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共5篇）

第一篇：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

利益博弈的不确定性使得公共政策制定的结果表现出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这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直接影响了公共政策解决公共问题的绩效。因此，应通过协调好各博弈主体的利益关系，实现利益博弈的制度化，推行政务信息公开，促进利益博弈主体发育均衡等措施，力争在合理的利益博弈中形成绩效最大化的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不确定性的出现

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已经成为实现公共利益、从事公共管理的重要手段，公共政策对于当今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按照戴维·伊斯顿的定义，所谓公共政策就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一个或者一些利益主体如何通过公共政策制定得到自己预期的结果，取决于自身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博弈状况。一项公共政策的提出、制定、实施是相关利益主体互相博弈的结果。公共政策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对各种利益矛盾进行协调处理和重新界定。通常来说，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具有稳定性的特点，这一特点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解决公共问题的绩效。

然而，在当今社会利益结构日益分化的背景下，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变得日益复杂，这使得公共政策制定的结果表现出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这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直接影响了公共政策解决公共问题的绩效。因此，如何控制甚至消除由利益博弈带来的公共政策的偶然性或者不确定性，提升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和解决公共问题的绩效，是公共政策制定者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近来，一些地方发生的与公共政策制定相关的几起事件，直接印证了这种利益博弈的不确定性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如宁波px项目事件、四川什邡钼铜项目事件以及江苏启东排污项目事件，乃至2007年的厦门px项目事件、2009年的广州番禺垃圾焚烧事件。这些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都大同小异：要建某一大型重化工项目，由于民众顾及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项目遭到民意反对，博弈数日，事件升级，地方政府做出妥协，项目下马或暂时终止。社会舆论对此普遍认为，这些地方性公共政策制定的结果与地方政府的初衷截然相反，不是“双赢”，而是“双输”。这种结果具有典型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是作为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地方政府未曾预料到的。

公共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主体的多元性、复杂性，利益博弈的途径的多元化，利益博弈主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博弈主体的参与不充分等因素都是导致公共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主体是多元的、复杂的。从宏观层面看，公共政策制定的利益博弈主体基本包括了国家（政府）、市场和社会。具体来看，这些宏观的利益博弈主体又各自包含更为具体的内容。

从国家层面看，在我国，利益博弈主体主要有执政党、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除此之外，人民政协、事业单位、行政性公司、某些社会团体等都可以从“公共”的角度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成为政策主体。这些都是公共政策制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主体。在西方国家，公共决策的效率和执行效果取决于行政领导。在我国，政府是公共政策的核心主体。在日常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公共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完全一样。地方政府更直接地与公众进行接触和沟通，他们具有执行、制定双重身份，因而更能体会到公共政策中的要义及其所存在的失误和问题，从而为修订、完善公共政策做准备。中央政府则更多地是针对宏观的、涉及全球、全国的公共问题进行决策。

从社会层面看，利益博弈主体主要包含公民个人、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当今社会，普通民众作为多元利益主体之一，有着日益清晰的利益诉求。他们已经意识到，在利益博弈过程中，要想实现社会价值分配的预期效果，就必须强化自己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民众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充分地体现自己的利益。他们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向题向政府讨价还价，施加压力。

利益集团在不同程度上代表着一定社会群体或团体成员的利益。他们通过参与政策的运行来表达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要求。在中国，传统的利益集团往往代表着年轻人、妇女、工人、科学研究人员的利益，比如“妇联”、“共青团”、“工会”等等，都是带有半官方性质的群众团体，也是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主要利益博弈主体。

非政府组织也逐渐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主体。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可以弥补现有体制的不足，发挥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主体的应有作用，更好地维护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利益，促进多元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环境保护、落后地区扶贫等主要公共政策领域，非政府组织显示出了自身特殊的优势和重要影响力。

从市场层面看，企业是最核心的利益博弈主体。比如，在当前形势下，房地产商是一个最具有公共政策影响力的利益主体之一。因为房地产是在过去十几年间资源积聚速度最快、资源积聚规模最大的一个领域。同时，房地产商也是较早以自觉的意识甚至集体的力量影响政府政策和社会风向的一个群体。除房地产商之外，其他一些重要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具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体制内的重要力量，他们依据自身的优势，不断对有关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力，其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也非同一般。

现代社会的利益主体不仅是多元化的，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现代社会是开放社会，不同的利益博弈主体为了自身利益，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一种特定的资源配置机制，有关利益分配的公共政策制定已经不再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意志，而越来越依赖于国家和市场的利益博弈。利益博弈主体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不仅使得公共政策制定这一利益博弈过程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状况，而且也使得利益博弈的结果变得难以预料。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的途径是多元的。这种参与途径的多元化也是导致公共政策偶然性或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公共政策制定的实际看，这一多元化的利益博弈途径包括制度化途径和非制度化途径两个方面。

所谓制度化参与就是在体制和法律范围内的利益博弈。制度化间接参与途径有很多方式。这其中包括：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这一制度化途径主要是通过选举代表参加国家、地方定期或适时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国家、地方的发展方针、政策，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调整；通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各民主党派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不同阶层人民的利益、要求，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表达社会各界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协调各方群众的利益。公民通过推荐政协委员的方式参与政策过程，把自己的意愿诉求转化成政协委员的提案、建议，从而影响政策过程；通过参加社团活动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把对有关政策的建议、要求经过一定程序反馈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从而影响政策的制定与调整。

制度化直接参与是公共政策制定主体通过听证、信访、公示、政务信息网等途径搜集、征求有关政策相对人意见的活动，给政策相对人直接、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比如，通过听证制度参与政策过程。公众借助听证程序直接参与到行政决策过程中，直接向政策制定者反映自己的意愿，影响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政策制定者通过听证会收集到较为广泛的、直接的、真实的信息，并据此作出政策调整修改的决断，从而准确协调各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要求；民众通过政务信息网参与政策过程。这是政府政务公开和政策民主化的制度安排，也是公民直接参与政策过程的一种制度性参与方式；民众通过信访制度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信访制度已成为我国基本的民意表达制度之一，是我国公民表达愿望、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渠道。

所谓非制度化参与是与制度化相对的，是非主流的公共政策参与途径，但其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也很重要。比如，民众借助特殊的社会关系网和非正常的手段对政策施加影响。民众通过亲缘关系、朋友熟人关系等社会关系干扰政策的制定、执行、调整，让自己的观点在政策方案里得到体现，使政策偏离原定目标；有些利益集团通过个别游说、私下接触甚至行贿操纵政策，使对自己不利的政策产生变通，维护并扩大自己的利益，使公共政策失去公平与公正；个别民众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通过抗议、示威、静坐甚至游行等较激烈的参与方式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通过极端的方式影响有关公共政策的形成。

利益博弈主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信息不对称。公共政策是一个政策信息不断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信息和基于信息的判断是整个政策系统有效运转的基本动力。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与政策信息之间的紧密关系必然要求政策主体和政策目标群体迅速、全面、真实、准确地掌握各种信息。在我国当前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外生性不对称信息和内生性不对称信息都普遍存在，但后者表现得更加突出，特别是作为普通民众的公共政策目标群体无法对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具体政策行为进行有效的事前预测、事中观察和事后监督。这两种形式的信息不对称有其特定的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并且会对政策实践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公民个人相对于政府而言在信息量和信息处理能力方面仍处于劣势，公民参与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政府的信息发布、接受和反馈情况。由于受传统等级结构的影响，公共服务理念得不到完全落实，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对权威的屈从会导致信息被扭曲。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博弈主体的参与不充分。这一方面是因为有关利益博弈主体的参与能力不够。传统文化的一元价值取向，扼杀了群众的创造精神，使得依赖、盲从的政治心态成为群众的心理痼疾，政治参与的盲目性凸显。公众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不够高，很多公民没有掌握基本的民主生活技能，相当一部分公民对政治参与的权利和义务所知甚少，不知道应该如何参与。另一方面，一些强势利益博弈主体有意控制公共政策制定的相关重要信息，一般的利益博弈主体了解不到这些重要信息，无法为自身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博弈提供有利支持。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博弈的结果大体有三种：双赢、有输有赢、双输。一般看来，双赢的结果是每项公共政策的一个最优目标。因此，如何消除消极影响因素，使得公共政策的利益博弈结果向着双赢的方向发展，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我们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要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尽力控制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力争形成绩效最大化的公共政策。

如何形成绩效最大化的公共政策

协调好不同的利益博弈主体的利益关系。当前，社会利益关系出现了许多新变化，社会利益格局出现了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距扩大化甚至利益冲突激烈化的趋势。如何在这样的复杂局面下，协调好利益博弈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公共政策制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实现利益博弈的制度化。以制度为基础的利益博弈是市场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利益分化的条件下，利益博弈将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一种常规化做法。对此，不仅要不失时机地为利益博弈主体提供利益表达的渠道，同时，更需要为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提供可遵循的规则，由此保障利益博弈能够健康、有序地进行，以促进相对和谐的利益关系格局的形成。

要切实利用好现有的利益博弈主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径。从已有的经验看，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听证会以及社会公示制度都是保证公共政策制定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举措，而且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已经显示出了预期成效。但是，这些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形式主义、走过场的问题。为此，要完善决策的论证制度，在设计方案时，除了组织专家进行一般的可行性论证外，还要组织与前述论证专家不同的另一批专家进行不可行性论证（或方案风险分析、方案抗风险分析），并同时作为决策方案报评（议）、报批的前置条件。要在决策体制中成立决策评议委员会，起到进行民意调查、反映民心、集中民智作用；完成决策议题的初审、决策方案设计承担组织（人）的初定；对决策设计组织（人）的调查行动进行指导；对决策方案设计组织报来的决策草案进行评议和审查；对有疑点的决策草案组织二次抗风险分析。决策评议委员会开会时采取民主集中制方式，少数服从多数进行决定。同时，要广泛开辟各种渠道，如接待日、协商对话、举报制度、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热线、电子信箱、网上博客等，将更多现代化信息载体和手段有效运用到有序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来。

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为基础，实现信息公开透明。已经实施了近10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我们建设透明政府的重要基础。完善办事公开制度，国家机关的活动应进一步透明化，信息应进一步公开，公众知情权应进一步落实。如尽快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活动的公开化和透明化，加快实现财政预算的公开、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公开、立法公开听证、公民自由旁听人大会议辩论等。特别是在一项具体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一定要尊重民众的知情权，让公共政策的相关方清楚了解公共政策制定的相关内容和制定过程，解决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信息支持。

积极提升弱势群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促进公共政策的利益博弈主体发育均衡。目前，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主体发育是相当不均衡的，强势过强、弱势过弱。与普通民众相比，既得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要大得多，二者在公共政策博弈过程中的力量严重失衡。利益博弈主体发育失衡的后果，造成一些强势群体对政府的决策有较大的影响，弱势群体对于公共政策的要求则无法或不能充分地在决策中得到体现，公共政策出现较大的偏差，最终导致利益格局的失衡。为此，必须采取措施打破这种利益博弈主体发育不均衡的局面，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措施，扩大弱势群体的公共政策参与，提高弱势群体的公共政策参与水平，切实增强弱势群体的公共政策影响力。

第二篇：中央和地方有关资源利益的博弈

中央和地方有关资源利益的博弈

江西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晓鸿表示：“三峡工程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江湖格局’。”这种改变，不仅是三峡蓄水后江水倒灌鄱阳湖的场面已很罕见，还有着生态方面的恶化。随着旱情的影响，江西省多年的鄱阳湖“筑坝之梦”被重新唤起发，抢水大战一触即发。江湖博弈，其实是多年来中央地方资源利益的矛盾冲突的一个缩影。[新闻：三峡被指改变“江湖格局” 鄱阳湖拟建大坝拦水

鄱阳湖建大坝，太湖洪泽湖们蠢蠢欲动？

各省都建地方性大坝，长江伤不起啊伤不起

江湖pk战，对擂的不仅仅是三峡和地方

中央和地方有关资源利益的博弈早已开始

博弈应该求的是双赢而不是双输

中央和地方目标一致，中央的控制力，地方的忠诚度缺一不可

鄱阳湖建大坝，太湖洪泽湖们蠢蠢欲动？ ——各省都建地方性大坝，长江伤不起啊伤不起

事实上，不仅江西，湖南也加入了这场“抢水大战”。2010年12月6日，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宣布进入全面建设阶段，6年后，一座大坝将把湘江拦腰斩断。部分省份的“抢水大战”影响到了更多下游省份的水资源利益，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经济较为发达的下游省份，都对新一轮的筑坝运动颇为担忧。

鄱阳湖建大坝，湖水拦在自己地盘里

江西鄱阳湖湖中有一座1800平方米的小岛“落星墩”，王安石、黄庭坚、朱熹等名流曾伫立其上，观水天一色。而今，落星墩下的湖水已变成无边的大草原，数百丈外，才是轮船搁浅的湖滩。而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也同时遭遇大旱，“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已经变成辽阔的草地。为抵消这种改变，江西准备在湖口建起2800米长的大坝，把湖水拦在自己的地盘里。

会给长江下游带去更加严重的干旱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教授芮孝芳说，目前长江中下游的干旱主要原因还在于天气，旱情严重的省份降水普遍比往年同期要少五成甚至更多，严重破坏了水的自然循环系统，这才造成江湖水位大幅降。“如果说三峡大坝对目前的干旱有影响，那么鄱阳湖建水利枢纽拦截水流，会给长江下游带去更加严重的干旱。”芮孝芳说，这是江西省在“以三峡的方式对抗三峡”。

各地若跟风仿效筑坝抢水，长江将变成水沟

同济大学环境工程与科学学院教授李建华认为，江西的做法同样是违背自然规律，人为干预水系生态的做法，是在用“三峡的手段”试图抵消三峡对鄱阳湖造成的负面影响。而来自国际生态领域的专家则担心，鄱阳湖筑坝会使长江中下游的水问题更加严重。“随着长江流域干支流各地抢水的加剧，今后武汉、南京壮阔的江面也许会变成一条水沟。”

江湖pk战，对擂的不仅仅是三峡和地方

——中央和地方有关资源利益的博弈早已开始

2008年1月，鄱阳湖都昌水文站水位创历史最低纪录。江西认为“由于三峡大坝的拦截，长江水位低于鄱阳湖水位，湖水大量外泄”，而三峡总公司方面则回应称江西的指责“没有道理”。这一争论后来上报到国家能源局，延至今日依然无解。其实，这场争论不过是长久以来中央和地方资源利益博弈的例证之一。

财政“分灶吃饭”，投资谁也离不了谁

在目前中央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获得的税收份额是很小的。按现行预算法要求，地方政府不允许财政赤字，也不允许直接发债融资。以往做法是通过项目发债和特批发债解决部分资金缺口，但这需中央政府的政策绿灯。所以，要解决地方18万亿投资计划，还要看中央政策的力度有多大，口子有多大。“这是一场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中央4万亿投资中，也需要地方政府投资跟进和配套，谁也离不了谁。”

房价不是说降就能降，卖地冲动谁来解

业内人士认为，房地产调控博弈的双方并非开发商与购房者，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国有土地制度的设计缺陷，使得地方政府实际上集土地供给者、监管者、经营者于一身，直接导致地方政府拥有最核心的‘卖地’冲动。”中央要求遏制、控制房价，地方政府选择的却是降低增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自己一个最可实现的目标、一个避免被问责的安全空间。一旦政策出现反复或松动，会使既有的调控成果消失殆尽，还会加大再调控实施难度。电力改革越改越“荒”，各谋其利

尽管这8年中每一次“电荒”成因有所不同，但有一个主导因素是至始至终存在着，这便是“电煤之争”。在电煤之争的背后，表层上反映的是煤炭企业与电力企业的利益博弈，在深层上折射出的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争衡：大多数煤炭企业分布在地方，煤炭资源80%以上已被地方拥有。与之相反，大部分发电企业都在五大发电集团旗下，隶属国资委领导„„

利益博弈伤害了公众对政策推行的信心

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使政府与利益集团、上级机关与下级机构、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博弈关系。在这种博弈过程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旨在深化改革的努力，经过利益集团、利益部门、地方机关乃至个别官员的反复消磨，不是减缓了政策的流速，就是改变了政策的流向。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让很多改革的成果被吞噬。

博弈应该求的是双赢而不是双输

——中央和地方目标一致，中央的控制力，地方的忠诚度缺一不可

中央政府的政策手段主要是加强行政控制和计划管理。由于这些手段要依靠地方实施和配合，因此，除了计划本身的合理性以外，其有效性与其说取决于中央，不如说取决于地方——既要看中央目标和地方目标的一致性，也有赖于中央的控制能力和地方的忠诚度。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以上三个条件基本上能够得到满足，这些手段基本上是有效的。但时异势移，在目前的分权化和市场化的条件下，如果中央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地方的长久利益，如果每个省份都是自扫门前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博弈的结局只会是双输。破解土地博弈困局，不妨建立完善公共财政体制

在阻断卖地机制的同时，中央政府应立即着手建立和完善土地财产税制度，停止在土地规费上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做法，改革土地税制，设计让地方历届政府可以常年分享的土地或财产税，使土地财产税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重要而稳定的收入来源。在目前体制下，地方政府事权无限，财权上收，入不敷出，这是造成地方政府通过城市扩张和卖地来获取收入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减低地方政府谋求预算外收入的动机，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保证财权和事权一致。

第三篇：中国已进入利益博弈时代

中国已进入利益博弈时代

中国已进入利益博弈时代。这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问题是，这个市场经济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我觉得现在可以说未定。吴敬琏先生，包括政法大学江平教授，都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好市场”还是“坏市场”，他们的标准是什么，我个人的看法有3个。第一，从体制本身来说，这个市场经济体制是健全的还是不健全的；第二，吴敬琏教授和江平教授强调的法制基础，如果这个市场经济有一个好的法制基础，可能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第三，这个市场经济有没有一个利益均衡的机制与其配套，这又是一个标准。如果没有，可能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改革30年，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门槛。在未来的30年，我们如何使这个市场经济成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

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建立起来了，但是利益均衡的机制没有能够建立起来。现在看待群体性事件是什么？绝大多数就是一种正当的利益表达，又是一种规范化程度比较低的利益 1

表达。为什么规范化程度低呢？因为你不赋予其合法性，不好规范。你得承认一个东西的合法性，才能规范它。压根儿不承认这个东西，所以就不去规范。

在西方，利益均衡机制是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们的社会基本是缺失的，游行、示威、罢工都是被禁止的。我们的《游行示威法》禁止游行示威，有什么利益要求给党说、给政府说，游行示威干嘛呢？但是，完整的利益表达有几个表现，比如有获得信息的权利、有施加压力的机制。试想一种很散漫的要求，不能到达政策层面，这个要求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两三岁的小孩也懂的事。罢工是什么，就像小孩往地上倒一下、哭几声一样，必须有这个机制。制度和社会能不能容纳冲突？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社会矛盾和冲突有这么几点新的认识。

第一，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和利益冲突是我们社会常规化的组成部分，那种严防死守，试图把这个现象消除在萌芽状态的做法，是不可能奏效了，我们要习惯这个东西 我们要逐步适应有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力图把这些矛盾和冲突消灭在萌芽的状态。

第二，社会冲突不一定是消极的，也有相当部分的积极作用，有时提起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脑子里就是负面的形象，其实没有必要。美国20世纪60年代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写的《社会冲突的功能》，就是讲社会冲突的积极作用。从今天来看有两点作用，一是安全阀的作用，人们吃五谷杂粮，肯定有各式各样的情绪和不满，很重要的一点是应该有发泄的渠道，有一个安全阀，压力有不断释放的机制。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对足球流氓的闹事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有积极的作用，就是把情绪发泄了，也许头一天让领导批评了，也许是吃晚饭之前与老婆吵架了，对社会现象不满。他闹了以后，筋疲力尽，就回家睡觉了。

更重要的是，对我们社会来说，冲突也有发现问题的作用。比如农民工工资的拖欠，为什么最严重的时候全国拖欠1000亿，相当于几百万的农民工一年没有领工资。用周孝正的话说，我们上百万的农民工连奴隶也不如，让农民工白干一年，最后叫共和国总理为农民工讨工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发现问题的机制。如果游行示威是正常的，一些个别的企业有拖欠农民工的现象，农民工上街走走说说，这个社会就会发生比较少的这种事情。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严重到这样的程度？是因为我们没有通过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来发现问题的机制。我不是说完全没有这个机制，但是与美国社会比较，美国社会的问题，社会有一个反应，政府对这个

反应作出反应，我们是有了这个问题，不能暴露出来。政府不对这个具体的问题作反应，问题不断积累，到了所谓爆发的时候再作出反应，而时间大大滞后，许多问题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

第三，我们要形成一个新的概念。一个好的制度和一个坏的制度的区别，或者是一个好的社会与坏的社会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矛盾或者是冲突，而在于两点：一是，制度和社会能不能容纳冲突，容纳冲突的能力有多强；二是，有没有制度化的办法去解决冲突。我特别想提出一点容纳能力的问题，一个社会制度有没有对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容纳的能力，有了这个能力，发生了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个制度很有自信，我自岿然不动。但是一些矛盾和冲突还在萌芽的时候，他就惊慌无措、草木皆兵，所谓不同制度的容纳能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要用一个正常的心态，自信地去解决问题，用制度化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这可能是我们的正确态度。我们要有一些最基本的判断，尽量实事求是地判断和定位现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这样使得我们整个社会能有一个正常的心态，有一种自信，有一个舒展的灵魂，我们用一个制度化的方式面对利益博弈时代产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这是我们真正的出路。

第四篇：教育中的博弈

教育中的博弈

——家庭教育的失语与中国传统价值的嬗变

会理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罗宁波

内容摘要：以做人教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传统，家庭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传承中华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家庭教育越来越失去了其作为人格教育阵地的重要地位，以知识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逐步替代了传统家庭教育，本文试图以后现代主义为启发点，在传承传统家庭教育的同时，结合学校、社会教育，达到教育的模式的双赢。

关键词：家庭教育 失语 中国传统价值 嬗变

以做人教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传统，家庭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传承中华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家庭教育越来越失去了其作为人格教育阵地的重要地位，以知识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逐步替代了传统家庭教育。本文试图探索在传承传统家庭教育的同时，结合学校、社会教育，达到教育的模式的双赢。

一、家庭教育的失语与学校教育的困境

伴随着中国的文明发展着的是中国独特文化的传承，而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是教育，教育往往体现出价值观的渗透。在中国，最能反映和体现这一价值观渗透的教育，一开始就落在了家庭教育的肩上。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都因家庭教育而提出、实施、监督、考评及改变。近乎模式化的家庭教育积淀出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核心观念：家、国、天下的抱负、与修身自律的恭谦心怀并行不悖的双向追求，以期达到人生的完满。用现代教育分层理论，中国的家庭教育属于教育的最高层次：生命教育。

随着近代化进程的推进，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型学校教育受到了中国人极大的追捧，中国人开始放弃“孰本孰末”的思考与讨论，积极地投身于联系日益紧密、影响日益深远的现代化建设与发展之中。在全球化的大浪潮中，中国人开

始变得对现代化的学校教育产生了依赖，社会、国家、政府慢慢成了教育的主体，家庭教育因种种原因逐步退出了这一领域，成了社会教育的附庸。这必然导致失调——个人身心的失调和社会资源占有的“马太效应”。其最显著的表征是：道德水准的下降与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这也是目前全球各国面临的教育困境中陷入两难悖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传统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即指在家庭领域中实行的教育，通常多指父母或长辈对晚辈进行的教育，其包含了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影响。自古以来，作为农业文化传统国家，家庭不仅是个体生活和生产的单位，同时也是社会的组成的基础组织。

梁漱溟说：“任何一处文化，都自具个性，惟个性之强度不等耳。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强，以中国人的家之特见重要，正是中国文化特强的个性耳。”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中国文化中家文化的核心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的家庭教育的价值观。家庭教育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影响，家庭教育的好坏直接关系个体家庭生活、家族巩固，更是国家政治安稳的先决条件，其内涵主要涵盖以下三方面：

1、德育为主，着重个人修养培养

在中国历史中，不同世界观的教育思想家们都以培养理想人格作为教育的目标，尤其以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的人格教育，成为家庭教育的自觉追求。作为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首创私学，其对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发展卓有成效。在“礼崩乐坏”、旧道德体系不断走向崩溃的时代，孔子立志于整顿自国至家的政治伦理纲常，重建礼乐文化，提出了“君君、父父、子子”的思想，主张以德育教育为手段建立“孝”为根本、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仁礼”的道德体系，孟子则认为男子当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作为理想人格，可见其十分强调将个人修养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2、伦理道德教育为主，重视道德观念的教育

自家庭教育得以确立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逐步渗透到教育理念中，形成并发展出自己的伦理道德体系。孝道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孔子认为社会安稳的基础是伦理道德的秩序的确立，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家庭伦理教育是社会国家稳定的保障。“人不信则不立”，培养

诚实守信的子女是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任务，其直接关乎家庭教育成效。作为以诚信当做自我人格标准的古人，其十分重视诚信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的地位，并将其作为传统内容一以贯之。

3、以个人自身特点出发，注重因材施教，注意行为规范的实践导向。

以“礼仪之邦”而享誉于世的中国，注重礼仪教育，传承优良传统，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传统家庭教育针对个人发展特点，从个人自身具体情况出发，采用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通过具体的行为规范进行道德伦理认知教育，为个人道德伦理认知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发展空间。同时，注重以身作则，家庭长辈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守礼仪行为规范，为个人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导向。

以做人教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传统，家庭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传承中华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常识。可以说，家庭教育作为最初始的教育前沿，其在个人成长、社会化过程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以家族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家训著作，在其经历漫长的历史演化中，繁衍成为社会乃至整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

然而，这种以教人修养和价值理念的家庭教育发生了变化，集中表现在处于社会重要变革时期的中国，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新旧两种不同方式和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传统家庭教育越来越失去了其作为人格教育阵地的重要地位，以知识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逐步替代了传统家庭教育，成为当代教育的主要因素。

三、现代教育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困境及后现代主义对教育的重新解构

现代教育经历了萌芽、兴起、发展和繁荣之后，问题的出现不断引起教育者对当代现代教育状况的分析反思。陈银玲、陆云在《现代教育的困境：教育的非生活化和生活的非教育化》（《山东农业教育》>2006 的断裂与日趋白热化的竞争的现实把现代教育带进了一个貌似二元悖论的泥沼难以自拔。

教育的三个层次：生存教育、生活教育和生命教育在现代化发展中，尤其是泛科学化现实下严重萎缩和舍本逐末——生存教育被扩大化，忽视或由家长替代了的生活教育以及生命教育的严重缺失不能不说是目前中国教育改革必须面临的事实，要想改革有所突破，也应从这一问题入手。

四、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家庭教育的被附庸化

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家庭教育被附庸化，家长忽视学生的终身发展与身心发展。更严重的是，部分家长把自己所没有实现的愿望强加于学生身上，甚至不顾自己的身形言教。这与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是完全相悖的，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强调自己的模范性，以身作则性。这才是真正身教大于言传，或者言传身教是溶为一体的。

当然，近年来，很多有识的家长也在开始争取对孩子的教育和未来有更多的话语权，比如越来越多的家长发现学校的教育不能完全发现和发展自己孩子的潜能和兴趣，给孩子创造更多的机会去学习自己感兴趣且有能力做好的事情。这些都是在新的条件下可以也是可能做到并做得好的事情。

五、教育的实质与双赢模式的探索

教育的实质是人的教育，是个人全面成长的教育，是传承人性中真、善、美的教育，这是教育价值的根本要求。用科学的、现代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家庭教育的历史、现状以及发展的新趋向，就会发现真正建基于儿童身心发育规律之上的科学的、开放式的家庭教育，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没能够全面地普及。将家庭教育的现代与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内容有机地相互结合在一起，对于培养既具有现代竞争能力的又继承传统家庭内容规范的学生具有现实意义。

如何将两者相互结合，其关键在于：一要将现代与传统有机结合，将现代教育中融入传统家庭教育精华，实现教育的全面综合发展，并非是一味的否定与激进的超前，我们强调继承传统也并非将传统和西方教育全盘的拿来与照搬，要在要结合时代特点的同时，传承文明，弘扬中华民族精华。二是现代教育内容与传统家庭教育精华要同时发展，不能有轻重偏颇。中国教育应倡导抓教育的现代化发展的同时，抓教育的传统回归，两者协调统一，双生双赢。三是中国现代教育

与传统家庭教育要相辅相成，取长补短，互为弥补。

参考文献：

[1]《论语》，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2]《孟子》，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3]《颜氏家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北京：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6]王坤庆.《教育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五篇：大众传媒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大众传媒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制定部门在维护公众利益、推动社会发展这一价值取向上是契合的，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与公共政策制定部门的管理活动在信息传播机制、社会整合机制方面存在的互补，这也正是大众传媒能够对公共政策制定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

一、发现公共政策问题的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但某些潜在问题突然显性化，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并进而直逼决策层；相反，另一些问题却始终寂寞无声，最后不了了之。对比两种迥然相异的情形，我们可以发现大众传媒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般来说，对于社会公众而言，不理想的、不规范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社会现实状态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它要成为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对象，还必须经过一个认识上的逻辑发展过程。这就是社会问题→公共社会问题→公共政策问题。社会问题转化为公共社会问题的标志是出现公意性诉求。而当公共权力主体意识到社会公共问题已经妨碍整体社会发展，充分了解公众的公意性诉求并认同这种公众的政策诉求时，公共问题就会变成公共政策问题。而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对推动这个认识上的逻辑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最大限度地接触信息本身，最大范围地接触社会公众，所以对于社会中出现的社 1 会问题，尤其是有一定影响的突发事件，首先作出强烈反应的是大众传媒。另一方面，由于大众传媒信息传递的公开性、直接性、迅速性，它能快速把少数人发现和提出的社会问题及对政策的期望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它对社会问题或某一突发事件大规模地连续性地加以报道，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大众传媒不仅对事件本身进行客观报道，而且会加以评论，以引导公众对事件性质的认知程度，引发公众对社会深层次问题的思考，不断提高公众对政策问题的认知度，这就使媒介议程转化成了公众议程。而公众议程大多是涉及公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因而会呈现社会舆论的“焦点效应”。而“焦点效应”又往往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就会促使政府接受来自公众的愿望和要求，进而对公共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舆论监督作用

我国党报有自己的舆论监督传统，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革开放后，社会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受众的参与意识普遍增强，为适应这一新情况，我国新闻传媒开始就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政策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参照，也提高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同时，受众对社会领域中不良现象的批评也常常见诸媒介。由于媒介对社会信息具有放大的功能，加之媒介在我国具有其他社会机构所不具备的社会公信力，受众意见一旦被媒介刊播，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了类似舆论的影响 2 力。

互联网的出现大大降低了新闻传播的成本，改变了原有的媒介生态环境和传播格局，促进信息更快、更广、更全面地传播。虽然它自身的发展和它与传统媒介的整合仍处在发展变化中，但传统媒介已由开始的如临大敌到目前的和平共处、相互渗透。网络使新闻传播更具活力和张力，也使新闻传播具有了交互性，使受众拥有了发言权和参与感，双向互动促进了广开言路，益于政府决策和对舆情的掌握，及时通过灵活的政策与技巧调控舆论。它推动我国新闻政策走向宽松，让更多的普通人拥有了表达思想与意见的渠道。

近年来，网络传播大大促进了媒介间的协作，媒介之间的融合、交叉拥有正在成为中国新闻业新一轮改革的亮点，政策性的扶持已经有所表现。因为在网络传播环境中，党和政府以及传统媒介都不能无视民意的存在，尽管有时网络受众的意见会千差万别，但正是这种意见市场的存在，一些观点在相互碰撞中进行着“自我修正”，促使人们对问题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思考。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政府已经从权威行政转向服务行政，需要大众传媒发挥其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功能，通过双向对称传播，使民意得以充分而有效地表达，提高政府服务的针对性。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传媒功能曾经较为单一，更多的是“唯上”，它多依附于政府组织，以政府权威的意志为导向来整合社会，而大众话语往往是虚拟的、被悬置的。具体 3 地说，由于我们单纯强调大众传媒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导致了传媒的泛政治化，舆论失去它应有的作用，其社会沟通功能被抽除。我们知道，沟通本应是一种真诚的对话，一种情感的交流，一种信息的互换，它需要双方彼此平等、相互宽容，这样才能消除误解，达成共识。

而大众传媒在公共空间层面上可改变过去那种状况，对各方意见都给予相应的关注，并使在交往主体之间所展开的平等交流、对话、求同、合作是出于本能、发自内心的活动。让公众的意见能够有比较充分的机会和以有效的方式公开地表达出来，不仅能够使政府及时、广泛地了解各种不同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而且能够使各种潜在的社会摩擦与冲突的能量在“微调”的状态中得到释放和缓解，避免长期压抑和积累而引起爆发式的冲突和震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群众集体上访冲击政府等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众没能得到充分的机会和以有效的方式公开表达意见。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则有利于群众意见的公开表达，此外也可为政府工作的不断改进提供相应的服务。

三、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

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后的决策过程离不开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参与作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后，将一改“拍脑袋决策”为注重通过听政、议政、民意调查、专家咨询、民众参与等行政参与新方式广泛吸纳民意，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形成多个决策方案，供决策者抉择，以减少决策失误，4 提高决策质量和决策水平。

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参与作用非常重要：一是在决策形成之前，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可以将不同文化背景、人生抱负、思想性格和能力素质的人聚集在一起，通过公开、公正的讨论，使人们的个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为政府决策提供资讯和参考，推动政府形成新的决策。二是在决策制定过程中，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可为社会讨论决策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网络平台，在这里，个人、社会组织和团体就政府的决策问题进行分析论证，交换意见，并提出各自的政见，供决策者决策时参考。大众传媒通过展开讨论，充分反映社会各阶层的意见，集思广益，可以启发和促使决策者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使决策更加合乎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此外，大众传媒还可对决策产生的过程予以监督。三是在决策的执行过程中，大众传媒可通过对决策的解读，深化公众的理解，提高其参与政策讨论的意愿和能力，同时通过公众群体的反映使错误的决策得以取消，使不完善的决策得以完善。总之，大众传媒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和推动政府改革的强大动力源。

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任一国家、任一时代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旨。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信息的枢纽和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现代化和国家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大众传媒自身的功能特点，决定了传媒因素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党和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应懂得善用传媒的力量，5 充分发挥它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大众传媒作为社会领域的“公共空间”，将更完整地发挥其协调、整合社会的功能，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推进国家民主进程和政治文明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