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鉴赏清代鼻烟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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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清代鼻烟壶
鼻烟壶种类异常繁多,其中玻璃、瓷质、玉石质地最为普遍。据专家介绍,鼻烟壶的优劣,既要看做工,更要看材质。
料质鼻烟壶贵在作工。料质鼻烟壶即玻璃材质的鼻烟壶,做工最妙的是“古月轩彩”,其次是西洋制作的五色玻璃。清代北京内廷所烧的料烟壶,称之为官料鼻烟壶。康熙时的官料非常精美,它们仿天然矿石或半宝石,颜色几乎可以乱真。官料还仿玛瑙、琥珀、翡翠和羊脂白玉,质地滋润,闪闪生辉。古月轩料器,以乾隆生产最多,嘉庆以后就绝迹了。鉴别古月轩料鼻烟壶的关键是:凡古月轩一定是堆料款,即字铭用珐琅彩书写,烧成后凸起,形成垛地形,而且一定要敷珐琅釉和珐琅彩。
清代的玻璃鼻烟壶中,有料胎珐琅彩工艺,即把珐琅彩釉绘在玻璃上焙烧而成。清代的料胎画珐琅,是乾隆时期的特产,多是小扁圆形壶体,通体彩绘花卉图案,很少画山水人物。花卉图案以纤细繁复为上品,色彩鲜润有层次。乾隆年制壶有四字款识,用蓝料书仿宋椠体,十分工整,仿品难以达到。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详细介绍清代鼻烟壶的工艺种类: 玻璃鼻烟壶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把鼻烟壶分为五大类,基本是按材质划分的,分别是玻璃类、金属类(主要是铜胎画珐琅,数量较少)、玉石类、瓷器类以及其他材质的鼻烟壶,如漆器、陶器等。台北故宫有一件以贝壳为材料做成的鼻烟壶,北京故宫则有一件核桃做的鼻烟壶,都很精致。玉石鼻烟壶在造型上是最漂亮的一类。此外,使用有机类材料制成的鼻烟壶也很多,比如竹、木、象牙、葫芦、犀角、漆器等。文竹又称“贴黄”、“竹黄”等,乃取竹筒内壁 上海汉风艺术品投资有限公司
之黄色表层翻转过来,经煮压,黏贴到木制胎骨上。(1-5)
其中,数量最大、传世最多的还是玻璃类的鼻烟壶。因为玻璃本身对鼻烟有保护作用。
玻璃是一种合成的材料,目前所见最早的出土时代是战国时期,此后的发展很缓慢,到了清代,忽然有了一个高峰。清代的玻璃大发展和康熙皇帝喜欢西洋科技有关。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在德国传教士纪理安(Kilian Stumf)的帮助下,在清宫造办处里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玻璃厂,是清代玻璃制作的一个大发展。在当时,玻璃器皿比珠宝还要贵重。从档案中可以看到,清廷每年赏赐**、**的宝物里几乎都有玻璃类的器物。
虽然从康熙三十五年开始就有了御用玻璃厂,但是玻璃鼻烟壶中所带年款最早的是雍正款。从乾隆朝开始,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都有带本朝年款的玻璃鼻烟壶。
玻璃鼻烟壶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部分不是用玻璃盖,而是用铜镀金錾花盖。玻璃鼻烟壶在玻璃厂做,盖则是由专门的镀金作来做。鼻烟壶里的小匙,基本上有三种材质:最主要的一种是象牙,这是在牙作做;一类是铜镀金,在铜作做;还有一类是竹的。
我们对玻璃鼻烟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类,包括单色玻璃、套玻璃、画珐琅玻璃、搅玻璃、金星玻璃、搅玻璃等。
单色玻璃鼻烟壶
单色玻璃鼻烟壶的数量是最大的。玻璃有一个特点是色彩比陶瓷多,特别是单色远远超过了陶瓷,很多颜色是陶瓷烧出不来的。从档案记载看,雍正时期和乾隆时期,玻璃颜色已经达到了将近40种,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将近20种。其中豇豆红色玻璃和瓷器中的豇豆红釉很相似,它的配方至今还没有攻克。金星玻璃在雍正的档案中有记载,但实物只在乾隆一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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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玻璃鼻烟壶
套玻璃是清代独创的工艺,是指用两色以上的玻璃制作器物。分为两种:一种是满套,在玻璃胎上满套与胎色不同的另一色玻璃,再用琢玉的方法在外套的玻璃上雕琢花纹;一种是将所需各色玻璃棒烧熔,直接在器表黏贴花纹。以满套为多。
据文献记载,从康熙朝就有套玻璃鼻烟壶,但是最早的实物只看到了乾隆时期的,康熙跟雍正时期的实物均不见。乾隆朝的套玻璃鼻烟壶,没有大尺寸的,高度都是四五厘米左右,很精致。乾隆时期有一种套粉色玻璃鼻烟壶,粉色是乾隆朝特有的颜色。
清代的官造套玻璃鼻烟壶,大部分都是椭圆形的足,而且一定是实心的平面的实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刻款。而且玻璃器的款识和其他文物不一样,它的字迹非常潦草,而且大部分是阴刻楷书款,只有少数是料款(仅在画珐琅玻璃上),更少数的是篆书款。篆书款应该是在玉作刻的,其他款则是在玻璃厂刻。
官造的套玻璃鼻烟壶的基本规律是单色套单色,比如白套红、白套蓝、白套绿、红套蓝、红套黄等等。套多种颜色的基本上是民间的东西,但也不排除极少数套多色的也是官造的。对于民间造的鼻烟壶的研究现在还没有突破,因为没有可资对比的参照物,一件都没有。
玻璃胎画珐琅鼻烟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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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胎画珐琅雉鸡牡丹
画珐琅是非常重要的一类清代文物。人们常说“珐琅彩”,但这个称谓在档案中是没有的,而是叫做××胎珐琅、××胎画珐琅。清代有六种材料的胎用于画珐琅:金、银、铜、瓷、玻璃、宜兴,即金胎画珐琅、铜胎画珐琅、银胎画珐琅等,其中铜胎画珐琅是最早的。银胎画珐琅也叫银烧蓝。瓷胎画珐琅是现在最贵的品种,俗称瓷胎珐琅彩。宜兴胎画珐琅大部分都是康熙年间的,基本都在台北故宫,北京故宫很少。
在各种画珐琅中,工艺难度最大的是玻璃胎,但是现在市场上玻璃胎画珐琅拍不过瓷胎的,这是大家认知不充分造成的。玻璃胎画珐琅的成功率低,是因为它是二次烧成,先把玻璃烧成某种器形,再用珐琅来绘画;之后再烧,温度高了,玻璃就碎了,温度低了,珐琅颜色出不来。所以清代玻璃胎画珐琅的生产量最少,极为珍贵。北京故宫收藏的清代玻璃胎画珐琅器大约才20多件。多年前我只在香港佳士得看见过一件玻璃胎画珐琅西洋人物八方形笔筒极好,似乎拍了大约6000万港币。现在玻璃胎画珐琅鼻烟壶的价钱已经逼近一千万元了。
乾隆时期出现了一批西洋人物和西洋建筑纹样的器物,这在雍正时期是没有的。雍正五年曾下令严禁外造制器,外造可能就是指西洋的东西。虽然如此,雍正皇帝还是留下了很多幅带着西洋发套的画像。乾隆时期的西洋人物和西洋建筑纹样主要出现在玻璃、铜胎画珐琅和瓷器上,经常是和中国的传统纹样相结合,很有意思。绘制者应该有两类,一类是真正的西洋画家,像郎世宁,还有一类是宫廷培养的画家。这种西洋纹样的玻璃胎画珐琅的数量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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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画鼻烟壶
玻璃鼻烟壶中,和现在能够衔接上的一种是内画鼻烟壶。内画玻璃的历史很短,但是研究起来难度很大。因为中国历史上手工艺人的地位比较低,有关他们的文字记载很少。内画玻璃究竟何时出现一直是个未知数。现在研究认为内画始于嘉庆年间的甘烜文,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收藏有一幅他的画作,风格和其传世的内画壶是一致的。内画玻璃的大发展应该是在晚清、民国时期,这和当时玻璃制造技术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光绪年间有名的内画高手有30多位,基本上是以北京为主,也有山东的。周乐元、马少宣、叶仲三是三位京派内画艺术大师。原来他们的作品都很便宜,现在极贵,而且大量的是在国外。三位大师各有所长。周乐元主要是内画山水,他的作品很少,但现在假的很多。马少宣内画鼻烟壶的特点是一面绘画,一面题字,富于诗情画意。据马少宣的孙子马增善所说,马少宣的有些作品是由他哥哥所画,但是也署马少宣之名。叶仲三1945年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叶晓峰和叶蓁祺传承了他的衣钵,作品都署叶仲三的名字。
实际上,在各类鼻烟壶工艺中,我们传承得最好的就是内画鼻烟壶。河北的王习三大师是现在冀派内画鼻烟壶的代表,在河北衡水有五万人在从事内画这个职业。另外,北京有刘守本,山东有张广庆,等等。
鼻烟壶的一些鉴定要点
在造型上,年代越早,器形越小;年代越晚,器形越大、越蠢笨。口部的造型也有规律,越早壁越薄,越晚壁越厚。壶腹部位的规律是:年代早的一定是扁腹,鼓腹则年代晚。荷包形的鼻烟壶一定是乾隆时期的器形。传世的康熙瓷鼻烟壶数量很少,造型多为爆竹筒式,只有青花、釉里红两个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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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鼻烟壶的盖和小匙对于鉴定也是很重要的,以原有的壶身加一个后配的盖是作伪的手段之一,也有的是新做的小匙长度不合比例。
在纹饰方面,不同部位的画法是不一样的,比如用哪种方式开光,开光里面的纹饰怎么搭配,开光外面的纹饰怎么组合,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果要学文物鉴定,有几个纹式是很重要的:龙纹、凤纹、云纹、螭纹和蝙蝠纹。只要掌握其中一类纹饰,再看其他文物也能有一个大致的判断。蝙蝠纹是清代特有的一类装饰,它的不同时期的特点也是鉴定器物时代的重要依据。早期的蝙蝠翅膀很尖,而且一定是打开的。雍正时期的云纹和康熙、乾隆时期的完全不一样。
在款识上,康熙朝的瓷鼻烟壶中没有带康熙年款的,足内主要是写“成化年制”四字行书仿款,也有一部分不写款。
鉴于鼻烟壶的品种纷繁复杂,初级收藏者在介入时,一定要确定自己的收藏范围,不妨从存世量较多的瓷胎、玻璃以及内画壶等材质入手。
目前存世量最多的是陶瓷类。同陶瓷一样,鼻烟壶也讲究官窑,清朝的官窑鼻烟壶是上乘之选。雍正时期的青花釉里红官窑鼻烟壶胎细,道光时期的鼻烟壶以民俗、人物题材为主,光绪时期则大量仿前朝的精品之作。
玻璃胎鼻烟壶目前流通得也较多。收藏者在购买此类鼻烟壶时,可以先从一般价格不高的单色玻璃鼻烟壶着手,进而逐步向套多色玻璃鼻烟壶深入。
对内画鼻烟壶感兴趣的收藏者,一定要认准大师。我国内画名家辈出,名声最响的当属周东元、马少宣、叶仲三这3位大家。在德国汉堡博物馆,就有一件马少宣于1910年为当时德国国王威廉二世创作的肖像内画鼻烟壶。除三位大师外,还有毕龙
九、阎玉田、孟予受、丁二伸、张文堂、陈坤生等十多位内画名家。
鼻烟壶的市场
尽管很长时间内,国内藏家并不重视鼻烟壶的收藏与投资价值,视其为冷门品种,但随着近年来鼻烟壶的拍卖价格不断走高,许多投资者开始对这一过去问津者不多的板块青睐有加。事实上,鼻烟壶在近20年中的价格一直在攀升,如1992年4月1日香港佳士德公司举办的一次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件清代乾隆年制的金胎掐丝珐琅仙鹤纹鼻烟壶即以104.5万港元高价成交,创下了当时世界鼻烟壶拍卖纪录。1996年春季的北京翰海鼻烟壶专场再现高潮,此场拍卖总成交额1441万元,其中一件4.7厘米高的清乾隆粉彩轧道西蕃莲纹鼻 上海汉风艺术品投资有限公司
烟壶拍出104.5元;3年之后,北京翰海秋季拍卖会上,一件清乾隆粉彩描金葫芦形鼻烟壶以115.5万元成交。到了 2000年天津文物公司春季展销会拍卖专场上,一件清乾隆料胎珐琅彩山水鼻烟壶,拍卖前的估价仅30万元,但最后却以惊人的242万元成交价,创下了内地鼻烟壶拍卖的最高纪录。更值得鼻烟壶藏界骄傲的是,2004年4月25日香港佳士德推出李公伟先生鼻烟壶珍藏专场拍卖会,一件估价高达130万~180万港元的清乾隆御制白料珐琅彩牡丹翠鸟鼻烟壶以230.375万港元造了鼻烟壶拍卖世界纪录,而晚清、民国时期的水晶内画“寿臣”画像鼻烟壶(马少宣款),则以174.375万港元创造了单件内画鼻烟壶世界纪录,整场2330.978万港元的总成交额,使得其与内地的中型艺术品拍卖会相媲美,鼻烟壶的名声由此远扬,并在内地掀起了一股投资浪潮,鼻烟壶的身价更是快速飙升。
第二篇:清代名人轶事
篇一:2011年----《清代名人轶事_将略篇》 罗 提 督
东乡罗提督战功,见于《圣武记》者详矣。其智能亦自可韬,非徒以武力雄一时也。公尝率兵入南山,搜余贼,村人苦猴群盗食田粮,晨必发火器惊之。公问故,令获一猴来,剃其毛,画面为大眼诸丑怪状。明晨俟群猴来,纵之去,皆惊走。后不复至。
还没有到,众人认为要等待禧恩来了再进攻。罗提督说:“包围时间长了我方军队会懈怠,叛军必定会逃跑。”于是违背众人的意见马上进攻,叛军几乎全部被消灭。
译:东乡人罗提督的战功在《圣武记》中记载得很详细了。他的智慧也足可以谋划大事,不是只凭借武力称雄一时。罗提督曾经率领军队进入南山,搜捕残余的贼寇,村民深受猴群偷吃田里的粮食之苦,早晨必须用火器才能惊跑猴群。罗提督问明原因,让人捕来一只猴子,剃除猴子身上的毛,在这只猴子的脸上画上大眼睛等又丑又怪的形状。第二早晨等群猴来时,把那只猴子放回去,猴群都惊吓跑了,以后再也不来了。
罗每对人言生平作贼事,不少(稍)讳,并请文人历叙其事,洵奇男子也。改行后,始娶妻,忽患奇疾,百方不治,一道人过门曰:“有方可救,但得钱三十千乃能配药。”罗自念贫窭,安得三十千钱,语其妻曰:“吾病且死,汝亦饿死耳。苟鬻汝,得钱买药,则两活矣。”妻泣而从之,病果瘳。
译:罗提督常向别人讲述自己年轻时做贼时的事,一点都不忌讳,并且请读书人详细地记 载他做贼的事,真的是不一般的男子汉啊!(罗提督)改变品行后,才娶了妻子,他忽然患上了怪病,各种方法都治不好。一个道人路过门前说:“我有办法可以救你,只是要拿三万钱才能给你配药。”罗提督自忖家里贫穷,哪里拿得出三万钱,就对他的妻子说:“我病得就要死了,你也会饿死。如果卖掉你,得到钱去买药,那么我们俩都可以活了。”妻子哭泣着听从他,后来他的病果然好了。
官夔州游击,夔关临峡,山水迅急,瞬息千里,盐枭至则鸣金叫呼,越关以过,船皆设炮械,两旁系大竹,弯如弓,他船追及,断系发之,船必覆,人莫敢撄。公募善泅者,持利锯匿上流水中,俟船过,附而锯其舵,抵关适断,船不能行,触石破,尽获之。译:(罗提督)官至夔州游击时,夔州关靠近夔州峡,山水迅猛湍急,瞬间千里。贩卖私 盐的船到了(往往)就敲锣呐喊,越过夔州关走了,他们的船都配备大炮器械,船两旁绑着大毛竹,像弓一样弯着。有别的船要追上时,就吹断绳子将毛竹发射出去,追的船一定翻倒,没人敢触犯(他们)。罗提督招募擅长游泳的人,拿着锋利的锯子事先藏匿在上游的水中,等盐船经过时,靠近船用锯子锯盐船的舵。盐船抵达夔州关时舵正好断掉,盐船不能前行,触碰礁石被撞破,贩卖私盐的人就全部被抓获。
罗 既 官 游 击,乃 遣 人 访 其 妻,以 重 金 赎 还。为 夫 妇 如 初,报 其 鬻 身 救 夫 之 义 也。此 事 不 足 训,然 以(之)视(那些)少 共 艰 苦,既 贵而 厌 弃 其 糟 糠 者,其 厚 薄 之 区,殆 不 可 以 道 里 计。天 生 豪 杰,磊 磊 落 落,安 得 以 道 学 家 之 律 绳 之?
译:罗提督做游击官后,就派人寻访他的妻子,用重金将妻子赎回,还像当初那样做夫 妻,报答妻子当年卖身救自己的恩情。这事不值得效法,然而拿这与年轻时共同经历艰苦、富贵后厌恶嫌弃糟糠之妻的人比较,这当中的重情与薄情的差别,几乎不能用里来计算。罗提督天生豪杰,光明磊落,怎么能用道学家的法则来衡量呢?(选自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将略篇》,有删改)
罗少亡赖,数行窃,令捕之杖毙,弃诸野。中夜而苏,匍匐(púfú)至一老妪(yù)家,周之,乃改行,投身军营,骁勇冠绝侪(chái等辈、婚配)辈。当赵金龙之乱,罗受命,与总督卢公坤往平之,贼已困,将擒矣。时宣宗以尚书宗室禧恩来督军,未至,诸公议待禧至,罗曰:“围久师怠,贼必遁。”遂违众一战,歼贼且尽。译:罗提督年轻时是无赖之徒,多次行窃,县令抓捕到他,用棍杖将他打晕,将他抛弃在 荒野。(罗提督)半夜苏醒过来,艰难地爬到一老婆婆家,老婆婆救了他。于是他改变品行,投身行伍,在同辈中是最骁勇善战的。当赵金龙发动叛乱时,罗提督接受任命,和总督卢坤前往平叛。叛军已经疲困,就要被擒获了。当时宣宗皇帝命令尚书宗室禧恩前来监督军队,(禧恩)注释 韬:(韜)tāo
1、弓或剑的套子。
2、隐藏,隐蔽:~光养晦(隐藏才能,收敛锋芒,不 使外露。亦作“韬晦”)。
3、用兵的谋略:~钤。~略。
夔:kuí
1、〔~~〕敬谨恐惧的样子。
2、〔~立〕肃立。
3、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龙形异兽。撄:(攖)yīng
1、接触,触犯:~怒。~其锋。
2、扰乱,纠缠:“不以人物利害相~”。~ 宁(道家所追求的一种修养境界,指心神宁静,不被外界事物所扰)。
洵:xún
1、诚实,实在:~美。《诗·邶风·静女》:“洵美且异。”
2、疏远。
3、流泪:~涕(默默流泪)。窭:(窶)jù
1、〔~数〕用茅草结成的圆圈。放在头上做顶东西的垫子。
2、贫穷,贫寒:~家子(贫穷人家的子弟)。瘳: chōu
1、病愈。
2、损害,减损。
鬻: 本义为“粥”,引申为“卖”。鬻文(为人撰写文章而接受酬劳,即“卖文”),鬻技(出卖技
艺以谋生),鬻歌(卖歌,以歌唱谋生),鬻爵(出卖官爵)。成语“卖官鬻爵”,形容政治 腐败,统治阶级靠出卖官职来搜刮财富。训: 典式,法则。成语“不足为训”,不值得作为效法的准则或榜样。
糟糠:酒糟糠皮,是穷人赖以生活的食物。后常用“糟糠”形容穷困共患难。“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富贵时不要忘记贫贱时的知心朋友,不要抛弃共同患难过的妻子)。道里:指道学家主张的法则、规律。
磊磊落落:分明的样子,也形容胸怀坦荡。
绳: 木工用的墨线,引申为标准、法则,又引申为按一定的标准去衡量、纠正。绳墨,准绳,绳正,绳之以法。
【答案】c(a.为„„所苦,苦于„„,使困苦,困于。例:《列子·汤问》:“何苦而不平?”(苦于山挖不平)《史记·陈涉世家》:“天下苦秦久矣。” b.释放;放走。例:纵火,纵虎归山,七擒七纵。d.到达,抵达。例:抵京,抵临,平安抵达。)
6、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不相同的一组是()a、其智能亦自可韬语其妻曰„„ ..b、非徒以武力雄一时也 越关以过,船皆设炮械 ..c、令捕之杖毙,弃诸野 妻泣而从之,病果瘳 ..d、遂违众一战,歼贼且尽吾病且死,汝亦饿死耳 .. 【答案】b(凭,介词/相当于“而”,表顺承。a.他的,代词。c.他,代罗提督。d.将,将近,副词。)
7、下列各组词语,都能表现罗提督“足智多谋”的一组是()①尝率兵入南山,搜余贼 ②画面为大眼诸丑怪状 ③俟船过,附而锯其舵④乃改行,投身军营 ⑤罗曰:“围久师怠,贼必遁。” ⑥得钱买药,则两活矣。
a.①③⑥ b.②③⑤ c.②④⑤ d.②④⑥ 【答案】b(①叙述他曾经率兵到南山。④叙述他投身行伍。⑥叙述他跟妻子商量卖身以求钱治病事,这点勉强可算是。)
8、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南山的一个村子里,群猴偷吃庄稼,村民深受齐其害。罗提督巧用计策,帮助他解决了猴患。
b、为了对付盐枭,罗提督因地制宜,巧妙部署,他令下属避其锋芒,暗中袭击,取得了辉煌战果。
c、罗提督年轻时曾经误入歧途,后洗手不干,投身行伍,在平定赵金龙之乱时,立下了汗马功劳。
d、罗提督功成名就后,并不忌讳那段行窃经历,让他人提醒自己,引以为鉴,再也不做违法之事。【答案】d(“让他人提醒自己,引以为鉴,再也不做违法之事”无依据。)考 题
5、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正确的一项是()a、村人苦猴群盗食田粮 痛苦 .
b、明晨俟群猴来,纵之去腾跃 .c、官夔州游击,夔关临峡做官 .d、抵关适断,船不能行 碰到 .篇二:古代名人轶事 古代名人轶事
古代名人轶事<茶墨之争> 宋代著名书法家、文学家、政治家苏东坡既爱饮茶又擅长书法,一日司马光问他:“茶以白为贵,墨却以黑为贵;茶以身重为好,墨却以身轻为好;茶讲究在新,墨却讲究在陈。人们对茶与墨的追求正好相反,而您恰好喜好这两样东西,这是为何?”苏东坡巧妙答说:“上好之茶与妙品之墨都有陶然清香,这是他们共有的品德;茶与墨坚结实在,这是他们同具有的节操.贤哲和君子都有共同的品德和节操,一个长的皮肤黝黑,一个却长得白皙,这其实是同一个道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茶墨之争的故事。
纪晓岚对对联
清朝大学士纪晓岚一次奉旨巡查,乘船过一个河道。走到一处很窄的地方,正好与一大船相遇,互不相让。纪晓岚就呵斥对方让路。没想到对方是当朝的一员战功赫赫的老武将。对方也不示弱,正在僵持着。那个老武将听说是纪晓岚大学士,就提出了对对联的要求。武将出上联,纪晓岚对下联,如果对上了,老武将自己让路,对不上,他纪晓岚让路。纪晓岚一听连说行,没问题。武将的上联是:两船并行,橹速不如帆快。(橹速,暗含三国的文臣鲁肃。帆快,暗指刘邦手下的武将樊哙。整句话是说”文臣不如武将。)纪晓岚也看出来了这副对联的巧妙,就是一时对不上。急得一头汗也没对上,只好认输,给武将让路。纪晓岚闷闷不乐乘船到达了目的地。刚一下船,欢迎他的场面特别热闹。有锣鼓,有唢呐,有吹笛的,有吹箫的。他突然来了灵感,想到了下联:八音齐鸣,笛清哪如箫和。(笛清,暗指,西汉武将狄青。箫和,暗指刘邦手下的文官,有名的宰相萧何。整句话说武将不如文臣。)正好对上句,可惜纪大学士当时没对上,输了一回,总算知道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
东晋诗人陶渊明,热爱田园生活,喜爱读书。他写了一首《杂诗》:“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等人。”告诫人们要珍惜时光,好好读书。唐代文豪韩愈在一首读书诗中写道:“读书患不多,思人患不明。患足已不学,既学患不行。”指出在治学的过程中,要“多读、多思、虚心、躬行”。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写有一首留芳千古的《劝学》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他劝诫人们要勤奋学习,不要错过读书的好时光。
晚唐诗人杜荀鹤,酷爱学习,他写有一首优美的《闲居书事》诗:“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少年辛苦终事成,莫向光明惰寸功。”宋代爱国诗人陆游,对读书情有独钟,他写过多首关于读书的诗。其中有千古流传的《冬夜读书示子聿》诗:“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告诫儿子,只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还是片面的,更重要的是要亲身实践。宋代哲学家朱熹,写有一首富有哲理的《观书有感》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诗把读书和人的知识更新比喻得非常形象生动。明代大剧作家汤显祖,著有《牡丹亭》,是我国戏剧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他在《正觉寺示弟儒祖》诗中写道:“窗间白发催愁境,烛底苍头劝读书。”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写有劝人们读书要专一,切忌糊思乱想的《怜思诗》:“一个浑身有几何,学书不就学兵戈。南思北想无安着,明镜催人白发多。”明代诗人于谦喜爱读书,认为读书能得到美好的精神享受:“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清代诗人袁枚,博学多才,他的一首读书诗提醒了人们,读书要求理解,切莫囫囵吞枣:“读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蠹鱼尔何如,终日食糟粕。” 清代诗人萧抡谓写有《读书有所见作》诗:“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一月不读书,耳目失清爽。”忠告人们要热爱读书,读书要持之以恒,并将其道理表达得淋漓尽致。篇三:名人轶事录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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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洁若 朱 湘 章克标 吴组缃 张秀亚 王了一 台静农
冰 心 聂绀弩 梁遇春 陈从周 周瘦鹃 罗念生 钟敬文 孙犁 文载道 林 庚 苏雪林 靳 以 赵景深 吴秋山唐 弢 王任叔 夏 衍徐 訏 谢六逸 王鲁彦 祝秀侠
马国亮 陆侃如 王礼锡沈启无 陈衡哲林徽音马子华 吴 晗陈西滢 潘序祖 秋 翁 柳无忌 缪崇群 邵洵美阿 英苏 青 叶灵凤 老 向 1《且说中国人》
本辑收五四以来鲁迅胡适林语堂等三十余位文学文化大师的杂感 随笔和杂文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抨击中国人的弱点揭示中国人性格描 画中国人形象是对二十世纪中国人的传神写照文笔或庄重或辛辣或 委婉或幽默或庄谐杂出或沉痛评说干姿百态中却皆显现出一颗拳 拳赤子之心 2幽默人生语
幽默是智慧的象征是春日里会心的微笑中国现代散文史曾出现一 批智商极高的幽默大师他们多以生花妙笔笑说人间百态从种种人生情 状中发现可笑可乐之事妙语连珠词采风趣读之令人忘忧令人喷饭 令人会心一笑或乐不可支如参禅悟道一样进入妙可不言的境界 3《雪夜话读书》
雪夜闭门读禁书向被视为读书人最大乐趣本书精选文化名人大师
近百篇美文看他们各以生花妙笔谈读书札记读书的习惯方法与乐趣爱书买书卖书乃至晒书焚书的苦乐书林书话及中外著名书店的种种
轶闻趣事从书里到书外娓娓述说中包含有人间百态人生甘苦 4《山水名胜游》
俗话说看风景不如听风景听风景不如读风景本书中的几十位名人大 家足迹遍布海内外一生好入名山游乘兴游尽山水名月生之后复以生 花生色之笔将人间美景移在纸上令读者在品味其游记美文的同时亦足 下出户而能遍游天下一举两得美不胜收且名人之笔往往为山水增色 读这类游记比亲游
山水名胜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5《烟酒茶食趣》
烟酒茶食为人生四乐不论伟人平民皆难以在割舍本书作者皆为文人 名人更与烟酒茶食为友为兄且比常人更能体味品尝出其中之味之趣看 他们谈烟之趣酒之味茶之品食之美 人生之乐尽在其中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6《宠物雅品迷》
第三篇:清代美术(模版)
清代美术 一、四王与吴恽:致力于摹古或在摹古中求变化(1)王时敏:《云山图》创“娄东派”
(2)王鉴:《夏山图》《梦境图》
(3)王原祁:“熟不甜,生不涩,淡而厚,实而清”《山中早春图》
(4)王翚hui:《西山红树图》创“虞山派”
(5)吴力:《湖天春色图》
(6)恽yun寿平:《锦石秋花图》创“没骨”画法二、四僧:(1)朱耷:号“八大山人”,构思奇特,喜爱画白眼瞪天的怪鸟怪鱼,愤世嫉俗 《荷石水禽图》《孔雀牡丹图》
(2)石涛:号“苦瓜和尚” 《淮扬洁秋图》《山水清音图》《苦瓜和尚语录》“借古以开今”“笔墨当随时代”“搜尽起风打草稿”
(3)弘仁:号渐江,创“新安画派”画山水重笔墨
(4)髡kun残:“吾之天游”《层岩叠壑图》
三、(1)弘仁、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并称海阳四大家
(2)髡残与程正揆kui并称“金陵二谿xi”
(3)“金陵八家”:龚贤(成就最高,八家之首)《木叶丹黄图》《夏山过雨图》、樊析xi、吴宏、皱喆zhe、谢荪、叶欣、高岑、胡慥zao
四、扬州八怪:直抒胸臆,打破成规(1)郑燮xie:号板桥,其诗、书、画均旷世独立,世称“”“三绝”,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的艺术化《竹石图》《墨竹图》 创“六分半书”
(2)金农:创“漆书”
(3)罗聘:《鬼趣图》
五、宫廷绘画:郎世宁:《百骏图》《崇献英芝图》
六、人物画:(1)改琦:《红楼梦图咏》
(2)费丹旭:《东轩吟社图卷》
七、版画:(1)殿版版画:焦秉贞:《耕织图》
(2)民间版画:《芥子园画传》系统地介绍了传统绘画的基本画法和流派,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绘画教科书
八、建筑:中国四大名园:留园、拙政园、颐和园、避暑山庄
九、工艺美术:(1)清代康熙时期盛行“古彩”,即五彩瓷,到雍正时期,五彩逐渐被线条柔婉、色彩淡雅的“粉彩”所取代(2)明清时期瓷器的装饰手法,彩绘已成为主流,标志着中国陶瓷已由“青瓷时代”进入“彩瓷时代”
十、简述“扬州八怪”?
答:
1、“扬州八怪”是泛指清中期活动在扬州地区的一批画家,有郑燮、金农、黄慎等人
2、他们在商品社会的生产竞争中,恪守文人的文化情操和文人画传统,以梅、兰、竹、菊、松、石等为主要描绘对象,除了表现诸如清高、孤傲、绝俗等思想外,还通过题诗写文,赋予作品以深刻的社会内容
3、在艺术上,扬州八怪发挥水墨特长,以简括的手法塑造物象,笔墨纵横,锋芒尽显,直抒胸臆,打破了成法约束,冲击了当时流行的恽寿平一派正统花鸟画风,被称之为“怪”,这些画家形成了反映时代变化的新风貌,发展了了文人写意画
十一、简述“四僧”?
答:与四王同时的僧人画家朱耷、石涛、髡残、弘仁,力主继古开今,革新创造,史称“四僧”,他们都是由明入清的移民,移绘画寄托亡国之痛,抒发内心强烈的情感,四僧重视感受生活,观察自然和抒发性情,创作时不限于临摹,不囿于挪用古法,以个性鲜明的艺术,突破了四王所表现的情感内容,以主客观结合、“尚意”又有法则的新手法突破了旧的程式,在发挥诗歌书法入画的效用并密切结合似与不似之间的形象上,发展了笔墨技法,艺术风貌虽各有不同,但在当时来说都是十分新颖大胆的创造。四僧以朱耷的艺术个性最鲜明,石涛的绘画思想影响最大,石涛有《苦瓜和尚画语录》传世。
朱耷,号八大山人,他的绘画极具个性,具有奇简冷逸的风格,强烈的抒发了遗民之情,达到了水墨大写意花鸟画的空前水平,常画傲然屹立的荷花,白眼瞪天的怪鸟怪鱼,孤寂高傲,构思奇特,充分表达了他愤世嫉俗的个性特征,代表作有《荷石水禽图》等。
石涛,号苦瓜和尚,其山水画多写对自然观察体验之所得,极富创造性,作品构图新颖自然,笔墨纵横潇洒,意境生气勃勃,他在他的画论《苦瓜和尚画语录》中提出了“借古以开今”“笔墨当随时代”“搜尽起风打草稿”等主张,对当时被摹古风气笼罩着的沉闷的画坛,起到振聋发聩的启示作用。
十二、简述故宫? 答:
1、故宫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两侧辅以文华、武英两殿,是皇帝上朝接受朝贺、接见群臣和举行大型典礼的地方。
2、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代皇宫建筑群。
3、建筑物个部分轮廓更加鲜明,色彩别具一格,从而使建筑物更加富丽堂皇,体现了极大的对称性,突出了皇权的至高无上。
4、故宫的建筑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优秀传统和独特风格,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经典之作。
第四篇:清代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清代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2011-10-24 14:46:44
王卫平黄鸿山 康丽跃
摘要:清代在灾荒救济、养老抚幼、救助鳏寡孤独等社会弱者诸多方面都颁布了制度法令,同时,其社会保障事业也得到了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在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清代的社会保障措施较为系统全面,收到了一定实际效果,可以说,清代的社会保障政策已经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而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和西潮的冲击,清代的社会保障政策也开始出现某些近代转型的迹象。
关 键 词:清代/社会保障/荒政/养老抚幼/鳏寡孤独
作者简介:王卫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鸿山,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康丽跃,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苏州215021)
清朝统治者虽出自东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较为落后的满族,但在整个统治期间,于尊孔崇儒、秉承汉族统治者传统制度理念的同时,或出于自觉,或迫于无奈,在国家政策制定、制度实施等方面往往有所创新。这种情况同样表现在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具体而言,清代继承并发展了历代王朝推行的传统社会保障政策,并不乏创新建树,在灾荒救济、尊老养老、抚育弃婴、救助鳏寡孤独等社会弱者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收到的效果也比较显著。
学术界对清代社会保障的内容涉猎已多,在荒政、慈善事业等领域已有丰硕成果问世。但目前的研究存在比较严重的偏向,如重视研究慈善事业,忽略内容更为广泛的社会保障事业;重视对荒政及其相关的仓储制度的研究,而较少关注历代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救助的政策性、制度性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清代社会保障政策中的灾害救助、养老和养恤贫苦孤残等内容作专门探讨,限于篇幅,清代军人优抚制度留待另文论述。
一、灾害救助政策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几乎无年不灾,而清代又是灾荒发生最为频繁的历史时期。据邓云特统计,从1616年清政权建立至1911年清政权灭亡的296年间,共发生灾害1121次,平均每三月一次[1](P23)。按照成灾原因的不同,大致可把清代灾害分为水灾、旱灾、雹灾、虫灾、风灾、霜雪灾、地震和疾疫八类,其中以水、旱二灾最为常见。与前代相比,清代灾害具有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长;灾害地区分布广,成灾面积大;特大灾害继起迭至,交相并发等特点[2]。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无疑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政权的长治久安,为此,清政府在灾前预防、灾中救助乃至灾后补救等各个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力图减轻自然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灾前预防
正如林则徐所言:“与其过荒补苴,何如未荒筹备”[3],事先作好预防工作,救灾时才能事半功倍,清朝统治者对此已有认识,对防灾工作相当重视。
1.重视备荒仓储的建设。建仓积粮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备荒手段,随着时代的发展,仓储制度也在不断演化之中。沿至清代,已形成“省会以至州郡俱建常平仓,乡村则建社仓,市镇则设义仓,而近边有营仓之制,所以预为之备者,无处不周矣”的局面[4](卷88),备荒仓储体系较为完备。
(1)常平仓。清朝建立后,仿照历代旧制,推行常平仓建设。早在顺治十一年,清政府即令各府、州、县清查前代所设常平等仓,“稽查旧积,料理新储”[5](卷28)。顺治十七年,户部议定常平仓每年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凶岁则按数给散贫户[6](卷121)。后历代清帝也屡颁诏旨,要求各地推行常平仓,并采取劝谕官绅富民捐输、按亩摊征、截漕增补、拨帑银采买乃至开贡监捐纳例等多种措施充实仓廒,常平仓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普及。
为使常平仓发挥应有的功能,清政府对其管理制度、营运方式、积谷规模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
在管理上,清政府明确了地方官员的管理责任。雍正帝即规定,如发生因地方官失职而造成常平仓谷朽腐的情况,将依溺职例予以追究,情况严重者可革职查办;官员接任之时,也须将州县仓廒盘查清楚,方许交接[7](卷189)。
在运营上,清代常平仓通常采用“存七粜三”的办法,即每年只准粜出三成积谷,七成留仓;仓谷粜出后,需趁谷价低廉之机买谷还仓;如被灾州县仓粮动用过多,以致所剩无几,须在秋收丰年之时,奏请上司拨银买补[8](卷160)。虽然已有定制,但由于气候、米价、灾荒等原因,各地常平仓的实际存粜比例并不相同。不过,不管何种原因,决不允许出现粜空仓廒的情况[7](卷189)。
在规模上,康熙四十年规定,大州县常平仓额定积谷一万石,中州县八千石,小州县六千石。到了雍正年间,标准有了提高,改为大县一万五千石,中县一万石,小县八千石[7](卷189)。但因南北气候不同,北方干燥寒冷,更有利于粮食储存,各州县常平仓贮谷额数相对较高,多有超出标准者,而南方则多不足标准。康熙至乾隆初年,常平仓发展迅猛,全国额定储谷数达四千八百余万石。由于官仓积粮过多,甚至造成了全国米价上涨的情况,为此,乾隆十三年,中央政府不得不调低了各省的额定贮量。但全国实际积谷数仍达三千三百余万石[8](卷159)。
不过,这种情况至乾隆晚期发生了变化。乾隆五十七年上谕指出:“不肖官吏平时任意侵挪亏缺,或以借陈易新为名,勒买勒卖,短价克扣,其弊不一而足。”以致造成积谷“所存无多、不敷散赈”,常平仓已显颓态[7](卷189);到了晚清,常平仓更是全面废弛,如苏州府常平仓在同治初年即处于“久已名存实亡”的状态[9](卷1)。
(2)社仓。清代社仓建设始于康熙十八年,此年“户部题准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公举本乡之人,出陈易新。春日借贷,秋收偿还,每石取息一斗,岁底州县将数目呈详上司报部”。但终康熙一朝,社仓建设成效并不显著。
雍正时高度重视社仓建设,认为“备荒之仓莫便于近民,而近民莫便于社仓”,雍正帝即位不久即谕令各省建立社仓,并要求“有司善为倡导于前,留心稽核于后,使地方有社仓之宜,无社仓之害”[10](卷35)。由于皇帝的重视,各地社仓建设捷报频传,雍正二年时,各省已“渐行社仓之法”[7](卷193)。
清朝社仓奉南宋朱熹社仓法为圭臬,设于乡村,由民间推举社长管理,用春借秋还方法救济贫民。社仓的谷本来源有二:一是官府调拨;二是民间捐输。在社仓的创始阶段,官府调拨起到了很大作用。为了鼓励民间捐输社仓的积极性,清政府于雍正二年制定了奖励措施:“有司劝捐,不得苛派,所捐之数,立册登注,不拘升斗,如有捐至十石以上者,给以花红,三十石以上者,给以匾额,五十石以上者递加奖励,其有年久不倦,捐至三四百石者给以八品顶戴带。”[4](卷88)
由于政府的重视,清代社仓建设在雍正、乾隆年间曾出现繁荣的局面,但因制度本身存在着弊端,且受清中期后吏治腐败的影响,社仓由盛转衰,其作用自然受到很大影响[11]。
(3)义仓。清代义仓主要由民间捐建,其具体营运办法似未有定制,往往因时因地而异。
在早期的义仓中,影响较大的当属盐义仓。雍正四年,两淮众盐商捐银二十四万两,盐政缴公务银八万两。清政府以其中三十万两在扬州建仓积储,名曰盐义仓。由两淮巡盐御史交由商人经理,每年青黄不接时,照存七粜三例出陈易新。如地方遇灾则开仓平粜,秋成籴补[7](卷193)。可见其运行方法乃仿照常平仓而来。
清朝晚期,由陶澍在道光年间创立的丰备义仓也流传颇广,江苏、安徽等地多有仿行者,但也没有统一的运营方法,如安徽丰备义仓多设立于乡村,规模较小,而道光十五年苏州创立的长元吴丰备义仓则设立于城市之中,一度发展到拥有田产上万亩、积谷十数万石、存银十几万两的规模,对苏州地区的社会保障事业起到了巨大作用[12]。
2.发展农业生产。仓储的意义在于“以丰年之有余,备荒年之不足”,采取的是以有余补不足的方法,但若有余不多,补不足自然无从谈起。可见,防灾还必须着眼于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产量,清政府在这方面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一是鼓励垦荒。早在顺治元年,清政府即将各州县卫所的无主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荒地则官给牛种,免科3年。康熙年间,新垦荒地起科年限进一步放宽,规定“新荒者3年起科,积荒者5年起科,极荒者永不起科”。这些措施有利于提高民众垦荒的积极性。为了激励地方重视垦荒,清政府还将垦荒成效作为官员的考绩根据之一。由于政府的重视与民众的辛勤劳作,清代前期的垦荒事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仅康熙二十四年至雍正二年不到40年时间中,耕地面积由607万顷骤增至723万余顷[13](P206)。二是重视推广农业技术。为推广农业生产技术,乾隆年间,清政府组织力量,将旧文献中有关农业生产的资料汇编成《授时通考》一书,这是我国最后一部传统形式的大型农书。另外,清代还根据各地自然条件的不同,注意选择耐旱、耐涝、耐盐碱、耐贫瘠和抗病虫以及其他各种抗逆高产作物品种[2]。三是重视水利兴修。从康熙年间开始,清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对水利工程的修建、经费的开支、设施的管护、护水与用水关系处理等诸多方面作了明文规定,并在雍正、乾隆年间屡有增益,形成较为完备的水利法律体系,对清代水利工程兴修起了很大的促进与保障作用。
(二)临灾救助
防灾措施的实行并不能杜绝自然灾害的发生,当发生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时,仓储等备荒设施往往无法满足救灾需要。因此,清政府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救灾政策,采取各种手段减轻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总体而论,清代的救荒程序已比较完备,对报灾、勘灾、救灾的程序作了严格规定,救荒手段也日趋多样化。
1.报灾。清代将报灾视为地方官的责任,发生灾荒时,地方官必须及时上报灾情。顺治六年,清朝政府已要求“地方督抚巡按即行详查顷亩情形具奏”[14](卷190)。顺治十年,户部对报灾程序作了严格限定:“夏灾限六月终,秋灾限九月终。先将被灾情形驰奏,再于一月内,查核轻重分数,题请蠲免。”如有地方官逾期不报、延误救灾者,必须受到相应处罚。[15](卷79)
2.勘灾。发生灾荒之后,地方官员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勘查地方受灾程度,作为采取救济措施的依据。在勘灾时,清代已有固定程序。受灾州县须预先刊刻“简明呈式”(即表格),开列受灾民众姓名、家口、住址、被灾田亩数量、坐落等内容,先由灾户自行填报部分内容,经地方官核实后按区图村庄装订存档,作为勘灾底册。查灾官员赴庄查灾时,需比照勘灾底册按田踏勘,将受灾情况登明册内,勘毕将底册上缴州县,由州县官员核造总册,绘出本地受灾地图,被灾之处,以色笔标示,最后附上州县的赈济意见一并上报。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便一县中各处受灾情况也未必相同,所以清代规定以村庄为基本单位确定灾情轻重,“不得以通县成熟田地统计分数”。
3.救灾。查勘灾情是为了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予以救助。清政府根据灾情轻重不等,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包括灾蠲和缓征、赈粥、散放棉衣、工赈等。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二、养老和养恤贫苦孤残政策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孝道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孝经》中即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儒家又根据“己欲达而达于人”的原则,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将孝道从家庭推广到社会。封建统治者也尤为关注孝的作用,认为可“求忠臣于孝门”,历来标榜“以孝治天下”。作为孝道的具体表现,养老事业备受国家和社会重视。而为稳定社会秩序起见,各朝统治者也屡有推行“仁政”、养恤贫苦孤残等社会弱势群体的行为。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与此相应,其在养老和养恤贫苦孤残方面的措施也最为周详。
(一)养老政策
清代养老政策的对象可分为三个部分:孤老、普通老人和致仕官员。因针对孤老的政策将在后面部分论及,这里主要讨论后面两项。
1.平民养老政策。清代普通民众的养老以家庭为主体,但是国家也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免除老人及其家庭成员差役负担。顺治元年清政府已作规定:“凡军民人等,年70以上者,免其丁夫杂差”。年过70即不必承担国家差役。至康熙二十七年,为使家庭能充分照顾老人生活,清政府又诏“军民70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派差役”[16](卷68),开始把免除差役的范围扩大到老人的家庭成员。
(2)对老人予以物质补助。顺治元年规定,军民80以上者,政府赏给绢一匹,棉花十斤,米一石,肉十斤;90以上,加倍给予。雍正四年,又遍赏全国70以上老人钱物,共费银八十九万余两、米一十六万五千余石。每逢朝廷庆典时,清政府也通常会对老人有所赏赐,如康熙60大寿时,即“凡兵民男妇自65岁以上者,赐缎匹衣服及银两有差”[16](卷68)。
(3)存问、旌表高寿老人。在古代社会条件下,高寿极不易得,故而高寿不仅为个人之福,也常被视为国泰民安的祥瑞之兆,为此,历代政府往往对高寿者有特别照顾,清代自不例外。清朝要求地方官应不时“存问”9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老人系孤寡或因其子孙贫困而不能得到赡养的话,地方官应对其采取赈恤措施[14](卷379)。因百岁老人尤为难得,清政府不仅赏给财物,还常予以旌表。康熙九年即规定:“命妇女孀居,寿至百岁者,题明给予‘贞寿之门’匾额,建坊银三十两”。康熙四十二年后,旌表的对象有所扩大,无论男女,只要年过百岁,“照例给予建坊银,并给‘升平人瑞’匾额”[8](卷314)。
(4)法律等方面的优待。清代法律对老人犯罪作了特别的规定:如年过70以上者犯流罪以下,罪行并不严重者,可以钱赎罪;80以上老人犯罪,罪行严重须判死刑者,应由皇帝亲自裁决;90以上者,则“虽有死罪不加刑”。在其他方面,老人也享有特殊待遇。如在科举考试中,清政府对坚持参加考试的老年应试者往往格外开恩[17](卷99)。
为提高老人地位,提倡敬老风气。康熙、乾隆两朝还举行了“千叟宴”。康熙五十二年,为了庆祝康熙60寿辰,邀请了全国65岁以上在职和退休的文武官员以及全国各地推举的贤德长者共二三千人进京赴宴。乾隆50大寿时也曾仿行“千叟宴”,与宴者达3000人。
2.对致仕官员的生活保障。致仕大致相当于今日的退休制度,但其适用面较窄,只是针对官员而言。官员作为统治阶级,在任期间领受厚禄,自然生活无忧。但如年事渐高,不再任职领禄的话,生活水平不免出现较大的落差。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清朝政府对致仕官员的生活待遇作了种种规定。
早在顺治年间,清朝政府就开始关注致仕官员的待遇问题,规定60以上正常致仕八旗武官发给原俸禄之半。后陆续对此有所增补,如顺治十六年规定,“凡满洲、蒙古、汉军大小各官致仕”,“致仕之官有世袭者照品给俸”,顺治十八年又规定:“无世职之官,年至60致仕者,仍给半俸,未及60岁,因疾辞仕者,不准给。”[18](卷104)致仕领半俸始成定例。
至康熙、乾隆年间,为使在职官员实心任事,开始将致仕后的待遇与政绩战功挂钩。康熙五年谕曰:“年老解任官员,其历任几年及效力情由,俱著明白开列,应否给与半俸,请旨具奏。”[18](卷104)这主要是针对文职官员的。乾隆二年,对武官也作了规定:“老病乞休各官,核明曾经出征临阵受伤得有功牌者,请旨令其原品休致,给以全俸,以养天年。其出征并未御敌及无功牌者,请旨令其原品休致,给以半俸。”[8](卷519)即有战功者可得到格外优待。
(二)养恤贫苦孤残
清代在养恤贫苦孤残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体现在其设立的养济院、普济堂、育婴堂、栖留所、工艺局等社会福利机构方面。
1.养济院。养济院是由官方设立的收养鳏寡孤独残疾无依者的机构。清代养济院始立于顺治五年,此年顺治帝诏令“各处设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此后诸帝多有复申,养济院设置渐趋普及,遍布全国县治以上城市,以每城一所的情况最为常见。各养济院的规模大小与城市等级密切相关,等级愈高则规模大,反之亦然。如清初松江府城养济院有屋51间,其所属花亭、娄山二县养济院则各有屋25间[5](卷16)。此外,养济院规模还受当地人口、财力及地方官员个人因素的制约。
清代早期养济院的收养对象以当地“鳏寡孤独残疾无告之人”为限,外来者需移送本籍养济院收养。但是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养济院也开始将部分外来者列入收养范围,如雍正十三年规定,“军流犯年逾60不能力食者,照例拨入养济院”[14](卷379)。乾隆四年,清政府要求各地养济院收养流民中的残废人[14](卷182)。
养济院收养孤贫时,必须遵照严格的程序。以清代广东省乐昌县养济院为例,在办理收养时,首先孤贫必须出示乡约及邻里的保状书,证明符合条件;入住养济院后,必须登记姓名、年龄、相貌、特征和入住原因,并注明原居村庄里图;最后按此内容,制作腰牌发给住院孤贫。养济院收养满额后,即暂停收养,待出现空额后按序顶补。为便于管理,养济院对入住孤贫进行编制,每10人设立一甲长,轮流担任,互相监督;遇人滋事,须报官府处理;如有孤贫沟通作弊,则“革粮另补”。
清代养济院在救助标准上也有章可循,但存在地区差异。乾隆二年时清政府曾统一标准,“每孤贫一名,岁给银一两二钱六分,米二石八斗三升各有奇。遇闰加银三分,加米二斗三升各有奇。”[14](卷182)但因地方财力强弱不一,各地养济院的救济标准实际上还是存在很大不同,大概而言,地方财力雄厚则救济标准高,财力窘迫则标准低。
由于养济院的举办经费来自政府,所以多由地方官员直接管理。为提高官员的重视程度,清政府将养济院的经营情况列为考绩内容,并具体规定了地方官员的管理责任。如地方官必须登记孤贫个人资料、发放银米、点验人员、维修设施[7](卷602)。但制度完备并不能完全保障养济院的正常运行,在雍正年间,养济院已显弊端,如不法官吏欺蒙舞弊、任意克扣侵蚀,无赖混充冒入、真正孤贫难得养恤等情况屡见不鲜。为消除官营所带来的弊端,清朝晚期,地方社会也开始介入养济院的建设,养济院的官营色彩渐趋淡薄。
2.普济堂。因养济院的收养名额有限,且弊端众多,日渐衰败,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为补养济院不足,清代还出现了另一收养孤贫的机构——普济堂。
最早的普济堂由地方社会举办,“康熙四十五年,京师广宁门外,士民公建普济堂,颁发御制碑文及‘膏泽回春’匾额”。因其成效显著,且无需政府出资,可补养济院之不足,得到雍正帝的肯定,并要求地方政府“时加奖励,以鼓舞之”。在皇帝的号召下,普济堂建设盛行一时。如河东总督王士俊即命河南省“每一州县,必于境内建造普济堂一所,多置义田,以溥皇恩,以恤茕独。限文到一月内,鸠工庀材,先将兴工日期报查,再广置义产,续详查核。”以此为契机,河南省109个州县共建立了129所普济堂,山东省101个州县卫所中也设置了131所普济堂。这些普济堂“纤毫不需公项”,完全利用民间资金兴建。但乾隆以后,官方开始担负起创设、资助普济堂的责任。与此相应,普济堂在管理方面也出现了变化。早期普济堂由于开办经费来自地方捐助,所以通常由出资人轮流管理。在官方介入后,普济堂开始采取聘任制的方式,由官方延请地方绅士管理,如本为民间创立的的苏州普济堂转为官督民办后,在乾隆四十九年,因原管者“经理不善,堂务废弛”,遂仿照江宁普济堂的方法,延请绅士轮流经管。但因官营普济堂更易滋长弊端,因而太平天国战争后重建的普济堂一般都采取了官民合办的方式。
普济堂收养对象是鳏寡孤独贫病之人,但与养济院有所区别。普济堂以收养贫病老人为主,对收养对象的年龄有特别限定,一般要求至少在50岁以上,浙江省平湖县则规定为70岁以上,而养济院则比较强调贫困的残疾之人,平湖县《普济堂规条》中特别强调:“废疾目盲,例应归养济院者,无庸保呈(进入普济堂)”。可见普济堂与养济院虽都以孤贫为收养对象,却各有偏重。
3.育婴堂。育婴堂是收养弃婴的机构,在清代的民间慈善事业中,它发生最早、且最受政府和地方社会重视。在顺治二年,太仓州出现了全国最早的育婴堂,10年以后,向扬州、杭州、高邮等地不断蔓延。早期的育婴堂皆由民间自发办理,数量不多,但雍正二年颁布诏书,“再行文各省督抚,转饬有司,劝募好善之人,于通都大邑人烟稠集之处,若可以照京师(育婴堂)例推而行之,其于字弱恤孤之道,似有裨益,而凡人怵惕恻隐之心,亦可感发而兴起矣”[7](卷269)。以此劝谕诏书为契机,育婴堂的设立日趋兴盛,并开始由城市向乡村地区普及,乾隆年间江南各府县的育婴堂普及率不低于62.5%[19]。同时,育婴堂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官府的指导和扶助,逐渐染上浓厚的官方色彩,演变成官督民办的慈善机构。
4.栖流所与工艺局。流民可以说是最易引发**的社会群体,因此历代政府都格外重视。清代还先后设立了收养流民的机构——栖流所和工艺局。
早在顺治十年,清政府即在京师五城建造栖流所,每处建屋20间[7](卷869),收养流民。至雍正年间,规制渐备,如雍正十三年议定:“凡外来无依及病卧街衢者,该坊总甲报官收入该司,坊官按名登记循环薄,每名日给小米一仓升,煤炭油菜制钱一十五文,隆冬无棉衣者给粗布棉袄一件,每所各募本城诚实民人一名,月给工食五钱,责令看管房屋照料在所流民。若流民患病报官拨医调治,有在所病故及沿途卧毙者,通令报官掩埋官给棺木,每口价银八钱,埋于义冢。”明确了栖流所的职责及救助措施。
除北京城外,清代各省城州县多设有栖流所,章程较为完备。栖流所除收养流民外,实际上还有限制流民人身自由的功能,在运营上得到了官府和地方善堂的共同参与,带有官督民办的色彩。
随着鸦片战争之后“西潮东渐”的历史进程,清政府和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中国传统善堂只事收养的不足,主张改革,重视对所收贫民的技能教育,教、养并重。为此,从光绪二十六年开始,各地开始陆续推行工艺局,就笔者所见,北京、直隶、河南、山东、江西、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湖北、新疆、热河、吉林、黑龙江、奉天、陕西、山西、甘肃、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处皆有设立。工艺局的功能与栖流所有类似的一面,皆以流民为收容对象,但其与栖流所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注意收养,而且重视教给流民工艺,使之可自食其力。
三、结语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社会保障政策较多地吸取、继承了历朝历代的有效经验,其荒政、养老、养恤贫苦孤残政策大多为沿袭前代而来。但与前代相比,清代社会保障政策也不无进步之处。清代对流民问题格外重视,设立了专门收养流民的栖流所;清代各种社会保障、慈善机构的数量和普及程度大大超过前代,如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趋于兴盛,构成了城乡一体化的育婴网络;清代特别注意鼓励和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保障事业,出现了多种官督民办的社会保障机构及民间慈善设施。可以说,清代社会保障政策已集历代之大成,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但是,它仍不能跳出封建窠臼,存在着很大的局限。如保障措施带有浓重的道德教化色彩;保障的层次较低,集中在保障人们最低生活需要的社会救济层次上;加上人治社会的局限,各种保障措施不能得到长久有效的运行,往往时兴时废。
清代也是我国近代化的发端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潮的冲击和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清代的社会保障政策开始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动向,如晚清时期设立的工艺局,便开始对无业贫民采取就业培训的新方法,保障层次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此时的清政府已腐朽不堪、摇摇欲坠,没有能力完成近代化的历史使命,制定并实施现代社会保障政策的任务只好留待后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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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清代文言小说
第九章 清代文言小说
教学目的:了解《聊斋志异》的作者和版本,掌握小说描写爱情和揭露科举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熟悉《聊斋志异》对后代文言小说的影响。
清代是封建社会的最后时代,也是小说成就最高的时代。王国维先生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无庸置疑,清代的代表文学样式是小说,可以说,清代铸造了中国古代小说的辉煌。具体表现在三大方面:一是小说流派众多,除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世情等重要流派之外,又出现了讽刺小说、谴责小说、侠义公案小说等许多流派;二是出现了高峰性小说: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均出现了巅峰之作,《聊斋志异》是古代文言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儒林外史》则是空前绝后的讽刺小说,《红楼梦》不仅是世情小说的高峰,而且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高峰;三是小说理论有了飞跃发展,金圣叹批《水浒》,张竹坡批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独特的方式繁荣了小说理论。
《聊斋志异》属于文言小说。在市民阶层崛起、白话小说大行其道的宋元时代,文言小说一蹶不振,每况愈下。明代文言小说的数量、质量均不理想,比较有影响的只有瞿佑的《剪灯新话》,以及模仿此书的李昌祺的《剪灯余话》、邵景瞻的《觅灯因话》,简称为“剪灯三种”。到清代,小说观念有了较大突破,愈来愈多的小说评论家充分认识到,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拟话本已經成为小说的主流,代表了小说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文言小说领域,只有生活于清初的蒲松龄,独辟蹊径,吸取了魏晋笔记语言精练、唐传奇风格旖旎、拟话本情节曲折的优点,从而创作出文言小说史上的集大成之作——《聊斋志异》。
第一节
《聊斋志异》的作者和版本
一、作者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
士,山东淄川(山东淄博市)人。蒲松龄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地主家庭,但家道中落。他的父亲因家境窘迫和连试不售,便弃儒经商,曾积累了一些家业。但到蒲松龄成人时,已经入不敷出,分家后更加贫困。在时代风气和家庭环境影响下,他自然走上科举道路。蒲松龄从小聪明过人,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然而,他命途多舛,屡试不第。为了生计,大半时间在缙绅人家坐馆,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教书、读书、写书,是一位地道的贫寒书生。其间,三十一岁时,曾为江苏宝应县知县孙蕙做过一年时间的幕僚,因不习惯于应酬,次年便辞幕回乡。迫于家计,他只能一面准备应试,一面设馆授徒教学以维持生活。但直到七十岁仍是一名穷秀才。次年援例入贡,四年后死去。他撰写的一副对联说:“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这是他一生执着于科举功名的动力与写照。对联饱含哲理,劝人进取。但他拼搏一生,仍然名落孙山的悲剧还是发生了。可怜他至死也没有明白,他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所处的封建社会末期,黑白颠倒,贤愚异位。他的悲剧是社会和时代所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
蒲松龄的思想比较复杂,他数十年科场拼搏,屡困场屋,怀才不遇。科场的辛酸使他对科举制度的弊端看得格外清楚,但他并不反对科举制度本身;他长期混迹于普通群众之间,对劳动人民的疾苦了解透彻;多年的设帐坐馆和短期的幕僚生涯,使他能接触到下层官吏,所以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时,“刺贪刺虐,入骨三分”(郭沫若题书于山东淄博蒲松龄纪念馆)。但他又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因果报应、迷信宿命等腐朽思想,因此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聊斋志异》的内容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披上了神话志怪的外衣,以独特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蒲松龄多才多艺,他的诗、词、戏曲、俚曲、小说等都有一定成就。许多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可以与《聊斋志异》相互印证。他也有些俚曲语言生动通俗,表现出与《聊斋志异》迥然相异的艺术风格,代表了其创作风格的另一面。胡适经过考证,认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就是蒲松龄,主要理由是其中悍妇的形象与《聊斋志异》所写的悍妇有相似之处。今天看来,这种证据显得苍白无力,不足凭信。目前这一观点基本被否定。《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到底是谁?有学者在研究,至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蒲松龄的这些作品均收录在路大荒编辑的《蒲松龄集》中;今人盛伟编辑有《蒲松龄全集》。
二、版本
《聊斋志异》的抄本和刻本较多,比较重要的有手稿本、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和三会本。
手稿本系作者晚年手订,手稿本明确提及所记故事发生的最晚时间是《夏雪》和《化男》,均发生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作者时年六十七岁。手稿本仅存半部,不分卷,共237篇,其中《猪婆龙》篇重复,《木雕美人》有文无目。手稿本大致按时间先后排列,有助于了解作者的艺术构思,以及数十年创作历程的变化演进,有很高的版本价值。
铸雪斋抄本是现存较早、较完整的抄本,是历城张希杰于乾隆十六年(1751)根据济南朱氏抄本(现已佚)过录的,基本忠实于手稿本。全书分十二卷,收文474篇,其中14篇有目无文。
青柯亭刻本是现存最早的刻本。山东莱阳人赵起杲刻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分十六卷,共收文425篇。篇目虽不完备,但举凡《聊斋志异》的重要篇目基本都网罗在内,文字与手稿本基本相同,后来的所有选本、评注本皆以此为据。该刻本对于《聊斋志异》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三会本即会校会注会评本,今人张友鹤编辑。分为十二卷,收文491篇,附录6篇,凡《聊斋志异》中比较重要的版本异文、注释、评语,大都汇集于此本内,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本子,当然是阅读、研究的最佳版本。
第二节 《聊斋志异》的内容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取材广泛,内容涉及到一个下层文人所能接收到的各种信息,包括当时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思想内容比较庞杂。作者性格内向,心情压抑,古钝清高,爱看书,会看书,平时又细心观察,广搜异闻。《聊斋自志》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邹弢《三借庐笔谈》称其路设烟茶,“见行者过,必强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他自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自志》),说明作品是有所寄托的。王士祯诗云“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则从反面说明其寄托之深。
《聊斋志异》中数量最多、艺术魅力最大的是对于青年男女爱情的颂歌。难能可贵的是,作品提出了崭新的爱情观,既不讲究门当户对,也不要求郎才女貌、富贵荣华。作者反复强调,男女双方真诚相爱才是爱情最坚实的基础。这包含着作者的亲身体验和深刻思考。如,《连城》中的乔生与连城倾心相恋,明知最终与连城不能结为连理,但仍然愿意割肉为她疗病。女父欲酬以千金,乔生坚辞不收,说:“士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但得真知我,不谐何害?”《瑞云》中的瑞云是杭城名妓。她不嫌贺生清寒,待之以诚;贺生也视瑞云为知己,但因家道艰难,不能与之结合。不久,瑞云因偶然事故变得相貌奇丑。就在万人不齿的时刻,贺生毅然将之赎回作为妻子。他说:“人生所重者知己。”乔生、贺生的形象中,显然有作者的影子,寄托了作者的爱情理想。又如《鸦头》中的鸦头身为妓女,却有自己的择偶标准。诸客酬以千金,她未肯俯就;一旦看中了诚实厚道的王文,便毅然与其私奔。夫妇经营酒店,辛勤劳作。后被其母强行带走,日遭痛挞,迫其改嫁。虽被囚幽室,度日如年,仍思念王生。最后历尽千辛万苦,才得团聚。作品中的男女都不再以才、貌、身份、地位衡量对方,而倾向于两情相悦,基本接近现代的爱情观。其他,如《婴宁》、《小翠》、《狐谐》等等,都表达了较为进步的爱情观,讴歌了妇女对封建礼教的反抗。
抨击科举制度的黑暗腐朽是《聊斋志异》的又一重要内容。蒲松龄在科举考场上跌爬滚打了半个世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饱尝其中况味。他满腹牢骚批判科举弊端的血泪文字,如匕首投枪,字字见血。《叶生》中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却屡试不中,抑郁而终。死后魂随丁公,教诲其子,连捷高中。“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显然,叶生就是作者的化身,批判的矛头直指不学无术的考官。《贾奉雉》中的贾生才高八斗而屡试不中。后听从内行劝告,尽选落卷中的拉杂芜蔓文字,拼凑成篇,“又阅旧稿,一读一汗,读竟,重衣尽湿,自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见天下士矣”。然而,凭这几篇文章,竟然高中。《司文郎》中的王平子、余杭生一起请瞽僧鉴定文章,此僧为前朝名家之鬼,以鼻代目,万无一失。王生先焚文章,瞽僧称“君初法大家,虽未逼真,亦近似矣。”余杭生文章尚未焚完,瞽僧“嗅其余灰,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膈,再焚,则作恶矣。”数日放榜,王生落第而余杭生高中。瞽僧叹曰:“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考弊司》中外表森严、执法不苟的鬼王,面对“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石碑,却要每个秀
才从身上割一块肉给他,怕痛者则向他要行贿。作品不仅抨击了试官的昏庸贪婪,对科举制度毒害下的举子也作了嘲讽。《雨钱》中的秀才品行不端,想做贼行窃,遭到捉弄。《续黄梁》中的曾孝廉梦中作宰,私恩必酬,睚眦必报,排斥异己,鬻爵索贿,无恶不作。《嘉平公子》中的举子错别字连篇,“恨”写成“浪”,“花椒”写成“花菽”,“生姜”写成“生江”,与他相好的妓女愤而作打油诗云:“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为娼。”举子们胸无点墨,可见一斑。《聊斋志异》中有许多反映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作品。蒲松龄生于明末,五岁时清兵入关,亲眼目睹了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和满清政府的血腥镇压。在《公孙九娘》中反映民族矛盾最为深沉。“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莱阳、栖霞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仅用54字,就描绘了一幅清军镇压汉族人民反抗的血腥屠城画卷。主人公公孙九娘母子被掳,九娘自刭,在阴间生活凄惨,悲歌一曲,“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忽启镂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莱阳生本答应为之迁骸骨,终因无法辨认,致九娘抱恨九泉。还有《林四娘》、《乱离》等也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反映阶级矛盾的篇章更多。《席方平》中的席廉因与富室羊姓有隙,羊死后,贿嘱冥使,痛打席廉致死。其子席方平赴冥府告状,因羊某内外贿通,城隍、郡司、冥王均袒护羊某,对席方平用尽酷刑。小说对于官吏的昏庸贪暴,揭露得入木三分。诚如二郎神判词所云:“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潞令》中的宋国英“贪暴不仁,催科尤酷,毙杖下者狼藉于庭”,他得意洋洋地说:“官虽小,莅位百日,诛五十八人矣。”《商三官》中商士禹被邑豪令家奴打死,两个儿子上告无门,商三官女扮男装,终于手刃仇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从最高统治者皇帝(《续黄粱》、《促织》),到诸侯王(《罗刹海市》、《王成》、《八大王》、《聂政》),再到下层官吏,全面深刻地进行了抨击,表现出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聊斋志异》还有不少折狱、寓言故事。折狱公案故事有《胭脂》、《诗谳》、《折狱》等,内容赞扬注重调查研究的清官施闰章等,批判了草菅人命的昏官,揭露了封建社会司法腐败的现实。寓言故事《画皮》说明看任何人或事物,不能只看外表;而《崂山道士》则告诫人们学艺切忌浅尝则止;《武技》的启示是“满遭损,谦受益”。
作者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描绘了各类人物的生活、思想、言行。
除了官宦、士子、妓女、烈妇、仙狐鬼怪等外,还有悍妇(《江城》)、猎户(《田七郎》)、强盗(《念秧》)、骗子(《局诈》)、民间艺人(《口技》)、农夫(《农人》)、屠户(《狼三则》)、牧民(《牧竖》)、画匠(《吴门画工》)、侠客(《宫梦弼》)、商贾(《黄英》)等。有的故事反映外国入侵(《红毛毡》)、海外交往(《西僧》)、讽刺卖国求荣(《三朝元老》)等。还有不少篇章记载奇闻逸事,如《山市》、《地震》、《海大鱼》、《查牙山洞》、《义犬》、《古瓶》等等。
《聊斋志异》也有其局限性。作者见闻有限,交游不广,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感性多于理性,罗列多于分析。他批判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但始终没有怀疑其本质。作者还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因果报应,污蔑农民起义,这也是其思想意识上的缺陷。
第三节《聊斋志异》的艺术性
作为古代文言小说的巅峰,《聊斋志异》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首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鲁迅云:“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骨突,知复非人。”(《中国小说史略》第179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作品把花妖狐魅介入现实生活,赋予人格化,形成幽明相间、人妖交织的世界。作品中的花妖狐魅,一般都具有二重性,既具有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某一类人的特征,同时又带有浓郁的理想色彩。作者试图通过披上狐妖外衣的形象,曲折反映现实生活,这样可以有效地规避清初盛行的文字狱。从这一意义上说,所有的花妖狐魅,都有现实生活的原型,因而作品应该是现实主义的。另一方面,这些花妖狐魅,又具有不同程度和方式的超现实的力量,作者的动机是借助于这些超现实的力量,来实现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从这一意义上说,作品又是浪漫主义的。比如,《席方平》写诚朴的席廉因得罪了富豪羊某,被羊某死后贿嘱阴司榜掠而死;死后,羊某又嘱冥间狱吏凌掠席廉。席廉托梦其子席方平,方平魂赴阴府告状。但上自冥王下到狱吏都被羊某买通,致使席方平备受酷刑,负屈衔冤。但他百折不挠,大义凛然,最终洗怨雪恨。故事虽然写的是阴司鬼域,其实作者是借阴曹地府,曲折反映阳间人世。作品写到的鬼魅,从狱吏、郡司、城隍到冥王,都是现实生活中自下而上的司法官员的化身。他们官绅勾结,贪污纳贿,上下串通,官官相护,典型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司法的腐败。而为民伸冤、惩处贪官的二郎神则象征了极个别良心未泯、尚能
主持正义的上层官吏。其实,这样的官吏在现实当中未必存在,他可能只是作者一厢情愿的画饼充饥罢了。但其思想意义并不能低估,因为它毕竟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理想寄托,让处于水生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看到了一丝光明。作者在《聊斋自志》中说的“寄托如此,亦足悲矣”,正是此意。其他类似的作品均可以作如是观。
其次,人物形象鲜明,富有个性。《聊斋志异》作为文言短制,自然以刻画人物形象为指归。但是在短小的篇幅里,要刻画鲜明的人物性格,颇有难度,需要相当高的技巧。在《聊斋志异》全书四百九十多篇故事中,绝大多数篇章有一个或几个人物形象,全书总人数当以百计,但并不给人千人一面的感觉。这主要得力于作者的写作技巧。
《聊斋志异》善于抓住人物出奇的不寻常举动,描写人物的个性特征,塑造独特的艺术形象。比如写反对封建礼教传统的年轻女性,就各有奇招。《婴宁》中的婴宁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笑不绝口,蔑视封建礼教,连举行婚礼时也笑得前仰后合。《连城》中的连城体弱多病,而心有所属。面对反复无常的家长,她静观其变,终于找到了生死知己。《小翠》中的小翠喜欢游戏,爱开玩笑,疯疯傻傻,毫无顾忌。她竟敢用旧袍败絮做了一套皇帝的服装让丈夫穿上,视大逆不道的灭族举动如儿戏,将权臣小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而能稳坐钓鱼台。《狐谐》中的狐娘子不避男女之大防,诸男友“数日必一来,索狐笑骂”,聪颖异常的狐女常常弄得诸客不胜难堪。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真挚的友谊,滑稽中见端庄,真诚而有趣味,是健康、有益、自然的正常交际。这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无疑显得石破天惊。同样写妓女渴望正常的爱情生活也面目各异。鸦头身为妓女却有自己的择偶标准,看中了一个诚实厚道的人,便决然与其私奔。夫妇自食其力,经营酒店。细侯是一位痴情刚烈的妓女,为了爱情,竟然破釜沉舟,杀子私奔。瑞云是杭城名妓,但不嫌贺生贫穷寒酸,待之以诚,视为知己。这些做法当然不全部值得肯定,“杀子私奔”就不可取,因为“私奔”不一定要以“杀子”为前提;但还是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人所重者知己”的道理,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礼教的意义。此外,写复仇女性也形态各殊。《商三官》中商三官鉴于两位哥哥的无能,精心筹划,以演戏为掩护,手刃仇家,终于为父报仇;《侠女》中的无名侠女矢志复仇。为了报仇雪恨,她隐姓埋名,忍辱负重,四处查访,终于如愿以偿。
《聊斋志异》还善于通过社会上芸芸众生的特殊癖好写活人物形象,如《书痴》写书呆子,《酒狂》写酒徒,《石清虚》写石迷,《阿宝》写情痴,《鸲鹆》写鸟迷,《黄英》写菊花癖等等,典型反地映了封建社会末期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
在古代长篇白话章回小说中,能写出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只有《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寥寥几部。在文言短制中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更加不易。《聊斋志异》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典范,有些篇章在一定程度上刻画出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侠女》中的侠女英姿豪爽,工于心计,有侠客往来无迹、快意恩仇、行侠仗义的一面;对顾母的柔顺孝敬、对顾生的曲意爱恋,又显示出其旧时女性温柔善良等本色的一面;显得血肉丰满,真实感人。《黄英》中的黄英美貌聪明,端庄大方,具有高超的艺菊本领;但又不脱商人本性,她所卖之菊虽漂亮,但过一年就变种,“问之去年买花者,留其根,次年尽变而劣,乃复购于陶”。其所作所为,表现出几分商人的奸诈。
再次,《聊斋志异》善于运用矛盾冲突、精于细节描写,擅长营造曲折离奇的生动情节,故事腾挪跌宕,引人入胜。《促织》写由于皇帝爱好斗蟋蟀,地方官吏献媚取宠,借机勒索,“每责一头,则倾数家之产”。成名因为买不起应征的蟋蟀,受尽官府杖责,奄奄待毙。后历尽艰辛捕得一头,先是一喜;但天有不测风云,蟋蟀却不幸被儿子弄死,情节陡转,又是一悲。小说中写到:
儿惧,啼告母。母闻之,面色灰死,大骂曰:“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复算耳。”儿涕而出。未几成归,闻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引文见三会本《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儿子惧怕,告诉母亲,遭大骂;又惧怕父亲严责,投井而死,更是悲上加悲。为了一只蟋蟀,搭上儿子一条性命。对于一般家庭,无异于灭顶之灾。作品对于“天子偶用一物”造成的悲剧,在不动声色的描写中揭露得痛快淋漓。这时峰回路转,先是成名的儿子复活,一喜;接着,其灵魂化为一只轻捷善斗的蟋蟀,挽救了全家濒临毁灭的命运,二喜;这只蟋蟀被献入宫廷,得到皇帝的欢心,府臣县宰获得封赏,三喜。其实成名一家惊魂未定,心有余悸,笑不出来,但作者几度狂喜、几度悲伤的情节安排是巧妙的,对封建统治阶级罪行的揭露是深刻的。其中,“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的细节描摹,富于生活气息,非常真实感人。
《王桂庵》写王桂庵在江上初逢芸娘,后沿江寻访,苦于不见。不料偶入一江村,却意外地再见芸娘。却又由于一句戏言,致使芸娘投江。经年后自河南返家,途中又蓦然见芸娘并未死亡,犹然在世。好事多磨,节外生枝,几起几落,妙趣横生,真有山穷水尽,柳暗花明之趣。王桂庵与芸娘初见面的几个细节很传神。起初是王桂庵故意高声朗诵诗歌挑逗芸娘,芸娘“似解其为己者,略举首以斜视之”。接着,王桂庵投以金锭,芸娘“拾弃之”。嗣后,王桂庵再投以金镯,芸娘“操业不顾”。正在此时,其父归来,她“从容以双钩覆蔽之”。文字洗练,景象如绘,芸娘多情、持重、机灵的性格栩栩如生。
《西湖主》写陈弼教在洞庭湖遇风翻船落水,浮水登崖,误入湖君妃子的禁苑、殿阁,本有犯驾当死之虞。后在花丛中又私窥了公主,不禁着了迷,又捡到公主失落的红巾,他胆大包天,在红巾上题诗一首。公主派来寻觅红巾的女子发现了他,陈弼教简直到了行将被逮、必死无疑的境地。
(女子)大惊曰:“汝死无所矣,此公主所常御,涂鸦若此,何能为地?”生失色,哀求脱免。女曰:“窃窥宫仪,罪已不赦;念汝儒冠蕴藉,欲以私意相全;今孽乃自作,将何为计?”遂皇皇持巾去。(引文见三会本《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至此,读者暗暗为陈生捏了一把汗。但当该女子第二次出来时,却报告了“公主看巾三四遍,冁然无怒容”的消息。过了一会,该女子又来送酒食,读者松了口气。但“公主不言杀,亦不言放”。正当令人茫然之际,又传言有多言者泄其事于王妃,王妃见巾大怒,接着是“持索数人,汹汹入户”,陈生命在旦夕。然而,此时又出现了意外:
内一婢熟视曰:“将谓何人,陈郎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来。”反身急去,少间来,曰:“王妃请陈郎入”。(引文见三会本《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却又陡然化险为夷、转凶为吉。最终,陈生成为湖君的乘龙快婿。原来陈生曾在洞庭湖放生过一只被捕的猪婆龙,龙即王妃,婢即衔龙尾同时遇难的小鱼,故有此报。小说情节变幻莫测,步步扣人心弦。其中龙女看巾的几个细节描绘,值得称道。
最后,《聊斋志异》词汇丰富,语言精练。作者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学语言,又能适当吸收、提炼当时的口语,俗语、方言的运用颇见特色。在单行奇句中,间用骈语俪句,典雅工丽而又生动活泼,富有形象性和表现力。文言小说能熟练、自如、协调地运用俗语、方言,更体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和语言运用的成就。请看《聊斋志异》翩翩与花城娘子的一段对话:
一日,有少妇笑入,曰:“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方呜之,睡却矣。·花”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芦娘子,恐跳迹入云霄去”。女亦哂曰:“薄幸儿,便直得寒冻杀!”相与鼓掌,花城离席曰:“小婢醒,恐啼断肠矣。”女亦起曰:“贪引她家男儿,不忆得小江城啼绝矣。(”引文见三会本《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其他,在《邵女》、《仙人岛》、《口技》、《阎王》、《婴宁》等篇中,均有出彩的人物对话。但是,作者有时在“异史氏曰”的“论赞”和一些四六文中,如《席方平》中的判词,逞才使气,大量用典,影响了语言的鲜明生动,破坏了文章的和谐统一。
第四节
清代其他文言小说
《聊斋志异》问世之后,文言小说大量涌现,无不受其滋润。其中最著名的是袁枚《子不语》和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堪称与《聊斋志异》鼎足而三。
一、袁枚《子不语》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晚号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二十四岁中进士,入翰林,做过溧水、沭阳、江宁等地的知县。三十三岁后,退职定居于南京小仓山,致力于教学和创作。其创作以诗文为主,创性灵一派,为“乾隆三大家”之一。也创作文言小说,有《子不语》及《续子不语》。
《子不语》书名出自《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后见元代小说中已有用《子不语》作书名的,便将此书名改为《新齐谐》,取自《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注明此书性质是记奇诡神怪之事。《子不语》全书二十四卷,《续子不语》十卷。
《子不语》内容广泛,涉及社会各个层面。有的作品揭露贪官污吏,讽刺世俗的浇薄。如卷十五《鬼宝塔》写邱老因天热坐户外算帐,月色朦胧,见人影晃动。注目视之,连见十二影,皆美妇;转眼间,这些美妇皆变成狰狞鬼。邱老笑曰:“美则过于美,恶则过于恶,情形反复,极象目下人情世态。”有的尖刻嘲弄郑康成、孔颖达注经的穿凿附会,抨击程朱理学的空疏。小说对女性女色的观点具有进步性,《续子不语》卷二《沙弥思老虎》值得一读:
五台山某禅师收一沙弥,年甫五岁。五台山最高,师徒在山顶修行,从不一下山。后十余年,禅师同弟子下山。沙弥见牛马鸡犬,皆不识也。师因指而告之曰:“此牛也,可以耕田。此马也,可以骑。此鸡犬也,可以报晓,可以守门。”沙弥唯唯。少顷,一少年女子走过,沙弥问:“此又是何物?”师虑其动心,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则必遭咬死,尸骨无存。”沙弥唯唯。晚间上山,师问:“汝今日在山下所见之物,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曰:“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总觉舍他不得。(引文见”袁枚《续子不语》,岳麓书社 1986年版。)
还有不少不怕鬼的故事,如卷十九《观音作别》、卷二十《成神不必贤人》等卷十七《射天箭》中写一人平素喜欢对空射箭,有一次竟射中太阳神的屁股。可以想见是些什么神了。作者用笔轻灵,叙事通畅。娓娓道来,毫不费力。时见松散油滑,过于率意。
二、纪昀《阅微草堂笔记》
纪昀(1724—1805)字晓岚,又字春帆,自号观弈道人,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少即博闻强识,颖悟过人。三十一岁中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读学士,总纂《四库全书》,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提要》抉隐发微,指瑕摘疵,多中肯綮,对于我国学术文化作出了贡献,在文学批评史上有重要地位。他其他
著作不多。《阅微草堂笔记》是他晚年著作,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到嘉庆三年(1798)的十年间陆续写成,包括《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种二十四卷。嘉庆五年(1800)其门人盛时彦将其合刊,名为《阅微草堂笔记》。纪昀批评《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指摘其传奇式的志怪,当为的评。纪昀是大学问家,阅历丰富,才华横溢。其《阅微草堂笔记》有意与《聊斋志异》对立,向笔记杂录靠拢,记叙见闻,结撰故事,辩证史地讹误,发表议论。虽然思想保守,记载神鬼怪异常常寄寓纲常礼教,但时有可观。鲁迅说:“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证,亦有灼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但远不足与《聊斋志异》相颉颃。
《阅微草堂笔记》有些作品反映人民疾苦。《滦阳消夏录》卷二记载崇祯末年河南、山东大旱,竟至以人为食,“妇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屠者买去。如刲羊豕”。《如是我闻》卷二也有人吃人的记载,令人不忍卒读。有些作品则揭露吏治的腐败、官僚的贪赃枉法。《滦阳消夏录》中说:“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针对清官,他提出“无功即有罪”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其中也有描述、嘲弄世俗风尚的笔墨,如《姑妄听之》卷一记一扶乩大师,为前朝围棋高手,却不敢与今人对弈,旨在讽刺当今风气日薄,人心日巧。还有的作品抨击程朱理学和虚伪道学,《姑妄听之》卷二记一老儒,对学生极严,负端方之名,而帐内暗藏一名妓女。《阅微草堂笔记》还间杂考证,《如是我闻》卷三证明《西游记》中有明制,故非元代丘处机作。书中还描绘西域风光、习俗,《滦阳续录》中描写塞外风光,自有特色,文笔优美。《阅微草堂笔记》糟粕不少,如不遗余力地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纲常、蔑视白话小说等。艺术上,人物苍白,情节单薄,有的既无人物,也无情节,有的通篇议论,不足称以小说。
清代其他文言小说还有乐钧《耳食录》、沈起凤《谐铎》、和帮额《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荧窗异草》、宣鼎《夜雨秋灯录》、俞樾《右台仙馆笔记》、《耳邮》、王韬《淞隐漫录》等。
思考题
1.《聊斋志异》中爱情描写表现出怎么样的爱情观?举例说明。2.《聊斋志异》暴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哪些方面的弊端?
3.《聊斋志异》是如何刻画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的?
4.你认为《聊斋志异》最出色的女性形象为谁?请加以分析。5.《聊斋志异》有何思想局限性?
6.袁枚《续子不语》卷二《沙弥思老虎》的进步意义表现在哪里?请写一篇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