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农民社会保障上发展与协调

第一篇：试论我国农民社会保障上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试论我国农民社会保障上

提要：中国农民应该获得社会保障的保护。这是因为，获得社会保障是宪法赋予农民的一项权利;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过重大的牺牲和贡献;农民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过重大的贡献。然而，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状况令人堪忧，必须尽快予以改变。改变的办法是建立具有真正“社会”性质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在已建立起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西方国家(如德国)，从事独立经营的农民与具有雇佣关系的工人和职员一样，能够享受到所有社会保险的保护。而在我国，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限制，农民社会保障与城市社会保障相比，不仅建立得比较晚，而且项目不全，保障水平也很低。农民社会保障的现状表明，农民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不仅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影响社会稳定。因此，重视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对于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快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而且对于减少社会冲突和矛盾、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的介绍，进一步论证我国农民是否应获得社会保障的保护、在我国健全和完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建构我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以此为我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作出些许努力。

一、中国农民社会保障的产生发展、现状和问题

我国目前的农民社会保障包括农民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个方面。

1、农民养老保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颁布“劳动保险条例”，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但是当时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农民没有被纳入保障之列，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家出于迅速建立工业化国家的考虑，有意对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实行倾斜政策，即对有工资收入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营企业的职工，大中小学的教师等实行国家保障，对没有工资收入的城市贫民实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社会救济;另一方面当时国家没有充足的国力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保障。这种把农民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的制度延续了43年。

1983年中国农村率先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把过去由农民共同经营的土地承包给农民个人耕种，这种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方式，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极大发展。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和内地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由于兴办乡镇企业和实行科学种田，农村和农民很快富裕起来。据1990年的统计，年人均收入在千元以上的县有184个，在800元以上的有431个，[1]而人均年收入700-800元的农民就具备了投保条件。而且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以后，他们的收入除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外还有剩余，于是就产生了强烈的养老保障愿望。同时，由于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的平均寿命在延长，这又加快了人口老龄化。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我国农村60岁以上老人7285万，占农村人口总数的8.2%，并且每年以3%的速度递增。[2]人口学家预计，到2020年我国农村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是14.0-17.7%。[3]在中国农村，老人与子女住在一起的比例虽然高达88.7%，但是收入来源和生活料理依靠老人自己的比例分别是50.7%和82.2%，[4]可见目前在农村，家庭养老已不占绝对主导地位，很大一部分农村老人的生活缺少必要的保障。特别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农村核心小家庭迅速增加，家庭规模的缩小，进一步弱化了家庭的养老功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跨地区或者城乡迁移的速度和规模在不断上涨，而迁移者大多数是青壮年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速了农村的人口老化。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得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保障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1991年1月，国务院决定由民政部负责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民政部在深入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并从1991年6月开始在山东省组织了较大规模的试点，取得了很大成效。当时的实践证明，“方案”比较符合农村实际，是可行的。1992年1月

3日民政部正式颁发“方案”，使农村养老保险在“方案”的引导下逐步在全国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推开。《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只有7条，是中国政府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制定的、引导广大农民自愿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一个规范性文件，它虽然由于不具有强制性，因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法律规范，但是它的颁布和实施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解决好了，就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农民的老年保障问题历来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养儿防老”就是农民对自己老年生活依靠的一个生动写照。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对于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对于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第二、在国际上尚无大范围解决无固定收入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险问题的成熟经验以及中国整体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农民的责任和关心，这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三、方案颁布之前，中国农民依靠或者希望依靠家庭养老，根本没有社会保险的意识。方案的颁布和实施不仅使农民产生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意识，而且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全体成员的社会保障意识，这对于促进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第四、“方案”虽然只具有引导功能，但是它的制定和颁布实现了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在中国从“0”到“1”的突破，标志着中国在不断健全和完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为目的。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坚持资金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自助为主，互助为辅，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农村农、工、商等各类人员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由点到面，逐步发展。

“方案”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1、农民养老保险不是商业保险，而是有集体与国家参与其中的、以确实保障农民老年基本生活为目的的政府行为;

2、对于农民个人来说，是否参加养老保险，选择何种交费标准，由农民自己决定，不强制，不搞“一刀切”。对于一个村，一个乡镇，一个县来说，也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决定统筹范围，能搞多大规模就搞多大规模，也不搞强制。这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的发展策略，非常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能被广大农民接受，有发展前途和成功希望;

3、“集体给予补助，国家给予政策扶持”，体现了集体和国家的责任，又不至于使集体和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这将更有利于农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长远发展。总之，由于“方案”从中国农村人口多，底子薄，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出发，因而是一个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能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符合广大农民的愿望以及地方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重视，几年来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基金积累初具规模。到2000年底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294个地区，2052个县(市、区)，32610个乡镇，428889个村，101691个乡镇企业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全国参保人数为6172.34万人。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积累总额为195.5亿元。2000年当年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为97.81万人。

可以看出，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群众生活解决了温饱问题，基层组织健全的地区，采取政府组织引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办法，就可以逐步建立较为规范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在中国农村建立农民养老保险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在国内和国际都没有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可资借鉴，因此在这一制度建立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第一、一部分干部对在我国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把这项工作列入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有的干部认为，农民应该依靠家庭和土地养老，有条件的农民可以搞商业保险，不必搞社会养老保险;有的认为，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会加重农民负担，不应推行而应制止;有的认为，农民养老是农民个人的事情，政府不应过问，由农民自己计划和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

第二、基金管理存在着比较棘手的问题。基金投资渠道单一，收益有限。基金只能存银行、买国债，难以使基金的增殖同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国民收入增长水平同步，难以回避通货膨胀的风险;基金由县级管理，使得基金分散、运营层次低和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县级财政普遍吃紧，有些地方用养老保险基金发工资或弥补财政赤字。

所有这些问题，尤其是1999年国家有关部门在有关文件中指出的“目前我国农村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保险的条件。有条件的可以逐步将其过渡为商业保险”，[6]给农村养老保险带来较大震动，造成消极影响，使农保业务处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状态。具体表现在：

1、由于一些基层单位退保，使得已开展农保工作的基层单位比上年减少，县级单位有所减少，但主要是乡镇单位从去年的33806个减少到32610个;

2、由于机构改革、人员精简，地方各级专门机构和工作人员的数量有所减少，其中乡镇机构减少4569个，人员减少2338个;

3、由于一些农民怕政策变化而不再续保，有些农民干脆退保，使得参保人数逐年下降，到2000年底，参保人数下降到6172.34万人，比上年下降了287.65万人;

4、由于退保人数增加，尤其是由于根据国务院对农村社会保险整顿规范指示精神，不再接受新的业务，造成参保人数下降，因而保险费收缴额下降，到2000年底，全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积累总额为195.5亿元，虽比上年增加12亿元，但增幅比上年下降了4%;

5、2000年提取的管理费为4173.3万元，而各地实际支出为6958.33万元，缺口为2785万元。管理费严重不足，使得动用调剂金成为普遍现象，部分省市甚至动用责任金发工资;

6、由于农民养老保险基金主要存入银行和买国债，而目前银行存款的不安全性有明显的表现，由财政部门管理的基金也有违规经营的情况，这就使得农民养老保险基金潜在很大风险。[7]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在经历了几年的蓬勃发展之后，进入到目前的这种立法没有进展、实践在倒退的局面。

2、农村合作医疗

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以追溯到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建立的医疗合作社。在群众积极参与和政府的支持下，医疗合作社迅速发展，到1946年达到43个。[8]1955年全国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一些省份(例如山西、河南、湖北等省)的农村出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通过由农民出保健费，由农业社从公益金中提取适当补助的办法来筹集资金，以解决本社农民的防病治病问题。可以看出，这是将我们中华民族的合作互助、同舟共济精神应用于农民防病治病领域的一种尝试。1965年湖北省麻城县政府制定了《关于加强合作医疗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和《麻城县合作医疗暂行管理办法》，这对发展

和完善我国的合作医疗制度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 1968年，毛泽东批发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称赞“合作医疗好”，之后农村合作医疗迅速发展和普及起来。1979年卫生部在总结合作医疗经验的基础上，与农业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农村合作医疗章程》。在各级政府的支持和扶持下，到1980年，全国约有90%的行政村实行了合作医疗。

1982年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集体的公益金积累明显减少，由此也使以公益金为一部分资金来源的合作医疗制度受到严重影响，加之政府没有及时给予引导和支持，到1985年全国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下降到5%.[9]近几年，虽然有些地方政府对合作医疗给予重视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但是总的情况仍不尽如人意，1996年实行合作医疗的村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17.7%，农村人口覆盖面仅为10.1%.[10]

实践证明，重建合作医疗有相当大的困难。主要问题是：第一、从政府官员到农村基层干部以至于到一部分农民对合作医疗不重视甚至有不正确的看法，是影响合作医疗进一步发展的思想障碍。许多政府官员认为合作医疗与经济发展关系不大，甚至认为在市场经济下，农民可以加入商业保险，政府不必过问，因而对农村合作医疗支持和领导不力;有些农村基层干部在农村合作医疗问题上有畏难情绪，认为合作医疗资金难筹措、难管理，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意见，因而对办合作医疗缺乏积极性和主动精神;有些农民对合作医疗的互助互济的性质认识不清，生怕自己因不生病而吃亏，生怕干部生病吃好药、自己生病吃次药，所以也不积极参加合作医疗。第二、资金筹措有困难是最主要的问题。应该说，国家在农村合作医疗上承担着一定的责任，然而实际情况是，近年来政府财政对合作医疗投资在逐年减少。例如，国家财政在卫生事业费中用于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费1979年为1亿元，1992年下降到了3500万元，仅占卫生事业费的0.36%，农民人均不足4分钱;[11]目前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已是不争的事实，因而没有足够的能力支持合作医疗事业;在以个人集资为主的筹资原则下，由于多数农民并不富裕，加之思想上有各种顾虑，对集资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得即使逐户收缴也比较困难，成为农村合作医疗难以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第三、缺乏相关的法律保障，是农村合作医疗不能持续、稳定发展的又一个主要原因。法律所具有的强制性、稳定性，不仅使法律所规定的参加合作医疗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得以实现和履行，而且可以避免人为的

想搞就搞，不想搞就散的随意性。而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一直以来是在用政策进行指导，不是用法律进行规范，这就决定了农村合作医疗不能健康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

3、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1995年以前，在我国农村只对五保户和困难人口提供救济。1995年，民政部在部分地区开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试点工作，以此改革以往的农村社会救济事业，保障真正困难的农村人口的生活，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到1999年底，全国农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的县区市有1935个，占全国2126个县的91%，占农村人口的3.4%.保障资金由国家和集体筹集。例如1999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支出，北京为295万元，其中国家支出229万元，占78%，集体支出66万元，占22%;上海为1031万元，其中国家支出434万元，占42%，集体支出597万元，占58%;广东为10218万元，其中国家支出8628万元，占84%，集体支出1590万元，占16%;陕西为11024万元，其中国家支出1852万元，占17%，集体支出9172万元，占83%;新疆为17万元，全部由国家支出。1999年全国共投入资金62240.6万元，其中国家支出32483.8万元。对于保障对象的确定，各地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作了具体规定。到1999年底，全国农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316.17万人，占农业人口的0.34%，全国共投入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62240.6万元，其中国家预算安排32483.8万元。农村五保户政策得到较好贯彻，集体为195.4万人提供资金17.9万元，国家提供了1.55亿元。[12]

农村社会救济存在的问题与农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基本相同，这就是：第一、社会救济资金严重不足。1999年农村实行税费改革之前，农村社会救济资金主要靠县财政和乡村集体经济投入。2000年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农村税费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只规定五保户的供养资金列入农业税附加，而没有规定对特困户救济的资金来源。由于税费改革使乡镇经费大幅度减少，只靠县财政提供的有限资金不能保证为所有特困户提供救济，有些经费紧张的地方，农村社会救济工作处于停顿状态;第二、覆盖范围小、待遇标准低。由于经费短缺，需要救济的人多(到1999年底，全国农村共有社会救济对象4750.4万人，国家临时救济

贫困人口1659.8万人次)，所以只能按照低标准提供待遇，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形同虚设、不能贯彻。

第二篇：谈谈关于我国土地征收制度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谈谈关于我国土地征收制度

谈谈关于我国土地征收制度 作者 王卫洲

1、土地征收概述。

土地征收简称为征地，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在符合法定条件的前提下将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为国家所有的所有，并对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土地使用权人予以补偿的行为。

在我国，有关土地征收及补偿的条款最早出现在1944年1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中，该条例确立了“租用、征用或者以其它土地交换”的初级形式，后几经发展完善，但一直沿用“土地征用”这一名词，对土地征收及补偿制度大多也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或修改前，没有区分“征收”和“征用”的不同，统称“征用”。从实际内容看，《土地管理法》既规定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用”为国有土地的情形，实质上是征收；又规定了临时用地的情形，实质上是征用。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第十条第三款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第一次在宪法中明确提出了私有财产权和补偿的概念，明确了征收和征用两种土地流转方式，为今后农村土地征收及补偿制度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宪法上的基础和保障。8月28日，《土地管理法》也对相应条款作了同样修改，我国的土地征收及补偿制度正逐步得到完善。

但是近年来一些文件、报告时常混用“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两个概念，主要原因是实践中人们还存有模糊认识，认为二者没有实质区别，只是表述不同。实际上，二者的含义是不同的，征收的法律后果是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土地所有权由农民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征用的法律后果只是使用权的改变，土地所有权仍然属于

农民集体，征用条件结束需将土地交还给农民集体。简言之，涉及土地所有权改变的，是征收；不涉及所有权改变的，是征用。

2、土地征收的特点。

（1）强制性，土地征收是一种行政行为，在土地征收法律关系中，由有权的国家机关代表国家来行使，征地方与土地被征收的集体组织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在符合法定条件的前提下，行政机关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土地，无需被征收土地的所有人同意。国家征收土地作为一种行政行为，被征收土地的集体组织必须服从。（2）行政性,土地征收行为并非基于双方的自愿和一致的民事行为，而是有权行政机关行使其职权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有人认为土地征收属于国家行为，这种观点是不确切的，土地征收和其他行政行为没有区别都是由行政机关行使法定的职权的行为，国家行为是不可诉的，征地属于行政行为，可以对其申请行政复议和起诉。（3）公益性，土地征收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共利益是指一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国家依法征收土地的唯一原因。

（4）土地征收必须以补偿为必备条件。国家在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同时，应当对被征地的农民集体和享有集体土地使用权农民进行补偿，的应当保障被失地农民基本生活水平不因征地下降。

3、目前的土地征收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各地掀起投资热潮，城镇周边的大量耕地被占用，变成了开发区和商品房。这股“圈地”的热潮给我国带来了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国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负责人郭宝平先生介绍说： “（非法占有土地）主要是指违规设立开发区，大量圈占土地。目前，全国的开发区（面积）比现有城镇建设用地的总面积还要多。有些地方（政府还）滥用征地权，大量征地，造成农民的利益受到侵犯、社会不稳定。”据介绍，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大片的耕地被以各种名义征用，而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得到的经济补偿却很低。郭宝平先生指出，由于目前中国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普遍以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为主要标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出“政绩”而盲目设立各种不必要的开发区，或开工建设重复性投资项目，这是当前中国出现圈地热潮的根本原因。

由于地方政府热衷于征收土地，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最为突出的是农民与政府的矛盾，土地征收引发 2 的群体性案件迅猛增长，据了解，2007年，国土资源部受理的涉及农村征地纠纷的来访为887起3157人次，其中因安置补偿问题来访的为776起2757人次，分别占87.49%、87.33%。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主要包括：一是补偿标准偏低；二是违法征地；三是在占地过程中存在暴力行为。

据介绍，2006年1至11月，中国共查处土地违法案件7.74万件，清理非法占用土地1万多公顷，然而土地征收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反而在上涨。

笔者以为目前，我国土地征收存在以下严重的问题和弊端。

（一）土地征收程序不规范。

由于片面的追求政绩，以及部分地方领导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加之土地征收属于行政行为具有强制性的特点，部分地方在征收土地的时候没有全部依照甚至完全没有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在笔者的执业过程中，当事人咨询以及我承办的案件中，60%以上的征地行为存在少批多占、未批先占的行为；90%以上没有依照《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履行失地农民知情确认程序；80%以上在征地规程中没有依照《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组织失地农民参加听证，此外征地补偿标准偏低、截留征地补偿款、以租代征、越权审批、占地过程中滥用公检法部门等现象也非常严重。另外，发生纠纷后部分地方政府组织人员截访，法院对于农民的起诉以各种借口推脱不予受理，并不做不予受理的裁定。致使失地农民的权利受到侵犯后连最起码的司法救济权都受到侵犯。这些行为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在部分地方甚至出现了群体性事件。

（二）征地补偿标准偏低且补偿对象不一致，部分地方截留征地补偿。

征收土地补偿标准时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来执行的，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作为征地补偿的主要部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都是按照土地年平均生产值的倍数来确定的，而不是由国家（政府）和农民协商或按“市价”补偿。也就是集体所有的土地没有按照市场应当有的价格来实现其价值。由于《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所以地方政府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会自己制定本区域的补偿办法，所以出现了各地的补偿款分配不一致的现象，如山西省明确规定了将土地补偿费的80%支付给失地农民，但是贵州省可能未作这样的规定，区县政府、国土资源局和村委会有可能会支付该部分款项给失地农民，也有可能不予支付。此外各个地方对于有特殊情况的农民如出嫁女、外迁户等给予的补偿 3

都不一致。最为严重的是部分地方政府截留农民的征地补偿款，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征地补偿和安置补助的原则是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因征用土地而降低。征用土地后通过补偿和采取各项安置措施，要使被征地单位的农民的生活水平达到征地前的生活水平。如果达不到，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提高补偿标准，最高能提高到30倍。这样即使存入银行，按目前的利率也可以保证农民的收入高于被征用土地之前的水平。如果30倍仍然不能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因征用土地而降低就应该由国务院批准继续提高，但是事实上这种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再提高补偿标准的，是很少的。

（三）公共利益的界限模糊，大量占地不属于公共利益需要。

土地征用是国家或政府为了公益目的而抵偿取得非国有土地和个人土地的行为，行政征用权的行使仅限于公益目的虽然《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但却没有明确何为公共利益，如何确定公共利益。这就导致国家的土地征收权事实上不受限制的情况，造成权力滥用。据调查在我国现有的征地中80%以上的征地都是基于商业利益的需要而进行的而非公共利益，一些地方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和“政绩工程”的促使下，滥用土地，把大量的农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和工业用地，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四）存在大量的非法占地现象。

土地征收属于行政行为，无论如何它根本上是依据法律来实行的，但是由于征地报批的时间较长、程序比较繁琐、审批比较严格的原因，部分地方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回避正规的征收程序，采取如“村改居”“城中村改造”“以租代征”“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非法占用农民集体土地，这种没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占地的行为属于非法占地。

综上，我国土地在制度上和时间上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现在国务院、国土资源部以及其他高层国家机关对此已经很重视，对于土地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也在逐步的加大，相信这些问题终会的到解决。作为一名土地律师，笔者希望本书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有所帮助。

4、对土地征收纠纷的分析和对策

为防止土地问题的大量出现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保障农民权益的实现，如建立征地补偿标准协调裁决机 4

制，征收土地确保农民之请确认、开展百日行动查处违法占地、健全严格征地审查报批程序、制定土地区片最低价等，这些措施使农民权利保障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细化，但是并没有减少土地纠纷的发生，相反在农民土地维权行为反而比以前增加，不少地方政府解决这类问题的靠的是“公检法”，这种方法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矛盾更加的激烈。

土地问题为何愈演愈烈而且难以制止呢，大部分学者认为应当归根于征收土地过程中土地审批及实施的违法，对此笔者持不完全同意的态度。大部分地区在征收土地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多的违法情节，如征收土地知情确认程序没有认真履行在报批中呈报材料一书四方案过于的简单不符合要求；土地征收后没有依法公告和履行登记程序；没有按照国土资源听证规定召开听证会听取群众的意见；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肆意征收集体土地；截留征地补偿款；或者未批先占、少批多占等等，严重的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侵害了失地农民的利益。但是最近在国土资源部一直严格规范土地征收审批程序，在百日行动之后地方政府征收土地呈报的程序不敢严重、明显的违法，特别是截留农民征地补偿款这一行为已经大幅度的减少了，一般情况地方政府都会制定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的办法和征收土地补偿的区片最低价格，由于法律制度的逐步健全，截留补偿款的问题已经很少发生了，可以说很多地方征收农民土地进行的补偿是基本符合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但是土地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在呈报和审批过程中存在违法性，对于农民属于来讲属于程序上的问题，并不是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引发农村土地纠纷的根本原因征收土地对农民的补偿标准，即土地被征收后农民能够得到多少的补偿，失去土地依靠什么来维持生活的问题。

关于现行的征地补偿依据是《中华人民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该条对于征地补偿是这样规定的：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 5

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征收城市郊区的菜地，用地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高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

关于征地补偿如何分配，对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安置补助费在法律和实际操作中没有争议，应当属于失地农民。但是对于土地补偿费我国现行法律有着不同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市、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置补助费使用情况的监督。” 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按照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土地补偿费应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合理分配。具体分配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土地被全部征收，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费应全部用于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安置。”

集体土地被征收其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是没有问题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也是按照土地所有权进行规定的，但是就集体财产应当如何分配并不是集体经济组织自由支配，而是必须按照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进行分配，各地省政府基本上都制定了具体的分配办法，一般情况下分配比例为8/2，即80%分配给被征地农户，20%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由其依据村规等依据进行支配。

从法律的规定和征地实践来看，这种征地补偿制度并不是按照土地的市场价格对农民进行补偿，而仅仅是对征收土地给农民造成的直接损失进行的补偿，这样的补偿制度对于农民失去土地而间接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是不予补偿的，在法学界这种补偿的原则被称之为不完全补偿原则，这种不完全的补偿制度对于农民而言极具不公平。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征地是指为了公共利益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收为国家所 6

有，这就决定了我国征收土地的行为属于国家征收行为，而不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不会按照标的物具有的价值来进行补偿的，即法律授权政府可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标准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变成国有，将农民正合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权终止并转让到他人手中。

该原则从强调“所有权的社会义务性”观念出发，认为财产权因负有社会义务而不具有绝对性，可以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依法加以限制。但征收土地是对财产权的剥夺，它已超越了财产权限制的范围。因此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地依法准许财产权的剥夺，使财产权的保障成为一纸空文。

（一）、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现象严重。

在法律授权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地依法征收集体土地的同时。我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五条“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标准和办法，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其他费用后，方可使用土地。自本法施行之日起，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百分之三十上缴中央财政，百分之七十留给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都专项用于耕地开发。”即在土地出让金百分之七十属于地方政府财政，在发达地区，土地出让金数额巨大，成为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外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土地收入除了增加政府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各个部门 可以借此征收土地规费，也提高了部门的积极性。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将卖地作为自己的主要财政收入，我们称之为“卖地财政”。陈锡文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披露“每年可以向农民征收多少土地是由国家根据发展规划来确定的，比如在金融危机暴发以前，正常年景下，国务院审批的对各省可以使用的建设用地大约是400万亩，其中有280万亩是要征用农民的土地。今年由于情况特殊，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各地的建设规模就比较大，所以今年针对这样的情况，国务院批准的建设用地总量是630万亩，其中315万亩是要征用农地的。”。其实在国家控制指标外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量的超标占地，未批先占的行为时大量存在的，而少批多占的行为则更为严重。

并且对于土地出让金这种不稳定的财政收入也不会纳入财政预算，这一定程度上增长了腐败现象。为追求业绩地方政府依靠卖地的收入大搞形象工程建设，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为搞形象 工程大肆挥霍，甚至土地违法、腐败等现象滋长，对于这些行为农民是非常反感和愤怒的。

（二）、征地补偿款与国家土地出让金相差太大，集体土地的价值不能平等交换。

以耕地年产值来确定的补偿标准不能正确的实现土地的价值，且集体土地的使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可以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受限的所有权，农民集体自己无权对其进行处分，只有作为非所有人的国家才有权进行处分，这一规定一方面维护了我国集体土地的稳定，但同时也限制了集体土地价值的实现，将集体土地大量限制在农用地范围上时，以用途来确定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实际上不符合平等公平的原则。农民在土地被征收时其得到的补偿一般在2—5万元人民币以内，但当这些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进行出让时其价格达到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这样的明显的差价使农民难以接受。

（三）、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行为与法律不一致，法律对地方政府没有产生限制作用，这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占地的欲望。

物权法规定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但在现实中大量被征收的土地是用于房地产等商业用地，商业开发当然不能归类公共利益。而且在实施征地方案时地方政府对于农民的反抗往往没有足够的耐心来协调和解决。在有些地方常常会出现农民因土地纠纷采取上访、阻工等措施来抗议而受到了行政处罚甚至刑罚，公检法等专政机关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使土地纠纷更加显得严重。

一方面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一方面征地补偿不合理，同时有些地方在征地过程中采取强制征收的措施，对群众思想和民生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使土地问题越来越显得严重。

对我国土地纠纷的处理问题，温家宝总理曾发表过观点。温家宝在承诺农民的土地经营权永远不变的同时指出，必须对那些被占用土地的农民给予应有补偿，其中“土地出让金主要应给予农民”。昨日，他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作出如上表述。温家宝简明扼要地陈述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观点。他称，中国政府面对新的任务，需要更加清醒、更加坚定、更加努力。他进一步解释，更加坚定是指“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表示，前进中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英国金融时报一位记者问道，如何让中国农民更好地实现土地价值，抵御非法侵占。温家宝表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土地属于集体，但生产和经营权属于农民。对此，他认为，“这是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势”。随后，他论述了如何保障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对此，他使用了一组排比句：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必须保护农民对土地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占用农民土地必须给予应有的 8

补偿。土地出让金主要应该给予农民。必须依法严惩那些违背法律、强占乱占农民土地的人。

总理客简明的话语，其实已经客观的为我国土地问题解决指明了方向。结合总理的观点和当前土地问题产生的根源，笔者以为解决土地问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提高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改变以往以耕地年产值来确定补偿标准的原则，在征地补偿中要充分农民集体对集体土地的所有权。

二、限制征收土地的条件，建设项目使用土地的应通过政府主导和监督下与农民协商的方式处理，在协商难以解决时方可采取征收这种国家强制手段。

三、对地方政府征地进行有效的监管，严格履行征收土地审批制度，对征收集体土地的理由是否属于公共利益作为审批的重要条件。

四、土地出让金应上缴国家财政，以减少地方搞土地财政的源头，由国家建立各地失地农民保障基金，征收集体土地所得到的土地土地出让金应全部用于失地农民。

第三篇：评析加班费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探究加班费：剪不断，理还乱——加班费及其计算问题探讨

评析加班费：剪不断，理还乱 ——加班费及其计算问题探讨 作者 龙芝生

加班加点工资（以下简称加班费）是与企业和劳动者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一方面，部分企业和部分劳动者希望加班加点：企业希望安排劳动者加班加点来增加生产，劳动者也希望加班加点来增加收入。但企业在安排加班加点时又想控制工资开支，尤其是实践中有不少企业和劳动者对加班费的含义和计算方法不甚了解，更有某些企业愚弄劳动者（尤其是外来打工者）。比如：加班费计算基数打折扣，在加班费中减去工资本数，不更新制度工作时间，不发、少发加班费，强迫劳动者加班加点的恶劣现象屡见不鲜。另一方面，法律的规定还不健全，虽然国家和地方颁布了不少劳动法律法规，但是关于如何进行加班费的计算，国家、各省、各市标准不统一，难以操作。加班加点问题，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考虑到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劳动安全，加班加点原本就非劳动者所愿，也是政府应该加以限制的。一部关于工作时间立法的斗争史就是缩短工作时间的历史。工作时间立法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时期。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和进步的社会政治力量支持下，资产阶级国家开始制定法律以限制工作日的长度。最早的劳动立法便是从工作时间开始的。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以及产业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国家经常颁布法规强迫工人为资本家超限度和超时间劳动。英国在18世纪后半期，工作日竟延长到每昼夜14小时、16小时甚至18小时。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初期，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由自发性的运动发展到了有组织和自觉的运动，工人群众强烈要求颁布缩短工作时间的法律。1802年英国政府终于通过了一项纺织工厂童工工作时间的法律《学徒健康与道

德法》。这一法律规定，禁止纺织工厂使用9岁以下学徒，并且规定18岁以下的学徒其劳动时间每日不得超过12小时和禁止学徒在晚9时至次日凌晨5时之间从事夜间工作。该法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工厂立法”开端，是一部最早的工作时间的立法，从此揭开了劳动立法史的新的一页。在我国，劳动法出现于20世纪初期。我国在很长的历史阶段根本没有专门的劳动法规。直到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发展，工人运动的兴起，劳动法才开始萌芽和发展起来。新中国的建立，使我国的劳动立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在调整劳动关系方面，颁发了大量的劳动法规，而1994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为《劳动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劳动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劳动法》第四章“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对工作时间和加班费作出了规定。另外，国务院和劳动部都陆续颁发了一些相关的条例和规定，明确限制工作时间和加班加点，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我国国务院于1995年3月25日修订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三条规定：“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我国《劳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因此，从劳动立法的历史可以看出，工人阶级为劳动立法斗争的目的之一是缩短劳动时间。

然而，现在常见的现象是：有些劳动者为了经济利益想加班加点，有些企业为了生产需要延长劳动时间，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劳动者和企业都与加班加点 “剪不断”了，这些现状显然与当初工人阶级为了缩短工作时间而斗争的初衷背道而驰。虽然如此，但是企业一定要依法执行加班加点制度，并且支付高于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这也是对加班加点采取的一种限制措施。按照目前的共识，工作时间是指法律规定的劳动者在一昼夜或一周内从事生产或工作的时间，即劳动者每天应工作的时数或每周应工作的天数。劳动者每天应工作的时数叫工作日，每周应工作的天数叫工作周。工作时间作为法律范畴，既包括劳动者实际工作的时间，也包括劳动者某些非实际工作时间，例如，劳动者工作前的准备时间，下班前后的交接时间，工间歇息时间，排除动力、设备故障的短暂停工时间，女职工哺乳未满一周岁婴儿的哺乳时间，依法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时间等。依照法律规定，凡是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内的，用人单位必须按规定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延长工作时间是指劳动者的工作时数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时间。延长工作时间包括加班和加点。加班是指职工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在法定节假日或 2

公休假日从事生产或工作；加点是指职工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在标准工作日以外继续从事生产或工作。加班费是指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完成劳动定额或规定的工作任务后，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劳动者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应该按照高于正常工资的标准支付的工资，即：按规定支付的加班工资和加点工资。

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对于加班加点，用人单位应当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劳动法》第四十四条作出了“貌似明确”的规定：

（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

（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

（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第一种情形指的是加点，第二、三种情形指的是加班。下面，就《劳动法》第四十四条作进一步解释：

（一）8小时外加点：根据199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三条 “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因此，如果安排劳动者在每天8小时之外延长工作时间的，就应该按照《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支付加班费，即加班费不低于150%的工资；

（二）休息日加班：如果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的，就应该按照《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支付加班费，即加班费不低于200%的工资

（三）法定节日加班：根据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国务院令第270号）第二条规定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由原来的7天改为10天，即：（1）新年，放假１天（１月１日）；

（2）春节，放假３天（农历正月初

一、初

二、初三）；（3）劳动节，放假３天（５月１日、２日、３日）；（4）国庆节，放假３天（１０月１日、２日、３日）。

也就是说，以上日期就是法定休假日，如果在以上日期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就应该按照《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支付加班费，即加班费不低于300%的工资。

（四）计件工资时的加班加点：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实行计件工资的劳动者，在完成计件定额任务后，由用人单位安排延长工作时间的，应根据上述规定的原则，分别按照不低于其本人法定工作时间计件单价的150%、200%、300%支付其工资。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其综合计算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部分，应视为延长工作时间，并应按本规定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实行不定时工时制度的劳动者，不执行上述规定。”

（五）综合计算工时的加点：依据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0年3月17日颁发的《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天数和工作时间分别调整为20.92天和167.4小时。”因此，实行综合计算工作时间的，如果月平均工作天数超过20.92天，或者月平均工作时间超过167.4小时的，应该视为加点，按照《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支付加班费，即加班费不低于150%的工资。

虽然有上面的这些规定，不少不法企业却无视法律的规定，无视道德和生理界限，任意延长工作时间，不发、少发加班费。而尤为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对于加班费基数的规定在立法上还是混乱不已，没有统一的法律依据，“越理越乱”。加班费是用加班时间乘以每单位工资标准（即加班天数乘以日工资标准，或者加班小时数乘以小时工资标准），再按《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乘以相应的倍数。但从《劳动法》第四十四条里，我们只能知道加班加点相对于正常工资的“倍数”，即：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以及休息日、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应分别按照工资的150%、200%和300%支付加班工资，而没有每单位工资标准（即日工资标准或小时工资标准）的规定。对于日工资标准或小时工资问题，经查劳动部于1995年5月12日颁发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劳动者日工资可统一按劳动者本人的月工资标准除以每月制度工作天数进行折算。”又依据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0年3月17日颁发的《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天数和工作时间分别调整为20.92天和167.4小时，职工日工资和小时工资按此折算。”由此可知，每月制度工作天数（即月平均工作天数）明确规定为20.92天，月平均工作时间为167.4小时。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要知道日工资标准，就必须知道月工资标准的规定。但在现行的关于工资支付的法律法规条款中，关于月工资标准，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或限定，也就是说加班费基数如何计算的问题还没有统一。国家、各省、各市标准不统一，难以操作。真是：有了倍数，却没有基数，加班费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正 4

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此的漏洞，给一些不法企业有了钻空子的机会，而大量劳动者却只能吃“哑巴亏”。

说到加班费基数，有必要澄清几个有关工资的概念，这也是目前“理还乱”的根本原因。劳动法律规范中有关工资管理的法规经常出现工资标准、标准工资、基本工资、职务工资、岗位工资、标准工资和职务工资等概念，常使人越看越糊涂，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工资标准（又称工资率）是指按单位时间（时、日、周、月）规定的工资金额，它表示了某一工资等级或工作（职位、岗位）在单位时间上的工资报酬水平，是计算职工应得工资额的基础。职务工资和岗位工资是指某一职务或某一岗位在单位时间的工资标准。标准工资（亦称基本工资）是指职工在法定时间内完成劳动定额（工作量、工作任务）或实际工作时间，按照既定的工资标准计付的实得工资。一般在正常的情况下，标准工资金额与工资标准金额相同。而实际上，这些关于“工资”的名称没有多少意义，应该将这些名称统一并简化。

就算不管概念的五花八门，单就加班费计算基数的规定，国家、各省、各市加班费基数的标准也是不统一的，是叫人无所适从的，用“理还乱”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请看下面各种关于工资（即加班费基数）的规定的摘要：

第一种：根据劳动部于1995年8月4日颁发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规定：“劳动法中的‘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般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工资’是劳动者劳动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劳动者的以下劳动收入不属于工资范围：（1）单位支付给劳动者个人的社会保险福利费用，如丧葬抚恤救济费、生活困难补助费、计划生育补贴等；（2）劳动保护方面的费用，如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作服、解毒剂、清凉饮料费用等；（3）按规定未列入工资总额的各种劳动报酬及其他劳动收入，如根据国家规定发放的创造发明奖、国家星火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中华技能大奖等，以及稿费、讲课费、翻译费等。”这里“工资”中包括了“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即加班费，显然《劳动法》第四十四条也适用该条规定，也就是说用包含加班费在内的工资作计算加班费的基数，正如计算机程序设计中的“死循环”，这不是很明显的逻辑错误吗？所以该规定里的“工资”概念不能用作计算加班费的基数。

第二种：根据国家统计局于1990年1月1日发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若干具体范围的解释》的第五条：“

（一）标准工资是指按规定的工资标准计算的工资（包括实行结构工资制的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和工龄津贴）。

（二）非标准工资是指标准工资以外的各种工资。”该解释用“标准工资”作计算加班费的基数，但没有考虑工资变动情况，而实务中，工资变动是很常见的。

第三种：广东省劳动厅关于转发劳动部《对＜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三、在法定休假节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当天加班工资按如下办法计算：(1)实行月、周工资制的，根据法定工作时间折算出日工资标准，用日工资标准乘以300%得出当天应发的加班工资。举例：某职工合同规定月工资标准800元，所在企业实行五天工作制，日工资标准为800／21.5＝37.2(元)。法定休假节日加班工资是37.2×300％＝111．6(元)。”该通知用“合同规定月工资标准”作计算加班费的基数，这个规定同样没有考虑工资变动情况。

第四种：2003年4月1日起执行的《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用“假期工资的计算基数”来作计算加班费的基数。该办法第九条规定“劳动者在依法享受婚假、丧假、探亲假等假期期间，用人单位应当按国家规定支付假期工资。假期工资的计算基数按以下原则确定：

（一）劳动合同有约定的，按不低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者本人所在岗位（职位）相对应的工资标准确定。集体合同（工资集体协议）确定的标准高于劳动合同约定标准的，按集体合同（工资集体协议）标准确定。

（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均未约定的，可由用人单位与职工代表通过工资集体协商确定，协商结果应签订工资集体协议。

（三）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无任何约定的，假期工资的计算基数统一按劳动者本人所在岗位（职位）正常出勤的月工资的70%确定。”第（一）款和第（二）款还可以，但第（三）款真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无任何约定时，计算基数按“正常出勤的月工资的70%确定”！为什么是正常出勤的70%？公然打“七折”的依据是什么？

第五种：也就目前最合理的一种，2002年10月广州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经过广州市劳动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市企业家协会分别代表政府、职工、企业，就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进行了平等协商，最终确定了一个比较有操作性的规定。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2年12月5日对外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加班、加点工资计算基数有关问题的通知》（穗劳社工[2002]14号）文，对企业职工加班管理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明确企业加班费基数的5种计算原则，其中，劳动者加班费基数不得低于劳动者本人日工资或小时工资折算数。这5种原则 6 的具体内容是：

（1）劳动者加班工资基数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协商确定，但应不低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者本人日工资或小时工资折算数；

（2）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本人的实际工资额高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额的，加班工资基数应在劳动者本人上月实际工资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范围内商定；

（3）劳动合同无约定工资的、应以劳动者本人上月实际工资为基数；（4）实行计件工资的，以法定工作时间的计件单价为加班工资基数；

（5）加班工资基数低于本市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应以日、时最低工资标准为加班工资基数。

当然，各省各市，远不止这五种规定，由国家对此进行统一立法，是十分的必要，也应该是切实可行的。在目前五花八门的规定中，相对来说第五种规定，即广州市《关于企业职工加班、加点工资计算基数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广州通知》）的规定是最民主、最科学、最具可操作性的。

首先，《广州通知》的民主特点与它的产生机制有关。该通知由广州市劳动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市企业家协会分别代表政府、职工、企业进行了平等协商而制定的。从第（2）项原则可以看出该通知是平等协商，互相妥协的结晶。《广州通知》虽然只是个通知，但它却是一个法制社会所必需的，真正体现了“三个代表”，是真正的民主产物。

其次，《广州通知》的科学性在于明确中不泛灵活性。第（3）项原则规定了无约定时的处理办法，以杜绝某些企业不签劳动合同或者拖延签订劳动合同。该通知与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发生抵触。考虑到低收入人员的实际情况和国家法律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该通知第（5）项原则中明确规定“加班工资基数低于本市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应以日、时最低工资标准为加班工资基数。”

最后，《广州通知》的可操作性在于对各种情况进行了分别规定，而又互为补充，互不矛盾。该通知跳出关于工资构成的复杂性，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为主；无约定时，以上月实际工资为基数；第（4）项原则对实行计件的也进行了规定。其可操作性妙不可言。

美中不足的是第（2）项原则，当“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本人的实际工资额高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额的”，7

加班工资基数仍需劳动者与企业协商，对劳动者来说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而对企业来说，增加了每月的工作负担和矛盾。最好是能事先确定一个比例，比如，加班工资基数定为劳动者本人上月实际工资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平均值。

综上所述，对于目前计算加班费的混乱局面，实有必要推广《广州通知》的作法，最好是通过立法形式予以统一规定，并把对于“工资”构成和名目繁多的“工资名称”的规定予以取消，使复杂的工资统一化、简单化，这样一来，不论是劳动者，还是企业，对加班费问题，就不会感觉“理还乱”了。参考资料：

1.《劳动法》 关怀 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2.《用人单位劳动法操作实务》 左祥琦 编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5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编注》 纪明 编.—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11 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实用指南》 杨光 主编.—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5.《劳动纠纷法律解决指南》李显东 主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8 8

第四篇：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发展

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发展报告

详细啊呀

一、2006年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发展情况

2006年，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省委九届九次全会和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构建“和谐贵阳”的执政理念统领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做到以创新促发展、以发展促保障、以保障促和谐，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年初确定的各项主要目标任务。

（一）坚持以务实的作风抓落实，就业保障工作取得新成效

全市完成新增就业岗位4．51万个，实现城乡统筹就业7．16万人，其中：城镇失业人员就业3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1．79万人（“4050”人员4117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2．3万人；完成城乡统筹培训5．04万人，其中:城镇失业人员培训1．27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1．6万人（“4050”人员3867人），农村劳动力培训2．1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开发公益性岗位2511个，核发小额担保贷款1256人，贷款额达2264．1万元。再就业各项扶持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减免税收3348．82万元;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334．89万元。

社会保险工作取得新突破。全市征缴养老保险费10．9亿元，养老保险扩面7．85万人，征缴失业保险费9733．73万元，失业保险扩面3．84万人，征缴医疗保险费6．16亿元，医疗保险扩面9．15万人，征缴工伤保险费4219．09万元，工伤保险扩面8．4万人，征缴生育保险费2100．44万元，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40．29万人。

（二）围绕重点抓基础，全面推进就业再就业工作

就业是民生资本、安国之策。以积极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精神为主线，突出重点，加大力度，落实措施。一是结合实际制定了新一轮就业再就业扶持政策的相关配套政策和实施意见，在认真落实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四项补贴、税费减免等帮扶措施的基础上，将积极的就业政策拓展到农村劳动力的培训转移就业方面。小河区扩大失地农民后续扶助试点工作，修改完善了《失地农民后续扶助办法》（试行）；乌当区积极推进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为401名失地农民办理了养老保险；清镇市多方协调资金100万元促进农村劳动力培训等等。同时，从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入手，编辑出版了《现行就业再就业政策汇编》及《再就业优惠证》申领、税收减免、社会保险补贴等11个相关配套扶持政策宣传册，开展了“政策进万家活动”，使就业再就业政策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二是进一步推进就业援助工作。通过开展“四送两落实”和“两帮一创”活动，为就业困难人员送出岗位420个，送培训420人，送政策840人，送温暖140人，继续完善对“零就业家庭”和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制度，帮助111户“零就业家庭”中的117人实现就业，安置就业困难的“4050”人员150人，形成了部门配合、社会联动、共同帮助就业困难对象实现就业再就业的长效机制。三是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城乡统筹就业。通过举办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2006年大中专、技职校毕业生招聘洽谈会暨创业项目洽谈推介会”等，全市共有2308家（次）企业进场招聘，提供就业岗位8万个，吸引12万人进场求职登记。针对不同服务对象还提供个性化服务，先后为市公安局、市公交总公司、星力百货等大型用工单位举办专场招聘服务。同时，充分发挥公共职业机构作用，全市劳动力市场采集用工信息6873条，提供就业岗位98701个，进场求职97380人（次），成功推荐12573人。此外，还加强了与省外的沟通联系，组织劳务输出3941名。四

是进一步推进并轨工作，以促进再就业来推动并轨工作的开展，全市滞留再就业服务中心的1．05万人，已全部办理出中心相关手续，形成了并轨工作与落实再就业扶持政策的良性互动机制。

（三）社会救助体系进一步完善，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贵阳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在全面实现动态管理下应保尽保和分类施保的基础上，对不具备参保条件的城镇集体企业退休人员按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发放生活费，进一步扩大了救助范围。同时,从2006年9月起全面提高了贵阳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3个中心城区每人每月从170元提高到215元，其他区、县（市）在原来标准的基础上提高了26%。全市筹集城市低保金9490万元，其中市、区两级财政投入2590万元；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人口7．8万,发放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10012．7万元，切实保障了城市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省率先启动以来，全市已将符合条件的42383人纳入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为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规范化建设，制定下发了《贵阳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低保制度规范化建设的意见》，对促进全市农村居民生活保障制度规范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年累计筹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1701．68万元，其中市、区两级财政投入约1300万元。2006年全市共发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1652．8万元，有效地保障了农村特困群众的基本生活。农村医疗救助稳步推进，城市医疗救助试点全面启动。在全面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同时，全市稳步推进特困群众医疗救助配套制度。从2006年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在全市全面铺开，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充，在合作医疗基础上，对个人负担500元以上的重大疾病进行救助。截至2006年12月，全市享受农村医疗救助的困难群众有49662人（次），共支出救助金150万元。积极组织开展城市医疗救助试点工作，并结合贵阳市相关医疗制度和特困群众的具体实际，制定了《贵阳市建立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实施方案》。2006年全市共救助城市特困群众170人次，发放医疗救助资金30万元。社会救助工作扎实开展。农村五保供养按照修订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要求得到了较好落实。继续发挥好“爱心超市”的社会捐赠平台作用，积极指导有条件的区县市建立“爱心超市”。同时,教育、住房、医疗、司法等救助制度建设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各项救助制度之间的配套衔接，各级政府救助资金预算逐年增加,促进了社会救助体系的不断完善。

（四）围绕难点抓扩面，加大社会保险体系建设力度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现代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贵阳市从完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入手，做到“五个坚持”：一是坚持社会保险重扩面。结合国务院38号文，明确了“五险”扩面征缴具体实施方案，养老保险扩面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医疗保险以困难企业和中央、省属在筑优势企业为重点，失业保险以非公有制企业和事业单位为重点，工伤保险以煤矿、非煤矿山、建筑等高危行业为重点，生育保险以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为重点。二是坚持多管齐下重服务。通过调整社保业务大厅窗口布局，推行“五险”一条龙服务收费，启动工商银行办理代扣社会保险费业务，邮寄参保人员缴费清单，实现了银劳互联和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的集中整合。为做好新的社会保险政策启动准备工作，拟定了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政策调整的程序需求。三是坚持围绕中心解难点。以创新的思维，解决弱势群体参保问题。将个体身份参加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和一次性领取养老保险金终止养老保险关系的人员，按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医保的办法纳入医保。云岩区将环保人员、居委会委员纳入参保；南明区落实了居委会委员参保问题。全面启动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平安计划”，建立农民工参保模式的互换机制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机制，出台《关于贵阳市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意见》，实现了农民工医保政策与城镇职工医保政策的相互衔接，云岩区按照城镇职工参保方式为在辖区内就业的2000余名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制定了《关于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调动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积极性，并有效解决了政策出台前已退休的灵活就业人员医保遗留问题。

（五）抓好维权工作，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全市劳动保障系统坚持以人为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构建“和谐贵阳”的执政理念，继续以协调劳动关系为主线，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重点，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一是以启动“劳动合同三年行动计划”为契机，以非公有制企业、重组改制国有企业和建筑等行业企业为重点，督促企业依法签订劳动

合同，切实提高劳动合同鉴证率。继续推进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制度，促进三方协商机制建设，逐步实现向基层延伸。同时，认真做好关闭破产、改制重组企业和经济性裁员、下岗职工出中心的劳动关系处理工作。二是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力度，以全面贯彻《信访条例》为重点，充分发挥劳动保障信访举报中心的协调作用，对投诉举报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案件做到快立、快查、快处、快结。通过建立专兼职监察员互补，市、区（市、县）、乡镇三级联动工作机制，结合劳动用工年审，坚持不定期开展以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整顿劳动力市场、打击非法职介为重点的专项监察和严肃查处在签订劳动合同、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参加社会保险等方面的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全年督促用人单位签（续）订劳动合同2．21万人，督促扩面参保9292人，新增社会保险费1200万元，为劳动者依法清理拖欠工资、押金155万余元。三是进一步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劳动争议案件结案率达97．2%，案件回访率达10%。四是严格落实《最低工资规定》，做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调查测算发布工作。

二、2007年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工作展望

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重点，抓好促进就业再就业、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全年力争实现城乡统筹就业6．6万人，统筹城乡培训4．4万人。实现基本养老保险扩面3万人，基本医疗保险扩面2万人，失业保险扩面2万人，工伤保险扩面2万人，生育保险扩面1万人，开展养老、失业保险纳入市级统筹试点。

（一）继续推进就业再就业工作

充分发挥创业市场作用，以“四送两落实”活动和实施“零就业家庭”创业计划为载体，开好全市“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现场会，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意见，为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免费职业介绍、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资金扶持等，促进就业再就业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确保全市新增就业岗位4万个，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

（二）不断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险体系建设，深化六项改革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改制，敦促职工安置方案和资金落实到位；深化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改革，力争建立市级层面的高技能人才工作协调机制和表彰奖励机制；深化养老保险计发办法改革，逐步做实个人账户，稳步推进养老、失业保险市级统筹；深化工伤保险制度改革，研究制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参加工伤保险的具体办法，适时启动事业单位工伤保险。同时抓好农民工工伤保险扩面工作；深化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研究制定困难企业、老集体企业和城镇居民、参保职工家属、大中专学生参加医疗保险的实施办法，启动三县一市企业医疗保险和公务员生育保险；深化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工资分配宏观调控体系。

（三）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努力完善现代社会救助体系，切实保障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

进一步健全覆盖城乡、制度健全、相互衔接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重点是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救助制度。一是进一步强化规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巩固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和分类施保，切实形成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二是制定出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渐退制度，探索寻求切实可行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收入核实办法。三是在巩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农村医疗救助，做好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衔接；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修改完善城市医疗救助实施方案，规范救助程序，加快推进城市医疗救助，努力缓解困难群众看病难问题，让更多的困难群众能够享受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带来的益处。四是加强对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支持，逐步完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五是加快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信息系统的建设步伐，加强城乡社会救助工作组织机构的建设。六是贯彻《农村五保供养条例》，切实做到“应保尽保、按标施保”，确保供养资金落实。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全面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供养、特困救助、临时救济、医疗救助为主要内容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

（四）提升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水平，实施五项建设

一是完善行政村就业服务组织建设，稳步推进城镇社区就业服务。加快就业服务网络系统建设，逐步向乡镇、社区延伸，实现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动态管理。二是全面推进“金保系统”二期工程建设，实现10个区（县、市）基础数据集中管理和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险业务联动，做好决策支持系统、基

金监管系统启动的前期准备工作，提升全市劳动保障工作信息化管理水平。三是进一步深化劳动争议仲裁庭标准化建设，开展区域性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试点工作，逐步完善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适应劳动争议仲裁工作形势发展的需要。四是抓好《贵阳市家政保姆培训中心项目》建设，逐步扩大贵阳市第一高级技工学校的办学规模和培训项目。五是加大企业离退休人员退管站建设力度，力争上半年建成覆盖全市范围内有离退休人员居住的乡镇、街道企业离退休人员退管站，抓好协管员队伍建设，完善考核激励、定期督查、信息反馈制度。

（五）坚持以人为本，加强监管，完善机制

一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劳动合同管理长效机制，加强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的协调配合，加快企业试行工资集体协商步伐；二是进一步完善解决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参保工作机制；三是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定点医院、定点零售药店之间的协议制约机制、医疗保险费用结算初审复审分离制度和借助新闻媒体对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暗访制度，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有效控制不合理费用的产生；四是进一步提高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颁证率的招投标工作机制；五是进一步完善就业和再就业资金、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机制，健全内控制度，强化稽核、稽查、拨付程序和办法，指导各区（县、市）建立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充分发挥监督委员会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部门和经办机构的监督协调作用；六是进一步完善劳动保障行政执法案件评查机制和网上案件调处机制，在全市推行建筑领域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从源头上有效预防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六）推进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全面发展

一是加大推动《劳动法》全面贯彻落实力度，开展清理非法职介和拖欠民工工资专项检查，联合相关部门建立欠薪保障制度，努力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二是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36号文，结合贵阳市情，抓好相关配套政策的完善和贯彻落实，全面推进就业再就业工作；三是整合全市职业技能培训资源，探索高校职业技能鉴定路子，强化农村劳动力非农技能培训，大力促进职业教育，举办第二届农村劳动力非农技能比武大赛；四是认真组织实施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加大政策宣传和培训力度，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五是重点解决好农村劳动力培训和转移问题，继续开展对返乡创业带头人的帮扶工作；六是拓展小额担保贷款范围，启动对城镇退役军人、大中专毕业生、失地农民、城镇失业人员的小额担保贷款工作；七是创新工作思路，探索建立城镇居民困难群体达到退休年龄但未领取养老金人员社会救助机制和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八是继续抓好医疗保险扩面征缴工作，把更多的中央省属企业、非国有企业、城乡劳动者和城镇困难群体纳入医保覆盖范围。

第五篇：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办法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办法

(2010年9月29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2010年9月29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9号公布 自2010年11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支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组织，通过产业政策、财政支持和金融、科技、人才的扶持等措施，引导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和生产经营等活动提供服务。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本行政区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指导、扶持和服务工作;其他有关部门及组织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指导、扶持和服务工作。

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指导、服务和监管的工作经费列入相关部门综合预算，不得向农民专业合作社收取费用。

第五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成员的身份证明为农业人口户口簿;无农业人口户口簿的，其身份证明为居民身份证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所在地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

已迁入城镇居住但仍保留承包地的居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国有农(林)场职工，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按农民成员对待。

第六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技术、知识产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预期收益及其他能够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出资。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其出资额按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规定的作价办法确定，也可由全体成员或者成员代表大会评估作价。

第七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账户内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可以在本社内转让，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有规定的，按规定办理;章程未作规定的，应经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或理事会审核确定。

第八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超过一百五十人的，可以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规定设立成员代表大会，其代表人数不得低于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十;成员超过一千人的，其代表人数占成员总数的比例可以适当降低，但代表人数不得低于一百人。

第九条 理事长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设立理事会，由成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成员(代表)大会负责。理事会成员不得少于三人。

第十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国家制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配备必要的会计人员。不具备配备会计人员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经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成员代表大会同意，可以委托农村经营管理机构或者经依法设立的代理记账机构进行会计核算。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设置会计账簿和成员账户，按成员和非成员分别核算经济业务。

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或理事会应当定期向本社成员公布经营和财务状况，接受本社成员和执行监事或监事会的监督。

第十一条 财政部门依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会计工作进行管理，农村经营管理机构依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计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计报表审核和汇总上报制度。

第十二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建立盈余分配制度。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当年盈余，在弥补亏损和按照章程规定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后，主要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

按前款规定返还后的剩余部分，再按成员的出资额、公积金份额，以及政府扶持、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平均量化到成员的份额，按比例分配给本社成员。

公积金应当按照章程规定量化到全体成员，记入成员账户。

第十三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资格终止的，应当依照章程规定的方式和期限，退还该成员账户内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成员资格终止前本社的可分配盈余，应当返还该成员;成员资格终止前本社的亏损和债务，应当由该成员分摊。

已经量化到成员账户的政府扶持、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份额，资格终止成员不再占有，并于年终结算时按章程规定重新量化到全体成员。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份额，有捐赠约定的，按照捐赠约定处理。

第十四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解散、破产清算时，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用于清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债务，不得作为剩余资产进行分配。

第十五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申报承担各级人民政府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建设项目。各级人民政府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国土综合整治、中低产田土改造、水土保持、农业产业化等建设项目，可以优先安排和委托具备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建设项目所需劳务，可以优先安排项目实施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建设项目所需材料等，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购买项目实施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产品。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开展农产品深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安排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息、培训、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农产品商标注册、专利申请、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技术推广等服务。对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生产国家和社会急需的重要农产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优先扶持。

第十九条 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政策，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

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授信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单体授信结合起来，建立农户信用贷款、联户担保借款机制，为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信用担保机构要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纳入贷款担保范围，为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服务。

第二十条 有条件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出资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担保专项资金。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给予适当财政贴息。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服务网络和市场营销平台建设，提供公共政策咨询，收集和发布农产品价格、市场供求、科技服务等信息。

第二十二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组织成员依法开展内部资金互助服务，解决成员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金困难。

第二十三条 各类保险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开发具有针对性的保险产品，在产品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环节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提供保险服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国家确定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品种统一为其成员投保，并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贴。

第二十四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享受国家规定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和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及其他涉农经济活动相关的税收优惠。

第二十五条 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办理行政许可、行政审批等事项，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六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直接用于经营性养殖的畜禽舍、工厂化作物栽培或水产养殖的生产设施用地及其相应附属用地等农业设施用地，作为农业用地管理，不再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但不得占用基本农田;管理和生活用房、疫病防控设施、饲料储藏用房、硬化道路等附属设施，属于永久性建(构)筑物的，其用地按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依法办理占用审批手续，涉及农用地转用的需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第二十七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种植、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仓储、冷藏的用水用电，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农业生产用水、用电价格标准。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认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农产品地理标志和注册农产品商标，对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农产品地理标志和注册名优农产品商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可给予专项补助。

第二十九条 鼓励具备产品出口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进出口经营权，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拓展国际市场。

第三十条 支持和鼓励有关单位、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依法领办或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鼓励科技人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并取得相应报酬。科技人员以资金或技术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出资，按章程规定取得收益。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支持、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以及示范带动效果显著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表彰。

第三十二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享受各级人民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各项扶持和优惠政策。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成员低于成员总数百分之八十的，不得继续享受相关的优惠扶持政策。

第三十三条 鼓励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自愿联合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并享受相关扶持和优惠政策。

第三十四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依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农产品生产记录、检测、包装或者附加标识、产地准出、质量追溯等质量安全管理制度，保证农产品质量。

第三十五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管理人员采取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等方式，套取政府扶持项目和资金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回项目资金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法律责任：

(一)非法干预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事务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生产经营活动的;

(二)平调、挪用、截留、私分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占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合法财产的;

(三)非法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摊派、集资、收费和罚款的;

(四)强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接受有偿服务的;

(五)不按规定登记的;

(六)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注册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七)其他侵害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三十七条 本实施办法自2010年1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