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档案的记忆属性

第一篇：论档案的记忆属性

论档案的记忆属性

——基于社会记忆理论的分析研究

潘连根

2012-11-13 10:07:25 来源：《浙江档案》(杭州)2011年8期

【英文标题】On Memory Attribution of Archive：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ocial Memory Theory

【作者简介】潘连根，绍兴文理学院（绍兴312099）。

【内容提要】随着档案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发展，档案一般属性已从信息属性、知识属性扩展至记忆属性。档案具有记忆属性，不等于档案就是“记忆”本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话语、权力、文化、技术等社会因素对档案记忆属性的影响。最后，对于档案部门如何参与社会记忆的建构谈了一些认识。

【关 键 词】社会记忆/档案记忆/属性

一、从个体记忆走向社会记忆

记忆，就是人们能记住经验过的事物，并能在以后再现（或回忆），或在它重新呈现时能再认识。个体记忆是大脑的产物，对此，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做过许多科学的分析描述。但人脑的记忆功能是有限的，不可能将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存贮在大脑中，于是不得不寻求各种各样的方法（从原始的图画记事到现代的电脑“记忆”）来辅助人脑的记忆，这就是所谓的“人脑记忆的延伸”。个体记忆的功能对于自然人而言的极端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必须生活在社会之中，那么，社会有无记忆？有学者指出，“大量的经验事实表明，不同层次的群体如家庭、地区、阶级、民族乃至人类整体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保留着他们关于过去的历史记录，从中汲取力量，树立信心，形成凝聚力。而且这种记忆的性质和内容也因时因事而异，或者有意识地抑制某种记忆，或者有意识地提倡和张扬某种记忆，更多的则是对过去生活的无意识记忆。无论如何，这些都不是纯粹个人对某些特定事件的记忆和保存，它们向我们昭示着社会记忆的存在。”社会是一代一代变更的，社会记忆不仅能使社会历史代代相传，而且通过社会记忆对人类历史的保存和传递，才有了传统的延续、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进步。因此，“一个社会，如果丧失了‘社会的记忆’，社会也就无法进步和发展了。”

那么，社会记忆又是如何保存和传递的呢？有学者根据生产力和物质技术水平、社会交往状况、认知思维能力的发展以及文化样态的呈现方式的历史发展，认为社会记忆大致经历以下三个阶段的历史转型或具有以下三种历史类型：神话传说、口承记忆、文字符号。当然，社会记忆的表现形式，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互渗互融的形式：文本形式（如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竹简、纸质文本、电子文本等）、器—物形式（如古建筑遗存、文物等）、仪式等。

由此可见，社会记忆明显不同于个体记忆。正如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在其著作《社会如何记忆》中指出的，记忆不仅属于人的个体官能，而且还存在着叫做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现象。社会记忆的提出是对传统记忆观的挑战，它认为记忆是社会建构的过程和结果，而不仅仅是机械地对所获信息进行编码、储存和提取，它更强调记忆过程中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发挥，强调个人记忆的社会制约性。这就突破了传统上把记忆看做是生理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局限性，是对个体记忆的超越。

二、档案记忆观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并牵头实施“世界记忆工程”项目的展开，社会记忆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目前，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都在运用社会记忆理论来分析某些现实问题。档案学界也不甘落后，将“记忆”引入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工作实践之中，成为继“信息”、“知识”之后的又一重要概念。档案记忆观已初步形成，影响日渐彰显。

事实上，档案界早已认识到档案和记忆之间的联系。如1950年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曾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的布莱邦就指出，档案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档案馆保存的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东西，即一个国家的历史证据和作为国家灵魂的材料。然后，直到20世纪末才在社会记忆理论研究和“世界记忆工程”实践的推动下，档案记忆观才成为档案学界的新视点，为档案界所重视。如我国在2001年1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便是“21世纪的社会记忆”；2004年在奥地利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也是围绕“档案、记忆与知识”这一主题讨论了档案作为人类记忆库的重要社会功能及若干相关核心问题。

那么，档案记忆观的核心内容到底是什么？目前，对于档案和记忆之间的关系，有多种多样的认识和表述。如档案是记忆的载体，档案是记忆的工具等。这些都是档案记忆观中的核心观点。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档案记忆观是指人们对于档案作为社会各项活动的原始记录而具有的构建人类社会记忆的作用和价值的基本认识。”其核心内涵是：基于对档案基本属性——社会记忆属性的本质性认识，把档案与社会、国家、民族、家庭的历史记忆联结起来，强调档案是一种社会（或历史、集体）记忆的载体（或工具），档案馆是社会记忆的保存场所，档案工作者是社会记忆的保管者，并从保存和传递社会记忆的高度来看待档案管理活动。

三、档案具有记忆属性

从目前有关档案记忆观的认识来分析，档案记忆观最重要的内核就是“档案具有记忆属性”。

一般认为，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原始记录性（尽管学界对此仍有争论），而档案的一般属性则是“档案的知识属性和信息属性”。而无论从社会记忆工程的实践还是从发展档案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记忆属性也应是档案一般属性的重要表现。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档案一般属性的认识，已从信息属性、知识属性扩展到记忆属性。

档案具有记忆属性，不等于档案就是“记忆”本身。档案是记忆的命题不能成立。这一点已为国内外许多学者所认同。

国际档案界现在已经认识到，出现在文化和历史研究领域的档案馆，不仅仅是研究的场所，而更是研究的对象，不能认为档案与社会记忆是同一的。例如，美国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馆长弗朗西斯布劳因认为，“社会记忆，这种新的看待过去的模式，则超出了档案的范畴，它是从情景的视角来证实过去”，由于认识到档案在历史探究过程中并不是中立的，因此便“发生了一次文化上和学术上的转移——从历史的角度狭义地建构过去转向根据社会记忆广义地建构过去。”

国内也有不少学者认识到“档案”不等于“记忆”。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卫奕博士的观点。她认为，“社会记忆”的表现形式无非是文本记录、仪式、文物等，但形式毕竟是形式，“社会记忆”是社会情感、心理的重构，并不是记录和史实本身，“社会记忆”不能和传统的文献记录（包括档案）画等号。但档案确实是重构社会记忆中的重要工具和途径之一，因为档案作为历史记录能够影响社会记忆的形成并予以补正和校验，这恰恰是其他事物和行为（如纪念仪式、口述历史以及文学作品、电影、图片、音乐等各种刻写的符号系统）所不能替代的优势。有意思的是，即使非档案界的学者也同样认识到，“不能认为历史档案与社会记忆是同一的，历史档案是死的，是不可更改的认识的积累，社会记忆则是活生生的，它从情感的视角体验过去。”

四、影响档案记忆属性的社会因素

如果我们认同档案具有记忆的属性，那么这种记忆属性又与哪些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呢？笔者认为，主要社会因素有话语、权力、文化、技术。

基于话语因素的档案记忆属性分析。所谓“话语”，简单说就是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话语和社会记忆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一方面社会记忆通过话语来保存和延续，另一方面社会记忆的释放和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借助于话语。如果将话语概念放大的话，就连纪念仪式本身也是一种操演话语（即将文本解码成另一种话语）。这反映在档案记忆属性中，就是档案（特别是官方文件）话语的讲述内容以及讲述方式明显要受到社会结构或集体的制约，这种制约通常表现为一种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即便是口述记录也并非只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而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的制约，正如王明珂研究员指出的，“由社会记忆观点，一个人对于‘过去’的记忆反映他所处的社会认同体系，及相关的权力关系。‘社会’告诉他哪些是重要的、真实的‘过去’。”因此，我们认同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档案是社会记忆的储存器，但社会记忆的延续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如果撇开档案这种形式的话。

基于权力因素的档案记忆属性分析。社会记忆的研究者现在基本上认同社会记忆是一个建构的概念，其建构过程受到观念、组织、文化、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权力因素的影响十分突出。与话语一样，权力决定和操纵社会记忆，社会记忆本身也是一种权力。表面上看，个体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和生活，但事实上个体并不能自如地记忆或忘却，他是要受到某种社会强制力的控制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其《记忆的社会框架》著作中将把这种强制力称之为“社会框架”。正是因为社会框架在不时地要求人们按照它的意愿去记忆，才会有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任何记忆都有着社会的框架，文化的背景。社会或者有意识地抑制和禁止某种记忆，或者有意识地提倡和张扬某种记忆，‘记忆’既可以被有意删除，又可故意保留”。这说明权力在本质上操纵着记忆。当然，在权力斗争中，强势权力通过控制记忆，即不断强化有利于自己的记忆，删除不利于自己的记忆，来达到控制人们的行为的目的。权力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记忆反对另一种记忆。因此，记忆本身也是一种权力。权力因素反映在档案的记忆属性中，其消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对此，张林华、蒙娜在《权力因素在档案建构社会记忆中的消极作用及其应对策略》一文中有较详尽的阐述。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档案这种社会记忆载体在历史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或者说该怎么样去建构档案资源体系以较为全面真实在反映社会历史。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以文字记录保存的‘史料’，只是这些‘过去事实’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与虚构的‘过去’。因此，一篇文字史料不能简单的被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正确地说，它们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因此，可以说，档案是有选择、有意识、有目的的记忆。

基于文化因素的档案记忆属性分析。由于广义的文化概念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社会记忆在某种程度上主要也就是文化记忆。就记忆和文化的关系，国内外学者皆有论述，如“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同时，记忆“不仅仅显现为文化记忆，而且还构或、成为记忆文化。”“‘文化记忆’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潜在形式，即以档案资料、图片和行为模式中储存的知识的形式存在；另一种是现实形式，即以这些浩繁知识中——根据当今利益尺度衡量——可用部分的形式存在。”记忆由潜在形式转化为现实形式，需要通过媒介（文本、图片、话语等）的激活、重温、强化来实现。档案既是社会历史文化记忆的沉积，同时因其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而成为构建“新”的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元素。

基于技术因素的档案记忆属性分析。关于社会记忆与技术的相关性，学术界研究得不多。但据尚东涛教授研究，社会记忆与技术是尝试相关的。他在《社会记忆的技术向度》一文中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人的社会记忆在内在统一的质料性、形式性、建构性层面归因向技术，如作为社会记忆的质料的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社会关系、精神关系都具有历史的技术因，作为社会记忆的形式层面的文本形式工、器—物形式、仪式的技术因更为明显，社会记忆的形式建构与权力建构也可归因向技术。按照他的理论，笔者认为，档案的形成、存储、加工、开发利用等无不与技术相关，技术也就是档案记忆属性构成的重要性因，在某种意义上档案管理就是一门技术活。

五、档案部门如何参与社会记忆的建构

档案不仅是社会记忆的一种重要载体，而且也是建构社会记忆的一种重要资源，在社会记忆建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档案因其原始记录性的特点，在构建社会记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补正、校验、保存及传递作用。”在确保社会记忆的连续性方面档案功不可没。

随着国运昌盛，社会对科学文化事业的日益重视，各地纷纷出现了“城市记忆”工程，为档案工作开辟了新战场，并为更大范围的社会记忆工程的实施和开展提供了经验的积淀。浙江省更是明确提出在“十二五”开局之年要启动实施“浙江记忆”工程，要编制《浙江记忆名录》，努力打造浙江档案文化品牌。在此笔者谈些认识。

首先，记忆工程的实施牵涉面广，仅靠档案部门是不够的，需要由政府出面牵头，组织、协调各相关部门、各学科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实施。当然档案部门可以作为试点，先行一步，取得经验。

其次，就档案部门自身来说，在参与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中，既要考虑馆室藏档案资源的现实，也要考虑社会记忆建构的完整性，有目的地参与社会记忆工程，从而达到双赢的结果。

具体说，我们现在的馆室藏结构由于历史的原因，保存的大多是一些党政红头文件，近年来虽有所注意，但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这就导致档案反映的社会记忆是不完整的。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史学界还是档案界都已有所认识，只是行动不力。

由于“在社会权力运作与抗衡下某些优势社会人群的记忆得到强化、保存，另一些人群的记忆则被失忆或废弃。”因而导致档案保存不可避免地受到权力因素的影响，档案记忆资源残缺。而20世纪中期开始的新史学运动，导致史学研究范围的拓宽，大到可以研究一个民族的兴亡，小到可以研究一个普通人的习惯与情感，迫使史学家开始在最大范围内运用和挖掘非官方档案史料，造成档案馆在史学界地位的缺失。因此，无论从社会弱势人群、边缘人群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现实还是从新史学研究需要的角度看，档案部门关注普通民众注重平民记忆的保存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方面英国的社会融入计划（档案部门是其核心部门）就值得借鉴。因此，随着史学研究逐步转向对平民史研究的重视，档案部门也要重视对普通民众档案的收集，而我们开展的民生档案的收集仅仅是开了一个好头。

与此同时，还要重视对口述史料的收集工作。因为，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很多社会记忆交没有用文字或其他形式记录下来，而主要依赖口述来传递在。相对于文字记忆来说，口述记忆不易为社会权力掌控，但它又弥补文字记忆的不足，填补历史的空白和细节。因此，档案部门也有责任对口述记忆进行记录、整理、归档，将之纳入档案记忆资源系统之中。国外的档案部门对于口述史料的收集工作较为重视，而国内档案部门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很好的开展。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收集工作，这也是留存文化记忆的重要举措。要把口传心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尽快通过文字、录音、录像等形式保存下来，这是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就明确提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建档”的保护措施，我国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法规文件中也有类似的要求，但在我国目前实际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确实存在着“档案机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被边缘化”的现象。因此，档案部门要想方设法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去争取自己应有的地位。

总之，档案部门要通过各种途径方法，保留丰富的档案资源，尽量为社会留下较为完整的社会记忆，从而为维系社会文化历史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再次，要加强对档案记忆资源的开发利用。目前档案界在谈到档案部门如何在建构社会记忆中发挥其自身应有的作用方面，往往强调档案编研工作的作用。这方面的论文不少。但笔者以为，档案部门仅靠单一的编研来完善社会记忆是远远不够的。如能将记忆资源进行资本化开发利用，可带来相当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如成都郊区洛带古镇成为“西部客家第一镇”，就是运用社会记忆推进旅游资源开发的成功案例。这或许能给档案部门以一定的启迪。

最后，从档案记忆属性的角度看，档案工作者不应是一个被动的档案文献遗产的继承者和保护者，而应成为社会记忆的积极塑造者。正如T·库克指出的，“主要的历史诠释行为并非发生在史学家打开档案盒之时，而是在档案工作者装盒之际，在于98％被销毁的未装进档案盒的文件潜在的影响。”“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有义务保护或记录过去，还有责任把未来的需要和期望铭记于心，唯其如此，才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而不只是某些重要用户或传统用户的人价值。因此，档案工作者要牢记自身的历史责任，增强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主体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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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尚东涛：《社会记忆的技术向度》，《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年第6期。

[5]薛匡勇：《现代档案观研究》，《档案学通讯》2006年第2期。

[6]关于档案记忆观的核心内涵，丁华东教授在《档案管理》2009年第1期上发表的《档案记忆观的兴起及其理论影响》有过揭示，此处笔者依据自己的理解略作修改。

[7]陈兆祦、和宝荣、王英玮主编：《档案管理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版，第18页。

[8]弗朗西斯·布劳因：《档案工作者、中介和社会记忆的创建》，《中国档案》2001年第9期。

[9]卫奕：《论档案编研与社会记忆的构建》，《档案学通讯》2009年第2期。

[10]郭景萍：《社会记忆——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社会学家茶座》2010年第1期。

[11]王明珂：《历史事实、历要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2]郭景萍：《社会记忆——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社会学家茶座》2010年第1期。

[13]张林华、蒙娜：《权力因素在档案建构社会记忆中的消极作用及其应对策略》，《档案》2007年第5期。

[14]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5]陶东风：《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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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18]尚东涛：《社会记忆的技术向度》，《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年第6期。

[19]卫奕：《论档案编研与社会记忆的构建》，《档案学通讯》2009年第2期。

[20]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1]王超：《中英档案部门社会记忆构建比较研究》，《云南档案》2010年第1期。

[22]王云庆、陈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警惕档案机构边缘化》，《档案学通讯》2011年第1期。

[23]梁音：《社会记忆的文化资本化——以洛带客家社会记忆资源的旅游开发为例》，《成都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24]［加］T·库克：《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档案学通讯》2002年第2期。

第二篇：论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行政法属性

摘 要：行政法是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档案行政行为受行政法的规制，行政法是制订档案行政权力的主要法律依据。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具有行政法的属性，违反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行为无效且违法。

关键词：档案行政权力；权力清单；行政法；属性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我国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近两年来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有一些相关文章发表。但是，对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与行政法的关系还未涉及，相关研究尚属空白。实际上，权力清单制度背后蕴藏深厚而复杂的行政法理论。通过对档案行政权力清单行政法属性的探讨，对于深入认识、理解和完善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有着积极的意义。

行政法的概念与本质

关于行政法，法学界的一般看法：“行政法是关于行政权力的授予、行使以及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对其后果予以补救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其本质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理解。

1.1 行政法是设定和授予行政权力的法。根据职权法定的原则，一切行政权力必须与法有据，由法律法规授予。“宪法相关法类中规范国家机构的产生、组织、职权和基本工作制度的法律，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行政法类中有关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以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各类法律，经济法类中有关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以及诉讼与非诉讼程序类的全部法律，都可以归入国家权力产生和运行的部分。”[2]这其中又以行政法为主，即绝大部分行政权利是由行政法律法规设定和授予的。行政法律法规对一定或特定行政权力予以设定，从而形成一定的权力体制，并明确规定这一行政权力授予某一行政主体――政府、政府机构、公务人员或其他组织，以及这一权力主体内部组织权力运行与活动的规则。

1.2 行政法是规范和限制行政权力的法。关于行政法的本质，法学界一直就有“控权法”（控制行政权）和“保权法”（保障行政权）之争。控权法理论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内容是控制和限制政府权力。”[3]近年来，控权法理论得到了大多数法学界学者的认同。认为，“行政法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对行政权的控制” [4]和限制行政权力滥用，避免社会发展在稳定性、普遍意志性的法律支配之外，受到某些个人或者某个机关，偶然的、任意的、故意的支配。

1.3行政法是保护行政相对人利益的法。从行政法的立法目的上看：“行政法是规范行政权力和限制行政权力滥用，保护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法律”，[5]其立法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以保护行政相对人权利为目的，对行政权行使的目的、方式和过程等方面进行制约和规范，并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司法救济，充分体现了当今我国行政法控制行政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功能。”[6]由此可见，行政法是规范行政权力的法。

1.4 行政法是监督行政权力的法。行政法既是规范行政权力的法，也是监督行政权力的法。行政法具有监督行政权力主体，包括政府、政府机关、政府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其他组织及其工作人员，防止行政权力滥用的作用。法律法规在赋予行政机关及其主体以行政权力的同时，“由于行政权力客观上存在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个人权利的优越性和侵犯性，因此，必须对行政权力加以监督和制约。”[7]现实中，行政法是通过规定行政权力的范围、行使方式及法律责任等，达到监督行政权力主体、防止行政权力滥用目的的。

1.5 行政法是对行政权力后果进行补救的法。对于行政法是对行政权力后果进行补救的法，国内学者多引用美国学者施瓦茨“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补救的法，而不是实体法”的说法。行政补救亦称行政救济，“是指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权利所造成的权利缺损而实施的救济。”[8]是行政法重要的内容之一，由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行政赔偿法多部法律构成，以保证行政法的正确实施，保护公民及社会组织的权益不受侵害，并对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及社会组织实施救济。行政法是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

2.1 行政法的目的。行政法立法的目的就是通过规范行政行为，来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监督和控制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使、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2.1.1 公共利益目的。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是行政法的目的。行政法的公益目的体现为：一方面，行政主体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行政法保障其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行政活动。具体来说，行政法保障行政机关有效地进行国家行政管理，为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提供依据和条件。另一方面，行政法也要求行政权的行使必须符合公共利益，即行政法运用公共利益作为标准来限制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确保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与公共利益目的相一致。

2.1.2 控制行政权力目的。行政法的控制行政权力目的是指行政法监督、控制行政权力的目的。行政权以实现公益为目的，但在现实中，行政权存在着滥用的可能性，为此，行政法对行政行为的主体、内容、形式等进行了严格的规范，要求行政主体必须依法行政，同时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2.1.3 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目的。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目的是指行政法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的目的。一是对行政行为规定严格的法律要件进而对其进行监督，在控制行政权的同时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二是在行政过程中赋予行政相对人参与权等程序性权利，提供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过程中陈述意见、表达意愿的机会；三是在行政权侵犯行政相对人权益时，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事后性救济的机会。

2.2 行政法调整的法律关系。“行政法是规范行政行为，调整行政机关和管理相对人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行政法的宗旨就在于规范国家行政权力运行的界限。“现代市场经济排除了绝对的自由竞争，政府的干预或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和稳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政府的干预或宏观调控应该依法进行。杜绝政府的任意行为，避免不当干预就成了行政法的任务。哪些行政机关有权干预经营者的行为和进行宏观调控，这些机关应该采用什么手段，依照什么程序进行调控和干预，都应当依照行政法的规定依法行政。”[9] 2.3 行政法控权的对象。“行政法规范的是行政行为，而不是公民等相对人的行为”。[10]其一，行政法的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所以，行政法规范的是行政行为，而不是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其二，为保护行政相对人权利，行政法的义务主体应当是行政机关而不是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中不承担义务；其三，违反行政法的主体只能是行政组织，而不是行政相对人。因为行政机关是行政法的义务主体，所以，行政违法只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或者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承担行政责任不包括行政相对人。

2.4 行政法规制的重点。行政法“以促进转变政府职能，限制行政权力的过分扩张为重点，要通过法律手段约束行政行为，控制行政权力的膨胀和扩张，让政府少管事、管好事。”[11]行政法规制的重点是规范行政行为、控制行政权力、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

2.5 行政法规定的程序。

行政法“为行政行为从设定、实施到法律救济等都作了统一规定，目的是避免、减少人为的主观随意性，特别在规范行政行为的时间、方式、方法、步骤方面，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方面发挥正当程序的作用。”[12] 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行政法属性

3.1 档案行政行为受行政法的规制。关于行政行为的概念，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所做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13]据此，可以将档案行政行为定义为：所谓档案行政行为是指档案行政主体在实施档案行政管理活动、行使档案行政职权过程中所做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档案行政行为是政府行政行为的一部分，是政府管理社会档案事务的一种专业行政行为。

如上所述，由于行政行为受行政法的规制，作为行政行为之一的档案行政行为，同样受行政法的规制。而且不仅受档案专业法律法规的规制，还要受《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行政监察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赔偿法》等其他行政法律的规制。

3.2 行政法是制订档案行政权力的主要法律依据。根据职权法定原则，档案行政权力必须由法律授予。由于“行政法规定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程序，国家行政机关的地位、产生、职权和职责等，是横跨各个行政法领域、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包括行政组织法、行政运作法（包括行政许可、处罚、制裁、监察等）和行政救济法（行政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14]行政法就成为制订档案行政权力的主要法律依据。其中也包括陈忠海教授所说：“与档案、档案工作有关的一切法律、法规和规章。”[15]

3.3 档案行政权力清单行政法属性分析。权力清单制度本质上在于通过明确和公开行政主体的职权范围、行为方式、运行程序和责任承担等，为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提供条件和可能，最终实现规范和控制行政权的目标。可见，权力清单制度与行政法的目标是一致的。通过对档案行政权力清单行政法属性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更深入认识、理解和完善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

3.3.1 目标：规范和控制档案行政权。“实现对行政权的有效控制，是行政法理论与实践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16]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本质上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档案行政权的一种自我控制。其核心是通过公开档案行政权力的数量、种类、运行程序、适用条件和行使边界等，为档案行政权力运行划定清晰界限，实现规范和控制档案行政权的目标。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通过晒出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方式，明晰自身权力的职责与边界，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3.3.2 主体：确定档案行政主体的职权范围。为实现规范和控制档案行政权的目标，应当严格确定档案行政主体的职权范围，这是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通过对档案行政主体相关档案行政职权的梳理，清理、明确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职权范围，将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模糊的方面给予细化，不仅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更明晰自己的权责，还让档案行政相对人能一目了然地了解档案行政权的范围与内容。通过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确定了档案行政主体的职权范围，在档案行政权力清单范围之内的职权，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权力也有责任去行使；超越清单权限范围的，既无权，也不能越权行使，否则就要追究其违法行政的责任。这不仅减少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越权行政、违法行政的可能性，还为公众监督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奠定了基础。

3.3.3 方式：界定档案行政主体的行为边界。“职权法定”是档案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档案行政权行使必须“于法有据”，否则就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与腐败。而“职权法定”的前提就是要明晰界定档案行政主体行为的边界和活动范围。确定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能够行使何种权力，在多大职权范围内行使档案行政权力。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以一种便于理解接受的方式，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各项职权向社会公开，明确列举各项档案行政权力的权限、依据和范围，进一步清晰和界定档案行政主体的行为边界，限制压缩法外权力和寻租空间，减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内部之间的权限争议，并提高档案行政管理的效率和廉洁性。

3.3.4 程序：明确档案行政职权的运行程序。“行政程序的根本政策问题就是如何设计一种制约制度，既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僚武断和超越权限的危险，又可保持行政部门需要的有效采取行动的灵活性” [17]。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力清单具有行政程序规制的特质。如果说法治的基本功能是控制行政权力的话，那么，就控权的方式来说，传统注重的是组织法控权，现代法治则更注重程序法控权。因此，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不仅应注重列出档案行政主体的权限，还应重视各项档案行政权力行使的具体程序。通过规范的档案行政权力清单文本，将所涉及的职权运行具体程序予以明确规定，让档案行政主体、职权、责任都有了一一对应的关系，使每一个档案行政职权的运行都将受到程序规则的有效制约。

3.3.5 制度：公开、参与、监督机制的运用。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最终目标在于通过规范和控制档案行政权，保障档案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制定、调整和运行等都应当充分引入公众参与，充分发挥公众参与对权力清单制度的监督作用。而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公之于众，晒在社会与公众的阳光之下，为档案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行使监督权提供了前提和条件。档案行政权在公开透明的阳光下运行，公众可以按照清单上列举的职责、权限进行评判和监督，这也是对档案行政权进行控制和规范的有效方式。

结语

由于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具有行政法的属性，从依法行政、依法治档的视角来看，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一切档案行政行为均须按照业已公布的档案行政权力清单执行，违反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行为无效且违法。

第三篇：论旅游资源的文化属性

【摘要】 旅游 资源在旅游业的 发展 中占据着首要地位。而其具有的文化属性，又是旅游资源的主要魅力所在。旅游资源的文化性，是本世纪文化旅游的本质特征。

【关键词】旅游资源 文化属性 旅游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 经济 的迅速发展，作为“阳光产业”的旅游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成为不少城市或地区的支柱产业。在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中，把握其文化属性，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是旅游事业振兴的重要因素。

要理解旅游资源的文化属性，首先必须明确文化的涵义。“文化”一词在我国出现较早，《易经》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强调了文化对人的塑造作用。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文化”仍然见仁见智，但有三点应当是共有的：其一，文化是人创造的，包括人创造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没有人的行为，就无所谓文化；其二，文化能 影响 人，人都是一定文化的产物，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其三，文化具有民族性、时代 性、开放性，任何文化都是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区别，就在于它独特的文化。任何文化要想发展，都要与时俱进，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文化的开放性，即指文化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旅游，顾名思义，包括旅行与游览两种行为。通常认为，旅游是个人或团体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到他乡异国去从事观光的活动，以此为获得物质上的满足或精神上的放松。可见，旅游是人们有目的、有价值的活动。在 现代 社会 中，从旅游者的角度来说，有观光型旅游、度假型旅游、生态旅游、特种旅游(包括滑雪、登山、探险、狩猎等)、专项旅游(美食、修学、医疗保健等)。

自旅游活动产生以来，它就与文化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历史 上许多有名的人物，其文化上的巨大成就，或多或少与旅游活动有关系。孔子周游列国，传播儒家思想、治国理念，成为万世师表；司马迁走遍大江南北，逢人便问，写成《史记》名著；诗人李白写出“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等千古名句，没有亲身的体验，怎会有如此优美的诗句。地 理学 家徐霞客，到处出游，细心观察，撰成《水经注》一书。近代的康有为、谭嗣同，本来熟读经书，茫然于外部世界。但当康有为从广东到北京、从北京到上海，又到香港游历，看到西人治国有术，则激起变法之决心；谭嗣同游览各地，体察民情苦难。在上海，他看到化石标本，认为天地都在变，社会也应当随时而变。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明旅游在开阔视野、增长见闻的作用。固然，今天的我们，有电脑、互联网，信息来源与古人相比，其条件不可同日而语，但代替不了人们自身的体验和感悟。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涉足于自身文化相同或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受到有形或无形的文化熏陶，并在这些活动中得到身心的享受。人们看山，山各有不同；人们看水，水各有其状；带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感受、体验，赋予了文化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旅游是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提高其生活质量的必然选择，也是旅游向深层次发展的必然。据专家调查，英、美、日、德、法、澳等国的旅游者，无一例外地把“与外地人交往，了解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当作出境旅游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各国去欧洲的旅游者中，有65%的人是进行文化旅游。可以断言，旅游是是一种文化行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21世纪将是一个文化旅游的世纪。

既然，文化旅游是现代社会旅游主体，或者说旅游就是一种文化旅游，那么，形成文化旅游的物质条件，即旅游资源的文化属性，应当成为我们深入了解和 研究 的重要 问题。对某个城市或地区的旅游业来说，能否快速发展、繁荣兴旺，主要取决于其旅游资源是否丰富，是否具有价值。总的来说，凡是能吸引旅游者的以山水名胜、自然 风光为主的自然资源和以历史古迹、文化遗址、革命纪念地、名人遗迹为主的人文资源，均是旅游资源。除了自然风光外，人文景观、民俗风情资源、传统饮食资源，以及都市和田园风光资源，都以文化为主体。也就是说，都以一定的文化形式表现出来，如古战场遗址、古城墙、古庙寺塔等。以山西平遥为例，虽然只是一个4.2万人口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但却是全国保护最完整的古县城。1997年底被联合国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后，致力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大力发展旅游业，“黄金周”期间，曾有每日游客突破五万人次的记录。

第四篇：论网络游戏虚拟物品法律属性之探讨

论网络游戏虚拟物品法律属性之探讨 论文摘要 网络游戏虚拟物品的保有量和交易量随着游戏产生的迅猛发展而屡创新高，由此产生的纠纷也日益繁多。而在法律界，对于虚拟物品的法律属性并没有定性。这对于虚拟物品权利人的权益保护是很不利的。本文从虚拟物品的产生、游戏厂商和玩家的关系和互联网的特征等多种角度对虚拟物品进行了深入分析，剖析了国内法律界对于虚拟物品的多种观点，如债权说、物权说、知识产权说和信息财产说等，认为对于虚拟物品应当将其创设为一种新的财产权，以适应网络社会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 网络游戏 虚拟物品 法律属性

一、网络游戏产业及虚拟物品定义

网络游戏在中国经历了黄金十年，其产业成为互联网产业里面最辉煌的。2010年，游戏市场其规模合计为349亿元，游戏用户总数突破1.2亿人，同比2009年增长超过37%。网络游戏的盈利模式，最初主要是按时间收费，发展到现今，则主要以出售虚拟物品作为盈利方式。

论的网络游戏虚拟物品主要指虚拟货币、虚拟装备等。在角色扮演游戏中，游戏中的人物可以通过和别人战斗获取财物，如武器、装甲等，当这些物品到一定的程度时，就可以升级，升级后战斗力也会越来越强。不少玩家只想体验高级别的角色，就会用实体货币购买这些物品来节省升级的时间。

2011年互联网数据中心发布的报告指出，在网络游戏虚拟物品交易领域，用户之间进行虚拟物品交易的需求不断释放，中国网络游戏二级市场已经成长为一个交易额超过100亿元的巨大市场。

二、主要国家地区对网络游戏虚拟物品的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

尽管虚拟物品的保有量和交易量屡创新高，但是对于虚拟物品的法律属性，在国内外法律界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一）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有关网络虚拟物品的法律规定

韩国是当今世界网络游戏最发达的国家，其为制止在网络游戏现金交易等财产取得上的欺诈犯罪行为，明确规定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角色和虚拟物品独立于服务商而具有财产价值。服务商只是为玩家的这些私有财产提供一个存放的场所，而无权对其作肆意的修改或删除，这种网财的性质与银行账号中的钱财并无本质的区别。

2003年，台湾地区“法务部”对虚拟财物也做出（90）法檢決字第039030號函释，确定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物和账户都属存在于服务器的“电磁纪录”，而“电磁纪录”在刑法诈欺及盗窃罪中均可看作“动产”，视为私人财产的一部分，这就直接承认了虚拟财物所具有的财产价值。在网络游戏中窃取他人虚拟财物会被视为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台湾也对网络服务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我国关于网络游戏虚拟物品法律属性的司法实践

关于网络虚拟物品的法律属性，在国内立法方面是个空白。在司法实践方面，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判的全国首例虚拟财产失窃案为先河，第一次确认了网络游戏虚拟物品可作为财产予以保护。

该案案情大致如下：2003年2月，李宏晨发现自己在“红月”游戏服务器的账号内所有的虚拟装备丢失。经查，这些装备已转移到另一个玩家那里。李宏晨随即向游戏运营商北极冰公司索要施盗者的具体资料，却遭到拒绝。李宏晨便以北极冰公司侵犯其私人财产为由，将其告上法庭，要求其赔偿丢失的装备及精神损失费。

法院认为，玩家玩游戏时，获得游戏时间和装备的游戏卡均要用货币购买，所以这些虚拟的“武器装备”是有价值的无形财产。由于运营商没对这些虚拟物品尽到保护义务，所以应恢复李宏晨所丢物品，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后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终审维持原判。此后，国内的诸多判例，特别是刑事判例中，多数将虚拟物品作为财产进行保护。但是到底虚拟物品是何种财产，其法律属性为何，并没有什么定论。

三、学术界对于虚拟物品法律属性的观点综述

在国内学术界，对于游戏虚拟物品的法律属性是众说纷纭。主要有观点以下四种：

（一）物权（所有权）说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只要具有法律上的排他支配或管理的可能性及独立的经济性，就可以被认定为法律上的物”，加之“网络虚拟财产与民法上的物之间在基本属性上是相同的。所以，在理论上认识网络虚拟物品，应当把网络虚拟物品作为一种特殊物，适用现有法律对物权的有关规定。”最有代表性的是台湾“法务部”关于该问题曾作出的“法务部”90法检决字第039030号函，确定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物和账户都属存在于服务器的“电磁记录”，而“电磁记录”在刑法诈欺及盗窃罪中均可看作“动产”，视为私人财产的一部分。

（二）知识产权说

该学说认为虚拟物品是一种知识产权。该说又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应属于网络游戏开发商（他一般不是实际的ISP）的智力成果，应列为知识产权范畴。也就是说，对于开发商，应作为知识产权中的著作权来对待；对于玩家，则限于该著作权中的使用权，即玩家通过过关斩将或购买获取的并非对这些数据的独占权和所有权，而是使用权。另一种观点认为，虚拟物品应认定为是玩家的智力成果，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可复制性并需要一定的载体，因此可以将虚拟物品视为玩家的知识产权。

（三）债权说

该观点从游戏官方与玩家是一种服务（消费）合同的关系出发，认为虚拟财产的本质是一种债权性权利，是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在这种合同关系中，游戏官方与玩家分别是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游戏官方提供符合法定或约定要求的质量、数量等服务，玩家接受服务并支付对价。所以，游戏官方和玩家是不存在所有权交易关系的，游戏官方也不是以转移游戏及其辅助功能的所有权为目的；玩家购买游戏中的装备和物品目的也是在游戏中的运用，对相关装备的控制仅标志着有权利享受运营商提供的相关服务。

（四）信息财产说

该说的最基本观点是：在传统农业社会时期，其无形物是权利形态的，到了工业社会有了知识产权，到了信息时代或者说信息社会有该了信息财产。其认为可以把虚拟物品归入到信息财产这种范畴或者说这种形态里面。虚拟物品是通过玩家自己的劳动产生的，或者购买的，其不是著作权所能够覆盖的信息产品，也即信息财产的一种。

四、网络虚拟物品法律属性之分析

本文认为，要确定虚拟物品的法律属性，首先要确定其主要的法律特征，然后参照既有的法律体系，按其特征来确定是否可以纳入到既有的法律体系中；如果可以，那么便可按照既有法律体系来确定其法律属性。如果不能纳入既有的法律体系之内，则可以与之相关各个参与者之间实现大致的权益平衡为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来确定其法律属性。

在于虚拟物品而言，主要的法律特征有以下几点：

1.基于游戏官方与玩家的协议产生。虚拟物品只存在于网络游戏空间中。而网络游戏是由游戏官方提供的，玩家要玩网络游戏，首先要和游戏官方签订一份协议，网络游戏本身及虚拟物品均是基于协议产生的。这也是许多学者主张虚拟物品的法律属性为债权的主要原因。

2.玩家以付出货币或时间获得虚拟物品。玩家获得虚拟物品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花费时间，通过玩游戏，打怪升级，获得虚拟物品；另一种是支付现金，向游戏官方购买，或者通过网络游戏虚拟物品交易平台向其他玩家购买虚拟物品，或者私下向其他玩家购买。因为玩家是付出了时间或者金钱，且有流通性，所以有学者认为，虚拟物品有财产属性，可以认为其为物权。

3.虚拟物品的存在没有期限性。通常，游戏官方和玩家之间的协议没有有效期的约定。由此，只要玩家一直玩下去，游戏官方就有义务继续提供服务。

4.虚拟物品是一种智力成果，并非是自然界的产物。所以有有学者认为属于著作权。

5.虚拟物品的虚拟性。虚拟物品是以游戏运营商提供的游戏环境为依托的，运营商创造了虚拟世界，正是游戏环境的虚拟性决定了这种财产的虚拟性和无形性。

无论是债权论也好，还是物权论，或者知识产权论也好，都是依据虚拟物品的其中某个特征生发而成，并不能涵盖虚拟物品的所有法律特征，所以无论是归结到哪一种论点，都是不全面的，有所缺失的。

虽然虚拟物品是基于玩家和游戏官方的协议产生，但债权论忽略了虚拟物品的同时有物权的部分特征。在司法实践中，秘密窃取玩家的虚拟物品是以盗窃罪论处的。盗窃罪的犯罪客体必然是财产或者是物，而不是债权。如果视虚拟物品为债权的话，那必然面临着一个法律保护的困难。基于网络世界无比广大，网络用户遍布全球，让玩家仅仅依靠以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对于虚拟物品的权利是不现实的，成本很高，也很难实现其权利。如果仅仅将虚拟物品视为债权，那对网络游戏产业无疑是个沉重打击，网络世界将会是盗匪横

行。

将虚拟物品的法律属性归结为物权，也是有很大问题。众所周知，物权是法定的，截止目前，物权法并无任何将虚拟物品视为其保护的物之一。再次，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其具有有绝对性和排他性，可以对抗一切不特定的人。任何第三人对于物只有消极的义务，而在于虚拟物品，其产生是基于游戏官方和玩家的协议，玩家要持续的控制使用虚拟物品，其必须得到游戏官方的积极的回应和支持。如果游戏官方将游戏服务器关闭，那么虚拟物品也就无处找寻。所以，将虚拟物品的法律属性归结为物权，也是不能成立。

再则，有将虚拟物品的法律属性归结为知识产权的。虚拟物品是一种虚拟物，其具有无形性，也是一种智力成果，其著作权归属于游戏官方。但是知识产权的客体是可以通过复制行为进行复制的。而虚拟财产是竞争性的，而虚拟物品是不能通过复制行为进行复制的，他是一个排他占有的东西，只能由一个人来排他控制。再则，知识产权是有期限的，无论是商标权、专利权和著作权都是有期限的，但是虚拟物品是没有期限的。只要游戏持续运营下去，玩家可以一直拥有和使用虚拟物品。

由上述分析可知，虚拟物品很难纳入既有的法律体系之中。考虑法律的发展史，在农业社会，有物权法规制；到了工业社会，产生了知识产权法，而在信息社会的今天，可以考虑创设一种新的财产权，以新的财产方式来保护虚拟物品，从而在游戏官方、玩家、交易平台和买家之间实现权利平衡。

第五篇：档案的文化属性及档案馆功能的拓展

档案的文化属性及档案馆功能的拓展

吴瑛

2012-12-23 21:12:47来源：《四川档案》(成都)2008年4期

【英文标题】Development of Archives Function Based on the Culture Attribute of Archives

【作者简介】吴瑛，广东商学院，广东广州510320

【内容提要】 该文分析了档案的文化属性，并就档案馆功能的拓展提出了建议。

【关 键 词】档案文化/档案馆/功能拓展

一、独特的文化属性

1.档案的文化价值

在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档案作为人类“文明之母”，承载着积淀、升华、传播文化的重任。档案的文化价值首先体现在传承历史的作用，作为一种历史记录，档案从宏观上记录了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包括社会各个领域的内容，无论对于史学研究，还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其次，通过知识技能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档案可以成为宣传教育的生动素材，具有强大的教化功能；再次，档案的史料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把不同时期历史文

化灌输给当前人类记忆，不同地区之间也可以达到文化传播和交流的目的；最后，通过民族文化精神的传递与交流，还能实现凝聚人心和团结激励的作用。

2.档案对区域文化建设的独特作用

在档案的文化价值和作用中，必须要着重指出其对地区建设的重要作用，这在当今社会具有特殊意义。四川是个文化大省、民族大省，保护和开发档案资源，是建设文化和民族大省的重要工作。如何在推进文化和民族大省建设过程中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宝贵的文化和民族资源，已成为四川档案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而成都也是档案文化建设重点地区。城市文化底蕴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档案文化的衍生和历史延续，利用档案记载与传承的文化资源，可以塑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文化形象。档案史料可以丰富城市文化底蕴，档案文化中可以发掘、培育并弘扬城市精神。成都“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的城市精神最终形成，与档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档案文化中凝聚着前人勤劳与智慧的结晶，记载了城市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集中体现了历史的传承、文化的魅力和地方的特色。

通过深入研究档案文化，还可以正确把握继承与创新的和谐统一，在塑造城市形象时，继承和保护城市历史传统，突出城市特色，避免“千城一面”，失去自己的城市个性。档案本身作为一种文化事业还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我们可以将城市档案文化资源进行保护整理，筛选升华，对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传统文化项目要大力继承与开发。四川的美食和旅游文化在国内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如果利用档案资源对这些散布于各地的文化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将会进一步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促进四川经济的发展。

二、档案馆功能的拓展

长期以来，被公众视为“档案重地”的档案馆神秘色彩浓厚，除了过于封闭，档案馆功能单一，服务层面狭窄，甚至档案结构本身也很单一。档案馆主要围绕着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开展工作，而忽视了代表社会最广大利益的社会民众的档案需求。视野的狭隘，造成其服务范围、内容、方式和手段都受局限，档案馆迄今也未能以一种完全独立的、面向全社会的文化机构形象真正融入社会，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档案馆的管理体制滞后，工作中仍然保持较强的机关色彩，使档案馆也难以独立社会文化机构的身份，发挥其文化储存与传播的功能。

1.拓展档案馆功能

我国档案馆除了基本的保管功能，曾经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如今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其相关功能必须随之得到拓展和开发。2004年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各级国家档案馆应该具有四位一体的功能，即档案安全保管的基地、利用档案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已公开现行文件集中向社会提供利用的中心、档案信息服务的中心。拓展档案馆的功能应从文化、休闲和社会服务功能上着眼。档案具有文化属性，档案事业属科学文化事业，档案馆应发挥文化功能，从科学定义、机构定性到思想定位，都给予了答案。而档案馆功能的拓展，重点就在于发挥档案的文化价值。档案馆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储存中心，其文化功能应包括积累、保存人类精神文化；传播、延续人类档案文化信息；创造新的文化财富、繁荣社会文化事业；培养人才等。深藏在档案馆中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既是我们拜读前人历史、解读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凭据，又是传承民族历史文明的使者和桥梁。

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对信息的需求量日增，档案作为一种信息，其收集、整理、编目、提供利用都要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整个过程都贯穿着劳动，这种劳动产品能为利用者服务，具有使用价值；档案提供利用，实行有偿服务和等价交换，生产的过程中凝结了人类抽象劳动，从而使它具有价值，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档案具有商品的属性。档案馆完全可以进行市场运作，让档案作为一种文化信息和社会服务参与市场竞争，体现档案作为“特殊商品”的更广泛功能。

2.拓展档案馆功能的建议

(1)档案馆要有危机感，转变观念，档案工作人员应树立服务意识，让档案馆成为有优雅环境、良好服务和浓厚文化氛围的文化休闲的场所。

(2)应加强社会和外界的联系，特别是和读者的联系，学会“走出去”和“请进来”，消除人们对档案的畏惧和神秘感，让人们有途径来了解档案信息内容并习惯利用。如建立固定的档案信息发布会，加强宣传和沟通，举办形式多样的档案展览，走进社区举办讲座，请读者进行座谈等。

(3)利用多媒体进行传播。发布档案信息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也不应只局限于档案专业领域发布。可以通过报纸、电视、网络、广播，也可以在档案馆或适宜场所作板报，甚至印发宣传册，把服务对象延伸到学校、厂矿等更广范围，培养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

(4)强化收集环节，丰富馆藏内容，优化馆藏结构。加大收集、征集的力度与范围，利用名人档案、多媒体档案、家族档案等老百姓感兴趣的档案材料吸引

利用者。收集方式也可灵活采取多种渠道，有偿征集、无偿捐赠、上门收集、代为保管等相结合。另外还要深度挖掘和开发自身馆藏资源，开发有深度、趣味性、时代性、休闲性和文化品位的二次、三次文献。

(5)档案馆应实行档案数字化，建成数据库。如不具备条件，可寻找协作单位，共同进行档案数字化处理。建立档案馆网站，将档案馆已数字化的档案上网，使用户足不出户，就能在互联网上进行远程查询、检索和利用，真正实现资源共享。但档案上网提供利用，应注意网络安全防护、上网内容和范围严格遵守法律规定、避免侵犯著作权和专利权等问题。

(6)应注意开发档案文化产品，实现文化传播功能。开发的档案文化产品不应只局限于报刊图书，而是应当考虑利用者的需求，开发影视、光盘、音像等多种载体形式的产品。

(7)借鉴国外档案工作先进经验，加强国际合作，实现文化交流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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