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门“巨蠹”的人生悲剧(精简)

第一篇：国门“巨蠹”的人生悲剧(精简)

国门‚巨蠹‛的人生悲剧——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

长李培英贪污受贿案警示录

首都国际机场有着‚第一国门‛之称，而作为其‚掌门人‛的李培英也曾显赫一时。但2009年2月10日，对于李培英来说，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其死刑。李培英终于品尝了犹如剑锋悬头一般冰冷的毁灭之感。那时，这个曾对办案人员说‚把‘死有余辜’一词用在我身上也不过分‛的李培英，心中还留存‚侥幸逃过一死‛的念头。然而，7月6日上午山东省高院维持一审判决的判决，让李培英听到了死神的脚步声。8月7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李被执行死刑。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丧钟为腐败分子而鸣，警钟给领导干部敲响。

李培英走上贪污受贿的不归路，教训深刻而惨痛。

翻开李培英的履历，他1950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广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68年中学毕业后当兵，1969年成为我国较早的一批飞行学员中的一员，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8年民航体制改革，李培英被分配到了首都国际机场。由于工作出色，不久，李培英便当上了机场公安分局的局长。先后出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集团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02年12月任首都机场集团总经理、党组书记（后改任党 组成员）；2007年1月任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纵观李培英的成长轨迹，应当说他出身贫寒，有一个苦难的童年；曾经勤奋工作，有一个奋斗的青年；曾经事业有成，有一个辉煌的成年；最终却走向了堕落，以悲剧的晚年收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培英的蜕变，是他长期以来放松学习，忽视主观世界改造的必然结果。随着职务的提升，李培英并没有加强学习，反而终日忙于各种应酬，把学习完全当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在首都机场集团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李培英的学习笔记只有短短的一页。正如李培英自己所说：‚学来的东西基本上都装到了‘手电筒’里，去照别人的多了，很少用来照自己。‛学习越来越少，自我要求越来越松，直接导致了他信仰褪色，精神空虚，逐渐成为热衷于寻求刺激，沉湎于赌博不能自拔的赌徒。为了偿还欠下的巨额赌债，他把目光投向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贪污公款、收受贿赂。从最初一次收受几十万发展成后来一次收受上千万，从最初的推让客气、犹豫再三到后来明目张胆、大肆索贿，就这样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李培英留下的教训值得人们深思和汲取。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加强世界观改造，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李培英是一个有着38 年党龄，从战士、飞行学员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国有大型企业领导干部。随着职务的升迁，特别是担任机场集团主要领导后，放松了学习和世界观改造，自甘堕落，直至发展到大肆贪污受贿。李培英案件再次说明，领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如果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作违法犯罪、谋取私利的手段，必然遭受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的可悲下场。

……

悲剧不应重演，悲剧也不能再重演！

丧钟为腐败分子而鸣，警钟给领导干部敲响。

第二篇：丁玲的悲剧人生

丁玲的悲剧人生

丁玲晚年言行偏左。是因为她档案里一直有“污点”

1979年，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贺敬之去周扬家拜访周扬，期间，两人谈到丁玲。周扬对贺敬之说：“丁玲的女儿蒋祖慧来，我对她说：你妈妈的右派问题和反党集团问题应当平反。另外过去说她两个‘点’――疑点和污点――疑点已经消除了，污点是有的，不能动。”周扬对贺敬之解释说：“疑点是指丁玲来延安是否接受国民党的指派，污点是指她与叛变后做了特务的冯达在莫干山依然长时间同居并受到国民党保护是变节行为。”

周扬这番话对一半错一半。当时，在丁玲的档案中，她的“污点”确实存在，但这污点不是与冯达同居(这一点中央早有结论)，而是她为摆脱国民党软禁，曾给国民党写过一份申明，大意如下：“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

丁玲到延安后，康生曾在党校中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康生是1938年说这话的，丁玲1940年才听到。气愤之下，丁玲去找毛泽东，责问康生有什么根据说她是“叛徒”，她要求中央审查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做出书面结论。毛泽东听了丁玲的陈述，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于是丁玲写信给陈云，要求中央给自己一个结论。中央便委托任弼时对丁玲进行调查。1940年，中央组织部作出《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对丁玲做出如下评价：“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的经过以后，认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当的。虽然如此，但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1943年，延安进行大规模的审干、抢救运动，期间，丁玲在整风中写的一份材料里，向组织交代了此前未曾透露的新情况，也就是前文提及的那个申明信：“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这个条子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然而，在一个斗争之弦绷得过紧的年代，丁玲为这个“声明”吃尽了苦头，而她的对手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条子，予丁玲以沉重打击。1984年，中央组织部对丁玲问题彻底平反后，老对手周扬仍抓住这一点，说丁玲污点还在。

由于丁玲交代了她曾给国民党写过这样一个条子，延安对丁玲的那段历史又作了新的调查。最终形成一个初步结论《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这份结论认为，丁玲写的那个字条，应为“悔过书”：

“(丁玲)所写字样的内容，不是明确的以共产党人的面目写的反共自首书。我们认为丁玲写给国民党的‘纸条’，其实质是悔过书。

丁玲于1933年5月被捕后，写了悔过书的字条，并在南京居留时间中与冯达同居；表现了政治上消极，失了气节，同国民党表示了屈服；其后在新的革命高潮影响下，于1936年又回到革命阵营中来的经过情形，有材料可以证明没有国民党派遣的嫌疑。但在这时期思想上的严重毛病是否受到国民党逮捕后软化的影响，T玲同志应自己深刻反省。……丁玲来陕北后的工作中，是有一定成绩的，1942年所发表的几篇坏文章(如：《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是由于存在着对党不满情绪，以及思想上的错误。但，必须指出其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在人事关系上，对党外作家无原则迁就(如对萧军等)，以及宗派主义等等，是由于缺乏原则性，不是其他政治关系。”

虽然这个结论是初步的，且是中央党校作的。但中组部并未发文肯定或否认这个结论。所以后来，丁玲仍“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

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丁玲在南京被软禁的这段历史一再被提起，且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

1955年，丁玲、陈企霞被错误地作为“反党小集团”定案，对丁玲南京的那段历史又有了新的说法。

1956年的10月24日，经过讨论，最终形成了中宣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这个结论的最后虽认定“丁玲同志被捕后这一段历史已经审查清楚”，但将丁玲写纸条一事定性为“在敌人面前屈服”，“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让丁玲从此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

1958年1月19日，毛泽东正在南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收到《文艺报》编委一个报告，报告称：根据毛泽东指示，准备在报纸第2期组织一个特辑，总标题为《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毛泽东当即给几位主编写了批语，并对编者按进行了修改。

批语说：“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

对按语，毛泽东作了大刀阔斧的修改，修改后的按语气势磅礴，笔力千钧，充满了火药味和战斗力：

“再批判什么呢?主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伟人发话说“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中宣部对1956年10月24日所做的结论又作了修改，将丁玲写申明书重新定性为“政治上的自首变节行为”。

到了1975年，“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恐怕出于形势需要，对丁玲的批判再次

升级，新结论中出现了更为刺眼的内容：“丁玲是叛徒，其问题性质属敌我矛盾。”

1979年，丁玲复出，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的历史问题作了复查，形成《关于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这份报告只是撤销了1975年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却维持了中宣部1956年10月24日所作的《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好不容易，丁玲复出了，可以发表文章，自由活动了，但档案里有“污点”，心里有“石头”，她能舒坦吗?她能不心有余悸吗?在一篇文章里，丁玲坦承，她别无选择，只能带着这粗壮的“尾巴”活下去。

那段时间，丁玲小心翼翼，说话中规中矩，四平八稳，不敢越雷池半步，有时明显偏“左”，甚至上纲上线。于是，一生吃尽“左”的苦头的她，到了晚年，却被封为“红衣主教”，“80年代，当文艺界的右派一个个以饱蕴历史苍凉的力作竞相走红，而‘左’字成为举国上下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时，丁玲却又鬼使神差地被某些人封为‘左派’，在一种无形的舆论中被戴上‘正统’、‘保守’，甚至‘红衣主教’、‘棍子’之类的帽子”。

1982年9月，在列席中共十二大期间的一次发言中，丁玲慷慨陈词：

“党中央对于文艺战线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及时敲响了警钟，明确批评了领导上的软弱无力。在思想意识上的严重的敌情面前，在党中央的严肃批评面前，有的人能及时警惕，但也有一些负责同志放不下一贯正确的架子，从不在适当的场合写文章或讲话，作一点认真的具体的自我检查和必要的自我批评，而是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好像总有难言之隐，难于和中央完全一致。”

显然，丁玲这段话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也向老对手放了一支“冷箭”。

于是，有人很自然地把丁玲那段时间言行偏“左”，归结于她的意气用事，也就是故意和周扬唱反调。当周扬开始忏悔、认错，宣传创作自由，她丁玲就偏偏要高谈，共产党员即使饱受打击，历经磨难，也要无怨无悔，而且强调，创作不能无原则地自由，因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文艺就应该为政治服务。

丁玲晚年的言行，确有刻意和老对手周扬唱反调的因素，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的丁玲并未得到彻底的平反，她档案里还有“污点”，所以，她说话只能滴水不漏，行为不容有任何闪失。丁玲晚年言行的“左”，主要还是因为恐惧。这在她的日记和书信里有充分的表现：

“午睡时构思一短文，以一中学教员回乡务农，从他的生活中反映农村所受‘四人帮。’毒害之深为题材，用日记形式，仿《狂人日记》。真是数年不见，农村的面目全非、令人痛恨。但一觉醒来之后，又有些畏惧了，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

在给朋友的信里她也吐露了内心的忧虑：“这种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授人、授自己人以柄，为再来挨一顿棍棒做口实。……现在只就文艺来说局势复杂得迷人，简直叫人摸不清。……全国都有耳，小报告四处飞，我惹不起人。”

复出文坛后未获彻底平反，丁玲在公开场合总是不敢畅所欲言。不过，私底下，对熟人，丁玲却坦承主席晚年犯了错误，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席之所以晚年犯错误，是因为“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

她曾对共事多年的杨桂欣讲了两个毛主席的故事，并叮嘱对方，不能“马上写文章去发表”。两个故事如下：

(一)“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笔抄写他自己写过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毛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二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二)“另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聊天，他怀里正抱着一个小男孩。我们正聊着，小男-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然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竞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这首词，在反右派之前，我还记得清主要的句子，这么多年了，我忘了，经过那么多的折腾，现在我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这尽管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了：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会犯大错误，尤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大错误，不能不说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明明知道，老人家的头脑中有帝王思想，却不敢说，原因无他，就是怕。

直到1984年中组部为她彻底平反后，她内心的恐惧才完全消除。我相信此后的丁玲说话时，顾忌会少许多，可惜的是，老天留给她的时间已不多了。

彻底平反对丁玲来说，简直就是重获新生，她说：“当今年5月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到我家里来给我看了关于我的历史问题的通知的时候，我很自然流露出一句话来：我可以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很自然，我觉得现在再没有我担心的事情了，我轻松了。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我只想到这么一句。”

陷入整人和被整的残酷怪圈中

丁玲的一生充满坎坷，充满磨难，来自敌人的“明枪”让她心痛，来自“友朋”的“暗箭”令她心寒。这一辈子，她在大批判的漩涡里载浮载沉，无数次成为靶子，被迫“体验”万箭穿心的感觉。不过，丁玲一生数次受伤，但也伤人无数。一旦别人成为了靶子，她也会毫不犹豫“拿起笔作刀枪”，且招招致命，箭箭穿心。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经丁玲之手发表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上。不久，这篇文章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一道惹得中央高层震怒，被毛泽东点名批评。在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丁玲声色俱厉地说：

“王实味的思想问题，从这个座谈会的结果来看，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是一个动机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因此文艺界比对一切事都更须要有明确而肯定的态度，不是赞成便是反对，不准许有含糊或中立的态度。那么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我 说是揭发他的掩藏在马克思主义招牌下的托派思想，和他的反党的反阶级的活动，粉碎这种思想，打击王实味这人……并且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全要打击他，而且要打落水狗。”

这里，丁玲不仅给王实味扣上“反党”、“托派”等骇人的帽子，还警告了其他人：不许对王实味有哪怕一丝的同情，否则就是失去了严正的立场。

丁玲、王实味同样是因文惹祸，可谓“本是同根生”，而现在为了和王实味划清界限，她义无反顾“相煎何太急”了。其实两人当时都是落水者，而丁玲则试图踩着对方的肩膀爬上岸，够狠!被伟人点名批评，丁玲当然要找突围的路，但你哪能通过把别人的路堵死的方式来为自己找出路呢!

1951年8月25日，《文艺报》第四卷第八期发表了丁玲的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由于丁玲当时位居要津，是文坛的领军人物，所以这封信，使得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讨论升级为一场“运动”。

在公开信中，丁玲写道：

“你的作品，已经被一部分人当作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了。他们反对什么呢?那就是去年曾经听到一阵子的，说解放区的文艺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等的呼声中所反对的那些东西。至于拥护什么呢?那就是属于你的小说中所表现的和还不能完全包括在你的这篇小说之内的，一切属于你的作品的趣味，和更多的原来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这些东西，在前年文代会时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这两年来，他们正想复活，正在嚷叫，你的作品给他们以空隙，他们就借你的作品大发议论，大做文章。因此，这就不能说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一种坏味道来，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为了保卫人民的文艺，现实主义的文艺，在一种正常的情况下前进，因此陈涌同志有了对你的批评。这是非常好的。当然，陈涌同志很谨慎，他的确还没有击中你的要害，但跟着，许多读者也对你批评起来了，不管这些批评有没有说透彻，但热情地关心这些问题，这对于你，都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也更觉得有责任来发表点意见。”

丁玲这番话是暗藏“杀机”的，她说《我们夫妇之间》“不能说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一种坏味道来，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并且这种倾向还是“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现在，要通过萧也牧的作品“复活”。丁玲这番话，言辞虽铿锵有力，论述却蛮不讲理。抬出伟人的话，谁敢与其争锋?

在信的末尾，丁玲语气突变：“希望你老老实实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思索你创作上的缺点，到底在哪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那些属于你的读者，也会有些变化的，尤其是知识青年，他们很快就会丢开你，而且很快就会知道来批判你的。”

“批评”变成了“批判”，通信变成了教训，语言变成了棍子。萧也牧挨了这记闷棍，人生之路陡然转向。

王蒙说，丁玲的这篇公开信“消灭”了萧也牧，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考虑到当时的丁玲贵为《文艺报》主编，她的这封公开信确实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说此文拉开了批判萧也牧的大幕，决不为过。

至于丁玲为何突然以犀利言辞批判萧也牧，有人认为是江青“向丁玲提出《我们夫妇之间》有问题”的。秦兆阳在1978年2月22日给黄伊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萧也牧同志是最早受江青迫害的一位作家。大约是1950年，据《文艺报》编辑部透露出来的消息，当时是江青向丁玲提出《我们夫妇之间》有问题，《文艺报》才写文章批评的。当时江青就在文艺界搞些暗中活动，常到丁玲的住处多福巷串门，当然要挑拨是非。《夫妇之间》是解放后最早受批评挨棍子的一篇小说，也是江青最早搞罪恶活动的成果，从此也牧同志就永远不能抬头。究竟《夫妇之间》这篇小说有什么问题呢?我的记忆，丁玲当时在文艺报的批评文章，是说它‘虚伪’、‘小资’，据我的记忆。很值得重新考虑。即使是有缺点，也不应该为此上纲到骇人的程度。我希望，你们可以请冯牧同志或别的同志再看看过去的资料，把这个案子翻过来。”

由此可知，丁玲那篇公开信可能是奉命之作。她和老对手周扬一样，都有过“奉命整人”的劣迹。她奉命整了萧也牧，周扬奉命整了她。

不否认，丁玲是出于革命激情来批判那些曾经的同志的，然而，别人批判她不也是出于同样高昂的革命激情吗?

关于那个非常时期“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批判，作家徐光耀有这样的分析：

“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个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悬霸王鞭’的逆境，便很容易堕入下作不文之流，以致出现人格分裂，神志昏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乱的情况。特别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大家互相丑诋，互相撕咬，最无可奈何时，甚至互相欺诈，互相葬送。作家唐瑜说得好：‘整个国家像中世纪的罗马竞技场，奴隶扑杀奴隶，以供奴隶主取乐；奴隶扑杀奴隶，为求自己得以苟延残喘。’话虽苛苦，情形确是这样啊。”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

责任编辑：谢建平

第三篇：浅析贾宝玉的悲剧人生

浅析贾宝玉的人生悲剧

张彩绘

【摘要】：《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的顶峰杰作，是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长期艰辛劳动才留传下来的艺术珍品。小说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线索，展示了一个多重层次、又互相融合的悲剧世界。贾宝玉的人生悲剧，是由众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时代的震荡、家族的衰败、思想的深刻矛盾等，都是构成其悲剧形象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悲剧；贾宝玉；成因分析；悲剧意义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一部最优秀的文学巨著，是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长期艰辛劳动才留传下来的宝贵的艺术珍品。纵观小说始末，不管是小说情节还是小说中人物，大多都是以悲剧式结尾。有人说《红楼梦》这部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顶峰，小说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线索，赞美了自由爱情，描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矛盾生活，解释了封建社会由兴到衰的必然规律，但是展示的却又是一个多重层次、又互相融合的悲剧世界。

艺术的创作都是来源于真实生活，小说中主要人物贾宝玉的原形来源于曹雪芹，这是一种公认的观点，所以《红楼梦》的悲剧性和贾宝玉的悲剧人生大概也与作者曹雪芹的人生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贾宝玉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一个封建叛逆者的形象，性格“乖僻邪谬”，可以想象在正统封建思想的社会下，他的结局会怎样了。当然，贾宝玉的人生悲剧，是由众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

一、曹雪芹的人生遭遇对贾宝玉形象塑造的影响

经众多学者专家考证，曹雪芹祖籍辽阳，先世原是汉族，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人，其曾祖曹玺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玄烨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玄烨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玄烨宠信。玄烨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并住在曹家。曹寅病故，其子曹顒、曹頫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他们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此职达60年之久。曹雪芹自幼就是在这“秦淮风月”之地的“繁华”生活中长大的。雍正初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一系列打击。曹頫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罪名革职，家产抄没。曹頫下狱治罪，“枷号”一年有余。这时，曹雪芹随着全家迁回北京居住。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

另外，曹雪芹曾被匙空房三年，在这三年中写书《风月宝鉴》，据说是后来《红楼梦》的雏形，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和封建制度的残害,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他蔑视权贵，远离官场，过着贫困如洗的艰难日子。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

从曹雪芹的家世中可以知道，他出身于富有官宦家庭，但最终结果却是没有官职，流落街头，并且生活穷困，“满径蓬蒿”,“举家食粥”。可以说，曹雪芹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因此不免在塑造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时，贾宝玉的悲剧人生就已经定型了。正如书中的石头，宝玉的来源，传说女娲炼石补天时，单有一块未有，将其丢弃，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虽然出身不平凡，却也是不得起用之才，也是一种悲哀吧。在贾宝玉身上，曹雪芹寄托了自己对人生太多的困惑和矛盾。宝玉选择爱情还是婚姻的过程，也许就是曹雪芹选择理想还是现实的过程。随着贾家的衰败，最后一个并不高明但很有效力的掉包计帮助宝玉做出了最后的选择，其实这也就意味着曹雪芹在生活压迫下不得不做出选择。这也是人生的一种悲哀吧。

二、贾宝玉人物分析

贾宝玉作为荣国府嫡派子孙，出身不凡，又聪明灵秀，是贾氏家族寄予重望的继承人。但他的思想性格却使他背叛他的家庭，他的叛逆性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小说充分描写造成他的性格的生活环境和他的具体境遇的各方面特点，深刻揭示了他性格成长的主客观原因。一方面，以男子为中心的贵族社会是那样虚伪、丑恶和腐朽无能，使他因自己生为男子而感到终身遗憾；另一方面，少女们的纯洁美好又使他觉得只有和她们在一起才称心惬意。他也曾被送到家塾去读《四书》、《五经》，但家塾的内容和风气是那样的腐朽败坏，那些循着这个教育路线培养的老爷少爷们是那样的庸陋可憎，他对于封建教育的一套，在感情上就格格不入。他很少接触做官的父亲，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家长从小把他交给一群奶娘丫鬟。那些围绕着他，各以一颗纯真的心对待他的丫鬟，才是他的启蒙老师。丫鬟们的深挚纯洁、自由不羁的品格感染着他，她们由于社会地位所遭到的种种不幸也启发着他。在贾宝玉的直感生活里，她们和那些以世俗男性为主的居于中心统治地位的势力，在每一点上都形成鲜明的对照：天真和虚伪，善良和邪恶，美好和丑陋。贾宝玉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形成自己思想感情的爱憎倾向。

另外，贾宝玉是个半现实半意象化的人物。贾宝玉的性格特征就是警幻仙姑所说的：“天分中生成一端痴情。”他的“痴情”，不仅表现在对林黛玉的钟情，还表现在他对一切少女美丽与聪慧的赞赏，对她们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在大观园里，宝玉对女儿们关怀备至。如第三十回他看到龄官画蔷，就想到她“心里不知怎么煎熬呢？模样这么单薄，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忽然一阵雨来，他首先想到的是提醒龄官避雨而忘了自己也站在雨中，身上淋湿了都不知道。

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以“似傻如狂”、“行为乖张”的形式表现出来。“囫囵不可解”的疯话、呆话，带着点孩子气的可笑的行为。作品着力描写了他性格发展成长的历史，他生活在罪恶腐败的贵族环境里，不可避免地沾染着一些贵族公子的恶劣习气和腐朽观念，这些坏的东西和他性格中好的倾向并存着。但随着生活中他所见闻的重大事件给予的刺激和教育，随着他在卷入现实矛盾时精神上所受的挫折和打击，他的思想品格里一些腐朽恶劣的东西就慢慢减少了，清除了。例如书中所说，宝玉特别讨厌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可是全家人都竭力劝他、逼他去读经写文、谋取功名，后来就连林黛玉也在当时环境影响下劝说宝玉念四书写八股，但随着众多亲眷家人的再三劝导，随着封建时代历史潮流的不断影响，尤其是抄家后家业破败的境况下，这也就促使宝玉听从了宝钗要他用功读书，聊以安慰母亲遭抄家的那颗破碎的心，因而他就参加了考试，果真中举名列第七。但他赴考中举之目的并非为了想当官，只是仅仅为了使抄家后的贾府门庭再度生辉，以使母亲得到安慰。而后，就在他中举之日，便立即弃官出家、离尘为僧，贾宝玉的这一结局，符合其从来厌恶官场、厌恶仕途，始终不为封建统治者效劳的那种叛逆者的个性。

三、贾宝玉人生悲剧成因分析

贾宝玉的人生悲剧，是由众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时代的震荡、家族的衰败、思想的深刻矛盾等，都是构成其悲剧形象的重要因素。

首先，贾宝玉的悲剧命运，与他的贵族家庭的衰败，乃至他的阶级的衰败有着必然的联系。在《红楼梦》所描述的封建社会中，封建贵族地主阶级日趋没落，政治上极度腐败。在第四回中，作者借门子之口，道出了护官符的作用，点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黑暗内幕。他们上通朝廷、下结州县，“一损皆损、一荣皆荣”。而像贾雨村这样的封建官员，更是投机钻营、趋炎附势。“他的良心是写在‘护官符’上的”。这一切都揭示了封建官僚的腐败，更是预示了其从腐败到衰败的必然命运。贾府就是这个衰败的典型。《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已是由盛转衰的时节，家族内部已是“一代不如一代”。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其生活仍是穷奢极欲。一顿螃蟹是庄稼人一年的生活费，秦可卿死后光是棺材板就用了一千两银子。为了迎接元妃归省，更是大兴土木，造得“琉璃世界、珠宝乾坤”，连元妃本人都感叹“太奢华浪费了”。而可悲的是贾宝玉就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在家族衰败的关键时刻，贾宝玉是最后一个有可能，也有条件实现金榜题名、家族振兴的人物。他是贾府的继承人，是贾家的希望所在，他应该走一条科举荣身之路，以便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他也应该找一个“德言工貌”俱备的女子做妻子，主持家政，继续家业。贾政也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设计和塑造宝玉的，但是他却力图挣脱家庭强加于他的名缰利索，要做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富贵闲人”，他“最不喜务正”，“不肯念书”，不愿走“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在婚姻问题上，他也不愿考虑家族利益，不愿按传统道德的要求去做。这就与家族、阶级的需要形成了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拒绝了封建家庭给他规定的生活道路，他便成了“不肖子孙”。与家族要求形成的格格不入之势，就注定贾宝玉人生的最终结局必将是悲剧的。

其次，思想的深刻矛盾使贾宝玉的形象充满悲剧色彩。贾宝玉生长在一个极度动荡的时代，此时整个家族，乃至整个社会都受到各种思想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思想是有着深刻矛盾的。一方面，贾宝玉的思想中有着许多不同于传统的东西，但同时，他的思想又与封建传统，与其所属阶级的意识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很多割不断的东西。

在贾宝玉看来“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浊臭逼人”，这一点，极大地驳斥了封建传统中男尊女卑的思想。但在同时，他对不同身份的人，又能一视同仁。见了未婚女子便是“无价之宝”，见了已婚女子就又成了“鱼眼珠”；做官的都是“国贼禄鬼”，不做官的又都是奇士雅人了。此外，贾宝玉厌恶贾府男性主子的淫荡生活，同情鸳鸯、平儿的遭遇，然而他自己却在青天白日下与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甚至当着王夫人，调戏金钏，导致金钏跳井身亡。他还强烈批评“文死谏、武死战”的道德信条，但是，他却从未否定君权与父权的威严。

这一切充分说明贾宝玉在冲破封建思想束缚的路上已走了很远，但他却始终难以割断同家庭、阶级、社会的联系，他的一切民主主义色彩的观念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意识是共存的。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对于贾宝玉而言是痛苦的，面对这种痛苦的矛盾，他既无法担当封建家族给他的天赋重任，也做不到一个彻底的叛逆者。最终，他只能选择逃避，选择到佛门中去求精神上的解脱，选择一个悲剧的了结。所以说，思想的深刻矛盾，也促成了贾宝玉的悲剧结局。

贾宝玉受时代的局限，找不到现实生活的出路，他要摆脱贵族社会桎梏，而又不能不依附贵族阶级。这就使他的思想性格具有悲剧性的严重矛盾。他否定封建主义社会秩序，但思想上并没有达到否定君权和族权亦即封建主义统治权的高度。一方面他步步发展自己的叛逆思想，完全倾向着被压迫者并且支持他们；他坚持着与林黛玉的爱情，迫切要求婚姻自主；其实这一切，都是凭借封建势力给予他的特权而产生的，他还不可能否定封建主义的统治。他所深恶痛绝的，正是他所仰赖的；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依靠的。他无法与封建主义统治彻底决裂，又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要求。他的理想无疑是对封建主义生活的否定，却又十分朦胧，带着浓厚的伤感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也正是贾宝玉悲剧人生之所在吧。

四、贾宝玉形象的悲剧意义

《 红楼梦》 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大悲剧。鲁迅曾说过：“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看《 红楼梦》的第一人物就是贾宝玉，在他看来，一切有价值的人都毁灭了，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已经毫无价值，因而毅然决然走上“却尘缘”的道路。作者对其人生矛盾的描写和悲剧命运的安排，对贾宝玉而言，不能说是一个是完美的结局，但对《红楼梦》这部作品而言，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是为了作品的完美。这个悲剧形象既是对社会悲剧的影射，也是表达作者创作意图的需要，更是曹雪芹本人的思想在作品中的集中反映。因为“《红楼梦》就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

首先，作者通过对贾宝玉的悲剧形象的刻画，深刻的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揭示出封建家族自然枯萎的悲剧命运。作者曹雪芹成长的背景正是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时代，处在这个时代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已逐渐没落，这种没落在曹雪芹的经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就自然的流露在他的作品中。《红楼梦》正是通过对通过贾府“一代不如一代”的深刻描写展示了这种衰败。所以说，贾宝玉的悲剧首先就是贾府的悲剧，也就是整个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悲剧。贾宝玉的悲剧形象，揭示了这个阶级，这个社会不得不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而这正是对这个社会、这种制度最为深刻的批判。

其次，作者通过创造贾宝玉这一悲剧任务的形象写出了自己对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强烈反思。这些反思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入世”思想的批判与否定，这也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最为核心的内容，他反对“仕途经济”，把科举说是“沽名钓禄之阶”，将醉心仕途的人痛斥为“国贼禄鬼”，这种思想就是对儒家“学而优则仕”和“君子杀身以成仁”等封建教条的批判和否定，也是对儒家“入世”思想的批判和否定；二是对性别观念的批判，在古代中国的封建礼教思想中，夫权与君权、父权并为三纲，男性是高贵的，女性是卑贱的，然而，在宝玉的眼中，女子都是清爽的，男子都是浊臭的，这种“男贱女贵”的看法正是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深刻批判；三是对儒、释、道的认识，贾宝玉在反对儒家思想的同时，也批判了道家与释家，批判其混盖庙、乱敬神的形式。贾宝玉的这些认识就其实质而言，应该就是作者曹雪芹借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在经历了一番痛苦挣扎之后，当世界观陷入悲观的时候，对哺育他的封建传统道德文化所进行的反思。

最后贾宝玉的悲剧，尤其是爱情悲剧，也是曹雪芹对“才子佳人”小说陈旧模式的一种突破。在《红楼梦》创作之前，“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是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些作品中，大都是男女一见倾心，然后经历一番斗争，最终“状元及第，奉旨完婚”。这类故事在小说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演变，最终使小说完全成了一种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使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大大降低。而《红楼梦》中贾宝玉不是一个才富八斗，金榜题名的状元郎，而是一个“于国于家无望”的情痴，然而，这种爱情违反了传统道德的要求，也就违背了封建家庭给他们，尤其是给宝玉规定的生活道路。最终只能是一个凄美的悲剧。正如鲁迅所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所以说，贾宝玉的悲剧，实际上是作者对传统写法的一种突破，是小说思想性的一个极大突破。

总之，《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悲剧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悲剧，它的产生有着极为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应该说是他内在的悲剧细胞成就了外在的悲剧条件。同时，这个悲剧对于整个《红楼梦》以及创作者本人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贾宝玉的悲剧就是贾府的悲剧，就是整个地主阶级的悲剧，是那个社会的悲剧，最后，它也是作者的悲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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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0 [3] 薛瑞生.红楼梦谫论[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1 [4] 黄立新.论贾宝玉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及其他——与李百春同志商榷[J].红楼梦学刊，1992.2 [5] 钱跃华.贾宝玉的怪僻性行为新探[J].东岳论丛，1987.5 [6] 胡世庆.论贾宝玉形象的概括性[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2 [7] 刘敬圻.贾宝玉生存价值的还原批评[J].红楼梦学刊，1997.1 [8] 范嘉晨.贾宝玉的情感体验[J].社会科学家，1998.2 [9] 蒋 新.贾宝玉的呆话[J].散文百家，2004.21 [10] 徐秀梅.浅谈贾宝玉形象及其文化意蕴[J].北方论丛，1998.2

第四篇：艾玛的悲剧人生 二

四爱玛与夏尔的思想意识不同

爱玛与夏尔两个人的成长环境导致了爱玛的幻想化与夏尔的现实化。在文章的开始可以看出爱玛和夏尔的结合，就是一场错误的开始。爱玛认为夏尔的出现是来拯救她的，可以脱离农庄生活开始她梦想中的新生活，而不是把夏尔当做爱的人与他在一起，这种婚姻从开始就是错的。例如：夏尔第一次到来时，她认为自己看破了一切，特别盲目，不知所措，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现实农庄生活差距太大了，她无法接受，一直渴望离开，夏尔的出现瞒足了她的需要。而真正表现他与夏尔的思想意识不同，则是在婚后的生活。比如说爱玛认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莫过于度蜜月了，但是夏尔只会在她身边打转，不会表达自己，不懂什么是浪漫看重的是现实生活。而爱玛是多么希望他的丈夫穿着青蓉燕尾服，脚踏软皮长筒靴，头戴尖顶小帽;她多么渴望丈夫能看透她的内心深处，满足她的愿望啊，可是夏尔却不能看穿女子的心思。夏尔只会忙碌于现实的琐事中甚至连妻子出轨也毫无察觉。爱玛就像他的艺术品一样，只要整整齐齐摆放在家里就可以了，不会留意到妻子的思想浮动。对平淡生活的追求才是夏尔的目标，而爱玛则不是。他自幼受到的就是贵族的奢华教育加上她对现实的不满，对梦幻生活的渴求都是导致她精神毁灭的毒瘤。

五爱玛的理想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尖锐的冲突

《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悲剧的原因还在于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的冲突，一个生活于幻想主义与现实无法满足的女人，终究走向灭亡。而现

实主义作家福楼拜则将细腻的笔锋停留在对爱玛的思想刻画上。例如爱玛她生活在真实而平淡的现实世界里，然而她的生命之花却只能在理想的世界里、在白日梦里盛开。她生命力旺盛却只能在现实中慢慢枯萎。小说的背景安排在19世纪中叶，法国处于资产阶级胜利之后相对稳定而平庸的时代，工商业有较快发展。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农业技术的改良，正如小说所描述的，在肥料、种植、排灌等方面都有所进步。这些都促使法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从另一面也说明了人们对物欲的追求，对金钱的狂热追逐。在《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爱玛周围到处都是自私、怯懦、贪婪的人在追求奢靡的生活中开始堕落、沉迷。包法利医生更是忙于四处奔波生计，无暇顾及爱玛的情感需求。“爱玛不知道，婚姻需要面包；夏尔也不知道，爱情需要时时注入新血液”，在这种本身处于危机的婚姻状态下，社会总不失时机的给她些诱惑，侯爵的舞会，罗多尔夫的引诱，莱昂的挑逗，还有精明的商人勒乐的阴险和对她物质上的刺激，进一步促使她选择理想生活，背离现实世界，最终导致她悲惨的人生。

在当时庸俗黑暗的世界里，爱玛美好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她曾试图改变，有过反抗，但事实证明一切只是徒劳，只能将她推向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矛盾的深深渊。

爱玛的悲剧还在于她把自己生命和全部意义寄托在婚姻和爱情上，痴迷的把爱情视为自己一生唯一的追求，苦苦的追寻和经营。也没有遇到自己的“情人”。也许上帝并不眷顾爱玛，在她对爱情和婚姻的美好

憧憬中，等来的是毫无激情的夏尔，令她觉得与夏尔的婚姻犹如死水一般，激不起一丝涟漪。在爱情的第一次寻觅中她失败了，但这并没有打消她的激情，反而激起她对爱的欲望。没能抵住外来的诱惑，混头昏脑的冲出去。

然而上帝不愿放过她，再一次在她身上上演了讽刺色彩的戏剧。她遇到了第一个情人---34岁的庄园主罗多尔夫，“他性情粗犷，和许多女人有来往，”可谓是一个情场老手，他第一次见到爱玛就被她的美貌所吸引，甜言蜜语的哄骗，令爱玛坠入爱河，然而片刻的欢愉之后，他对爱玛毫无真挚的情谊都显露无疑，爱玛转身成了遗弃者。爱玛的爱情产生严重的错位，以至于她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坐标，一味的幻想，追求不切实际的虚渺爱情，而走向人生毁灭。爱玛的最终毁灭既是腐朽的社会造成的也与她自身的因素密不可分的。所嫁非人的家庭悲剧也是她人生的悲剧。爱玛的这种对爱情的追求并没有错，但是她注定没有完美的结局一切只是她的幻想而已。

六结语

爱玛的人生悲剧具有普遍性，福楼拜曾说过：“就在此刻，同时在二十个村庄中，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忍受苦难，伤心饮泣”是的爱玛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绝望中死去。在世人的唾弃中悲剧还在继续，当我们看着爱玛的遭遇给我们的是警惕：世间没有纯粹的浪漫爱情，人们在追求完美爱情，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往往会陷入欲

望与现实的冲突，理想与真实的矛盾中，最终导致毁灭，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找准自己的位置，确定自我的价值，从而实现人生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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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人生两大悲剧抑或快乐

人生两大悲剧抑或快乐

有人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仔细体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 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也能快乐些。可摆脱占有欲又不是普通人能轻易做到的，并且对人生又缺乏积极的导向，所以我并不提倡人要彻底摆脱占有欲，在这我只是想表达一个信念：我们应该还可以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在义与利、情与利之外，还有一种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们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其实信念就是一种心态，一种积极的、坚信不疑的心态，一种选择，它不需要任何理由和条件。人生有两大悲剧也好，两大快乐也罢，都是因心态不同所致，人生要使自己活得有价值有意义离不开信仰、信念、爱、希望和理想，那么信仰或者信念便是人生快乐的源泉。

（信仰，是指对圣贤的主张、主义、或对神的信服和尊崇、对鬼、妖、魔或天然气象的恐惧，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信仰与崇拜经常联系在一起，但是与崇拜还有不同。概括地说，信仰是人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的选择和持有。

信念，是一种坚信不疑的想法。对某人或某事信任、有信心或信赖的一种思想状态。

理想，人们通常把经过一番努力成功机率极大的想法称之为理想，通常把心中似有可能有无的想法称之为梦。）

（如巴金 《关于<家>》：“然而单说愤怒和留恋是不够的。我还要提说一样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念。” 冰心 《空巢》：“但我还是活下来了，我始终没有失去信念。” 杨朔 《木棉花》：“‘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我的信念是象南国盛开着的木棉花一样的鲜明、美丽。”

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