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语音学田野调查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
语音学田野调查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
Fundamental Issues in Phonetic Field Investigation
孔江平
*
中文提要：本文从传统语音学的局限性、音位系统的不确定性、历史语言学的宏观指导和声音感知理论的重要性几个方面对田野调查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希望通过讨论，使人们关注语音学田野调查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 关键词：田野调查、语音学、语言学
1、引言
语音学田野调查和语言学田野调查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又有各自的特点。语言学的田野调查首先也是要调查语音，整理出来音系，然后记录词汇和语法。在语言学的田野调查中整理音位系统很重要，音系一旦确定，所记录的语言材料都以语音的音位系统为基础，如果音系处理的不恰当，会直接影响到语言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在音位归纳时常常对语音的实际音质考虑的不多，可以认为，语言学田野调查中的语音记录主要是在音位层面。语音学的田野调查重点是放在语音的实际音质方面，但又无法脱离语言学田野调查的基础。在面向语言学的语音学研究中，就两者的关系来说，语言学的田野调查是语音学田野调查的基础，如果没有语言学的基础，不可能进行语音学的田野工作。就目前中国的语言情况来看，语言学的调查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大部分语言都已经进行了初步的调查，有了基本的语言资料，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⑴，近年来又出版了一系列的民族语言丛书，这些都是语音学研究和语音学田野调查的基础。在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语音学研究的重点是进一步对各种语言的语音特点、语音生理性质、语音声学性质以及语音的语言学意义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最终来解释语言学问题。在语音学和语言学的问题有了很好的研究以后，语音学可以将语音的研究领域扩展到语音声学、语音病理学、司法语音学、语音心理学、语音工程等领域。因此，面向语言学的语音学（linguistic phonetics）是语音学的基础研究，而这种研究又以语言学研究为基础。因此下面将从“传统语音学的局限性”、“音位系统的不确定性”、“历史语言学的宏观指导”和“声音感知理论的重要性”几个方面来谈谈语音学田野调查的基础理论问题。
2、传统语音学的局限性
传统语音学的理论与方法主要是解释语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以及听音和记音的训练，基于这些概念和技巧，在语音学研究时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在语言学田野调查时，常常会发现对某些语言的语音听不准，因而无从记音或无法准确记音，一个语言或语音学家通过大量的听音和记音训练可能会提高准确性，但实际上对许多人来说并没有本质的改变，这一点证明了传统语音学理论与方法的某些局限性。我们知道语音和声音的性质有着本质的不同，声音是没有社会性和民族性的，属于纯粹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人们对声音的感知基本是一致的，无论他说何种语言。然而，语音具有社会性和民族性，是以“音位”的形式来感知的，有其感知范畴存在。比如，汉语部分西南官话中的/l/和/n/不分，这是因为它们是一个音位，涉及到语音和语义的关系，进入了语音感知和认知的范畴，虽然这两个音素的声学实体和生理机制上差别很大，但对母语者来说区分这两个音素会十分困难。又如，在调查彝缅语的语音时，不同的发声类型对很多语言学家来说也很难辨别，这是因为我们的母语中发声类型不具备音位功能，因而不存在感知的范畴，所以在听觉上对发声类型不
*本文研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汉藏语声调的声学研究（侗台语卷）”的资助
普通话语调研究综述*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毛世祯 曾玉萍 沈倍蓄
＊本文为国家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十五”科研规划重点项目—汉语普通话水平侧试研究的子课题“ 普通话水平侧试„语调‟评价研究”（ZDI 105-18-16）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汉语的语调研究从赵元任先生开始, 在几十年里, 许多学者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 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吴宗济先生研究了汉语的多字调变调规律以及字调在语调中的变化规律（吴宗济1982、1985、1990）, 提出了语调和声调调值计量的新方法—半音音程, 语调中短语调域变化的规正方法—移调处理（吴宗济1993、1994、1997a、1997b）。沈炯先生（1985、1992、1994）通过多年研究, 认为汉语的语调应该由调冠、调头、调核和调尾构成, 并在语调模型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林焘（1963、1979、1994）、石锋（1999）、林茂灿（1980）、曹剑芬（1998）等学者也对语调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胡明扬（1987）、劲松（1992）和贺阳（1992）等从北京话的角度对语调的特征进行了研究；而石佩雯（1980、1981）、张朋朋与徐鲁民（1981）、王魁京（1996）等则从对外汉语教学出发, 对语音教学中的语调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语调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但是由于语调本身的复杂性和汉语声调语言的特殊性, 语调就还有许多值得摸索和探求的方面。
语调在汉语语音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 在汉语语音的理论研究上, 汉语的语调研究的深人, 不仅有利于揭示汉语本身语音系统的规律, 而且对于世界上语调的普遍研究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其次, 对于语言教学来说, 语调也一直是教学上的难点和弱点。无论是普通话教学和测试, 还是对外汉语教学和测试, 在语调上一直缺乏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测试的评分模式。对于对外汉语教学来说, 洋腔洋调似乎成了外国人学汉语的必然产物。最后, 对于言语合成来说, 语调更是难点。
本文拟从语言教学和测试的角度, 对汉语普通话的语调研究做一个回顾和评述, 希望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中, 总结出对语调教学和测试有益的启示, 并从教学和测试出发, 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建议和构想。本文拟从以下几个角度回顾语调研究的基本情况语调的定义和功能语调的研究方法语调和声调的关系语调的基本单元和构造语调的研究范围语调的类型分类。这些方面虽然不能涵盖语调研究的方方面面, 但是这些方面却与语调的教学和测试模式的建立具有紧密的关系。
一 语调的定义和功能
（一）语调的定义
在对汉语语调研究进行回顾之前, 有必要对语调的定义做一个介绍, 正所谓“ 名不正则言不顺”。而且定义的不同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出发点, 使研究的方法不尽相同, 考虑和观察的因素也有所不同, 当然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就各不相同了。正名的目的就是希望对语调这一客观现象, 能从它的声学表现和语言功能上有更明确和深人的认识。
总的来说, 语调的定义可以分为两类, 即我们所熟悉的广义的定义和狭义的定义。狭义的语调是指句子中的音高的变化, 而广义的音高是指句子中的一切语音特征, 包括音高、音长、音强等。吴宗济先生就曾提到“ 普通话语句中的声调, 现在也常称为语调。”在文章的附注处, 他进一步指出“ 语调指说话时频率高低变化所造成的旋律模式, 也就是若干音节连读时的调型。”（吴宗济1982：437，448）在这里, 吴先生明确地认为, 语调就是频率高低即音高的变化。同样沈炯先生也提到“ 声调和语调都是音高的表现, 问题在于它们是否是相同的物理量。”（沈炯1985：74）。在国外的研究中, Alan Cruttenden也认为语调的主要特征是音高。①（Alen Cruttenden 2002：7）而胡明扬先生则认为“ 北京话的（句终）语调和音高、音长、音量都有关系。”（胡明扬1987：155）。也有学者指出“ 语调包括区分各种功能句型的全部语音特征, 既包括音高特征, 也包括音长和音强方面的特征。”（贺阳、劲松1992：71）
那么, 我们如何来看待语调的这两种定义呢有两点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首先, 这两种定义是不矛盾的。在广义的定义中其实已经涵盖了狭义的定义, 包括了音高在内的所有与句子有关的语音因素。其次, 在众多的语音因素中, 一定有主次的区别, 音高就是居于语调主导地位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强调音高重要性的吴宗济先生也曾提到过音长对语调的影响, 如他对加速句的研究（1982）。而沈炯先生（1992、1994）更是不止一次地谈到时长和强度对语调的影响。在谈到语调的伴随特征时, 他就谈到“ 在某些祈使句和强势语句里, 元音声化、强度、时长的配合等, 都是重要的伴随特征。”（沈炯1992：22）而且音高、音强、音长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关系。这一点会在后文中有详细的讨论。第三, 分别从声学参数与人的感知来考虑, 就会得出这两个不同的定义。仅从声学参数上考虑, “ 基频的单一时间函数实际上是两组复杂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 ②（沈炯1985：77）也就是说, 仅考虑音高就行了。而从感知来说, 音强和音长就不能忽略。对于语言教学来说,感知上的敏感因素是不能忽略的, 相反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因此, 我们认为, 在语调的研究中, 音高的核心地位是确定无疑的, 但是其他声学因素也不应该忽略。这样看来, 广义的定义似乎更符合语言的实际情况和语言教学的实际需要, 但是在研究中,并不是说要对所有的语音要素都给予一样充分的研究, 而更应注意在不同类型的语句中, 哪个因素起的作用更明显, 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语调的教学中更应该关注主要的因素, 使教学的规则得到简化, 通过操练来将这些规则内化在人的语调发音中。
（二）语调的功能
语调作为一种语言现象, 引起那么多学者的关注, 它的功能自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对语调功能的研究, 能使我们清楚地知道语调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的作用, 有利于准确地运用语言进行表达。这对于语调教学来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魁京先生曾经从对外汉语的教学的角度, 对汉语语调的功能进行了阐述“ 语调能表达说话人特定的情感和态度” “ 语调能表示说话人说出的句子的结构关系” “ 语调能透露说话人的社会文化背景信息”。（王魁京1996：81-82）王魁京先生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语调的功能, 即语气、语义和社会文化背景。
石佩雯先生也是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 谈了语调的功能。她从实际的教学情况出发, 着重谈了语调的语义功能。她谈了句调和句尾的变化、重音的转移、停顿、语速对语调语义表达的影响。并且提出“ 语调和语义是对立的统一, 人们说话是语调的各部分的配合, 完全是由语义决定的, 但是语调反过来又会影响语义。语调和语义完全吻合, 才能准确的传情达意, 达到交流思想的目的。”（石佩雯1981：64）对语调的传情功能, 人们给予了足够的分析, 例如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的分类就是根据语调的语气功能来分的。甚至很多对语调的定义也是从语调的功能出发的, 如“ 跟句子的句型或情感有关的语调叫口气语调, 也就是句调。”（罗常培、王均2002：159）“ 句子里的声音的高低变化和快慢轻重。句子都有一定的语调, 表示一定的语气和情感。”（辞海编辑委员会1980：390）而对于语调的达意功能, 应该是今后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我们有时听到一些人说话, 特别是朗读时, 总感到他读的是破句, 或者怎么听怎么别扭, 而且明显地感到不是传情上的语误, 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语调问题造成了语义表达上的失误。
对于语调的达意这个功能, R.P.斯托科威尔曾提出语调的三种编码功能。“(1)分离功能, 用节奏停顿把词分成词组(2)聚焦功能, 把重音加于语义重点部分而使回指成分轻音化(3)鉴别功能, 把特定的调形如升调分配给特定的句型, 如疑问句。（R.P.斯托科威尔1986：”105）
沈炯先生在这个问题上, 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短语或句子里一般都有超句法的表义结构, 它通常被称为„ 语调结构”,。“ 语调构造的基本依据是句重音的表义分布方式。”（沈炯1999：371）在沈炯先生看来, 通常所称的调冠、调头、调核和调尾, 这种语调结构其实是一种表义结构, 语调具有传情的功能, 但是它首先具有表义的功能。
从以上所述的研究情况来看, 语调的功能就是传情达意, 但是语调如何传情, 又是如何达意, 即表现的语音方式将是今后研究中应该注意的方面, 而且达意和传情这两种功能可以根据不同的句型展开不同层次的研究。这一点上, 胡明扬先生（1985）、吴宗济先生（1982）和沈炯先生（1999）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二 语调的研究方法
几十年来, 各方面的语言研究者对汉语语调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采取了各种研究方法, 在语调研究方法上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总的来说, 语调的研究方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
从研究的出发点或者说从研究的对象来说, 可以分为以吴宗济先生为代表的和以沈炯先生为代表的。吴宗济先生对汉语语调的研究, 走的是从小到大的思路。他一直坚持, 语调的研究必须关注基本单位连读变调的研究。“ 语调的调型是以二字、三字、四字组合的连读调型为基本单元的。” “ 如果对基本调型还没有充分认识, 而就去笼统地分析语调的调型, 其结果也就很难弄清它的本质, 归纳不出它们的规则。”（吴宗济1990：56）吴先生身体力行, 多年来他对汉语多字组连读调型的研究倾注了很多精力, 用声学实验的方式, 通过实验总结归纳了二字组、三字组、四字组的连读变调规律, 试图找出字调在语句中, 在语调影响下的变化, “ 句调=|（基本单元←语法制约）←语态影响|说话速度”。（吴宗济1982：448）。沈炯先生的研究关注的是整个句子, 他通过对声调音域的研究, 对低音线和高音线在语句中表现的研究, 提出了汉语的语调构造调冠、调头、调核和调尾。沈先生将整个句子做自己的研究对象, 从大到小划分出四个构成部分, 再逐一研究。沈先生也从句子的高音线和低音线出发, 得出结论, “ 陈述语调是高音线骤落形式和低音线下延形式结合而成的。疑问语调是高音线渐落形式和低音线上敛两种形式结合而成的。高音线骤落和低音线上敛是普通的祈使语调, 全句性渐落和句末下延造成强势语调。” 沈炯（1992：21）可见, 沈先生关注的是整个句子高音线和低音线的走向,是整个句子的语调变化。
不管哪一种方法, 都有自己的合理之处, 但是对于不同的应用目标, 选择的研究范式会有所不同。吴宗济先生很清楚地看到汉语语调研究离不开声调的连读变调, 而沈先生则关注了语调作为一个整体的情况。吴先生细致的多字组连读变调规则对于言语合成来说,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能为合成提供具体的技术参数。而对于普通话教学来说, 沈炯先生（1999）从语调构成的每一部分出发, 将语调分为功能语调和口气语调, 从表情达意的角度, 将语调分成四部分去研究语调, 对于普通话教学和测试来说具有更大应用价值。
第二个方面是, 研究上是否运用汉外对比的方法。赵元任在年用英语写过《英语语调附美语变体与汉语对应语调初探》论文（赵元任1932b:718-733), 张朋朋和徐鲁民先生也采用汉外对比的方式谈了汉语语调与印欧语的区别。(张朋朋、徐鲁民1981:65-69)汉外对比也是当前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 通过汉外对比可以对外国学生的洋腔洋调有更深人的了解, 以便在教学中可以采取更为有效的教学方式。对于普通话教学中, 如何克服方言语调的负迁移, 通过对比来找到有效的方式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三 语调和声调
汉语是一种声调语言,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 语调是以音高变化为主, 音强、音长等变化共存的语言现象, 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 我们往往发现语调的音高变化很难和声调的区分清楚, 所以对于一种声调语言来说, 在对语调进行分析时, 分清语调和声调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这两者的区别也显得很难处理。处理不好, 往往就会造成教学上不知道教什么, 在测试的时候分不清是语调的错误还是声调的错误, 评价没有统一的标准, 就会出现不是很合理的打分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赵元任先生在《英语语调附美语变体与汉语对应语调初探》论文中对这个问题提到“ 汉语的任一词可用任一语调来说而不会丧失其词义, 而语调只表达情感、语气、用途等等”。(赵元任1932b：719）也就是说, 汉语的字调是表义的, 稳定的, 语调是表情的。
吴宗济先生也谈到字调与语调的不同“ 语调变调和字调变调的范围不同。字调的变调是以字或词为单位的。至于语调以短语为单位来变调。”（吴宗济1997a：15）
劲松在《北京化的语气和语调》中从同异两个方面谈了汉语的字调和语调“ 在汉语中, 字调和语调具有共同的本质, 即都是使用音高及其变化的手段起辨别意义的作用。在北京话中, 它们又属于不同的系统, 在形式上它们各有不同的调闽在结构上字调与每个音节和语素联系在一起, 而语调只出现在特定位置的音节上在意义上, 字调表示词汇意义, 而语调则表示语法和情感意义。”（劲松1992：113-114）
沈炯先生在《汉语语调模型当议》中指出“ 汉语是声调语言,语调和声调是共存在一起的。这种共存是音高之间同种超音段成分的共时结合。”（沈炯1992：16）在时间上, 声调和语调作为音高是共时的结合, 但是沈先生进而又明确地谈到“ 声调和连读变调跟语调不是一个平面里的现象, 不发生直接的条件变化。”（同上：23）
霍蔼堂和劲松先生认为字调和语调之间存在着“ 融合关系” ,并且认为“ 北京话的字调和语调都是独立的声调, ? ?当句子末一节奏单位中的重读音节加上语调时, 语调和字调发生融合的变化,但融合结果的声调是语调, 只是保留了被融合字调一定的痕迹。北京话语调中所保留的字调痕迹是曲拱。”（霍蔼堂、劲松1992：72）
从以上的研究情况来看, 汉语的声调和语调都具有音高的声学特征, 但是两者是不同层面的。声调、连读变调、语调虽然不处于一个平面, 但是它们在时间上有共时结合的特点, 使语调的研究显得错综复杂。从功能上来说, 字调是区别词汇意义, 即表义作用, 而语调是区别语法和语用意义的。但是, 正如前文提到的, 语调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表义作用, 这是语调研究上比较欠缺的一个方面。明确语调和声调、连读变调不在一个平面上, 字调又是连读变调的基础, 而语调又对连读变调组形成一定的影响, 即瞿蔼堂和劲松所提到的, 在语调中保留字调的曲拱。如何把这三者对音高的作用区别开来, 并且探索语调对字调包括连读变调的影响,是揭示语调规律的难点和关键之处。
四 语调的基本单元和构造
由于语调这个语言现象错综复杂, 要对这个复杂的现象有清楚的认识, 除了要对其变化的层次有清晰的认识, 对于研究的基本单元也要有明确的认识。对于教学来说, 基本单元的确立具有积极的意义, 可以使语调的教学有基本的教学单位。这样对于语调构造的研究来说, 也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在语调的研究上各家对于语调研究的基本单元的看法, 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两种观点。
一种是以吴宗济先生为代表的。吴先生一直重视汉语语调中连读变调组的研究, 他很早就提出了语调的基本单位“ 普通话语句中的一切声调变化, 都是以单字调和二字连读变调为基础的……我们把这些基本调型称为句调的基本单元”。（吴宗济1982：439-440）吴先生先后对三字调和四字调的变调规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随着研究的深人, 他认为“ 语调的调型是以二字、三字、四字组合的连续调型为基本单元的。”（吴宗济1990：55-56）后来, 吴先生又提出了“ 调群”作为语调的基本单元, 而调群就是由单字调或连读变调构成的。“ 普通话语句的结构, 在语义上是由若干个„ 直接成分‟（字组）或短语（意群）所构成的。这些字组或意群自成单元, 因而也具有完整而有规律的调群。……这些调群的构成都和意群对应, 而自成„ 组块‟ , 其中包括单字调及连读变调, 成为构成语调的基本单元。”（吴宗济1993：1）因此, 在吴先生看来, 单字调及多字组的连读变调一直是语调研究的基本单元和研究的重点。
另一种观点以沈炯先生为代表。他提出了语调的四个构成部分“ 在汉语中, 把语调群分成调冠、调头、调核和调尾四部分。”（沈炯1992：20）并且对这四个部分进行了语音特征上的研究, 提出了语调构造的有声表现。（沈炯1994：221）在《汉语音高载信系统模型》中, 沈先生探讨了语调的语义分布, 提出“ 语调构造的基本依据是句重音的表义分布方式。”（沈炯1999：371）
与吴先生观点相似的是石锋先生, 他认为“ 调群”就是语调的基本单元。“ 调群由连读组中各组的声调连接组合而成。连读变调就出现在调群之中。……调群是声调和语调的结合部。……把调群作为语调的基本单元, 就可以对高低起伏的语调曲线在时间轴上加以分解。”（石锋1999：382）石先生对语调构造的四个组成部分进一步指出, 它们“ 实际上就是组成语调的不同调群”。（同上：382）这样, 两种看似不同的观点, 在石锋先生看来, 其实是对语调基本单元的两个方面的阐释。
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语调的基本单元的研究, 在很大的层面上取得了一致。首先, 语调一定是由一些基本单元构成的, 并不是不可研究的。第二, 语调的基本单元是一定的调群, 但是对调群的范围的确定存在一定的分歧。因此, 在将来的研究中, 对于语调基本单元的确立应该更多地从调群的范围这个角度加以深人。笔者认为, 语调作为一种韵律现象, 它的基本单元的确立是离不开汉语节奏单位的研究的深人。
五 语调的研究范围
在对语调基本单元进行探讨以后, 我们必须对语调的研究范围做一个回顾。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语调的范围和语调的研究范围有可能并不完全相同。这主要体现在语调研究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上以及研究因素的选择上。
（一）整体和局部
语调, 顾名思义就是对语句的研究, 而研究上必须确定对语调变化起作用的或者说起主要作用的部分。正因为如此, 在汉语语调的研究范围上也存在着两种看法。
一种认为语调的研究应该关注整个句子, 而另一种看法认为,语调的研究只需要关注语调的句尾的变化。沈炯先生在提出语调构造的四个部分时就是针对整个句子而言的, 而且他明确指出“ 语势重音和节奏对边缘线的调节, 是相邻音节之间的事。语调是在它们基础上的全句性调节。”（沈炯1992：20）沈先生以句子为对象, 研究了它的声学表现和语义分布。（沈炯1994：221；1999：371）而吴宗济、贺阳、劲松、石锋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了句尾在语调研究中的重要性。“ 凡平叙句的语调中各基本单元都一仍本调, 只是句尾降低若干, 最多可以降到个人的调闹下限。”（吴宗济1982：444）而对于疑问句来说, “ 如果字句与平叙句完全相同, 而是用来提问,则句尾调阔可以抬高。即使句尾的本调为降调（去声）时, 调尾的频率也会提高一些, 但拱度（调型）不变, 句子当中的各基本单元可以与平叙调完全相同。”（同上：444）从吴宗济先生的论述来看, 句子句尾的变化对语调的表达起了关键的作用, 对于不同语调的分辨, 句尾的变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贺阳和劲松两位先生对与语调的考察也是关注句终语调。（贺阳 劲松1992)石锋先生也在他的论文《汉语语调格局在不同语速中的表现》中提到“ 句末音节的表现对于听感辨别”有“ 优势作用”。“ 句终语调的分析有益于全句的研究。”(石锋1999:386)
对于语调的研究范围,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语调的研究是对整个句子的关注对句末音高变化的关注是从研究的主次上考虑的, 正如劲松先生提到的“ 我们把句子末一节奏单位中重读音节的音高变化作为语调, 是根据它的形式标志和辨义功能, 是实验和听辨的结果”。（劲松1992：113）对于教学上来说, 如果能抓住起主要作用的因素, 就会从理论上明了教学的重点, 订出有效的教学方法, 提高教学的效率。
（二）研究因素
同样的主次问题也反映在研究因素的选择上。在前文中, 我们已经肯定了音高在语调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关系。“ 当声调较高时, 音强可能较强在不十分强调的语气, 当声调拱度变化较大时, 音长可能稍长当音长较短时, 声调拱度的调域即缩小。”（吴宗济1982：448）而且在不同类型的句子中, 各个因素的作用是不同的, 例如, “ 较大音强”是“ 命令语调的特征之一。”（贺阳 劲松1992：87）各因素在不同类型的句子中的不同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 只有抓住了主要的因素, 才能对语调的本质特征有深人的认识。
对于语速问题, 吴宗济先生对汉语的加速语句进行了分析以后, 得出这样的结论“ 它们原有的拱度起伏程度（调域）全被„拉平‟到一定程度, 甚至成为平线”。（吴宗济1982：446）石锋先生也提到“ 语句调域和调群调域都会随语速的加快而呈现缩小的趋势”。（石锋1999：386）可见在语调的研究中, 语速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
我们认为, 在普通话的研究中, 重视音高的同时, 对于其他在感知上具有重要作用的因素, 如停顿、音强、音长的研究也不能忽视, 如石佩雯先生就曾提到“ 除了句调的高低和句尾的升调以外,说话时音域的宽窄, 音量的强弱, 音长的增减都是形成各种复杂语调的重要因素”。（石佩雯1980：72）因此, 在语调的研究中要把握好主次的关系, 针对不同的语调研究, 更应注意不同因素的主次作用。
六 语调的类型分类
语调类型的研究是一个语调功能密切相关的部分, 但是现在对于分类的标准以及如何分类上, 并没有特别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
沈炯先生曾经提到“ 语言学中的语调类型是指功能语调和口气语调的各种分类。……以有声性为纲是语调分类的关键。”（沈炯1999：372）沈先生将汉语的语调分为两大类功能语调和口气语调对于语调构造的局部调节又按调冠类型和尾音类型进行分类。（同上：373）。其他类似的分类也多是按照语调的语气功能进行分类, 正如沈先生所说的这些分类“ 从大类到小类都不周全, 还可能分出细类来”。（同上：373）
从教学和测试的角度来看语调的分类, 分类研究必须是详尽而细致的。而在教学上的应用应该注意形成分类上区别的地方。
七 讨论
在对汉语语调研究进行了回顾之后, 我们认为, 从研究与教学测试的关系来讲, 有几点应该引起重视。
研究与教学测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研究对实际应用具有指导作用, 在实际应用中, 教学者和测试者又会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 这一点是无庸质疑的。但是研究的成果并不一定能全盘用于教学和测试, 对于研究成果的运用要注意主次,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从这一点出发, 我们在研究上必须突出重点, 为教学方法的探索和测试模式的建立提供理论上有益的启示。笔者认为在语调的研究中, 我们应该注意区别性和层次性的问题, 以及功能和形式的问题。
（一）区别性
语调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它所涉及的研究因素很多, 在声学上, 它与音高、音长、音强有关, 在不同类型的句子中, 起显著作用的因素又会有所不同, 这些在前文中已经一一谈到。但是人的耳朵不是对所有的因素都一样敏感, 在研究上就必须十分注重听感,注意对感知分辨上具有区别作用的因素的研究。所以我们认为,语调结构和语调表现并不完全是强制性的规则, 经常是选择性规则。研究最后会集中在哪些是不变量, 哪些是参变量和可变量上。
例如前文已经提到的关于音高和句末调尾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特别是对于句末语调的研究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虽然语调的研究范围是整个句子, 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句末的语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 语调的研究,特别是为教学和测试服务的语调研究就应该有所侧重。
（二）层次性
所谓语调研究的层次性问题, 就是声调和与语调之间的关系问题, 以及研究的基本单位的问题。汉语作为一种声调语言, 声调的音高变化和语调的音高变化在时间上共存于句子中, 这就造成了研究上很难区分层次性。
通过许多研究者的不懈努力, 对于不同层次上的音高变化进行了不断的探索。我们可以看到, 语调研究是存在着不同的层次的字调、多字组的连读变调和语调。要对语调的特征有详细、充分的认识, 离不开对字调和多字组连读变调的研究。赵元任先生在《国语语调》中就曾提出语调的研究得从三方面来谈“ 第一字调, 第二中性语调, 第三表情语调。”（赵元任1932a：426）可见语调研究的深人离不开字调和连读变调研究的深人。
从语言教学和测试的角度来说, 确定语调研究的基本单位, 多层次地进行研究也是必要的。这样能为教学上该教什么, 如何一步一步地教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使教学过程有的放矢对于测试评分模式来说, 语调研究在层次性上的深人也有利于评分的准确性。
（三）功能和形式
对于普通话测试来说, 语调研究不仅要注意语调的声学参数上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要将语调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的教学和测试模式的建立中。
对于句子的语调来说, 我们必须分句类进行教学, 绝不能说,语调根据句子的实际情况而定。在语调与句子功能的联系上, 胡明扬先生（1985）、吴宗济先生（1982）和沈炯先生（1999）都已经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换句话说, 建立语调形式如音高、音长等的情况与汉语句类之间的联系,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将句子的功能与语调在感知上的因素建立了联系, 汉语的语调教学才是实在可学的, 才具有系统性, 测试的评分模式才能建立起来。
总之, 语调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就, 还有许多值得深人的地方, 在研究中, 我们时刻要考虑到教学与侧试的实际需要, 为普通话教学方法和测试模式的建立提供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
附注
① “Intonation involves the occurence of recurring pitch patterns, each of which is used with a set of relatively consistent meanings, either on single words or on groups of words of varying lenth.”(Alan Cruttenden 2002: 7)② 两种因素”指语调和声调。
参考文献
[1] Alan Cruttenden 2002Intonation,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曹剑芬《连续话语语音特征及其信息处理》, 语言文字应用, 1998年第1期。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3]胡明扬《关于北京话的语调问题》, 载《北京话初探》, 商务印书馆,1987。
[4]贺阳、劲松《北京话语调的试验探索》,《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2年第1期。
[5]劲松《北京话的语气和语调》, 《中国语文》, 1992年第2期。
[6]林茂灿、林联合、夏光荣、曹雨生《普通话二字变调的实验研究》,《中国语文》, 1980年第1期。
[7]林焘《北京话的连读音变》, 载《林焘语言学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2001。
——《语音教学和字音教学》, 载《林焘语言学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2001。
——《语音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 载《林焘语言学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2001。
[8]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 商务印书馆, 1981。
[9]瞿霭堂、劲松《北京话的字调和语调一一兼论汉藏语言声调的性质和特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2年第5期。
[10]斯托克威尔,B.P., 《句法理论基础》, 吕叔湘、黄国营译, 沈家煊校,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6。
[11]沈炯《北京话声调的音域和语调》, 载林焘、王理嘉主编《北京语音实验录》, 商务印书馆, 北京,1985。
——《汉语语调模型刍议》,《语文研究》, 1992年第4期。
——《汉语语调构造和语调类型》, 《方言》, 1994年第3期。
——《汉语音高系统的有声性和区别性》,《语言文字应用》, 1995年第2期。
——《汉语音高载信系统模型》, 载石锋、潘悟云编《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庆祝王士元教授六十五岁华诞》,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香港, 1999。
[12]石锋《汉语语调格局在不同语速中的表现, 载石锋、潘悟云编《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庆祝王士元教授六十五岁华诞》,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香港, 1999。
[13]石佩雯《四种句子的语调变化》,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0年第2期。
——《语调和语义》,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1年第3期。
[14]王魁京《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中的句子语调、语气理解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年第6期。
[15]吴宗济《普通话语句中的声调变化》,《中国语文》, 1982年第6期。
——《普通话三字组变调规律》,《中国语言学报》, 1985年第2期。
——《汉语普通话语调的基本调型》, 载《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编委会编《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1990。
——《普通话语调分析的一种新方法语句中基本调群单元的移调处理》英文, 语音研究报告, 卯闷1993。
——《普通话语调中短语调群在不同音阶下的调域分布初探》,《吴宗济语言学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 1994。
——《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声调研究上的贡献》,《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年第3期。
——《试论“人一机对话” 中的汉语语音学》,《世界汉语教学》, 1997年第4期。
——《从声调与乐律的关系提出普通话语调处理的新方法》,《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建所45周年学术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 1997。
[16]张朋朋、徐鲁民《试论“ 洋腔洋调” 问题,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1年第3期。
[17]赵元任《国语语调》, 载赵元任著吴宗济、赵新那编《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 北京,2002。
——《英语语调附美语变体与汉语对应语调初探》, 载赵元任著吴宗济、赵新那编《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 2002。
——《汉语口语语法》, 吕叔湘译, 商务印书馆,1979。敏感（孔江平，2001）。这种影响有时是非常大的，例如，母语为粤语的人在刚开始接触汉语普通话时，无法区分阴平和去声⑵。这种母语音位系统对语音感知的影响也是当前世界外语教学面对的一大难题，众所周知，一个成年人很难学会一种外语而不带母语的口音，这是因为母语音位系统对听觉系统的制约，因而听不准是很正常，并不是语言学家和语音学家的听音记音的能力问题。虽然听音记音是语言学和语音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但还是可以看出传统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语音学田野调查中的缺陷和制约。
3、音位系统的不确定性
在语言学理论方面，和语音学最接近的是音位学理论，这里的音位学主要是指结构主义的音段音位学（phonemics）（布洛赫，特雷杰，1965；布龙菲尔德，1980；霍凯特，1986），这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语音学注重的是语音的实际性质，而音位学注重的是语音的对立关系，因此，从语音到音位的变化取决于音位处理原则的取向。由于音位学有很多音位归纳原则，每个语言学家根据需要会有所偏重，但总的来说，以下四条最为重要：１）对立性；２）相似性；３）互补性；４）经济性。在这四条原则中，“对立性”必不可少，“相似性”对语音学研究的影响最小，而和“经济性”及“互补性”比较冲突，后两者对语音学研究的负面影响较大。
进行语音学的田野调查时，一般有两种方式：１）如果没有目标语言的记音资料和相关研究，就要首先准备语言学的记音调查，这样工作量会大很多，但对语音的实际掌握会比较好，既在调查过程中就按照语音学的要求来记音和进行音位处理，这时主要偏重语音的相似性和对立性，在调查的同时就可以关注语音学研究的语音资料，进行录音词表的编写。２）如果已有目标语言的调查资料和相关的研究（语音学研究、音系学研究、历史语言学研究、语音和词汇及语法的研究等），首先要对这一语言音位学处理的原则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和研究，全面掌握该语言的语音系统以及每个音素和音位之间的关系。即使是这样，在到了该语言的田野调查点后，也要全面重新调查和校对音位系统，因为有很多语音的实际情况在音位处理过程中常常会被忽略或者被有意和无意地处理掉了。总之，在没有亲自调查和校对过音系时，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对目标语言的语音有了全面真实地了解。在语音学的研究中，音位的对立是面向语言学的语音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但这种对立和语言学中的对立并不能完全划等号。众所周知，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音位的处理可以多样性（赵元任，1934），比如，根据音处理的原则，藏语拉萨话的声调，可以被处理成两个声调、四个调或六个调。如果注重相似性原则，可以处理成六个调位；如果注重经济性原则，可以处理成两个调位；如果注重互补性、经济性和相似性可以处理成四个调位。由此可以看出，音位学的理论为语音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的基础，但它只是一个基础，然而语音学完全脱离了音位学其本身也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语音学的意义何在呢？在语音学的初级研究中，主要是进行语音性质的生理和声学描写，目前国内的大部分语音学研究都处于这个阶段。在较为高级的研究阶段，应该根据生理和声学研究的基础研究语音感知的基本性质。在高级阶段因该研究语音的认知过程，它包括我们语言学家最关心的音位的心理实体，在这个阶段，一种语言或方言的音位系统应该只有一种是最合理的，而不是多种人为处理形式。综上所述，音位学的理论是语音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但不是语音学的理论基础，而语音学的研究则可以作为音位学的理论基础，这一点在语音学的田野调查中必须十分清楚。
4、历史语言学的宏观指导
在语音学田野调查中，有两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是选词，另一个是选发音人，这两个方面往往要基于历史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成果。在选词和选人方面，如果对该语言的历史语言学研究成果了解较多，同时资料也较多，选词和选人就会方便很多，如果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资料也很少，选词和选人会很困难，语音学研究的结果也很难保证全面。下面就这两个方面进行一点讨论。汉藏语语言声调的系统往往和声调的来源及演变有密切关系，因而，要想在语音学研究中全面系统地反映整个声调系统的各种情况和性质，就必须根据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基础来选词，例如，在研究汉语方言的声调系统和双音节变调时，要首先考虑广韵的声调系统；在研究侗台语的声调系统和双音节变调时，要首先考虑侗台语的调类及其组合；在研究藏语声调的起源时，要重点考虑古藏语的声韵母系统，只有这样来选词，才有可能保证声调系统和双音节变调系统的全面而不至于出现遗漏。另外，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我们都知道有词汇扩散理论（王士元，2002），在历史音变中，词汇扩散是普遍存在的，这对语音学的选词十分重要，例如在研究阿里藏语的真性二合元音时就必须考虑真性二合元音在词汇上的扩散（江荻等，1990），只有考虑了二合元音在词汇上的扩散，才能录到真正的真性二合元音用于语音学研究。
在如何选人方面，历史语言学的基础理论非常重要。众所周知，在共时平面，人的年龄不同往往可以反映出语言历史音变过程中的一个片断，根据这一现象，在语音学研究的选人方面就要考虑历史语言学的影响，例如，我们在调查祁连县阿柔乡的藏语时发现，60岁以上有文化的人其口语中保留了大量的复辅音声母，而30岁左右年轻人的复辅音声母已经大量减少，根据这一语言事实，如果语音学研究的是复辅音声母的性质，在选择发音人方面就需要选择年纪较长者担任；如果语音学研究的目的是习惯声调，就可以选择复辅声母较少的年轻人作为发音人，或者两者都选，这是因为在古藏语中有212个声母，77个韵母（格桑居冕等，2002），但到了现代藏语方言中，安多藏语诸方言复辅音声母最多，大多都在七八十个左右（华侃主编，2001），没有声调只有所谓的习惯调⑶，而在康方言和卫藏方言复辅音声母减少的更多，但有声调，可以看出藏语历史音变的理论框架是语音学研究的基础。总之，历史语言学可以从宏观上指导语音学研究和语音学的田野调查。
5、声音感知理论的重要性
语音是一种特殊的声音，从心理物理学的理论看，声音的感知主要基于人的听觉神经系统和大脑的感知，声音的感知规律和特性是全人类共有的，不具有民族性。声音的感知和声音的物理量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因而有了不同的声音感知单位，如音高的声学单位是“基频”，而感知单位是“美”；音强的声学单位是“分贝”，而感知单位是“方”。除了声音的物理量和感知量之间的关系外，时长在声音的感知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声音感知的基础理论来看语音学的研究，可以发现许多很重要的语音性质，它不仅可以指导语言学的调查，也可以指导语音学的研究。下面从声音感知的基本概念来讨论一下语音学田野调查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研究汉藏语的声调时，由于有带塞尾的音节，导致音节时长很短，对于这些音节的音高变化是很难正确记音的，这是因为声音的时长太短会导致听觉上的困难，并不是语言学家听音记音的能力问题，因而出现不同的语言学家记成不同的声调调值也很正常，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声学分析进行声调的确定和描写就显得非常必要。在研究声调时，还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听感上是一个平的调，但做出基频曲线发现是曲折的调型；有时明明可以听出音调高低的变化，但频率值却变化不大。这些现象的出现都和声音的时长有关，一个下降的基频曲线，如果音长较长，即使其频率值下降了许多赫兹，也不一定就能感知得到，这是因为基频曲线的斜率较小。相反，如果音长较短，即使基频降的不是很大，但由于基频的斜率较大，因此也会被感知到。涉及到声音感知的方面还有许多，如，塞音VOT的感知、元音的感知等等。总之，从声调的例子可以看出，声音感知是语音学研究和语音学田野调查的科学基础。
6、结束语
语音学田野调查是语音学研究的基础，它涉及到了许多其它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现代语音学是公认的交叉学科，大量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如，声学、医学、心理学、言语工程等等，同时也涉及到了其它相关学科的理论基础，形成了现代语音学 的理论体系，只有用这些基本的理论指导语音的田野调查，才能得到真正可以用于研究的语音资料。传统语音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是语音学研究的基础，但同时一定要认识到它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局限性，例如，以前听音记音不够准确时，往往认为是语音学家的训练不够所致，但现在人们知道这并不但是语音学训练的问题，虽然目前还不太清楚为什么，但事实证明有些人经过训练能提高听音记音的能力，而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分不清某些语音的差别。这是语音感知和认知研究的大课题，这项研究一旦能突破，在外语的教学方面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用这种观念指导语音的田野调查才能科学而不主观地进行田野工作。面向语言学的语音学研究主要还是解决语言学的问题，语音学是音位学的基础，音位的归纳主要基于对语音的准确描写，然而，语音学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提高，特别是语音感知和认知研究的发展以及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用于语音感知大脑成像研究的发展，为从语音学的角度研究音位的心理实体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方法，也为建立更为科学的音位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类语言是通过语音来进行交际的，是大脑的活动，因而，语音学和音位学正在成为脑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发展势必会改变“语音田野调查”的方法和内涵。现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主要是基于文献和方言的资料来进行对应规律的研究，随着语音学研究的发展，语音及其演变的自然性（naturalness）和普遍性（universal）会越来越被重视，语音学的研究也会越来越重视语音的内在属性和演变的必然性，在理论上不仅仅是研究语音的“演变规律”，而是研究语音的“进化规律”，这些都向语音的田野调查提出了新的要求。声音感知是心理物理学的研究范畴，有很稳固的科学基础，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语音学很难科学地发展和进步，例如，利用声学分析研究声调时，往往会用基频换算成五度值作为声调的科学依据，但有些听觉上的降调在基频数据上会在一度之内，这说明只仅仅用声学数据并不一定能等得出科学的结论。总之，只有弄清楚了语音学田野调查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才能认识到田野调查的内涵，从而推动语音学的研究。
⑴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从八十年代开始由北京民族出版社陆续出版。
这项研究是北大中文系一名香港交换本科生做的一项语音听辨实验研究，有关资料未还未⑵
发表。
⑶ 关于习惯调只是语言学家的一个笼统的说法，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已经调查了6个安多藏语在进行语音学的研究。参考文献：
布龙菲尔德，（1985）《语言论》，商务印书馆，北京，87页
布洛赫B．，特雷杰G．L．，（1965）《语言分析纲要》，商务印书馆，北京。格桑居冕，格桑央京，（2002）《藏语方言概论》，民族出版社，北京。
霍凯特C．F．，（1986/1987）《现代语言学教程》（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华侃主编，（2001）《藏语安多方言词汇》，甘肃民族出版社，兰州市，5-38页。
江荻，孔江平，（1990）“藏语合音现象的词汇扩散分析”，《民族语文》，第2期，71页。孔江平，（2001）《论语言发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北京。王士元，（2002）《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北京。
赵元任，（1985）“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1934）”《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北京。
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Email: jpkong@pku.edu.cn
第二篇：关于党风建设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
关于党风建设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
【内容提要】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加强党风建设，需要对党风的基础理论和基本问题作出思考，使党风建设建立在更加理性和自觉的基础之上。党风是一定数量的党员或组织在思想、学习、工作、领导、生活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的倾向性。党风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相对的局部性、显著的实践性等特点。党风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又在内涵、范围、程度等方面具有区别。党风建设的重点是执政党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党风建设的实质是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 党的建设 党风建设 反腐倡廉
党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了更加理性地认识党风建设的基本原理，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在实践中自觉加强党风建设，本文从学理的视角，对党风建设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作以下阐述。
一、党风的定义
“党风”一词由“作风”演绎而来，而“作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深厚的底蕴，如过去的“乡风”、“民风”、“社风”，现在的“政风”、“党风”等。在自然界，空气的流动就是风。当人们的思想行为都朝着一个方向，有一定倾向，并且比较普遍时，就成了社会的“风”。人们将自然界的风伸发为一种风气、风尚时，“风”就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表现为一定的规则或者潜规则和行为。
秉承中国文化。联系执政党建设实际，笔者给“党风”的定义是：党风是一定数量的党员或组织在思想、学习、组织、工作、领导、生活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的倾向性。
毛泽东首创“党风”概念。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①在此之前，恩格斯讲到“自我批评的作风”②，指的是一种具体的作风，不具有“一般”的含义。斯大林曾讲到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他说：一是革命胆略，二是求实精神，“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完整的列宁主义工作者的典型，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③这也没有完全对“党风”进行抽象概括。而毛泽东从延安整风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等三篇文章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归纳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直接抽象出了“党的作风”的概念，并使之具有标志性和整体性意义。
由毛泽东的概括，我们能够判断，“党风”显然是一个中性词，即“党风”中有好的作风，如三大优良作风，也有不好的作风，如《整顿党的作风》中剖析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因此毛泽东提出，加强党风建设包括两大任务，一是要树立正派的作风，二是要反对不正之风。
作风看似无形，实际上又无处不在，它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好的作风是一种宝贵的政治资源，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比如，周恩来总理的爱民情怀，焦裕禄的亲民风范，郑培民的“平民书记”形象，杨善洲一点一滴的为民举动，都如和煦的春风暖人心扉。不好的作风则是一种腐蚀剂，是领导干部走向腐败的助推因素。坏的作风，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传染病，甚至是瘟疫。比如，在马德主政的绥芬市，歪风邪气甚嚣尘上。马德曾讲，“在绥芬市，谁给我送了礼我记不清楚了，但谁没有给我送礼我很清楚。”还比如，湖北省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腐败窝案，卷进去的厅级干部10多人，县处级干部70余人。
中国共产党是个有着优良传统作风的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④。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⑤的作风要求。进入新世纪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作风上要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⑥。党的十七大召开前，胡锦涛又在第十六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要大力倡导勤奋学习、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密切相关的八个方面的良好作风。⑦随着社会的前进和党的事业的发展，党的作风建设正被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但也应看到在一些领导干部中还存在着突出的作风问题，如三大优良作风在有的地方异化为“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和自我表扬相结合”，在有的地方甚至异化为“官位联系实惠、密切联系大款、入股分红和个人收受‘红包’相结合”。至于因精神懈怠导致的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漠视群众、脱离实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铺张浪费、贪图享乐，阳奉阴违、我行我素，独断专行、软弱涣散，以权谋私、骄奢淫逸等等不正之风，已成为执政党面临的严重危险。
二、党风的特点
从党风的定义我们可以归纳出党风的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一定的普遍性(群体性)。
其一，在主体上，要有“一定数量”的党员或党组织。个别党员的行为只能叫某个党员的作风，个别组织的行为只能叫某个组织的作风。所谓“一定数量”，指有一定的规模，形成一定的气候。而“态度和行为的倾向性”，是指形成一定的观念、规则或潜规则、行为等。
比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六个问题，该决定用的数量词分别是“一些党员、干部”、“一些党组织”、“一些领导班子”、“一些基层党组织”、“有些领导干部”、“一些领导干部”等⑧，说明有“一定数量”的党员或党组织存在不正之风。它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形成了一定的气候。这是值得各级党组织严重警惕而且不能姑息的现象。
再如，在干部选任上，现在是两种风气并存，两套规则博弈，一套是阳光下的公道正派规则和风气，这正在成为主流，另一套则是拿不到桌面上来但却实实在在存在着的跑官要官、任人唯亲、迎合领导的潜规则和歪风邪气。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在有些地方，潜规则使官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和黑洞，许多人难以摆脱。在这种歪风下，官场呈现“逆淘汰”，吏治腐败大行其道。身处这种政治生态下的官场，谁不遵守潜规则谁就会被视为另类，谁不跟风谁就会受到排挤和白眼甚至被淘汰出局。有些人原本素质并不差，但为了不被排斥和淘汰，要么随波逐流被改变，要么滑进腐败深渊被同化，如果抗争只会碰得头破血流。虽然这种歪风不是主流，但能量却不小，因此，中央提出“要匡正选人用人风气”⑨，严肃换届纪律。
其二，在时间上要有较强的延续性和反复性，不能把一时片刻的行为称作党风。因为党风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过程，要经历一定的时间，而它一经形成，又反复地作用于党的政治生活。历史告诉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形成，若从建党时算起，到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作出科学概括时止，前后经历了20几个年头。可见党的优良作风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而一旦形成，就会对党的建设起到长期的积极作用。无数老党员把三大优良作风作为座右铭，时刻用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样的道理，党内不正之风具有一定的顽固性，它一经形成，对党的建设也起着极大的消极和破坏作用，纠正它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中央提出纠正不正之风既要坚决又要持久，就是这个道理。
其三，在行为表现上，要有较广的涉及面。党风在行为表现上应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生活、学习等方面。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要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可见，党风是党的建设的综合性问题，必须全面规划党风建设的任务，同时也要重点抓好每个阶段性的突出问题。
第二，相对的局部性(地域性)。
党风的局部性与党风的普遍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即作为整体意义上的全党，有一个总的精神风貌，多数党组织和党员的一贯态度和行为的倾向性构成了党风的主流。然而，我们在分析党风状况和进行党风建设时，必须层层分解，作出具体判断。只有认真剖析每一个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及其党员带倾向性的风气，才能有的放矢地加强党风建设。比如，吉林省靖宇县是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的地方，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很长时期都保持着朴实、淳厚的民风，也曾涌现过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但在原县委书记李铁成主政期间，这里却被搞得乌烟瘴气，局部风气非常糟糕，带坏了一批干部。我们决不能说全党所有党组织都是这样的状况，但某些地方的某些时期，党风的整体情况确是不容乐观的。
党风的局部性的特点，要求我们辩证地看待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既不能从一个党员或党的干部、一个组织的作风推论全党的党风，也不能认为党中央有了正确的路线，全党就不存在党风问题，以为太平无事而掉以轻心起来。
据权威部门统计，近些年来受处分党员约占全体党员人数的1.4‟。有人以此标榜成绩，认为出问题的党员在全体党员中所占比例非常小，无碍大局，不足以大惊小怪。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和有害的，因为它以全体党员为分母，而全党8000万党员中，相当一部分无职党员没有掌握权力资源。因此，我们不能仅看这一个数字和比例，还要看出问题的党员在掌权者中占多少比例，即在处级干部、厅级干部、省部级干部中各占多少比例。只有具体统计分析，避免笼统抽象，才能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第三，显著的实践性(直观性)。
“风”，是直观的，虽然看不见，但是能够直接感受得到。党风建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显著的直观性、实践性。
我们常说，党风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的世界观在行动上的表现。一个政党，只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且反复表现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在路线、方针和政策上，才能形成好的作风。这个基本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应该注意，党的世界观不能直接等于党风。世界观属于思想、认识、观念的范畴，没有实践的属性，而党风属于实践活动范畴，它主要体现在党员的态度和行为中，是党的风格面貌的主要标志，是一种外化了的世界观。还有，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不能直接等于党风。历史上曾有路线错了但党风较好的时期，比如王明路线统治时期，虽然路线错了，但广大党员仍然能够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持续保持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历史上也曾有路线对了但党风却让人民群众并不十分认同的时期，比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大政方针是正确的，但有些党员干部在社会转型时期不能正确对待权力和金钱，搞不正之风，甚至腐败，因而这个时期也是人民群众对党风最不满意的时期。在新华网“我参与我期盼——2009年全国‘两会’大型调查”等互动栏目中，超过60万网民用跟帖、留言和投票的形式“说”出了自己心中的五大期盼。其中，反腐倡廉高居各项之首，成为网民最大的期盼。
党风的实践属性要求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维护整个党的形象。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党风建设问题，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江泽民在此前后多次讲话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道理正是如此。
三、党风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的关系
党风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第一，党风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
党风正派能够抵御腐败，不正之风则会诱发腐败。比如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官本位的思想作风等就是腐败的土壤和温床，而腐败又进一步败坏党风。某些现象既是党风问题又是腐败问题。所以，人们经常将它们放在一块谈。比如，2008年1月，贺国强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题目就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努力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还可以说，如果我们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看作一个整体，那么，惩治腐败是治表，党风建设是治本。胡锦涛强调，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不仅要治表，还有个治本的问题。就是说，把浮出水面上的腐败分子，不可救药的官员给查出来，让他们别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混下去了，别一粒老鼠屎坏一锅汤，这是治表。另一件事就是治本，这个本就是预防腐败的滋生。怎么预防法？胡锦涛提出从八个方面做起，树立良好风气，一旦良好风气形成，就会强根固本。
第二，党风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又有区别。
并非所有党风问题都是腐败问题，二者在内涵、范围(人数)、程度等方面皆有不同特点。
其一，内涵不同：不正之风主要指党内不健康的风气，腐败主要指权力不受制约而产生的权钱(色)交易、以权谋私等行为。目前，社会上对“腐败”一词的使用存在泛化的问题。如，“决策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不作为也是腐败，而且是更大的腐败”等。固然，决策失误必须重视，但“腐败”是一个专属性很强的政治名词，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大多是工作能力问题，也有决策成本意识问题，如果其中没有涉及决策者的个人利益问题，那么，就不应当列入腐败现象之列。因为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反对国家公务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找到工作重心。如果将“决策失误”、“不作为”等都列入“腐败”之属，则势必让反腐败工作偏离重心。
其二，范围(人数)不同：不正之风卷进去的人相对多一些，搞腐败的人相对少一些。
其三，程度不同：即行为的表现和后果都不一样，不正之风表现程度相对轻一些，腐败则是严重的“叛党行为”⑩，“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11)。不正之风主要靠教育和制度来矫正，腐败现象则主要靠教育和制度来预防，靠法治来惩处。还可以说，党风建设是高标准的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是底线建设。不勤政，尚可教育，治庸问责；不廉政，则必须从党政干部和公务员队伍中淘汰出局。正因为有这些区别，所以党的文件有时对它们分别进行阐述。比如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部分第六点的题目是“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说明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有密切联系，然后用两个自然段分别论述了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任务，这说明它们又是有区别的。(12)把反腐倡廉建设从党的作风建设体系中单列出来加以强调，反映执政党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还有，2007年胡锦涛在第十六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重点讲党风建设，要求倡导八种良好风气来从根本上提高党员素质，在有些场合，又专门讲反腐败问题。
四、党风建设的重点
党风建设的重点是执政党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
党风正不正关键看党员干部，因为领导干部的作风具有示范效应。风成于上，俗形于下，领导干部的作风状况，直接关系着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党风政风民风，历来都是社会行为规范的风向标。据资料披露，雷锋在成长过程中，有“两件小事”对他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是营长捡起地上的螺丝钉，小心翼翼地装袋备用，这不仅培养着雷锋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启发他今后要当“革命事业的螺丝钉”。二是领导夜间查房帮他盖上被子，雷锋顿时感到组织的温暖，党的关怀。他暗下决心，今后要做营长这样的好人，把温暖传递给别人。可见，风是有能量的，党风尤其是党员干部的作风更是具有巨大的能量。电视剧《亮剑》的男主人公李云龙，英勇果敢，意志顽强，带出了一个钢铁般的独立团。因此，人们把一支部队作风的形成，归结为这支部队主官的性格。对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政党来说，同样如此。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所在之处，往往会成为所有人仿效的榜样，进而成为一种精神、一种“气场”、一种凝聚力和号召力。
党风、政风、民风，是三个互有区别而又有联系的概念，其中，党风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13)党风正，则民风正，事业兴。党风邪，则民心散，事业垮。在执政条件下，执政党的党风是社会风气的楷模，它对社会风气起着引导、制约的作用。因为执政党是公开的党，掌权的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党风自然处于主导地位，对社会风气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引导作用。当前，社会上、群众中还存在着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社会风气还没有根本好转，妨害着人们的精神状态，使人们积极性不能充分调动起来，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花大力气，建设好我们的党风。我们要抓党风、促政风、带民风，首先必须全面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4)“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5)“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16)政府一旦欺骗民众，民众也会以不同方式欺骗政府，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一个不讲正义的政府，很难要求公民讲正义和正气；一个不肯担当责任的政府，很难要求公民起来承担责任；一个缺乏核心价值伦理的政府很难要求全民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
温家宝在一次与网民在线交流时，用自己的深思对此作出了精辟的诠释：“为什么在应对金融危机这样重要的时候，而群众却十分关注反腐败？我认为，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政府廉洁是支撑一个社会稳定的三个顶梁柱。而在这三者当中，政府廉洁尤为重要。因为只有一个廉洁的政府、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才能够一心一意促进经济发展，才能够采取各种措施实现社会公正。”
五、党风建设的实质
党风的实质是党群关系问题。党风建设的实质是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党风中无论是优良作风还是不正之风，都与党群关系密切联系着。以三大优良作风为例，理论联系实际，主要是联系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词中之义就揭示了党群关系：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目的是“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17)。不正之风则使党群关系受损，使“党的组织与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18)。所以优良作风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党群关系，不正之风则严重破坏党群关系。党风建设，是关系人心向背的问题，是关系共产党执政是否具有持续合法性的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课题组2008年在全国28个省市区的134个县(市、区)、251个乡(镇、街道)和523个村(居委会)，入户访问了7139位年龄在18—69岁的居民，完成了一份全国性抽样调查。调查表明，当前社会群体利益冲突主要聚焦于贫富矛盾和干群关系。在调查中，课题组列出了七对具有对应关系的社会群体，向公众询问“哪两个群体差异最大”，“哪两个群体最容易产生矛盾”。结果表明，无论是从差异的角度还是从容易产生冲突的角度，“穷人和富人之间”和“干部与群众之间”都排在前两位。这说明贫富关系和干群关系是目前最需要处理好的社会利益关系，也表明加强党风政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当务之急。
【注释】
①(13)(1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812、100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页。
③《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⑥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30－547页。
⑦胡锦涛：《全面加强新形势下的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67－878页。
⑧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年9月18日)，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第4、21页。
⑩1996年，胡绳撰文指出：“过去革命时期有叛逃的现象，现在也还出现一些叛逃的现象，但突出的是贪污腐败现象的大量出现。怎么整顿，都还是不断地出现。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叛党。”参见胡绳《从党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求是》1996年第20期。
(11)温家宝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参见《人民日报》2010年8月28日。
(1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14)孔子：《论语〃为政》。
(15)(16)孔子：《论语〃子路》。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0页。
（作者系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晓华
第三篇：浅谈行政效能监察基础理论问题
行政效能监察是《行政监察法》赋予行政监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行政监察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监察工作，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虽然没有明确提行政效能监察，但已经把提高行政效能作为立法宗旨之一。《行政监察法》第十八条第（一）项对行政监察机关如何履行监察职
能也作了明确表述，即：“检查国家行政机关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吴官正同志在江苏考察时曾指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针对政府部门工作效率、管理效益方面的突出问题，开展效能监察，督促各级行政机关和国家公务员廉洁从政、依法行政、勤于政务。”在实践中，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对促进政府部门转变职能、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特别是行政效能监察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还相对薄弱。如何进一步提高理论工作水平，更好地指导实际工作，推进效能监察工作向纵深发展，成为我们行政监察机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对行政效能监察的有关基础理论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一、行政效能监察的涵义
要理解行政效能监察的涵义，首先应了解什么是行政效能。效能的原意是指事物所蕴藏的有利的作用。效能监察中的效能指的是行政管理的效能，即行政管理活动这一事物所蕴藏的有利的作用。而行政管理活动的效能，主要从能力、效率、效果、效益这四个方面体现出来。行政管理能力是实现行政管理高效能的基本条件。不难想象，没有或缺乏行政管理能力的机关组织或工作人员不可能产生和发挥高的管理效能。行政管理效率指在单位时间里完成的管理工作量，或者说是某一行政管理工作所获的成果与完成这一工作所花时间和人力的比值。用人、用时越少，效率越高，反之亦然。行政管理效果指行政管理活动所产生的实际成果，包括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它是衡量行政管理好坏的直接标志。行政管理效益是指行政管理活动所产生的直接经济利益、社会利益或客观的社会效应和社会影响。行政管理效能的这四个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从不同的侧面反映行政管理的效能。行政管理效能是行政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行政管理活动情况的综合反映。综上所述，行政效能监察是指行政监察机关以提高行政效能为目的，依法对监察对象履行职责的能力、效率、效果、效益等情况的监督检查以及对违法失职行为的查处。
行政效能监察是用于保证组织内部高效运转的监督工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主动性。效能监察开拓了监察部门主动走向监察对象，并对其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一条重要途径。对监察对象的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是否高效勤政，能够及时主动地实施监督检查，不受有无群众举报的限制，使消极腐败现象和各种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和危害降到最低程度。二是综合性。效能监察是监察部门有目的、有计划、有措施、有步骤地开展的监督检查活动，包括调查研究、选题立项、查清事实、分析原因、查明责任、纠正错误、查处违纪、挽回损失、提出建议、督促改进等多个环节，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三是权威性。首先是作为效能监察主体的监察部门拥有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和一定的处分权。其次是效能监察的立项是各级领导机关批准或下达的，即监察项目实质是受各级领导机关的授权而进行的。最后是效能监察做出的情况报告，经领导机关或上级监察机关审定批准具有更强的约束力。监察部门根据检查或调查结果发出的监察建议书或决定书，被监察对象无正当理由必须执行。
二、开展行政效能监察工作的意义
1、开展行政效能监察是促进依法行政的需要。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特别是加入wto后，各政府部门直接管理经济的职能将进一步淡化，社会管理职能和行政执法职能将进一步突出。但是，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中，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还存在由于作风漂浮、推诿扯皮使重大决策决定无法得到贯彻落实，甚至因此造成责任事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的事例。通过开展行政效能监察，有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行政、政令不通的问题，督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觉遵守和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认真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命令指示，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管理行政事务，从而保障政令畅通，促进各项行政活动在法制的轨道上的健康运行。
2、开展行政效能监察是提高行政效率、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需要。近年来，行政机关和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效率和作风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现在有的干部虽然不贪污、不受贿，但碌碌无为，身在其位，不谋其政，效率低下；有些职能部门审批事项过滥，办事环节较多，程序繁琐，推诿拖拉，互相扯皮，甚至有些人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这些都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解决这些问题既要
第四篇：田野调查
潮汕文化
杨嘉琳120501241何嘉雯1205012235
张惠云1205012236杨丽1205012103
B12工本6班-旅游与酒店管理
【概述】
古称为潮州文化，是海内外潮人的根，在广东潮汕地区（以现在广东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为中心）。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潮汕人，是汉民族中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的一个支系。我们把潮汕人所创造的文化名为“潮汕文化”，并给它以如下界定：
首先，潮汕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地域性亚文化，它是在潮汕地区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
潮汕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隅，广东省的最东端，与福建省毗邻,总面积10346平方公里。地形大势，西北高而东南低，东北和西北多高山丘陵，绵延起伏，东南瀚海连天，形成一个内陆比较封闭，而有很长海岸线的地理小区域。这种地形地貌特征对潮汕文化的形成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其次，潮汕文化包含着许多文化特质，它们组成了既与共存于同一地域中的畲族文化、客家文化不同，也与周边其它地域文化有异的一个体系。在这些文化特质中，语言是最具有区别性特征的一种。因而，我们把潮汕文化理解为，由讲潮汕话的民系所创造的一个文化共同体。
其三，潮汕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它的形成过程，是本地原住民文化和移民文化经过多次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而逐渐融合的过程。在自成体系之后，由于潮汕人的迁徙，潮汕文化向海外传播，同时吸收其它文化的因素，不断发展。
潮汕地区地狭人稠，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矛盾很大，激烈的竞争环境培养了潮汕人的创造、开拓和冒险精神，不少人外出到海外谋生，形成社会风气，在农业上精耕细作，在手工业上精雕细琢，在商业上更是精打细算，极善经营，闻名海内外，有“中国的犹太人”之称。清中叶著称一时的广帮商人，主要由广州帮和潮州帮商人组成，潮商在国内的东南沿海及江南一带生意做得很大，在泰国、新加坡一带颇有势力。强烈的商品意识，是潮汕人一种颇具优势的文化潜质，使他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足迹遍及城乡，渗透各行各业，特别活跃。秦汉以后，汉文化向岭东扩展。晋唐时期，中原主流文化影响逐渐扩大，陈元光平定泉潮间蛮僚啸乱、韩愈谪任潮州刺史，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宋元时期，大量移民入潮，闽文化北来，使潮汕地区全面开发，是潮汕文化形成的重要环节。明清时期，最终形成有鲜明特征的潮汕民系文化。潮汕地区从宋代起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相应发展，人才辈出。
潮汕方言
潮汕方言，即潮汕话，又称潮州话，属汉语方言八大语系之一的闽南语系。它的词汇丰富，幽默生动，富有极强的表现力，并保存着很多古汉语的成份，因而为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所重视。潮州方言有自己的字典《潮州字典》，以及《潮语十五音》等研究地方语言的专著。
戏剧音乐
潮剧又名潮州戏、潮音戏、潮调、白字戏，主要流行于潮州方言区，是用潮州方言演唱的一个已有四百三十多年历史的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它是宋元南戏的一个分支，由宋元时期的南戏逐渐演化，吸收了弋阳、昆曲、皮黄、梆子戏的特长，结合本地民间艺术，如潮州音乐等，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潮剧的语言并非一开始就使用潮州方言。从明刻本《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可以看到，这时的潮剧主要用潮州方言演唱，但其中一些场次的唱腔和道白，标明用“正音”（即“官腔”）演唱，这说明潮剧从南戏演化的过程中，开始可能全用“官腔”，其后才逐渐减少“官腔”的分量，而最终完全地方化。潮剧有自己的体系和独特的风格。音乐唱腔是曲牌联缀为主的联曲体和板腔体综合体制，至今保留一唱众和，二、三人以上同唱一曲和合唱曲尾的帮腔形式。唱腔以轻婉抒情见长，多曼声折转，清丽悠扬。潮剧行当由南戏的生、旦、丑、净、外、贴、末发展到现在为十类丑、七类旦、五类生、三类净、其中以丑、旦两行表演较有特色。
潮州音乐源远流长，优美动听，驰名中外，它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浓郁的地方色彩。其门类有：以三弦为领奏乐器，伴以弹拨、弦索乐器的弦乐；以琵琶、三弦、筝组奏的细乐；以佛场主要法器，伴以唢呐、横笛领奏的庙堂音乐；以笙、箫、管、笛为主要乐器的笛套音乐；以潮州大锣鼓伴以唢呐领奏的潮州锣鼓乐等。其表演形式灵活多变，既可表演出千军万马，气势磅薄，壮怀激烈的场面，也可奏出轻快活泼、悠扬悦耳的情调。千百年来，潮州音乐备受世人喜爱和欢迎。1957年潮州音乐团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表演并荣获金质奖章。据传六十年代初，周总理访问瑞典时，瑞典国王馈赠的礼物中，便有两张他自己珍藏的潮州音乐唱片。由此可见，潮州音乐已被视为稀世奇珍。潮汕英歌
所谓北有秧歌,南有英歌。流行于潮汕一带的英歌是汉族具有代表性的民间广场情绪舞蹈。据说它起源于明代中期,是以梁山108好汉为原形。表演形式分有“前棚”和“后棚”之分，现已大多简化只有前棚表演，表演时画着梁山好汉脸谱的演员手持双棒或圆鼓起舞，气势粗犷雄壮。编辑本段潮汕工艺
潮州木雕是工艺美术的佼佼者，说来有趣，在卷帙浩瀚的《辞海》中，要查出“木”雕一词，必须贯以“潮”字方可查到。“潮州木雕”成为专有名词，可见其艺术性、专访性之强，影响面之广。潮州木雕在唐宋时已初具规模。至明清而日臻完美，如今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潮州木雕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其形式有圆雕、沉雕、浮雕、多层次的镂空雕，而外形色彩上，可分为黑漆装金、五彩装金、本色素雕三类。在应用上则大致分为建筑装饰，家具装饰，神器装饰和案头陈设等四类。在潮州，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民居之陋，人们随处都可以见到木雕艺术的存在。所以，潮州有“木雕城”之誉称。
潮绣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粤绣的一大支系，早在唐代已出现，明、清两代更趋成熟。《潮州府志》云：“潮州妇女多勤纺织”，“织任刺绣之功，虽富家不废也”。清末，潮州还出现过二十四名“绣花状元”，并赴南京参加全国刺绣比赛。潮绣讲究构图均称，色彩浓烈，富丽堂皇，其品种大致可分为日用品、欣赏品和剧服三种，形式有绒绣、纱绣、金银线绣、珠绣四大类。针法千变万化，主要有“过桥”、“銮乾”、“历艮”、“二针锁”、“三针锁”、“三山起”，以及“打只”、“化针”、“乱针”、“点绣”等六十多种。潮绣因其瑰丽多彩，技法精巧而著称，产品行销世界各地，深受青睐。
此外，还有巧夺天工的潮州抽纱，多姿多彩的潮州花灯，潮州剪纸，潮州银饰，潮州陶瓷，潮州嵌瓷，潮州石雕等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潮汕建筑
潮汕民居以传统的三合院、四合院为基本布局，最基本形式称“下山虎”和“四点金”。规模较小的城镇平民居屋有布局狭长的“竹竿厝”。大型民居以四点金为基础横向或纵向扩大规模，称“三厅串”、“八厅相向”、“四马拖车”、“百凤朝阳”，其外部轮廓则保留十分规整的正方形或长方形。大规模的集居式住宅称为“寨”，这是清代潮汕地区乡村居民军事化的产物。从平面上可分为方案和楼寨，从外围方式上可分为围墙和围楼。在潮阳，这种集居式住宅称为“图库”。海滨贫民旧时所居多为涂(草)寮，是夯土或以木、草织成墙体的茅屋。潮汕地区建筑材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量采用贝灰和石材。至迟在北宋已开始烧制贝壳灰，以贝灰为主体原料的三合土版筑大为盛行，不仅应用于建造房屋、高塔上，而且应用到加固堤防上。石材不仅应用于建筑构件的门框、栏板、抱鼓石、台阶、柱础、井圈、梁枋上，而且建造了石牌桥、石塔、石桥大型建筑物。
潮汕祠堂的基本结构，有两厅夹一庭的两进式和三厅两庭的三进式两种。其建筑系统地运用木雕、石雕、嵌瓷这三大潮汕建筑工艺，装饰豪华，富丽堂皇，雄伟壮观，具有一定的欣赏价值。潮汕祠堂还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如普宁市西社乡永思堂存有民国修建碑记，从中可以了解该祖源流及世系辈序，这对研究该簇历史有很大的帮助。澄海市后溪乡芳庄堂，堂正中入门有一祖墓，这一现象在潮汕是极其罕见的。
潮汕土楼主要分布于饶平县和潮州市凤凰山区及其余脉，如潮安县铁铺镇平原地区。
潮汕人文
潮汕善堂是最具潮汕人文色彩的代表，它是一种带有民间信仰性质的慈善机构。在这种善堂文化的熏陶下，潮人多乐于做慈善事业。
潮汕民俗
潮汕民俗繁多，且保留着很多中原传统文化，这也是潮汕人一直骄傲的地方。除了传统的节日外，他们还保留着盂兰节，中秋烧塔,新年烧龙等等中原已消失的习俗。另外较有特色的还有“人节”食七样羹，澄海赛大猪，盐灶拖神等等习俗。潮汕饮食
潮州菜源于潮州，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潮州菜可追溯到汉。盛唐之后，受中原烹饪技艺的影响，发展很快。唐代韩愈临潮时，对潮菜美味赞叹说： “……章举马甲柱，所以怪目呈。其余数十种，莫不可叹”。至明末清初，潮州菜进入鼎盛时期，潮州城内名店林立，名师辈出，名菜纷呈。近代，由于潮籍海外华侨的往来，潮州菜博采海内外名食之精华，菜式更加丰富多彩，质量精益求精。时至今日，潮州菜已经发展成为独具岭南文化特色、驰名海内外的我国名菜之一。
潮汕小吃，品种繁多，香味可口，让人尝试以后绝对想再尝。信手拈来就有西天巷蚝烙、贡咕鹅肉、老姐猪脚饭、老妈宫粽球、朥糕，以及各类粿品、甜品。牛肉丸。潮汕濒临太平洋，海产资源丰富，为汕头港一带流行，制作鱼丸等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关鱼丸的制作，潮汕民间传说始于公元前三四百的楚国，那时的平王喜欢食鱼，一日无鱼便食不甘味。不过这位楚平王平日骄横惯了，性格残暴，谁也惹不得他，否则生命难保。可笑的是他吃鱼时，如果不小心让鱼骨鱼刺给哽了喉，他从不责埋自己粗心，而总是怪罪厨师，把他杀掉，这可就太难办，太难侍候了。有一天，御厨由一位新来的厨子主理，他家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很为自己的性命忱忧。经过苦思，他想出了一个妙法：“大王要食的不就是鱼肉而不是鱼刺鱼骨嘛?干脆先想法把鱼肉和鱼刺鱼骨分开来，然后再把这些净肉加上配料煮熟以新菜肴的名义供上去，即使得不到大王的首肯，起码也保住了自己的头颅，他就按这法子做了。据说，这就是鱼丸最初时的雏形。后来，因为这种新颖别致的吃鱼方法得到楚平王的赞许和赏赐，它也就传出了宫墙外，传到了南方，传到了潮汕，经过本地厨师的花样翻新，它富有潮汕特色，赢得四方宾客喷啧称赞。
潮州打冷，主要是各类卤水，腌制河鲜等具有潮州饮食特色的冷菜。
潮州功夫茶，中国的茶道。
潮汕工夫茶。工夫茶是潮汕地区极富地方色彩的茶道文化，它历史悠久，植根于千家万户，几乎可以说，凡是有潮汕人的地方，就有人冲泡工夫茶，它在冲法上，不论是器具、用水、程序、饮法，都极具潮汕地方风味，我们甚至可以说，工夫茶是潮人的代表特征。首先，我们从潮汕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潮州菜和工夫茶都是极带潮汕地方特色的文化，且一“饮”一“食”，又同属潮汕饮食文化。所以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这两种潮汕饮食文化的形式便互相靠拢，借以更突出其地方色彩和特色；其次是工夫茶在潮汕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大凡亲朋好友聚会，接待客人都要用工夫茶相待，而潮菜筵席同样是一种社交形式或亲朋好友聚会的形式，因而同样要用上工夫茶；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工夫茶的最突出特点是量少而茶水浓醇，茶杯只有半个乒乓球大小，但喝下去却满口茶香，回味无穷，因而这种茶道形式，便十分适合筵席间饮用。潮州菜席间上工夫茶，确实给潮州菜增色不少，既增添潮菜地方色彩，又符合人们的饮食规律，当人们吃完一道浓郁的菜肴后，喝上一小杯工夫茶，既解肥腻，又清除口腔中的杂味，以便能更好地品尝下一道菜肴的美味，因而使人们在进食的过程中，变得有韵律和节奏。在潮菜筵席中，上工夫茶的程序一般是当客人入座后，便要上第一道工夫茶，以后席间穿插上2～3次，且最好上在较肥腻的菜肴之后，当筵席结束时，又要上最后一道工夫茶。
牛肉丸。潮汕濒临太平洋，海产资源丰富，为汕头港一带流行，制作鱼丸等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关鱼丸的制作，潮汕民间传说始于公元前三四百的楚国，那时的平王喜欢食鱼，一日无鱼便食不甘味。不过这位楚平王平日骄横惯了，性格残暴，谁也惹不得他，否则生命难保。可笑的是他吃鱼时，如果不小心让鱼骨鱼刺给哽了喉，他从不责埋自己粗心，而总是怪罪厨师，把他杀掉，这可就太难办，太难侍候了。有一天，御厨由一位新来的厨子主理，他家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很为自己的性命忱忧。经过苦思，他想出了一个妙法：“大王要食的不就是鱼肉而不是鱼刺鱼骨嘛?干脆先想法把鱼肉和鱼刺鱼骨分开来，然后再把这些净肉加上配料煮熟以新菜肴的名义供上去，即使得不到大王的首肯，起码也保住了自己的头颅，他就按这法子做了。据说，这就是鱼丸最初时的雏形。后来，因为这种新颖别致的吃鱼方法得到楚平王的赞许和赏赐，它也就传出了宫墙外，传到了南方，传到了潮汕，经过本地厨师的花样翻新，它富有潮汕特色，赢得四方宾客喷啧称赞。
粿文化，糜文化，也是潮汕饮食的一大特色。潮汕赋
潮汕赋
借五岳浩气，纳昆仑龙恩。抱神龟玉柱，揽日月辰星。晒天地万物，威镇①潮汕矣。
粤闽之交，襟海背山。美丽富饶，无欲有容。夏无醒者，冬绝严寒。史载潮土，五千余年。秦汉以降，各族和睦。山风海涛，涤荡心胸。共历沧桑，柔中寓刚。
刻苦耐劳，谦恭和顺。奋发进取，开拓创新。江河行地，日月经天。涛声依旧，潮人永存。卓越贡献，举世闻名。薪尽火传，历久弥许。兼告开放，源远流长。
尤睹潮史，源于两晋。时郡立揭，福享流域。西辖粤惠，东连闽浦。北跨兴梅，南据海涯。天地之间，生灵万物。各茁奇葩，无不攀天。为添意如，浦惠两地。
另立郡卫。重溯海阳。唐宋贤俊，岭南丽珠。韩公文道，永铭潮汕。璀璨文化，独树一帜。风流人物，萌芽千秋。八俊七贤②，功勋无量。
绣山丽水，环绕三江。两寺相映，玄山开元③。鸿雁群集，海碧蓝天。令其天意，府居潮安。地灵人杰，盛水洞天。大明大德，清月清风④。时冠二林，文武状元⑤。
今朝盛世，天地和谐。巍巍新都，四市九县。土沃园博，瀚林之乡。江山如画，海纳百川。宏港明珠，独占鳌头。春秋彭湃，民众夸赞。林君子丰，时振英港。
许氏涤新，经书立传。庄翁世平，德高望重。泰斗宗熙，谱写史章。陶朱嘉诚，楷模一鉴。高贤林立，胜举难书。俊彦贤达，漫笔延闻。
潮人当今，千千万万。根扎广宇，四海和颜。五洲共济，百业辉煌。尤以商贾，驰名宇环。大鹏展翅，龙凤高翔。亿万裔孙，旭日朝阳。金黎鼎盛，奇花异树。
目目芳菲，无一不妍。古今美德，团聚骨肉。风呈水起，诚信相传。故曰“三江水汇脉相连，傲骨花开四海妍。八俊七贤今再现，潮人商贾遍大千”。
美哉、美哉！。厚德 载 物，潮汕潮人也
丁亥春月华仙人陈少慈写于泰龙斋
第五篇：田野调查
上大学前就听一些同学讲大学后会有很多的实践机会，它不像高中一样只是在背书。上大学后一个学期，我发现自己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实践。而在第二个学期开始，我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实践，内容就是去做一个社区调查。
其实一开始自己接到这样一个任务，真的一点头绪都没有的，心里也没有底，毕竟自己也是刚刚开始学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嘛，更何况自己一个实践都没有做个，经验方面就更不用讲啦。
在知道要做社区调查后，我们很快也找好了人并组成了以马凯旋同学为组长的团队。在组团后，我们也就开始讨论定课题的事情，那时的我也是没有什么方向的，我认为一个社区有太多方面的东西调查了，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进行调查。在听过我们小组同学的讨论后，我们基本定了调查的方向是教育方面的。在和老师讨论后，老师认为我们的课题太大了，不好做。于是我们又开始讨论课题的事情了。我们组中有一个回族的同学，他很想对北京的回族的文化方面做一个调查，于是，我们把课题更细的定到了家庭教育对回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方面。有了课题，我们接下来就要定调查的地点了。我们的组长之前寒假在北京薛营回族村做过支教，所以她建议我们去那里。而我们在认为那地方太偏远，不方便调查后，我和组内的成员又上网找了一个在朝阳区的常营回族村，考虑到这离我们学校比较近，于是我们就初定调查地点在那了。在没有对常营回族村有太大了解的情况下，我们小组成员做了一次初探，但我们去到常营后才发现这里已经发展成一个城市的小区了，对原来农村面貌的保存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们也就一致认为这个调查地点对我们的课题不好做。于是我们又把调查地点放回了薛营回族村。从课题的选定和调查地点的选定中，我知道了原来定一个研究课题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要经过很多的讨论；查找资料等才能定出一个好的课题来。在找调查地点时，我也知道要先对选定的调查地点最好要有一个初探，看看那个地点是否符合自己定的课题，是否让自己的课题更好的展开等。
在完成课题后，我们也开始分工写开题报告了。我们小组每个人都负责开题报告的一部分，当然分工也是组长来的了。在组长的分配下，我负责的是开题报告的课题研究的局限性和创造点的撰写工作。在一开始接到这个任务时，我也是头脑一片空白啊，我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写，于是我就翻阅正在学习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和上网找相关的资料，但经过多次的查找后，我还是没有找到好的资料，于是，我就根据自己的观点开始写了，第一次嘛，当然格式什么的都不知道，后来在交给我们组长后，她帮我修改了很多的东西，真是很佩服我们的组长的。在之后，我们再一次聚集讨论的时候，组长拿出了我们的开题报告还有两份的访谈提纲，我一看到也就纳闷了，因为之前组长也没有跟我们说要做访谈提纲的事情。原来这些都是组长一个人在做啊。我再次佩服我们的组长，她的确有很好的领队能力啊。在那时我才发现，做一个领队也是不简单的，他要承担比组员更多的工作。在队长中，我学会了很多事情，真想下次有机会自己也当一下领队，锻炼一下自己也是件好事。
当一切的准备工作做好后，我们小组也对薛营回族村做了一次初探，尽管之前我们的领队来过，但这样的程序也是必要的嘛。在经过2个小时的车程后，我们也终于来到了薛营回族村，当来到村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很干，比北京的城区干很多，会让我这种南方人受不了。之后，我们来到了村委会，本来是打算找一个我们的一个师兄找点有关本村的资料的，因为他在这做村官嘛。但是很可惜他不在。于是我们就和村委会传达室的大爷做了一个访谈。这个访谈主要是我们组长来做的，而我当然也就是在一旁做笔记和学习学习啦。
在组长对大爷做访谈的过程中，我学会很多有关访谈方面的知识，例如怎样去控制问题，怎样去追问问题等等。其实访谈也并不是我们平时的纯聊天啊。在对大爷做完访谈后，我们在村子了走了一下，对村子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初探回来后，我们就分工做整理，最有意思的是我分到了整理当地清真寺旧碑文的工作，在一开始时，我看那个碑文图片上面的字就不是很清楚，而且那些都是繁体字。在苦看了很久后，我还是没能把全部的字翻译出来。好在我略懂一些ps技术，把图片整了一下，那些字也就清楚多了。接下来就是翻译工作，还好，自己平时在家看的大都是香港的电视台，对繁体字有一点的认识，翻译这方面也就很快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断句了，我自己的的古文能力很有限，只能大致的断了一下。好在我想起了一个历史学基地班的同学，于是找了她帮忙，谢天谢地啊！真是感激那位同学，帮了我一个大忙啊。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