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30年农村改革回顾与改革的深化
30年农村改革回顾与改革的深化
30年农村改革回顾与改革的深化[1] 章猛进[2] 顾益康[3] 黄祖辉[4]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的历程。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农村改革不仅贯穿整个中国的改革,而且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原动力、助推器和晴雨表。要实现13亿中国人口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农民、农业、农村仍然是未来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基于此,深入总结30年农村改革的历程和经验,正确面对现实发展的问题与挑战,大胆探索深化农村改革的思路和途径,不仅对于解决好“三农”问题,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在总结浙江30年农村改革的基础上,对当前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进一步改革的思考和对策建议。
一、浙江30年农村改革的轨迹和成就
中国30年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浙江的实践也是如此。1978年到2007年,浙江地区生产总值从123.72亿元增加到18640亿元,财政总收入从27.45亿元到324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65元增加到826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82元增加到20574元,分别增长了151倍、118倍、50倍和54倍,全省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从63.7%上升到94.5%,城市化率从14.1%提高到57.2%,提高了43.1个百分点,75.9%的农村劳动力已转移到二三产业,农民来自二三产业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达到81.5%。浙江农村30年改革发展的轨迹,概括起来,是一条从解放思想到解放农民和解放农村生产力,从冲破计划经济体制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不自觉到自觉的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路子,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三农”发展之路。
1、变革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和农产品流通体制,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到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业经营体制的转变。从上世纪80年代取消统派购制度到90年代取消粮票和粮食定购任务,再到新世纪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全面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终止了延续千年的“皇粮国税”,农业发展进入到无税时代,促进了从自给半自给的计划农业到市场化、产业化农业的转变,开创了从传统农业到效益农业,再到高效生态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时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推动了农产品供给从严重短缺到全面充裕的历史性转变。
2、推进农业和农村市场化的改革,使农民获得了自主的生产经营权、自有的财产所有权和自由的创业就业权。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民兴起了自主创业和自由择业的浪潮,千百万农民率先闯市场,涌现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务工经商者,广大农民实现了从单纯的农业劳动者到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自主创业者和自由就业者的转变,农民的千变万化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千姿百态,推动了整个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些转变使农民收入和财富大幅度增加,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持续20多年在国内省区保持第一,生活消费水平全面提升,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农民生活实现了从基本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转变。
3、快速推进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推动浙江成为市场大省和经济强省。农村改革使得浙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个私经济放手发展,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率先推进,民营经济快速壮大,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专业市场和小城镇蓬勃发展,农村劳动力和二三产业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的格局。农村经济实现了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到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的转变,农村所有制结构实现了从单一的集体经济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县域经济实现从单纯农村地域经济向以工业为主导、城市为中心的特色块状和区域集群经济转变,全省经济总量和人均GDP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分别列全国省区的中下游水平,到2007年分别上升为第4位和第1位。浙江农村经济发展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实现了由落后的农业省到市场大省、经济强省的历史性转变。
4、积极实施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方略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打破城乡分割发展的格局,从城乡互相制约到城乡互进共促的融合发展,开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时代。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又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先后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观、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在这些战略方针指导下,浙江大力实施“八八战略”,率先制定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积极探索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不断加大公共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力度,整体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建设,实施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和“欠发达乡镇奔小康”等统筹城乡发展的系列工程,全面推进政府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进而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农村为城市服务的传统格局,开始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格局转变。
5、顺应历史潮流和农民需求,积极探索党领导新时期“三农”发展的方式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始终站在改革前列,以新理念催生新思路,以新思路促发新举措,创造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浙江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以思想大解放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以经济大发展带动农村社会的大变革,促进农民素质的大提高,广大农民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在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各级领导干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尊重农民的创造、支持农民的创造,及时总结推广和引导农民的创造,逐步形成了政府与市场的协调,干部与群众的互动,在“三农”工作方法上从行政命令、瞎指挥,向科学调控、因势利导方面转变。
二、浙江30年农村改革的特点和启示
回顾总结浙江30年的农村改革,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的特点和启示。
1、在改革的目标上,坚持以农为重,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改革的首要目标。从农民占绝大多数和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省情出发,从当时最严峻的农产品全面短缺、农民温饱不继问题入手,推进农村改革,致力于解放农业和农村生产力,促进农业发展、农民致富和农村的全面进步。实践表明:农业兴、中国兴;农民富、中国富;农村稳、中国稳;农民充满生机活力、中国就生机勃勃。
2、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坚持以人为本,把增进农民权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核心是顺应农民利益需求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尊重农民首创精神,赋予农民自由权利,从农民群众最迫切的解决温饱、增收致富、摆脱改变大锅饭、大呼隆的生产和分配体制的需求着手,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还权于民,赋予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和自主创新创业的权利,让农民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注重激发农民创新创业的活力,努力创造让农民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条件。
3、在改革的思路上,坚持市场取向,把建立市场取向和政府调控有机结合的管理体制作为改革的基本方向。实践表明,农业要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一方面也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具有明显的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因此,还必须注重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有效调控,不断的探索建立适合现代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4、在改革的突破点上,坚持以地为源,把不断创新农村土地制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其目的是改善土地资源在财富创造与分配中的杠杆作用。从实行农业家庭承包责任制入手,赋予农民对农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使土地的家庭经营成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首要途径;在此基础上推进非农建设用地的改革,赋予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兴办乡镇企业的权利,使农民得到了兴办乡镇企业的土地资源的基础条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非农建设用地的增值利益。同时,在推进国家非农建设用地征地制度的改革中,也逐步地提高对农民的经济补偿和利益保护。
5、在改革的操作上,坚持注重实效,把“多予、少取、放活”作为改革的重要抓手。首先从“放活”开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从加强农业、繁荣农村、放活农民入手,既让农民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人,启动了农业生产和流通的市场化进程,又允许和鼓励农民兴办乡镇企业、个私经济、进城务工经商。在“放活”的基础上,又不断“少取”和“多予”。如:不断减轻,直至免除农业税费和农民的各种负担,开创了农业的免税时代,不断增加对“三农”的各种投入和补贴,广大农民从改革中最先得到实惠。
6、在改革的方略上,坚持城乡统筹,把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分割体制作为改革的长期战略。按照减少农民才能发展农业、转移农民才能富裕农民的思路,让农民积极参与到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去,它直接促成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专业市场和小城镇的蓬勃发展和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使农民成为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积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使“三化”成为促进“三农”发展的最强大动力。
7、在改革的方法上,坚持务实创新,把从实际出发和“三个有利于”作为改革的判断标准。主要体现在: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鼓励农民创业和创新,不断清除束缚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中的“左”的思想和政策体制障碍,不断总结、提炼和推广基层创造的改革和发展经验,并不断把成功的经验转化为新的政策和法规。
8、在改革的路径上,坚持循序渐进,把“摸着石头过河”和“允许试验”作为改革的探进器。中国的改革既没有先例,又不能照搬西方国家模式,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渐进式的、与时俱进的改革是一条可行的路子。实践中,我们的改革正是走了一条从农村到城市,从微观到宏观,从经济体制到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体制,从点的试验到面的推广,一直到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为重点的城乡经济社会政治各个层面的综合配套改革。在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中,不断拓宽改革的领域、不断丰富改革的内涵、不断深化改革的层次,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三者关系在实践中日趋协调。
9、在改革的激励上,坚持利益驱动,把合理的利益诉求作为改革的动力源。率先推进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改革,从低效率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转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与此同时,积极倡导先富带后富,探索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稳步迈向共同富裕的新举措和新路子。
10、在改革的推动上,坚持群众路线,把上下联动、互动共进作为改革的推进力。努力做到中央的改革部署与广大群众的改革意愿相一致,党政干部与广大群众互动互促,着力形成全党全社会不断深化改革的共识与合力。各级领导干部不断解放思想,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尊重、鼓励、支持、引导农民的创新创业活动,调动方方面面投身改革的积极性,充分显示党和政府对改革的领导推动作用。
三、当前“三农”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30年的农村改革与发展,为我国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改革源于农村的改革,中国的发展源于“三农”的发展,农村的改革发展成为推动中国发展最强大的动力。但与此同时,“三农”为中国的高速增长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两亿多的农村劳动力转变成为从事二三产业的廉价农民工,几亿亩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廉价征用。廉价的农民工、廉价的土地和廉价的环境这三大红利贡献是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但广大的农民工却没能享受到平等的企业职工权利,大量的失地农民没能分享到相应的土地增值利益,大范围的农村生态环境被严重污染。从纵向看,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三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到基本小康的转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从横向看,我国“三农”问题依然很严峻。农村依旧落后于城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在不断的扩大;农民还未能享受到平等的公民待遇、劳动权益、土地权益和财产权益;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落后社区、农民是弱势群体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我国目前还存在城乡收入巨大反差、城乡社会事业巨大反差、城乡财政支出巨大反差、城乡信贷资金巨大反差、城乡投资规模巨大反差等问题。因此,“三农”问题并没有因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缓解,在许多方面反而是更加尖锐了。概括起来,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农业发展面临着地位边缘化、规模细碎化、经营副业化、劳力高龄化、产销无序化、科技口号化、设施陈旧化、产业低效化等问题的困扰;传统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和政府对农业的投入保障体系与现代农业的发展还很不适应;忽视农业、无视农村、轻视农民的问题还在加剧。深化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迫在眉睫。
二是农民就业面临着农业就业不充分,非农就业不稳定,权益难保障、收入难递增、身份难转换等严峻挑战。实现农民充分就业、稳定就业、和谐就业的任务十分艰巨。现实中,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特别是纯农户增收十分困难,投入资本缺乏、非农就业难。进一步创造农民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保障农民平等的公民权益、劳动权益、财产权益,提高农民创业就业能力、形成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机制迫在眉睫。
三是农村土地制度面临着耕地日趋减少,农户经营规模越来越细小、越来越缺乏长期投资、土地流转和规模化集约经营难,征地制度不完善、征地行为不守法,非农建设用地中的浪费和腐败现象依然严重,农民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以及农户宅基地和住宅缺乏平等物权,农民不但未能充分享受土地用途转换的增值收益、而且城市大量侵占农村资源,又形成新的城乡“剪刀差”。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迫在眉睫。
四是农村社会事业管理服务仍面临着无序状态、公共服务缺失、文化生活贫乏、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严峻问题。缩小城乡社会建设差距、改善农村基本民生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任务十分艰巨。突破城乡二元社会权利结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迫在眉睫。
五是农村政治建设面临基层民主制度不健全、民主权利没有充分保障、社会治安隐患多、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环境等严峻问题。加强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和谐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推进基层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乡村治理结构迫在眉睫。
六是农村发展面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和城乡二元体制的严重制约,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中的城市偏向尚未根本改变。有的法规政策存在重城轻农、重官轻民、重富轻贫的现象。对农民不公平的政策、制度和法规不但还没有完全清除,而且还在出现新的不合时宜的政策法规,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体制机制,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任务十分艰巨。推进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迫在眉睫。
事实上,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困难,都与“三农”问题直接关联。比如,内需不足就与农民群体低收入、低消费、农村社会保障不健全直接相关。又如,国际贸易频繁遭遇技术壁垒和反倾销、人民币币值不断升值、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内在动力不足、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改变等问题,也与2亿多农民工长期廉价、社会保障普遍缺失等问题有直接的关联。再如,土地征用和使用上的大量违法行为和浪费行为,导致农民抗争,社会不稳,也与农民土地权益的缺失和土地制度改革的滞后有直接的关系。总之,当前经济社会上发生的重大问题或潜在的问题,都与“三农”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好有关,“三农”问题仍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急中之急。
四、深化改革的对策建议
下一步的改革应该在认真总结30年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紧迫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总体设计,着力推进。深化改革还是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作为主攻方向,要尽快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城乡不平等的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还权于民、用权于民,真正给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利、财产权利、劳动权益和土地权益,实现农民自由、全面的发展。下一步应着力深化以下五大方面的改革。
(一)深化农业发展体制改革 我们认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就是要从人多地少的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以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业生产者增收致富为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科学技术为支撑,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政府宏观调控和依法保护为保障;坚持富民强农的基本宗旨,坚持家庭经营的基本制度,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按照整体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的要求,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市场潜力优势,全面增强科技支撑能力、综合生产能力、市场竞争能力,走出一条经济高效、功能多样、产品安全、技术密集、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1、深化农业经营体制和农地制度改革,致力于建立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从当前我国农业的实际情况看,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形成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农地制度,与现代农业、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已越来越突出。一是农业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户数量越来越庞大、经营规模极其细小、分散,这种小规模的农户经营既难以应用现代科技现代农机,难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更难以参与市场竞争,也难以使农户致富。二是统一经营服务层次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没有能力承担统一服务的功能,统一经营和服务名存实亡。三是农民承包的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民缺乏长期投资的信心,虽然法律规定30年不变,但由于人口变化,各地几年调整一次的情况相当普遍。四是对常年抛荒农户缺乏有效治理措施,离农的农民不愿意转让土地,而常年务农的农户得不到更大扶持,有失公平。五是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服务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已不适应变化的形势。六是现有的公司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也存在很大缺陷,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大多数都是简单的买卖关系,交易成本高昂,不能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因而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格局。
基于此,有必要对农业双层经营体制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进行有效的改造对接。建议把现有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改革提升为以专业化、规模化、农庄化的家庭经营为基础,并与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的经营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
建立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的改革方案,一方面,要把农业家庭经营作为农业基本生产形式,把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的家庭农庄作为现代农业的生产主体,通过转移农业劳动力和推进农民市民化,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集中,致力于逐步减少从事农业的农户和农业劳动者的数量,使专业农户成为专业化、规模化的家庭农庄,使之成为现代农业生产主体和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另一方面,要大力引导家庭农庄(专业大户)在自愿的基础上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可以引导农业龙头企业与生产基地的家庭农庄(专业大户)组建专业合作社,从而形成家庭农庄的生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的统一经营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建立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还需要深化农地制度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把30年不变的农地承包制时间同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100年相衔接,即把现行的30年农地承包期延长到100年不变,明确赋予农户100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充分体现中央关于农户土地承包长期不变政策。同时加快农地使用权的市场化和农地转用权的法制化,让农户拥有对农地的承包经营权和完整的财产物权。建立政府管理下的土地使用权流转交易市场,允许和鼓励农户之间按照自愿、依法、有偿、有时的原则转让土地使用权,促进农地向专业大户和种田能手集中,逐步使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庄成为现代农业生产主体。也可以采取土地入股、组建股份合作社和股份公司的形式,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同时,强化政府对农地流转和转用的依法管理,促进农地市场化流转,确保农地农用、不得随意转为非农建设用地,还要对承包农地的常年性抛荒进行依法处罚,促使长期不经营农地的农户把农地流转出去。政府资金集中对农业基础设施加以整合投入。
在具体操作中,在二轮承包经营比较公平合理的地方,可以在不调整农户承包土地的情况下,顺延到100年,并发给农户100年的承包经营权证,明确这种农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物权的性质。在二轮土地时承包农户之间土地数量不太平衡和公平的地方,可以再做一次适当的调整,也可以采取经济上补偿的办法,使承包土地大致公平,然后顺延到100年。对于已经全家户籍农转非、并在城镇安居乐业、享受市民同等待遇的人口,必须把其承包的农地和山林一次性有偿转让出来,今后不作农民对待,以增加纯农户的农业资源。同时,明确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不再承担农户承包地的统一经营管理和土地调整职能,由县乡两级政府部门建立农地管理专门机构,承担农地依法管理的职责。
此外,要完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优惠政策,要给与其比一般的农业龙头企业更加优惠的政策。对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加工贸易给予免税或减税,使农业生产者通过合作社能真正享受到加工贸易的增值利益,进而引导专业大户、家庭农庄走合作发展的路子。促进一部分农民转入二、三产业开拓生产门路,一部分农民就地当农业工人,使农民既有承包土地转让好处,又能根据自己能力开拓就业。
另外,还要按照建立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的方向,深化农村供销社和信用社的改革。把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成为农业产供销合作联合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社,帮助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产品销售、技术培训、商标制定、广告宣传、市场开拓、法律援助等。也要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改制后的供销社开展合作信用保险业务,参股和兴办农业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改革要坚持合作制的方向不变,不应该急于把信用社改成股份制的民营银行。要促进现有的供销合作社、信用社与专业合作社进行有效整合,成为农民自我服务、走向全国和世界市场的最重要的组织载体。
2、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致力于建立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的新型农技推广体系。要进一步改革农技推广体制与体系,对涉农院校、农业科研机构与地方政府部门的农技推广组织进行有效的力量整合,形成政府指导下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农科教”相结合、“产学研”一体化的农技推广体制与体系,建立专业化和区域性的综合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和现代农业示范与辐射基地。同时促进政事分开,各级行政部门的技术推广任务、项目经费要相应地整合到新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中去,使科研经费真正集中用于农业科技。
3、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致力于形成开放、统一、高效的农产品市场物流体系和农业地区分工协作机制。要坚持农业区域化与市场化的方向,无论是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还是其它农产品,都要坚持放开生产经营和流通,都要让农民自主安排生产、自由出售农产品。同时,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政府应制定优惠政策,建立粮、油等主产基地和产业带,鼓励专业合作社生产国家安全需要的粮油农产品。国家要鼓励产销两地开展对接,达到产地积极生产,销地积极收购,确保粮油安全。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业专业合作社开展跨区域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全国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开发能力,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致富、安居乐业。国家财政要致力于建设和培育全国统一、开放、高效、多层次的农产品市场和物流网络。要坚决开通常年性、全国性地开通鲜活农产品的免费绿色通道,加快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体系建设。要建立农资价格与农产品价格挂钩的价格调控机制,使国家政策性补助真正落到农民腰包。
4、深化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致力于建立贸工农一体化的行政管理机构和支农政策体系。要按照农林牧副渔、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管理的要求,整合现有的涉农行政机构,充分发挥其行政效能。近年来各级政府农业投入很多,但投入机制还不健全,投入分散、效率不高、农民实惠不多。建议尽快建立完善经常性的公平投入机制和突发性问题应对机制相结合的投入体制,以法律法规保障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有效投入,同时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形成多种形式、多种途径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同时,应进一步取消集体林育林基金和更新改造资金的征收,减轻或减免农产品流通和加工环节的税收。农资企业也应该实行扶持和低税的政策。同时要全面建立农业政策性贷款和政策性保险制度。最可行的办法是,一是由农村信用社来承担此责任。二是国家控股为主的银行必须有一段额度给农业贷款,国家给与一定的风险补偿政策,作为不良资产核销。
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有效机制和途径。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城市转移就业和资金向农业转移的问题。要按照发展农业必须减少农民、转移农民、提高农民的要求,加快减少农业劳动者的数量,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各级政府要创造条件,让进城农民安居乐业。要下决心改革户籍管理制度,让农民获得自由迁徙权利,平等享受公民待遇。同时,要把发展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和小城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搞好中心镇建设规划和乡镇企业功能区的规划,让他们成为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有效载体。要大力推进在城镇建设经济实用房和廉租房,鼓励农户全家搬迁到中小城镇安居乐业。另一方面要抓好中心村的规划建设,促进零星村向中心村集聚,发展多种经营的特色村域经济。要协调好城市与村镇规划,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应补助农民改善住宅条件,解决他们世代以求的愿望。政府通过工业城市发展新增的财力和土地出让金的很大一部分要用于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投入。
(二)深化非农建设用地制度改革
要按照建立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机制的要求,把深化非农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与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
1、深化征地制度改革。这项改革的目标,是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促进土地节约利用、集约利用和依法使用;要保障农民对土地的合法权益,促进土地的永续利用和土地增值惠及当地百姓。具体改革思路是:一是改变地方政府卖地财政的状况,遏制卖地增收的冲动。地方政府要退出直接的征地环节,由土地管理部门建立专门的征地机构和建设用地市场,建设用地买卖双方直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涉及到征用农地的必须按项目进行农地转用和征用的计划审批,征地补偿价格要落实区片综合价,在同一区域内不管什么用途,都要按相同的区片综合价定价。定价的基本原则是让农民共享农地转用增值的利益,提高对农民的补偿标准,为失地农民搞好基本养老保障。对所有征地,都要实行农民代表参与的公开招标出让。其次,落实中央提出的国家土地出让金收益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使土地出让金收益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中央要明确土地出让金收益应包括农业用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工业用地的招标出让和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的增值收益,并明确规定偏农的分配比例,并且要建立专项制度进行专门的检查监督。再次,开征土地占用税和物业税,并明确主要用于解决“三农”问题。这些税种的开征既有利于节约土地,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稳定。
2、深化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制度改革。要抓紧制定农民集体所有的非农建设用地市场化开发利用的政策和法规。在服从政府村镇建设规划和依法办理农地转用审批手续的前提下,要允许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在村镇范围内、市场化开发利用非农建设用地,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集体物业经济,并明确集体所有土地上的所有房产设施都可以核发与国有土地上的房产设施一样的权证,一样可以抵押和买卖,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发展开辟一条有效的发展途径。特别是在城中村和城郊村,应允许其利用村庄建设用地建设多层高层的民工公寓,这实际上是建造集体的廉租房,既可解决农民工在城镇安居的问题,又可以为失地农民创造物业管理的就业机会。我们应该从巩固党在农村基层政权、增强集体经济组织从事乡村社区服务事业实力、开拓农民就业门路的政治高度,来推进这项改革,支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
3、深化农民宅基地制度改革。目前农民宅基地制度存在若干问题:一是土地管理法对农户宅基地只简单地规定了“一户一宅”的基本原则,农户的宅基地不能异地置换,选址往往局限于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导致村庄农宅零星分散、杂乱无章;对“一户一宅”折旧建新标准缺乏明确界定,导致老宅不拆新房乱建。二是农民建在集体所有的宅基地上的住宅没有完整的产权,不发房地产证,不能自主买卖、抵押,变成不可交易的“死产”。三是一些已经在城镇务工经商和安居乐业的农民不肯放弃无偿宅基地的权利,继续在农村建房,造成财产闲置和土地浪费,不能达到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协调的政策目的。四是农村建房中存在腐败行为。有权有势有钱人在农村乱建豪宅,乱占农民土地,造成极坏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第一,要对物权法中的有关规定做出修改,应该明确农民建在宅基地上的住房应该有同市民私宅同样的财产权利,核发房地产权证,允许自主买卖和银行抵押。超过规定面积的应加重土地占用税。第二,建议国家明确农户宅基地指标可以在镇域或县域范围内有偿折价和异地置换使用,即符合“一户一宅”新建住宅条件的农民可以带宅基地指标到相关部门办理异地建房手续,有条件的农户也可带宅基地指标到县城或中心镇换购一套经济适用房。政府要把这些进城农民的住房建设纳入当地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规划,这样做既能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又能促进有条件的农民到城镇安居乐业,真正减少农村人口从而减少农村建设用地,减少农民无效建房投资,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第三,抓紧改革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在农民“一户一宅”基本实现的今天,可以也应该对“一户一宅”无偿使用、无限期分配宅基地的政策作一历史性了结。明确公布今后一律不再安排无偿的宅基地,同时放开农民住宅的自由买卖和抵押,使农民获得对房产完整的财产权利。
(三)深化农民就业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1、以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为重点,推进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和分配制度改革。目前,两亿多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产业工人的主体。我们要从保障农民工的权益的实际出发,推进整体劳动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体来说,一是严格执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特别是要落实好农民工依法享受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女工生育保险的制度。要适应农民工区域流动性大的特点,抓紧改革企业职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账户,使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可以在全国各地对接。二是针对最低工资标准由地方政府制定而地方政府又因为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不愿意主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实际,建议国家修改最低工资制度的规定,工资水平应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同步提高,并与当地消费水平挂钩。要按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等分类,提出各地所有企业和雇主都必须严格执行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并且做到几年提高一次,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工资长期不涨的状况。要充分发挥工会在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中的作用,总结推广浙江温岭市行业工会建立工资协商制度的做法,建立劳资双方协商确定工资水平的制度,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三是切实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和子女上学问题。地方政府应该把外来农民工的居住纳入廉租房的建设规划。要允许和鼓励城中村改造中利用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建造民工公寓。四是建立覆盖城乡的劳动就业服务体系,把劳动就业服务网络延伸到农村。鼓励企业招收农民工,凡是对招收农民工占企业职工人数比例越高、对农民工福利保障搞的好的企业,越要实行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做到政府财政所得让一块、企业利润让一块,让农民工的收入福利高一些,这也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很重要的途径。
2、深化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切实保障农民享受公民的福利权益。要抓紧调整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下决心纠正公共财政上的城市偏向,真正落实好财政新增的公共基础建设和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事业资金主要用于农村的方针政策,切实改善农村社会事业落后和公共服务缺失的状况。一是要解决好农村教育落后的问题。把改善农村教育条件,让农民子女上得起学、上得好学作为培育新农民、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来抓。为培养新一代有知识的现代农民,对农林大中专院校中农业技术类专业的学生一律免收学杂费,鼓励他们成为中国新一代的农业生产经营者。二是要切实解决好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国家应该下决心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同时尽快建立统一的、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既要解决农民大病住院医疗问题,又要解决小病也能治和加强疾病预防问题。乡镇卫生院要承担起农村公共医疗服务中心的职责,并与县级医院连锁;每个行政村应该有一家对口乡镇卫生院统一管理的村卫生室,配备好全科医生,医务人员国家统包。要建立医疗救助资金,对得大病的困难家庭交不足自费部分的再进行救济补助。三是要采取多种有效办法,解决好农民养老难的问题。可以采取分类解决的办法,对农民工要全面纳入企业职工养老体系,同时完善失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要全面建立城乡全覆盖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制度;要积极探索建立个人养老储蓄与政府配套补助相结合的农业劳动者的养老储蓄金制度。四是政府要切实承担起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农村社区公共管理费用开支的职责,提供农村道路交通、供水供电、环境卫生、社区治安、救助救济等资金。同时,要进一步探索乡村社区自身对社区性公共品供给的途径和措施。
3、以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和开展全社会的扶贫济困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的三次分配。从现在的实际看,30年的改革已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问题,低收入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问题和隐患。现在是到了倡导先富带后富的时候了。要改进慈善捐款的筹款和使用方法,使慈善捐款更多地用于低收入群体,低能力、残疾人群体和欠发达地区的贫困乡村。特别要倡导先富起来的共产党员和企业家同穷村户挂钩,做到先富带后富、共同奔小康。
(四)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要按照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理念,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和建设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清廉政府的要求,进一步改革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切实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服务“三农”的功能。政府工作的重心要从偏重于经济发展转到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正与和谐稳定上。
1、强化政府服务功能。政府部门的管理和服务应该实行免费服务,要在农业进入免税时代的同时,让政府的服务管理进入免费时代。也就是说,凡是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向公民和企业提供的各类行政审批和各类证件的发放,都应该免收成本费和服务费,诸如结婚证、房地产证、居民身份证、企业登记证、税务登记证、企业安全证、卫生防疫证、职业资格证等应该免收成本费。这些成本应该在公共财政中开支,这样做可以对行业不正之风,减轻农民、市民和企业负担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真正树立服务型、清廉政府的形象。
2、推进省直管市、县体制改革。从浙江的实践来看,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对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下一步的改革是取消市管县,全面实现省直管县的体制;县级要扩大中心镇的权限,赋予中心镇县级的管理权限,使县一级和中心镇能够更多地承担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和改善民生的职责。
3、深化干部制度改革。真正转变政府的职能,有赖于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和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主要的政绩,要把公共服务作为主要的职能,要把农业是否发展、农民是否增收、农村是否稳定进步作为考核县乡(镇)干部政绩的重要依据。
(五)深化农村基层政治体制改革
这项改革的总体方向是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巩固基层政权,切实保障农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益,维护社会公正与和谐稳定。
1、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从实际情况来看,可以把乡镇分成两类,一类是人口比较多、二三产业比较发达、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已成为区域生产力和人口集聚中心的中心镇,另一类是一般乡镇。对于中心镇,应该赋予其更完整的政府功能,更完整的一级财政,使其具备小城市的发展建设和管理功能。对于一般的乡镇,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小乡镇,可以改为县委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建立乡公所,财政收支可以由县直管,并明确乡公所的主要功能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
对乡镇干部的年轻化不能搞一刀切。目前农村50岁的干部就退居二线的做法,消极因素很多,既造成人浮于事,又使第一线缺乏经验丰富的干部。因此,乡镇干部一定要做到老中青结合,特别是要注意发挥经验丰富的中年壮年干部的作用。要积极探索乡镇一级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途径,实行乡镇党委书记民议、民推、党选,乡镇长直选和乡人大代表对乡镇政府的行政、财政等依法监督。
2、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深入开支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先锋工程、领头雁工程,更好地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从巩固农村执政基础的高度,重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积极推进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索农村社区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要适应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积极探索农村社区建设的新思路,不断总结社区管理的新经验。------------------
[1] 本研究同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思路与对策研究(04ZD012)的资助。[2] 浙江省原常务副省长。
[3] 浙江省原农办副主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CARD)客座教授。[4]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CARD)院长、教授。
第二篇:湖北农村改革发展回顾与展望
湖北农村改革发展回顾与展望
中共湖北省委财经办(省委农办)
2008年第12期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报告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从农村发端。30年来,围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性文件,尤其是改革初期的5个和近5年的5个共10个中央“一号文件”,一直引领着农村的改革发展。30年来,湖北历届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改革创新,扎实工作,推动了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富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30年的巨大变化,展望新时期农村改革发展的光明前景,对于做好新时期的“三农”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30年来我省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一)农产品产量及综合生产能力取得历史性突破。改革以来,我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产量得到极大的提高。种植业:1978年到2007年,粮食总产由1725.7万吨提高到2185.4万吨,增长了26.6%;棉花由36.7万吨提高到55.7万吨,增长51.8%;油料由23.7万吨提高到256.3万吨,增长9.8倍;茶叶由1.7万吨提高到10.5万吨,增长6.2倍;水果从10.3万吨提高到334.7万吨,增长32.5倍。养殖业:淡水产品总产量从11万吨提高到370万吨,增长33.6倍;生猪出栏由919.3万头增加到3126.2万头,增长2.4倍;牛出栏由6万头增加到139.4万头,增长23.0倍;羊出栏由39.1万只增加到431.4万只,增长11倍。目前,全省已稳定形成年产2500万吨粮食、50万吨棉花、275万吨油料、250万吨猪肉和350万吨淡水产品的综合生产能力。
(二)农民就业、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历史性提高。农民就业:改革以前,“左”的思想、计划经济体制把农民紧紧拴在有限的土地上,在“土里刨食”,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30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党和政府采取多项措施引导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农民就业水平大大提高。目前,全省1000多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超过农村劳动力总数的一半。农民收入:从1978年到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11元提高到3997元,增长36倍;反映农民生活质量的恩格尔系数,由70.8%下降到47.9%。食品供应:改革以前,湖北城乡市场肉蛋奶供给短缺,长期实行凭票定量供应。30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肉蛋奶有效供给迅速增加。按总人口计算,2007年全省人均占有猪牛羊肉是1979年的2.8倍,人均占有禽蛋是1982年的3.3倍,人均奶类占有量是1978年的5.5倍,人均淡水产品占有量是1978的3.2倍。住房条件:从1978年到2007年,全省农村砖瓦房比例由11%提高到89.5%,农民人均住房面积由16平方米增加到38平方米。耐用消费品:改革前农户家庭除了木床、木桌和少量的木衣柜外,几乎没有什么家具,2007年全省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固定电话58.4部、电脑2台、移动电话104.6部、彩电98.8台、冰箱26.2台、洗衣机34.6台、摩托车35.8辆。
(三)农村经济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改革前,农村主要产业是农业,农业又主要是种植业,种植业又以粮食生产为主,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比重接近80%。单一的结构使农业的效益低下,农村经济长期徘徊。改革以来,经济作物发展较快、养殖业逐步放开搞活、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业产业化经营逐步推广、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农村经济结构发展巨大变化。2007年全省种植业中粮棉油种植面积之比变为 45: 44:11,整个种植业呈现多样化发展,产值达到种植业总产值的5%及以上的作物有7个,达到10%及以上的有2个。蔬菜、油菜、茶叶、水果、食用菌和药材等产业规模比1978年扩大3-15倍。畜牧业逐步由家庭副业向农村支柱产业转变。2007年全省畜牧业产值由1978年10.8亿元增加到747.9亿元,增长69.3倍;其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2.8%提高到32.7%。改革以前,我省农村非农产业极不发达。1978年,全省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前身)总产值为19.3亿元,约为全省农业产值的1/5,2007年乡镇企业增加值为 2343.1亿元,是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的1.7倍。
(四)农业的技术、装备水平、生产效率获得历史性提升。改革30年来,湖北农业装备水平和科技水平大幅度提升,带来农业综合效益不断提高。2007年全省农业机械总动力255.1亿瓦特,比1978年增长3.1倍;大中小型拖拉机83.4万台,增长8倍;机耕面积3354.9万亩,增长86.3%;农村用电量87.8亿度,增长12.3倍;化肥施用量299.9万吨,增长5倍。农业科技推广运用步伐加快,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由2000年46.1%提高到2007年的52%。随着农业技术、装备水平的提升,生产效率和效益也大幅度提高。2007年每亩耕地的种植业总产值(现价)达到2387元,比1978年增加2253元,增长15.8倍。
(五)农村体制机制发生历史性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先后改革、完善了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彻底打破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体制,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取消了农产品统一派购制度,改革了农业生产资料流通方式,放活了农村商品市场,赋予了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收益支配权和农产品处置权;建立了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所有制格局;开展了税费改革试点和以乡镇机构改革为重点的综合配套改革,建立了“以钱养事”新机制;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国有农场改革,比全国提前一年彻底取消了农业税,结束了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皇粮国税”的历史;全面实施了以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
(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历史性改观。30年来,长江干堤防洪能力由10-2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全省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由62.5%提高到64.9%,提高2.4个百分点;旱涝保收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由46.8%提高到55.3%,提高8.5个百分点。2004年以来,全省共新建高产农田300万亩,改造中低产田245万亩,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改革前,农村交通、通信、饮水等基础设施薄弱。全省农村基本没有像样的公路,除极少数村(大队)在大队部有一部电话外,农民家庭没有电话,饮水主要是直接从河湖塘堰挑水吃。到2007年,全省村的沥青(水泥)路通达率73%以上;多数村用上了自来水,并已解决400多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户用沼气池总数达到186万口;固定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12.7部;乡镇宽带覆盖率99.8%,村宽带覆盖率31%。
(七)农村社会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开展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目前每年培训农村劳动力超过80万人。对农村中小学生实施了“两免一补”。从2004年开始进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2007年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已达91个,占总数的89%。同时,开展了大病救助。农民的保障过去由家庭承担,近年来已开始实行社会保障,全省110万农村特困救助对象纳入农村低保范围。
以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十七届三中全会在总结30年农村改革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和谐,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继续推进农村体制机制改革。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稳定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严格农民宅基地管理,依法保障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继续推进城中村、城郊村、园中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创新工作,进一步完善国有农场体制改革,积极有序推进国有农牧渔原种场改革。强化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增长幅度要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大部分用于农业。吸收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农村开发,整合涉农资金,加强投资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大农村金融改革力度,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支持,扩大邮政储蓄银行涉农业务范围,发挥农村信用社为农民服务主力军作用,规范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以服务农村为主的地区性中小银行,积极发展各种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微型金融服务,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鼓励各类金融机构积极创新农村金融产品、信用模式。发展农村保险事业,健全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一体化,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完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充分发挥县(市)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提高单产,增强综合生产能力。加强产粮大县建设,集中力量建设一批粮食调出能力强的核心产区,着手开发一批有增产潜力的后备产区。认真贯彻落实对产粮大县财政奖励政策、粮食风险基金政策、国家最低收购价等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推进品牌整合,加快培育农产品品牌。加快科技进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结构升级,提高农业产业水平。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整合资源,促进产学研、农科教结合,引导科技资源向农业产业一线聚集。全面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和生产技术规程,逐步实现主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化、规模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监测机构建设,严格农业投入品生产、使用过程,以及农产品的生产、收购、储运、加工、销售各环节的质量安全监管,大力发展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抓好大江大河堤防综合整治工程、堤防及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抓好各类泵站更新改造、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及蓄水保水工程建设,建设高标准的农田灌排体系。加快推进农村塘堰、沟渠的清淤整治,鼓励支持农民广泛开展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大力改造中低产田,积极推进土地整理和复垦,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强化农业综合开发,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搞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推广先进农机具,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力发展新型农用工业,开发和推广高效、安全、环保的新型肥料、农药、农膜、农业机械等。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农业信息收集、发布制度,继续实行绿色通道政策,搞活农产品流通。整顿和规范农村市场秩序,保障农用生产资料供应,完善良种繁育和动植物重大疫病防控体系。推广农业节能减排技术,发展循环、生态、节约型农业。推进生态家园建设,推广使用可循环清洁能源。积极培育以非粮油作物为原料的生物质产业,推进农林副产品和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加大农村工业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防止城市工业“三废”向农村转移。继续实施长江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搞好水土保持。
(三)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引导农民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形成完备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积极扶持具有荆楚地方特色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深化文明乡镇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倡崇尚科学、诚信守法、抵制迷信、移风易俗,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和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农村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实行农村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继续教育。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提高筹资标准和财政补助水平。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农村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深入开展农民健康促进活动,大力普及卫生防病知识,加强人畜共患疾病、传染疾病和血吸虫病等的防治。加强农村妇幼保健,积极发展中医药和民族医药服务,坚持实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探索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有效衔接办法,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稳步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农村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农村福利院配套设施建设,改善“五保”对象生活环境,完善受灾群众援助制度,加强农村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继续实施“百镇千村”示范工程,加快通村公路建设,支持农村客运发展。抓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确保5年内全部解决我省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继续加强农村高压电网建设,推进新农村电气化。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推进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三网融合”,开展农村信息服务,提升服务质量。
(四)努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一是发展种养业增收。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推广新型增产增收种养模式,鼓励和扶持种养大户发展规模经营。着力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发展壮大特色农产品基地。以现代化规模养殖为主导,以专业养殖为主体,以分散饲养为补充,实现畜牧业的稳定发展。积极创建水产大县,加快推进标准化鱼池改造升级,发展生态养殖,普及健康养殖,推进高效特色渔业发展。积极推进低丘岗地和低产林改造,重点发展高效经济林,提高林业效益。二是加快发展劳务经济增收。整合培训资源,创新培训方式,稳定培训规模,提高培训质量和效益。加强信息引导和动员组织,完善劳务网络,开展多种形式的劳务协作,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积极培育和宣传湖北劳务品牌。鼓励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支持回归创业。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提高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三是认真落实惠农政策增收。切实做好粮食直补、良种补贴、退耕还林补助、农机补贴、能繁母猪补贴、农资综合直补等资金的管理发放工作。完善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办法,加强农民负担监测和涉农收费监管,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严格控制村级举债,积极开展化解村级债务试点,探索化解村级债务的措施和办法。
(五)推进农村社会稳定和谐。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扩大村民自治范围,保障农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完善乡镇治理机制,增强乡镇干部依法行政能力,依法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健全村民自治机制,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加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提高他们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改进党员教育管理,不断提高农村党员队伍的素质。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党务公开,健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机制,切实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加强农村政法工作,推进农村警务工作,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执笔:杨明杏)
第三篇:人民日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人民日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五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本报评论员
2006年03月06日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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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色。
我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改革的成果农民最先得益。农村经营体制发生的深刻变革,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有效保障了市场供给,有力推动了城市改革,为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改革没有止境,我国农村的改革仍然处在攻坚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未彻底打破,农村土地、资金、人才等资源和要素还在流失,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解决,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深化农村改革,是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也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动力源泉。只有针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才能激发农村自身活力,保证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顺利推进。
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发展中加以解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然伴随着一系列体制创新。我们要按照中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加快农村改革步伐,着力建立城乡协调、平等发展的有效机制,着力建立要素合理配置、产品有序流动的市场体系,着力建立权责明确、运转高效的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让农民生活越过越好。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首先要落实好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长期稳定和不断完善农村基本经营体制不动摇,切实保护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同时在新农村建设中要从实际出发,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巩固和发展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这里的关键是坚定不移地把农村综合改革推向前进,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加快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同时要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着力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建立多元的投融资机制,改善对农村的金融服务;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粮食产销区稳定的购销关系,加强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保持粮食市场稳定;加快征地制度改革,依法规范征地程序,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完善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办法,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广大农民群众是推动生产力发展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农村改革的主体。要不断创新体制机制,营造鼓励农民干事业、帮助农民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充分发挥农民群众改革和建设的热情和创造力量,推动农村改革不断深入,促进新农村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人民日报》(2006年03月06日 第九版)
第四篇:农工部深化农村改革情况汇报材料
农工部深化农村改革情况汇报材料
为贯彻中央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精神,县委农工部按照省、市、县的总体部署,紧紧围绕“抓紧确权登记、稳步推进流转”的要求,积极参与农村土地确权发证工作,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现将前一阶段的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全县农村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情况
(一)土地确权工作
我县农村土地确权发证工作已在全县全面铺开,目前全县102个行政村(居)100%出台了方案,召开了村民小组长会议;1056个村民小组有90%的村民小组完成了调查摸底、出台了实施方案并已二榜公示,2个乡镇已完成航拍,3个村完成勾图作业,已于5月11日下午颁发了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第一证”,预计6月底全县可基本完成。
(二)土地流转情况
全县流转土地占承包土地的40%,高于去年全省、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流转5年以上的占流转总面积的19%,流转10年以上的占流转总面积的8.4%,目前,重点抓了三级平台建设,一是建立县级服务中心。已在县行政服务中心挂牌成立了农村土地流转交易服务中心,负责发布有关信息、规范合同、变更土地经营权、办理他项权证、仲裁土地纠纷等部门服务。二是建立乡镇服务所。负责收集发布流转信息,规范合同、价格指导、调处纠纷、经营权变更等职能。三是建立村级服务站,有30%的村设立村级服务站,配置了信息采集员,负责本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息收集、整理上报、调处村组内的土地流转和纠纷。
二、参与深化农村改革情况
农工部作为县委、政府的参谋助手,深化农村改革,农工部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克服了任务重、人手少的不利因素,积极参与了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和土地流转工作。
1、搞好调查研究。土地确权登记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中确实遇到了不少的问题和矛盾,可以说不同的村民小组都存在不同的具体问题。面对问题,我们迎难而上,重点解决五方面困惑,一是认为二轮承包后已发了证,这次又发证是没事找事,担心处理不好会引发社会矛盾;二是认为土地确权登记工作量大,很复杂,干部有畏难情绪;三是认为农户承包经营权长期稳定就是永远不变,担心以后调不了田,部分群众有意见;四是担心土地确权以后征地难、成本高,不利于城镇建设和项目建设;五是确权登记要耗费大量的物力、财力,会加重财政负担,地方积极性不高。尽管存在这些困惑,县委县政府始终认为,土地确权登记工作是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一项惠民工程和基础工程,确权登记搞好了,有利于农民得实惠、农业增动力、农村添活力。因此,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旗帜鲜明地提出县乡村“三级书记”抓确权,把确权登记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作为攻坚战来打,作为政治账来交,迎难而上,强力推进。
2、配合部门参与方案制定。尽管这项工作以农业局为主牵头,我部积极配合农业局开展方案制定工作,多次深入乡镇、村、组、龙头企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农民等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讨论修改,使方案尽量完善。具体明确了“四步工作法”、“四签两不准”、“四个公示”、“四相符”、“五到户”的工作步骤和要求。同时出台了《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工作考评验收办法》讨论稿。
3、指导包村点大段镇村土地确权试点工作。按照我县“县指导、乡主导、村主体、组实施”的工作推进机制。农工部成立了4人指导工作组深入大段村开展土地确权试点指导工作,村由21个村民小组组成,全村共有599户、2243人,全村二轮承包面积1756.8亩,有林地近7万亩,是一个以林为主的林业村,截止目前村的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已进入勾图作业阶段。我们在村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搞好宣传发动,指导书写宣传标语15条,同时在村部电子显示屏滚动播出,向每户发放公开信600份;二是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组织学习县委、县政府出台的《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方案》、《关于规范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以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深化农村改革的政策法规等;三是指导村组做好《基本信息表》填写,做到规范完整,不缺项、不漏填并公示;四是督促村组召开户主会,制定适合村组实际的实施方案,报乡镇审批并张榜公示;五是做好释疑解惑工作,对群众有不理解、存在的顾虑问题,及时作出解答,解释不了的,请县有关业务人员上门解释,消除群众疑虑,确保工作进度。在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和土地流转方面,尽管我们参与做了一些探索,但还不够全面和准确,还需要不断深化和完善,我们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继续坚定改革信心,完善改革措施,努力反映我县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和规范流转工作做得更好。
第五篇:2014年国家深化农村改革
形势与政策作业
(一)试谈深化改革后的社会行业变化
学院:经济学院年级:11级
班级:B1101
学号:0111110207姓名:李晶舟
联系电话:1347005161
3试谈深化改革后的社会行业变化
摘要:新一轮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早已进入深水区,纵观自十八届三中全以来的种种改革措施,我国社会各个行业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改革也将会是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色调。
关键词: 体制转型产业化新型工业化道路
自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以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新一轮“改革”浪潮正在席卷着中华大地这片古老而又焕发着生机的热土上。对于这场在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所进行的“改革”,所有的爱国志士无不发表热议给和给与精神与行动上的支持。回顾新中国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出“改革”一直都是党和国家的主色调,然而在以习近平主席为中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待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又给出了怎样的一副“良药”呢,这将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人所需要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以往的改革把肥肉都吃掉了,现在只剩下骨头可以啃了。骨头虽然难啃,但政府有决心也有毅力去啃硬骨头,现如今的改革早已进入了深水区,党和国家不会走老路也不会走邪路,摸着石头过河,必然是一场壮士断腕的改革之路。
一、第一产业——农业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农业大国,以农立本,例数各朝各代无不把农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我国自78年小岗村“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民拥有使用权,这一土地政策实施以来,在以往的30多年里确确实实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成产积极性,粮食产量连年持续增长,为第二、第三产业的展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但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现如今经济发展到现在的中国,“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小农性质的土地政策早已经适应不了飞速发展的经济了,农业的发展进程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已经明显的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步调也仅仅是能够保持一致罢了。
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的现代农业已经对传统的农业生产结构构成了威胁,这对农业的产能结构而言是威胁,但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对我们每一位农民来讲确是一件福音。在不久的将来大型的产业化的农业遍地开花,将会最大程度上的解放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力,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性收入,也将从根本上解决现如今让人人自危的“食品安全”问题。产业化的现代农业从源头到生产加工到市场,它的每一步都是可溯源的,都可以查到食品的每一生产环节,把食品生产置于阳光下,从根本上挽救已经因“安全问题”而困扰的农业
发展。而这一农业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的行业在如今的中国是大有可为的一片广阔天地,热议的“就业难”问题也会随着农业新的领域的开发而有所缓解。
我国已经进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农业发展正面临着资源与市场的双重约束、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双重压力、农民增收与粮食安全的双重挑战。面对新形势新变化,我国现有农业科研体制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对现有农业科技体制进行改革。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农业科研与农业发展需要脱节,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农业生产经营所急需的技术服务得不到满足;二是市场机制在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国家、民间以及企业的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薄弱、市场意识淡化,科技产业化发展缓慢;三是农业科技力量布局不合理,科研机构条块分割、力量分散、层次重叠、功能不清,“大而全”和“小而全”的现象仍然严重;四是农业科研投入不足,农业科研设备陈旧、设施老化,对农业科技创新活动形成了强烈约束;五是科技创新激励机制依然落后,农业科技队伍不稳、人才流失的现象没有得到扭转。
从国际来看,当今世界农业科技正孕育着一场新革命,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航天航空技术等在农业领域的迅速应用,推动了农业产业的全面提升,科技竞争已成为国际农业竞争的焦点和核心。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农业科技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现代育种技术已走在世界前列,动物克隆等农业生物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是,我国农业科技总体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严重不足。要争取我国在国际农业产业体系分工中的有利地位,就必须把握世界农业科技革命的新趋势,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
经国务院审定同意,农业部、科技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等9部委提出了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方案。根据该方案,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就是要以“科学布局,优化资源,创新机制,提升能力”为总体思路,以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和效率为核心,以整合资源和创新机制为手段,以食物特别是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农民增收为主要任务,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成果创新和产品创制4个方面进行系统设计,初步建成由国家农业技术创新基地、区域性农业科研中心、试验站和企业农业科技研发中心为主组成的开放式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这一体系确定,力争到2020年,建成若干世界一流的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成国际一流的国家高级农业科研人才培养基地,造就一支精干高效的创新队伍,集聚一批站在国际农业科技前沿的战略科学家、学术领军人才;建立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运行机制,形成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另外,农业部和财政部制定的实施方案确定,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要按照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依托具有创新优势的现有中央和地方科研力量与科技资源,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为主线,建设从产地到餐桌、从生产到消费、从研发到市场各个环节紧密衔接、环环相扣、服务国家目标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二、第二产业——工业
在中国到底是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还是“高效节能环保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直是一个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顽疾。我国政府早早的就以明确而坚决的姿态告知全国各工业行业,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是必然在中国没有发展前途的,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新兴工业化道路是唯一也是实践证明了的正确道路。然而理想总是很美好的,但现实却很骨感。在中国的很多大中小城市和企业把中央的明令要求弃若罔闻,只求“面子工程”“在任功绩”,千方百计拉投资拉赞助,把利益放在首位,不管不顾只为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只为个别领导官员的“平步青云”,事实是当地的环境污染了,民众怨声哀悼。为一时的眼前利益而放弃了长远利益,这种“塞源而欲流之长,伐木而求木之长”的掩耳盗铃式做法,最终还是人民群众为之买单。为此,党和政府此次的“深水区改革”必然也定会首先拿这些领域横刀立马,责令相关城市和企业关闭落后产能,国家财政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大力扶植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高效节能的新兴工业化道路劈荆斩砺注入新的发展活力。
与此同时,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将会出现新的历史局面。以往“电力、航空、银行、铁路、能源”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对非公有制经济有着严格的进入门槛,而现在的中国则急迫的需要一只新鲜的血液的注入。自此后非公有制经济的企业也将可以和公有制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从而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减弱“行政计划”在经济中的指导地位,把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有效的结合起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描绘了一张清晰的蓝图。届时,我国大量的中小企业会更多的活跃在各个经济领域,为经济发展、劳动就业、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提供补课替代的坚实堡垒。“小而美”的中小型企业也必将会在中国各地开花结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三、第三产业
(一)服务业
新的中国改革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而其在第三产业中所产生的涟漪无疑是各个产业中最为有效度的领域。对传统的落后服务业提出了新的具体的要求,“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将会在这里被彰显的淋漓尽致。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
代化的信息产业应景而生,网络的飞速发展对固守传统的企业而言是一场痛彻心扉的浴火更是一次中小企业对自身命运的洗礼,不成功便会被市场经济所无情的淘汰。“线上+线下”的商业模式在一步步的市场危机的逼迫下,已经被各个中小型企业所接受,在专心做好传统“实体店”产业的同时,争取“网络市场”上的经济利润份额已经成为各个企业家所达成的共识,“万达地产与阿里巴巴”的结合无疑是最为成功的传统产业搭乘现代网络顺风车的成功案例。
在广阔的服务产业中,最为吸引人目光的领域便是“转型”,如何从落后的传统经济体制中脱身而出,华丽转身以“创新、特色、环保、高效益”铸就自身的品牌效应,把企业自身的发展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紧密的结合起来,在为国家的经济做贡献的同时也进一步的走出企业自身的转型之路,这也将是改革的必经之路。服务产业中,如何最大效度的整合零散的市场资源,如做强做大,企业在借助政府财政扶持的同时也要拥有自己的发展战略,用两条腿走路,这样才会更快更稳健。一面要努力提升企业自身实力,另一面更需要适度积极地兼并其它中小企业,与行业中的同类企业强强联合,更好更快的做强做大。
(二)电子信息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产业规模、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得到大幅提升。2001—2007年销售收入年均增长28%,2008年实现销售收入约6.3万亿元,工业增加值约1.5万亿元,占GDP比重约5%,对当年GDP增长的贡献超过0.8个百分点,出口额达5218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36.5%。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基地,在通信、高性能计算机、数字电视等领域也取得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但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下半年以来,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增速不断下滑,销售收入增速大幅下降,重点领域和骨干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利用外资额明显减少,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同时,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深层次问题仍很突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强技术创新,促进电子信息产业持续稳定发展,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出贡献。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改革”也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发展亘古不变的主旋律,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平稳发展的唯一出路,在改革路上我们不走老路更不走邪路,我们要拿出肯打硬仗,肯啃硬骨头的勇气和决心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
参考文献:
[1] 《大开局:十八大后中国改革发展趋势》,欧阳日辉,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02-01
[2] 《十八届三中全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网络电视台,2014-3
[3] 《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新浪新闻,2014-3
[4] 《网络营销》,商玮、段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