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革中受迫害而死的名人
• 文革中受迫害而死的名人： • 刘少奇
国家主席 1969 • 彭德怀
国防部长、元帅 1974 • 贺龙
国家体委主任、元帅 1969 陶铸
国务院副总理 1969
许光达
国防部副部长、大将 1969 • 田汉
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党组书记 1968 赵树理 作家 1970
周信芳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1975 • 郑君里 导演
• 时传祥 掏粪工，著名劳动模范 1975 • 文革中自杀的名人：
• 叶以群 文艺理论家上海文联副主席，1966.8.2 跳楼身亡 • 李立三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67.6.21 服毒身亡
闻捷
著名诗人 1971.1.13 用煤气自杀
罗广斌 小说《红岩》作者 1967.2，跳楼自杀，另一说是他杀
田家英 毛泽东秘书 1966.5.23，在毛泽东书房走廊上吊死亡 • 杨朔
著名散文作家
1968.8.3 服安眠药而死。• 郭世英
郭沫若之子，北农大学生。1968.4.22 一个直接的 导因是他跟女朋友打电话时用了英语，当时是为了练习英语口语，结果被同学听见，说他里通外国，把他抓了起来关押在学校里。遭批斗后从关押处跳楼身亡。
• 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文革”期间在广州街头的所见：
“人们咬着匕首，抬着尸体游行。”“一天早上，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一路看到在树上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头颅、鲜血迸流的。在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 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 巴金在十年浩劫中的大致经历：
• 1968年8月，弃掉小狗，被关进牛棚改造；9月被抄家，经受大字报、挂牌游街等形式的批斗。
• 1970年，到农村劳动改造，掏大粪、喂猪、背稻草、种地……
• 1972年，妻子萧珊在饱受精神折磨后患癌症进步了医院治疗，病逝。此时，儿子在农村已三年半，好多公民权被剥夺，变得极其内向，又学会抽烟，患肝炎。这一年巴金69岁。
• 1973年，回上海，在四平方米的小屋翻译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赫尔岑的作品，直至“文
革”结束。
• 当姚文元拿着棒子的时候，我给关在牛棚里除了唯唯诺诺之外，敢于做过什么事情？十
年间我不过是一条含着眼泪等人宰割的“牛”。《病中》
• 叶剑英元帅曾经沉痛地说过： “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
人民币。” • 小结：这是一个疯狂的时代，这是一个完全失去理性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是由主要领导
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一场政治运动，这场政治运动是东方五千年文明遭遇的空前的浩劫，是共和国永远的痛，是中华民族一次巨大的深重灾难，在这场灾难中，一大批中央高级领导惨遭厄运，一大批中华儿女饱含热泪离开了他们热爱的土地。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条小小的狗呢。
第二篇：驱逐和迫害的名人故事
(1)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伽利略可能比任何其他的人更有资格称为近代科学的奠基人。其与天主教会名闻遐迩的冲突是他哲学的中心事件。这是因为伽利略是作如下论断最早的人之一：人类有望理解世界是怎样运行的，而且我们还能通过观察现实世界来做到这一点。伽利略很早就相信哥白尼理论（即行星绕太阳公转），但只有当他发现了证据来支持这一学说时，才公开表示支持。他用意大利文写有关哥白尼理论的文章（没有用普通的学院式拉丁文），并且他的观点很快就广泛地得到大学界之外的支持。这惹怒了亚里士多德派的教授们，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他，并极力说服天主教会禁止哥白尼主义。伽利略为此而担心，他赶到罗马去向天主教权威当面申诉。他争辩道，《圣经》并未试图告诉我们任何关于科学理论的东西，通常都是假定，当《圣经》和常识发生矛盾 时，就成为比喻。但是教会害怕这丑闻可能伤害它对新教徒的斗争，所以采取了镇压的 手段。1616年，它宣布哥白尼主义是“虚伪的、错误的”，并命令伽利略不准再“保卫 或坚持”这一学说。伽利略勉强接受了。1623年，伽利略的一位长期朋友成为教皇。伽利略立即试图为1616年的判决翻案。他失败了，但他设法获得了准许，在两个前提下写一本叙述亚里士多德派和哥白尼派理论的书：他不能有倾向，同时要得出结论，人类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决定世界是如何运行的，因为上帝会以人类不能想像的方法来达到同样的效果，而人类不能限制上帝的万能。这本题为《关于两个主要世界体系的对话》的书，于1632年在检查官的全面支持下完成并出版了，并且立刻被全欧洲欢呼为文学和哲学的杰作。不久教皇就意识到，人们把这本书看作是确认哥白尼主义的论证，后悔允许该书出版。教皇指出，虽有检查官正式批准出版该书，但伽利略依然违背了1616年的禁令。他把伽利略带到宗教法庭面前，宣布他终身软禁，并命令他公开放弃哥白尼主义。伽利略又第二次被迫从命。
(2)哥白尼
1515年，哥白尼开始写作《天体运行论》一书。在《天体运行论》完成后，哥白尼却对它的出版犹豫不决了。他但心这部书出版后会遭受到地心说信徒们的攻击，并受到教廷的压制。在朋友和学生的支持鼓励下，经过长期反复的考虑，哥白尼终于决定出版这部著作。1542年6月，《天体运行论》和排印工作开始进行。1543年5月24日，弥留之际的哥白尼终于见到刚刚出版的《天体运行论》，可惜当时的他已经因为脑溢血而双目失明，他只摸了摸书的封面，便与世长辞了。
（3）比利时医生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的《人体的结构》一书问世。维萨里通过人体解剖实践来研究人体结构，推翻了古希腊盖伦的许多错误，他建立的解剖学为血液循环的发现开辟了道路；西班牙医生米凯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1511-1553）也对盖伦的错误理论作了纠正，并阐述了有关肺循环的看法；英国医生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最终发现血液循环，并在1628年出版的《心血运动论》中进行详细描述。维萨里遭受教会迫害，出走西班牙，后又被判死刑，经国王干预改判往耶路撒冷朝圣，在归航途中航船遇险，不幸身亡；塞尔维特的书被教徒视为异端邪说，宗教裁判所判处他火刑，塞尔维特于1553年被烧死在日内瓦的火刑场上，所有著作也一同被烧毁；哈维的《心血运动论》遭到了以教会为首的敌对派的猛烈攻击，所幸当时英国宗教的势力没有欧洲大陆上那样大，由于英王查尔斯一世对他的庇护，哈维最终得以颐养天年。
第三篇：文革迫害致死的名人（共）
反右运动（1957-
头号大右派分子 章伯钧：（1895-1969）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主席、交通部部长。（至今未平反）罗隆基：（1896-1965）民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至今未平反）储安平：（1909-1966）著名评论家、光明日报总编辑。（至今未平反）
少数民族六大右派 龙云：（1884-1962）民国陆军上将、云南省主席、民革副主席。（彝族）黄现璠：（1899-1982）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壮族）欧百川：（1894-1970）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苗族）马松亭：（1895-1992）伊斯兰经学家、教育家、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回族）向达：（1900-1966）著名历史学家、敦煌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土家族）王毅斋：（1896-1972）河南省副省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回族）
农工党十大右派 韩兆鹗：（1890-1970）陕西省副省长、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申府：（1893-1986）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
一、哲学家、数学家。章伯钧：（1895-1969）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主席、交通部部长。（至今未平反）黄琪翔：（1898-1970）民国陆军上将、农工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黄现璠：（1899-1982）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李士豪：（-1972）浙江省农林厅厅长。李伯球：（1904-1986）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张云川：（1904-1965）民盟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执委。邓昊明：（1904-1998）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交通厅厅长。李述中：（1907-1974）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福建省主任委员。
民革五大右派 龙云：（1884-1962）民国陆军上将、云南省主席、民革副主席。陈铭枢：（1889-1965）民国陆军上将、广东省主席、代理行政院长。张轸：（1894-1981）民国陆军中将、河南省主席、河南省副省长。黄绍竑：（1895-1966）民国陆军上将、广西省主席。谭惕吾：（1902-1997）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女）
民建、工商联十大右派 钱孙卿：（1887-1975）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工商联主任。李琢菴：（1894-1964）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常委。章乃器：（1897-1977）粮食部部长、民建中央副主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委。李康年：（1898-1964）上海工商联执委。向德：（1901-1985）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常委。毕鸣歧：（1902-1971）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副市长。姚顺甫： 潘锷鏱： 郑立斋： 张东木：（1913-2001）济南市副市长。
九三学社五大右派 金宝善：（1893-1984）公共卫生学家、近代卫生防疫事业奠基者。顾执中：（1898-1995）新闻记者、新闻教育家。陆侃如：（1903-1978）著名学者、山东大学副校长。袁翰青：（1905-1994）化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储安平：（1909-1966）著名评论家、光明日报总编辑。（至今未平反）
台盟著名大右派 谢雪红：（1901-1970）台盟主席、全国妇联执委。（女）
民进著名大右派 林汉达：（1900-1972）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民进副主席、教育部副部长。（1958年）
致公党著名大右派 陈其尤：（1892-1970）致公党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民盟著名右派
美术界五大右派 刘海粟：（1896-1994）杰出画家、美术教育家、南京艺术学院院长。邓散木：（1898-1963）书法家、篆刻家。庞薰琹：（1906-1985）著名画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江丰：（1910-1982）版画家、美术评论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丁聪：（1916-2009）著名漫画家。
社会学界五大右派 陈达：（1892-1975）社会学家、现代中国人口学的开拓者。李景汉：（1895-1986）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潘光旦：（1899-1967）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吴景超：（1901-1968）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费孝通：（1910-2005）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族学界五大右派 吴泽霖：（1898-1990）民族学家、教育家、中南民族学院教授。潘光旦：（1899-1967）民族学家、社会学家。黄现璠：（1899-1982）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吴文藻：（1901-1985）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1910-2005）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历史学界五大右派 黄现璠：（1899-1982）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向达：（1900-1966）著名历史学家、敦煌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雷海宗：（1902-1962）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重民：（1903-1975）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陈梦家：（1911-1966）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
傅雷：（1908-1966）著名翻译家、文艺评论家。（1958年）徐懋庸：（1911-1977）现代作家、武汉大学副校长。（1957年）曾昭抡：（1899-1967）化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教育部副部长。（1957年）李广田：（1906-1968）著名作家、云南大学校长。（1959年）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刘少奇：（1898-1969）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彭德怀：（1898-1974）政治局委员、开国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贺龙：（1896-1969）政治局委员、开国元帅、国务院副总理。陶铸：（1908-1969）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立三：（1899-1967）中央委员、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劳动部部长。许光达：（1908-1969）中央委员、开国大将、国防部副部长。章伯钧：（1895-1969）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主席、交通部部长。（至今未平反）黄绍竑：（1895-1966）民国著名爱国将领、广西省政府主席。陈昌浩：（1906-1967）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阎红彦：（1909-1967）中央候补委员、开国上将、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高崇民：（1891-1971）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副主席。南汉宸：（1895-1967）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民建副主委。钱瑛：（1903-1973）中央委员、监察部部长、内务部部长。贾拓夫：（1912-1967）中央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徐冰：（1903-1972）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廖鲁言：（1913-1972）中央候补委员、农业部部长。陈正人：（1907-1972）中央候补委员、农业机械部部长、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张霖之：（1908-1967）中央候补委员、煤炭工业部部长。周小舟：（1912-1966）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徐子荣：（1907-1969）中央候补委员、公安部副部长。刘仁：（1909-1973）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傅连璋：（1894-1968）开国中将、卫生部副部长。陶勇：（1913-1967）开国中将、海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琴秋：（1904-1968）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何伟：（1910-1973）教育部部长、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刘秀峰：（1908-1971）建筑工程部部长。曹荻秋：（1909-1976）上海市市长。邹大鹏：（1907-1967）情报总署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部长。姚溱：（1921-1966）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锡奎：（1896-1970）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刘锡五：（1903-1970）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田家英：（1922-1966）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学思：（1916-1970）开国少将、海军参谋长、张学良之弟。王其梅：（1914-1967）开国少将、西藏军区副政委。高仰云：（1905-1968）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南开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赵宗复：（-1966）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山西大学副校长、太原工学院院长。张国峰：（1917-1968）山东省公安厅厅长。雷春国：（1923-1967）云南德宏州副州长。
老舍：（1899-1966）著名文学家、全国文联主席、作协副主席。田汉：（1898-1968）著名剧作家、戏曲家、文化部艺术局局长。邓拓：（1912-1966）著名杂文家、中科院学部委员、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吴晗：（1909-1969）著名历史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北京市副市长。李达：（1890-1966）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科院学部委员、武汉大学校长。赵树理：（1906-1970）著名小说家。范长江：（1909-1970）著名新闻记者、翦伯赞：（1898-1968）著名历史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熊十力：（1885-1968）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李广田：（1906-1968）著名作家、云南大学校长。傅雷：（1908-1966）著名翻译家、文艺评论家。朱梅馥：（1913-1966）傅雷之妻。马连良：（1901-1966）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储安平：（1909-1966）著名评论家、光明日报总编辑。（至今未平反）蔡楚生：（1906-1968）著名导演、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文联副主席。郑君里：（1911-1969）著名电影演员、导演。杨朔：（1913-1968）著名作家。潘天寿：（1897-1971）著名画家。盖叫天：（1888-1971）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瘦鹃：（1895-1968）著名作家。顾而已：（1915-1970）著名导演。王任叔：（1901-1972）文艺理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金仲华：（1907-1968）著名报人、上海市副市长。陈梦家：（1911-1966）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王重民：（1903-1975）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李平心：（1907-1966）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叶以群：（1911-1966）文艺理论家。顾圣婴：（1937-1967）著名钢琴演奏家。严凤英：（1930-1968）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小白玉霜：（1922-1967）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刘芝明：（1905-1968）文艺理论家、文化部副部长、文联副主席。喜饶嘉措：（1884-1968）佛学家、佛教协会会长。言慧珠：（1919-1966）京剧昆曲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上官云珠：（1920-1968）著名电影演员。容国团；（1937-1968）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1927-1968）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傅其芳：（1923-1968）著名乒乓球运动员。陈翔鹤：（1901-1969）著名作家、出版家。孙维世：（1921-1968）导演、孙炳文之女、周恩来养女。孟超：（1902-1976）剧作家。罗广斌：（1924-1967）作家，著有小说《红岩》。孔厥：（1914-1966）作家，著有小说《新儿女英雄传》。陈笑雨：（1917-1966）杂文家、文艺评论家。邵荃麟：（1906-1971）文学评论家、作协副主席。伊兵：（1916-1968）戏剧评论家、江苏文联副主席。彭柏山：（1910-1968）小说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应云卫：（1904-1967）著名电影导演、戏剧活动家。周信芳：（1895-1975）京剧表演艺术家。侯金镜：（1920-1971）文学评论家。海默：（1923-1968）电影剧作家。沈知白：（1904-1968）音乐学家。吕荧：（1915-1969）美学家。萧也牧：（1918-1970）作家。李嘉言：（1911-1967）古典文学研究家。刘盼遂：（1896-1966）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刘绶松：（1912-1969）中国新文学史专家、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远千里：（1915-1968）诗人、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翠贞：（1910-1966）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许政扬：（1925-1966）南开大学中文系教师。俞大絪：（1905-1966）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陶然：（-1966）文学评论家。
张宗燧：（1915-1969）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张东荪次子。谢家荣：（1898-1966）著名地质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叶渚沛：（1902-1971）冶金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赵九章：（1907-1968）气象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1922-1968）冶金学和航空材料专家、两弹一星元勋。饶毓泰：（1891-1968）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胡先骕：（1894-1968）著名植物学家。萧光琰：（1920-1968）化学家。曾昭抡：（1899-1967）化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教育部副部长。
第四篇：电影中的文革讲稿
电影中的文革
基本概念
一、电影是什么？
1.幻觉（１／２４秒）
2.光和声的组合3.记录（逼真性）
4.动作（包括语言）
电影功能
1.技术功能/记录功能 技术功能：电影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科学技术产物，它的发展应当主要取决于一个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无声音---有声电影）技术创新可以改变一些东西。技术功能对于电影而言是相当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因而电影的技术革新，往往可能为电影的发展带来不可预知的变化。（3D）
2.商业、产业功能/娱乐功能
商业功能/娱乐功能 商业功能：电影的商业功能其实回答的就是一个问题:电影是可以赚钱、甚至赚大钱的工具。从它诞生就可以知道。最初，电影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东西，或许，这就是它的商业功能很早就被开掘的重要原因。卢米埃尔兄弟的拍摄虽然包含了强烈的个人兴趣的意味，但他们也很早就认识到，在公共空问将这些影片进行有偿展现的重要性。在这种展现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了电影即使是个满足人们好奇心理之后转瞬即逝的小玩意儿，也可以在短时问内大赚一笔，因此他们不仅在法国，也在国外放映影片，以期在短时问内追求最大的利益。
产业功能：电影的产业功能与商业功能也在根本上是不同的简单地说，电影的商业功能，只是回答了电影能不能作为商品进行买卖交易、应该不应该赚钱和能不能赚钱的问题，而电影的产业功能的确立，才解决了电影怎么赚钱的问题。就电影产业的内部效应而言，拍电影需要大量的技术、设备和资金投入等诸多方面的条件，需要‘整套土业和经济体系作为基础和后盾，这点不同于其它艺术门类而类似于物质生产部门，它通过制作、发行、放映这样‘条电影产业链的循环运作。
娱乐功能：与电影的艺术功能针锋相对的似乎是电影的娱乐功能，而恰恰这种功能是电影与生俱来的本性。卢米埃尔兄弟带到地下咖啡馆的仅有的儿段影片中，一部名叫《水浇园丁》的影片正是那种带有强烈的娱乐大众意味的电影。当看电影的人摆脱了最初“看到活动的东西的纯的喜悦”，当电影的商业功能已经不容回避，那么电影的娱乐功能白然成了吸引电影观众的一面大旗。
3.艺术功能/教化功能
艺术功能：最初电影产生之时，与艺术毫无关系。即使在电影的发展过程中，电影的艺术功能也只是在某一阶段暂时地充当了支撑电影生存和成长的决定性因素，在这方面，乔治·梅里爱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因此对于电影的艺术功能毫无疑问地应当予以肯定。
教化功能：当电影作品成为一种艺术作品、当电影创作成为一种艺术创作、当电影创作者不再仅仅满足于电影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希冀能够由电影对社会产生教益之后，教化功能才白然地被发展出来。电影土作者们总是努力把自己对社会、对生活的理解倾注到电影作品之中，希望能够以此影响和教育观众。
4.政治功能、文化功能
政治功能===宣传：当电影作为‘种广泛而具有影响力的传播媒介开始反作用于社会时，电影的政治功能，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功能便得以顺利展开。葛兰西最早通过他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这种观点很快地渗透到了电影理论与实际生产中，文化功能：美国文化、中国文化等如：好莱坞的电影大多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可以说，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的被认定，向人们清楚地反映了影像艺术背后深藏的文化政策谋略对现当代社会秩序的监控。
因此从电影的功能出发，我们发现电影对历史的记录
二、电影与文革历史
文革的“创伤”记忆
人们常说，历史就是关于过去的科学。
那么，随着科技的进步，历史不一定要书写在书页上，通过建构影像而揭示潜在因
素，指导现实，预示未来是顺理成章的发展。虽然既不能将历史事实完全呈现出来，也无法取代书写史学的地位，但是它比书写史学更能直观呈现某些历史现象。）---部分反映整体、直观。蒙太奇：把一个个镜头组接起来，把画面与各种视听元素组接起来，这就是蒙太奇表现手法。镜头之间组接方式的多种多样就把蒙太奇分成了多种类型。《泪痕》中运用对比蒙太奇以过年的欢乐场景比衬孔妮娜的冤深苦痛。
海登·怀特:《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
影视史学是指，以视觉的影像和影片的论述，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
十年“文化大革命”在几代中国人的心里始终是最黑暗的记忆。
中国当代电影以影像的方式再现和表现了那个极端的历史境遇，展示了挣扎于灾难环境中的中国人的顽强生命力。而当代电影中的“文革”影像己经成为国人谈论、记忆、想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式之一
1、作为国家意识的文革电影-文革中与文革后 2文革题材类电影是对文革历史的一种解读
一切借助于形式表达出来的都是主观的，无论是电影还是历史，仅仅是手段不同。影像历史是解读，书写史学一样是解读。而且“电影就是历史”即电影一方面反映了制作人当时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因为影像的全面摄入，留下了超越意识形态的材料，可供历史学家看到影片背后的历史真相。电影中不可避免带有制作人特有的艺术加工，主观想象，所以历史学家要学会加以鉴别。马克·费罗《电影与历史》说：以历史的观点解析电影，或反之，以电影的角度来诠释历史，这是任何想探究电影与历史互动关系的人，必须把握的最后方针。以电影的观点来解读历史，可以促使史学家挑战昔日自己对历史所下的评论。通过不同时期对电影的解读和再次认识，还可以发现不同时代对过去的理解。---历史意识
1.记忆 2.过去的意识(the sense of the past)3.变迁的意识（sense of change）4.历史思维 5.现代的历史意识(moder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3文革题材类电影作为材料，补充文革历史
由于电影制作人和历史学家关注的对象不同，旨趣不同，他们所使用并留存下的历史材料往往是书面资料中所缺乏的，因而补充了历史学家和观众的知识概念。影像的存在，使人们有可能重新发现被遮蔽的历史。
4、文革历史是文革题材类电影的一种材料
历史可以作为传说、话本、戏剧出现，随着时代演进，自然可以作为电影出现，改变的仅仅是技术手段而已。电影讲求戏剧化的情节，而文革时期矛盾突出，故事丰富。
电影中的文革分类 “文革”历史的反思 看《活着》，很容易联想到谢晋的《芙蓉镇》里，秦书田对胡玉音说的那句 话:“活下去，像一个畜生一样活下去。”
第一种，灾难的亲历者;第二种，灾难的旁观者;第三种，灾难的消费者;第四种，灾难的问责者。
按时间分：
1.文革时的电影--国家意识形态
“样板戏电影”--三突出
“文革”全面发动以后，样板戏电影作为“文革”政治思想在电影界极端化的表达方式，为整个当代中国电影埋下了内容极端虚假、表现极端模式化的双重瘤疾。
早在1963年2月8口，周恩来在文化部举办的文艺工作联欢会上严厉批评了香港片等资本主义文艺大肆泛滥的严重情况，号召文艺工作者实现思想革命化---毛泽东--江青等一大批影片打成大毒草进行超出影片本文范围的公开批判，己经演化为政治斗争。
苏联的政治电影实践充分论证了电影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效力:电影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它可以虚构出一个客观环境提供精神疗救或者进行意识形态调整。于是，江青等“文革”实权人物把“革命样板戏”搬上银幕，扩大对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教化影响。
八个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沙家洪》、《红灯记》、《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洪》)都拍了故事片电影版 样板戏按“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塑造人物、循阶级斗争规律组织戏剧矛盾的叙事模式全部移植到电影领域。
又根据电影的艺术特性衍生出“四字诀”模式:敌远我近(景别表现上敌人用远景，英雄人物用近景)、敌暗我明(灯光运用上敌人用暗光，英雄人物用亮光)、敌小我大(人物造型上要使敌人显得小，要使英雄人物显得大)、敌俯我仰(镜头角度上敌人用俯拍，英雄用仰拍)。此外，在彩色片操纵中还特别规定对待敌人要用绿光，对待英雄人物要用红光。这套神化英雄、形式僵硬的创作模式，“严重地背离了历史、现实、人性的逻辑与合理性而暴露出这一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非历史性、非现实性和非人性的一面”
由此可见，样板戏电影是“文革”政治思想在电影界极端化的表达方式。作为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载体，它不仅粗暴地违反了艺术规律，从根本上损害了电影艺术本质，也为整个当代中国电影埋下了内容极端虚假、表现极端模式化的双重瘤疾。2.文革后的电影--指控、反思与记忆时期
时间划分：指控“文革”影片、反思“文革”影片、记忆“文革”影片 指控“文革”影片是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在文艺领域落实的时代产物。
反思“文革”影片冷峻反顾“文革”悲剧产生的原因。第五代导演把反思的触角从之前的社会政治领域、伦理道德领域深入到文化领域，在思想内涵和表现方式上使中国当代电影焕发了艺术新貌
第六代导演的记忆“文革”影片从个人史视角用影像书写走过“文革”的青春成长体验。
1、政治史视角表现“文革”的电影
在创作实践中，这一阶段的反思影片强调民众亲眼所见的真实，肯定民众亲身感受到的情感，倡导用影像直接记录下“文革酿成的现实悲剧。总结起来，是把“文革”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国家政治和社会伦理的畸变:现代民主制度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缺失。这是最有价值的政治视角反思。比之直面表现与“四人帮”斗争的影片更理智而客观地关注政治历史事件的畸形发展，并把关注点转向调整和规范人与人之间新型社会关系上面，希图以积极的方式给民众提供意识形态精神疗救。
甚至在某些影片中丑化、妖魔化地处理“四人帮”帮派分子，从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上全面否定他们，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创作者们在艺术观念上的偏颇。
但对“文革”历史逆流的艺术观照，尚停留在政治反思的层面上。指控“文革’:直面表现与“四人帮”斗争的影片
第一类影片《苦难的心》(1979), 这类影片在政治上、组织上揭露“四人帮”的累累罪行，基本上只叙述了这场战斗的外部历程，表现了这场斗争的一般规律: 塑造的主人公都是受难的工农兵英雄，多是产业工人、贫下中农、部队公安干部、劳动模范，歌颂他们不畏“四人帮”的威胁迫害，坚决与错误路线及夺权阴谋斗争到底的英勇作为和高尚品质。
第二类影片:《泪痕》0978),《苦恼人的笑》(1979),《春雨潇潇》
这一时期反映与“四人帮”斗争的电影是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在文艺领域落实的产物，当然也肩负着重建电影艺术创作规范的重任。总体特征如下: 第一，从路线出发而不是严格从生活出发，用对话讲出主题，用人物演绎概念。把作品中人物的抽象的思想高度，与作品的思想高度等同起来，导致对英雄人物的神化，虽然后一类影片深入普通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但还是存在着不同程度脱离现实的缺点。如《泪痕》0978),也仍是概念的图解，其中每个人物都是某项政策落实的对象，故事情节的每一步推动，都是某一种政策的落实。
第二，戏剧冲突的设置仍以二元对立的斗争思维为指导:“文革”是一场国家和人民的捍卫者必然战胜篡党夺权的阴谋者的战争。光明而胜利的结局达到了揭露“四人帮”罪行的创作目的，又契合了中国民众偏爱正剧的叙事传统和欣赏习惯
第三，通过典型人物的命运展现时代潮流，即阶级的、国家的命运总是通过个人的命运来展现。如影片《泪痕》力求把前县委书记曹毅一家的命运融化到全县人民的苦难命运之中，曹毅冤案是轴心冲突，新来的县委书记朱克实的调查穿针引线，把一系列事件和曲折复杂的情节编织成一幅充满时代特征的社会图画。
第四，所有作品都以道德伦理评价参与政治思想评判。如《苦恼人的笑》从伦理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做人的问题:做人首先要诚实。这样就把本该指向社会民主监督制度不健全的批评指向了某些领导干部基本品质恶劣和某些记者职业道德缺失的批评。
第五，许多影片缺乏艺术的独创性，电影语言的运用还处在学习和探索阶段，虽然还有舞台剧痕迹，还没有完全学会影视语言的思维方式，但是探索的脚步己经迈开了。《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等片中“声画立”、梦境一一回忆一一幻觉的穿插、奏鸣曲结构等手法的初步尝试为
许多影片在政治上是反“四人帮”的，而创作方法上则无意识地落入样板戏电影的创作案臼。
伦理视角表现“文革”
反思“文革’': 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的“文革”题材影片
哭诉“伤痕”之后，----毅然把“反思”这个冷峻的命题。
调整和规范人与人之间新型关系的关节点在于对“人”的重新发现:把作为“文革”注脚的“人”解救出来对普通人内心痛苦、情感挣扎的表现，对美好生命惨遭栽害的反思，对人情味和人情美的讴歌，都可见出电影创作者们对时代民生和社会民情的审美诉求，以及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真情的呼唤。
一些影片(如《巴山夜雨》和《芙蓉镇》)在对社会反思的同时，渗透进对抽象人性的初步探求;在展示个人命运的同时，揉进对人类命运的朦胧思考。但是，综合当时的思想解放程度和具体时代背景来考虑，这些“电影是‘人情’电影而不是‘人性’电影。
在这个时期活跃于影坛的主要是第三、第四代电影人。中国传统的教育结构、投身革命的经历和政治电影实践把共和国情怀深植于他们的骨髓之中，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也使他们的创作始终落脚在社会历史变迁和国民精神重铸的现实土壤之中。尤其是随着对创作实践的不断积累和总结，第三代电影人的代表一一谢晋的内在关怀，己经从“革 命”转向了“人性”，“从历史的人到人的历史”
另外，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特点使伦理道德评定参与到政治思想评判之中，所以这两代电影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都不同程度地赋予两极人物褒贬分明的道德伦理判断。这种净化处理无疑使人物性格丧失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却也透露了他们无法超出政治伦理视野的历史局限性。
1.“左”倾苦果与现代迷信
让人痛惜之至的是，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和分析能力的青年在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的宗教狂热中自相残杀，做了阴谋家篡党夺权的牺牲品却至死不能觉悟。
反思影片:《天云上传奇))(1980),《枫》
《枫》第一次在电影领域触及武斗禁区，以真实的画面再现了这场活生生的悲剧。更为可贵的是深刻地揭示了悲剧产生的历史原因，这就是现代迷信对青年人的毒害，这就是林彪“立竿见影”那一套鬼话和江青“文攻武卫”的卑劣伎俩所造成的恶果。
2.栽害美善与人性迷失
相反，真正能扭转乾坤、拯救苦难、结束悲剧的力量正是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性不屈不折的坚韧伟力。反思
影片:((巴LI--J夜雨》0980),((小街》(1981),((牧马人》(1982),(芙蓉镇》(1986)0
1982年创作的两部反思影片《如意》和《牧马人》，描写的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肝胆相照、相濡以沫的情感，充满着劳动人民的醇厚质朴的人情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疯狂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粗暴、恐怖、冷酷的时候，什么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的原则，成为人们的思考点。《牧马人》则从正面肯定了善良正义的牧民们手握劳动的尺子而不是“血统论”，使“右派分子”许灵均在劳动中获得新生，获得劳动者的感情。这位散发着浓烈的“马汗味”和“青草味”的劳动着的知识分子浑身闪耀着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光辉。然而，不管是大字不识一筐的石大爷、只有小学文化的秀芝，还是马恩著作背诵如流的许灵均，他们仿佛都是某种道德观念的化身，他们不多的话语饱含着深深的哲理。这种小说原作中的理性的、思辨性的东西凌驾于银幕形象之上，多少损害了丰盈饱满而又真实可爱的人物性格。
其实，早在两年前的《巴山夜雨》中，这种从人性角度反思“文革”的创作努力己经焕发出迷人的艺术魅力。这艘作为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缩影的夜航船，也是一片承载着对时代悲苦深入思考、对历史良知反省回应的人性方舟。诗人秋石虽然是在押的囚犯，但他仍以其诗人赖以存立的人性精神，不仅达观自处而且关怀他人:挽救杏花的年轻生命，抚慰大娘的丧子悲坳，引导受反动政治愚弄和欺骗的刘文英独立思考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新生。在明辨是非、心灵澄澈的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秋石父女最终相认并逃脱图图。“轮船临时停靠的无名彼岸在影片中表现为芳草萎萎的美景，配以欢快的画外音乐，明白无误地表现出秋石的命运转机，也暗示了民族命运从暴虐专政向光明境地的转机。”
本文把1986年的《芙蓉镇》作为以上两种“文革”反思的综合之作，在创作观念及创作方法上它是那一时期电影创作的极致表现。首先，包括《芙蓉镇》在内的所有影片，都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多并，折射出社会政治的畸变。于是畸变的社会政治成了艺术批判和反思的焦点，从而透露影片的社会意识和现实力量。如《芙蓉镇》中胡玉音和秦书田的结合，原本是人的一种生存欲望和人情渴求，在对“政治异己分子”实现全面专政的年代中，这一切都被残酷地践踏;不仅对“黑五类”是如此，即使是对视为“同志”者也是如此，因为没有什么“私人”和“私人生活”，一切必须服从“革命利益”。所以，黎满庚与胡玉音青梅竹马之深情，就只能被政治利刃无情宰割，变成藕断丝连般的终身追悔。创作者们注重从这种口常 生活情境中揭示动荡的政治给人带来的多重命运悲剧，无疑使反思精神具有了现实性和亲近性。
其次，在反思阶段的影片发展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关注点己经从指控阶段的全力反映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描写社会变革逐步转向调整和规范人与人之间新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上面。以人为描写对象，以人物关系为艺术观察的焦点，来反映和认识复杂丰富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面貌。如《芙蓉镇》把胡玉音放在政治冲突和人性冲突的圆心，这个形象的 全部艺术魅力都在她与李国香、秦书田、黎满庚、谷燕山等人的关系发展中释放出来。再次，这一阶段的影片在对社会反思的同时，渗透进对人性的反思;在展示个人命运的同时，揉合进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如《天云山传奇》中的吴遥和《芙蓉镇》中的李国香都是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利来扭转自己在“性”方面的劣势，把情敌的性优势剥夺得一无所有。区别在于吴遥拦得美人归，李国香想不到谷燕山有残疾而没能得手。同样还有《天云山传奇》 中的宋薇和《芙蓉镇》中的黎满庚都在忠诚于革命或是爱情的单项选择中背叛爱情而造成终生忏悔。区别在于宋薇的忏悔是感情负疚;黎满庚的忏悔是人性负罪，伤害情人的同时更伤害了自己，这种人性自我分裂的痛苦更深重。当然，这一时期对人性的探讨还有待深入。
文化史视角表现“文革”
随着中国改革的步伐从农村迈向城市，这场以全方位、深入化和快速化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改革进入了实施阶段。从70年代末政治上逐渐松动以来，文艺界的思想解放的新气象从“意识流小说”、“朦胧诗”、“星星美展”、“实验戏剧”开始崭露头角，80年代中期以后的“85美术新潮”、“寻根文学”、“新生代诗歌”。毋庸置疑，这场聚焦整个中国文艺界面向西方的思想文化潮流的最终目的，是借鉴西方现代意识反顾民族文化的现实困境，借鉴西方现 代派创作方法探寻民族精神的人性渊源。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的中国当代电影，正是在这样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的背景下，继续反思现实人生与“文革”历史，为反思的深入找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思考方向，超越政治伦理视闽跨入更广阔和深邃的民族文化史视野。
第五代导演横空出世，成为中国电影大军中最重要的一支新生力量。知识青年的人生 体验和“文革”历史情结，是这一代人的精神重负和被压抑的话语。
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青年电影创作者不再把政治看成一个孤立的因素，而把狭义的政治史放回大文化史的链条上;不再把“文革”看作一个断裂期，而把“左”倾错误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放回中国历史的时间线轴上。从《绝响》、《孩子王》到《蓝风筝》、《霸王别姬》和《活着》，对传统文化循环反复的哲理性关注及对渐次前移的历史事件的聚焦，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认识:“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机制和几十年来的‘左’的僵化社会体制实际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弊病，就是强烈的‘泛政治化大一统’。
文化反思的视角让第五代导演在发现了中国文化瘤疾对生命的摧折之后，又发现了生命抗拒文化历史主宰的武器，也就探求到了民族文化生机之源:人性内在的坚韧生命力。《蓝风筝》中蓝风筝的意象，揭示了极端化的社会历史对生命中自由美好理想的毁灭和弃置，宛如挂在树上的蓝风筝破败不堪。
《活着》中皮影戏伴随福贵一生，皮偶受人操纵，和生活中福贵受命运操纵相互映衬，表现了人类面对操纵、戏耍我们的命运所制造出的苦难的巨大承受力。这种由文化宿命所激发出来的普通人的苦难承受力就是人性内在的坚韧生命力。这里，普通人的生命就是抽象人性的实体塑形。所以，在文化史的视野中回顾“文革”，就促成了一次文化宿命与人性精神的对话:“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25]电影《活着》设计了皮偶戏这个具有象征意味的道具来传达小说原著中生命无常、死亡氛围浓重的奇异气息;但是，减少死亡人数，又为人物之死添加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却透露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苦难与幸福、绝望与希望一视同仁的态度，和于救赎文化之外的一种达观超脱的气毋庸置疑，这种深入到民族文化机制、人性精神特质的反思主题及与之相应的象征气氛营造、心理浓度刻画的艺术表现，对于中国普通观众来说都过于抑郁沉重和思辨难懂。
(四)反思转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的“文革”影像
着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来观察现实生活、考察民族性格及洞察文化出路。与反映“文革”相关的，是把对十年浩劫的控诉和反思从此前的社会政治领域、伦理道德领域演进到文化领域，以中国传统文化横遭践踏的铁的事实撕下这场始终标榜先进文化的政治骗局的虚伪面具。
1987年的《孩子王》是陈凯歌执导的富于思辨色彩的影片之一。在它的表层结构中，这是一个知青下乡后去教书，没有按照通常教学方式教书被赶回队上的故事;而在深层结构中，表现的是人对循环往复的传统文化生存状态的一种反叛意识。这部影片在凝滞的空间状态与静止的时间状态中，包含着陈凯歌对人、“文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重反思。
涉“文革”历史的影片:《蓝风筝》(}99}),((霸王别姬》(1993)与((活着》(1990，把“文革”历史背景下人与文化关系的反思更为深入地继续下去。本文找到三把钥匙试图开启 他们深邃的创作思维之门。
第一把钥匙:时间一一历史
《蓝风筝》书写自1953年至1967年大陆历次政治运动变迁中个体生命飘摇残存的命运，把“文革”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整风运动、三年自然灾害等历史事件并列在一起，并不突现“文革”“左”倾路线的错误性质，只是平等地把“文革”融入历史，作为历史合力产生的整体生存环境给生命活动提供历史舞台。在由此可见，“文革”终于在“第五代”导演的创作中真正汇入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作为虽然灰暗却紧紧拴在中国历史线轴上不 可拆解的一环。
第二把钥匙:方式一一亲历所感
三位导演不约而同地选择从小人物的人生经历去表现民族命运的故事，体现了他们对历史把握的分寸性。活着》叙述了一户普通人家在20世纪40-70年代之间所遭际的艰辛困苦和多重悲剧，演绎人生在世与命运抗争却无能为力的宿命。第三把钥匙:内涵一一人性内在的坚韧生命力
虽然蓝风筝被弃置和皮偶受操纵这两个视觉意象透露出《蓝风筝》和《活着》对历史摧残人性的无奈叹息，但是，陈淑娟和福贵对苦难命运的无言承受恰恰显示了人性内在的坚韧生命力。这正是第五代导演以叛逆经典的姿态重新诊释历史所探求的民族文化生机之源。这个答案使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这一代精英知识分子，完成了以批判意识反省现实困境因由的历史责任和以现代精神寻找民族文化前途的时代使命。
个人史视角表现“文革”
第六代导演的怀旧叙事并不单纯导向悲观，感伤的情绪化记忆指向的是私人化的心理真实和自我心灵救赎。自我精神的解脱不是悲观地放弃理想，而是放弃对理想破灭的埋怨与不平。于生活的平淡常态中发现自己留下的痕迹，于现实的缤纷浮光中肯定自我存在的价值。
1995年姜文的电影处女作《阳光灿烂的口子》。创新之处在于:它们对包括“文革”
在内的历史的把握，就是对私人经验的把握，并且同样是非现实主义的。真正转向私人化的往事书写。如前所诉，第五代导演个人化的影像诉求是为了重写历史、反思文化，而第六代导演私人化的影像诉求点落在 主体怀旧、生命自我追认的感性记忆上。
首先，这种私人记忆的主体是心理真实。
其次，这种私人记忆的客体是历史碎片。
再次，这种私人记忆的情感基调是感伤怀旧。
本阶段这些影映出“文革”历史身影的作品，无一例外地把包括“文革”在内的历史背景进行淡化处理，人物的心理真实只在个体的情感空间中情绪化的呈现，毕竟没有必要要求一个私人化的历史记忆像史书一样反映出历史的全貌与本质。“文革”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只是作为人物动作发出时帮助再现情景的碎片化符号式的元素，或者在故事开始时人物关系的最初设定工具，两者都不进入情节叙事层面，也不构成人物行为的依据。无须否认，这些影片表现“文革”历史环境也存在娱乐性展示的销售策略，甚至伤感怀旧的叙事情感基调也不仅仅是承载艺术思想表述的任务，也有迎合时尚消费需求的考虑。
第五篇：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资环学院采矿定单10-4周文峰1001031636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江青集团更是把他视为绊脚石，眼中钉。”江青一伙不仅这样公开指责他，还指使红卫兵攻击他。周恩来在这样的处境下，为了维系国家的发展，他忍辱负重，巧妙地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限制和纠正；对林、江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抗争，尽可能减小危害。“文革”中的周恩来有两条明确的指导思想：一是进行自我保护，无论如何不退出政治舞台；二是积极发挥作用，尽量减少损失，维系国家政局。
一．自我保护
怎样才能不退出政治舞台？周恩来的做法是实行有效的自我保护，避免自己被打倒。他曾与别人说：“不管别人怎么打你，你自己不要倒；不管别人怎么整你，你自己不要死；不管别人怎么赶你，你自己不要走。”实际上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抗争策略。公开顺从毛泽东，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一。
周恩来从不公开批评、顶撞毛泽东，这一点比彭德怀、刘少奇高明得多。１９８０年一名意大利记者访问中国，曾问邓小平对周恩来怎样看？邓小平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毛泽东要搞“文革”，周恩来挡不住。“文革”中，周恩来在许多问题上虽然内心并不赞成，为了避免与毛泽东产生直接冲突，也不得不采取附和态度。在当时情况下，他不得不表态，如果他不表态自己也要被打倒；还要看到，他附和也好，不附和也好，刘、贺等人都是要被“打倒”的。在保不了别人的情况下，保住自己是当时能实现的最好结果。
多作自我批评，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二。
“文革”中，周恩来多次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对他的批评，甚至江青对他的攻击，他基本照单全收。因为他们的批评，搞不好就要升级，一升级就被打倒。不让升级就必须把所有东西承担下来。周恩来通过作自我批评，化解了一波又一波对他的恶意攻击。１９７３年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上旬，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批评周恩来。毛泽东要求周恩来自己主持政治局会议，做自我批评，接受大家帮助。周恩来开始不明就里，一面检讨，一面说明事实。但江青等人胡搅蛮缠，一下讲周恩来不能贯彻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推行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一下讲周恩来被苏联原子弹吓破了胆，向美国投降。周恩来争辩说，我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这一顶，被认为态度不好，又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发话，政治局会议改由王洪文主持，不要周恩来主持，并扩大会议范围。周恩来一看势头，马上就把所有罪名承担下来。由于周恩来检讨“深刻”，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周恩来终于化解了这次极其凶险的政治恶浪。坚决抵制致命的陷害，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三。
“文革”中，周恩来曾遭遇致命的陷害，这就是“伍豪事件”。对这样的致命陷害，周恩来进行了坚决而又果断的抵制与澄清，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平息了可怕的**。１９６７年５月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讲红卫兵在旧报纸上发现了一个叛徒集团的脱党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一看非常警惕，因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面对这个挑衅，周恩来迅速而断然地予以反驳，并迅速向毛泽东报告，争取支持。５月１９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的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同一天，周恩来百忙中抽出一天时间亲自查阅了上海各旧报后，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一九六七年底，北京又有一个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此事。毛泽东嘱咐周恩来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后人了解此事。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３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周恩来对此事作了专门报告，并作了录音，进行了彻底澄清。面对这个致命的陷害，周恩来坚决而巧妙地粉碎了。
二．积极发挥作用
周恩来在“文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往往是在毛泽东出台政策之前，通过提出正确的意见影响毛泽东，间接发挥自身作用。比如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就提出一系列限制“文革”恶性发展的意见，尽管
许多意见当时未被采纳，但对毛泽东是产生影响的。不久，毛泽东批准了一些稳定局面，抓革命、促生产方面的文件。又比如１９７２年，周恩来建议批判极“左”思潮，开始毛泽东没同意，但不久毛泽东提出以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明显是受到周恩来影响的。积极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来发挥自身作用。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总体思想是错误的，但期间也有许多正确的意见。周恩来对毛正确的意见积极宣传贯彻落实。比如毛泽东讲要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就大张旗鼓地抓生产。在保护老干部方面，毛泽东有一个很好的党外朋友叫章士钊，受到红卫兵冲击，写信给毛泽东，希望毛泽东出来缓解一下。毛泽东把这样的问题交由周恩来办。周恩来就列了一份要保护的干部名单，把好多人都列了上去，讲这些人是不能动的，要保护的。
巧妙阐述毛泽东的意见，从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思维很快，他是诗人，形象思维非常好，想到什么说什么，但一句话出来后，政策上不可能那么具体可操作。周恩来就利用这一点，在出台具体政策上发挥作用。比如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王洪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夺权，但对于什么权可以夺、怎么夺没有具体东西出台。周恩来就讲夺权是要夺的，夺什么权呢？一是夺走资派的权，不是走资派的权，不要夺；二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生产权不要夺。可以组织两个班子，造反派一个班子专搞文革，老的领导班子继续抓生产。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意见作出自己的解释，对“文革”的错误起到限制作用。
通过主动揽责，来纠正毛泽东的错误。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失误说成是自己的错误，这样纠错就容易得多。比如对大跃进的错误，他在１９６２年１月七千人大会上讲，毛泽东早就发现了大跃进过程中的某些错误，早就要求我们把指标降下来，是我这个主持经济工作的总理对主席的指示理解不到位，指标虽然降了一点，但仍然高，责任在我，我要交帐。这样的话说了好几遍。自己把责任揽下来就容易纠正，使得后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能得到顺利推行。
把毛泽东的失误说成是客观造成的，从而加以纠正。
比如讲１９５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三年国民经济非常困难，原因大家知道，主要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的。但是周恩来讲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他讲这几年的自然灾害不仅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甚至从他们这一代记事起到现在，都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自然灾害。其实那三年自然灾害虽在局部较严重，但远没到粮食严重减产的程度。他讲自然灾害造成困难，那么政策调整就是面对自然灾害来的，而不是面对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来调整。这样毛泽东也就能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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