红军围歼在以堵田坝。红军发现敌人的行动后，萧克命令五十团迅速转移到古打，抢在敌人前面占领青杠坡、谢家坟等有利地形，另一部分红军沿公路撤到高家垭口、傅家坡。此时，万耀煌纵队也抢占了古打寨子背后的营盘坡，响水之敌乘红军撤出以堵垭口之机，从正面攻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将敌阻滞于响水河东岸。红军据守到天黑，完成掩护任务后，迅速撤离，当晚，十七师、十八师全部转移到毕节梨树坪。

将军山战役，从2月１９日七家田遭遇“尖兵营”开始，红军与敌展开了大小10余次战斗，历时8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这是红二、六军团反“围剿”斗争中一次出色的战役，为阻止敌之急追、保卫毕节、从容转移赢得了时间。

为弘扬红军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坚定信念、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教育和鼓励全区人民牢记历史，继承红军光荣传统，为家乡建设艰苦奋斗，多创佳绩，1985年，在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大方县人民政府在将军山战役主阵地将军山修建了“将军山之役”纪念碑，成为缅怀先烈，教育后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乌蒙回旋突围西进

１９３６年2月，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建设根据地的革命活动。此时，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李觉、郭汝栋5个纵队81个团直赴黔大毕地区，对黔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

面对严峻的形势，红二、六军团与敌人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围剿”斗争。由于形势急剧变化，红军于2月27日退出毕节，实行战略转移，准备从赫章、威宁、过云南北上。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地域与敌人展开周旋，历时23天，终于摆脱敌人，踏上北上抗日的征程。

莽莽乌蒙，乃贵州高原之“屋脊”，地域广袤，是滇东北走廊的交通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于红军的到来，川滇黔三省军阀之间各有各的打算，云南省主席龙云害怕红军进入云南，又怕蒋介石再用“假途灭虢”的故伎，使自己落得黔军王家烈的下场，所以他把孙渡纵队全部放在威宁、昭通一线堵防，企图与追击红军的蒋军形成夹击之势，逼使红军北走四川。四川军阀亦害怕红军渡过金沙江与四方面军汇合，杨森和李家钰等部数十个团赶到沿江地域防堵。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三个纵队因有蒋介石的督战，沿毕威大道及两侧平行向威宁方向进逼，李觉纵队沿织金，郭汝栋纵队从大定向水城、威宁截击；顾祝同则想利用川军、滇军的防堵之势，以重兵从东西两侧压逼，企图把红军消灭在金沙江以东的川滇黔边境。

3月2日，红军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在赫章的野马川召开会议。会议在野马川中街大地主刘义苍家二楼进行，参加会议的有红二、六军团首长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人，会议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兵力部署、乌蒙山区的气候、群众思想基础等情况，研究了乌蒙山回旋战的具体措施，拟定以赫章为中心，在威宁、赫章、镇雄、彝良、昭通一带与敌周旋，选择有利战机和地点歼灭敌人，向滇东转移。鉴于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已于2月29日在毕节杨家湾与赫章江南屯交界的七星关牺牲，会议决定任命张子意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袁任远为政治部副主任。

根据野马川会议的决定，3月3日至4日，红二、六军团全部到达妈姑和水塘地区集结，红军小部分从临近妈姑的板底分三路包抄伪区长、土霸文正朝的老巢——结里新房子，伺机试探驻防威宁的孙渡纵队的动向。5日，进入结里的红军又返回妈姑，随主力部队向可乐方向前进。6日，红二军团分两路向毛栗寨、色甫至以则河以北的云南寸田坝行进，红六军团到达可乐。7日，红二军团在寸田坝休息，红六军团经倮依、以则河、板底至云南奎香。敌樊嵩甫纵队紧追不舍，红二、六军团遂将主力从奎香、寸田坝调回到法冲、以则河一带伏击樊嵩甫纵队二十八师，史称以则河战斗。

按照部署，红二军团四师和六军团十六、十七两个师担负伏击樊部二十八师的主要任务，红六军团五师到以则河东北地区游击，钳制国民党二十八师东侧之七十九师。8日清晨，红军各部队进入指定伏击位置，国民党二十八师由可乐沿红六军团行进路线分两路向奎香、寸田坝追击，先头部队一个步兵连出倮依，沿以则河谷向法冲搜索前进，一个骑兵连从以则河右侧出毛栗寨经苗营、垭口向法冲侦察前进。8时许，敌骑兵连进入红四师伏击圈，樊纵两个步兵连进到以则河村与红十七师伏兵相遇，战斗打响。红十六师、十七师伏击部队一起向敌先头部队开火，红四师听见以则河战斗打响，立即从毛辣子山、法卡坡冲下峡谷，与敌骑兵连展开战斗，将骑兵连一半击毙，一半活捉。红六军团跟进部队，一部分由等磨梁子，沿以则河两岸山脊，经铜厂沟迅速占领飞来石北端高地，阻敌增援。红四师在吃掉骑兵连后，以一部经颜家塘，向苗营、垭口前进，从左侧配合追歼逃敌。樊嵩甫得知其二十八师在以则河遭红军伏击，便令七十九师派一个旅由东北方向策应二十八师。红六军团正面进攻的部队从者环山打上苗营梁子，紧追樊纵二十八师步兵连，敌七十九师与二十八师步兵连汇合后，便在苗营、垭口构筑工事阻击红军，红四师由左侧攻击苗营、垭口，红六军团一部乘势两面夹击敌军，歼敌30余名，抢占了苗营、垭口，敌二十八师步兵连残部逃向赵家梁子与增援部队会合，对红军实施阻击。双方形成对峙，数小时后，红军分三路向赵家梁子进攻，红四师从左右两路包抄，一部从蒋家河坝正面强攻。经过激烈争夺，红军攻占赵家梁子，毙敌30余名，残敌向法拉窝方向溃逃。

以则河战斗，红军打死打伤敌军近百名，俘敌200余名，缴获长短枪100余支。

3月8日，红军在以则河首战告捷后，从奎香、寸田坝向镇雄方向转移。9日下午，蒋介石电令孙渡：“悉率所部向彝良奎香方向寻匪截击”，叫嚣要把红军聚歼于金沙江右岸。云南龙云向杨森建议，留盐津一面，以免“再折黔北”，防红军东进。然出敌之所料，红军于10日进入更加艰苦而又较为安全的赫章、镇雄边境。当红军行进到镇雄西南时，郝梦龄纵队已先进入镇雄，万耀煌纵队九十九师、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均到达镇雄。11日，万耀煌部十三师先头部队到达桃园，红军从抓获的敌逃兵口中得知，万耀煌亲率十三师将从赫章途经哲庄坝开赴镇雄。军团指挥部决定，派红四师、五师、六师先期到达三锅庄、哲庄坝、黄家营盘、吊动坡、桃园大垭口一带伏击敌人。12日，万耀煌亲率十三师耀武扬威地进入红军伏击圈，红军在桃园大垭口和哲庄坝将敌从中截断分割包围，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经过一天的激战，歼敌100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30余挺，长短枪500余支，万耀煌惊魂落魄溃逃。红五师十八团政委余秋里在战斗中负伤。

虽然以则河战斗、哲庄坝伏击战都取得胜利，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未能突出敌人包围，只得返回以萨沟一带，伺机突围。红军灵活机动，巧妙穿插，在方圆百里的地带与敌周旋，到3月15日，基本上摆脱了大批敌军的包围。

乌蒙山区山高林密，坡陡谷深，荆棘遍地，交通不便，人烟稀少，虽然便于隐蔽，但也给红军的跋涉转移增添了许多艰辛，且部队给养非常困难。红军经常在断水缺粮中行军作战，加之气候恶劣，天寒地冻，不便快速前进。为摆脱险境，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16日，红二军团由可乐、葛布起程，四师经开戛涉辅处过河到兴隆厂、天生桥，六师进到辅处河两岸向得胜坡方向急进，红六军团由平地营、安乐溪出发，再经以则河，第三次进入奎香。

3月l 8日，红二军团直属队由得胜坡经白沙、高峰、叫口子、马脖子进入黑石头的河坝宿营，四师进入居乐，五师进入哈喇河，六师进入黑石头东部。红六军团由奎香进入洛泽河两岸，经龙街进入四方井、初都岩一带宿营。19日，红二军团分别经冲子河、蜜蜂、二田坝、戛利进入麻乍，20日经老鸦营过马摆河进入云南宣威的得宜、新乐、倘塘。红六军团分别由驻地经赊基姑、仙马、高桥、新田、番聋、炉堆子进入得胜坡、野鸡河一带，20日进入岔河、贝古、韭菜冲，21日进入倘塘。红二、六军团经过23天的艰苦跋涉与英勇奋战，巧妙地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渡过了非常险恶的时期，直趋滇东，胜利渡过金沙江，踏上继续北上抗日的征程。

中央红军和二、六军团北上后，留在川滇黔边区的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三支队、贵州游击支队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靠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与数倍、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周旋，在川滇黔边区穿插迂回，坚持斗争。

（毕节市史志办）

第五篇：红二方面军长征：女红军九死一生到达陕北

1934年8月，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由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率领，从江西遂川突围西征，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冲破敌军重重封锁线，行程2500公里，于10月24日在黔东地区与贺龙部红二军团胜利会师。红六军团先期突围西征，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

出发时，红六军团两个师及直属机关分队共9758人，其中女红军有10余名。她们是：李贞、张吉兰、陈罗英、陈琮英、周雪林、戚元德，其余姓名不详。

1935年11月19日，红

二、红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即从此开始。1936年7月2日，红

二、红六军团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9日，按中革军委决定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继续北上，于1936年10月22日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完成长征。

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的女红军，总共为20多名，她们是：马忆湘、朱国英、伍秋姑、李贞、杜玉珍、张四妹、张吉兰、陈罗英、陈琮英、范庆芳、周雪林、胡越强、秦金美、戚元德、曾林红、蹇先任、蹇先佛，以及殷成福和她的女儿侯幺妹、儿媳刘大妹等。她们没有单独编队，没有统一建制，大都分散在政治机关、宣传队、电台机要部门、医疗卫生单位、随军被服队等。其中有政治工作干部、机要人员、宣传队员、医务护理人员、炊事员和被服人员等。她们当中既有姐妹，还有母女、婆媳，各司其职，各自随军征战。

殷成福--

一家8口参加长征

殷成福，湘西大庸土家族人，时年已近50岁，1934年12月参加红军，在家属连被服队当缝纫工。她的丈夫侯昌千、小叔子侯昌贵、大儿子侯清芝、儿媳刘大妹、二儿子侯清平、女儿侯幺妹、小儿子侯宗久等人，当时都参加了红军。小叔子和大儿子、二儿子3个青壮年，作为战斗员编入红军队伍；殷成福和丈夫、儿媳、女儿、小儿子5人，都在家属连被服队做工。长征中，儿媳刘大妹因身怀有孕难以随军，在翻越中甸雪山时被留在当地，寄养在老乡家中分娩，后被敌人杀害。小叔子侯昌贵(红六师某团司务长)因腿部负伤行走困难，在爬雪山时滚下雪坡，长眠在雪窝里。十四五岁的女儿侯幺妹，在抬担架抢救伤员时不幸中弹牺牲。她的丈夫侯昌千在陇南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根本无法随军行走，就和小儿子侯宗久(四五岁)一起，被寄托在成县农民何天颂家中休养，后因伤势太重死去，被当地群众掩埋。小儿子侯宗久，遂被何家收为养子。1936年10月，随军长征到达会师地者，只有侯清芝(红军排长)、侯清平(红军班长)兄弟二人。

殷成福在北过渭河的紧急关头，因躲避敌人跌进一个坑里，幸未摔死，第二天被一农民救起。为了追赶红军队伍，她以顽强的毅力，独自沿途乞讨，北上寻找。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直到当年隆冬时节，她才在富平县庄里镇找到部队，仍归队于红二方面军战斗队列。殷成福--这举世闻名的长征中又默默无闻的一名女红军！

李贞--

长征中走来的女少将

李贞1955年9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被授予少将军衔。当时，周恩来握着她的手说：“李贞同志，你是我们中国第一位女将军，祝贺你啊！”这位童养媳出身的女将军，从1926年参加革命到授衔授勋，经历了整整30个戎马春秋。

李贞，乳名旦娃子，湖南浏阳县永和区小板桥乡李家屋场人，1908年2月出生，6岁时就做了邻村古家的童养媳。

1926年春天，这位18岁的小媳妇，为了追赶革命潮流，不顾一切地冲出古家的门，报名参加了妇女解放协会。填表登记时，她把乳名旦娃子改成“李贞”，表示对革命坚贞不屈。

1927年3月，李贞由中共永和区委书记张启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她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遂与浏东游击队一起，出生入死打游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贞担任过浏东游击队士兵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平江、吉安县委军事部部长，湘赣红军妇女团政治委员，湘赣军区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湘赣川黔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1934年8月，李贞随同红六军团参加西征，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同年10月，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后，她参加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任湘鄂川黔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经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介绍，与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结婚。

1935年11月19日，红

二、红六军团主力从湘西桑植县出发长征。长征中，李贞随同红六军团行动。1989年，李贞在她撰写的《难忘的岁月》一文中，这样述说：“长征开始，我担任红六军团组织部长，既要和部队一起行军打仗，又要做党团工作、干部工作、收容伤病员，每天还要统计伤亡数字。晚上宿营时，同志们都睡着了，我还得给那些小红军缝补破旧的衣服。尽管环境十分艰苦，工作非常劳累，但大家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仍然是那样坚定、团结、乐观。那时骡马很少，许多领导同志都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坚持步行。记得军团长萧克同志风趣地说：'李贞同志，你走得动吗？说是给你配备一匹马，可那只是编制上的马、纸上的马。我们不能纸上谈兵，但不得不跟你纸上谈马哟！'我高兴地说：'大家都一样走路，我保证不会掉队。'后来，部队打胜仗缴获了一批骡马，这才给配备了一匹。为了照顾那些小战士，我和丈夫甘泗淇同志，经常把马让给他们骑。宿营时，把帐篷让给年幼体弱的刘月生、罗洪标、颜金生等小红军住„„”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即共同携手北上，很快就进入荒无人烟的草地。有天傍晚宿营时，李贞发现女护士马忆湘的干粮袋子丢了，独自坐在一边抽泣抹泪，便顺手从所剩无几的干粮袋子里抓了一把青稞炒面，让马忆湘先舔上几口„„

马忆湘是土家族人，家在湘西永顺县龙家寨，年纪不过十四五岁。她1935年初参加红军，时在红二军团医院当看护员。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贺龙总指挥在一次总结会上，曾称赞甘泗淇、李贞夫妇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可这一对革命夫妻，却没有一个亲生子女。艰苦岁月，李贞曾几次怀孕几次阵痛，形成习惯性流产，根本就没法子保胎生育。但她先后抚养过20多个烈士遗孤和亲朋战友的孩子。1990年3月11日，李贞将军在北京逝世。

蹇先任--

长征中哺乳着“长征之花”

蹇先任，1909年2月15日出生于湘西慈利县一户富裕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1928年春节前后，蹇先任和她的大弟蹇先为一起走出家门，参加了石门南乡的年关暴动。暴动失败后，蹇先任姐弟不得不分手，转入地下，并继续从事秘密活动，坚持斗争。

1929年8月，贺龙、张一鸣等人率领的红四军主力由桑植出发，向大庸、慈利推进。8月25日，红军占领江垭，27日进驻杉木桥。就在这时，隐蔽在舅舅家中的蹇先任，和她的大弟蹇先为不期而遇，奇迹般地重新相会在一起。

红四军第一路党代表张一鸣，是慈利县人，1926年入党。部队一到杉木桥，他就打听和联络慈利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当他得知蹇先任就隐蔽在当地时，马上就跟蹇先为一起，找到了这个“女才子”，要她到红四军工作。这样，蹇先任就从地方转入部队，在湘鄂边红军前敌委员会担任秘书。因此，红军指战员都称呼她“蹇先生”。

随后，时任湘鄂边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贺龙，与前委秘书蹇先任结为伴侣，谱成一曲战马背上的婚恋之歌。

1934年夏天，蹇先任动员她的妹妹蹇先佛、弟弟蹇先超参加了红军。蹇先佛写得一手好字，会画画，就留在红军宣传队当宣传员，蹇先超被分配到红军医院当看护员。蹇先超是其兄弟姐妹四人中的小弟弟，当时只有14岁，是名副其实的“红小鬼”。一年后，他由红军医院调到红二军团第四师卫生队当护士，亲临火线抢救和护理伤员。

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经由贺龙和任弼时、陈琮英夫妇的穿针引线，蹇先佛与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结为终身伴侣。

1935年11月1日，蹇先任在贺龙的故乡故土--桑植县五关之一的洪家关生下一个女婴，取名叫贺捷生。

1935年11月19日，即贺捷生出生后的第18天，蹇先任跟随红军出发长征。

因为背着孩子行军，贺龙让蹇先任随同红二军团卫生部行动。卫生部长贺彪见她身体虚弱，又带着个吃奶的孩子，就将她和伤病员编在一起，沿途的饮食生活、宿营起行等事，均可由医护人员帮助照应。红军“神医”贺彪--这位建国后的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他在长征中可没少操心和照顾这母女二人，病重时还曾抢救过她们的命。有一天宿营时，贺彪指派小护士马忆湘帮助哄哄孩子，可这女护士不但没把孩子哄好，哇哇哭叫的小捷生反倒把女护士哄睡着了。这曾被当作一则趣闻，在军团卫生部流传开来。

1936年4月25日，红二军团以第四师为先锋，从石鼓胜利渡过金沙江。连续奋战三昼夜，红二、六军团1.8万人全部渡过江去，进入人烟稀少的康藏高原。过中甸雪山时，为了不使孩子着凉受冻，蹇先任把两件毛衣全都裹在女儿身上，还给盖了个小棉被，藉以保暖御寒。她用背篓背着女儿，拉着一名伤员骑的骡子尾巴，沿着先头部队踏出的一条雪路，于4月30日翻过海拔5396米的中甸雪山。

7月初，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就开始穿越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长征路上，红二、六军团大都分路行军，很少在一地集中驻扎或宿营。过草地时，两个军团仍分为前后两个梯队，一路上循序前进。自长征出发以来，蹇先任、蹇先佛姐妹二人，一路上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当姐姐的当时也不晓得妹妹过草地时生下一个男孩。

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1937年在延安采访康克清时，康克清说：“萧克的妻子在长征途中几乎死于难产。她是在过草地时分娩的，生了个男孩，我们叫他'草原的儿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贺龙就任八路军一二○师师长，奔向抗日前线；蹇先任也受党组织派遣，去苏联学习深造。这样，两岁的贺捷生便又被送回到湘西桑植县老家。解放后，她才回到父母身边。

自从蹇先任去了苏联，她与贺龙的婚姻关系就不存在了。蹇先任从苏联回国后，历任冀察热辽军区保卫部科长，中共围场县委副书记，中共四海(今延庆汤河口乡)县委书记，中共冀察热辽区党委党校组织科长，中共哈尔滨市区委书记，中共沈阳市区委书记，中共湖南慈利县委书记、县长，武汉市人民政府秘书厅主任，国务院轻工部干校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秘书长等职。是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5年12月离职休息。2004年7月，在北京去世。

陈琮英--

过草地生下个孩子叫“远征”

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是一位活到102岁的红军老战士，湖南长沙东乡胡家坪人，生于1902年1月16日，比任弼时年长两岁。由于两家世代交好，陈琮英自幼就与任家结成“娃娃亲”，做了任家的童养媳，和任弼时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1926年春天，党组织派人把陈琮英从长沙接到上海，与任弼时正式举行婚礼。

1934年夏，陈琮英随同红六军团西征转战2500公里，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1935年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率领红

二、红六军团开始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陈琮英随军出发长征时，腹中又有了小生命„„

1936年7月，红

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按照中革军委命令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当时，红四方面军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由所在地区出发北上。红二方面军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前进。

北上途中，陈琮英随同红军总部行动，常跟朱德夫人康克清吃住在一起。在此期间，她跟总部卫生所的几个女护士全都相识了也混熟了。护士林月琴、周起义两人，都是来自大别山的女红军。林月琴曾在红四方面军供给部妇女工兵营当过营长，周起义原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当过看护长，还在金川省军区女子警卫连当过指导员，红军总部成立卫生所时，傅连暲就将她们要来当护士。这个卫生所，除所长傅连暲和两名医生外，只有六七个女护士和两个挑夫，成员总共不过一个班。因为怀孕，每天行军、宿营时，陈琮英大都跟卫生所在一起，同志们亲亲热热，说说笑笑，同吃苦共欢乐，无比友好而又美妙。那会儿，陈琮英挺着个大肚子，走路慢慢腾腾的，眼看就要分娩的样子。林月琴、周起义都不由跟她开玩笑说：

“陈大姐，你赶快生呀，孩子早生下来，我们也好帮你照看！”

陈琮英说：“我才不在半路上生呢！坚持个把月，到了陕北以后„„”

“琮英同志，这种事可不能按照你个人的想法和志愿，还是随时随地做好准备哟！”朱德总司令在一旁忍不住笑着说。

康克清接着讲了这样一件事：红一方面军邓发的老婆陈慧清，去年在长征路上生孩子，当时后有敌兵追击，情况很紧，董必武守在屋子外面，急得火燎油煎一般。无奈之下，董老才派人去告诉五军团长董振堂：有个产妇正在生孩子，请后卫部队务必顶住敌人！董振堂说，让产妇慢慢生吧，我们坚决顶住敌人！因为陈慧清生孩子，红五军团阻击尾追之敌，听说还伤亡了几个战士„„

这件事也不知触动了陈琮英的哪根神经，她连忙表示说：“同志们，请注意！我这个姓陈的，跟那个姓陈的不同，到时候，可不要劳驾总司令掩护我生孩子„„”

“啥子话哟！为了革命的后代，该总司令上阵就得上阵哟！”朱德在一旁直笑。

林月琴、周起义等人也都大笑了起来。

7月中旬，红军总部抵达川西北高原的阿坝，就近筹集粮食和牛羊肉，准备第三次穿越草地。

在这里，陈琮英生了个女儿，任弼时为她取名“远征”。

一个红军后代诞生了，同志们都十分高兴。可是，陈琮英却十分发愁，一路上少吃没喝的，她一点奶水都没有，孩子饿得哇哇直哭。事到临头，总该想点办法为孩子下奶呀！

正在这里，朱德把一盆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鱼汤，亲自端到产房。任弼时惊奇地问：“老总，哪里来的鱼？”朱德回答说：“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鱼，是我在河边钓的！”陈琮英很受感动，满怀深情地说：“总司令，我谢谢您了！”

任弼时在朱老总的启发下，把缝衣针改做成鱼钩，也跑到河边去钓鱼，头一回就钓到了七八条小鱼。陈琮英很过意不去地说：“弼时，你们工作又忙又累，别为我费心了，干脆我喝鱼汤，你吃鱼肉吧！”任弼时却说：“我又不会下奶，吃了鱼肉管什么用？”

穿越草地时，陈琮英大都是在担架上、马背上被抬过来、颠过来的。尚未满月的孩子，只好由别人轮流背着。身负重任的任弼时，偶尔也将孩子抱着或背上一程，以“尽到做父亲的责任”。8月间，红军兵临岷州城下时，孩子才“满月”。陈琮英和她的女儿走出茫茫草地，越过天险腊子口，顺利抵达陇南、陇东，最后到达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