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及分析（共5篇）

第一篇：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及分析

利益集团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分析

陈赟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 10级2班学号：2010501067）

摘要：

利益集团是自愿性的组织，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为了寻求某种目标而结合在一起。

虽然说利益集团的目标不在于赢得政权，但是它会参与政治决策，对政治有不小的影响。当今社会，跨国公司继续发展，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而本论文要研究的正是他所说的第二层意思：通过影响政治影响公共政策。

利益集团在参与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力度大大增加，表明它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着一种新的角色。

关键词：

利益集团

政府

公共政策

政党政治

对外政策

利益集团是自愿性的组织，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为了寻求某种目标而结合在一起。大多数利益集团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仅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利益集团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它并不寻求取得政权，这也是利益集团与政党额最主要区别。政党的目标是在某种旗帜下赢得某种公共职位，乃至赢得政权；而利益集团的目标则是参与政治决策，使自身利益在公共政策中的到实现。第二，利益集团多为非政府组织。

虽然说利益集团的目标不在于赢得政权，但是它会参与政治决策，对政治有不小的影响。当今社会，跨国公司继续发展，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20世纪50年代，戴维·杜鲁门在其《政府过程》（the government process）一书中使用了中性词“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的称谓。他说：“利益集团是任何建立在享有一个或更多共同看法的基础上，并且向社会其他集团或者组织提出某种要求的组织。”杜鲁门的解释含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此类集团包含有拥有共同利益的个人和组织，由于他们有共同利益，因此认同于某些经济、社会政策目标；第二层意思是这样的组织积极参与到政治过程中，以寻求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而本论文要研究的正是他所说的第二层意思：通过影响政治影响公共政策。利益集团影响决策者得行为被称为“游说”，这一词来源于利益集团代表在国会等待议员时的状况：他们站在议会走廊，等待出入议会大厅的议员，以试图向他们述说立法要求。当然，除了游说立法部门的议员，利益集团还去游说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官员。他们可以直接又说，即与决策者面对面的接触，也可以通过公共舆论和其他手段进行间接的游说。

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响首先是通过政党，尽管政党与利益集团是不同的政治组织，但是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功能也相互交叉。他们在争取实现各自目标的过程中彼此需要对方。利益集团自身不可能制定和实施政策，因而需要政党组织在国家政策过程中反映他们的利益。反之，政党也需要利益集团为之提供竞选捐赠，在竞选中动员选民，支持政党提出的政策，影响公共态度等等。

政党是美国民主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美国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在美国，长期以来，政党被视为联系政府与公众的重要媒介。然而如今，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仅仅依靠政党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已远远不够。之所以一些人认为利益集团较政党更有用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政党所关注问题的范围受到了限制，尤其是缺少面对特殊需要的弹性，因此不能回答和满足他们的要求。政党要在最大范围内争取选民，因此它必须面对众多的问题，在政策问题上不可能像利益集团那样专一，专门对某些问题作出反应，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某些利益群体感到自己的要求被忽视，从而对政党的候选人感到不满，感到要采取其他的方式去实现自身的要求。与政党相比，利益集团的有利方面在于它能直接反映公众关心的特殊问题，因此普通公民能通过加入组织去反映他们的利益。

如今，美国的利益集团更加活跃于政党政治之中。它使政党联盟的构成变得格外困难，原有的政党联盟发生了分化，政党难以通过某种意识形态去获得利益集团的认同，以重组联盟。

总而言之，美国的政党政治造就了利益集团政治，反之，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也影响着美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美国的政治进程。

在美国政治中，利益集团在实现美国公民请愿、申述的宪法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完善着美国的代议制。首先，利益集团政治使公民的要求有可能聚合并提出。公民个人的要求常常是分散的，如果没有中介，便难以得到反映。有了集团，情况便大不相同。第二，集体行为为公民提供了一种参与政策过程的工具，个人的要求通过组织的形式去反映，也有利于立法者考虑他们应该如何做出选择。第三，利益集团政治推动了立法者与公众之间的沟通，获取信息成为立法者履行职责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因此，利益集团无论在政党内还是政党外都具有影响。它们影响着候选人的 提名和选拔，直接关系到候选人获得支持的情况。乃至最终影响候选人能否赢得选举。它们帮助选民通过选举去表达自身的愿望。地区政治组织为立法者提供信息，甚至可以影响一些立法行为。在选举和压力政治中，组织行为的聚合成为连接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的一种关键因素。

利益集团还对一国的对外政策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此，仍然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利益集团，不仅积极地参加美国的国内政治活动，参与国内政策的制定，同时，也从事着国际活动，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它们的政治参与，深刻地影响着总统外交政策的抉择，“影响了国家安全与民主之间紧张关系的演变”。

总之，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的抉择中面临着多重压力，正如托马斯·曼在《制定对外政策》一书中说：“必须把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冲突看做是多种因素的结果。”曼得出结论：“毫不奇怪，今天的总统在美国对外政策方面不再处于支配地位。”

与美国对外政策体系结构性变化相伴随，当今美国，试图影响对外政策的利益集团的数量增多，利益集团参与国家对外政策制定过程的投入也大大增加。利益集团在参与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力度大大增加，表明它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着一种新的角色。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就非常关注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尤其关注有关贸易方面的问题，但是影响不大。20世纪50年代以后，情况有所变化。各种利益集团开始较多的介入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过程，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反共和保守主义倾向。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反共的团体，如国家安全与公共政策组织、退伍军人和军事支持组织、商业组织等等。此时期美国积极参与外交政策制定的组织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福特基金会”。其成员包括前政府官员、美国企业界领袖和一些科技人员。各种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关注和对对外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使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不再仅仅是少数专家和传统团体的领域。美国利益集团与国际政治之间的联系较之以往更为紧密。冷战时期，美苏对峙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美国的对外政策过程较少给国会和利益集团提供参与或反对总统决策的机会。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国会在对外政策制定的作用明显加大，利益集团的重要性也明显上升。

总之，一国的利益集团影响着这个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政党政治，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利益集团在当今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推进着政治民主化进程。

参考文献——

《美国政治文化》——托马斯·帕特森东方出版社

《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研究》——谭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二篇：浅谈当代中国政治过程中的利益集团问题

浅谈当代中国政治过程中的利益集团问题

所谓利益集团，就是指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认同的人，为了维护或实现某种共同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团体，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最大限度地参与政治过程，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实现团体成员的最大利益。

政治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包括政治过程中的机构利益集团、公司型利益集团、社团型利益集团以及非组织化利益集团。在当代中国，主要有能源（包括石油、煤炭、电力等行业）、通信（包括电信、互联网、移动通信等）、交通（包括铁路、公路、海运、航空）、金融（包括银行业、保险业、证券等）、矿产（包括金银铁矿和有色金属）五大强势利益集团。由于发展程度以及占有社会资源不均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当前我国利益集团间的力量对比不均衡，在整体发展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多种矛盾的焦点。利益集团的目的是向国家公共权力机构施加影响以维护自身利益。当一个集团确定了自己的要求后，就要把这种要求传达到政策中心，对公共政策的立法过程施加影响。因此，利益集团问题的核心是一定的利益主体如何表达利益的问题；而如何表达利益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参与的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发生重大历史变革进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重大社会变革的背后，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以不同方式进行的激烈争斗。

利益集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一般意义上看，利益集团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过程中是一支负面力量。只有当不同利益集团发育成熟并且形成相互平衡的关系时，利益集团才不会有害于全社会福利，反而可能是代议制民主发展的必有条件。

第二，单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往往与全社会利益是相悖的。但当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群归属于不同利益集团，且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具备讨价还价的条件时，政府决策有可能能平衡并反映全社会的利益。

第三，如果社会中不同利益阶层发育不平衡，强势集团主导政治，庞大的弱势群体因为交易成本太高以及无法采取选择性激励而组成不了实际的“利益集团”时，如果强势利益集团利用其强势地位利益追求在分配中的强势时，强势集团就可称之为特殊利益集团或“分利联盟”。而这种特殊利益集团对于经济、政治与社会过程的影响都是负面的。

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两面性，因此我们也需认识到利益集团的正面影响。例如维权型的利益集团、维护公共利益型的利益集团，其利益诉求是正当的，这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

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集团的存在及其对立法及政治过程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但却是可以控制的。控制的方法总括起来就是麦迪逊所说的“遏制与平衡”，即一是靠政府的遏制，二是靠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有专家认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说着自己的话，展示着自己的力量，这是现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各种合法的利益集团面前，政府需要提供的是制度平台，实现利益表达、博弈、调控的制度化，提供开放的合法利益表达渠道，让各种力量在相互博弈和沟通中达成共识。

切身利益是利益集团形成的主要原因，其一般明确表示自己的组织目标或价值标准，从而使具有共同社会身份或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们聚合起来，对公共政策及政治民主化有着重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只有借助科学有效的手段和途径，及时协调和化解不同利益集团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才能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只有合理保障弱势利益集团的权利，适当限制强势利益集团的强权，即各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相互均衡时，才能促进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从而为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篇：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

(何新2006年)

1.阶级与分级利益集团

什么是阶级？直观的观察即可看出，任何社会之内部，都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经济等级。社会中的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上。这种社会地位阶层的区别，来自社会中各种人群之间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差异。（由此可见，阶级是人类社会中天然存在的，任何社会制度只要有社会分工就有所谓的阶级）

这种来自经济、政治与文化差异而形成的社会地位的差别划分，就是社会中之阶层划分。表面和初始地看，阶层分化起源于社会分工。但阶层之体制化，世袭化、非流动化，导致阶级的形成。因此，富人是一个阶级，穷人是另一个阶级。世袭掌权者是一个阶级，被管制的受统治者是另一个阶级。不同的阶级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阶级相同的人，自然具有共同利益，共同语言，因此思想、感情与价值取向往往近似。

近代法国历史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阶级的人由于利益的差别，必然发生矛盾和争攘，这就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万年的玉石黄金文化期）至今，近一万年以来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社会史以及阶级斗争史。其间围绕国家统治权力之争夺和经济利益及经济资源之分配而发生的政权嬗变，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变迁，根本原因都是来自阶级斗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

政党是代表和实现某阶级利益集团的组织。国家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调节机器。但是，如果国家机器落入特殊权贵利益集团的操控，变成特殊集团攫取社会资源的工具，失去调节功能，社会矛盾则将高度激化而爆炸。

2.资本豪族利益集团欲主导中国

2006年5月16日，署名“亦文”在其博客发表《文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文，其文指出推进“私有化”经济改革之最终目的，文中说：

“必须借助于经济改革，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使执政党逐步失去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经济私有化可以为不同政党的出现提供经济层面的支撑。政治也是个市场，不同政党的出现，使每一政党在执政时，要受到制衡和竞争，使之难以形成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垄断政权的局面。军队在多党并存的情况下，将脱离政党的支配，归国家所有。”

上述论点言简意赅地代表了主流精英20年改革“攻坚”的核心观念。实际可以看作自由主义“改革派”关于“深化改革”的一个总纲。

我认为，中国未来十年的确面临着爆发社会突变的极大可能性。当前，国际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动变莫测的危机时期。中国未来几年面临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巨大危险。

由于以下三大原因：

（1）国际能源价格仍将持续上升

（2）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仍将持续上升

（3）中国国内市场劳动力工资价格仍将持续上升。

势必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一旦经济危机引发社会政治危机，则“白色”革命的爆发是非常可能的。

3.当代社会的阶级构成要预知未来，首先必须清醒地认知现实。多年以来，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角度观察内外形势的方法已被国内主流学者所抛弃。

但是我仍然认为，如要清醒地观察内外形势，首先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认知当今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只有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才会知道当今社会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和目标所在，知道一些专家学者们究竟在为谁的利益讲话，以及各种政策方针究竟对哪些阶级或集团有利。据我观察，当代中国队社会阶级构成大体如下：

注：进行阶级分析，就是要区分社会不同人的利益需求。

（一）新兴资本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由以下几种成份组成：

1、大资产所有者，新兴经济豪族（富可敌国，拥资数百亿的私家富豪，已有上百位。）

2、买办资产者，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代表

3、知识分子中的权贵人士，以及内外利益集团高佣金收买的代言人（包括某些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

这个集团正在通过操纵媒体及舆论，而深刻地介入以至转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

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不能让财富聚集到少数人的手里，而应该实现财富的公平占有。

（二）权势文官阶层（）

主要为官员及国企的行政管理者。

1949——1976年（毛泽东时代），主导政策取向是对内抑制民间资产集团的形成，对外抵御西方势力的渗透和入侵。

（注：发展到今天，说不定又来一次八国联军侵华，只是这次侵华，人家运用的是经融武器，只要看看中国抱有大量美国废纸就知道了。）

但是近年来，为了发展私营经济和引入外资，对内扶植民间富豪一族的发展，对外则鼓励和吸引跨国资本的进入。

（注：市场也是资源，不能无限制的让出市场。）

在这一过程中，干部文官体制官僚化，衍生为一个特权阶层。由于各级行政权力失去监督和制衡，腐败现象严重，官僚体系发生了深刻的政治蜕变和组织蜕变。

（注：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地方官员生活腐化堕落，权利失去监督，这是体制问题。其实只要把人民的权利真真还给人民，人民真真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就能解决腐败，党内反腐，虽有成效，治标不治本。）

（三）下层社会

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

（1）城镇工薪小资产者，（注：看来我就是处于这个阶层，往上发展有可能会成为权势文官阶层，向下发展，失业就成为真真的无产阶级了）

（2）农村小土地所有者（小农），（3）城乡下岗失业及无业者（无产阶级），（4）城乡流民（流氓无产者）。

（注：这个阶级是当今社会的危源，也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无政治地位、无经济来源，其中许多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城镇工薪小资产者：主要是有较稳定工薪收入和小量资产的人、包括蓝领工人、白领职员（中下层知识分子）。

小农：今日中国的农业经济是极其脆弱而不稳定的个体小农经济。所谓小农，实际是乡村中的小资产农户，家庭拥有小块土地及微量农业收益，家中主要劳力出外打零工以补货币收入之不足。

4.面临生存危机的中间阶层

由城市工薪小资产者（小市民）和乡村小农组成的小资产阶层，在当今中国社会现实中，实际是一个介于经济两极：一极是富豪（资产者），另一极是赤贫者（无产者及流民）之间的所谓“中间阶层”。

但是，这个中间阶层的总人数及其家属在中国总人口比例中，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个中间阶层的安定，构成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过去二十年的改革，使这个中间阶层在生活形态上普遍有所受益，表现在土地、房屋等小资产的获得，以及基本生活状况的改善。

但是当前，随着泛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个中间阶层也面临着深刻的生存危机。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生态正在被急剧发展的两极分化所破坏。这个中间阶层当前普遍面临四大危机，即：

1、医疗危机，2、养老危机，3、子女教育危机，4、住房危机。

此四大危机在民间被称作新“三座大山”和作房地产豪商的“房奴”。

（实际上，所谓“新左派”，主要就是这个中间阶层利益的言论代表。）

耐人寻味的是，目前部分精英所正在鼓吹的“深化改革”，无非包括四大措施：

（1）土地私有化

（2）国家资源全面私有化

（3）金融自由化

（4）共产党放弃政治领导权，国家放弃经济管理权。

如果国民经济沦为无国家主导、任由资本大鳄兴风作浪的”自由经济“，则将直接危及这个中间阶层的生存状态。例如，一旦实施农村土地自由私有化，则多数农民自由在市场上出卖小块土地。虽然一些农民可以由此获得小笔金钱，但多数农民将从此永久失去土地资源。

众多失地、失房农民及其家属将成为彻底无业、无产、无生计的新生无产者。同时，大型国企进一步私有化后，也将使大批产业工人“下岗”而成为失业者。

金融自由化将导致通货膨胀和使商业银行破产危机浮出水面。

在上述情势下，目前相对稳定而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间阶层（小市民、小农），势必由于上述“改革”的深化和“攻坚”成功，而最终走上破产化之路。

5.“无产阶级”新生

毛泽东时代，共产党被称作“无产阶级”的政党（国家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但当时中国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无产阶级。至少在名义上，当时国家全部资产由全民所有，全民都是“有产阶级”。

但今天，中国确已生成一个新生的无产无业的“无产阶级”。其主要成份为：

1、失业者（下岗工人、农村赤贫者、无业社会青年）

2、流浪行乞者

在全部历史和任何社会中，无职业、无财产、无前途、无希望的社会人员，都是极其危

险的反社会力量。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中国社会这一新生的“无产者”阶层中，相当多数是失学、失业、有生命活力而无发展前途的青年人。

这个新无产者阶层，是中国当今多数反社会犯罪分子产生的渊薮，实际也是一支具有颠覆现存社会秩序趋势的潜在政治力量。

然而，随着自由市场中两极分化的加剧，未来也许会有愈来愈多的城乡小资产者及农民面临进一步被剥夺的命运，从而沦入这个反社会的阶层中。

6.政治意识形态危机

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是因为其立党纲领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共产”的对立词是“私产”（私有财产）。

“共产党”不是“资产党”或“私产党”。只要党仍在入党誓词及党章中宣称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势必与现实中正在完全转向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政策相背离，以至发生尖锐矛盾。

这个矛盾，根源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改革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和社会现实之间，发生深刻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导致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

（注：我近几年出版的《论政治国家主义》（2004年，时事出版社），《新国家主义经济学》（2001年，时事出版社）中曾谈过：要摆脱这一矛盾，共产党所可能的选择是重提列宁在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毛泽东（中共中央）在50年代初所设想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新民主主义”。）

7.国家应主导市场经济

但是，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共产党不应放弃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权，不应放弃对内抑制国内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对外抵抗外部跨国资本赤裸裸的扩张和经济侵略。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以国家政策和国家机器，抑制内外资产阶级无限制地牟取本阶级经济私利，而牺牲国内其他阶级利益特别是牺牲贫苦阶层利益的贫婪本性。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代表全民利益（包括贫苦大众利益）调节阶级关系，不应对内外资本利益集团屈服投降。

只有在这样的执政眼光和基础上，共产党才能重新获得社会中劳苦大众的拥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得到长久的巩固。

8.国家不能放任市场自流

近年来的泛市场主义改革发生了重大失误，引发了诸多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泛市场主义的所谓“改革”方向，已受到广大人民和社会公众广泛的、必然的、合理的质疑！

而在新的历史阶段，为了整合和解决泛市场化和引入资本主义所已经带来的严重社会冲突和众多严重社会问题，必须将混乱无序的市场经济，提升为自由市场与国家计划双调节的混合经济。实施自由市场与国家计划相结合，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与国有国营企业平等兼容的混合经济。

我认为，与当今主流经济学家要求党和国家全面退出经济生活的鼓吹相反，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崩溃和**，党和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均不能削弱和放松。

国家有必要重新制订国家长远发展计划，包括医疗计划，社会教育计划等，廉租房计划、就业计划，国防计划。必须将当前无序混乱引起百姓严重不满的泛市场经济，提升为有管理有科学计划的新市场经济。这样，才能与党的共产主义理念相协调，才能与共产主义的党章

及宪法相容。

9.GDP不是唯一

作为国家的政治统治集团，由于上述政治意识形态根本性矛盾的存在，导致古典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因之共产党干部及全体党员的传统政治信念近年间几乎已经完全丧失。（当今入党已形同儿戏，甚至不须作宣誓。因誓词内容与现实难以调和。）

这种理想信念的丧失，加剧了党内严重腐败的发生。实际上，各地之党组织不应当丧失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而完全变成一个“捞钱党”。工作中心不应当都是围绕着追求“GDP。”

10.“MBO”实际是对国企管理层的一种赎买

国有企业管理人作为经济官员，通过MBO（一种极其奇怪的“合法化”腐败）以及“转制”后的高薪化而彻底资产阶级化。

这种高薪赎买政策，最初实际是来自美国伊·萨克森关于“休克疗法”的改革建议：“在私有制转轨中，对共产党官员实施赎买政策，从而使他们由改制转轨的阻力变为动力”。

这种私有化转轨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从根基上搞挎国有企业经济体制。具有讽刺性的是，出钱赎买国企管理层，使之转变为国企掘墓人而为此买单的，竟然正是gcd自身。

11.跨国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已在中国扎下深根

港、台、西方在华跨国资本及企业管理人，通过多种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渠道，已经深刻地影响、以致甚至谋求左右中国官方政策，例如极力要各地政府坚持对外资实施特殊优惠的政策，反对国内企业与合资企业平等纳税的政策等。对此，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和全民利益的角度，不应听之任之。

应当指出，与改革初期形势完全不同，当今中国并不是资本不足，而是资本过剩，所以本国企业正在积极谋求向海外进行投资。而国外当局从未对中国投资给予任何特殊优惠政策。

12.警惕突发社会**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随着通货膨胀长期化的社会压力，以及众多人口就业困难，社会矛盾从中长期看，有爆炸化突发的危险。当前，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于三方面：

1.尖锐的贫富矛盾。

2.官民矛盾。

3.警民矛盾。

众多小资产阶层的命运，正在掠夺化的私有化政策下遭受损害和被剥夺。这种剥夺，在未来几年可能通过更严酷的金融“改革”（严重通胀以及商业银行破产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发生。当城乡中的多数小资产者被彻底剥夺而沦入生计渺茫之时，中国势必发生频繁的社会动荡。

实际上，近年城乡中已频繁发生的征地危机，就是由于部分城乡小资产者（特别是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在土地及住房被开发商廉价剥夺后，进行抗争而引发的小型社会危机。

这种小型危机本身就是一种预警的信号。

通过上述社会结构分析，即可以看清今天究竟是哪些利益集团决定着中国的方向，谁在通过舆论（所谓“话语权”）而影响着中国的政策。

同时也说明了何以乱象频仍，当前中国仍能保持着社会大局的基本稳定——就是因为仍然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这个中间阶层乃是维持当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但是，自由主义精英当前所极力鼓吹的某些“深化改革措施”：土地私有化、国企全面私有化，以及党政彻底分离，国家退出国民经济管理等，正是最终将中国引向全面社会动荡的最好步骤。

（注：本文草于2006年6月2日）

第四篇：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内容

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内容

从媒体公开报道的有关利益集团活动的案例，以及实地调研所获得的材料看中国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地方政府干部人事任免地方政府机关的职位本身，不仅是一些利益集团试图获取的重要资源，也是实现其他利益的重要途径。因此，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影响干部人事的任免决策。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或因经济实力，或因人脉关系，或两者兼而有之，对地方基层政府的干部人事安排，也有着重要影响力。如据笔者参与的某课题组调研获悉，南方某市区有两位“大名鼎鼎”的区人大代表，分别是其所在居委会的主任及居委会所属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是典型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基于地缘、血缘和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所在的每个居委会及公司，都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而这两位区人大代表，就是其所在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由于长期在当地基层任职，有较高的地方声望和广泛的人际关系，又由于其是当地“土著”代表，能影响较多的区人大代表，因而他们常常能够影响、乃至左右该区的党政干部人事任免，甚至能够左右处级重要干部人事任免。一名接受访谈的干部曾指出：“区里的干部一般不敢随便得罪他们，不能说他们有能力想让谁上谁就能上，但他们确有能力在需要由区人大通过投票决定干部任用时，不想让谁上谁就上不成，该区党政领导均对他们礼让三分”。

2）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地方政府为市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等所进行的公共投资决策，是一些利益集团竞相角逐的重要领域。有些利益集团，总是想方设法要求建设对自己有利的政府公共投资项目（公园、道路、桥梁等城市基础设施），或是这些项目的规划（规模、选址等）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如在一些大中型城市，由汽车及其配件制造商、经销商、汽车消费者群体等共同形成的利益集团，就可能极力要求所在地方政府，调整城市规划思路，加快城市道路、停车厂等基础设施建设，斥巨资为汽车修造二环、三环乃至四环、五环等道路工程等。

3）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分配由地方政府财政部门负责的财政资金分配预算决策，也是一些利益集团竞相角逐的重要领域。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在编制财政预算计划时，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形，即各部门、各单位都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或通过主管领导打招呼，或借助上级文件依据，或通过编制发展规划等，争取获得尽可能多的财政预算资金。这是政府内客观存在的特殊利益集团（各部门或单位都有自身的特殊利益，都可以视为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分配决策的典型。

4）地方政府财政税收不少地方企业或企业集团，除了采用作假帐逃税、偷税、漏税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外，还往往与地方政府税务部门公开“讨价还价”，争取少交税。一些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甚至干脆要求地方政府减免税负，给以税收优待，否则便扬言迁址公司。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也常常不得不许诺和出台一些税收优惠政策。由一些纳税较多的从业职员组成的专业团体，也可能向地方政府税收决策施加影响。例如，据笔者调研得知，按照国家现行政策规定，南方某市从2001年起，要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应税项目，对执业律师征收个人所得税。按此计算，执业律师40％以上的业务收入要用于纳税（营业税5.5％，个人所得税35％）。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执业律师们通过该市律师协会，一致要求市政府减轻税赋，否则他们便考虑迁往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执业。为此，市司法局专门向市委、市政府报送一份紧急报告，促成政府修改了律师条例，并参照北京、上海等地的规定，将律师个人所得税核定为总收入的6％，减轻了律师税赋。

5）地方政府政策法规的制定政策法规是地方政府利益调控和分配的重要手段，也是某些特定利益诉求合法化的重要依据。因而，对地方政策法规的制定施加影响，是利益集团实现利益目标的“高级”手段。如围绕在中国汽车工业周围形成的两个“泛利益集团”，曾推动了不同的政策法规的制定：由汽车及其配件制造商、经销商、油品燃料经销商、汽车消费者群体（主要是运输公司和富人）、交管部门、以及为汽车工业发展进行合理性论证的专家学者等组成的“车族”利益集团，因其代表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导向，极力要求调整财税政策，特别是消费政策；有计划地实施产业调整援助政策，大力发展汽车贸易与服务业；推动地方政府出台带有地方保护色彩的汽车贸易条例、政策，取消地方性交通和车辆收费项目等。由深受汽车污染之害的普通居民（尤其是交通要道旁居民、呼吸道病患者）、环保主义者、汽车替代品生产及其经销商、以及对（私人）汽车消费文明持保留或批判态度的专家学者等组成的“反车族”利益集团，则推动地方政府出台了旨在限制噪音污染、排放污染的管制措施，制定了有关安全、环保与节能方面的强制性标准等。

二、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方式

在中国，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贿赂即利用金钱、美色及其他有价物券“买通”相关决策者。这是目前中国非法利益集团谋求利益的重要手段，且形式隐蔽，“暗箱”操作。一些利益集团往往通过“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以至贿赂政府官员，使之成为自己的代言人，以便将小集团的利益取向复合到行政决策中，从而获取政策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

2）个人关系网络即利用家族血缘、同学情谊、老乡情结和其它社会关系等为纽带，直接接触相关决策者。这是中国各类利益集团，包括合法利益集团，最常用、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影响方式。合法利益集团有时会通过正式的制度管道（如报告制度），将本集团的利益诉求输入地方政府决策中，但更多地则是通过非正式的形式（家族血缘、同学、老乡或私人情谊），直接接触相关决策者，表达其特定利益诉求。

3）说服即采用书信、电话电报、递交研究报告乃至直接造访等方式，对相关决策者进行劝说。劝说的理由，往往不在于劝说者自身的利益，而是投其所好，分析如此这般对各方的好处。与个人联系不同的是，说服活动是通过正式渠道、“公事公办”式进行的。

求助于“精英人物”即让本集团中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成员或集团内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成员，代表本集团的意愿，直接有效地接近相关决策者，影响地方政府决策。或者以人大、政协提案的形式，将本集团的利益诉求直接输入地方政府决策体系。如据南方某市私营企业主协会秘书长向笔者参与的课题组透露，该市私营企业主协会每年都通过组织会员中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以提案的形式，反映相关的利益要求，而且“效果比较好”。

5）通过主管部门及其领导这是目前中国合法利益集团较常用的影响方式。一方面，合法存在的利益集团，一般都有其业务主管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另一方面，政府决策机构和人员又实行分管制度，分管领导既可以直接有效地接近、影响相关决策者，也可能直接参与制定政策决策。这样，利益集团既可以通过正式的制度管道，也可以通过非正式、非制度化的渠道与方式，将本集团的利益诉求输入政府决策体系，而主管部门及其领导，既可以通过批示、批复、召开现场会、协调会、列入会议议程等形式，也可以通过“打招呼”、“写条子”等非正式形式回应利益诉求。

6）借助媒体呼吁，通过舆论间接向政府施加压力即向当地（外地、甚至境外）大众传媒（报刊、广播、电视）主动提供信息，请求其向社会广泛公开之，以争取尽可能多的民众的关注、支持或同情，从而对相关决策者形成强大压力，使本集团所面临的问题，被提上决策日程或重新考虑。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利用互联网网络，将成为利益集团向决策者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方式。

7）利用既定的规则、惯例或者直接诉诸法律近年来，中国推行的决策听证会，正成为各相关利益集团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通过向人民法院起诉行政机关（俗称“民告官”），以使政府改变其与本集团利益目标相冲突的政府行为，这是各利益集团，尤其是民间性利益集团，经常采用的方式。

8）施压性集体行动这种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在政府机关及主管部门门前聚集、静坐、请愿，集体上访，游行示威，非法举行集会游行，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甚至打伤政府工作人员等。近年来，施压性集体行动有日益增多趋势。以集体上访为例，2000年，全国31个省（区、市）县级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受理的群众集体上访批次、人次分别比1995年上升2.8倍和2.6倍。2000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的群众集体上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36.8％和45.5％，2001年，同比又上升36.4％和38.7％。同时，施压性集体行动的强度也不断提高，而且有些群体往往选择重大政治活动（如人大、政协召开两会期间）和重要节日进行这类行动，以便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9）参与或操纵选举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客观进程，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基层民主的发展，以及党内民主的逐步推进，不同利益集团已经开始有可能通过民主选举等合法程序，参与地方的政治博弈。这将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乡镇换届选举过程中，一些非法利益集团，可能通过暴力手段威胁选民、请吃喝拉拢选民、用金钱美色贿赂乡镇主管干部等各种非法手段，参与甚至操纵基层民主选举，给地方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往往并非只采用单一的方式，对地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也未必沿用上述影响方式的一种或多种。一些利益集团可能会通过向地方政府机关捐款、捐赠交通、通讯工具等，直接或间接影响地方政府决策。某些公益性利益集团，也可能运用物质性资助等方式，宣传自己的理念，以影响政府决策。

从总体上来讲，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的方式，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的方式的正式性、合法性、公开性、透明性程度不足。第二，民间性利益集团、公共利益集团、弱势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的资源有限，合法渠道不畅，导致它们有时被迫采用施压性集体行动。第三，合法利益集团往往利用非制度性方式，影响地方政府，获取正当利益，也往往利用合法手段（部门立法、地方立法等）实现不当利益。第四，一些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的渗透，往往与权力的寻租相结合，甚至直接利用基层政权的力量，来谋取本集团的特殊利益。特别在乡村社会，与转型期的社会变革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黑恶势力团伙，往往通过各种非法手段，直接染指农村基层政权，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造成极坏的影响。

三、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几点评价

中国利益集团通过游说、精英代理、诉诸既定规则、参与民主选举等方式，对地方政府干部人事任免、公共投资、财政资金分配、税收、政策法规等决策施加影响，这种影响对促进地方政府科学决策、公平施政乃至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等，都有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第一，能够化非法的、抗议性的利益表达为合法的、建设性的利益表达。各利益集团在参与过程中，往往由于争夺利益而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会促使竞争性利益表达机制的形成与完善，有效地疏导转型社会的利益表达渠道，及时排除体制内隐患”。各集团若能通过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及程序，来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一般就不会通过行贿、非暴力对抗乃至暴力等方式，来谋求其特定利益或宣泄其不满情绪，从而能够化解非法的、抗议性的利益表达，并因而有利于地方政治稳定及其发展。

第二，能够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信息。由于利益集团对多元化、分殊化、异质化的利益诉求，以及反映这种诉求的“民意”，进行了一定程度地整合，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若能充分汲取各不同利益集团所表达的利益聚合和民意整合信息，则能更好地代表“民意”，代表本地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决策更符合实际。同时，利益集团的参与，还有利于减少政府收集信息的成本，提高政府决策效率。

第三，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公正性、合理性。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结果，通常要求政府在制定公共决策时，按照“公平”原则做出回应。这样往往能够减少政府决策的偏颇与恣意性，从而有利于提高政府公共决策的公正性、公开性和合理性。

第四，有利于推进基层民主发展。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利益集团的积极参与，往往能有效地疏通和拓展利益表达渠道。利益集团进入地方政府决策过程，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从而有利于调动和发挥公民的政治积极性。

显然，上述积极作用的发挥，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利益博弈规则的公平性与透明性、政策制定者高度的自主性与权威性、地方政府强大的利益整合能力与调控能力等。从实际情况看，利益集团影响地方政府决策可能、甚至已经在一些层面产生消极后果：

第一，力量强大、资源充裕、组织良好，尤其是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的强势利益集团，有可能损害整个地区的公共利益和广大公众的利益，特别是严重损害社区弱势群体的利益，影响社会的正义和社会政治的稳定。

第二，一些利益集团，可能因其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无须施压或游说，即可让地方政府俯首听命，使地方政府决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受到影响。如一些地方出现的“领导傍大款” 现象，就很能说明此种情况。

第三，一些利益集团，则可能利用其强大的权力资源，进行“权力寻租”、“钱权”交易或其他违法活动。这是目前“集体腐败”或“组织性腐败”的根源。它既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党风廉政建设，也使有关政策或法律得不到有效执行。如在某地就形成了一个包括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司法人员等在内的庞大的、黑白合流的非法利益集团。这个非法利益集团，几乎控制了当地的正式国家机关组织，危害一方，嚣张至极。

第四，一些经合法组织异化而形成的利益集团，往往以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的合法外衣为依托，以经济、政治利益为纽带，运用合法组织的资源，欺压、剥削 人民群众，瓜分集体财产，谋取其成员的非法利益。

最后，也是最为严重的后果是，一些利益集团，可能凭借其拥有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尤其是盘根错节的关系性资源，通过控制地方政权（或某一政府部门、机构），谋取本集团的非法利益。如厦门远华走私集团、湛江海关走私集团，之所以能够长期地、大批量地、反复地从事非法走私贩卖活动，主要就在于此类走私集团，均与当地党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海关等执法机关负责人结成特殊利益集团，并编织了一张严密的“关系网”，使这些地方的政权机关实际上掌控在走私集团手中。

姓名：李曼曼

学号：1165001213565

2011年4月30日

第五篇：基于利益集团理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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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利益集团理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分析 作者：黄杰阳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04期

[摘 要]文章针对现有企业理论在分析方法上忽视了整体分析方法的缺陷，从不同利益集团互动性选择的视角来研究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和产权改革的内在逻辑。指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依据企业利益关系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并依据利益兼容与正和博弈的原则，动态调整所有权安排和治理机制。

[关键词]企业所有权；利益集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6．1；F279．241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