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案件思考
警钟长鸣
长治久安
今年上半年以来，随着联社清收力度的加大，一批老赖户贷款诉诸法院，在法院诉讼活动中，我们发现有不少违法、违规发放的贷款，在司法救济的时候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不仅严重损害了信用联社的利益，更损害了信用联社的形象。在信用联社抓紧成立农商行之际，违规、违法贷款继续的大量的发生，是银行生存与发展的天敌。一个金融企业的要有强大的生命力必须杜绝违规、违法贷款的发生。
以下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共大家思考与借鉴。
某信用社诉借款单位及担保单位，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信用社对保证人的诉讼请求，理由是该笔借款被借款人实际用于借贷还贷，实际借款用途与贷款申请书，借款合同和借款借据上载明的借款用途不符，原告相关人员亦未告知担保人真实借款用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法院判定保证人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该信用社之前为了达到压降不良贷款的目的，同意实际用款人以他人名义向信用社借款，此类违规操作的借名贷款在该社数额较大，个人借企业用，企业借再还个人贷款，循环反复，信用社主任，信贷员明知违规，但为了掩盖不良贷款的发生，单纯地压降不良数据而继续操作。该案中，信用社将个人的借名贷款与企业的借新还旧相结合，循环反复，且存在信用社内部员工与借款人内外串通，掩盖事实真相，违法违规发放贷款。根据如东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后管理办法中信用社在办理借新还旧贷款中要求，无论借款方提出多少理由和原因，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一是借款人生产经营正常，能及时支付贷款利息；二是属于周转性贷款；三是重新办理了贷款手续，四是贷款担保手续合法有效。并遵循有利于提高贷款质量，降低贷款风险，清收贷款本息，或有利于巩固优良客户和有发展潜力的客户与信用社的业务关系的原则。
信用社以后在办理此类贷款时，必须明确告知担保人真实的借款用途，防止上述案件的发生。必须根据担保人的人品、借款实力、还款意愿等方面做好贷前尽职调查，科学合理地确立贷款额度，控制好贷款风险，为客户提供快捷、优质的服务。
实践和教训证明，违规操作时造成贷款风险发生的首要因素，要彻底杜绝任何违规操作，消除道德风险隐患。信贷资产质量（发放-收回-效益）决定了一个金融企业的生死存亡，希望大家都要审慎办理好各笔贷款，视质量如自己的生命。
今后联社要求的实现“零违规”和新增贷款（客户）双违约低于1%，希望各社认真贯彻落实到位，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联社资产保全部 2011年6月24日
第二篇：制售假发票案件思考
“已开出近亿元的发票金额。假发票简直和真的一模一样。”**县公安局经侦中队民警指着摆在地上的一堆假发票感叹道。经过警方半年的缜密侦查，4月23日．**县一特大制售假发票案终于浮出水面。
事实上，假发票的横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车站、广场，传单、邮箱．或是无意中的骚扰短信……到处都是它们的魅影。
窝点设在居民楼内
去
年8月，**县地税稽查局在对武广客运专线中铁十六局第二项目队(**县境内)进行税务稽查时，发现了60余份假地税租赁发票，票面金额达300余万元。**县警方获悉后，鉴于案情重大，立即与县地税稽查局合作成立专案组。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去年9月23日。警方在湘潭县将非法出售假发票的犯罪嫌疑人罗某抓获，随着案犯的落网。以犯罪嫌疑人李某为首的特大制售假发票团伙终于露出真容。
民警介绍，在侦查整个**县特大制售假发票案件中，来自浙江台州的李某是其中的核心人物。民警在李某设在市一医院附近一居民楼内的制售假发票窝点内，现场收缴空白假发票2000余份、假印章126枚、空白假证件200余个及电脑、打印机、扫描仪等作案工具。
据悉，涉票单位100余家，遍布**、长沙、湘潭等地，票面金额近亿元，给国家造成税款损失500余万元。目前，**县警方已收缴开出的假发票1000余份．上交入税款100余万元。
一天开了500多万的假发票
最多的一天，李某开过500多万的假发票。一天就能获利几万。事后在接受警方讯问时，李某表示，钱这么好赚，感觉自己迟早要出事。之前，李某和自己的情妇王某想过见好就收，但面对金钱的诱惑，两人不能自拔。警方查明，以李某为首的作案团伙共5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共非法获利上百万元。
李某是浙江台州人，以前包工程失败，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制造假发票能发横财．决定铤而走险。带着老乡传授的技术，2007年3月。李某来到**．不断开拓长株潭三市的“市场”。他发展了下线林风(化名)，林风再以票面金额的1.2％至2.1％卖给在湘潭县非法出售假发票的犯罪嫌疑人罗某，罗某转手以2.2％至4％将假发票出售给一些包工头，从中牟利。他们首先大量投放“广告”。包括走街窜户散发名片，群发短信和寄送商业信函等多种渠道，告诉来开票的客户和中间人，自己卖的都是真票。截至案发时，其假发票已经开往我市100多个单位，涉案总金额近亿元。
百余蒙单位购买假票
当李某在享受非法所得的暴利时，又是谁给了虚假发票广阔的生存空间?事实上，虚假发票的强大生命力，正是来自其背后巨大的市场需求：造假、售假以及买假三方利益均沾。
去年9月以来，警方花了半年时间在追查主要嫌犯和假发票的去向。近亿元的案值让人震惊，购买假发票的100多家单位名单也同样令人触目惊心。
**县警方表示，对于购买假发票的公司、单位和个人，税务部门已经责令其依法补税。警方透露，购买假发票的单位中包括一部分国有企事业单位。仅卷入此案的某铁路专线施工单位某项目队一些包工头购买假工程发票，开票金额就达300多万，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
制度缺陷下的无助守望
“制售普通假发票，最高刑期只有7年，假发票贩子身上携带发票数量不超过50份．公安机关根本难以处理。”与之对应的是，制售假发票利润和贩毒相差无几。风险却明显小得多，因此李某决定放手大干一场。
法律界人士表示，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制售假发票犯罪的处罚相对偏轻，以致在高额非法利润的驱使下，制售假发票的犯罪始终屡禁不绝。
第三篇：婚姻家庭案件若干疑难问题思考
《婚姻法解释三》实施后，给婚姻类案件某些问题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指引规范，但在离婚诉讼中涉及征地拆迁安置房屋的处理、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条举债、首次离婚诉讼中家庭暴力的认定等问题上仍缺乏统一标准，笔者就以上问题试做分析。
问题一：离婚诉讼中涉及征地拆迁安置房屋的处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涉及拆迁纠纷的离婚案件层出不穷。如女方（包括妻子或儿媳、由女方抚养的小孩等）在安置中作为安置对象，在拆迁协议中明确获得一定的安置面积，但在安置房取得时因离婚导致其无法对于安置行使权利，故起诉要求获得与安置面积相关的权利。我国土地所有权区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该类房屋业主两证俱全，房屋拆迁明确的产权人为被拆迁人，采用市场价方式评估补偿，对实物安置时的安置房也采用市场价购买方式，对安置面积没有拘束性规定，安置面积与安置人口数无关，安置权利与补偿款受偿权利主体同一，其安置房权利因基于购买取得而属于购买人即被拆迁人。关于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被拆迁房屋一般未办有产权证而只具备宅基地使用证，安置房价格及安置面积均由政府规定，被拆迁人无选择权，安置权利与补偿款获得主体并不具备同一性。
现实生活中，农村、城郊房屋一般未办有产权证，有点办了也没有添加女方名字，有的系男女婚前所建造，土地虽办有宅基地使用权证但基本未添加女方姓名。离婚时，因为征地被拆迁，女方主张对安置房屋的相关权利时，各地法院处理结果不一，但共同之处是基本都承认被安置的女方对其所安置房屋面积享有一定的权益，处理方有：
1、以当时的房屋安置价与当时市场价的差价乘以女方所享受的安置面积，由男方补偿给女方；
2、以当时的房屋安置价与诉讼时房屋或附近房屋的市场价的差价乘以女方所享受的安置面积，由男方补偿给女方；
3、直接确认女方对被安置房屋的居住权或所有权，此种情况一般安置房屋有2套以上，安置面积与被拆迁房屋面积完全无关。以上三种处理方式，第一种应用较多，后两种尤其是第三种应用甚少，很多法官认为女方原本对被拆迁房屋不享有所有权或不享有完全的所有权，不能因为其与男方共同生活了若干年后就能获得安置房屋的所有权。
“安置”一词的意思是指使人或事物有着落、安放。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女方对被拆迁房屋虽不一定享有完整产权，但只要是被列入安置人口，其对安置房屋必然拥有一定的权益。一方面，从法律效果角度分析。被拆迁房屋若为男女双方婚后建造，即使房屋未进行产权登记或未登记有女方的名字，根据《婚姻法》第17条之规定，该房屋属双方的婚后夫妻共同财产亦自不待言。被拆迁房屋若为男方婚前建造，此时又分为两种情况：
1、男方因即将结婚单独立户而申请取得了宅基地，因女方是作为隐性宅基地使用权人存在的，拆迁安置也应包括对宅基地使用权的安置；2男方未单独立户，男女双方结婚并未申领宅基地建造新房屋，被拆迁房屋为男方父母的财产，但女方的户口迁入了男方家庭，从安置的“使人有着落”本义理解，结合房屋物权因拆除而消灭的理论，女方也应对安置房屋所有权享有相应的权益。另一方面，从社会效果角度分析。受“一户一宅”观念掣肘，妇女离婚后很难再单独申请到宅基地，回娘家也不可能通过再行分配获得。而且现实中农村夫妇生育小孩多，离婚时妇女常需独自抚养一个子女，子女也是被安置人口之一，应注意保障离婚妇女基本的居住权。参考资料：杭州律师 china.findlaw.cn/hangzhou
综上，笔者建议：确认女方及判归其抚养的小孩相应安置面积的产权或居住权（产证未办理的情形下）。以笔者所在地为例，政策规定安置建筑面积为人均不超过40平方米，女方及小孩所享有的安置面积不足一套房屋面积，若仅安置有一套房屋，宜将房屋判给男方，男方将差价补贴女方，计算方法为现在的市场价减去安置价后再乘以安置面积；若安置有2套以上房屋，女方离婚后无房居住，且就算男方补偿其差价亦无力购置新房，则可将其中一套房屋判给女方及小孩，由女方补贴男方相应差价。
问题二：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之债务认定。
《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除外。《婚姻法》第19条第三款内容为夫妻约定财产分别所有，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民间借贷案件中，其中部分案情是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条举债，后债权人凭借条将夫妻二人列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绝大多数法官在审理时仅审查借条的真实性及夫妻关系在举债期间是否存在，若二者均为肯定时则直接依照《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将该债务认定为共同债务，除非另一方能举证证明符合第24条的单数条款。部分法官审理时要求债权人举证证明举债人举债时存在夫妻共同举债的合意或债务用于举债人夫妻家庭生活，否则认定为举债人的个人债务。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乙方以个人名义举债的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为裁判的主流，这种处理方式严格遵照司法解释条文，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事活动向对方即债权人的利益。需要考虑的是，社会生活及裁判实践中的个案情形不同，对于是否归属共同债务应该仔细甄别，确保裁判结果公平公正。
判断一笔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须考虑两个以上因素：
1、夫妻之间举债的合意；2债务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只要具备以上两因素其中之一，即能认定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2010年11月15日最高院发布了《婚姻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意见稿第18条规定：离婚时，夫妻一方主张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由双方共同承担偿还的，举债一方应证明所负债务基于夫妻合意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
在认定标准确定的基础上，须落实举证责任的分配。意见稿第18条规定由举债方承担举证责任，有一定道理。是否存在举债合意、是否用于家庭生活这两项事实，是一种积极事实。从距离证据的远近、举证的难易程度分析，主张积极事实的人负举证责任更为科学。易言之，举债方自己出具借条，应该对举债时是否与配偶商量、债务用在何处最为清楚。若举债方提供不了充分的证据，则债权人应继续进行举证，否则将面临败诉的后果。这是因为，民事活动本身有一定的风险性，当初借款时债权人就应尽一定的审慎注意义务，对借款人的经济状况及信誉、借款的用途须作一定的了解后再作决定。
将举债合意和借款用途认定之举债责任分给举债方与债权人，能够有效保障举债方配偶的合法权益，防止举债方和债权人通过恶意串通虚构债务让举债方配偶承担，也与我国法律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相吻合。
问题三：首次离婚诉讼中家庭暴力的认定。
《婚姻法》第32条第3款对感情破裂的情形进行了列举，将家庭暴力列为情形之一。诉讼实务中，大多数法官的做法是从严把握，不会因为有过几次争吵或一次打架一方受伤较重在第一次离婚诉讼中直接判决准予离婚。由于对家暴的行为界定缺乏相对一致的理解，认定尺度不一，也就带来了离婚案件审理的差异。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是否构成家暴，须对受害人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即在程度上有一定的要求，普通吵架（如彼此推搡、情急之下的一耳光）构不成家暴。
受害方要学会妥善保全证据。家庭暴力的场所主要在家庭内部发生，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受害方因法制意识不强而未及时保存证据，经常导致诉讼时因举证不能而败诉，不利于保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家暴时可及时收集保存以下证据：1当地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对家庭暴力行为劝阻、调解时所作的笔录；2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询问笔录；3受伤照片、医院病历及住院记录；4家人、邻居的证人证言；5加害人施暴后处于愧疚写的悔过书、保证书等。如有上述证据在家暴“次数”及“程度”上予以证明，因家暴引起的首次离婚诉讼才可能得到支持。
第四篇：一起私了案件引发的思考
前不久，笔者接触了一起案件。
一天夜里，某村几个男青年酒后窜入邻村一家杂货店。当时已是深夜，店主已关门休息，这几个青年将店主用电线捆绑后，又踢又打，并抢走店中钱物。他们走后，店主挣脱捆绑，向村长报告了这件事。当时，店主与这几个青年互不相识。村长经过调查，确定此事系邻村几个青年所为，于是他们通过某村的村长，与这几个青年的家长达成协议，由家长们拿钱赔偿店主的损失，私下了结这件事。后来，这几个青年又因聚众斗殴，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此案告发。
目前，在我国民间，私了现象十分普遍。一般老百姓有了纠纷往往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笔者曾在公共汽车站向一些过往旅客提出“假如你与他人发生纠纷，你要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回答几乎都是“当然是自行解决，实在解决不了，找居委会或派出所”；而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刑事案件以私了方式解决的，达到了30％，而民事、经济案件的私了率则更高。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了“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与诉讼权利。”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规定是指民事诉讼法律规定，是专门对民事纠纷而言的。因此，对于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除少数自诉案件外），则不能以“私了”方式解决。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分子损害的是国家、社会、集体和人民的利益，破坏社会管理秩序，必须依法论处。任何人都不得以各种方式、理由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可是，为什么在我国，形形色色的“私了”现象仍然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呢？我想，这个现象的原因应当是多方面的。
首先，与我国千百年的传统思想密切相关。我国有许多古话，比如“民不举，官不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宁人”、“家丑不可外扬”等等。这些无一不在反映着大多数人的心态。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发生一些矛盾与磨擦是在所难免的。在一般情况下，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化解矛盾，也是极为正常的。但是这种方法有时却被用在帮助触犯不法分子逃避法律制裁，不可不说是一种遗憾。纵观“私了”事件的类型，我们不难发现，最常见的一类是涉及隐私方面，如男女关系方面的隐私的“私了”。受害者怕扩大影响，造成下半生的困扰，只能忍气吞声，犯罪者借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另一类却是受害者的权益受到侵犯后，不向司法机关求助，反而用一些非常的手段，私下了结，有时甚至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罪行。笔者接触过几例故意伤害罪、投毒罪的犯罪分子就是因为本身权益受侵害后，不寻求有效途径帮助，而采取其它手段，伺机报复，将自己由可怜的受害者变为可悲的犯罪分子。
其次，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自封建社会以来，人们脑中的“人治”思想。公元前２２１年，这个第三者，在当地往往是较为德高望重的长者。象在本案中的某村村长等人。这类人集调解、见证于一身，通过他的调停，受害人得到了某些补偿，害人者逃避了法律的制裁。表面上看来，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可是一旦受害者一方反悔，或害人者觉得这样的惩罚不足为戒而继续为恶，就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例如本案中的那几个青年人，如果在第一次的犯罪中就受到一定的刑事处罚，得到教训，或许他们就不会再犯下后来的罪行。由此可见，以“私了”方式解决纠纷，存在无数隐患，有时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在姑息养奸，助长罪恶。
无论采取哪一种“私了”，我们都不难看出，之所以会采用“私了”方法解决纠纷，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公民们对国家法律的无知与漠视！我国制定法律的最基本任务是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惩治犯罪。可是有些公民，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和人身权利被侵害时，不寻求司法保护，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是通过“私了”，求助于“第三者”。这些当事人，无疑是将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弃之不顾，足可见其何等无知！充当“第三者”的人，俨然将自己拥有的权势凌驾于法律之上，可见其对国家法律又是何等的漠视！我们决不能允许这类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否则，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法律将失去威严。这类事件，也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走向“法治”的一大障碍。
十五大把依法治国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目标，把依法治国提升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因此，从群众入手，加强普法教育，提高全民知法守法用法的水平，加大审判与执法力度已成为当务之急。今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审判质量年”、“执行年”、“争创人民满意法院、法官”三大活动，反映了我们法院系统对于建立和加强法律机制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在根本上接受“法治”的观念，消除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感，当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及时求助于司法部门，不再通过“私了”解决问题，而将寻求司法保护作为第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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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公司注册资本案件查处的思考
是虚假出资还是抽逃出资？
——公司注册资本案件查处的思考
经检大队 孙超
注册资本也叫法定资本，是公司制企业章程规定的全体股东或发起人认缴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本总额，并在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2005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二号公布，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对公司制企业注册资本有着严格的规定，作为公司登记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针对公司制企业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三种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这三种违法行为又简称为公司注册资本案的“二虚一抽”案件。“二虚一抽”案件涉及到财会、银行等相关业务知识，笔者结合近期查处一起抽逃出资案件，分析“二虚一抽”案件的异同，谈点个人对“二虚一抽”案件查处粗浅体会。
案情简介
近日，本局执法人员接群众举报，反映某公司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经初步查证，2009年6月23日，该公司股东XX为获得市政施工一级资质，向中介机构借款1000万元人民币，以个人投资款的名义缴款至其公司基本账户中。2009年6月24日，该公司经会计事务所验资获得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验资报告》。同日，凭借《验资报告》等变更资料，经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后，该公司领取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股东XX分别于2009年6月24日（700万元）、7月14日（300万元）以个人借款名义将1000万投资款从公司账户中借出，归还给中介机构，在公司财务账目上以“其他应收款 XX”的名义记账。XX在归还借款后，陆续向公司账户补缴投资款800万元人民币，截止案发，尚有200万元人民币未能补缴。
案件定性的争议
在调查处理期间，执法人员对上述案情进行剖析，围绕当事人的行为究竟构成“二虚一抽”中的何种违法行为展开讨论，分别有以下几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该公司系家族性质企业，股东XX增资1000万元的事实是经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其他股东作为XX的近亲属应当知晓股东XX缴纳的1000万元投资款实际是向中介机构借款，并在规定时限内必须归还中介机构的资金，且该公司增资目的为获得足够的注册资本便于获得市政施工一级资质，属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欺骗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定性为该公司虚报注册资本；第二种意见认为虽然公司系家族性质企业，但是股东XX的具体出资行为并非为股东合谋，股东XX向他人借款出资的行为实际上是对该公司的债权人和其他股东隐瞒了事实，应当定性为股东XX虚假出资；第三种意见认为，该案中股东XX以个人借款作为投资款应当系合法，在法律地位上，股东XX和该市政公司分别为自然人和法人，股东XX的个人投资款系借款应为其自然人所承担的债务，并非法人的债务，正常情况下股东XX应当以个人资产偿还对中介机构的债务，但股东XX却以个人借款的形式从公司基本账户中抽回投资款用于归还中介机构的债务，将自然人的债务转化为法人的债务，导致了公司账户上长期挂其他应收款项目，对公司的债权人和其他股东造成不良影响，股东XX抽出注册资本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在领取工商营业执照之后，该案应属股东XX抽逃出资。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意见。
为能准确对该案进行定性，笔者将从“二虚一抽”这三种违法行为的概念、构成条件等方面来比较分析：
一、虚报注册资本，是指申请公司登记的个人或者单位，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
1、行为主体，即申请公司登记的人或单位。公司是指依照公司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公司登记的人”是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公司设立的人”是董事会。
2、行为欺诈的对象，从其概念中可以知道，该行为欺诈的对象主要是公司登记管理部门。行为人通过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了公司登记。行为人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是申请公司登记的单位或个人在申请公司登记时针对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施的。
3、行为方式，表现为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这里的证明文件，主要是指公司股东缴纳全部出资或出资认购法定股份后，由依法设立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法定验资机构依法对申请公司登记的人的出资验资后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验资证明以及出资者所拥有的出资单据、银行帐户及有关产权转让的文件等。这些文件必须真实可靠、不能虚假，否则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谓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是指向公司登记主管部门提供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不真实的、伪造的或隐瞒了重要事实的证明文件。既可以是公司登记申请人伪造或篡改的，亦可以是与验资机构中的验资人员恶意串通，从而取得虚假的证明文件等。至于其他欺诈手段，则是指除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以外的虚报注册资本的手段，如使用虚假的股东姓名、虚构生产经营场所等。但不论是使用虚假证明文件还是其他欺诈手段，都是为了虚报注册资本，并为虚报注册资本服务。虚报注册资本是指公司实际上没有资本而谎称具有，或者虽有资本但实有资本却少于所申报的资本。也就是行为人不具有登记公司时所应要求的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却说其有，如实交纳股本或出资额低于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却说已达到最低额；或者虽然达到了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但是由于将出资中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等作价高于其实际价格而产生实际资本与注册资本不符。
4、行为发生的时间，一般发生在公司登记过程之中、成立之前。
二、虚假出资，是指公司发起人、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欺骗缴足出资的公司其他股东、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的行为。
1、行为主体，本行为的主题是公司的发起人或者股东。所谓公司发起人是指依法创立筹办股份有限公司事务的人。所谓股东是指公司的出资人。
2、行为欺诈的对象，本行为欺诈的对象是依法认足并缴足出资的公司的其他股东、发起人，还包括受到欺诈的公司的债权人及社会公众。
3、行为方式，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虚假出资的行为，主要表现为：（1）以货币方式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将其认缴的货币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2）以货币方式缴股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缴纳其以书面形式认缴全部股款；（3）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或者抵作股款的股东、发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4、行为发生的时间，本行为发生的时间一般在公司成立前。
三、抽逃注册资本，是指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其出资的行为。
1、行为主体，主要是公司的发起人和股东。
2、行为欺诈的对象。本行为欺诈的对象和虚假出资相同，也是依法认足并缴足出资的公司的其他股东、发起人，还包括受到欺诈的公司的债权人及社会公众。
3、行为方式，所谓抽逃出资，包括在公司成立后，非法抽回其出资和转走其出资两种方式。例如抽回其股本、转走其作为股金存入银行的资金、将已经作价出资的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又转移于他人等。
4、行为发生的时间，本行为发生在公司成立后。
综上，三者之间在行为主体，行为方式，欺诈的对象，发生时间方面有很大的差别。（1）虚假出资、抽逃注册资本的行为主体是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而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主体是申请公司登记的人；（2）欺诈的对象不同。虚假出资、抽逃注册资本欺诈的对象主要是本公司的其他股东或发起人、认股人和社会公众；而虚报注册资本欺诈对象主要是公司登记主管部门；（3）行为方式上，虚报注册资本是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实际上没有资本而谎称具有或者虽有资本，但实有资本却少于所申报的资本。虚假出资是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4）虚假出资、虚报注册资本发生在公司登记过程之中、公司成立之前；而抽逃注册资本的行为只能发生在成立之后。
通过分析“二虚一抽”违法行为的异同，在日常执法监管中，可以将行为主体、行为方式、欺诈对象、发生时间四个要素来判断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但是在判断违法行为时，很多执法同志会从片面地从上述四个方面的某一方面进行判断。结合本案实际，综合上述四个判断要素，股东XX（违法行为主体）为让其控股的某公司获得市政施工一级资质（主观方面），将个人借款获得的投资款在领取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抽出归还个人借款（违法行为客体），并在公司财务账上长期挂其他应收款的行为（客观方面），构成了抽逃出资的基本要素。
笔者结合自身执法实践介绍两方面经验：首先在执法实践中，我们基层的很多同志对“二虚一抽”案件比较头疼，一方面因为很多同志对公司财务制度、银行票据（如不了解什么是银行承兑汇票）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很多同志在查处“二虚一抽”案件过程中喜欢盯着一个点展开（如：对方注册资本转出的时间点），实际上查处“二虚一抽”案件必须了解公司登记（变更）的整个一个过程，也就是当事人上交材料、通过审查、登记等一系列的过程，直到颁发营业执照，认定当事人的登记申请，通过资金在登记过程中的流转，发现并确定违法行为。其次，公司资本金案不同于商标案等形式案件，商标侵权案只要你有这一行为，就是违法，不管你目的是什么，公司资本金案在这方面与商业贿赂案是一样的，必须作出行为目的，当然可以是模糊的，特别是抽逃案，必须作出行为目的性。就是要对整个材料有一定的掌握。材料就是证据，要有一定的连贯性。公司资本金案中的“虚”字开头案子，就要有真实情况的反映。虚报注册资本，那他们真实的资本数是多少？虚假材料案，就要有他们公司虚假材料所反映出来的虚假对应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如甲的签名被乙代签了，那甲的签名是怎么样的，这要有一个反映。虚假出资案，则是股东应该出资多少，现在出资了多少，这要有反映。抽逃出资案，但要尽量反映出资金的流向，从流向再去证明资金流动的目的。抽逃出资案和商业贿赂案，表面的东西只是掩盖或者假象，只有证明了行为目的，抽逃出资案才能与挪用资金案相区别。
以上仅仅为笔者执法实践中的一些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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