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论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的政治监督作用（五篇范例）

第一篇：作业：论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的政治监督作用

论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的政治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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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的政治监督作用

[摘要]:在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的存在并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施加影响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情况。利益集团是指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获取某种特殊利益而对政府施加影响的政治性组织。利益集团使用各种途径和方法向政府施加影响，进行非选举性的鼓动和宣传，用以促进或阻止某方面公共政策的改变，以便在公共政策的决策中，体现自己的利益主张。在本文中，笔者结合利益集团的其他政治功能，从三个方面对利益集团的政治监督作用做了探索性的阐述，并尝试对利益集团政治监督的实现做了作用说明。

[关键词]：利益集团；政治博弈；政治监督；利益表达；

一、西方利益集团概述。

“利益集团政治”(Politics of Interest Groups)是指在一个政治体系中由法律法规规范的社会利益集团为维护自己的特定利益而对政治过程施加各种政治压力,以期影响政府决策取向及内容的行为和过程。西方政治学认为，作为政治主体的利益集团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产物，最早出现于18世纪末的北美13州。其后，美国、法国也相继出现了利益集团。19世纪中叶，随着产业革命的星期，政府职能的扩大，政府政策的制定涉及到社会上不同人的利益，由此引起人们对政府行为的普遍关注，各种利益集团迅速发展起来。进入20世纪，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复杂化、使得利益集团在西方各国大量涌现。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教授戴维·杜鲁门（David Truman）在《政府过程》一书中给利益集团下了一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定义，即“利益集团是一个在其成员持有共同态度的基础上、向社会其他集团提出某种要求的集团，如果它通过向政府的任何机构提出其要求，他就变成了一个政治性的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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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民主国家,利益集团可谓是神通广大。利益集团不分大小强弱,都在政治过程中各显其能,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发挥着不同程度的政治功能。如政治协调与利益平衡功能、政治沟通与社会稳定职能、政治监督与制约功能等。研究西方国家利益集团(作为政治“压力集团”)的政治功能,特别是其与政党政治功能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其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意义,更深刻地认识西方国家政治系统的复杂程度。

二、西方利益集团对政府的监督作用。

在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的监督可以分为不同的情况,最常见的是在影响政治过程、谋求自身利益之时“附带”起到了监督的作用,这是比较初级的形式。第二种利益集团通过智囊机构、基金会等通过向政府、政党、政治决策人物出售思想、政策方案来影响政治过程。这和商品市场一样,也存在竞争。决策者如果采取了有损公共利益的思想库的思想或者政策方案,便会受到群体攻击,这种机构也能以隐蔽的方式监督政治过程。第三种是诉诸社会公众,它们专门盯着政府、政党和政客的一举一动。这种监督虽然力量有限,但也不是无足轻重。

（一）利益集团谋求利益对政府的“附带”监督作用。

1.通过政治捐款，支持过会议员和总统当选，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实现监督功能。

从20世纪70年代选举经费改革开始，个人对候选人的政治捐款收到限制，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利益集团记性政治捐赠的主要工具。政治行动委员会是由各行业团体、专业团体、商会、贸易协会、工会等组成的组织。在西方国家，选举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措施，政治捐款给利益集团提供与议员接触并展开游说的机会。利益集团在选举中还常常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直接帮助候选人竞选，利益集团还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方式向选民宣传它们支持的候选人的政策倾向，发动选民投票，从而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2.就具体问题向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进行有针对性的游说，并借助媒体，使得某项具体政策被通过或被否定，实现政治监督功能。

政策制定过程即利益确定的过程,利益集团的活动首先以议会为对象。利益集团影响立法的资源丰富,手段复杂。如，利益集团会出席各种听证会，保证集团自身的利益，对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进行监督；论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的政治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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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会参加政府设立的各种咨询机构，对政府政策的制定进行监督和制约；利益集团为官员提供各种信息；与政府官员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等。其它国家大多也在议会内为利益集团设置专门的活动场所,利益集团的活动对两党政治中的两大党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也有利于不同利益的表达,实现多元利益的平衡。3.进行司法诉讼。

当利益集团的政策目标不能通过国会或者行政部门达到时,便经常转向法院。

首先,利益集团提出诉讼或者围绕法院审理的案件进行活动。很多利益集团都设有专门的分支机构从事诉讼活动。利益集团提起诉讼,往往能够动员或引起全国民众的关注；法院审理案件受到的“关注”越多,它就得越审慎,稍有裁决不公或者差错,就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谴责。

其次, 利益集团对法院事务的卷入还扩大到对法官的任命和批准上。尼克松曾提名最高法院首席法官G·哈罗德·卡斯韦尔,但是就因劳工、民权运动积极分子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联手反对而未获批准。在较低级别法官的任命上,利益集团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

由于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在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拼命从事“院外活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利益集团都想谋求自己的特殊利益,甚至超越于国家之上的利益,但由于制度的制约,由于竞争对手的存在,一般只能争取到自己的利益不被侵害;获得额外利益的情况虽然存在,但不普遍。表面看来利益集团在为自身的利益各自为战,但在客观上它们的活动又能平衡不同的利益，起到了政治监督的作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制度的总体设计,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局部利益超越资产阶级国家的整体利益。议员们无论是从自身的利益(声誉、谋求连任等),还是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考虑,都必须重视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平衡,这在多元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非常重要。(二)基金会与智囊团的监督。

举世公认,决策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众多民间智囊团参与和影响决策,就有可能将政府机构的决策腐败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西方的各种基金会都是民间机构,但智囊团或称思想库(think tanks)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半官方的和纯民间的。无论哪一类,既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并论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的政治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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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服务,也与官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为官方提供研究报告、政策建议、资料情报,或者对官方已经或将要实施的政策评头论足、说三道四等等,以影响官方的决策及其执行。智囊团要使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政府所采纳,也必须熟悉政府各种机构的运作过程,决策模式。这种熟悉了解政府行为的过程,同时也是监督政府政策的过程。当然,这些机构了解政府活动的前提是政府行为必须是透明的,而政府行为的透明度也往往是衡量政治民主的一种尺度。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基金会“培育”出来的“新思想”和“创造发明”都必须有利于实现基金会背后的财团的长远利益;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众多的基金会所资助的研究者都在向政府决策者推销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新思想”,因而政府的选择范围很广,同时也必须十分慎重,因为各种“新思想”和政策方案都是公开的,孰优孰劣,公众都很清楚;政府如果选择有违多数人利益的研究成果或者“发明创造”,肯定不得人心,其它的基金会、智囊团就会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情报和资源揭露政府行为的失误,使政府在老百姓面前没法交待。如果再考虑到当政者出于政绩的需要,往往会“从善如流”;政府各分支的决策者为了少犯错误,多作建树,他们多半也乐意参考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和意见。(三)诉诸于社会公众，由社会监督团体的监督。

利益集团也经常诉诸于社会公众的力量，通过发动选民，利用大众传媒制造舆论，或者组织抗议示威等手段，对政府施加压力，以维护集团的利益，同时制约了政府的行为。

1.发动选民。利益集团通常就某个问题发动其成员或选民向政府官员和议员阐明立场，施加压力。在当代西方国家，议会及总统选举制度使得选民手中的选票对政治生涯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发动选民支持利益集团的目标经常是事半功倍。利益集团通过发动选民影响候选人的政策倾向，达到监督制约的作用。

2.利用社会媒体。利益集团通过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上发布消息，发表评论，宣传本集团的立场和主张，争取最广泛的理解和支持，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对政府形成压力。

3.抗议示威。利益集团还经常通过组织罢工、游行、静坐、抗议性集会等方式激烈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吸引政府和公众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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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益集团对政治过程的制约与监督的作用。

利益集团的存在是西方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基本社会现象，反映了利益多元化的事实。公民通过利益集团参与政治过程，影响政府决策，制约公共权力，是多元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为民主社会生活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利益集团为实现自己的利益介入政治过程，客观上也形成了对政府行为和国家权力的制约与监督。1.实现了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由于社会需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公民个人作为作为政治角色表达其利益的影响力十分渺小。同时，公民众多的利益要求不可能都直接输入到决策系统，决策系统也不可能同时受理那么多的利益要求，此时，利益集团扮演着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缓冲器角色，将本集团成员的各种不同的、分散的、无序的利益要求综合起来，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完整的、有序的意见或者政治力量传输到决策系统，将集团的利益诉求传达给国家，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信息。

托克维尔认为，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是区分民主与专制的主要因素。“再没有比社会情况民主的国家更需要结社自由区防止政党专制或大人物专权的了”，“结社自由已成为反对多数专制的一项必要措施”。利益彼此冲突的众多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不禁在利益集团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和制约，而且利益集团为寻求政策目标，向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形成了社会权力对政府权力的制衡。2.监督政府工作，确保政府行为的科学化。

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机构有时难以有效的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感知社会的真正需要，导致政府管理出现漏洞和失误。而利益集团存在于公众中，对社会问题有社科的体察和了解，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向政府提供各种信息，传达各种社会呼声和利益要求，促使政府把一些隐性的社会问题列入议事议程，加以解决，满足各种社会需求。

3.监督政府公职人员。

利益集团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介入政治过程，他们关注政府发送的一切及公职人员的一举一动，这形成了对政府官员无所不在的监督。尽管很多政府公职人员具有利益集团背景或者受到利益集团的游说，但他们在考虑特殊利益和处理关键问题时，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论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的政治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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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不得超越法律的限制。4.促使公民政治社会化。

借助利益集团对国家各项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更多的普通民众有机会了解国家权力机构、行政机关等的政治思想倾向以及社会上不同群体的政治态度，他们会逐渐形成自己的政治态度，并将影响他们以后对一系列政治问题的看法和做法。

当然，利益集团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利益集团是为某种公共目标和利益所驱使而联合起来的一些组织，他们在试图影响政策时，往往只会考虑自身的利益，这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其他公民的权力和社会的利益。另外，利益集团影响立法、政策制定的程度取决于自身的规模、经济实力和游说方式等因素，能够有效影响政策的往往只是少数，大多的小集团发挥不了有效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曹沛霖，比较政治制度[M]:高等教育出版社图书发行部（兰色畅想），2005.[2] 刘玉萼，石永义 编著[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宋玉波，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的政治功能分析 [J]，求实，2007年07期.[4]孙大雄，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J],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三期.[5]林竹，西方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表达[J]，政治文明，总第443期.[6]李翠亭，解读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博弈中的作用[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11月第6期.

第二篇：西方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及借鉴

西方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及借鉴

一、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特征

1.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在德国，1965年颁布了《股份公司法》，明确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无论是国有股份公司，还是其他类型股份公司，都依照这个法律设立和运行。为了保护竞争，限制垄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德国制定了相应的竞争法规，包括《反限制竞争法》、《监督联合法》等。德国要求职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颁布了多种关于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法律，如《共同决定法》、《共同决定权修改法》、《企业法》和《雇员参预决定法》。德国对国有资产监管也有相关法律。

2.科学的管理机制。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国有企业都建立了严密科学的内控机制，监事会、董事会和经营班子，各自发挥了监督、管理和资本运营职能。作为世界级“百年老店”--西门子公司至今仍运转有序，发展健康，主要依靠的就是严密的内控制度。

3.推行股份制，完善企业内部治理。德国1998年修订的《德国股份公司法》规定了股份公司治理结构基本框架为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德国的股份公司，以分工分权为基本原则，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互相分工分权并互相监督制衡，形成了一个较为规范的治理体系。再如，整个澳大利亚虽然国有企业的数量不多，其经济总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也不高，但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是比较健全的，而且真正形成了有序运营与相互制衡的制度。

美国的市场经济发达，政府对公司治理原则制定的直接参与程度较低，其公司治理原则是在《修订的标准商业公司法》和法学会推出的《公司治理原则》总的框架下，由非官方的各相关利益群体发起并制定。例如，从董事会的角度有全美公司董事协会制定的《NACD董事准则》；另外还有证券交易所、证券商协会、会计师协会，甚至著名企业制定的相关规则。由于多个利益相关主体的介入，使公司治理原则更加细化、深入，也省去了政府部门的直接监管。

4.设立股权署，行使国家股东职能。法国设有股权署，它的前身是国家股权局，隶属于财政部国库司，其职责是部分行使国家股东职能。2003年3月，财政部国库司下属国家股权局升格为股权署，代表国家行使

对国有企业的股东权利，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局限于对困难企业的拯救，而是对国有企业的资产进行监督，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二、西方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体制

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各国都非常重视，但由于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不同，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也不一样，因此表现在监督管理方式及手段上不尽相似，各具特色。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议会监督

美国国有企业的监督工作主要由议会审计委员会负责。政府相关机构也行使部分监督职能。监督内容主要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市场准入、销售领域及价格等。监督对象主要为董事长、董事和首席执行官。英国议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立法来确定的。任何国有企业的建立、改组或私有化，都必须由议会通过立法程序来决定，否则不具备法律效力，国有企业改变经营方向或改组、撤销，必须征得议会同意。议会经常就国有企业的经营方针、经营管理状况等听取汇报并进行辩论。英国议会内设有许多与国有企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其中最主要的是国有化工业委员会。这些专门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向议会提交国有企业营运的书面报告，对政府有关部门或国有企业提出质询，并认真监察它们所承诺事项的落实情况。

在法国，国有企业的设立、撤销、所有权处置由议会行使，其产权能否出售由议会立法确定或授权政府部门决定。对于国家股份在90%以上的国有企业，其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任命由主管部长提名，经议会内阁会议讨论通过后以法令形式直接任命。

（二）国家审计法院监督

在法国，一般情况下，国家审计法院每隔两年要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经济效益进行一次审计评估。国家审计法院有权对国有企业的账目进行事后稽核，有权查阅会计档案和有关信息资料，随时召见企业领导人和财务主管人员，而且可以对违反财务管理规定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和企业职员执行罚款或审判。国家审

计法院每两年提供一份有关国有企业的审计报告，分析其财务管理和经营状况。审计报告呈送财政经济部、国民议会和参议员负责国有企业监督的议员。

在意大利，审计法院依法对国有全资企业实施审计监督，其中对数十家重要的大型企业各派一名资历较深、业务熟悉的审计法官，常驻企业进行审计监督；对包括上市的含有国有股份的企业进行审计，并有权要求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协助审计。

在德国，联邦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督主要由联邦审计法院负责，审计的依据是联邦预算法。根据该法规定，股权比例在25%以上的联邦和州政府股权投资，以及联邦和州政府拨款或兴建的项目，都要列入联邦和州政府审计法院的审计范围。审计结论不必取得被审计者同意，但被审计者可以提出不同建议。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法院无权处置，只有报告权和披露权。

美国审计署具有庞大的审计力量，监督国有企业财务收支及公众财产。审计署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控制通常有三种机制：一是企业内部审核机制，要求企业按规定定期报送报表，说明财务经营状况，审计署对这些报表进行审查复核；二是各级行政当局，包括联邦政府有关部门和州市镇政府，也设有一定的机构对国有企业财务报表进行审核；三是任何公民认为国有企业存在舞弊行为，均可以给议员写信，议员将信批转给审计署，由审计署进行调查并做出结论。

（三）政府监督

1． 技术主管部门监督。英国是一个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享有极大的自主经营权和决策权，政府一般只通过法律手段辅以必要的经济手段来规范市场秩序及企业行为。但对国有企业而言，政府的决策和管理仍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有关部门甚至直接参与某些特大型企业的决策与管理。英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同样由议会行使，经营管理权则由内阁相关部门行使。公司董事会成员及董事长均由政府主管大臣任命，国有企业的经营方针和发展方向由政府主管部门的大臣决定。

在西方国家中，法国的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由于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比较特殊，因此法国政府十分重视国有企业的管理。法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充分行使所有权、领导权和监督权。法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是

全方位的，但重要的是财务监督。法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事前和事后监督机制。事前监督是指由财政经济部向国有企业派出国家监督员，由主管部门派出政府专员，监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并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事后监督是指由财政经济部派出代表（财务稽查员），负责监督国有企业的财务经济状况。

2． 财政部监督。英国政府的财政部通过预算确定对国有企业的资助额度，具体审批由各主管部门决定。国有企业必须按规定，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财政拨款的执行情况。对财政拨款的使用，财政部和主管部门都负有监督责任，且财政大臣有权对企业剩余物品以及董事会成员的薪金等提出建议。国有企业发行股票亦须征得财政大臣的同意。

在德国，联邦财政部在管理国有企业方面设有三个司，其主要任务是：制定某些国有企业管理政策和经济发展目标；了解掌握国有企业的经营发展状况；推荐监事会主席并通过监事会确定董事会人选；批准国有企业的设立、解散、合并、增资、出售以及国家参股企业的股份买卖；选择审计机构及审计人员对国有企业进行审计；对国有企业财务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国有资产的处置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造等。

意大利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分为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两种方式。对企业的外部监督，主要是通过证券委、法律仲裁委员会、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以及政府派出的“金股份”代表分别实施。其中，证券委隶属于经济财政部，其主要职责是：审批企业上市资格；审查上市公司要披露的企业信息报告；从多方面了解企业的各种信息，根据具体情况对企业进行相应的干预。

（四）企业内部监督

1． 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对企业实施监管。实行独立董事制度是英国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对国企的监管往往也是通过它来实现的。企业董事会中有一半以上的董事都是独立于公司以外、有管理经验、专业背景的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负责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决定主要经营者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标准和关键部门人选的提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中居主导地位，在英国企业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通过“金股”模式对企业实施监管。在英国，国家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企业，不是一改

了之，撒手不管，而是设立了若干行业监管办公室，并根据“公司法”中有关“特权股”的原则，持有“金股”。国家设置“金股”，有权任命董事会中的1～2名董事。该董事根据政府部门的指令可以行使“金股”权力，拥有一票否决权，有权阻止外国投资者的恶意收购和董事会的重大不当行为。

在意大利，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政府派出的“金股份”代表，在企业做出的决策有损国家和公司整体利益时，有权阻止，行使否决权，直至召开股东大会撤换董事会和监事会。对一般生产型企业保留3年“金股份”权力，以后逐步退出，但对从事公共事业的企业，政府将长期保留“金股份”。

三、可借鉴的方法

1.政府以股东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管。目前我国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没有实行资本金管理，没有行使按股份分红的权利，企业实现的税后利润仍然留在企业，作为未分配利润由企业支配，大股东没有行使实质性资本收益。随着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健全，国家作为所有者对国有企业的资本金管理应列入议事日程，政府应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对企业的监督管理并应取得股权收益，成为实实在在的股东。

2.国有企业经营信息与决策应尽可能公开透明。西方国家的政府要求企业信息公开透明，社会各方都能够从自己的角度参与管理。我国国有企业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厂务公开等，收到了一些成效，但距离信息公开、决策透明仍有较大差距。现在我国的审计署实行的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社会反响很大，效果不错。类似这样的一些工作方式，有的也可以借鉴使用。

3.对国有企业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建立在权、责、利相结合基础上的内部各责任单位的预算体系，通过其监督、激励及分配功能，对企业进行综合的、全面的控制、监督、考核与管理可以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目前，国资委在国有企业大力推行全面预算管理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如宝钢集团实施了以现金流量为核心的全面预算管理，又如中国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自1994年开始推行全面预算管理。但从整体情况来看，还没有建立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督促和引导企业切实建立以预算目标为中心的各级权责体系，完善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加强企业成本管理，做好财务监督、业绩考核等对出资人监管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4.规范和充分利用社会审计机构。英国具有发达的社会监督机制，拥有世界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其审计

结果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对国有企业的财务监督主要通过中介机构的审计进行，企业经营情况必须由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审计，并独立发表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审计后的会计报表在政府部门备案，同时向社会公布，按受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面的监督。国家审计署一般不直接参加对国有企业的审计。同时为防范风险，近些年来对审计的相关问题也进行了调整，包括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应对制度，以确保审计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实现有效监管，以便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促进企业发展。

法国监察员很多做法类似我国的外派监事会，但也有所区别，如一般情况下法国监察员不亲自查账，而是利用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并对事务所的聘请发表意见。

按现行条例规定，我国国有企业监事会的监督检查也是以查账为主要手段，造成与企业审计重复查账，浪费了有限的监督资源，同时监事会因人员力量有限，实际上只能是“抽查”，监督风险很大。借鉴国外有益的做法，可以考虑由监事会选定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审计，监事会进行复核性检查，利用审计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提高监事会的监督工作效率、质量和层次。

5.加强对企业决策过程的监督。法国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具有悠久的历史，形成了多层次的、完备的监督体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凡是使用国家资金的单位和事项都有要受到监督，凡是国家持股50%以上的企业，都要派驻国家稽察员同时接受各监督机构的监督。不同的监督机构，根据不同的侧重点，以不同的监督方式对企业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监督范围及内容涵盖了所有的国有企业及企业经营的全过程，虽看似繁琐，实际上每一种监督都非常有效。过去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监事会的监督还是以事后监督为主，监督的时效性明显滞后，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对国有企业监管的需要。现已向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方向在发展，这必将极大提高监事会监督的时效性。

第三篇：浅谈当代中国政治过程中的利益集团问题

浅谈当代中国政治过程中的利益集团问题

所谓利益集团，就是指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认同的人，为了维护或实现某种共同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团体，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最大限度地参与政治过程，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实现团体成员的最大利益。

政治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包括政治过程中的机构利益集团、公司型利益集团、社团型利益集团以及非组织化利益集团。在当代中国，主要有能源（包括石油、煤炭、电力等行业）、通信（包括电信、互联网、移动通信等）、交通（包括铁路、公路、海运、航空）、金融（包括银行业、保险业、证券等）、矿产（包括金银铁矿和有色金属）五大强势利益集团。由于发展程度以及占有社会资源不均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当前我国利益集团间的力量对比不均衡，在整体发展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多种矛盾的焦点。利益集团的目的是向国家公共权力机构施加影响以维护自身利益。当一个集团确定了自己的要求后，就要把这种要求传达到政策中心，对公共政策的立法过程施加影响。因此，利益集团问题的核心是一定的利益主体如何表达利益的问题；而如何表达利益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参与的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发生重大历史变革进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重大社会变革的背后，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以不同方式进行的激烈争斗。

利益集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一般意义上看，利益集团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过程中是一支负面力量。只有当不同利益集团发育成熟并且形成相互平衡的关系时，利益集团才不会有害于全社会福利，反而可能是代议制民主发展的必有条件。

第二，单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往往与全社会利益是相悖的。但当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群归属于不同利益集团，且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具备讨价还价的条件时，政府决策有可能能平衡并反映全社会的利益。

第三，如果社会中不同利益阶层发育不平衡，强势集团主导政治，庞大的弱势群体因为交易成本太高以及无法采取选择性激励而组成不了实际的“利益集团”时，如果强势利益集团利用其强势地位利益追求在分配中的强势时，强势集团就可称之为特殊利益集团或“分利联盟”。而这种特殊利益集团对于经济、政治与社会过程的影响都是负面的。

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两面性，因此我们也需认识到利益集团的正面影响。例如维权型的利益集团、维护公共利益型的利益集团，其利益诉求是正当的，这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

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集团的存在及其对立法及政治过程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但却是可以控制的。控制的方法总括起来就是麦迪逊所说的“遏制与平衡”，即一是靠政府的遏制，二是靠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有专家认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说着自己的话，展示着自己的力量，这是现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各种合法的利益集团面前，政府需要提供的是制度平台，实现利益表达、博弈、调控的制度化，提供开放的合法利益表达渠道，让各种力量在相互博弈和沟通中达成共识。

切身利益是利益集团形成的主要原因，其一般明确表示自己的组织目标或价值标准，从而使具有共同社会身份或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们聚合起来，对公共政策及政治民主化有着重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只有借助科学有效的手段和途径，及时协调和化解不同利益集团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才能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只有合理保障弱势利益集团的权利，适当限制强势利益集团的强权，即各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相互均衡时，才能促进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从而为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四篇：论如何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作用

论如何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作用

纪检监察机关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监督保证党规党法的执行，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以及对行政机关人员实施监察。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需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入发展，就必须加强党的纪检监察

工作，保证其监督任务的顺利完成。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所作的报告中强调监督作用时指出，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这为切实抓好监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在为党的中心工作提供有效服务的过程中，应该更加密切地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强化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力度，充分发挥其监督保证作用，做到在监督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监督。

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作用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监督的服务性。它是配合党政中心工作，为完成各项任务而实施监督保障，在监督中服务；二是监督的制约性。它在实现工作目标的全过程中进行检查监督，规范其行为，纠正其偏差，保证其顺利进行；三是监督的参与性。监督者积极参与到各种活动中，在参与中实施监督，以保证其有效性；四是监督的预防性。通过监督，可以及时发现对工作产生的不利因素，以便预防和阻止各种问题的发生，减少损失，防患于未然；五是监督的规范性。通过监督检查，可以使工作目标、计划、决策、协调、实施等各个方面更加科学化、规范化。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职能的作用，就必须强化监督意识，提高人员素质，健全管理制度，完善监督机制。

一、增强监督意识，是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作用的前提。

纪检监察机关是党政工作的服务保障机构，其监督服务职能是形势赋予我们的一项重任，要在新的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搞好监督工作，提高监督意识则是其前提和基础，同时，监督意识的强弱也直接关系到监督的力度和成效。

监督意识包括接受监督和监督别人两个方面。江泽民同志指出，“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一定要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真诚和主动地接受监督，广开言路，听民言，察民意，知民情，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监督和被监督，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是辩证的统一。只有同时强化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监督意识，才能形成监督“共振”，增强监督效应。随着改革形势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法律知识的普及，使人们的监督意识在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们能拿起监督这个武器，同党内腐败现象和社会不良倾向作斗争。由于市场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监督难度的不断增大，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会监督、不被监督的现象在不同层次的人员中还时有发生，以致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如我院(中国科学院)纪检监察部门每年收到群众举报信几百封，90%以上是匿名信，有的甚至直接要求纪检监察部门不要将信转到基层单位处理，从中可以看出，很多人在思想上还存有顾虑，怕领导得知后打击报复。又如当前在领导干部队伍中不断发生重大贪污受贿案和由于失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案，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经济案都有发生，使人们对实施监督，特别是对领导干部实施监督产生畏难情绪和“监督无用论”的思想。因此，在新形势下，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意识，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应强化领导干部的监督意识。作为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是要具备被监督的意识，使他们能够准确地进行角色定位，摆正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乐于监督、自觉地接受监督。要使领导干部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加强监督，接受监督，是历史发展的需要，是领导觉悟和水平的体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削弱监督，拒绝监督，则是落后的表现。唐朝李世民，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还能吸取教训，善于纳谏，接受监督，以致出现“贞观之治”的繁荣景象。社会发展到今天，作为党的干部，人民的公仆，更应该端正思想认识，自觉地接受监督。要充分认识到，社会越向前发展，越离不开监督，越要强化监督。作为领导干部，他既是监督者，同时又是被监督者，不论职位高低，权力大小，都有履行监督的权利和接受监督的义务，只要摆正位置，就能使监督顺利地实施。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更应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使其不断地增强民主意识、法律意识、纪律意识和群众意识，充分发挥好党内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的作用，使我们的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历史的经验证明，失去监督的领导终将垮台，失去监督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

其次，要强化监督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意识。监督机关工作人员总体上看监督意识是比较强的，监督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但随着领导体制的变化，机构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化，监督的难度逐渐增大，监督机关工作人员思想上的畏难情绪越来越显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一是从领导和被领导，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上看，往往领导者是被监督者，监督者是被领导者，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二是作为监督机关的工作人员，其关系隶属于行政领导之下，对下级监督尚可，对同级监督不易，对上级监督更难，思想上存有怕领导给小鞋穿，遭领导打击报复的顾虑；三是随着市场经济形势的深入发展，犯罪的手段越来越隐蔽，涉及面越来越广，其监督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作为实施监督的工作人员，应该充分认识到，依法进行监督，是保障党和人民利益的客观要求，是社会进步发展的需要，从而

使他们增强监督的责任感，克服畏难情绪，知难而进，积极主动地实施监督。

再次，要强化群众的监督意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观点是最根本的观点，群众路线是最基本的路线，群众监督是最有效的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许多大案要案的突破，最初都是源于群众的举报线索。因此，提高广大群众的监督意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是我们实施有效监督的关键。当前，要突出解决群众中不愿监督、不敢监督和监督无用论的思想，使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在新的形势下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民主监督的重要性，不断增强监督意识，并自觉地参与监督。

二、提高人员素质，是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作用的关键。

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党政监督的有效性，关键在于提高纪检监察人员的素质。随着改革形势发展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和任务更加艰巨复杂，对纪检监察机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使我们的思想政策水平，观察问题和处理矛盾的能力，与新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就必须努力提高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政治思想素质、文化业务素质、纪律作风素质和道德品质素质。

1、努力提高政治思想素质。应该承认，纪检监察队伍从整体上看还是好的，政治上是坚定的，思想作风是健康的，能够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较好地实施其监督和服务职能。但也应该看到，由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在我们队伍里也有极少数人经不住考验，堕落为腐败分子。正人先正己，作为纪检监察干部，首先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要保持坚定的立场，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淡泊名利，乐于奉献，做清正廉洁的模范。

2、不断增强文化业务素质。面对改革开放新的形势和特点，要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保障作用，单凭政治思想觉悟高是远远不够的。纪检监察工作政策性、原则性强，涉及领域比较广，工作难度比较大。因此要求其成员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和掌握各种相关的法律知识，精通党纪政纪法规，了解和熟悉市场经济管理中有关金融、贸易、财务、审计、税收等各种业务知识，扩宽知识面，由过去“单一型”的知识结构转变为“复合型”的知识结构，才能更加有利于实施有效的监督。

3、加强纪律作风素质的培养。监督别人，首先要监督好自己。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恪尽职守，公正严明，依法办事，不徇私情，就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和优良的工作作风，这是实施监督的重要保证。纪检监察干部要在工作实践中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既做到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反对弄虚作假、言行不一；坚持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坚持和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反对好人主义、阿谀奉承；坚持和发扬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作风，反对以权谋私、敷衍塞责；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反对铺张浪费、奢侈挥霍。

4、保持高尚的道德品质素质。高尚的道德品质素质是纪检监察干部必备的素质之一。试想一个道德败坏、品质低下的人，如何去检查监督他人，又怎能具有说服力。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很多人经不起考验，抵制不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败下阵来，损害了党的威信和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形象，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所以，纪检监察干部要有严格的自律精神，要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律、自励，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受得住“委屈”，把得住“原则”，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加强纪检监察队伍的自身建设，提高纪检监察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尤为重要。而要达到其素质的提高，一要加强培养教育，决不能只重选拔和使用，而放松培养和教育；二要加强自身的学习提高，认清新形势，研究新问题，学习新知识，不断地为自己“充电”；三要加强实践锻炼，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只有不断地提高自我，才能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保障作用。

三、健全管理制度，完善监督机制，是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作用的重要保证。

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对当前深入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保证顺利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要从法制、机制、体制上彻底根治腐败，保证党的事业的顺利完成，就要在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上，围绕纪检监察工作的重点、难点、弱点建章立制，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监督保障。

1、建立坚强的领导体制和正常的工作机构，完善监督领导机制。

当前，我们纪检监察机关实行的是同级党委、行政和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以同级党委、行政领导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对于加强党和政府对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增强党纪政纪的权威性、有效性起了较为重要的保证作用。我们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是党的事业的领导核心，纪检监察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有利于排除阻力和干扰，顺利实施党纪政纪的监督。同时，作为监督体系，除了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外，还有民主监督、法律监督、经济监督、技术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这些监督体系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其他监督体系的协助配合，只有在党和行政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各种监督体系才能协调配合，优势互补，更充分地发挥监督机制的整体作用。但从领导体制和工作机构来看，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对下级纪检监察机关往往只限于业务指导；领导机关有些部门和少数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干扰党纪政纪监督工作；基层纪检监察机构不健全等。特别是当前在机构改革中，基层纪检监察机构被撤销、合并，专职人员变兼职人员，而且从以纪检监察工作为主转变为纪检监察为辅，使此项工作受到较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还需不断加强对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一是要理顺领导关系；二是要保证正常的工作机构；三是要配备高素质的干部，以完善监督领导机制，从而保证纪检监察工作的顺利进行，增大监督工作的力度。

2、健全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制度，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央纪委、监察部围绕党的中心工作，针对反腐败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党纪、政纪法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也相应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规定，使党纪政纪监督机关实施监督有了严格的依据，使纪检监察监督对象的行为有了明确的规范，对搞好纪检监察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如针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五条规定”的实施意见》等多项规定；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制定了《关于提高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质量的意见》；为规范党政机关的工作，制定了《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为防止“三乱”现象，制定了《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总之，近年来，通过制定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了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的工作，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实践证明，监督机制是靠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加强、巩固和保证，加强制度建设是纪检监察机关实施监督的有效途径。但是，从目前制定的党纪政纪监督制度规定看，还存在制度不够完善，规定标准不够统一，有的制度规定“弹性”大、不规范，从而使监督的制约性受到影响。因此，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进一步健全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3、不断强化法规制度的建设，完善监督管理机制。

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保障工作是一项长期的、重要的、难度较大的工作，为使我们的监督工作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增强监督管理的权威性、服务性、实效性和规范性，就必须不断地强化法规制度建设，完善监督管理机制。

一是强化法规制度的整体性，增强监督管理的权威性。纪检监察机关要实施党纪政纪的有效监督，就应该对党员干部的政治立场、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道德品质等各个方面实施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所以必须改变那种重事后、轻事前，重查处、轻防范的做法，不能出现了漏洞，才“亡羊补牢”，要尽可能根据党章、国家法律、政令条例、规定，从本单位、本系统、本部门的实际出发，制定一个比较全面的，相对稳定的制度规定体系。实践证明，只有通过不断地适应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形势，制定出各项监督工作需要的科学的、完整的、系统的管理制度，才能增强监督管理的权威性。要靠制度来规范工作，靠制度来管理干部队伍，靠制度来防止腐败现象，靠制度来推动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是强化法规制度的针对性，增强监督管理的服务性。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管理是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单位的具体任务进行服务的，要使这种服务能真正到位，就必须在法规制度的建设中突出针对性。当前，纪检监察工作的重点就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要针对滋生腐败的关键环节，如权力的集中点、需求的短缺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政策法规的法力点、政治思想工作的薄弱点，对单位来讲，就是管人、管钱、管物、管车、管房、管工程的部门和人员最容易发生问题，产生腐败。近年来，在干部任命中的买官卖官现象，在钱、物管理中的贪污现象，在房屋分配和车辆使用中的谋私现象，以及工程承发包中的行贿受贿现象等腐败问题经常发生，而且愈演愈烈，发展趋势非常严重。因此，要针对新形势、新特点、新问题，制定出新政策、新措施、新办法，使我们的各项法规制度更加具有适用性，坚决抵制各种不良倾向和腐败现象，增强监督管理职能，更好地服务于各项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服务于社会。

三是保持法规制度的连续性，增强监督管理的实效性。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管理工作重在实效，而要体现其实效性，就必须使实施监督的法规制度适应形势发展和实际工作的需要，要不断地制定、修改和完善管理制度，努力保持法规制度的连续性。如在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方面，党的十四大以来，中纪委先后制定了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五条规定”、“新五条规定”、“四条补充规定”和企业领导干部的“四条规定”，这些规定在当时对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起到很好的作用，为保持此项法规制度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中央于1997年又制定了《廉政准则》，对各项规定作了补充修改，使之更加准确和系统化、规范化。又如我单位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前年按照中央的要求，各单位都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今年为更好地落实责任制，各单位又进一步修改补充了此项规定，并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了实施细则，做到领导到位，责任到人。同时，我们还结合“三讲”教育，认真检查此项工作的贯彻落实情况，保持了制度的连续性，增强了监督管理的实效性。

四是强化法规制度的可操作性，增强监督管理的规范性。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管理工作要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强化法规制度的可操作性。任何单位及工作，都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我们在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坚持做到：第一，要针对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做到有的放矢，使管理制度符合客观实际；第二，要坚持群众路线，广泛听取和认真采纳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使管理制度更加具有群众基础，变领导的决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第三，要深刻理解和领会中央精神和上级领导机关的要求，把宏观的、原则的要求变为具体的、明晰的实施办法，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上级的指示；第四，要力求使法规制度达到细化、量化，体现出工作任务目标明确，检查落实标准清楚，措施办法具体得力，奖励惩罚有法可依。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项法规制度具有可操作性，从而使监督管理工作达到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总之，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内、行政监督工作的主力军，作为各级党政领导的得力助手，要使其监督保证作用得以充分、有力、高效地发挥，就要坚持不断地研究新形势、新特点、新问题，努力提高思想认识，加强自身素质的培养，健全完善管理制度，增大监督管理力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跨世纪的宏伟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五篇：论网络民意调查的政治作用

论网络民意调查的政治作用

摘要:网络民意调查是民意调查的发展趋势,在我国,网络民意调查刚刚起步但发展迅速。网络民意调查具有自身的特点及独特优势,其政治作用日益凸显。网络民意调查延续并强化了传统民意调查的基本功能,推动了政府与公众的主动沟通,保障了公众的话语权;提高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监督政府的能力,对政府行为的制约越来越大;网络民意调查呈现了公众期望和政府实际作为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能诱发请愿式或抗议性的网络政治动员。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网络民意调查在政治实践中的问题,以更好地发挥其对民主政治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网络民意;网络民意调查;网络政治动员

前言

民意调查是公认的测量民意的最直接最客观的工具之一,它与民主政治相生相伴。民意研究专家曼德森(Harold Mendelsohn)认为,所谓的“新政治”就是民意调查、电脑和电视三者交互运作之下的产物[1 ] ,民意调查借助于互联网发展而形成的网络民意调查被认为是未来最具潜力的调查方式。在中国,网络民意调查刚刚起步但发展迅速,不过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问题。网络民意调查越来越普遍地为中国社会所认识和接受,对中国的公民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网络民意调查的内涵

网络民意调查,简称网络民调,是指一定的行为主体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平台,利用网络问卷或网络互动交流组等多媒体载体,在互联网空间内迅速、准确地收集网民/ 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意见和态度,并加以整理,以此为政府或者相关单位决策或研究提供依据和参照的过程与行为。

网民对于当前热点问题的观点具有普遍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够反映公众的观点,一般会取得比较好的调查结果[2 ]。诚然,对于那些以一般公众为对象的网络调查来说,覆盖误差是其目前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凯耶和约翰森认为,网络尚未全面普及时,相对保险的方式是将网络调查的研究母体限制于网络人口,避免过度推论至全国大众[3 ]。规范的网络民调都将目标总体限制在网民群体上,谨慎地注明其结论是“网民”意见,并没简单地将其推论为“公众”意见。

根据网络民调主体的不同,我国网络民调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府网络民调,政府在自己的门户网站围绕公共事务或者公共政策,开展民意调查,具有较强的官方色彩。二是媒体网络民调,传统媒体、门户网站单独或者联合围绕热点问题以“新闻/ 专题新闻+ 问卷”方式展开的即时网络民调。在中国,很多调查是由媒体来担当的,这使得调查更容易成为公众话题,充满公共性。三是独立网络民调,学术性或独立的民调机构实施的或受委托进行的民调,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

二、网络民意调查的特点及优势

2.1 网络民意调查具有便捷性和高参与性,能够经常性地围绕热点问题实施即时调查

任何一项民意调查都需要考虑调查的各种成本和是否能搜集到足够的样本。传统民意调查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去完成问卷的印制、发放、回收和录入,且周期比较长。而门户网站一般都在第一时间内围绕刚发生的事件,设计并上传网络问卷,吸引网民点击。受访者完成问卷之后点击提交,系统自动完成数据传输、甄别、统计,民调结论可以即时显现。网络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要是在调查期限内,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的网民都可以参与网络民调。现在我国大型门户网站或主流媒体对于热点问题的网络民调,在很短的时间内参与者都可以达到上千人、数万人,甚至百万人。2008 年11 月26 日,燃油税费改革方案向社会征求意见。次日下午《中国青年报》和新浪网就联合开展了“征收燃油税对谁影响最大”的调查,8 313 人参加了投票。

2.2 网络民意调查具有过程的匿名性和互动性,能够全面而客观地获得网民的意愿和态度

社会情境线索理论认为现实人际互动中充满了各种社会情境线索,如个人的职位、表情、语调、工作环境等,这些情境线索都会影响到受访者填写问卷的心理和行为。传统调查方式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受访者的填答心理。就心理受影响程度而言,面访最大,电话访问次之,邮寄访问最小。网络民调属于自愿性自填式的问卷,访问者与受访者没有面对面的接触,从而减少作答情境对受访者的影响。网络的匿名性更足以使受访者减少作答时的顾虑,从而得到较为真实的答案。传统民调中受访者只能在问卷设置的范围内作答。而在网络调查中,既有投票区,又有留言区;既有设定选题,又有网民自设选题。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有较强的交互性,这正是网络调查的最大优势所在[4 ]。一方面,受访者可以及时地就问卷设计出现的问题和缺陷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减少因问卷设计不合理而导致调查结论出现偏差;另一方面,受访者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些网络问卷忽视了或者有意回避了某些问题,网民也可以在留言区添加这些问题或引入其他网络民调来反映自己的真实意愿。如在2007 年“法定节假日调整草案”的网络调查中,以“取消五一黄金周”为前提来设置网上问卷,就有65 万网民纷纷参加同期的另一项网络民调, 结果显示47173 %的投票者反对取消五一黄金周。

2.3 网络民意调查具有主题的针对性和结果的公开性,能够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

当前中国的网络民调大部分是以“新闻/ 专题新闻+ 问卷”的形式进行的。网民在门户网站点击比较感兴趣或关注的新闻时,会发现该新闻附带一个与该新闻主题密切相关的民调问卷,并邀请访问者参与。这类民调一方面通过主题新闻把对网络民调主题真正感兴趣的网民吸引过来,因为网民在浏览前并不知道有此民调,他参与调查也是出于对该新闻主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主题新闻对民调也起到了认知铺垫的作用。如在新浪专题“燃油费即将开征”里,网民可以通过浏览专题页面上的“燃油费的由来”、“燃油费改革意见”、“燃油费改革之争”等链接全面地了解燃油费改革方案,然后参与调查。在2008 年12 月16 日,新浪网通过《法制日报》公布了燃油税费改革的调查结果。在传统民调中,“一个关键的问题,一直以来,重要民意调查结果在大众传媒上公开发表的很少,尤其是在涉及到政治问题的时候。只有一些正面的民意调查资料能够在报纸上公开发表”[5 ]。与传统民调结果的选择性公开或者不公开相比,网络调查的结果是开放的、共享的。网民在参与过程中,只要点击“查看”,即可看到阶段性的调查结果。大型网络民调终止时,其结论一般都作为二次新闻向社会公开。调查结果的整理包装和适时发布是网络调查的关键环节之一,网络民调结论经过媒体包装,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和新闻,受到了网民和传统媒体的关注。

三、网络民意调查的政治作用和影响

民意调查具有促进民主发展和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性功能。网络民意调查借助互联网强大的综合支撑能力和快速传播扩散功能,不仅强化并拓展传统民调的功能,而且其衍生的新的政治作用与影响愈发凸显。

3.1 网络民意调查推动了政府与公众的主动沟通,保障了公众的话语权

现代社会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政府不得不处理更多具有争议性的项目,而且影响到更大范围的公众。近年来诸多网络问政事件的警示,使政府逐渐意识到在网络时代主动同公众沟通、掌握真实民意的极端重要性。如果民意渠道畅通,政府完全可以通过体制内的代议渠道、大众传媒的议程渠道充分而有效地察民意集民智。然而现实社会里民意输入的制度化渠道存在着部分失灵,网络民调被推到了公共沟通的前台。我国最先经常性地进行网络民调的是传媒业和商业性民调机构,政府现已开始采用之,特别是在政策活动高峰期。每年两会期间,政府通过各大门户网站开展“两会热点问题调查”,不少公众话题经由网络民调的聚合而进入公共议程。体制化参与和协商的“两会政治”毕竟是短暂的,在常态的“日常政治”中,公众话语权似乎遭遇着政府和精英的挤压而进入休眠期,公众很难对公共决策施加直接而有力的影响。缺少民意支撑和忽视民意体验的政府意志和专家意见,无论出于怎样的初衷和考虑,其结果往往都难以经受起效益、效率、充分性、公平性、回应性、适宜性等标准的检验。在公共事务中,民主的决定不是“为政治共同体做出”,而是“由政治共同体做出”,人民才是“最终的决定者”。网络民调以其操作的便捷性,调查对象的广泛性,调查内容的开放性,调查过程的匿名性、透明性、互动性,保证了公众话语权和民意的原生态性,减少民意被人为过滤与操纵,从而为政府意志、专家意见和公众意愿提供了一个交锋、融合的平台。因此,在日常政治中网络民调的优势就显得更加突出与直接———它能使公众在不可能实现普遍直接参与的情况下,仍能实现普遍参与。

3.2 网络民意调查提高了公众监督政府的力度,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

民意调查完全可以成为人民参与决策、民主监督、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一条有效途径[6 ]。民意调查现已从一种消极的,仅为测验民意的工具演变为积极的力量,直接影响政治目标,引导政府官员的行为与政策制定[7 ]。在网络社会里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和强劲。托夫勒(Alvin Toffler)认为,在信息社会里,政治发生了层次转移,政治层次上移和下移同时进行。在各地都会有地方、区域、国家、国际层次的“权力转移”[8 ]。地方层次的公共事务和政府行为,经由互联网的聚焦和放大,可以“转移”到国家甚至是世界层次,这些公共事务不再仅仅由地方政府把持和本地公民参与,而同时受到本地以外的力量和因素的影响,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理念和方式不仅要符合地方传统和地方利益,而且要受到更高层次的政治规则和更为普遍的公共利益的约束。在网络民调中,事件之外的投票者对于事件的投票和监督更加客观、更加有力。2008 年9 月11 日新浪网关于“淮安南北地理分界标志工程”民调显示:参与投票者156 926 人次,反对者占93157 %;或许当地政府可以动员当地公民支持这个工程,但却无法逃脱全国范围内的广泛的质疑和批判。网络民调赋予了网民在公共事务上的“集体否决权”,可以说“网络民意调查正在成为制约公共政策的主要途径和工具。网络使民意对公共政策的制约更具备了直接性、时效性、经济性、大样本性等特点”[9 ]。

3.3 网络民意调查呈现了公众期望和政府作为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能诱发请愿式或抗议性网络政治动员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把政治理想与政治体制、政治承诺与政治事实的差距称之为“裂痕”。每当人们热情高涨地信奉政治价值,明确认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裂痕,力图重构体制与实践使其真正代表这些理想时,就会产生改革的冲动[10 ]。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公众的民主、平等、权利冲动正在复苏,互联网似乎正把公众带入政治信念激情期,人们对权力集中和滥用的关注范围和程度不断提高。网络民调的门槛很低,在不远的未来,任何一个网民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网络民调,而且很可能得到少则上千多则数十万的网民反馈。目前有相当多的网络民调结果显示,公众对某些政府决策或政府行为的反对态度占压倒性的多数,这时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和政府的实际作为之间的“裂痕”就被“量化”出来了。民意调查依赖数学的力量而不是个人的主观判断和推测,清晰而客观地呈现出这些“裂痕”,而且这种数据化的“裂痕”在网络时代可以绕过政府的控制,经常性和持续性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这正是问题的严重之处。网络民调是呈现裂痕的利器,网络是传播裂痕的载体,二者的结合,增强了挑战者向公众传播“事实”,表达义愤的能力,将少数人的道德义愤转化为多数人的公愤。当挑战者用这些裂痕足以引燃不断积累的普遍不满时,请愿式或抗议性的网络政治动员就会出现,其表现为网络揭丑、网络曝光、征集网络签名、号召人们在现实社会中采取行动等,这可能冲击政治秩序与社会稳定。

四、制约网络民意调查政治作用有效发挥的因素及对策

4.1 制约网络民意调查政治作用有效发挥的因素

(1)网络民意调查的设计和操作过于简单化和不规范。首先,我国目前很多网络民调问卷设计得非常简单,题目一般都是1～3 个,题目回答选项一般是“赞成”、“反对”、“不知道”或者“无所谓”,缺少对问题全面的反映和对网民态度背后原因的发掘,更缺少对解决问题可能性措施的探讨。其次,很多问卷都没有关于受访者的样本背景特征的题目,如受访者的年龄、职业、地区等,这样无法根据样本特征判断民调结论的科学性和代表性。再次,网络问卷没有注明网络民调的起止时间,使人们无法判断民调的数据是调查过程中的即时数据还是最终数据。

4.2 网络民意调查的动机受到质疑,有试图操纵民意的迹象。民意调查的科学目的在于全面而客观地搜集真实的民意。但有些民调预设调查结论,调查只不过是要证明之。民调的动机似乎是为政府决策的“合理性”寻找“民意支撑”。为此甚至不惜“修正”、歪曲民意。有网络评论认为节假日调整的问卷调查不过是为了走个“民意支持”的过场,问卷本身在放大节假日调整的优点,自然会得到“全国人民都支持”的结论。围绕备受质疑的“中华文化标志城”,2008 年3 月25 日的两份网络民调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腾讯网调查显示:共有16 861 人参与投票, 14 336 人选择了“反对”,占85102 %。而大地杂志社与人民网的联合调查则显示:有312 337 人参与调查,选择“支持”的共261 669 人,占83178 %。后经大地杂志网络工程师分析发现,网络调查遭遇人为恶意刷票, IP来源指向山东某地。

4.3 网络民意调查的结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民意调查比其他各种民意表达渠道都显示了特有的客观性、普遍性、确切性和科学性,民调结果经由媒体公布后是政府实施和调整行为与政策的重要参考。威尔逊(Woodrow Willson)认为公共舆论对于精英的冒险行为可以起到一个刹车的作用,使政策制定者由于害怕失去大众支持而不去走极端[11 ]。然而,我国的网络民调结果往往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节假日调整”的网络民调进行过程中,就有起草专家声称“方案预计不会再有大的变动”。结果方案最终定稿和草案完全一致,网络民调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在“2008年北京市私家车限行”案例中,人民网调查显示9311 %的网友认为“私车限行应提交人大审议通过后执行”。但北京市政府并没有提交人大审议,而直接通过发布行政命令的方式执行了该政策。

4.4 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网络民意调查政治作用的有效发挥

(1)科学设计网络问卷,提高网络民意调查的质量。调查问卷的科学设计是提高数据质量的保证。第一,网络问卷应“面向受访者”,能够有较高的反馈率。迪尔曼(Dillmon)提出了著名的“网络问卷的友好反馈界面设计”三原则———技术兼容性原则、操作方便性原则、混合应用性原则(问卷能适用于网络调查和传统调查)[12 ]。面向受访者还要求,问卷要有关于受访者样本特征的选项,由受访者自主决定是否填写。第二,网络问卷应“面向问题”,能够有较高的效度。问卷内容既要“够用”又要“简洁”。问卷的题目要够用,能够测量出受访者对问题的真实反映;题目又不宜过多,过多可能导致受访者拒答或者中途退出。如果问卷内容较多,可将问卷按其内容或问题的深度分成几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部分,让受访者自愿选择完成。第三,网络问卷附带必要的说明,能够减少受访者的疑虑。如调查的起止时间、隐私保护声明等。

(2)大力发展独立的民调机构,提高网络民意调查的客观性。民意调查是联结政府和公众的中间渠道,这要求民调机构有超脱性、独立性,减少来自权力的压力和影响,保证调查结果的客观和真实性。美国政府并不自行进行民意调查,它通常委托私营民意调查机构或学术基地中的调研机构进行民意调查。我国现存的民调机构大多设在政府统计部门内部,具有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性质。因此要培育更多的民间的独立民调机构。非官方的民调机构受经费所限,倾向采用低成本的网络民调,他们拥有精通网络技术和调查统计技术的专业人才,善于引进先进调查技术、软件和科学的调查方法,能够紧跟网络民调的前沿。同时由于缺少像官方民调机构那样自上而下的体系依托,独立民调机构更愿与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合作,以便实施调查和发表民调结果,提高知名度。

(3)规范网络民意调查结论的发布,推进政府对网络民意调查的回应。1960 年公布的《美国民意协会职业道德和实践准则》规定了有关民调结论“最低限度的披露”的八项具体标准:调查的赞助者、调查日期、调查方式、调查目标总体、样本大小、指出允许的抽样误差数、各相关问题的措辞用语、结论所依据的各项百分比。由于我国网络民调处于起步阶段,调查结果的公布还很不完整,有时候只是仅仅提到几个百分比而已,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网络民调结论的可信度。因此应尽快建立民调行业规范,推进民意调查规范化发展。民主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权力来源于人民,经由公民认同的政府和政府行为才具有合法性。经过网络民调的提取,网络民意的集合点清晰而集中,民意的态度倾向也非常明显,政府应该而且有责任对网络民调结果作出相应的回应。国外政府很少会对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民调结果置之不理。克林顿对民调的回应是这样的:民调数据若在40 %以下不会被采用,50 %有可能考虑,如果达到60 %～70 %很可能会好好考虑[13 ]。对于绝大多数网民赞成的创意,政府可以认真考虑是否应纳入议程;对于绝大多数网民不赞成的政府决策,政府应予以解释和说明,作出修改,甚至终止。

总之,网络时代是一个“融合时代”而非简单的“替代时代”。网络民调在整个民意渠道体系中不再仅是“补充”,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未来甚至会居主导地位,但是在短期内也不会取代体制内渠道、大众传媒渠道。当前最关键的是政府要基于三个渠道互补性基础上尝试着进行创造性融合性的运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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