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孝道之形成及其政治作用

第一篇：论中国孝道之形成及其政治作用

论中国孝道之形成及其政治作用

“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孝”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孝道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的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因而孝道乃是使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孝道与人类其他道德一样，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

在远古的宗法宗族社会里，初民的爱亲之心，表现为传统宗教中的祖先崇拜。孝道在周代，其初始意指尊敬祖宗、报本返初和生儿育女、延续生命，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以周代殷，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不止是王朝的替代，而是社会结构上的重要变化。自西周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宗法分封制度。配合政治制度的变革，周公在意识形态中也进行了相应的变革，使传统的宗法性宗教向人文化的方向发展，为之增加了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孝道在周代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道德伦理了。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社会剧烈的变动时期，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必然引起传统意识形态的动摇，宗法性宗教开始土崩瓦解了，并严重影响了维系人际关系的孝道，出现了儿子杀老子，臣子杀国君的现象，《左传》中有很多记载，说明西周时期建立在传统宗教基础上的孝道，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摇。若想使其保存下去，并能规范社会上下层的行动，必须对它进行新的论证。在重建以孝道为核心的宗法伦理的过程中，孔子开创的儒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孔子使孝从其宗教与哲学意义转化为“善事父母”的纯粹伦理意义，从宗族道德转化为家族道德。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传统宗教瓦解的时代，重建道德伦理，必须首先重建人们的信仰。孔子创建了以“仁”为核心观念的哲学体系，那么什么是“仁”呢？孔子说：“仁者爱人。”孔子曾言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句话高度概括了孝在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地位，孝是中国传统教育、社会教化得以产生的根源、起点和基本内容。孝的教育在我国绵延几千年。中国古代的教育是建立在儒家的孝道教育思想基础之上的，它是一种充满人文性和道德性的教育，以人为中心，以做人为目的。这是一种“成人”而非“成才”的教育，这种教育是面向人生的，培养目标是完善的人格。孝道教育是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人的道德高尚为成功标准。道德高尚的第一目标是拥有 “仁”，“仁”是中国传统伦理的第一概念，也是全德之名；孝是仁的根源，又是仁的实践，所以孝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以孝为教学的出发点，以孝为实践的原则。中国传统的孝道教育也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先为其易，后为其难；先自近始，后乃及远。沿着由至亲到远人，由个人到国家的发展进程，不断扩充，最终达到博爱的目的。孝却是入德之门，为道德的起点，为一切道德的动力，达成理想的人格的基础。而理想的人格是拥有社会性和协调性，以社会为本位，以树立社会责任心为目的，“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鼓励学生从社会出发，使学生明确个人在家庭、国家、天下关系中的地位，达到天下的太平盛世。中国传统的孝道教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孝文化教化的作用下，孝文化塑造了人格，孝道观念深入人心，讲究孝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特征，而且是中国人的最鲜明的国民性。孔子指出：孝亲要做到养亲、敬亲、爱亲。春秋以后，个体家庭相对独立，养亲逐渐成为孝道的主要内容。孔子对应如何养亲作了细致的说明。人应当努力地劳作，竭尽全力使父母过上好的生活。父母关心着每一个子女的健康，要让他们少操心。子女也要时刻关心父母的身体，一方面为父母的高寿而欣喜；另一方面又为父母的年高体弱而担忧。除了要对父母尽各种孝养的义务外，更重要的是要对父母有敬爱之心。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孝子养亲，出于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怀，发自至情至爱，应毕恭毕敬，和颜悦色。儒家的孝道伦理，成为中国二千年封建社会的核心意识形态。孔子作为多少年来古老中国的精神领袖与思想圣人，他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更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与血脉。虽然在当今的社会，已没有多少人在把夫子的话挂在嘴边，作为行为、处事的准则，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孔子的思想已沉淀为中国人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走向是一种内敛的发展方式。当然，在孔子提倡的孝道中也有拘泥于表面形式的地方，如严格的要求人们守三年之丧等；缺乏平等民主的思想，如对父母一味的服从等。虽然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孔子对待孝道严肃、郑重的态度，但在这些方面，我们当今的人们不必迂腐的固守形式，继承孔子的思想的主体部分，用变通的观点接受他孝的思想的精华，并将其运用到当今社会中。

儒家的亚圣孟子活动于战国中期，他对孝道的行为规范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如孟子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弃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财货，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他认为人不仅要养亲，还要尊亲，他这种尊敬，必须是发自内心的爱慕，为了保证家族香火不断，祭祀有时，孟子指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除了祭祀祖先，怀念祖先，更重要的是把祖先开创的事业继承下去。

秦汉以后，中国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相对稳定，经过汉初一段时间的探索与反思，统治阶级逐渐认识到，只有儒家学说最适合为宗法家族制度服务。因此，儒家的孝道观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以孝治天下”成为最核心的统治思想。汉代的统治者大力表彰“孝悌力田”，在《汉书》、《后汉书》的帝王本纪中，全国性的对孝悌的褒奖、赐爵达32次之多。国家设立一个官职“孝廉”，由有孝行的人担任。为了在社会上倡导孝道，汉代的皇帝谥号多加一孝字。汉初的《孝经》，集中论证了“以孝治天下”的原则。《孝经》已经把孝道的核心内容从“善事其父母”发展到其引申意义——“以孝治天下”。“孝治”成为贯穿全书的根本宗旨。儒家理想的圣人之治，是将天下变成一个大家庭。统治者以爱子女之心爱护百姓，而百姓则以尊敬父母之情尊敬长上。即使长上对下民有些严厉的措施，那也不过如同父母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出发点还是一片爱心。对于君主专制社会而言，提倡以孝治天下，把大国小国，天子诸候，官吏百姓，家主臣妾之间的阶级对立，等级差异统统隐藏在宗法血缘之中了。

魏晋隋唐时期，玄学、佛教盛行，这体现了道、佛对儒家的冲击，在儒、佛、道对立交融的过程中，该时期的孝文化体现出崇尚与变异的特点，魏晋仍以“以孝治天下”相标榜，但已出现了一些援道入儒的新特点，强调孝道的自然亲情，而削弱孝道的政治教化功能。到唐代，从总体上看甚至不太重视孝道。宋明清时期，孝道演变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除元朝由于是少数民族入主内地故不甚重视孝道，宋、明、清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孝道，孝道在理论上出现了论证哲学化，教化通俗化，义务规范极端化、专制化，在实践上则体现为愚昧化。事物发展到顶点，就必然要转化。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社会的自然进程，宗法家族社会结构受到严重的冲击。接踵而来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更进一步地加速了中国宗法家族社会的解体和公民社会的生成。儒家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也必然地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历史地讲，近代以来对儒家传统孝道观的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即使当时有些提法和口号过激，考虑到中国漫长的封建传统和最终取得的巨大效果，我们今天都应当给予宽容的评价。但是问题是：儒家的孝道观真的就是糟粕一团，一无可取之处吗？历史的回答显然不是如此，这主要是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家庭本身在当代是不可取代和消亡的。近代以来，不少激进的思想家提出过消灭家庭的口号。如康有为曾提出：“去家界为天民”；辛亥革命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搞过消灭家庭的实验。可经过了各种试验及巨大的社会变迁，人们终于发现，以一夫一妻制为主要形式的婚姻，在当代不仅不能消亡，而且还必须加强。这主要是由于，家庭仍然是一个基本的社会细胞，家庭所具有的生育功能、生活互助功能、培养教育功能、精神慰藉功能是不能由其他社会组织代替的。然而，近代以来，由于我们的思想界对儒家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伦理采取了简单抛弃的态度，因而西方社会流行的亲情淡薄、家庭破裂、老人晚景凄凉、青少年犯罪率高的问题也多发于我国。如何治疗这一顽固的世纪病？西方一些有识之士都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更是应当认真地检讨前圣先哲为我们留下的文化资源，发现儒家孝道观中的普世性价值，将其发扬光大。纵观孝之历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孝作为家族社会的精神基础，由于它一方面满足了维护家族制度稳定，协调父子关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被封建统治者以“移孝作忠”的机制引以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因此，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社会受到了历代统治者与社会民众的重视，对社会稳定、民众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到了近、现代，由于孝道存在的社会基础动摇了，加之孝观念本身是人民性与封建性并存，精化与糟粕并存，因而受到了怀疑批判与弘扬重建的两种对立的对待，历史的实践证明，中国古代的宗法家族社会，人际之间既存在着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情，也存在着建立于私有制基础上的等级压迫。在这两方面，片面强调哪一方面都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儒家孝道“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以“亲亲”率“尊尊”，虽不能从根本上取消阶级对立，但不失为一种缓和社会矛盾的巧妙方法，被历代统治者所采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将本来规范血缘家庭的伦理范畴孝道，变成了国家的政治哲学，将非血缘的利益关系硬说成是父子兄弟的人伦关系，一方面会掩盖阶级国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也会扭曲孝道本身的意义。例如在封建社会后期，为了论证“天下没有不是的君”，就说出了“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最后竟得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残酷结论，其精神实质已经背离了传统儒家的孝道原则。

当今社会利益冲突、物质泛滥，人们对于自身的关怀和对他人的仁爱观念越来越淡，很多中国传统的思想美德流于形式，甚至逐渐沦丧，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为之捶胸顿足之事。在儒家文化影响极深的我们所谓“筷子文化圈”中，孝的思想一直就被奉为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和礼仪。在现代，众多关于中国文化断代、中国没有精神支柱的说法日益广泛之时，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为广大国人寻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思想源头。而我看，这一点上最容易被提倡、被认同的就是孔子思想中关于孝道的提法。因为这一点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身体会，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这种思想在我们心中也在已经扎根，接受起来更为容易。像孔子当年的思想一样，通过教育人们对自己父母慈孝的亲子之爱，而层层外推，逐渐将着这爱推广到社会每一个人的身上，让人们学会“恻隐”和“不忍”，让它成为化洽天下之诚爱。虽然爱有亲疏、远近，但只要在被教育的人们心中有了推己及彼的爱的观念，则很容易将社会中所有的人融合起来，激发人们对于本民族的内在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使整个民族有了向心力，从而将社会中的所有人员维系起来，维持社会的平稳、安定还有和谐。

孝道具有人民性与封建性、精华与糟粕、历史性和继承性的两重性，其历史作用也表现出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据此我们对孝文化必须采取一种批判继承的正确态度。孝在当代社会，不再具有泛孝主义的地位，而只能重新回到其作为家庭伦理的地位上来，现代新孝道具有人格平等性、义务并行互益性、注重感情性、强调自律性等特点，孝对处理当代家庭亲子关系，对社会、家庭解决养老问题，形成尊老风尚，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都具有积极的作用，甚至如果能发扬其衍申意义的积极内含，吸取其合理成分，那么对当代社会文明建设、发扬爱国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兴中华均具有积极价值。孝的培养与实践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起点。孝是形成现代和谐人际关系的价值渊源，是形成和睦社会风尚、保持社会稳定的精神措施之一。孝是爱国心的根源和动力，孝是民族团结、兴旺发达的精神基础，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的核心。

孝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集道德观、社会观、人生观、宇宙观为一体的核心和首要观念，倡导仁、义、礼、知、信，是中华文化和中华伦理的鲜明特点。它具有祖先崇拜、追求永恒的人文宗教意义，又具有珍视生命、保护生命的哲学意义。是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得以展开的精神基础，是中国传统伦理体系的起点和诸德之首，是中国宗法伦理、血缘伦理、政治伦理的结合点，影响和制约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教育、法律、生活、风俗、艺术等，更重要的事影响了中国人民的国民性。中华文化虽然是由儒道佛等多种要素组成，但其中心是儒，儒的主要精神是仁，而仁的核心精神却是孝，它贯穿了天、地、人、祖、父、己、子、孙这个纵向链条，又是人际、社会横向联系的出发点。儒家讲究修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再致力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业，这些正是我们传统民族精神的内核。

第二篇：论中国之崛起

论中国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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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之崛起

历史就像是大国兴衰更替的链条，一环扣一环，有始无终，兴亡无常。中国，曾经非常自豪地成为链接历史的重要一环，走过沧桑岁月，今日的中国再度成为历史不可小觑的一环。从以前的闭关锁国到现在的经济繁荣，中国这头沉睡的巨狮苏醒了，他站起来了！他崛起了！

从神一到神七，从试验飞船到载人飞船，从一人一天飞行、两人多天飞行到太空行走„„载人航天事业辉煌的历程，影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发展之路成功的又一有力佐证。从飞天到小康，五千年中华史上中国人有着太多的梦想。改革开放33年，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瞬，带来的却是无与伦比的沧桑巨变，梦想由此成真。解放思想始终是我们战胜困难和风浪，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达胜利彼岸的必胜武器！

33年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中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33年后的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解放思想正在孕育改革开放新的出发。在今昔的对比中，人们惊讶于30年创造出奇迹。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到2000年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不少人抱有怀疑的态度。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发展比预期的还要快。在30年里，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

33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从3645亿元，达到39万亿元，世界排名从第13位上升到第2位。今天的中国人用5天的时间就能创造出1978年一年的经济总量。

33年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增长超过100倍，从世界第23位上升到第3位。今天一个内陆省份内蒙古自治区年对外贸易额就超过1978年全国的贸易总额。33年间，中国外汇储备从1亿多美元，增长到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

大突破、大跨越、大发展，让中国人为之自豪，让世界为之瞠目。

对外开放33年结出了累累硕果。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发动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从1%上升到5%以上，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约8%。中国的发展为国际资本提供了广阔市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在大幅增长。

毋庸讳言，开放必然面临风险。但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勇敢地投身到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把握机遇，规避风险，才能创造更加光明的前途。

中国同时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历史上，即使我们处于实力第一的地位，我们都没有任何的向外扩张之举；中国又是联合国的缔造国之一，中国在促进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以谋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在睦邻关系上，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中国始终以友好态度和周边国家交往；在国际事务上，中国本着促和平谋发展的宗旨，认真地行使着常任理事国的权力„„中国一向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文化中“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历来为中国人推崇, 温家宝总理在阐述和平崛起的要义时就曾强调：“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从这一席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平崛起的诚心和决心。

和平崛起的方式和目的决定了中国崛起不会影响世界的和平进程。中国的崛起的基础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改革开放,而不是牺牲别国的利益。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一直是自力更生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因为中国政府清楚地知道过分地依赖别人只会使我们的经济处于被动状态,甚至丧失经济

主权。另外,中国崛起的目的不是为了称霸,而是为了实现自己国家人民的小康生活目标,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中国是充分利用和平环境来谋得发展,并以发展保证和平。

所以中国在自己的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不断地努力，不断的前进，同时也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肯定。

举办奥运会，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在改革开放步入而立之年，百年圆梦的时刻终于到来。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2008年8月8日晚，在29届奥运会开幕式上，9岁女孩林妙可置身近10万人的鸟巢，用轻柔婉转的声音，唱出每个中国人心里的歌声，让人热泪盈眶。

一如这歌声所唱，改革开放拉开中国历史变革的大幕，由此中国开始了从封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历程。多年来的风雨兼程，有过挫折和磨难，但进程不可逆转。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带来了民富国强，给人们以幸福、实惠，以及信心和希望。

回顾过去的成就，令人鼓舞；展望未来的发展，催人奋进。只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就一定能够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辉煌篇章！

第三篇：中日文化差异之——中国之孝道

在隋唐时期，日本派出大批量学者和僧侣前来中国，大规模地学习中国的工艺、文化及律令制度。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对日本文化的深远影响，中日文化间的大同之处不言而喻，众所周知。既然如此，我也不必多言，下面就我个人认识及理解而言，简单从两方面来谈一下，在同样的儒家文化和佛教思想影响下，两个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差异。

在中国有这样一句老话，叫作“忠孝不能两全”。忠，即是对国家，对君主尽忠；孝，即是对父母，对家族尽亲尽孝。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就是指在尽忠和尽孝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冲突，二者不可得兼，取舍之间进退两难的为难境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日本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因而各种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

在日本，从《武士道》到《菊花与刀》，无不显示出日本人的高度忠诚。日本人在面对忠孝不能两全问题时，他们几乎会毫不犹豫地尽忠天皇，尽忠国家。当然，他们在对天皇尽忠的同时，会考虑到避免对家族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者尽量把对家族的“孝”带来的伤害减小到最低；如果实在不可避免，无可逃避的情况下，那么只能也是毫不犹豫地做出效忠天皇的举动，然后以自杀的方式来向家族的人谢罪。足以见得，日本人对“忠”的义无反顾和高度执着的使命感。

然而在中国，对“忠”的程度就会受到“孝”的不同程度影响，而远不及日本人的高度忠诚。当然，在中国不乏有岳飞、杨家将、文天祥和屈原等等一些精忠报国，宁死不屈的忠烈之士。但是，他们似乎都是建立在“孝”的前提基础之上：比如岳飞，早年母亲在其背上刺字精忠报国，岳飞之作为也是为“尽孝”而尽忠的。再看杨家将，也同样如此。再想想文天祥和屈原之类的文人，他们之所以能坐到那个宰相之位，当初寒窗苦读多年，其最初意愿也是为光宗耀祖。由此足以见得，中国自古以来，尽孝优先于尽忠。

从他们的事例来看，不是说中国人不尽忠，而是对于一个不值得尽忠的主子，没有对尽忠的必要。即使尽忠了也是枉费牺牲，因为他们的牺牲既不能为他们的家庭换来幸福，也不能挽救他们的国家。这样来看，他们为尽忠而牺牲了自己，牺牲了家庭和家族的一个顶梁支柱，家人陷入更深的困境；他们自己死后依然无法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人们百姓，在九泉之下亦死不瞑目。尽忠本为国家民族之大义，但是缺乏审时度势，没有从长远来看，没有掌握形势的发展规律恪尽职守地尽忠，那亦是枉然。实践证明：中国人不是偏向于尽孝，而是没有“尽忠”发展的生命力。

深入分析，上述几人有忧国忧民之忠心义胆，虽说得以名垂千载，但对其当时的本人及家庭家族而言无疑是痛苦无比的。一方面让是没有生命力的苦苦追求，甚至以身殉职；另一方面是家人的极度痛苦和悲哀，这样的双重压力，可能是双重遗憾，还叫后人如何舍小家顾大家？给人的深刻教训：显然是明哲保身，保住家庭家族来得更实惠，必然会尽孝优先于尽忠。

无形中，尽孝的习俗在不成文规定下成了人所皆知的传统。很多人之所以奋发图强，就是希望给家人带来幸福，而他们成功的程度不同，也就带来不同程度不同范围的幸福。一个小商人赚了一点钱，可以给家人带来富裕；当他发展壮大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带动整个家族的致富；当他的事业再次不断蓬勃发展的时候，就有可能会给邻居或是整个村庄的人共同致富；如此类推，随着他事业功名的不断壮大，也就会给整个乡镇，给真个县城，甚至给整个省带来腾飞。从为家人、家族到家乡，这一切的成功都是在为一个尽孝，也都是为一个光宗耀祖。

虽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一个家庭都顾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社会也就好了，但是当这样尽孝思想过度偏重，而且形成过度偏重，恶性攀比的风气的时候，这就不得不引以重视了。在当今社会，像上面所说为家人家族家乡不断发展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新闻：

有一人生意越做越大，给家人家族家乡做了很大贡献。他自己出资为村里修建了体育健身设备设施，修通了从县城直通村里的公路，乡亲们都夸他是大好人大善人。他可算是村里的大孝子，也算是功成名就。突然有一天，就是这个“大善人”被带上了警车。后来村民们才得知，原来他经营的企业涉嫌非法集资，坑骗受害者达数万人，已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可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在村里的名声和地位，因为他没有欺骗自己村人，自己乡镇人，从不向他们借一分钱，而且为他们做了很多好事，很多善事，他依然是村民心中的活菩萨。

既然所有乡里乡亲的邻居都说他是好人，那他怎么就变成一个坏人了呢？怎么就被抓了呢？原因很简单，不管是对家人家族还是家乡的，他为了自己尽孝，从而去伤害了更多不是家乡的人，这样的尽孝当然是自私的，为了自私的利益而去损人利己，这也当然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其实这就是在忠孝不可两全之下，过度追求于个人之孝，盲目追求光宗耀祖和贪图面子上的虚荣。不知从何时起，尽孝成了为满足自己家人家族的自私自利行为。

为了得到心理和面子上更大的满足，就会有可能顾不上尽忠，或者是在尽量尽忠，很自然就会对需要尽孝及需要尽忠的人以外的不负责。由于利益的驱动，再加上心理的抗拒力不够稳固，很容易就走上了贪污犯罪的不归路。在情不自禁中坠入犯罪深渊，更在不得以时就拉帮结派，把自己贪欲均分于自己的家庭家族家乡的势力范围，既可以堵住身边存在威胁的人的嘴，又可以壮大自己的势利。因此，尽孝又演变成了贪官污吏拉近距离的桌面语，成了拉帮结派的套近话。

从实践生活中来看，日本人很讲究尽忠，他们一见面，有可能讨论的是对天皇尽忠的方式和尽忠程度的话题；而中国人一见面，首要要问可能就是看看是跟自己沾上亲戚，沾不上亲戚就看能否沾上老乡，如果连老乡还沾不上就会说对方故乡是自己向往已久之地，总之就会找话题套近乎。在这样人情社会里，只有人情上的亲和孝才能得到理解和认可，才能左右逢源，也由此造成了贪污受贿，甚至形成规模的集团作恶，形成败落的不良不正之风。

想起身边的一个朋友说：爸妈为自己辛苦操劳了一辈子，供养自己从小学到大学研究生，等我赚钱了一定要好好善待他们。爸妈最大的愿望就是旅游，我要带他们去全国各地旅游，甚至周游世界。可是静下来仔细想想：任何一个正常工作的人的正常工作，根本不可能有那些富余财富去如此奢侈挥洒。明知道不可能，朋友为什么还要如此执着地坚持己见呢？原因就是有人已经这样做了，作为永不服输的朋友一定会想，别人能做到的事也一定能够做到。很多当年向他这样想法的人，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迷失方向，在平时一贯反对贪污受贿，措辞严厉的他们，到那个时候，在不知不觉中有意无意地收受了别人的礼亲。

就是这样的孝亲，让那些原本志存高远，精忠报国的人，在走到了那个人人憎恨的贪官的位臵之后，也变得同样的令人憎恨。想必这也是我国贪污成风，久治而无法根除的重要原因吧！因此，对于一直以来的“孝”，我们似乎得有一个较为公正客观的重先认识。

第四篇：论中国近代史之抗日战争

论中国近代史之抗日战争

摘要：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雪洗了中华民族百年来同侵略者屡战屡败的耻辱，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转折点，分析日本发动战争的原因以及中国抗战胜利的原因，有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的因素。关键词：九一八事变 伟大复兴 团结抗战 解放战争

一、抗日战争的开始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

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从卢沟桥事变到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部署。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动员几乎全部军事力量，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向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发起战略进攻。日军相继占领了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一大批城市。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本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占领2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这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彻底垮台。日本法西斯企图继续顽抗，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相互配合的对日作战的坚决打击。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终站诏书。日本侵华战争最终遭到彻底失败。回顾这段屈辱的历史，不断重新挑起我们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愤恨与不满。卢沟桥，九一八，毒气战，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在这里我并不是想再次掀起中日之间的仇恨，而是不想再让贪婪无厌侵略者得逞，不想让我们的下一代重蹈覆辙„„“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欲灭其国，必去其史！”“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每每想到这些有关历史的名言警句，内心就无比激动！伟大的教育学家培根也说过“读史使人明智”。

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即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又发布一系列文告，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的自卫战争。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参加和推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以及东北党组织先后选派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中共满洲省委及各级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力量。东北抗联同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就是一二九运动。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1．敌人自身

日本侵华的方针是“企图征服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错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都是它的基本国策，日本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它目睹了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国家而致富，所以它要踵起效尤。殊不知日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时至二十世纪中叶，全球所有被压迫民族独立图存的风气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已日益微弱，继起的日本焉能后来居上？所以日本开明人士说：“日本侵略中国，无异于吞下了一颗定时炸弹”。2．眼光短浅，胸襟狭隘

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浅，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大志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它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有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是土肥原板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是前竟不知道，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好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侵华战争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魄力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必行时，日本又不愿意倾全国之兵来犯，只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是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域广阔，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进中国，正如把酱油滴进水里，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了，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一滴一滴的，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3．能源短缺，珍珠港事件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严重缺乏，国内生产生活所用的原料主要靠从别国进口，这种状况不利于战略防备更不用说进攻了，粮食、石油等是关系一个国家战略独立自主地位的重要的战略资源，如果这种资源严重不能自给自足的话，一旦国际局势突变，别国切断其资源进口渠道，这个国家将会很快因资源不足而垮掉。日本就是属于这种类型。这就决定了日本不可能来进行大规模的长时间的对外战争，它的战争缺乏长期的不断地物质资源做保证，尤其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等方面停止了对其包括石油等战略物资方面的支援也加速了日本的崩溃。

4．国际形势高举反日联盟大旗

日本的所作所为是侵犯别国的主权、人权、领土权等的行为，给她们自己以及世界人民带来了生命财产等各方面的损失与灾难。它所进行的战争是野蛮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曾做过透彻的分析：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它不能冒险战争，还使它濒临崩溃。

事实证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在国际上失道寡助，其行为必然会得到世界人民的反对，在国际上必然会处于孤立的地位，而且会受到反对，中、法、苏、美、英结成联盟反日就是明证。

以上分析的都是外部因素，真正我们取胜的关键还是我们内部抗战的主力中国共产党。5．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到中华民族的抗战

1）中国共产党是抗战力量的中流砥柱，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和建立，到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从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到毛泽东《论持久战》指明抗战前途；从坚持斗争力求巩固统一战线，到抓住国际国内有利时机及时反攻胜利，都突出了中共在抗战胜利中的关键作用。

2）全民族的抗战：抗日战争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民族的凝聚力。从敌后战场到正面战场，从国统区到沦陷区。从国内社会各阶层到国外华侨，从汉族到少数民族都充分体现了全民族抗战的特点。两大战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最终取得了抗战胜利。

3）抗日战争是正义性的反侵略战争，是中华民族革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两重性质的进步和正义的战争，因此得道多助，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法西斯各国的支持下，建立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它的形成与作战也决定了二战的胜利，苏美对日作战也给予了抗战胜利的有力配合。

三、抗日战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对中国的一系列侵略战争，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把独立自主的、封建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长期英勇不屈的斗争。但是，这些英勇的革命斗争最后都在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战。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整个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同敌人血战到底。最后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这一胜利，结束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屡遭失败，备受屈辱的历史，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这一胜利，创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的光辉典范，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

四、抗日战争之我见

硝烟早已远去，但战争留给我们的创伤至今仍未平复。今天我们原谅了日本之前的种种恶行，但原谅并不代表着忘记、否认侵略中国的罪行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势力日益抬头，对华政策越来越硬化„„难道你们日本人忘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吗，又或者还想再来一场世界大战？中国人民已不再软弱，我们誓死捍卫历史，让真相长存。谁还敢挑衅，我们势必坚决还击。还有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油气田问题、遗留毒气弹问题，你们一再触及中国的底线，请相信，中国人民决不会妥协，中国政府绝不会放弃，希望中国人记住：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身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员，我既感到无限的光荣，也感受到沉重的压力，在日益严重的世界大环境底下，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着，当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义无反顾地站出来。

第五篇：论网络民意调查的政治作用

论网络民意调查的政治作用

摘要:网络民意调查是民意调查的发展趋势,在我国,网络民意调查刚刚起步但发展迅速。网络民意调查具有自身的特点及独特优势,其政治作用日益凸显。网络民意调查延续并强化了传统民意调查的基本功能,推动了政府与公众的主动沟通,保障了公众的话语权;提高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监督政府的能力,对政府行为的制约越来越大;网络民意调查呈现了公众期望和政府实际作为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能诱发请愿式或抗议性的网络政治动员。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网络民意调查在政治实践中的问题,以更好地发挥其对民主政治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网络民意;网络民意调查;网络政治动员

前言

民意调查是公认的测量民意的最直接最客观的工具之一,它与民主政治相生相伴。民意研究专家曼德森(Harold Mendelsohn)认为,所谓的“新政治”就是民意调查、电脑和电视三者交互运作之下的产物[1 ] ,民意调查借助于互联网发展而形成的网络民意调查被认为是未来最具潜力的调查方式。在中国,网络民意调查刚刚起步但发展迅速,不过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问题。网络民意调查越来越普遍地为中国社会所认识和接受,对中国的公民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网络民意调查的内涵

网络民意调查,简称网络民调,是指一定的行为主体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平台,利用网络问卷或网络互动交流组等多媒体载体,在互联网空间内迅速、准确地收集网民/ 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意见和态度,并加以整理,以此为政府或者相关单位决策或研究提供依据和参照的过程与行为。

网民对于当前热点问题的观点具有普遍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够反映公众的观点,一般会取得比较好的调查结果[2 ]。诚然,对于那些以一般公众为对象的网络调查来说,覆盖误差是其目前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凯耶和约翰森认为,网络尚未全面普及时,相对保险的方式是将网络调查的研究母体限制于网络人口,避免过度推论至全国大众[3 ]。规范的网络民调都将目标总体限制在网民群体上,谨慎地注明其结论是“网民”意见,并没简单地将其推论为“公众”意见。

根据网络民调主体的不同,我国网络民调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府网络民调,政府在自己的门户网站围绕公共事务或者公共政策,开展民意调查,具有较强的官方色彩。二是媒体网络民调,传统媒体、门户网站单独或者联合围绕热点问题以“新闻/ 专题新闻+ 问卷”方式展开的即时网络民调。在中国,很多调查是由媒体来担当的,这使得调查更容易成为公众话题,充满公共性。三是独立网络民调,学术性或独立的民调机构实施的或受委托进行的民调,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

二、网络民意调查的特点及优势

2.1 网络民意调查具有便捷性和高参与性,能够经常性地围绕热点问题实施即时调查

任何一项民意调查都需要考虑调查的各种成本和是否能搜集到足够的样本。传统民意调查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去完成问卷的印制、发放、回收和录入,且周期比较长。而门户网站一般都在第一时间内围绕刚发生的事件,设计并上传网络问卷,吸引网民点击。受访者完成问卷之后点击提交,系统自动完成数据传输、甄别、统计,民调结论可以即时显现。网络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要是在调查期限内,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的网民都可以参与网络民调。现在我国大型门户网站或主流媒体对于热点问题的网络民调,在很短的时间内参与者都可以达到上千人、数万人,甚至百万人。2008 年11 月26 日,燃油税费改革方案向社会征求意见。次日下午《中国青年报》和新浪网就联合开展了“征收燃油税对谁影响最大”的调查,8 313 人参加了投票。

2.2 网络民意调查具有过程的匿名性和互动性,能够全面而客观地获得网民的意愿和态度

社会情境线索理论认为现实人际互动中充满了各种社会情境线索,如个人的职位、表情、语调、工作环境等,这些情境线索都会影响到受访者填写问卷的心理和行为。传统调查方式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受访者的填答心理。就心理受影响程度而言,面访最大,电话访问次之,邮寄访问最小。网络民调属于自愿性自填式的问卷,访问者与受访者没有面对面的接触,从而减少作答情境对受访者的影响。网络的匿名性更足以使受访者减少作答时的顾虑,从而得到较为真实的答案。传统民调中受访者只能在问卷设置的范围内作答。而在网络调查中,既有投票区,又有留言区;既有设定选题,又有网民自设选题。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有较强的交互性,这正是网络调查的最大优势所在[4 ]。一方面,受访者可以及时地就问卷设计出现的问题和缺陷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减少因问卷设计不合理而导致调查结论出现偏差;另一方面,受访者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些网络问卷忽视了或者有意回避了某些问题,网民也可以在留言区添加这些问题或引入其他网络民调来反映自己的真实意愿。如在2007 年“法定节假日调整草案”的网络调查中,以“取消五一黄金周”为前提来设置网上问卷,就有65 万网民纷纷参加同期的另一项网络民调, 结果显示47173 %的投票者反对取消五一黄金周。

2.3 网络民意调查具有主题的针对性和结果的公开性,能够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

当前中国的网络民调大部分是以“新闻/ 专题新闻+ 问卷”的形式进行的。网民在门户网站点击比较感兴趣或关注的新闻时,会发现该新闻附带一个与该新闻主题密切相关的民调问卷,并邀请访问者参与。这类民调一方面通过主题新闻把对网络民调主题真正感兴趣的网民吸引过来,因为网民在浏览前并不知道有此民调,他参与调查也是出于对该新闻主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主题新闻对民调也起到了认知铺垫的作用。如在新浪专题“燃油费即将开征”里,网民可以通过浏览专题页面上的“燃油费的由来”、“燃油费改革意见”、“燃油费改革之争”等链接全面地了解燃油费改革方案,然后参与调查。在2008 年12 月16 日,新浪网通过《法制日报》公布了燃油税费改革的调查结果。在传统民调中,“一个关键的问题,一直以来,重要民意调查结果在大众传媒上公开发表的很少,尤其是在涉及到政治问题的时候。只有一些正面的民意调查资料能够在报纸上公开发表”[5 ]。与传统民调结果的选择性公开或者不公开相比,网络调查的结果是开放的、共享的。网民在参与过程中,只要点击“查看”,即可看到阶段性的调查结果。大型网络民调终止时,其结论一般都作为二次新闻向社会公开。调查结果的整理包装和适时发布是网络调查的关键环节之一,网络民调结论经过媒体包装,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和新闻,受到了网民和传统媒体的关注。

三、网络民意调查的政治作用和影响

民意调查具有促进民主发展和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性功能。网络民意调查借助互联网强大的综合支撑能力和快速传播扩散功能,不仅强化并拓展传统民调的功能,而且其衍生的新的政治作用与影响愈发凸显。

3.1 网络民意调查推动了政府与公众的主动沟通,保障了公众的话语权

现代社会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政府不得不处理更多具有争议性的项目,而且影响到更大范围的公众。近年来诸多网络问政事件的警示,使政府逐渐意识到在网络时代主动同公众沟通、掌握真实民意的极端重要性。如果民意渠道畅通,政府完全可以通过体制内的代议渠道、大众传媒的议程渠道充分而有效地察民意集民智。然而现实社会里民意输入的制度化渠道存在着部分失灵,网络民调被推到了公共沟通的前台。我国最先经常性地进行网络民调的是传媒业和商业性民调机构,政府现已开始采用之,特别是在政策活动高峰期。每年两会期间,政府通过各大门户网站开展“两会热点问题调查”,不少公众话题经由网络民调的聚合而进入公共议程。体制化参与和协商的“两会政治”毕竟是短暂的,在常态的“日常政治”中,公众话语权似乎遭遇着政府和精英的挤压而进入休眠期,公众很难对公共决策施加直接而有力的影响。缺少民意支撑和忽视民意体验的政府意志和专家意见,无论出于怎样的初衷和考虑,其结果往往都难以经受起效益、效率、充分性、公平性、回应性、适宜性等标准的检验。在公共事务中,民主的决定不是“为政治共同体做出”,而是“由政治共同体做出”,人民才是“最终的决定者”。网络民调以其操作的便捷性,调查对象的广泛性,调查内容的开放性,调查过程的匿名性、透明性、互动性,保证了公众话语权和民意的原生态性,减少民意被人为过滤与操纵,从而为政府意志、专家意见和公众意愿提供了一个交锋、融合的平台。因此,在日常政治中网络民调的优势就显得更加突出与直接———它能使公众在不可能实现普遍直接参与的情况下,仍能实现普遍参与。

3.2 网络民意调查提高了公众监督政府的力度,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

民意调查完全可以成为人民参与决策、民主监督、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一条有效途径[6 ]。民意调查现已从一种消极的,仅为测验民意的工具演变为积极的力量,直接影响政治目标,引导政府官员的行为与政策制定[7 ]。在网络社会里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和强劲。托夫勒(Alvin Toffler)认为,在信息社会里,政治发生了层次转移,政治层次上移和下移同时进行。在各地都会有地方、区域、国家、国际层次的“权力转移”[8 ]。地方层次的公共事务和政府行为,经由互联网的聚焦和放大,可以“转移”到国家甚至是世界层次,这些公共事务不再仅仅由地方政府把持和本地公民参与,而同时受到本地以外的力量和因素的影响,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理念和方式不仅要符合地方传统和地方利益,而且要受到更高层次的政治规则和更为普遍的公共利益的约束。在网络民调中,事件之外的投票者对于事件的投票和监督更加客观、更加有力。2008 年9 月11 日新浪网关于“淮安南北地理分界标志工程”民调显示:参与投票者156 926 人次,反对者占93157 %;或许当地政府可以动员当地公民支持这个工程,但却无法逃脱全国范围内的广泛的质疑和批判。网络民调赋予了网民在公共事务上的“集体否决权”,可以说“网络民意调查正在成为制约公共政策的主要途径和工具。网络使民意对公共政策的制约更具备了直接性、时效性、经济性、大样本性等特点”[9 ]。

3.3 网络民意调查呈现了公众期望和政府作为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能诱发请愿式或抗议性网络政治动员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把政治理想与政治体制、政治承诺与政治事实的差距称之为“裂痕”。每当人们热情高涨地信奉政治价值,明确认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裂痕,力图重构体制与实践使其真正代表这些理想时,就会产生改革的冲动[10 ]。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公众的民主、平等、权利冲动正在复苏,互联网似乎正把公众带入政治信念激情期,人们对权力集中和滥用的关注范围和程度不断提高。网络民调的门槛很低,在不远的未来,任何一个网民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网络民调,而且很可能得到少则上千多则数十万的网民反馈。目前有相当多的网络民调结果显示,公众对某些政府决策或政府行为的反对态度占压倒性的多数,这时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和政府的实际作为之间的“裂痕”就被“量化”出来了。民意调查依赖数学的力量而不是个人的主观判断和推测,清晰而客观地呈现出这些“裂痕”,而且这种数据化的“裂痕”在网络时代可以绕过政府的控制,经常性和持续性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这正是问题的严重之处。网络民调是呈现裂痕的利器,网络是传播裂痕的载体,二者的结合,增强了挑战者向公众传播“事实”,表达义愤的能力,将少数人的道德义愤转化为多数人的公愤。当挑战者用这些裂痕足以引燃不断积累的普遍不满时,请愿式或抗议性的网络政治动员就会出现,其表现为网络揭丑、网络曝光、征集网络签名、号召人们在现实社会中采取行动等,这可能冲击政治秩序与社会稳定。

四、制约网络民意调查政治作用有效发挥的因素及对策

4.1 制约网络民意调查政治作用有效发挥的因素

(1)网络民意调查的设计和操作过于简单化和不规范。首先,我国目前很多网络民调问卷设计得非常简单,题目一般都是1～3 个,题目回答选项一般是“赞成”、“反对”、“不知道”或者“无所谓”,缺少对问题全面的反映和对网民态度背后原因的发掘,更缺少对解决问题可能性措施的探讨。其次,很多问卷都没有关于受访者的样本背景特征的题目,如受访者的年龄、职业、地区等,这样无法根据样本特征判断民调结论的科学性和代表性。再次,网络问卷没有注明网络民调的起止时间,使人们无法判断民调的数据是调查过程中的即时数据还是最终数据。

4.2 网络民意调查的动机受到质疑,有试图操纵民意的迹象。民意调查的科学目的在于全面而客观地搜集真实的民意。但有些民调预设调查结论,调查只不过是要证明之。民调的动机似乎是为政府决策的“合理性”寻找“民意支撑”。为此甚至不惜“修正”、歪曲民意。有网络评论认为节假日调整的问卷调查不过是为了走个“民意支持”的过场,问卷本身在放大节假日调整的优点,自然会得到“全国人民都支持”的结论。围绕备受质疑的“中华文化标志城”,2008 年3 月25 日的两份网络民调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腾讯网调查显示:共有16 861 人参与投票, 14 336 人选择了“反对”,占85102 %。而大地杂志社与人民网的联合调查则显示:有312 337 人参与调查,选择“支持”的共261 669 人,占83178 %。后经大地杂志网络工程师分析发现,网络调查遭遇人为恶意刷票, IP来源指向山东某地。

4.3 网络民意调查的结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民意调查比其他各种民意表达渠道都显示了特有的客观性、普遍性、确切性和科学性,民调结果经由媒体公布后是政府实施和调整行为与政策的重要参考。威尔逊(Woodrow Willson)认为公共舆论对于精英的冒险行为可以起到一个刹车的作用,使政策制定者由于害怕失去大众支持而不去走极端[11 ]。然而,我国的网络民调结果往往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节假日调整”的网络民调进行过程中,就有起草专家声称“方案预计不会再有大的变动”。结果方案最终定稿和草案完全一致,网络民调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在“2008年北京市私家车限行”案例中,人民网调查显示9311 %的网友认为“私车限行应提交人大审议通过后执行”。但北京市政府并没有提交人大审议,而直接通过发布行政命令的方式执行了该政策。

4.4 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网络民意调查政治作用的有效发挥

(1)科学设计网络问卷,提高网络民意调查的质量。调查问卷的科学设计是提高数据质量的保证。第一,网络问卷应“面向受访者”,能够有较高的反馈率。迪尔曼(Dillmon)提出了著名的“网络问卷的友好反馈界面设计”三原则———技术兼容性原则、操作方便性原则、混合应用性原则(问卷能适用于网络调查和传统调查)[12 ]。面向受访者还要求,问卷要有关于受访者样本特征的选项,由受访者自主决定是否填写。第二,网络问卷应“面向问题”,能够有较高的效度。问卷内容既要“够用”又要“简洁”。问卷的题目要够用,能够测量出受访者对问题的真实反映;题目又不宜过多,过多可能导致受访者拒答或者中途退出。如果问卷内容较多,可将问卷按其内容或问题的深度分成几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部分,让受访者自愿选择完成。第三,网络问卷附带必要的说明,能够减少受访者的疑虑。如调查的起止时间、隐私保护声明等。

(2)大力发展独立的民调机构,提高网络民意调查的客观性。民意调查是联结政府和公众的中间渠道,这要求民调机构有超脱性、独立性,减少来自权力的压力和影响,保证调查结果的客观和真实性。美国政府并不自行进行民意调查,它通常委托私营民意调查机构或学术基地中的调研机构进行民意调查。我国现存的民调机构大多设在政府统计部门内部,具有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性质。因此要培育更多的民间的独立民调机构。非官方的民调机构受经费所限,倾向采用低成本的网络民调,他们拥有精通网络技术和调查统计技术的专业人才,善于引进先进调查技术、软件和科学的调查方法,能够紧跟网络民调的前沿。同时由于缺少像官方民调机构那样自上而下的体系依托,独立民调机构更愿与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合作,以便实施调查和发表民调结果,提高知名度。

(3)规范网络民意调查结论的发布,推进政府对网络民意调查的回应。1960 年公布的《美国民意协会职业道德和实践准则》规定了有关民调结论“最低限度的披露”的八项具体标准:调查的赞助者、调查日期、调查方式、调查目标总体、样本大小、指出允许的抽样误差数、各相关问题的措辞用语、结论所依据的各项百分比。由于我国网络民调处于起步阶段,调查结果的公布还很不完整,有时候只是仅仅提到几个百分比而已,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网络民调结论的可信度。因此应尽快建立民调行业规范,推进民意调查规范化发展。民主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权力来源于人民,经由公民认同的政府和政府行为才具有合法性。经过网络民调的提取,网络民意的集合点清晰而集中,民意的态度倾向也非常明显,政府应该而且有责任对网络民调结果作出相应的回应。国外政府很少会对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民调结果置之不理。克林顿对民调的回应是这样的:民调数据若在40 %以下不会被采用,50 %有可能考虑,如果达到60 %～70 %很可能会好好考虑[13 ]。对于绝大多数网民赞成的创意,政府可以认真考虑是否应纳入议程;对于绝大多数网民不赞成的政府决策,政府应予以解释和说明,作出修改,甚至终止。

总之,网络时代是一个“融合时代”而非简单的“替代时代”。网络民调在整个民意渠道体系中不再仅是“补充”,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未来甚至会居主导地位,但是在短期内也不会取代体制内渠道、大众传媒渠道。当前最关键的是政府要基于三个渠道互补性基础上尝试着进行创造性融合性的运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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