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家公务员时政热点：“红顶中介”摘帽释放改革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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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务员时政热点：“红顶中介”摘帽释放改革利好
中办、国办印发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近日对外发布。作为指导行业协会商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方案》按照厘清职能边界、充分发挥协会商会应有作用等原则，提出了脱钩改革清晰的路线图、明确的时间表和具体的任务书。有关专家认为，《方案》的发布意味着，屡受诟病的“红顶中介”摘帽子的时候到了。
“二政府”蚕食改革红利
长期存在于我国社会经济领域的“红顶中介”，主要包括一些由政府部门转型而来的社会中介组织，以及一些捆绑在政府主管部门名下的行业协会商会，政府部门的部分行政职能被直接或间接转移到这类协会商会。“红顶中介”又被称为“二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其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够调动、利用相应的权力资源，谋取其他社会组织无法企及的利益。社会上对“红顶中介”啧有烦言，称之为“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十分形象而又准确。
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很多公权机关、政府部门下面都挂靠着一些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他们在为政府提供决策、服务企业发展、促进行业自律、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果说有的政府部门对行业协会商会怀有“私心”，主要在于后者不但做了政府想做却难以做好的事情，而且还为一些政府官员兼职或退休后任职提供了“自留地”，而随着辽宁公务员 | 国家公务员 | 事业单位 | 政法干警 | 公安招警 | 村官三支一扶 | 党政公选 | 医学考试 | 教师招聘 | 银行招聘信用社 | 选调生 | 军转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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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加快转变职能，政府与一些行业协会商会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如李克强总理所言，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开门第一大事。去年国务院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300多项，截至去年底，国务院累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700多项，各级政府也取消和下放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然而，一些以简政放权名义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却被神不知鬼不觉转移到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机构手中，这些“红顶中介”横在政府部门前面，做起了“前置审批”的生意，企业要想在政府部门办理事项，得先过中介机构这一关，不交上一笔咨询费、评估费、检测费或“加班费”、“好处费”，企业根本就进不了政府的门。海南省一名企业家举例说，一个建设项目从拿地到拿证，要经过24个中介机构的关卡、送审48个评估报告，要想加快审批就得塞“加班费”，原本还有章可循的政府审批，竟变成无章可循的中介寻租。
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向市场和社会释放的改革红利，就这样被某些“红顶中介”大肆截留、恶意蚕食了。这样的局面若不及时改变，将严重损伤简政放权改革的公信力和实际成效，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伤害。
“中介腐败”根在权力变异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一些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还利用与政府部门及官员的特殊关系，政府部门及官员与其他组织及相关人员之间，充当“权力掮客”的角色，撮合促成一笔笔不正当交易。这些由“红辽宁公务员 | 国家公务员 | 事业单位 | 政法干警 | 公安招警 | 村官三支一扶 | 党政公选 | 医学考试 | 教师招聘 | 银行招聘信用社 | 选调生 | 军转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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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中介”参与勾兑的不正当交易，大部分已经沦为典型的腐败行为，“红顶中介”涉及腐败性质之严重，影响之恶劣，较截留简政放权成果、蚕食改革红利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现代社会，中介组织在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市场、私权与公权之间提供沟通、调节、监督、仲裁等中间服务，是其正常的职能本分。随着我国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为增强隐蔽性，降低腐败的风险和成本，一些“红顶中介”把提供中间服务的职能，与其掌握权力资源的“优势”充分结合起来，以项目策划、法律咨询、工程代理等业务名目，为行贿受贿提供一条公司化、“专业化”的渠道。
检察机关近几年查办的案件显示，在一些巨额政府采购项目中，有的大型公司通过“红顶中介”运作，支付给他们巨额咨询费、业务费、服务费，再由中介组织按约定的比例送给客户(官员)。另有一些中介组织，为实现其客户委托的事项，直接或间接介绍利害关系人向官员提供金钱、有价证券等财物或其他获利机会，比如送官员金钱、房子、汽车、替官员升迁买官、给其孩子出国留学提供费用，等等。“红顶中介”参与运作的“中介腐败”，实际上是政府部门及人员的公权腐败和公民、企业的私权腐败“中间联系”起来，是多方面、多层次社会主体腐败的集中体现。
“中介腐败”在一些领域大行其道，缘于中介组织具有“红顶”背景，缘于“红顶”背后公权力的滥用变异。对症下药，治理“中介腐败”的关键，就是要摘掉“红顶中介”的帽子，打破中介机构对公权机关的身份依辽宁公务员 | 国家公务员 | 事业单位 | 政法干警 | 公安招警 | 村官三支一扶 | 党政公选 | 医学考试 | 教师招聘 | 银行招聘信用社 | 选调生 | 军转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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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切断两者的利益链条，令中介机构再也无法获得来自公权力的庇护，再也无法利用特殊权力关系撮合腐败交易。中办、国办的《方案》要求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彻底脱钩，正是摘掉行业协会商会“红顶”的有力举措。
回归社会组织的本位
按照中办、国办印发的《方案》，行业协会商会必须与行政机关实现机构分离、职能分离、资产财务分离、人员管理分离、党建外事等事项分离的“五个分离”，包括2018年起取消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的财政直接拨款，行业协会商会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使用的事业编制相应核销。从中可知，一些行业协会商会不但拥有事业单位编制，而且还享有来自财政的直接拨款，这几乎就是事业单位乃至行政机关的地位和待遇了，哪里还有社会组织的样子?
一些行业协会商会头戴“红顶”，获得行政机关的权力保障和庇护，由此开辟了某些以权谋利甚至参与腐败的渠道，获取了一些不正当利益和非法的利益。但与此同时，行政机关的权力保障和庇护，也对行业协会商会的自主发展构成了不小的限制，如果离开权力保障和庇护，一些协会商会几乎就无法生存。因此，行业协会商会摘掉“红顶”，既可以脱离“二政府”身份，走出以往依托权力谋取不当利益的路径依赖，也有利于他们培养和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竞争能力，通过为社会提供良好的专业服务辽宁公务员 | 国家公务员 | 事业单位 | 政法干警 | 公安招警 | 村官三支一扶 | 党政公选 | 医学考试 | 教师招聘 | 银行招聘信用社 | 选调生 | 军转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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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益服务，以及争取“政府购买服务”等公共项目，为自己谋求积极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目前，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公益慈善、科技和城乡社区服务四类社会组织，正逐步实现在民政部门直接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登记管理体制改革，为所有戴“红顶”的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彻底脱钩创造了条件。此次中办、国办《方案》规定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事宜，接下来，公益慈善、科技等类别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也应及时推进，最终使所有“红顶中介”都摘掉帽子，真正回归社会组织和公益服务的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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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7年福建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为“红顶中介”摘官帽
背景链接
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行业协会商会原本应是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桥梁纽带，其主要作用在于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为行业秩序制订规范、为企业发展注入“加速度”，特别是要多做“市场需要做却无人牵头的事、政府想要做却无精力做的事”。然而，长期以来，一些行业协会商会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了将企业视为“唐僧肉”的妖怪，背后无不有权力打气撑腰。一些协会商会更沦为“红顶中介”，一头勾搭权力，另一头恣意乱收费，心甘情愿地充当一些政府官员、职能部门攫取利益的工具。此情形下，“红顶中介”里的权力出租、利益输送几乎成了常态。
2015年7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对外发布《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标准表述】 [意义]
行业协会商会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推动其与行政机关脱钩，对于创新行业协会商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理顺市场、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
[现状]
当前我国共有各类行业协会商会7万多个，其中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有700多个，基本形成了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门类、各个层次的行业协会商会体系。
由于许多行业协会商会由权威行政资源转化而来或由政府主办，自主性、自治性与自律性不足，作为市场治理机制和经济利益聚合机制的作用并未能充分发挥。集中表现在：行业协会商会往往是行政主管部门权力的延伸，代表性不强，覆盖面较窄，难以真正代表和维护行业和企业的利益。就其自身而言，结构不合理、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十分突出。
[危害]
“红顶中介”盛行，不仅搅乱市场与行业秩序，而且吞噬简政放权的改革红利。按理，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行政审批事项与费用理应大幅缩减。然而，一些地方在行政审批做“减法”的同时，“红顶中介”却在做“加法”、“乘法”，结果是行政审批的门槛越来越低、费用越来越少、效率越来越高，但评估、鉴证、质量检查、安全验收等第三方中介事项与费用却有增无减。比如，日前某地就爆出仅当地气象局的“防雷减灾”气象技术服务收费，一年就高达1064万元。“官方”指定中介机构的每个避雷器售价800余元，但市场上才卖160元。凡此种种，足见“红顶中介”对市场秩序的严重破坏。
[参考对策]
为“红顶中介”摘除官帽，中公教育专家认为必须要在体制机制上“动刀子”。两办印发的方案提出，脱钩将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促进行业协会商会自主运行、有序竞争、优化发展，明确将从机构分离、职能分离、资产财务分离等五个方面推进行业协会商会彻底“脱钩”，体现了国家为“红顶中介”摘官帽问题上重典治乱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但是，不可否认，为“红顶中介”摘官帽，仅是整治行动的第一步。
要彻底斩断“红顶中介”与行政机关之间“暗渡陈仓”的利益输送，让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各归其位，就应真正铲除“红顶中介”生存的土壤。为此，应进一步建立健全第三方评估机制，加强行业协会商会自身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应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立法工作，将脱钩之后的行业协会商会的服务权限、职责等纳入法律监管范畴，以防其成为“脱缰野马”。如此，方能让行业协会商会摘下官帽“下海游泳”，回归自己原有的角色定位。
第三篇：2016年河南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为“红顶中介”摘官帽
如有疑问点击咨询：河南中公教育
2016年河南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为“红顶中介”摘官帽
2016河南公务员考试公告还未发布，预计公告发布时间为8月份，河南省考职位表同公告一块发布，笔试考试内容为行测和申论，可以提前备考，推荐关注河南中公教育微信：（henanoffcn），有消息会及时推送给大家！
【背景链接】
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行业协会商会原本应是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桥梁纽带，其主要作用在于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为行业秩序制订规范、为企业发展注入“加速度”，特别是要多做“市场需要做却无人牵头的事、政府想要做却无精力做的事”。然而，长期以来，一些行业协会商会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了将企业视为“唐僧肉”的妖怪，背后无不有权力打气撑腰。一些协会商会更沦为“红顶中介”，一头勾搭权力，另一头恣意乱收费，心甘情愿地充当一些政府官员、职能部门攫取利益的工具。此情形下，“红顶中介”里的权力出租、利益输送几乎成了常态。
2015年7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对外发布《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标准表述】 [意义]
行业协会商会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推动其与行政机关脱钩，对于创新行业协会商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理顺市场、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
[现状]
当前我国共有各类行业协会商会7万多个，其中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有700多个，基本形成了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门类、各个层次的行业协会商会体系。
由于许多行业协会商会由权威行政资源转化而来或由政府主办，自主性、自治性与自律性不足，作为市场治理机制和经济利益聚合机制的作用并未能充分发挥。集中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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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商会往往是行政主管部门权力的延伸，代表性不强，覆盖面较窄，难以真正代表和维护行业和企业的利益。就其自身而言，结构不合理、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十分突出。
[危害]
“红顶中介”盛行，不仅搅乱市场与行业秩序，而且吞噬简政放权的改革红利。按理，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行政审批事项与费用理应大幅缩减。然而，一些地方在行政审批做“减法”的同时，“红顶中介”却在做“加法”、“乘法”，结果是行政审批的门槛越来越低、费用越来越少、效率越来越高，但评估、鉴证、质量检查、安全验收等第三方中介事项与费用却有增无减。比如，日前某地就爆出仅当地气象局的“防雷减灾”气象技术服务收费，一年就高达1064万元。“官方”指定中介机构的每个避雷器售价800余元，但市场上才卖160元。凡此种种，足见“红顶中介”对市场秩序的严重破坏。
[参考对策]
为“红顶中介”摘除官帽，中公教育专家认为必须要在体制机制上“动刀子”。两办印发的方案提出，脱钩将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促进行业协会商会自主运行、有序竞争、优化发展，明确将从机构分离、职能分离、资产财务分离等五个方面推进行业协会商会彻底“脱钩”，体现了国家为“红顶中介”摘官帽问题上重典治乱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但是，不可否认，为“红顶中介”摘官帽，仅是整治行动的第一步。
要彻底斩断“红顶中介”与行政机关之间“暗渡陈仓”的利益输送，让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各归其位，就应真正铲除“红顶中介”生存的土壤。为此，应进一步建立健全第三方评估机制，加强行业协会商会自身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应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立法工作，将脱钩之后的行业协会商会的服务权限、职责等纳入法律监管范畴，以防其成为“脱缰野马”。如此，方能让行业协会商会摘下官帽“下海游泳”，回归自己原有的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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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户籍改革何去何从
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户籍改革何去何从
“人的城镇化”滞后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的官方统计数字是51.27%，但这其中，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个百分点之中，蕴含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微博)看来，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模式是“在农民工黄金年龄段利用这些劳动力，而一旦他们年老或健康状况恶化时，再将其推回农村”。
2010年，中国举家迁徙的农民工总量已达3071万人。这些农民工大多是跨区域落户，处于“半市民化状态”。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指出，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这些已进城和将进城的农民并未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造成了两极的就业和生存状态，这种分化状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为不利。
由于缺乏对在城市居留的长久预期，农民工消费、储蓄乃至人力资本模式也必然与城市常住人口存在显著差异，不利于其长久人力资本投资，收入提高乃至消费模式提升。
专家告诉记者，中国提高城镇化质量，其中涉及2.11亿农民工和7000万城镇间流动人口，总计约2.8亿人。如果逐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流动型消费转化为定居型消费，可带动住房消费，进而带动工业制成品消费和其他基础设施消费，可释放的消费潜力巨大。
专家调研发现，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不仅“人”面临着不平等权利问题，不同规模和级别的城市也存在发展权不平等问题。一个重要表现，是高等级的城市利用行政手段来集中资源，然后建立一个高档次的城市发展形态和标准。这种形态和标准的城市不是为农民进城服务，而是解决现有的城市居民的需求。
在李铁看来，城镇化实质就是让一部分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通过进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结构的改变，使他们能有尊严地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镇中的现代生活。“要给予所有进城的农民自由的迁徙权和选择权，这是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根本和真正的出发点。”
户改遭遇市长反对 11年难推行
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
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文件《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是却迟迟落实不下去。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强烈的反对。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邱爱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敏感，在于其目前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
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由上级支付，按其户籍人口核定。因此，地方政府如果要扩大城镇福利制度覆盖的范围，只会主要考虑本地户籍农业人口。
在李铁看来，地方政府不愿意改革，还有深刻的经济原因。最显著的就是目前都面临财政压力。要推进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重塑地方财源。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目前有三个：一是土地出让，二是地方债务，三是金融贷款。其中土地出让金是最重要的财源，在某些城市通常占财政超50%以上。为保证这一主体财源，地方政府热衷于将城市越扩越大，以便有更多土地可以用来招商引资和出让获利。
然而，这种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也存在一个严重弊端，就是在城市越来越大的同时，整个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压力也相应增大。
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认为，所谓土地财政，实质上是一种依靠透支社会的未来收益，谋取眼前发展的发展方式。形象地说，就是“寅吃卯粮”。
目前，随着中央调控房价，以及住房限购政策的实施，土地出让收入增长的预期被压制。因此，一些地方城市不得不加大对工业投资的力度。在李铁看来，此举短期看对于提振经济有益，但长期负面作用却也明显，因为同时还得吸引大量人口来就业，就会增加更多的公共收入负担。“这将是未来所有城市都将出现的一个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城镇化品质
国务院年初发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作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努力，而与此同步推进的城镇化，似乎就被人理解为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有效举措。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一个新的两极分化开始显现，那就是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与城市的融合问题。这融合涉及到他们的就业、教育与培训等诸多方面，它要求城市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但这种资源分配的一个一直以来难以逾越的门槛是：户口。城乡不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将外来务工人员拒之门外。
外来务工人员因为户口的限制，而就业、教育等政策又都与户口挂钩，使得他们无法享受城市公共资源与服务。因此，国务院出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等政策，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是十分及时的。通知要求，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这对于接纳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让他们共享城市资源，是一项有远见的举措。
因为，户籍制度改革决定着城镇化的品质。
目前，全国各地正猛烈推进城镇化，以致到了城市人口高于农村的局面。我们暂且不论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利弊，毕竟这是发展的必然。我们要反思的是，城镇化进程会否太快;另外，更重要的是，城镇化程度了之后，如何让城镇新旧人口真正成为一家人。城镇化不是城市体积的膨胀，而是其内在品质的提升。
如何提升城市内在品质?核心的一点，就是要让新旧城市人融为一体，避免由于户口等限制，形成新的两极分化。人的品质决定城市品质。如果人口比例日益增长的外来务工人员的素质和品位不提高，城市品质的提升将成空谈。而要让居住于城里的外来务工人员提高整体素质，他们的就业、教育和培训就得与城里人同等享受。而享受这些政策，此前都与户口有关，也就是说，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都没法享受。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既避免了对外来人员的歧视和形成新的两极分化，更在因外来务工人员的共建共享，而在提升着城镇化的水平、优化着城镇化的品质。(光明网-朱佳发)户籍性质越“单纯”生活压力就越少
国务院办公厅23日发布《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对造成暂住人口学习、工作、生活不便的有关政策措施要进行一次集中清理，该修改的认真修改，该废止的坚决废止。(2月23日《新京报》)
户籍登记以及户籍管理等相关工作，原本是公安机关用于管理人口的一种管理方式，因为有了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城市与和农村户籍的区别，使得持有不同户籍的人，即使是同一件事也会遭遇不同的对待方式。这其中尤以就业、接受教育等方面突出一下，在不少城市，用工单位招聘员工的时候规定，本城市户口可以优先，本城市户口可以享受医保以及低保等福利，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农村户口不能应聘、不能享受待遇等到了，特别是一旦遭遇不幸，在获得伤残或者死亡赔偿金的时候，城市户口的是按照城市生活标准支付，而农村户口的只能依照农村生活标准，就算是在城市生活了很多年，只要户口还在农村，那么就是形式上的农村人，和拥有城市户口的人是绝对不同的。
经过这些年的改革，户籍的步子在逐步加快，取消城乡户籍的差别，推行统一的居住证制度，消除户籍上的隔阂，变准入式迁移为自由迁移，迁移落户不再重新申领等等，这些都是群众期望的重点。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中，这不可避免会造成城市人口膨胀，由此带来城市市政配套设施难以承受，以及交通、最低生活保障等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户籍开放。虽然如此，户籍开放是一个迟早问题，实现城乡户籍开放的前提就是城市和农村甚至城市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均衡，城乡差距缩小直到
忽略不计，只要是合法的户籍，在法律上应该是平等的，户籍不应该是居留权以及受教育权等方面的唯一手段，如果是这样，户籍的作用的人为扩大了，因为户籍所带来的不便肯定会影响到民生，这对本来就很脆弱的户籍改革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破坏。
户籍改革，关键在于让户籍没有任何附加负担，变得“单纯”，在当前，国家人口多，城市的发展迅速，公共基础设施不够用等问题比较突出，面对外来人口增多，相关部门办事的时候图便利直接从户籍上进行淘汰，说到底，这种处事方式是一种“懒政”的行为，管理部门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办理户籍的程序，更需要调整现有的的处事观念，遇事别先看看户籍的“性质”，要多尽责少讲困难，让户籍无负担一身轻。
户籍改革应该“市长负责制”
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据悉,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文件《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是迟迟落实不下去。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强烈的反对
在这些年的诸多重大改革中,户籍改革恐怕是最艰难的一项改革。尽管有关方面逐步调整、放宽了婴儿落户随父随母、夫妻投靠、老人投靠子女以及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人员落户等城市户口迁移政策,但客观地说,户籍制度依然是城镇化进程以及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方面实现公平的“拦路虎”,是多项民生改革的最大路障。
不久前,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了51.27%。事实上,这是“伪城镇化”。发改委官员今年6月份就表示,目前有2.2亿农民工仍被排斥在政府的公共服务范围之外。显然,从“伪城镇化”到“完全城镇化”的关键在于推进户籍改革。
以就业为例,据《中国青年报》8月20日报道,多个地方事业单位招考设置户籍限制。其实,何止事业单位招考设置户籍限制,很多国企同样如此。显然,户籍限制影响到人才合理流动和就业公平。再以住房为例,不仅限购政策有户籍之别,而且在保障房方面,户籍带来的不公更明显:城市户籍人口可以享受廉租房、经适房、限价房,而非户籍人口即便有机会享受公租房,也是排在户籍人口之后。
目前,推进户改大概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对不同级别的城市实行不同的户口迁移政策。去年出台《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的用意就在于此;二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籍上的不公平福利。不久前发布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就提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贫富”。在笔者看来,除此之外,还需要再从另外两个角度入手。
一个角度是以宪法等法律为基础,重新对户籍制度进行顶层设计。目前我国户籍管理主要依据是1958年制定的户口登记条例,这早就不适应社会发展,必须制定新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户籍制度。另一个角度是从“市长”这一角色入手,因为户改制度十几年落实不下去,就与市长反对有关。我们不妨从“市长反对”这个角度寻找户改思路。
笔者以为,“市长反对”对户改有多重启示:其一,市长越反对户籍制度越要改。当一项改革遭遇地方官员反对时,恰恰说明这项改革有必要坚持下去,因为改革就是要打破既得利
益格局,而反对户改的市长显然主要是在维护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只有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才能建立新的公平的福利分配格局。所以,市长反对折射出户改的迫切性和艰巨性。
其二,从市长反对户改反思公共投入和财税制度。市长反对户改的理由无非是城市资源有限,难以承载进城人口。事实上,大多城市公共资源如教育、医疗、交通等都是可以再生的,关键在于财政投入是否向民生领域倾斜,财力能否承受户籍改革。市长反对户改的深层原因之一其实是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因此,应通过预算改革让财政投入向民生倾斜,以财税改革平衡地方财权与事权。
其三,户改应成为“市长负责制”,与官帽挂钩。很多改革难以推进的另一个原因是,与官员切身利益没有挂钩。如果户改实行“市长负责制”,并纳入政绩考核,恐怕反对户改的市长就少了,支持户改的市长就多了。还有,如果外来人口也有选举权、官员任免建议权等,毫无疑问,市长等官员不仅不会成为户改的阻力,还会成为户改的推动力。
户籍改革的要点是回归常识
这是一个让人虽感惊讶但不感意外的情况。毫无疑问，市长们的这一态度，皆因他们早已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一旦向进城务工和流动人员放开户籍，就意味着本市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社会基础事务的压力加大。所以，他们形成的共识，就是力挺人为设置的户籍栅栏，保住所谓本地人的利益。
把既有的户籍制度比喻为“栅栏”，其实有其现实理由：现行户籍制度，在所谓本地人和外来人口之间设置一道类似于栅栏的屏障———外来人口所创造的财富、机会和缴纳的税收，会透过栅栏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城市，并让城里人享用，而外地人本身，就被严严实实地挡在栅栏外，只能看着城里人的盛宴而默默吞口水。
户籍改革的实质，就是要打破这道栅栏，让外地人在为所在城市作贡献的同时，也能融入其中，最终实现自由迁徙。这本是符合人类社会的原初规律，也符合有关人类伦理的常识。而问题恰恰就在于，在年复一年的有关户籍改革问题的讨论中，一些决策者总是有意无意地背离了常识，陷入了纯利益的考量。
早在人类社会成型过程中，人的个体就经历了随群迁徙的过程，直至找到了他们理想的家园和栖息地，才停留下来筑屋、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迁徙是人类的本能之一，也是人类适应社会和大自然的基本反应之一。正因如此，很多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公民有迁徙的自由。而中国户籍制度，恰恰人为设置藩篱，限制了公民迁徙自由，这是当前户籍制度违背常识的第一点。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目标，但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恰恰有失公平。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一个大城市赖以正常运转的前提，包括基础建设、各类服务、物流运转等等，主要依赖于外地人完成。但一方面外地人为城市发展持续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却享用不到城市的关键资源，这种只取不予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基本的公平原则。
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某个城市的成型，无一例外都是依靠四面八方的人员聚集到一起形成的。其好处有几点：一是让城市融合了各种不同地域文化，二是让城市居民有了基因的多样性，三是人力资源本身的丰富性让城市有了发展的直接动力。可以说，吸纳外来人口，融合多方文明，是城市化不二的法门。但现在，一些官员一方面高谈阔论城镇化，一方面却对城镇化的基本动因视而不见甚至刻意阻挠，这不是违背常识，就是叶公好龙。
必须承认，城镇化过程中的户籍改革，的确有着短期的利益牵绊，但问题是，要实现新一轮城镇化，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如何吸纳和发挥外地文明的问题。如果只是想夺取外地人的贡献而永远保持对外地人的戒备，这样的城市永无真正现代化的可能。
还有一个常识必须强调的是，所谓外地人涌入城市蚕食城市资源，更多的是一种假想的风险。历史的经验证明，从来没有哪个城市，因为外来人口的涌入而导致市政瘫痪、财政困难。因为，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经济理性，如果他无法靠自己的奋斗在异地生存，绝不会踏进那个地方。而社会福利层面，本是根据城市人口和其他基础状况，经过周密设计形成的方案，这种方案也只能解决人的基本生计，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多数不会只是为了获得低保等社会福利而贸然闯入陌生的城市。
可以说，户籍改革讨论这么多年，有关理念和技术问题，都已被反复研讨过，现在的问题是，城市决策者应该回归常识和人类基本伦理，用开放的而非封闭的、自信的而非敌意的、大气的而非狭隘的心态，善待外来人口，善待城市发展的本来规律。
第五篇：2014时政热点：让减贫成为考核指标 让摘帽成为政绩
2014时政热点：让减贫成为考核指标 让摘帽成为政绩
“该戴帽子的戴帽子、该摘帽子的就摘帽子，不能让贫困县越扶越多。”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在今年的两会上表示，列入本届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的农村扶贫开发法，将对扶贫重点县的确定和退出机制做出规定。
评定标准近30年变化不大
有些贫困县发展水平反而高于非贫困县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此后，1994年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2001年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2011年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现在我国扶贫工作的主战场和扶持的主要对象是832个片区县和重点县。”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王国良说，这832个县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仍处于全国最落后的序列。
虽然实施了几轮扶贫规划，但是贫困县的评定标准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地方生产总值、人均财政收入等指标在贫困县的评定中占据很大权重。有专家认为，这样的评定标准对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等衡量贫困程度的指标重视不够。
另外，一些贫困县认定和调整的透明度也不够高，一些地方甚至数据造假。记者查阅发现，2011年的调整，有的省份程序上甚至没有公示环节。
“有些贫困县的发展水平反而高于非贫困县。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贫困县在确定过程中受地方政府公关能力等因素影响较大；二是一些贫困县在国家的扶持下取得长足发展但不及时退出。” 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坦言。
近1/3县戴穷帽
每年可获3000万到5000万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王国良介绍，现在每个重点县每年能获得3000万-5000万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还有一些专项转移支付和专门的政策措施。
一位武陵山片区的贫困县官员说：“这些年，国家对贫困县的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倾斜投入越来越大，不少项目县里还不用配套，贫困帽带来的实惠越来越多。” 记者注意到，该县要率先摘帽的新闻报道了好几次，但时至今日，未见来真。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也坦言，贫困帽含金量比较高，退出没好处，“所以重点县干部群众不愿意退，也不敢退。”
目前全国几乎3个县就有一个戴着穷帽。“事实上还是有部分比较困难的县没纳入，无法得到国家重点扶持。”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陆汉文表示，有些重点县实际已经脱贫仍不愿摘帽，从而无法使有限的扶贫资源分配给没进重点县的穷县。
贫困帽戴上不愿摘，除了帽子含金量高，刘永富认为，更重要的是政绩观和考核体系问题，过去扶贫工作基本没有进入考核体系，就算扶贫工作做不好，扶持政策好处还可以保留。
鉴于此，中央要求，对重点县的考核要由主要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向主要考核减贫成效转变。不久前，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重点县主要考核指标。
陆汉文表示，这就意味着减贫摘帽将成为重点县党政领导的主要政绩。“指挥棒这样一调整，将为主动摘帽提供强大的内在动力。”
考核指挥棒的调整，为建立健全贫困县退出的正向激励机制开辟了道路。四川省南充市扶贫移民局局长冉中华告诉记者，该市近日给所辖4个重点县列出摘帽时间表——2017年年底前，为鼓励贫困县尽早摘帽，该市明确在2020年前摘帽的还能享受不变的政策。
退出机制正在制定
专家建议，排序后发展水平最高的县先退出
“重点县只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随着全面小康建成的临近，将逐步退出和减少。”王国良表示，目前国务院扶贫办正在研究制定有效的退出机制。
实际上，一些省份已进行了探索。最近的一次重点县调整中，共有9个省的38个原重点县退出。黑龙江省扶贫办副主任白春贵介绍，2011年，黑龙江对重点县进行了调整，通过统计部门2007-2009年3年平均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2009年贫困发生率3项指标，对全省县（市）进行了测算和排序，然后确定名单。记者查阅了几个省份贫困县审批流程图发现，方法大同小异。有关专家建议，制定退出机制时可以在此基础上再行完善，建立一套以收入和贫困程度指标为基础的、权重设置合理、数据来源可靠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以及重点县退出程序要对外公开便于监督。” 汪三贵说。
在此基础上，汪三贵建议设计一套反映县域贫困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扶贫开发成效的动态监测评估体系，一方面用于考核重点县党政领导，另一方面通过动态调整重点县名单，保障国家扶贫资源投向最需要的地方。
在制定明确和透明的退出条件和程序的基础上，利用动态监测评估体系对现有重点县排序，发展水平最高的先退出，同时通过改革，从机制上弱化重点县在扶贫资源分配中的作用，扶贫资源加速重心下沉，更多瞄准贫困村，从而减少退出阻力。“县改市可以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县退出工作的试点和抓手。”汪三贵说。（记者 顾仲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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