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毒品案件若干问题思考建议

第一篇：新型毒品案件若干问题思考建议

新型毒品的泛滥与国家惩处此类犯罪活动所面临的司法困境密切相关。在司法实践中，审理新型毒品案件主要涉及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新型毒品的范围问题；二是新型毒品案件的追诉标准问题；三是新型毒品案件的量刑问题。

关键词：新型毒品；定罪；追诉标准；量刑

一、新型毒品犯罪：惩治的困境

新型毒品是相对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而言的概念，它主要指人工化学合成的致幻剂、兴奋剂类毒品，是由国际禁毒公约和我国法律法规所规定管制的、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人兴奋或抑制，连续使用能使人产生依赖性的精神药品（毒品）。联合国禁毒专家曾预言：在21世纪，苯丙胺类毒品等新型毒品将取代海洛因等传统毒品，成为“世纪之患”。新型毒品犯罪在我国也呈迅速蔓延之势。来自国家禁毒委的材料显示，我国的新型毒品案件无论是在发案数量还是在涉案毒品的数量上都在不断攀升，其势头迅猛，已引起了司法界和理论界的密切关注。我们认为，新型毒品犯罪活动得以迅速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与传统毒品犯罪相比，惩治新型毒品犯罪处于更为严峻的司法困境之中。

（一）针对传统毒品的“堵源截流”缉毒方针正面临挑战。我国刑法中所列举的六种主要毒品中除冰毒之外，其他五种都依赖于原植物。由于冰毒早期生产于麻黄草原植物，所以我国将内蒙古等麻黄草盛产区列为“堵源”的缉毒重点省份。新型毒品不依赖原植物，它可以用不同的化学品、不同的合成方法生产得来，这就意味着不依赖原植物产地，任何地方都可能形成毒品生产之“源”。此外，与传统的毒品相比，新型毒品制作工艺更为简单，特别是其加工材料较为普通，更容易获取。毒品的制造地不再受原植物产地的限制之后，毒源不在局限于沿海、沿边等地方，而对新型毒品犯罪的认识和惩处相对滞后的内陆地区也就成为了制贩毒品的重灾区。

（二）对新型毒品犯罪的侦查取证活动的难度更大。新型毒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方便、易携带、易服食。与海洛因等传统毒品多采用吸烟式或注射等方法吸食滥用相比，新型毒品外观上于普通药品无异，有的可以直接口服或鼻吸式服用，有的可溶于啤酒、可乐饮料，因此具有较高的隐蔽性，不利于查缉和取证。此外，新型毒品多以采取量小的零售方式进行贩卖，这也给侦查取证带来了困难。

（三）公众的误解和我国现有的侦查能力影响了对新型毒品犯罪的打击效果的。一方面，相对于海洛因、大麻等传统毒品而言，新型毒品的依赖性较弱，长期滥用突然停药后不会出现类似海洛因那样严重的戒断症状，以致社会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公众对此缺乏足够的警惕，甚至错误地认为新型毒品不具有成瘾性和毒害性，从而将其视为“时尚”，且趋之若骛。另一方面，新型毒品中迅速增长的科技含量对侦查机关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

（四）法律法规的滞后，可操作性的司法解释付诸阙如，致使司法机关无所适从，最终削弱了惩治力度。新型毒品的发展态势过于迅猛，出乎立法者的预料，立法的滞后和司法的无序在客观上又纵容和刺激了毒品犯罪活动。我国的审判机关不具有英美法系“法官造法”的传统，因此，法官在面临新型毒品所带来的新问题时，更多的是求助于具有可操作性的司法解释，而相关权威解释的阙如使惩治工作陷入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这种困境在审判工作中同样存在。因此，笔者拟对审理新型毒品案件所存在的司法认定难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新型毒品犯罪：司法认定的难题

（一）新型毒品的范围

新型毒品不是法律概念，即我国法律并未对何为新型毒品进行严格的定义。《刑法》第357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该法条定义指明了我国毒品的主要种类及毒品的特征，但对毒品的范围没有做出明确的限制，而是以兜底立法的方式处理，使毒品范围事实上处于开放状态，这容易引发定罪问题的争议。什么是毒品？学界更多的是从毒品的“毒害性”和“成瘾性”予以定义，而忽视了毒品的“违法性”特征。违法性是毒品的法律特征。毒品是受国家管制的特殊商品，包括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两者都具有双重性：医用、药用价值表明其属药品，违反国家有关药品管理法规的规定，被用于非医疗、科研等非法用途时，即属毒品。药品和毒品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仅是指其用途不同，一旦流入非管制渠道，就容易变成毒品。例如，俗称“k粉”的固体氯胺酮的提纯，就是将化学药品氯胺酮注射液变成固体结晶的过程，从药品到毒品，只是一步之差。正是因为毒品在生物属性上与药品非常接近，因此更需要在立法上为二者划清明确的界限，从而解决罪与非罪的定性问题。立法界限的模糊造成实践中存在两种极端现象并存的局面：一是大量的新型毒品犯罪活动因为缺乏法律依据而不能定罪，另一方面有的地方将贩卖非管制药品的行为作为贩卖毒品罪予以惩处，或者对

轻微新型毒品案件予以重惩。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易制毒化学品与毒品的区分

易制毒化学品是指用于非法生产、制造或合成毒品的原料、配剂等化学物品，包括用以制造毒品的原料前体、试剂、溶剂及稀释剂、添加剂等。易制毒化学品本身并不是毒品。但其具有双重性，易制毒化学品既是一般医药、化工的工业原料，又是生产、制造或合成毒品必不可少的化学品。根据199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的规定，有醋酸酐、乙醚、高锰酸钾等22种易制毒化学品被列为管制物品。此外，我国法律将三氯甲烷也列为易制毒化学品进行管制，共23种易制毒化学品。对易制毒化学品的范围，我国法律没有具体界定。《刑法》第350条只列举了比较常见的三种制毒物品。《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以附表的形式列举了缔约国基本公认的制毒物品。我国已加入该公约，因而其确定的制毒物品的范围，在我国就应当是适用的。由于易制毒化学品种类有限，为了加大对此类行为的打击力度，有的地方将其等同为毒品予以惩处。例如根据卫生部1996年颁布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我国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如《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麻黄碱和伪麻黄碱不是毒品，是制毒物品或称“易制毒化学品”。而依据公安部禁毒字1997第35号《情况通报》精神，麻黄碱属于有毒范畴，公安机关在侦破该类案件中往往依据该《通报》精神，将麻黄素、麻黄碱列为毒品。我们认为，尽管许多易制毒化学品本身也具有对中枢神经的抑制作用和成瘾性特征，但它并不是卫生部所列明的受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二者在生物属性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我国刑法对二类物品也进行了严格的区别对待。因此，建议立法扩大易制毒化学品的管制范围，以此加大对易制毒化学品犯罪的打击力度。

2、管制药品的衍生物与毒品的区分

正如美国人o•瑞、c•科塞在所著的《毒品、社会与人的行为》一书中所言，“药剂师可以通过改变其分子制造出没有被列入受管制物质名单的毒品”，企图以此钻法律的空子。实践中，我国也不乏这样的案例。例如，在武汉市公安机关侦办的汤某制造新型毒品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汤某在研制出被我国列入管制的精神药品后，将该药品进行了伪装——将这些药品分别带上一个极易去掉的取代基，从而造成与管制药品的差异，最终警方因缺乏惩处的法律依据而终止了案件的侦查工作，犯罪分子得以逍遥法外。与此类似的案件还有，广州警方侦办的刘招华制造毒品案。该案中辩护律师认为，根据刑法第 347 条和第 357 条规定，甲基苯丙胺（冰毒）是一种物质而不是一类物质。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药品目录名单里，没有其合成的化合物——盐酸左（右）旋甲基苯丙胺。这说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没有批准认可盐酸左（右）旋甲基苯丙胺是精神药品，目前，它们只是一种新型化学物品，而不是我国刑法意义上的“毒品”。2000 年 4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没有明确将盐酸左（右）旋甲基苯丙胺列为毒品。而公诉人则认为，我国《刑法》第 357 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其规定的毒品包含的范围是无穷尽的，“甲基苯丙胺”包含了“甲基苯丙胺”或“盐酸甲基苯丙胺”、“盐酸左旋甲基苯丙胺”或“盐酸右旋甲基苯丙胺”等。质言之，一方面，如果将管制毒品的衍生物完全等同于管制药品则有违罪刑法定原则，而且事实上有的衍生物确实并非毒品。另一方面，如果过于强调衍生物与管制药品的差异性，而否认其毒品性质，又会纵容此类犯罪行为。笔者认为，美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自1988年以来，只要（衍生物）具有同已被限制的物质相似的化学结构和药物学影响，美国人认为此制售行为就是非法的。同样，我国现行公布的苯丙胺类管制药品有17种，而事实上其衍生物已经超过了100种。此外，国外“摇头丸”的化学成分也有上百种，而我国现在发现的仅有几十种，我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属于相对性原则，它仍然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因此，允许特定条件下对管制药品的种类做出扩充解释，换言之，在基本化学相似和药学影响相似的情况下，具有毒害性的衍生物应当被视为管制药品。

3、管制药品与新型毒品的区分

违法性是毒品的法律属性。这里的“法”是指刑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包括司法解释。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脱离了管制，用于非法途径即可能成为毒品，因此脱离管制应当成为判断是否具有违法性的标准。在此前提下，国家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对药品的管制范围应当是确定毒品的先决条件，非管制药品不存在脱离管制的问题，也就与刑法意义上的“毒品”无涉。换言之，毒品的数量就是由管制药品的数量决定的。目前，我国明确规定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有240多种，因此，这应该成为毒品的范围。除通过修改行政法规而增加管制药品品种外，我们认为不宜以司法解释或其他司法机关内部规定的方式将此范围扩大。

（二）新型毒品案件的追诉标准问题

新型毒品犯罪在理论上属于数额犯而非行为犯，因此对于此类犯罪行为的定罪“门槛”主要是新型毒品的数量。但长期以来，法律法规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没有为新型毒品犯罪设定具体的追诉标准，因此司法机关难以追诉犯罪行为。在此，以氯胺酮（俗称k粉）为例予以说明。氯胺酮早在2001年6月就被纳入国家第二类精神药品进行管理，实践中由于制贩氯胺酮的犯罪行为日益猖獗，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氯胺酮能否认定为毒品问题的答复》的司法解释中明确指出，氯胺酮是列入精神药品品种目录的由国家进行管制的精神药品，具有一定的精神依赖性潜力，可以认定为刑法第357条第1款所规定的精神药品。至此，氯胺酮属于毒品已有了权威的定论。尽管司法解释确认了氯胺酮的毒品身份，但司法实践中很少惩处制贩氯胺酮的犯罪行为，因为缺乏明确的追诉标准。例如，查获的毒品如果既有苯丙胺又有氯胺酮，那么法院以苯丙胺的数量作为定罪依据，而仅将氯胺酮作为量刑的情节。如果毒品为单纯的氯胺酮，法院则难以定罪。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省份的司法机关以联合下达文件的方式确定追诉标准。例如2002年江苏司法机关出台了《关于办理毒品、制毒物品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2004年7月四川省公检法机关联合制定下发《关于办理氯胺酮毒品违法犯罪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意见》，此后，广东高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指导意见》，2005年8月，重庆市公检法三机关联合会签了《关于办理摇头丸、氯胺酮等毒品违法犯罪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意见》。至此，制贩氯胺酮行为在上述省份中才得到了刑法惩处，2006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出台的《关于审理若干新型毒品案件定罪量刑的指导意见》为氯胺酮等新型毒品案件确定了一个全国统一的追诉和量刑标准。同时，指导意见还列明了10种新型毒品与传统毒品海洛因的折算公式，为这10类新型毒品犯罪的定罪量刑提供了参考依据，因此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但我们还应当看到：最高院刑一庭出台的指导意见仅具有过渡性质，这不仅是因为此指导意见“仅供法院系统内部掌握”，其法律效力尚需提高，还因为指导意见所列明的新型毒品种类尚难以满足新型毒品种类飞速发展的需要。此外，指导意见所提供的追诉标准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们主张严格把握新型毒品案件的追诉标准，谨慎处理新型毒品案件的罪与非罪问题，此罪与彼罪问题。其理由在于，与传统毒品犯罪相比，新型毒品的毒害性和药物依赖性较为缓和，因此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弱，此乃其一；其二，新型毒品与药品非常接近，即其适用范围比较广泛，而毒品犯罪属于重罪，一旦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将会导致打击面过大、过度使用刑罚的严重后果，因此对于新型毒品案件应当确立更为严格的追诉标准，这一点也体现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如何理解“严格”的含义呢？我们认为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数量上不能将新型毒品与传统毒品等量齐观。可以通过科学客观的公式将数量多的新型毒品折算为数量低的传统毒品。不同种类毒品的换算，要求确定某一种类的毒品作为基准物。在美国，大麻是最流行的毒品，市场占有量最大，美国便以大麻作为毒品换算的基准物。在我国，海洛因占80%，故以海洛因作为毒品换算的基准物较为实用。无论以什么毒品作为基准物，都必须保证换算公式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并保证公式向公众公开，接受社会以及当事人各方的合理质疑。

2、必须对新型毒品成分的定量分析鉴定，从程序上保障严格的追诉标准。由于刑法未对毒品的纯度作严格的要求，因此从有利于司法操作以及严打的角度出发，审判实践中对毒品采取定性而不定量的分析鉴定是通常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个问题的解释》第 19 条第2款规定：“对被告人可能被处死刑的案件，必须对查获的毒品定性、定量鉴定”；第3款规定：“对毒品的鉴定结论有疑义的，应当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此外，有的地方将定量鉴定的范围扩大到“有证据证明可能被大量掺假的毒品案件”，但对于新型毒品案件是否需要对毒品进行定量鉴定问题，仍然缺乏权威统一的法律依据。直到2006年，最高院刑一庭的指导意见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新型毒品要做含量鉴定，确定单一型毒品还是混合型毒品；如果是混合型毒品，要鉴定主要毒品成份及比例。对不符合要求的鉴定结论，应作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否则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使用。因某种原因不能做出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的，应按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处理，判处重刑及死刑的应特别慎重。因此，法院有权要求公诉方提供对毒品成分的定量鉴定结论，并且该鉴定结论应当接受当事人各方的合理质疑，被告人有权申请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

3、严格把握新型毒品犯罪的主观要件，防止滥用制贩毒品罪名。新型毒品在医疗实践中较为普遍，尤其是二类管制精神药品，因此，在认定制贩毒品行为时应当严格把握犯罪的主观要件，否则可能将违反药品管理法规的普通违法行为作为制贩新型毒品的犯罪行为处理。例如在安徽合肥的王矿祥贩毒案中，被告人王矿祥在未取得药品经营资格的情况下，非法购进、贩卖国家管制的二类精神药品安定注射液，其中大量的药品被销往了广州的个体诊所和药贩子，而有的个体诊所又将部分药品销售给了吸毒人员。法院将上述销售行为判定为贩卖毒品行为，以贩卖毒品罪对王矿祥进行判决处罚。我们认为，脱离了监管的精神药品并不必然成为毒品，与此同时还必须满足管制药品被用于非法用途的条件。在该案中，被告人并没有将管制药品直接销往吸毒人员手中，而且未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与个体诊所有合谋向吸毒人员售毒的行为，因此，在缺乏犯罪主观要件支持的前提下，不宜认定被告人贩卖毒品罪名。我们认为，两高的司法解释也体现了从严把握贩卖新型毒品罪主观要件标准的思想。

4、定罪情节应以毒品的成分含量为主，同时兼顾其他情节。按照两高的司法解释，贩卖毒品罪应当以多次贩卖或贩卖毒品数量较大为追诉标准。贩卖的数量可以通过相关司法文件予以细化，但贩卖的次数却极少见诸于各地的司法文件，从而造成贩卖毒品罪名被滥用的后果。例如，有的地方法院对3次贩卖摇头丸，但总重量只有0.3克至0.4克的毒贩，判处3－7年的有期徒刑。我们认为，定罪情节应以贩卖毒品的含量为主，而贩卖次数宜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规定，这样做更有利于从严控制新型毒品犯罪的追诉标准。

（三）新型毒品案件的量刑问题

在最高院刑一庭的《关于审理若干新型毒品案件定罪量刑的指导意见》出台前，各地法院对新型毒品案件的量刑并不统一。例如，同样是氯胺酮，在重庆如果达到500克即可作为“毒品数量大”的情节予以量刑，50克以上不满500克的作为“数量较大”的情节，而在江苏氯胺酮在2000克以上10000克以下，还仅是“毒品数量较大”的量刑情节，在广东规定100克以上不满500克的作为“数量较大”的情节。由此可见，同样数量的毒品在不同地域，其刑罚轻重差别较大，这有违于罪刑平等原则，也不利于法律的统一实施。《指导意见》统一了部分常见新型毒品案件的量刑标准，并对10种新型毒品设定了与传统毒品海洛因换算方式，同时它借助传统毒品犯罪的量刑标准，初步构建起了新型毒品犯罪的罪刑阶梯。构建新型毒品犯罪的罪刑阶梯应当充分考虑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防止出现罪刑失衡的现象。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含义是：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罪刑相称。在新型毒品的量刑问题上，立法者和司法者如果忽略了这一原则，就会造成毒品的社会危害性与其行为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之间的失衡现象。这种失衡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1、与传统毒品犯罪之间的刑罚失衡。即对新型毒品犯罪的量刑过重，未能体现两种毒品犯罪的差异。前文已述，新型毒品的社会危害性相对弱于传统毒品，在定罪和量刑上均应体现这一思想。例如，传统毒品犯罪在一定条件下属于行为犯，而不论其涉案毒品数量，但新型毒品犯罪应当坚持以毒品的数量为定罪和量刑的标准，同时这里的“毒品数量”应限于毒品成分含量，这些都包含了“罪刑相适应”和“罪刑均衡”精神。此外，与传统毒品犯罪相比，法院在审理新型毒品案件中应当审慎地对待适用死刑问题，例如，将主要对象限于从事制造、走私等源头犯罪行为的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对仅从事了运输、贩卖等中间环节行为的犯罪分子，原则上可不适用死刑，尤其是立即执行。因此，新型毒品案件的罪刑均衡首先是与其参照对象——传统毒品犯罪的均衡

2、不同种类新型毒品之间的刑罚失衡。新型毒品林林总总，差异很大，无视这些差异，而对不同种类的毒品适用同一量刑标准显然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详言之，我国将精神药品分为一类管制和二类管制两种类别，不同类别的管制药品，其药品的毒害性并不一致，国家对其的管制力度也存在明显区别。总体而言，一类精神药品主要是致幻剂和兴奋剂，二类精神药品则大部分为公众所熟悉，因为相对于一类管制药品而言，它的适用面更广，公众更容易获取。例如，安定药的使用人群非常广泛。有的二类药品因其社会危害性增强而被国家调整为一类管制药品，例如三唑仑和氯胺酮。因此，司法者面临不同种类的新型毒品时，不仅要考虑该毒品的成分含量外，还应当充分考虑该药品所处的管制等级，该药品在医疗和社会生活中的适用状况，公众对该管制药品的接受程度，以此解决不同种类的新型毒品之间所存在的罪刑失衡问题。

三、结束语

新型毒品犯罪的泛滥与国家在惩处此类犯罪中所面临的司法困境密切相关。新型毒品并非法律概念，关于新型毒品案件的立法存在明显的漏洞，这给司法实践认定带来了很多问题。在审判工作中，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定罪和量刑环节。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应当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考量下，明确新型毒品的范围，并在实体和程序上严格掌握新型毒品案件的追诉标准，以解决新型毒品犯罪的定罪难题。另一方面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视野下，完善新型毒品犯罪的罪刑阶梯，从而解决新型毒品的量刑失衡问题。

第二篇：新型毒品问题调查报告(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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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xx市XX区新型毒品问题的调查报告

调查时间：XXXX年XX月XX日至XXXX年XX月XX日 调查地点：XXX公安分局XXX出所 调查对象：XXX区新型毒品问题

调查方法：询问民警、调查走访、查阅公安网资料、参阅书籍 调 查 人：蒋晓龙

当前我省毒情面临“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双重侵蚀、吸食毒品与制贩毒品相互交织”的格局，特别是冰毒、K粉等新型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猖獗，已经发展成为我省新的突出毒品问题。就毒品问题来讲，现阶段XX市XX区和其他县市比较，既不是毒源地，也不是毒品集散地，属于毒品过境地、消费地，不属于毒品重灾区。但受国际毒潮泛滥、毒情严重的地区不断向本区渗透等原因的影响，XX区毒情随之加剧，新型毒品犯罪呈现出贩毒案件持续高发，毒品来源多头渗透；毒品犯罪手段、方法多样化，导致新型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愈演愈烈。全面整合禁毒资源，努力摧毁贩毒网络，萎缩供给市场，遏制新型毒品发展蔓延，为构建和谐社会和现代文明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成为当前XX区禁毒工作的重点。

一、当前XX区新型毒品违法犯罪的现状、特点

(一)XX区新型毒品违法犯罪的现状

XX区地处滇东北腹地，系曲靖政治、文化中心，经济相对发达，交通网络四通八达，是云南通往贵州乃至内地的通道。相对边境地区而言，曲靖不仅是毒品的过境地，同时更是毒品消费地，是缉毒斗争的第三道防线。作为XX市区,它第三产业发展迅猛，星级宾馆、文化娱乐场所众多，辖区内共有娱乐场所160余家，上规模的KTV及休闲娱乐城30余家，酒吧50余家。因受当前国内外新毒潮的冲击及XX区公共娱乐服务业的繁荣发展，新型毒品违法犯罪案件呈现上升趋势，且来势迅速，正逐步成为毒品违法犯罪的重点，通过调查暗访，发现50％以上的歌舞娱乐场所不同程度地存在吸贩摇头丸、氯胺酮（K粉）等苯丙胺类毒品的问题。为此，区分局禁毒部门加大对新型毒品的打击力度，在娱乐场所、酒店、服务场所等地，加强对新型毒品的查处和管理，有效遏制吸食新型毒品的势头，严防新型毒品在XX区的滋生蔓延。XX区在2006年以前，破获的毒品案件全部是传统毒品，自2006年破获一起新型毒品案件，缴获冰毒0.1克。2010年，全区破获冰毒案件50余起，缴获冰毒17.01461千克，占全年毒品缴获数的60%。吸食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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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的人数逐年上升，新型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愈演愈烈。

（二）、XX区新型毒品违法犯罪的特点

1、吸食新型毒品的群体增多、低龄化加快，涉毒场所及毒品市场逐步扩大 XX区是XX市毒品消费重点地区，吸食新型毒品的人群逐步增多，导致新型毒品市场需求量增大，以贩养吸的犯罪主体明显增加。目前，娱乐场所摇头丸、氯胺酮（K粉）、麻古等毒品滥用人群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一部分低龄青少年逐步成为侵害对象；在今年查获的吸食新型毒品人员中，年龄最小的仅为13岁。在众多吸食新型毒品的人员中绝大多数是青少年，根据省公安厅数据库中的1609名吸食新型毒品人员的统计分析，35岁以下占86%。吸食摇头丸、氯胺酮（K粉）、麻古等毒品场所由迪斯科舞厅、KTV等逐步向茶艺吧、咖啡厅、酒店、宾馆等场所蔓延。

2、外地贩毒人员逐步形成规模化、集团化，贩毒主要人员隐蔽性强，反侦查意识强，难以查获 主要贩毒人员负责购买，聘用人员进行零星贩卖，分工明确。一部分毒品贩卖给本地以贩养吸的吸毒人员，一部分利用聘用人员贩卖到各种娱乐场所，查获时往往只能抓获交易的马仔，难以扩大线索，抓获幕后老板。贩毒人员基本是外地人，毒品市场基本由外地人控制。外来人员住处不固定，而且经常是租住多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查获时都只能缴获少量毒品。

3、吸食新型毒品行为隐蔽，发现和抓捕难度较大 目前，吸食摇头丸、K粉、麻古等新型毒品的人员大都已由过去的在卡拉OK包厢内或酒吧包厢内吸食转为在酒吧大厅或在宾馆开房吸食,也有部分人员在迪厅的卫生间内吸食。因为在包厢内吸食容易被公安机关定点打击，且不易逃跑，而在酒吧大厅内的客人众多，且灯光昏暗，吸食毒品后不易引起公安人员注意，且吸食毒品用的工具也易于隐藏，有的甚至不用工具，吸食K粉一般需用吸管，目前有人就把K粉倒在手背上直接用鼻吸食。这些吸毒人员夹杂于酒吧众多的客人中，的确让民警很难辨别，民警只能凭直觉来确定那些吸食了毒品的人员，但有时光凭直觉，没有发现其它涉嫌吸毒的证据，民警也不敢贸然动手抓人，怕万一抓错引起投诉；在酒吧大厅内对吸毒人员实施抓捕时，由于酒吧内灯光较暗，客人众多，音响声又很大，民警进入现场后有时容易被客人挤散，且相互联系也不便，因此集结困难，从而影响抓捕效果。其次在抓捕和带离过程中，由于酒吧内人太多，灯光又暗，控制现场和带离现场的难度较大。而在宾馆开房吸食一般不是有人举报或有准确线索，民警很难查到，因为宾馆客房众多，门外也很难听到音乐声，因此隐蔽性更强。

4、新型毒品滥用者因高危性行为状态而成为艾滋病风险高危人群 新型毒品滥用行为与艾滋病风险之间的重要关联途径主要是性传播。而XX区新型毒品的消费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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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各种娱乐场所或宾馆、酒店，相关从业者和消费者都是年轻人，自我控制能力较差，容易沾染吸食新型毒品的恶习，在娱乐消遣时，由于酒精和毒品的兴奋作用，人们吸食或滥用后，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复杂的性伴网络和性行为方式随之产生；并且，这一人群的艾滋病风险意识十分薄弱，在发生性行为时由于没有使用安全套的习惯而丧失了最基本的自我防护机会。

5、混合吸食蔓延，检验检测困难 去年查获的吸食对象，基本是单品种吸食，而从今年查处的群吸毒品案件来看，摇头丸、K粉混合吸食的越来越多，甚至也出现海洛因、摇头丸、K粉一起混合吸食的现象，而且此类毒品更具隐蔽性，给查处与尿检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XX区综合治理新型毒品问题的措施和成果

在综合治理新型毒品犯罪的工作中，XX区各相关部门以禁毒人民战争为载体，区工会、共青团、妇联、教育局、等结合各自工作对象的特点，组织开展了禁毒宣传教育；区公安分局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紧种、禁制、禁贩、禁吸并举”的方针，严格执法，突出禁毒宣传和禁吸帮教两个重点，狠抓打击、整治、创建三个结合，对新型毒品犯罪进行了严厉的打击。2011年一季度，共缴获新型毒品冰毒29.69千克，冰毒缴获量占毒品总量的48%。与去年同期相比，冰毒缴获量上升了178%。

（一）严查——坚守职责

针对新型毒品犯罪呈上升形势，公安分局禁毒部门坚持堵“人源”，通过禁毒宣传“六进”活动和深入各种娱乐场所，对行业场所从业人员、吸毒人员家庭进行走访宣传，让他们通过勤劳而致富，不参与吸毒贩毒，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这类人群参与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同时坚持堵“毒源”，继续完善“点、线、面，人、犬、机、情”七位一体的查缉模式，采取定点查缉、流动查缉、分散查缉、集中查缉、公开查缉、秘密查缉、公路查缉、场所查缉等方式，加大对新型毒品的查缉力度，控制毒品流入和过境。

（二）严打——挤压犯罪空间

新一轮禁毒战争开展以来，公安分局大队配合市禁毒支队通过适时组织全市查缉站点开展公开查缉工作，严密“陆、水、空、邮、物”立体查缉体系，推动堵源截流从“三道防线”向邮政通道、物流领域等全方位发展。同时将隐蔽力量向消费市场和贩毒团伙内部发展，发挥禁毒情报中心的作用，不断完善情报收集研判机制。

（三）严管——涉毒化学品企业备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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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毒化学品是制造新型毒品的制贩原料，XX市易制毒化学品涉及企业多，运输、生产、销售、使用数量大，登记备案、管理难度大。区公安机关协同工商部门按照“抓管理、搞服务、严查处、重打击”的思路，在保护合法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防控易制毒化学品的流入非法渠道。一方面加大对公共娱乐场所和易制毒化学品生产、运输、销售、使用环节的从业人员的禁毒宣传教育及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防毒、识毒、拒毒意识和法制意识。另外适时组织开展对涉毒场所的集中清查整治，严格歌舞娱乐场所管理，严防新型毒品发展蔓延，严厉打击在公共娱乐场所的一切涉毒违法犯罪活动。

（四）严防——加强禁毒宣传提高禁毒意识

禁毒宣传是推动禁毒工作的有效手段，分局通过在城区各公众聚集场所，选择人流密集时段，积极协调组织有关部门，统一安排，周密部署，采用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品等形式，紧扣“毒品与艾滋病防治”、“珍爱生命、抵制新型毒品”两个宣传主题，开展大型禁毒宣传活动，屡掀禁毒宣传教育高潮，并以第24个“6.26”国际禁毒日为契机，举行万名大、中、小学生防范新型毒品暑期宣传行动的启动仪式，1－6月共发放各类关于新型毒品的宣传品48000余份，受教育面近10万余人。在日常禁毒宣传工作中，通过悬挂图片，播放宣传影片，开设宣传课，组织戒毒人员现身说法、文艺演出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延伸新型毒品宣传教育触角，落实“五进”，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事业单位、进农村、进家庭，广泛、深入开展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新型毒品危害宣传教育。做到“五个一”。针对公共娱乐场所容易成为吸食新型毒品场所，分局在全区88家娱乐场所开展以防范新型毒品为主要内容的“五个一”教育宣传活动，即：一块禁毒警示牌、一次禁毒教育培训、一条屏幕禁毒宣传标语、一名禁毒联络员、一份禁毒责任书，召开全区娱乐场所业主会议，宣传讲解“禁毒防艾”法律法规；与文化、工商等部门协同配合，对涉毒娱乐场所实行“一次性死亡法”，并规定娱乐场所领取许可证或营业执照，须公安禁毒部门开具“无毒”证明。通过加大新型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力度，使新型毒品危害的知晓率各类学生达到了100%，公共娱乐服务场所达了95%以上，最大限度的减少毒品对社会的危害。

四、遏制新型毒品犯罪发展蔓延过程中存在的几点问题

（一）部分基层民警对新型毒品的认识不够深，对新型毒品侦破工作缺乏热情 由于部分基层派出所民警没有进行过专门的业务培训，在平时的工作中接触到新型毒品犯罪案件较少，导致了其发现和识别新型毒品犯罪的能力不强。

（二）对辖区内的娱乐场所的监管力度不够

学院毕业调查报告

尽管对各种娱乐场所做了大量关于新型毒品危害的宣传教育，但是在日常工作中，无法形成长期有效的监管机制，对娱乐场所新型毒品吸食贩卖的情况掌握不全，信息来源不广。

（三）检测设备缺乏，滞碍着毒品犯罪打击力度的提高

基层公安机关缺乏毒品检验技术设备，给办理群体吸食新型毒品案件带来诸多不便，以至影响基层公安机关办理此类案件的积极性。查获一起群体吸食新型毒品案件，基层办案单位不能做吸食人员尿样定量检测，导致不能及时的固定证据。

（四）法律法规滞后，威慑力不足，定罪量刑标准仍需细化

从法律方面看，我国刑法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冰毒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但是对于诸如摇头丸、K粉、麻古等新型毒品却没有明确的量刑标准，法律在此出现了滞后。对新型毒品吸食者处罚力度偏轻，根据目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第一次吸食新型毒品，拘留并处罚款，对那些喜欢寻找剌激的瘾君子没有多大的威慑力，从而抱着侥幸心理，吸食新型毒品更加肆无忌惮。贩卖新型毒品比贩卖海洛因毒品罪也轻得多，对毒品犯罪的人来说犯罪成本也低得多。

针对禁毒工作中出现的情况，要加强对新型毒品犯罪的控制，必须进一步加大对人民群众的宣传，鼓励人民群众举报制贩新型毒品犯罪活动；切实加强业务培训工作，提高各警种特别是一线民警发现和识别新型毒品犯罪的能力；联合工商、文化等相关部门加强对娱乐场所的监督和整治力度，探索利用企业不良行为警示系统，逐步建立娱乐场所禁毒长效管理机制，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出台；进一步完善有关新型毒品定罪量刑的相关司法解释，为执法机关打击新型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提供更有效的法律武器；积极开展与有关地区的打击新型毒品犯罪案件的区域性禁毒执法合作，进一步加大情报交流和联合办案。

相信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最后胜利属于坚持正义和坚定信念的人民！

第三篇：关于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思考建议（模版）

作为一名基层法院的执行干警，几年执行工作的实践，使我感受颇多。随着《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越来越多，且该类案件的自动履行率较低，多须法院强制执行。该类执行案件具有执结率低、社会反响强烈、工作难度大、极易转变为上访案件等特点，如不能及时执结，必将导致当事人对执法公正性与严肃性产生怀疑，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妥善处理该类执行案件。前几日执行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从执行这起案件中我认为引起此类案件发生存在诸多社会原因。

随着我国汽车消费的不断普及，交通事故致人伤亡案件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件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从交警的现场勘查到责任划分，再到法院的诉讼，其目的就是将事件的责任进行划分和确定，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中的内容能否得以实现。往往这样的问题只有在进入执行程序才能得以解决，但这样的案件在执行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使受害人的赔偿得不到及时的落实。例如：某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中，肇事者陈某酒后驾驶自己的私车，造成受害人一死一伤，该案的赔偿金及医疗费用高达十几万，而肇事者刚买的车才价值3万元左右，该车还是通过贷款购买的，陈某家中的积蓄因买车已全部用完，该车也没有参加保险，陈某只有每月的1300元工资。这样的条件，被执行人陈某如何一下拿出高达十几万的赔偿金及医疗费用。实际生活中，酿成交通事故及赔偿无法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想解决这方面问题，主要应从以下社会问题入手：

一是提高国民保险意识，加大保险宣传。

在许多发达国家，保险已经进入成熟阶段，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美国，85%以上的家庭都参加寿险。据不久前的数据显示，他们在完善的社会保障基础上已经超过了150%的保单密度。在我国消费者熟悉的车辆保险投保率也仅达到30%，而在发达国家这些险种的投保率都在80%以上，尽管目前正推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个人面对的风险正在不断增加，但是人们对风险的认识还不够，导致人们的风险和保险意识比较落后。

目前来看，在执行中保险是受害人的救命稻草，是维护受害人合法利益的最好途径和保障。我们应该努力支持全国的保险事业，让保险事业在车辆的保险上做的更规范、更合理、更人性化。这样对将来的交通事故的赔偿更有保障，使受害人的利益能及时得到一定的补偿，使公众把保险当作生产、生活保障的靠山。

二是交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驾驶证的管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人可以买的起私家车，也很容易拿到执照，有些人没有通过正规的驾校学习和专业的训练，即使去学也是走个过程，而有些人甚至是通过关系买的执照，这种现象普遍存在，造就了一个个的马路杀手。

例如在新西兰考取驾驶证，一般人从学车开始，要1年半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机动车驾驶执照，从学习开始，考完笔试，给你发一个学习驾驶证，有效期两年，你可以在路上开车，学车，但一定要有至少一个有两年驾驶经验的人坐在副驾驶座位，要出示有两年完整驾驶执照；有这个学习证半年后，你才可以考第二个证——实习证，简单通过路试就可以考取，实习证只可以搭载自己亲人、女朋友，再过半年，才可以考最后一个最终的驾驶执照，这个最难考。对比中国，一个月就可以有个驾驶证，笔试大家都知道如何的复杂，国外重视实际驾驶，并不要求纸上谈兵。在美国交通可比中国复杂多了，交通规则也非常严格。他们考的主要是安全意识，车技反倒其次了。因为车技提高很容易，一旦没有安全意识就后患无穷了。这和国内完全不一样。国内是练技术，漠视规则，漠视行人——送礼就行。中国以全球3%的机动车数量创造出25%的事故率就说明了一切。而一个合格的驾驶员的驾驶技术是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希望交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驾驶证的管理，减少我们的交通事故率，切实保障公众安全。

三是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使交通事故中的弱势群体在事故发生后能及时得到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的司法便民工作，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努力解决司法为民中的具体问题，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各地政府也在积极响应用不同的方式出台救助方案和地方法规，确保救助资金的到位，来解决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实际问题。我们希望上级领导、地方政府能让这些措施和法规、资金及时到位，解决受害人的燃眉之急。

四是加强法制宣传，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造成目前交通事故发生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是机动车驾驶员和行人法制观念淡薄。交通部门和法院可经常通过案例报道等形式做好道路安全法律宣传，努力提高人们的交通

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营造良好的交通法制环境，真正从源头上预防和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一起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不是仅用法律手段就能够解决的，化解这样的矛盾，法院只能做到一调再调（就是诉讼中调解完执行中再调解），起到的作用只能是暂时缓解问题却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矛盾始终存

在。此类案件的不良循环是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矛盾，足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解决它需要行政主管部门的严格把关，需要老百姓意识觉悟的提高，需要保险事业的大力支持，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第四篇：涉法信访案件问题探讨思考

信访问题，特别是涉法信访问题一直是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之一。如何破解涉法信访这一难题，从源头上减少信访案件的发生，是当前我们政法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解决好涉法信访问题，对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推进司法严肃公正、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一、涉法信访案件的界定

根据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

例》规定，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涉法涉诉信访是当事人寻求国家救助的一条渠道。从广义上来讲，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针对执法活动的信访行为，包括针对国家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行为的行政信访和针对公、检、法、司机关的司法信访。就司法行政部门而言，涉法信访案件是指对已经或应当由政法部门受理，或者已经办结的案件，当事人对政法部门或政法干警的作为与不作为提出申诉、控告和要求，依法规、依职权、按政策应当给予受理查处的案件。

从我局以往接待的信访案件来看，信访问题主要集中在人事关系、劳资纠纷、补贴待遇等方面。真正涉法、涉诉的信访问题并不很多，而这部分信访案件又多集中在对律师、公证行业执业行为和监狱干警违法执法环节方面。这些涉法信访案件本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等方式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涉法信访人只要依照宪法和民法、刑法、行政法和相关的诉讼法等法律手段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信访部门依然接待了大量的涉法信访案件，信访人频频上访，甚至组织集体访、越级访，而能够得到彻底解决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许多涉法涉诉新方当事人，由于经济条件、思想观念等原因，放弃了法律解决途径，造成涉法信访案件与日俱增，增加了信访部门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

二、涉法信访问题的成因

涉法信访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多，这其实是公民法律意识提高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新问题的产生，新的社会矛盾也不断出现。而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使法的作用和地位逐渐被突显出来。随着人们的法制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当出现他们认为法律程序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就会寻求法律以外的其他救助方式，信访就是其中之一。涉法信访问题的产生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即信访人的原因和执法体系的问题。

（一）涉法信访人的原因

一是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但一些偏远、贫困农村和山区经济仍然不发达。这些地区的人们和城市里的弱势群体收入很低，保证温饱已经不易，因此面对高昂的诉讼费用和聘请律师费用，信访人只能望法却步，采取信访途径来解决。不是不想打官司，而是没钱打官司，这也是众多信访人的无奈之举。此外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人治”观念在一些人的心中已是根深蒂固。因此要想在这些人心中树立“法治”观念仍需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时间。

二是将信访看作解决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出现了问题，都希望用最短的时间得到解决。然而复杂繁琐的法律程序，却让信访人心生怯意。当信访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政府、找领导，要想解决问题就要向上面“告状”，闹得越大，上级机关督办力度越大，问题就解决的越快。而现实中确实存在采用信访方式解决问题的时间比正常走法律程序要快很多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上访者的气焰，导致涉法信访案件不断增多。

三是信访人对“申诉权”概念认识有偏差。我国《宪法》中规定，公民有提出建议和申诉的权利。新的《信访条例》也规定了要依法保护公民的申诉权。畅通信访渠道是保障公民的建议权和申诉权，加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并迅速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措施。但是这种权利的赋予不是无条件的，是要以遵守宪法和法律为前提的。一些信访人对“申诉权”的概念认识存在着一些偏差。他们认为既然《宪法》规定了“申诉权”，那么信访就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如果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就是侵害了他们的“申诉权”，就是违法的。一些信访人甚至打着维护“申诉权”的旗号提出无理要求，为的就是多得些物质赔偿或补偿。还有一些人是盲目听从了个别人的煽动，被动参与群体上访甚至是闹访。这些人一旦对信访的处理结果不满意，就会采取重复访、越级访的方式继续上访。不管是群体性闹访、无理访还是重复访，都给维护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和谐的因素。因此对于信访人而言，只有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行使申诉权、控告权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光靠一味的采取闹访、缠访、重复访的方式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二）执法体系存在的问题

涉

第五篇：挪用公款罪问题思考建议

自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首次规定挪用公款罪以来，司法界和学术界就如何正确理解、适用挪用公款罪一直存在着较多的争论，为此两高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挪用公款罪的法律适用问题也作了大量的司法和立法解释，但由于两高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对挪用公款罪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每一司法或立法解释的出台，不但未能使司法界和学术界的认识统一，相反都引起更广泛的争论。笔者作为在检察机关从事反贪污贿赂工作的人员，也深感由于理论上的模糊给我们具体查办挪用公款案件带来一定的困难，本文笔者结合自己平时办案时的一些理解就目前争论比较激烈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挪用公款 认定 处罚

一、挪用公款犯罪的沿革

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在我国刑法史上，对挪用公款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所构成的是什么罪，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全面了解这一发展演变的进程，对于正确理解和掌握挪用公款罪，是十分必要的。

民主革命时期，把挪用公款视为贪污犯罪的规定。解放以后至80年代末期,基本上仍沿续了民主革命时期红色政权的司法惯例,将挪用公款行为以贪污论罪。但在这期间，国家政策也出现过反复。如：把长期借用或挪用公款，视为违反财政制度行为，应当令其检查，不视为犯罪。70年代末，全国人大开始起草新的刑法草案(79刑法)，其中增设挪用特定款物罪。但未规定一般的挪用公款犯罪。

1985年7月8日“两高”下发了《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重申了“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以贪污论处。”1987年3月14日“两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又发布了《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以贪污论处的问题的修改补充意见》，对以挪用公款犯罪的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改和比较详尽的补充，并规定了挪用公款案件的追诉限制。“两高”关于挪用公款以贪污论处的两次司法解释，都显露出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司法权超越了立法权。

1988年1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其中，增设了挪用公款罪。这个补充规定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法律关于挪用公款罪的立法规定趋于完善。但是，补充规定施行后，司法实践中还是相继反映出的一系列问题，对此，“两高”于1989年11月6日发布了《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针对挪用公款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法律问题的进行了解释，使有关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解释与立法规定相配套，丰富和完善了挪用公款罪的法制建设。

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将公司、企业人员（不包括其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挪用本单位资金和行为单独规定为挪用资金罪，不再以挪用公款罪处理。1997年制定颁布的新刑法在总结以往立法和实践基础上又作了较大的修改，但在学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关于挪用公款的认定与处罚中的若干问题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二、挪用公款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的探讨

1、关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问题

依据新刑法第93条的规定，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都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但两者的主体范围不同，贪污罪的主体除国家工作人员外，还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而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不包括刑法第382条第2款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由于立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与现实情况不相一致，实践中对如何确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存在分歧。具体到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上对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是否属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存在着不同认识。

在刑法修订前，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范围是一致的，刑法修订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的，是构成挪用公款罪还是构成挪用资金罪，存在不同的理解。为了统一认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2作出批复规定，对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挪用资金罪）的规定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