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网络民意调查的政治作用
论网络民意调查的政治作用
摘要:网络民意调查是民意调查的发展趋势,在我国,网络民意调查刚刚起步但发展迅速。网络民意调查具有自身的特点及独特优势,其政治作用日益凸显。网络民意调查延续并强化了传统民意调查的基本功能,推动了政府与公众的主动沟通,保障了公众的话语权;提高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监督政府的能力,对政府行为的制约越来越大;网络民意调查呈现了公众期望和政府实际作为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能诱发请愿式或抗议性的网络政治动员。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网络民意调查在政治实践中的问题,以更好地发挥其对民主政治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网络民意;网络民意调查;网络政治动员
前言
民意调查是公认的测量民意的最直接最客观的工具之一,它与民主政治相生相伴。民意研究专家曼德森(Harold Mendelsohn)认为,所谓的“新政治”就是民意调查、电脑和电视三者交互运作之下的产物[1 ] ,民意调查借助于互联网发展而形成的网络民意调查被认为是未来最具潜力的调查方式。在中国,网络民意调查刚刚起步但发展迅速,不过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问题。网络民意调查越来越普遍地为中国社会所认识和接受,对中国的公民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网络民意调查的内涵
网络民意调查,简称网络民调,是指一定的行为主体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平台,利用网络问卷或网络互动交流组等多媒体载体,在互联网空间内迅速、准确地收集网民/ 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意见和态度,并加以整理,以此为政府或者相关单位决策或研究提供依据和参照的过程与行为。
网民对于当前热点问题的观点具有普遍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够反映公众的观点,一般会取得比较好的调查结果[2 ]。诚然,对于那些以一般公众为对象的网络调查来说,覆盖误差是其目前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凯耶和约翰森认为,网络尚未全面普及时,相对保险的方式是将网络调查的研究母体限制于网络人口,避免过度推论至全国大众[3 ]。规范的网络民调都将目标总体限制在网民群体上,谨慎地注明其结论是“网民”意见,并没简单地将其推论为“公众”意见。
根据网络民调主体的不同,我国网络民调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府网络民调,政府在自己的门户网站围绕公共事务或者公共政策,开展民意调查,具有较强的官方色彩。二是媒体网络民调,传统媒体、门户网站单独或者联合围绕热点问题以“新闻/ 专题新闻+ 问卷”方式展开的即时网络民调。在中国,很多调查是由媒体来担当的,这使得调查更容易成为公众话题,充满公共性。三是独立网络民调,学术性或独立的民调机构实施的或受委托进行的民调,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
二、网络民意调查的特点及优势
2.1 网络民意调查具有便捷性和高参与性,能够经常性地围绕热点问题实施即时调查
任何一项民意调查都需要考虑调查的各种成本和是否能搜集到足够的样本。传统民意调查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去完成问卷的印制、发放、回收和录入,且周期比较长。而门户网站一般都在第一时间内围绕刚发生的事件,设计并上传网络问卷,吸引网民点击。受访者完成问卷之后点击提交,系统自动完成数据传输、甄别、统计,民调结论可以即时显现。网络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要是在调查期限内,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的网民都可以参与网络民调。现在我国大型门户网站或主流媒体对于热点问题的网络民调,在很短的时间内参与者都可以达到上千人、数万人,甚至百万人。2008 年11 月26 日,燃油税费改革方案向社会征求意见。次日下午《中国青年报》和新浪网就联合开展了“征收燃油税对谁影响最大”的调查,8 313 人参加了投票。
2.2 网络民意调查具有过程的匿名性和互动性,能够全面而客观地获得网民的意愿和态度
社会情境线索理论认为现实人际互动中充满了各种社会情境线索,如个人的职位、表情、语调、工作环境等,这些情境线索都会影响到受访者填写问卷的心理和行为。传统调查方式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受访者的填答心理。就心理受影响程度而言,面访最大,电话访问次之,邮寄访问最小。网络民调属于自愿性自填式的问卷,访问者与受访者没有面对面的接触,从而减少作答情境对受访者的影响。网络的匿名性更足以使受访者减少作答时的顾虑,从而得到较为真实的答案。传统民调中受访者只能在问卷设置的范围内作答。而在网络调查中,既有投票区,又有留言区;既有设定选题,又有网民自设选题。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有较强的交互性,这正是网络调查的最大优势所在[4 ]。一方面,受访者可以及时地就问卷设计出现的问题和缺陷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减少因问卷设计不合理而导致调查结论出现偏差;另一方面,受访者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些网络问卷忽视了或者有意回避了某些问题,网民也可以在留言区添加这些问题或引入其他网络民调来反映自己的真实意愿。如在2007 年“法定节假日调整草案”的网络调查中,以“取消五一黄金周”为前提来设置网上问卷,就有65 万网民纷纷参加同期的另一项网络民调, 结果显示47173 %的投票者反对取消五一黄金周。
2.3 网络民意调查具有主题的针对性和结果的公开性,能够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
当前中国的网络民调大部分是以“新闻/ 专题新闻+ 问卷”的形式进行的。网民在门户网站点击比较感兴趣或关注的新闻时,会发现该新闻附带一个与该新闻主题密切相关的民调问卷,并邀请访问者参与。这类民调一方面通过主题新闻把对网络民调主题真正感兴趣的网民吸引过来,因为网民在浏览前并不知道有此民调,他参与调查也是出于对该新闻主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主题新闻对民调也起到了认知铺垫的作用。如在新浪专题“燃油费即将开征”里,网民可以通过浏览专题页面上的“燃油费的由来”、“燃油费改革意见”、“燃油费改革之争”等链接全面地了解燃油费改革方案,然后参与调查。在2008 年12 月16 日,新浪网通过《法制日报》公布了燃油税费改革的调查结果。在传统民调中,“一个关键的问题,一直以来,重要民意调查结果在大众传媒上公开发表的很少,尤其是在涉及到政治问题的时候。只有一些正面的民意调查资料能够在报纸上公开发表”[5 ]。与传统民调结果的选择性公开或者不公开相比,网络调查的结果是开放的、共享的。网民在参与过程中,只要点击“查看”,即可看到阶段性的调查结果。大型网络民调终止时,其结论一般都作为二次新闻向社会公开。调查结果的整理包装和适时发布是网络调查的关键环节之一,网络民调结论经过媒体包装,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和新闻,受到了网民和传统媒体的关注。
三、网络民意调查的政治作用和影响
民意调查具有促进民主发展和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性功能。网络民意调查借助互联网强大的综合支撑能力和快速传播扩散功能,不仅强化并拓展传统民调的功能,而且其衍生的新的政治作用与影响愈发凸显。
3.1 网络民意调查推动了政府与公众的主动沟通,保障了公众的话语权
现代社会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政府不得不处理更多具有争议性的项目,而且影响到更大范围的公众。近年来诸多网络问政事件的警示,使政府逐渐意识到在网络时代主动同公众沟通、掌握真实民意的极端重要性。如果民意渠道畅通,政府完全可以通过体制内的代议渠道、大众传媒的议程渠道充分而有效地察民意集民智。然而现实社会里民意输入的制度化渠道存在着部分失灵,网络民调被推到了公共沟通的前台。我国最先经常性地进行网络民调的是传媒业和商业性民调机构,政府现已开始采用之,特别是在政策活动高峰期。每年两会期间,政府通过各大门户网站开展“两会热点问题调查”,不少公众话题经由网络民调的聚合而进入公共议程。体制化参与和协商的“两会政治”毕竟是短暂的,在常态的“日常政治”中,公众话语权似乎遭遇着政府和精英的挤压而进入休眠期,公众很难对公共决策施加直接而有力的影响。缺少民意支撑和忽视民意体验的政府意志和专家意见,无论出于怎样的初衷和考虑,其结果往往都难以经受起效益、效率、充分性、公平性、回应性、适宜性等标准的检验。在公共事务中,民主的决定不是“为政治共同体做出”,而是“由政治共同体做出”,人民才是“最终的决定者”。网络民调以其操作的便捷性,调查对象的广泛性,调查内容的开放性,调查过程的匿名性、透明性、互动性,保证了公众话语权和民意的原生态性,减少民意被人为过滤与操纵,从而为政府意志、专家意见和公众意愿提供了一个交锋、融合的平台。因此,在日常政治中网络民调的优势就显得更加突出与直接———它能使公众在不可能实现普遍直接参与的情况下,仍能实现普遍参与。
3.2 网络民意调查提高了公众监督政府的力度,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
民意调查完全可以成为人民参与决策、民主监督、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一条有效途径[6 ]。民意调查现已从一种消极的,仅为测验民意的工具演变为积极的力量,直接影响政治目标,引导政府官员的行为与政策制定[7 ]。在网络社会里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和强劲。托夫勒(Alvin Toffler)认为,在信息社会里,政治发生了层次转移,政治层次上移和下移同时进行。在各地都会有地方、区域、国家、国际层次的“权力转移”[8 ]。地方层次的公共事务和政府行为,经由互联网的聚焦和放大,可以“转移”到国家甚至是世界层次,这些公共事务不再仅仅由地方政府把持和本地公民参与,而同时受到本地以外的力量和因素的影响,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理念和方式不仅要符合地方传统和地方利益,而且要受到更高层次的政治规则和更为普遍的公共利益的约束。在网络民调中,事件之外的投票者对于事件的投票和监督更加客观、更加有力。2008 年9 月11 日新浪网关于“淮安南北地理分界标志工程”民调显示:参与投票者156 926 人次,反对者占93157 %;或许当地政府可以动员当地公民支持这个工程,但却无法逃脱全国范围内的广泛的质疑和批判。网络民调赋予了网民在公共事务上的“集体否决权”,可以说“网络民意调查正在成为制约公共政策的主要途径和工具。网络使民意对公共政策的制约更具备了直接性、时效性、经济性、大样本性等特点”[9 ]。
3.3 网络民意调查呈现了公众期望和政府作为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能诱发请愿式或抗议性网络政治动员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把政治理想与政治体制、政治承诺与政治事实的差距称之为“裂痕”。每当人们热情高涨地信奉政治价值,明确认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裂痕,力图重构体制与实践使其真正代表这些理想时,就会产生改革的冲动[10 ]。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公众的民主、平等、权利冲动正在复苏,互联网似乎正把公众带入政治信念激情期,人们对权力集中和滥用的关注范围和程度不断提高。网络民调的门槛很低,在不远的未来,任何一个网民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网络民调,而且很可能得到少则上千多则数十万的网民反馈。目前有相当多的网络民调结果显示,公众对某些政府决策或政府行为的反对态度占压倒性的多数,这时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和政府的实际作为之间的“裂痕”就被“量化”出来了。民意调查依赖数学的力量而不是个人的主观判断和推测,清晰而客观地呈现出这些“裂痕”,而且这种数据化的“裂痕”在网络时代可以绕过政府的控制,经常性和持续性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这正是问题的严重之处。网络民调是呈现裂痕的利器,网络是传播裂痕的载体,二者的结合,增强了挑战者向公众传播“事实”,表达义愤的能力,将少数人的道德义愤转化为多数人的公愤。当挑战者用这些裂痕足以引燃不断积累的普遍不满时,请愿式或抗议性的网络政治动员就会出现,其表现为网络揭丑、网络曝光、征集网络签名、号召人们在现实社会中采取行动等,这可能冲击政治秩序与社会稳定。
四、制约网络民意调查政治作用有效发挥的因素及对策
4.1 制约网络民意调查政治作用有效发挥的因素
(1)网络民意调查的设计和操作过于简单化和不规范。首先,我国目前很多网络民调问卷设计得非常简单,题目一般都是1～3 个,题目回答选项一般是“赞成”、“反对”、“不知道”或者“无所谓”,缺少对问题全面的反映和对网民态度背后原因的发掘,更缺少对解决问题可能性措施的探讨。其次,很多问卷都没有关于受访者的样本背景特征的题目,如受访者的年龄、职业、地区等,这样无法根据样本特征判断民调结论的科学性和代表性。再次,网络问卷没有注明网络民调的起止时间,使人们无法判断民调的数据是调查过程中的即时数据还是最终数据。
4.2 网络民意调查的动机受到质疑,有试图操纵民意的迹象。民意调查的科学目的在于全面而客观地搜集真实的民意。但有些民调预设调查结论,调查只不过是要证明之。民调的动机似乎是为政府决策的“合理性”寻找“民意支撑”。为此甚至不惜“修正”、歪曲民意。有网络评论认为节假日调整的问卷调查不过是为了走个“民意支持”的过场,问卷本身在放大节假日调整的优点,自然会得到“全国人民都支持”的结论。围绕备受质疑的“中华文化标志城”,2008 年3 月25 日的两份网络民调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腾讯网调查显示:共有16 861 人参与投票, 14 336 人选择了“反对”,占85102 %。而大地杂志社与人民网的联合调查则显示:有312 337 人参与调查,选择“支持”的共261 669 人,占83178 %。后经大地杂志网络工程师分析发现,网络调查遭遇人为恶意刷票, IP来源指向山东某地。
4.3 网络民意调查的结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民意调查比其他各种民意表达渠道都显示了特有的客观性、普遍性、确切性和科学性,民调结果经由媒体公布后是政府实施和调整行为与政策的重要参考。威尔逊(Woodrow Willson)认为公共舆论对于精英的冒险行为可以起到一个刹车的作用,使政策制定者由于害怕失去大众支持而不去走极端[11 ]。然而,我国的网络民调结果往往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节假日调整”的网络民调进行过程中,就有起草专家声称“方案预计不会再有大的变动”。结果方案最终定稿和草案完全一致,网络民调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在“2008年北京市私家车限行”案例中,人民网调查显示9311 %的网友认为“私车限行应提交人大审议通过后执行”。但北京市政府并没有提交人大审议,而直接通过发布行政命令的方式执行了该政策。
4.4 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网络民意调查政治作用的有效发挥
(1)科学设计网络问卷,提高网络民意调查的质量。调查问卷的科学设计是提高数据质量的保证。第一,网络问卷应“面向受访者”,能够有较高的反馈率。迪尔曼(Dillmon)提出了著名的“网络问卷的友好反馈界面设计”三原则———技术兼容性原则、操作方便性原则、混合应用性原则(问卷能适用于网络调查和传统调查)[12 ]。面向受访者还要求,问卷要有关于受访者样本特征的选项,由受访者自主决定是否填写。第二,网络问卷应“面向问题”,能够有较高的效度。问卷内容既要“够用”又要“简洁”。问卷的题目要够用,能够测量出受访者对问题的真实反映;题目又不宜过多,过多可能导致受访者拒答或者中途退出。如果问卷内容较多,可将问卷按其内容或问题的深度分成几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部分,让受访者自愿选择完成。第三,网络问卷附带必要的说明,能够减少受访者的疑虑。如调查的起止时间、隐私保护声明等。
(2)大力发展独立的民调机构,提高网络民意调查的客观性。民意调查是联结政府和公众的中间渠道,这要求民调机构有超脱性、独立性,减少来自权力的压力和影响,保证调查结果的客观和真实性。美国政府并不自行进行民意调查,它通常委托私营民意调查机构或学术基地中的调研机构进行民意调查。我国现存的民调机构大多设在政府统计部门内部,具有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性质。因此要培育更多的民间的独立民调机构。非官方的民调机构受经费所限,倾向采用低成本的网络民调,他们拥有精通网络技术和调查统计技术的专业人才,善于引进先进调查技术、软件和科学的调查方法,能够紧跟网络民调的前沿。同时由于缺少像官方民调机构那样自上而下的体系依托,独立民调机构更愿与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合作,以便实施调查和发表民调结果,提高知名度。
(3)规范网络民意调查结论的发布,推进政府对网络民意调查的回应。1960 年公布的《美国民意协会职业道德和实践准则》规定了有关民调结论“最低限度的披露”的八项具体标准:调查的赞助者、调查日期、调查方式、调查目标总体、样本大小、指出允许的抽样误差数、各相关问题的措辞用语、结论所依据的各项百分比。由于我国网络民调处于起步阶段,调查结果的公布还很不完整,有时候只是仅仅提到几个百分比而已,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网络民调结论的可信度。因此应尽快建立民调行业规范,推进民意调查规范化发展。民主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权力来源于人民,经由公民认同的政府和政府行为才具有合法性。经过网络民调的提取,网络民意的集合点清晰而集中,民意的态度倾向也非常明显,政府应该而且有责任对网络民调结果作出相应的回应。国外政府很少会对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民调结果置之不理。克林顿对民调的回应是这样的:民调数据若在40 %以下不会被采用,50 %有可能考虑,如果达到60 %～70 %很可能会好好考虑[13 ]。对于绝大多数网民赞成的创意,政府可以认真考虑是否应纳入议程;对于绝大多数网民不赞成的政府决策,政府应予以解释和说明,作出修改,甚至终止。
总之,网络时代是一个“融合时代”而非简单的“替代时代”。网络民调在整个民意渠道体系中不再仅是“补充”,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未来甚至会居主导地位,但是在短期内也不会取代体制内渠道、大众传媒渠道。当前最关键的是政府要基于三个渠道互补性基础上尝试着进行创造性融合性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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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如何理解组织部门民意调查的风向标作用
如何理解组织部门民意调查的风向标作用
民意调查是动态变化的，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架起了组织部门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桥梁”，他是用科学手段收集或反映民意动向的调查发放，能提供人们对某一事件或问题的各种态度，被视为最直接、最迅速反映民意的“晴雨表”。通过民意调查，可以确切地知道人民大众的所需所想，可以更普遍的为人民群众解决问题。
中组部开展的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笔者认为，这一举措是解放思想的具体表现，是推进党务公开、发展党内民主和提高组织工作群众参与度的重要举措，是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重要渠道，是客观、真实地了解人民群心声，促进组织部门与民众之间达到和谐的有效途径，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组织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中组部开展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笔者认为，其目的就是要扑下身子，放下架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真心诚意“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听声于民”，让干部群众心有所想，言有所达，对组织工作“品头评足”，充分发表意见，提出真实看法；就是要公开透明，去掉“神秘面纱”，使组织工作在阳光下运行，增进干部群众对组织工作的了解，争取他们的理解，赢得干部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是要“集众思、广衷议”，虚心接受每一条批评，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认真对待每一条建议，进一步促进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注民生，服务群众，不断从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出发改进工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只有充分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所见、真实所想、真实所感，才能有的放矢，才能解决问题。在中组部开展此次民意调查，将有利益进一步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将有利于进一步增进人民群众对组织工作的了解、理解与支持，将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组织工作，让党满意，让人民满意。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大大地促进全体组织干部紧扣发展这一第一要务、民生这一第一信号，围绕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提出新举措，迎接新挑战，完成新任务，开创新局面，在促进社会和谐、服务科学发展中彰显组工干部新形象。
第三篇：论中国孝道之形成及其政治作用
论中国孝道之形成及其政治作用
“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孝”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孝道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的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因而孝道乃是使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孝道与人类其他道德一样，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
在远古的宗法宗族社会里，初民的爱亲之心，表现为传统宗教中的祖先崇拜。孝道在周代，其初始意指尊敬祖宗、报本返初和生儿育女、延续生命，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以周代殷，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不止是王朝的替代，而是社会结构上的重要变化。自西周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宗法分封制度。配合政治制度的变革，周公在意识形态中也进行了相应的变革，使传统的宗法性宗教向人文化的方向发展，为之增加了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孝道在周代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道德伦理了。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社会剧烈的变动时期，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必然引起传统意识形态的动摇，宗法性宗教开始土崩瓦解了，并严重影响了维系人际关系的孝道，出现了儿子杀老子，臣子杀国君的现象，《左传》中有很多记载，说明西周时期建立在传统宗教基础上的孝道，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摇。若想使其保存下去，并能规范社会上下层的行动，必须对它进行新的论证。在重建以孝道为核心的宗法伦理的过程中，孔子开创的儒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孔子使孝从其宗教与哲学意义转化为“善事父母”的纯粹伦理意义，从宗族道德转化为家族道德。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传统宗教瓦解的时代，重建道德伦理，必须首先重建人们的信仰。孔子创建了以“仁”为核心观念的哲学体系，那么什么是“仁”呢？孔子说：“仁者爱人。”孔子曾言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句话高度概括了孝在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地位，孝是中国传统教育、社会教化得以产生的根源、起点和基本内容。孝的教育在我国绵延几千年。中国古代的教育是建立在儒家的孝道教育思想基础之上的，它是一种充满人文性和道德性的教育，以人为中心，以做人为目的。这是一种“成人”而非“成才”的教育，这种教育是面向人生的，培养目标是完善的人格。孝道教育是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人的道德高尚为成功标准。道德高尚的第一目标是拥有 “仁”，“仁”是中国传统伦理的第一概念，也是全德之名；孝是仁的根源，又是仁的实践，所以孝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以孝为教学的出发点，以孝为实践的原则。中国传统的孝道教育也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先为其易，后为其难；先自近始，后乃及远。沿着由至亲到远人，由个人到国家的发展进程，不断扩充，最终达到博爱的目的。孝却是入德之门，为道德的起点，为一切道德的动力，达成理想的人格的基础。而理想的人格是拥有社会性和协调性，以社会为本位，以树立社会责任心为目的，“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鼓励学生从社会出发，使学生明确个人在家庭、国家、天下关系中的地位，达到天下的太平盛世。中国传统的孝道教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孝文化教化的作用下，孝文化塑造了人格，孝道观念深入人心，讲究孝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特征，而且是中国人的最鲜明的国民性。孔子指出：孝亲要做到养亲、敬亲、爱亲。春秋以后，个体家庭相对独立，养亲逐渐成为孝道的主要内容。孔子对应如何养亲作了细致的说明。人应当努力地劳作，竭尽全力使父母过上好的生活。父母关心着每一个子女的健康，要让他们少操心。子女也要时刻关心父母的身体，一方面为父母的高寿而欣喜；另一方面又为父母的年高体弱而担忧。除了要对父母尽各种孝养的义务外，更重要的是要对父母有敬爱之心。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孝子养亲，出于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怀，发自至情至爱，应毕恭毕敬，和颜悦色。儒家的孝道伦理，成为中国二千年封建社会的核心意识形态。孔子作为多少年来古老中国的精神领袖与思想圣人，他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更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与血脉。虽然在当今的社会，已没有多少人在把夫子的话挂在嘴边，作为行为、处事的准则，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孔子的思想已沉淀为中国人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走向是一种内敛的发展方式。当然，在孔子提倡的孝道中也有拘泥于表面形式的地方，如严格的要求人们守三年之丧等；缺乏平等民主的思想，如对父母一味的服从等。虽然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孔子对待孝道严肃、郑重的态度，但在这些方面，我们当今的人们不必迂腐的固守形式，继承孔子的思想的主体部分，用变通的观点接受他孝的思想的精华，并将其运用到当今社会中。
儒家的亚圣孟子活动于战国中期，他对孝道的行为规范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如孟子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弃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财货，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他认为人不仅要养亲，还要尊亲，他这种尊敬，必须是发自内心的爱慕，为了保证家族香火不断，祭祀有时，孟子指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除了祭祀祖先，怀念祖先，更重要的是把祖先开创的事业继承下去。
秦汉以后，中国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相对稳定，经过汉初一段时间的探索与反思，统治阶级逐渐认识到，只有儒家学说最适合为宗法家族制度服务。因此，儒家的孝道观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以孝治天下”成为最核心的统治思想。汉代的统治者大力表彰“孝悌力田”，在《汉书》、《后汉书》的帝王本纪中，全国性的对孝悌的褒奖、赐爵达32次之多。国家设立一个官职“孝廉”，由有孝行的人担任。为了在社会上倡导孝道，汉代的皇帝谥号多加一孝字。汉初的《孝经》，集中论证了“以孝治天下”的原则。《孝经》已经把孝道的核心内容从“善事其父母”发展到其引申意义——“以孝治天下”。“孝治”成为贯穿全书的根本宗旨。儒家理想的圣人之治，是将天下变成一个大家庭。统治者以爱子女之心爱护百姓，而百姓则以尊敬父母之情尊敬长上。即使长上对下民有些严厉的措施，那也不过如同父母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出发点还是一片爱心。对于君主专制社会而言，提倡以孝治天下，把大国小国，天子诸候，官吏百姓，家主臣妾之间的阶级对立，等级差异统统隐藏在宗法血缘之中了。
魏晋隋唐时期，玄学、佛教盛行，这体现了道、佛对儒家的冲击，在儒、佛、道对立交融的过程中，该时期的孝文化体现出崇尚与变异的特点，魏晋仍以“以孝治天下”相标榜，但已出现了一些援道入儒的新特点，强调孝道的自然亲情，而削弱孝道的政治教化功能。到唐代，从总体上看甚至不太重视孝道。宋明清时期，孝道演变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除元朝由于是少数民族入主内地故不甚重视孝道，宋、明、清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孝道，孝道在理论上出现了论证哲学化，教化通俗化，义务规范极端化、专制化，在实践上则体现为愚昧化。事物发展到顶点，就必然要转化。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社会的自然进程，宗法家族社会结构受到严重的冲击。接踵而来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更进一步地加速了中国宗法家族社会的解体和公民社会的生成。儒家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也必然地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历史地讲，近代以来对儒家传统孝道观的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即使当时有些提法和口号过激，考虑到中国漫长的封建传统和最终取得的巨大效果，我们今天都应当给予宽容的评价。但是问题是：儒家的孝道观真的就是糟粕一团，一无可取之处吗？历史的回答显然不是如此，这主要是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家庭本身在当代是不可取代和消亡的。近代以来，不少激进的思想家提出过消灭家庭的口号。如康有为曾提出：“去家界为天民”；辛亥革命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搞过消灭家庭的实验。可经过了各种试验及巨大的社会变迁，人们终于发现，以一夫一妻制为主要形式的婚姻，在当代不仅不能消亡，而且还必须加强。这主要是由于，家庭仍然是一个基本的社会细胞，家庭所具有的生育功能、生活互助功能、培养教育功能、精神慰藉功能是不能由其他社会组织代替的。然而，近代以来，由于我们的思想界对儒家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伦理采取了简单抛弃的态度，因而西方社会流行的亲情淡薄、家庭破裂、老人晚景凄凉、青少年犯罪率高的问题也多发于我国。如何治疗这一顽固的世纪病？西方一些有识之士都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更是应当认真地检讨前圣先哲为我们留下的文化资源，发现儒家孝道观中的普世性价值，将其发扬光大。纵观孝之历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孝作为家族社会的精神基础，由于它一方面满足了维护家族制度稳定，协调父子关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被封建统治者以“移孝作忠”的机制引以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因此，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社会受到了历代统治者与社会民众的重视，对社会稳定、民众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到了近、现代，由于孝道存在的社会基础动摇了，加之孝观念本身是人民性与封建性并存，精化与糟粕并存，因而受到了怀疑批判与弘扬重建的两种对立的对待，历史的实践证明，中国古代的宗法家族社会，人际之间既存在着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情，也存在着建立于私有制基础上的等级压迫。在这两方面，片面强调哪一方面都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儒家孝道“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以“亲亲”率“尊尊”，虽不能从根本上取消阶级对立，但不失为一种缓和社会矛盾的巧妙方法，被历代统治者所采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将本来规范血缘家庭的伦理范畴孝道，变成了国家的政治哲学，将非血缘的利益关系硬说成是父子兄弟的人伦关系，一方面会掩盖阶级国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也会扭曲孝道本身的意义。例如在封建社会后期，为了论证“天下没有不是的君”，就说出了“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最后竟得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残酷结论，其精神实质已经背离了传统儒家的孝道原则。
当今社会利益冲突、物质泛滥，人们对于自身的关怀和对他人的仁爱观念越来越淡，很多中国传统的思想美德流于形式，甚至逐渐沦丧，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为之捶胸顿足之事。在儒家文化影响极深的我们所谓“筷子文化圈”中，孝的思想一直就被奉为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和礼仪。在现代，众多关于中国文化断代、中国没有精神支柱的说法日益广泛之时，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为广大国人寻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思想源头。而我看，这一点上最容易被提倡、被认同的就是孔子思想中关于孝道的提法。因为这一点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身体会，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这种思想在我们心中也在已经扎根，接受起来更为容易。像孔子当年的思想一样，通过教育人们对自己父母慈孝的亲子之爱，而层层外推，逐渐将着这爱推广到社会每一个人的身上，让人们学会“恻隐”和“不忍”，让它成为化洽天下之诚爱。虽然爱有亲疏、远近，但只要在被教育的人们心中有了推己及彼的爱的观念，则很容易将社会中所有的人融合起来，激发人们对于本民族的内在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使整个民族有了向心力，从而将社会中的所有人员维系起来，维持社会的平稳、安定还有和谐。
孝道具有人民性与封建性、精华与糟粕、历史性和继承性的两重性，其历史作用也表现出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据此我们对孝文化必须采取一种批判继承的正确态度。孝在当代社会，不再具有泛孝主义的地位，而只能重新回到其作为家庭伦理的地位上来，现代新孝道具有人格平等性、义务并行互益性、注重感情性、强调自律性等特点，孝对处理当代家庭亲子关系，对社会、家庭解决养老问题，形成尊老风尚，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都具有积极的作用，甚至如果能发扬其衍申意义的积极内含，吸取其合理成分，那么对当代社会文明建设、发扬爱国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兴中华均具有积极价值。孝的培养与实践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起点。孝是形成现代和谐人际关系的价值渊源，是形成和睦社会风尚、保持社会稳定的精神措施之一。孝是爱国心的根源和动力，孝是民族团结、兴旺发达的精神基础，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的核心。
孝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集道德观、社会观、人生观、宇宙观为一体的核心和首要观念，倡导仁、义、礼、知、信，是中华文化和中华伦理的鲜明特点。它具有祖先崇拜、追求永恒的人文宗教意义，又具有珍视生命、保护生命的哲学意义。是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得以展开的精神基础，是中国传统伦理体系的起点和诸德之首，是中国宗法伦理、血缘伦理、政治伦理的结合点，影响和制约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教育、法律、生活、风俗、艺术等，更重要的事影响了中国人民的国民性。中华文化虽然是由儒道佛等多种要素组成，但其中心是儒，儒的主要精神是仁，而仁的核心精神却是孝，它贯穿了天、地、人、祖、父、己、子、孙这个纵向链条，又是人际、社会横向联系的出发点。儒家讲究修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再致力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业，这些正是我们传统民族精神的内核。
第四篇：论网络在舆论监督中的作用
论网络在舆论监督中的作用
【内容摘要】：随着网络媒体的发达，网络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逐渐增多，位置日益突显，网络已成为人们获得信息和发表言论的一个重要渠道，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条开展舆论监督的便捷通道。尤其是在舆论形成过程中,网络媒体具有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使得各种信息和观点能够自由地在网络空间得到传播，突破了空间限制,也更容易在较大范围内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但是网络舆论监督也是一把双刃剑，在网络舆论监督赢得一片叫好声的同时，网络舆论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法律缺失、政府管理引导不力、信息失真等问题不断呈现。对网络舆论监督，应该有个全面正确的认识，不断地进行规范和正确引导，建立起有利于网络舆论监督的制度与途径，使“互联网”成为实现政治民主、建设政治文明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佳手段。如何合理有效地开展网络舆论监督，防范和应对网络舆论负面影响，需要具有正确的网络舆论态度和完善的网络管理机制。
【关键词】：网络舆论监督作用
舆论监督是当前我国主要的公共权力监督形式之一。广义的舆论监督是指公民享有的对社会公共权力、社会事务实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自由。公众在获知真相的前提下，通过正当的渠道和传播媒介，行使法律赋予的监督权，以表达舆论、影响公共决策、对公共行为进行监督。狭义的舆论监督是指新闻舆论监督。公民依法享有运用新闻传媒充分发表意见、建议和呼吁、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和自由；享有对国家、社会事务以及公众人物实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自由。
这种监督方式不同于行政、司法的监督，也不同于党纪的监督，它没有法律和纪律的强制力，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它的独特功能主要表现在揭露功能和督促功能上，是通过对事实真相地揭露，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来发挥其监督作用的。舆论监督的形成和发起没有固定的程序和模式，公众以公开的、自然形成的集合意见的形态，对监督对象进行察看和督促。
一、网络的发展对我国舆论监督的影响
（一）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优势
自1986年，我国开始与国外合作发展自己的互联网技术以来，网络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时至今日，互联网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第四代媒体。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8年1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12月，中国网民人数已增至2.1亿人，略低于美国的2.15亿居世界第二位；在网民的网络应用中即时通信、新闻评论、BBS跟帖和撰写博客是网民日常传播和发表舆论信息的主要途径，其中网络新闻观看率仅次于网络音乐和即时通信处在第三位；在2.1亿网民中网络新闻的受众群体已有1.5亿；有65.7%的网民表示在网上发过帖子或上传过内容；半年内更新过博客、个人空间的网民比例为23.5%，规模达到4935万。
以上数据表明，网络已深深的影响到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普通百姓可以方便地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发表观点，也更方便了不同地区的人们相互交流和联系。同时，该报告还说，阅读网络新闻、更新博客、访问政府网站和网上发帖的网民之间关系密切，这一部分网民对政治相对比较关心，在互联网上比较活跃。不论是国内重大事件，还是国际重大事件，都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甚至产生巨大的舆论压力，达到任何部门、机构甚至公众人物都无法忽视的地步。由此可见，随着网民人数的大量增加，互联网以其独特的信息传播优势，必然在舆论监督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网络舆论监督的作用特点
互联网将各个地方的越来越多的民众快速的联系起来，形成了一张强有力的舆论监督网，用实际效力向人们展示了其越来越强大的监督力量。
近几年各地发生的地区性事件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网络的烙印。大量的事实已经凸显了网络在公共舆论监督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相对于传统传媒的独特优势，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网络信息传播具有实时性和公开性。网络信息传播克服了时间、地点等条件的限制，具有开放性、实时性等特点，通过网络，公众可以足不出户，在最短的时间内就了解到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新闻。这种特点在提高信息传播速度的同时，也增加了信息的公开性，在政府行政方面大大提高了公共权力行使的透明度和民众监督力度。
例如：周正龙虎照事件。在虎照事件中，有所谓四大“打虎英雄”的说法，即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家傅德志（他的打虎博客访问量已近607万），第一个发现虎照出自华南虎年画的网友“小鱼啵啵啵”，人民日报评论员卢新宁（连发三篇质疑虎照的评论），制作“新闻调查”《华南虎事件》的央视主持人柴静。还有人提名陕西籍歌手慕容萱（创作《劝降周老虎》等流行歌曲），网友“智取慰虎山”（狂
刷和转帖打虎文章）。对虎照形成巨大压力的媒体，除了传统媒体，还有摄影发烧友网站“色影无忌”、陕西华商网的华南虎论坛等。有意思的是，挺虎派官员关克也借助互联网顽强抵抗，他的博访问量332万。[1]
其次，网络具有强大的聚合力。作为一种信息交流平台，互联网为民众提供了一个个相互交流，自由发表个人观点的虚拟社区，犹如现实中的俱乐部、聊天室等场所，用共同的兴趣爱好、信息关注点等将各地的民众汇集到一起，通过共同交流观点，能够在短时间内最大范围的凝聚起多数民众，为进一步形成强大的舆论创造基本条件。
第三，网络具有交互性和强大的信息整合功能。从广大参与者角度来讲，网上发表言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其自由度，开放的网络平台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大胆地发表看法，做到人与人之间的实时相互交流；同时，这种交流形式使相互间身距千里的民众有种面对面、身临其境的感觉，真正做到“众声喧哗”。对于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来说，整个交流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同观点的相互碰撞，论战，进而达至信息整合的过程。通过这种信息的整合、反馈，决策者可以更为迅速直观的掌握大众民意，进而影响到公共决策。
例如：上海“钓鱼执法”案。9月8日，职业经理人张军“被钓”，12日以“公子羿”ID在天涯社区发帖控诉，迄今访问数18.7万，评论数1887；接着“80后”作家韩寒在博客中转述和评论此事，迄今访问数48.5万，评论数6216。转述者对网民的影响远远超过当事人，提示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国庆过后，传统媒体大举介入，中国青年报和一些都市报通过深入采访，挖掘出其他“钓鱼”案例，一个区的黑车罚款天价收入、法院与政府交通管理部门串通制定审判指导意见等，特别是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曝光整顿黑车中疑存在“职业拦车群体”，把舆论推向高潮。传统主流媒体的强力介入，响应民意，体现了体制内改良政务管理、倾听民意、化解民怨的坚强决心。人民日报连发两篇“人民时评”《钓鱼式执法，危害猛于虎》（网络转载122次），《钓鱼式执法还需继续回应质疑》（网络转载78次），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相继推出《“黑车”：关我们什么事？》（网络转载64次），《“钓鱼执法”再调查，该还谁清白？》（网络转载63次）。网民热情肯定主流媒体的宣示：“人民的质疑就是人们的要求，人民的监督就是人民的期待。”[2]
李琳认为，监督主体本位回归，进行自下而上的监督网络的产生，使全社会的舆论通道更加多元丰富，语言环境更加宽松自由，信息传递的速度更加快捷，信息传播的范围也更加广阔和富有针对性，信息的来源也更加多元，人们公共信息的知晓意识也不断提高，人们的参于意识也进一步加强。网络舆论的出现，在技术上实现了监督的主体权的“公共性”回归:网络的海量存储，打破了传统媒体因版面或时间的容量局限，可以无限量的容纳各种意见;它的低准入条件，使普通受众，包括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声音都有了传播的可能。[3]
网络的迅速发展让舆论监督在方式上实现从上至下到由下而上，从依赖权力到自主施力的回归。传统媒体借助网络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封锁，减少权力部门的干预，扩大了监督的对象和范围。由于媒体和受众关注度高，所以一些重要的舆论监督案例都持续时间较长。并且，针对受众担心不了了之的心态，各大网站都一直关注事态发展，对处理结果进行追踪报道，消除了受众心中的疑虑。正是由于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通力合作、共同施压，很多问题得以彻底清查和解决。
[4]
二、通过网络传播公众舆论监督的成效
从舆论存在和实施监督的态势来分析，可以确立为两个概念，即以舆论自在状态为特点的“热舆论”和以舆论控制状态为特点的“强舆论”。所谓热舆论，指的是新闻舆论监督报道或其他新闻报道引起特定区域或整个社会强烈关注的舆论现象。这时新闻报道直接在社会面上引发舆论，这种舆论表现出强烈的群体一致性，对被监督对象而言，往往具有强大的舆论压力。所谓强舆论，指的是新闻舆论监督报道或其他报道引起社会强势群体关注的舆论现象。这时新闻报道在上层引发舆论，这种舆论借助上层社会成员身份具有的干预力和影响力，对被监督者形成强大的舆论威慑力。网络媒体有效地沟通了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公众不再是等着接受媒体采集来的信息，而是通过网络直接和被监督者对话进行互动。
[5]
现代社会信息丰富,但我国各级传统新闻媒介在反映信息和舆论监督方面却不尽如人意。而网络舆论的独特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新闻媒介在这些方面的缺陷,对当前中国民主决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会带来某些挑战和负面影响。[6]
网络媒体带来的舆论的多元化，使越来越多的人对于来自网上的声音有了更大的心理承受力，心态也变得越来越有包容性。互联网培育出的这种思维的开放性、观念的多元性、心态的包容性，也使得在网络媒体上开展舆论监督拥有了更加宽松、包容的环境和氛围，这方面使得网络媒体拥有了独特的舆论监督。[7]
三、网络舆论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一）虚假信息的存在，影响舆论监督的效力。
由于对网络信息发布的控制还不完善，网络的开放性也就带来了它的一个负面结果，即虚假信息的泛滥。它妨碍人们获得真实信息，导致人们形成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意见，严重的还会使人们产生思想上的混乱和极端的行为。网络也为谣言的产生提供了技术条件，有的谣言发布者出于种种目的，在网上对政府和政府的政策加以诽谤和诋毁，混淆人们的视听，影响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8]
例如；“人肉搜索”。“人肉搜索”确实在不少舆论监督案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威胁、中伤、诽谤、猥亵或其他有悖道德或违反法律的行为同时存在，如果信息的接收者没有足够的分析能力，就会经他误导而产生错误的意见倾向。所有提供“人肉搜索”服务的网站还有待加强管理，使“人肉搜索”朝着健康良性的方向发展。
（二）影响力不足。
在影响力上，网络媒体还是没有办法与传统的媒体相比。一方面，由于生活水平存在着差距，网络的覆盖还只是局限在城市，农村依然在网络信息的传递范围之外，忽略了这一片区域，任何舆论监督都不是完整的，也就难以获得受众的信任。另一方面，网络的商业性和虚拟性使网络新闻的真实性受到了影响。据相关的统计显示，人们对网络的信任度低于45%%，而对其他传媒的信任度则高于50%%。[9]媒介在舆论监督中所起的作用，都是建立在公众对它的信任之上的，这样，人们才会愿意在其中自由地畅谈和倾听,人们一旦在其中受到了欺骗，就会对这个公共领域产生怀疑，不会再依靠它来发表自己的真实言论。
三、新时期我国舆论监督的发展需要
网络舆论监督的优势已经日益受到政府和广大民众的重视，其地位的重要性也日益得到提升，相比之下，传统媒体的作用似乎正逐渐被淡化。但大量研究表明，我们在强化网络技术的同时，也不能否定或轻视传统媒体在监督中的作用。网络舆论监督力量的充分发挥依然有赖于传统媒体的支持和帮助，事实证明，只有加强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我国的舆论监督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通过近几年若干事例可以发现，在众多事件的监督过程中，传统媒体的参与在舆论影响上的作用依然是互联网无法做到的。首先，在受众范围上，互联网的受众群体要远远小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影响群体。其次，舆论质量上，由于当前我国网络新闻专业报道能力有限，而相比之下，报纸等传统新闻机构在事件的调查报道、原因分析、经验总结等方面更具有专业性和针对性，更能形成高质量的舆论监督。
因此，要把互联网在监督初始的即时揭露功能、传统媒体报道的深入发掘功能和扩大影响的能力、网络交流平台在大众言论信息方面的整合功能三方面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努力促进新老媒体更默契的合作，共同促进我国舆论监督事业的发展进步。
当前时代是科技大发展的时代，作为尚处于成长中的新技术，互联网技术已在各个领域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变革。网络舆论监督功能也日益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规范和促进这一监督力量的发展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互联网技术会在舆论监督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将为我国的舆论监督事业增添更为强大的力量。
第五篇：论网络传播正面典型的独特作用
论网络传播正面典型的独特作用
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刘成璐
摘要：网络传播是传播方式的集大成者，具有时效性好，互动性强的优势，网络也已经成为平民化，零门槛的一个传播平台，它的高参与度使受众回归为有责任意识，批判意识的主体。网民从群体认同到群体承诺再到群体效仿，形成社会共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自身，从而构建一个和谐的网络和现实世界。
关键词：网络互动性；群体认同；社会共振；道德回归
央视2009“感动中国”颁奖晚会上，当长江大学抢救落水少年英雄群体出现在屏幕上时，他们的身影感动了无数陌生观众，也感动了亲人和朋友。他们那一双双满含热泪的眼睛，深深牵动每个家乡人的心。
2009年10月24日，为救两名落水少年，荆州10多名大学生手拉手扑进江中进行营救，两名少年获救，而三名大学生却不幸被江水吞没，英勇献身。事情发生以后，大楚网，楚天都市报等媒体率先进行了报到，腾讯大楚网设立了专题网页和留言平台与网民进行互动，并开设了网上祭奠专区为三名牺牲大学生祈福。新华网，人民网，MSN中国等各大网站都转载了该事件，并对后续事件进行了跟踪报道，使得“大学生人梯救人”事件迅速扩大影响，感动了无数网民。
近年来湖北先进典型层出不穷，“感动中国人物”频频当选，从“信义兄弟”，“暴走妈妈”到大学生“人梯”......一个个光辉的名字，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形成了英模辈出的“湖北群星”现象，纵观这些现象形成的过程，无不与网络的即时、互动的媒介特性有关。在每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网络有效地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充分发挥网络传播优势，将网络新闻报道和都市报、晚报、及网上论坛进行有机联动，掌握网上新闻舆论的主动权，突出英雄事迹宣传的即时性、互动性，社会反响强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先进典型人物的创新宣传，取得了积极的传播效果。
1．“即时”发布
发布独家新闻是新闻媒体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手段，相对于其他传播方式，网络新闻媒体能做到“即时”发布，其传播速度明显优越于传统媒体。在传统媒体中，报纸版面有限，广播电视频率、频道和时段有限，而网络新闻媒体发布新闻不受版面和时段的限制，内容可以不断丰富，容量之大是任何传统媒体都无法比拟的。以“人梯救人”事件为例，随着事件发展态势，网站专题通过不断更新的报道和大量转载稿件，从英雄速写、镜头图片、走访校园等各个角度对牺牲大学生事迹进行了即时、海量的报道，不仅成功塑造了英雄大学生善良，勤奋，无私，孝顺等丰满形象，还把网民对挟尸要价行为的愤慨以及少数围观群众冷漠情绪成功地转化到对英雄的学习和深切怀念上，有效地引导了网上舆论。网络新闻的超链接特性，又使得报道内容具有无限的扩展性。面对感人的英雄事迹和持续升温的论坛热贴，网络可以打破一般记者现场采写进行报道的传统宣传模式，以事发现场网民上传的有关事件的各种场景、素材为基础，整理、核实并随时补充，进行滚动报道，不断还原当时的情景，更加丰富了英雄的光辉形象。
2．互动传播
网络新闻媒体使传者和受者之间乃至受者和受者之间的互动传播成为现实。它是双向、多向传播的媒体，是大众共同发言的媒体。网络常常通过设置论坛、专题、网络调查等多种互动方式，让网友发表看法，提供线索，甚至直接参与新闻报道。在湖北感动中国人物的报道出来以后，网络上出现很多网友原创的相关帖子，有的是英雄的亲朋好友记录英雄们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有的是看到报道以后有感而发写下的随笔。网站在众多帖子中好中选优，在网站醒目的位置上，较多采用了网友的、主流的言论，并加精华和置顶。这些帖子有的用通俗的生活语言，甚至幽默的网络语言进行描绘，内容涉及弘扬正气、崇尚社会公德、提倡见义勇为等多个方面，有很高的点击率和转贴率，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共鸣，许多网友言称要以实际行动学习英雄的无私奉献精神，起到了很好的典型人物宣传效果。
3．效果更好
从公众的接受程度来看，网络是平民化，零门槛的媒体，每一个人，只要具备了一定的操作知识，就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和接受信息，这和传统媒体有很大的不同。民众在传统媒体上接受了太多经过把关人筛选的信息，随着民众知识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传统媒体舆论引导的角色，他们知道把关人只会让他们看到事物好的那一面，没有人愿意被牵着鼻子走，对于传统媒体大力宣传的典型事例，人们的态度常常有所保留，传统媒介单向的传播效果也渐渐显现出弊端。网络信息虽然有真有假，但激辩出真知，在新与旧，真与假，黑与白，情与理的冲突裂变中，以真实，开放，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还是能够逐渐孕育，成长并成熟起来的。那些参与到信息的筛选和传播过程的网络受众，对于信息所传达的价值观产生了较高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会趋使他们转化为行动，向优秀人物学习，传播核心价值观，从而推动人的科学发展。
4．传播方式的集大成者
网络新闻媒体能集报纸、广播、电视三者之长于一体，实现文字、图片、声音、图象等报道手段的有机结合，使新闻报道有动有静，有声有色，使网友浏览新闻可以同时拥有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的诸多便利；同时，它是个人传播、集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平台，这是传统媒体无法做到的。网络把新闻宣传的基本规律和互联网新闻宣传的特点有机结合起来，扩大先进人物的影响力，充分发挥互联网独特的优势，不仅让网上新闻宣传内容更加丰富多采，形式更加活泼多样，也为先进典型人物的宣传拓展新的空间和渠道，为先进典型人物的广泛传播提供更加便捷有效的途径。
5．社会共振和道德回归
多角度、立体式的网络报道形成了良好的宣传效应，使每一次先进事迹宣传都能引起社会大众的共振，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网络文化氛围，而这种氛围对人起到了塑造，儒化，调节，提升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人的“单向度”曾指责现在社会里的个人远离了精神健康社会，丧失了批判社会的能力，造成人们冷漠、贫乏、单一的精神感觉。网络的出现拓展了人们的交往方式，致力于回归到“双向度”甚至“多向度”的交往氛围，创造一个地域内的具体的优良文化整体。人在展示自己与网络文化互动的主体性的过程中，自身也能得到发展提升，网络的新闻宣传也变得更加人性。人的主体性的增强，使得人们能够认识到自我身份的特殊性，作为一个主体地位的人，必须要在精神传承方面有所作为，摆脱了世俗生活中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对人性的束缚，大大强化了人在网络互动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人的素质的提高和和心理状况的正面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常说的民族性格和国民性，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集体心理状况，好的文化可以形成好的民族性格和人格，因此，身处某种优秀的文化当中，人格不可避免的就会反射出所属文化优秀的内涵和特征。网络整合了社会上的优秀范例作为一种教化力量，无疑会对社会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网络上的互动，不仅是人与人的互动，也是人与文化的交融，文化与文化的碰撞，每一个参与者就在接受文化，吸纳文化，传播文化，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不断的超越现存，发展自身，从群体认同到群体承诺再到群体效仿的动态中走向和谐。这种和谐有利于个人陶冶情操，振奋精神，形成广阔而高尚的情怀，也有利于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推进，这也是我们提倡并大力宣传网络群星现象的意义所在。
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网络文化的培育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各路媒体的舆论引导，更需要政府部门的监管规划，湖北群星现象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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