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探索节目与电视纪录片

第一篇：谈探索节目与电视纪录片

谈探索节目与电视纪录片

2010-2-7

一、开篇：中国的纪录片之旅

“亨·阿杰尔在他的《电影美学概述》中引用过这样一段话：„电影，像强努斯(古罗马神，能知过去和未来，因此有两个面孔)两面神那样，把现实和非现实表现在无区别的统一体里。‟”一切的电视影像都是从早期的电影开始的，中国的纪录片也是脱胎于电影纪录片。电视纪录片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原先的新闻纪录片。尤其在中国，新闻开始用电视普及的时候，新中国全国大建设，各方争相报道先进的生产事迹。新闻影像乃至以后的纪录片创作开始成熟起来。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演进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解放后到80年代后期的格林尔逊式即画面加解说式纪录片，二是90年代以来的真实电影即观察式纪录片。但中国的纪录片发展之路却是艰辛而曲折的。中国纪录片在发展初期受苏联影响较大。苏联人大开大合的蒙太奇式的创作手法，在我们很多有过重要影响获过大奖的纪录片中都可以看到烙印。例如《收租院》等。在其“形象化政论”的影响下，导致中国的纪录片维持了30多年的画面加解说的模式。尤其在文革文化高压下，这种模式更是大行其道，阻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最初设想，产生了内容单调、主题僵化、选材面窄、形式单一和表现公式化，“声画两张皮”的弊端。在中国这片缺乏影视传统文化的土地上，纪录片的创作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囿，只强调其“工具性”而漠视它纪实的本性。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纪录片开始尝试走出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开始反映新风气，运用新技法，虽然仍旧是格里尔逊式，但却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如《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丝绸之路》、《庐山》、《让历史告诉未来》和《伏尔加日记》等。90年代，中国纪录片才开始在观念技巧上面下功夫了，此时的中国纪录片，已经开始跟西方的纪录片拉近距离，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架起与国际思维模式相一致的话语体系，并在亚广联等国际大赛中频频获奖。与当时流行的“假大空”不同，纪录片走向了“新现实主义”，主张真实描述人们生活的原态，用小角度、情节化的描述来展现普通群众的生存状态。在这方面，大批优秀的纪录片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如《沙与海》、《半个世纪的相恋》、《藏北人家》、《毛泽东》、《中华之剑》、《壁画后面的故事》、《龙脊》、《神鹿啊神鹿》等等。而后来的《望长城》成为了一个里程碑：颇有纪实味道长镜头、真实的同期声、采访者身份的主持人(取代了单纯的朗诵者、宣示者)。这种模式继《生活空间》和《纪录片编辑室》节目成功运用之后成为范本。国内与国际间的相互学习促使中国纪录片日渐成熟。

中国最初的纪录片合作对象是日本，例如《丝绸之路》，给电视界带来了开放的意识。1982年拍摄的《话说长江》、1984年的《话说运河》成为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最早的高潮，直到1991年的《沙与海》和孙曾田导演的《最后的山神》，先后国内获得亚广联国际纪录片奖的片子。后来又有了像《望长城》这样的佳作，而1 993年《生活空间》的推出，将中国纪录片放到了电视的最前沿。正是使传播的内容直接诉诸观感，使传播者全身心、以人的整体进行介入，在更大程度上，能够使得观众有很大的思考和参与空间。

纪录片以异常的速度在发展，但是一些靠纪录片生活的人经济却日益拮据起来。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你做的东西没有观众欣赏，没有消费者来买单。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纪录片几乎没有群众基础，这是一些纪录片制作者的共识。例如《纪录片编辑室》，当年何其风光，曾经创下36％的收视率，比电视剧更火爆。如今收视率已暴跌至7％—8％。外国的一些诸如肥皂剧、大片之类的东西开始侵占我们的国内市场，而我们却还在守着当初的荣誉不肯放手，固守老一套。要知道现在是受众主导市场，在他们中间最受欢迎的还是电视剧、足球和其他综艺节目。也不是中国人民不欢喜关注现实了，他们仍然每天准时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一些耗去制作者大量心血的出色之作，在电影节上周游列国之后，让制作者锁进柜子。究其原因，就是大家都觉得，纪录片没有以前好看了，又或者是，这些纪录片不再能迎合观众的口味了。宣传式的电视纪录片，妄想再次强行闯入市场已经是不可能事情了。

但是，在过去的两三年中，中国独立纪录片文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廉价、便捷的摄像设备的普及，商业电视台数量的增加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中国人举起镜头，制作自己的纪录片。湖北电视台导演张以庆拍摄的纪录片《幼儿园》，在2005年6月的上海第10届国际电视节上获得了“最佳人文类纪录片创意奖”，又于同年12月在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获得大奖。《幼儿园》的获奖至少向世人证实了，中国的人文纪录片还是可以与世界水平一比高下，特别是在艺术内涵方面，但如果要谈到纪录片的市场运作，以及制作的多样化方面，我国的纪录片整体上就明显存在很多的不足，可以概括为多样化的缺乏、市场化的滞后等问题。

(一)片面强调国际化，忽视了个性化

近些年来，我国一些记录片工作者为了能“走向世界”，迎合国际口味，国内出现了突出的“老少边穷”现象，于是老人题材、少数民族题材、边远地区题材、贫穷者(包括残障人士)生活题材成为了纪录片创作的主流。但是这些记录片在拍摄角度上往往停留在对生活形态、自然形态的猎奇点上，缺乏文化上的理解，暴露出没有深度的、没有历史性思考的、仅仅停留的浅薄的内容呈现形式。

(二)国际市场的被动地位

目前的纪录片市场主要是被国外的强势媒体集团所控制，一些国际级的交流会上一些国际强势集团常在会议上谈论他们的标准，对于弱势团体来说，一些纪录片制作上的标准和规格多是他们说了算，即使不是完全照搬，也会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外的纪录片起步较早，发展形态比较成熟，长期以来中国的记录片都是在学习西方的记录片而进步。另一方面，从全球范围来看，记录片的大部分市场还是被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和相关集团所占有。

(三)选题过于狭窄

题材是作品的最基本构成因素。所谓电视记录片的题材，就是创作者从客观现实或历史资料中选择出来组成作品的材料，具体展示在荧屏上的主要事件或生活现象。较长时期以来，我国纪录片创作题材狭窄，视野不开阔，选题中猎奇现象严重。纪录片所传达的有效信息越来越少，观众通过纪录片难以把握生活的真实本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纪录片创作的选题中对社会问题关注较多。自然问题关注较少，虽然近年来，自然问题开始引起人们关注(如央视的《探索发现》、《天地人》等)，这是可喜现象，但相对其他题材而言还是少了些。比如说，水利、环境污染，人类要维持长久繁荣与长久，必须采取措施维护生态环境，让人们了解其重要性；在社会问题选题中，创伤性题材过多，过多记录人的艰难困苦以及现代人所承受的压力，忽视了人类的自我张力，忽视了对人类潜力的发掘；在自然类选题中，对自然现象记录过多，对知识探索较少。

(四)表现模式僵化

它一方面表现在：长镜头、跟踪拍摄手法的运用，成了一种程式化的拍摄。以率先采用长镜头、跟拍手法而著称的《望长城》出现以后，长镜头、跟拍的运用似乎成为一种定式，这种千篇一律的手法令人啼笑皆非，以至于有人误以为纪实主义就是长镜头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盲目追求“纪实”，导致自然主义倾向。当前，一些创作者出于对纪实感的肤浅理解和片面追求，一味强调“纪实”无节制、无目的的滥用镜头，刻意地记录庸常琐碎的事物，给我们带来的是日常生活片段的重复，风格单

一、节奏拖沓、内容杂乱等弊端，毫无美感而言，丧失了纪录片应有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纪实主义不等于自然主义，不等于纪录片工作者漫无目标的、不加选择的记录毫无意义的日常生活。八现实生活中直接抓取素材，必然要经过筛选、组织、裁剪，那些有闻必录的纯暴露并不能代表纪实，为纪实而纪实的片子是没有价值可言的。

(五)整个国民文化水平日渐低下

这样说的范围就更大了，不过这也是纪录片难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被网络、手机、报纸、杂志上面的种种低俗、猎奇的信息所淹没。尤其是网络，遍地开花的小色情广告、一夜情俱乐部、奇门八卦的东西使得许多人性中最原本的部分过分膨胀。他们以通晓各种星座奇缘、明星私密为荣，很难静下心来关心一下整个地球和人民息息相关的纪实性节目。更别说去力捧中国的纪录片市场了。

(六)中国本身的纪录片管理投入不够

纪录片仿佛只是一小拨热心人的事情，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还没能形成上下一心去搞纪录片的氛围。数的清的一些机构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本土纪录片雄起的愿望。

二、《探索·发现》的栏目特色

1993年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的开播标志着纪录片栏目化的开始。栏目化作为一种趋势在中国找到了它生根发芽的地方了。作为央视纪录片创作播出的主要阵地——《探索·发现》在科教频道这一定位于人文的频道坚持将“影视史学”进行到底，并已经成为科教频道甚至是央视的一档品牌栏目。《探索·发现》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大型人文历史与自然地理的纪录片栏目，以纪录片的手法，讲述以中国为主的历史、地理、文化的故事，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挖掘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和人物命运，展示中华文明的博大恢弘，是“中国的地理探索，中国的历史发现。中国的文化大观”。“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是《探索·发现》的栏目宗旨和始终如一的追求。央视2002年第四季度观众综合指标调查报告中，“观众流动率”这项指标的第一名被央视科教频道每晚8：30的《探索·发现》夺得。在栏目满意度(由知名度、观众规模、期待度、人气指数、忠诚度、家庭人气指数等指标综合得出)的总排名中，开播不到两年的《探索·发现》一直高居前十名左右。当《Discovery》节目横扫全球电视媒体的时候，中国的纪录片制作者们也在积极改进中国的纪录片制作现状，《探索·发现》就是其中的典型，在它的身上也可以看到中国纪录片人努力探索的结果。

它成功的原因，首先要归功于始终坚持真实性这个根本准则。纪录片需要真实，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生命。“飞翔的荷兰人”伊文思于1935年再度来到了博里纳奇这个距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仅一两个小时火车车程的煤矿区。在这里，他拍摄了纪录片《博里纳奇矿区》。片中，博里纳奇到处都是灰黯的颜色，腐枝烂叶，还有蓬头垢面的男女老少，矿工与矿主和当地执法者的斗争，都真实的记录着这片矿区的艰难困苦的生活。该片产生轰动，对以后许多纪录片的纪实风格都产生了影响。观众对于这样的景象不会产生怀疑。这就关乎我们所说的取材真实性的重要性。《探索·发现》节目内容的选取以人文历史、自然地理为主，用影像的力量和真实的力量去感染感动受众。取材的真实，即记录真实环境、真实时空发生的真人真事。如纪录片始祖《北方的那努克》记录的是一家猎人，在影片外，那努克都是活生生存在的一个人，你甚至可以直接去和他进行对话。再一个便是讲究艺术的真实，这里就有一个主观世界如何恰如其分地认识和再现客观世界的问题。纪录片就是通过创作者根据自己意图做出来的选择不同的真实或再现真实场景记录一段历史、人物故事等。它所体现出的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且是作者内心活动与思想感情的体现。因此，这些特性就是电视纪录片以独立艺术形态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纪录片在传播过程中始终保持这样的特质，它也成了记录人类社会成长的见证人。《探索·发现》栏目始终保持着对最真实人类社会的记录，使得节目能够触动到观众的心灵深处。每一代人对下一代都可以成为财富，都可以留下宝贵的资料，但必须真实和有思想。纪录片将二十世纪以及现在人类社会的重要和有意义的事件、生活片段纪录下来，作为影像资料珍藏，给后人以启示。纪录片的纪实性，其内涵超出了表现手法意义上的纪实，而呈现出再现与表现相结合的特征。这里的再现是客观写实，表现则相对指主观介入。再现客观生活，使之具备生动鲜活的真实感，这是纪实性的基础。近年来，不少纪录片在内容、题材和镜头语言上作了深入的探索，使“再现”达到了新的高度。纪录片的表现是通过情感化外物实现的，而这个情感化外物可以是一个物体，也可以是一种声音“表现”将主体意识渗透到一系列的艺术处理中去，以纪实形态表情达意。《探索·发现》栏目在过去的几年里精心制作的一系列大型纪录片，如《百年中国》、《历史不能忘却》、《一个时代的侧影——1931—1945》、《中原大发现》等都是对国人民族记忆的一种拾掇。最新制作的《考古中国》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考究，运用情景再现、故事叙述、设置悬念等方式，将观众的视野再次拉回到远古时代的华夏大地，提示人们重视中国的悠久文化历史，受到了观众的普遍欢迎。在2005年栏目中播放的三十集纪录片《一个时代的侧影——1931—1945》，真实的再现那个特殊年代里整个中国所处的状态。整个节目中，没有个体的口述和采访，没有事先设定的主题，而是以年度为时间框架，把所能够搜索到的当年的所有影像资料进行类型化梳理，将所有与相关年代有关的书刊、影像线索编织起来，形成一张庞大的历史网络。

《探索·发现》之所以能够受观众欢迎的另外一个原因便是它独特的叙事结构设计。故事片的设计因为知道结果，所以，更加紧凑。如何铺垫、如何照应、如何突转、如何解开谜底，都是在开拍之前都已经形成。而纪录片在叙事上虽仍然要遵循时间逻辑，但却经常可以做一些时间上的调整。《探索·发现》制作的纪录片《丧钟为谁而鸣》，讲述的是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中的斗争。对于很多观众而言，这次审判的结局已经成为历史常识，没有悬念。但是这部电视片依然吸引了很多人的兴趣，因为它的重点在于这些结局是如何出笼的，中间经过怎样的斗争。围绕这一目的，纪录片编导把那些发生在战争前、战争中、战争后的时间打乱次序，依据不同论题的需要重新组合。从每一集之间的关系上看，还是从属于比较明显的时间线索，但是每一集的内部却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打破这样的线索，上下古今、纵横捭阖，“形散而神聚”。

纪录片栏目化是纪录片与电视结合的必然结果，纪录片在电视上的栏目化是纪录片在大众传播时代的生存策略，栏目化了的纪录片更大意义上作为一个栏目而存在，而不是特别强调单个的作品。因此《探索·发现》栏目除了必须有基本的栏目化特征，如固定的播出时段、定位准确的固定主持人、固定的版块模式以及固定的栏目包装等等，还拥有自己独特的宗旨，统一的选题定位和风格定位。这样就使纪录片节目以整齐统一的方式在观众面前亮相，容易得到观众的注意和收看。

再次，《探索-发现》之所以受到广大受众的喜爱，还在于它将娱乐注入到纪录片里面，满足了不同层次观众的收视需求。它播出的纪录片涉猎极为广泛，包括纪念反法西斯胜利六十周年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历史不容忘却》(53集)、《丧钟为谁而鸣》(7集)；人文历史地理方面的《三坊七巷》系列节目；大型考古系列节目《考古中国》(45集)、《世界遗产之中国档案》(30集)、《中原大发现》；大型纪录片《极地跨越》(148集)、《同一个世界》(51集)；两台大型直播节目《古文明新发现一埃及金字塔考古行动》和《嘿!火星》等等。中国本土的纪录片以往似乎总是以一种孤芳自赏的高姿态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内容真实，主题深刻，却也留给大家枯燥乏味，题材边缘，视角主观的印象。而所谓娱乐化纪录片，《探索·发现》的解释是知识娱乐化，把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等内容用讲故事的解说方式呈现给观众，设置引人入胜的悬念，利用所有可能的电视手段进行表现。比如用搬演的手法完成历史的重现，加之相关人物的访谈，动画特技，表现手法甚至比故事片更加充分，更加“无边界”。从而使其呈现出一部部既有较高文化品位、知识内涵，又有很强观赏性和娱乐性的电视节目。最后就是运用了“真实再现”的手法。在《探索·发现》栏目中就有许多通过演员的表演或电视特技效果的制作或通过意象的手法将历史或逝去的画面重新表现出来的手法。如2005年暑期科教频道的教科文行动中推出的《东陵遗恨》一片中在描述1928年7月清皇家陵墓——东陵被孙殿英所部盗走走大量珍贵文物这一场景时大量采用了“真实再现”的手法，将当时的情景虚构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在《历史不能忘却》的系列栏目之《川岛芳子》一片中，川岛芳子最后在狱中的痛苦挣扎心理就是通过黑暗牢房的衬托，并且通过演员脚步的来回走动的表演虚构表现出来的。这样观众在心理上就更容易理解当时的真实情景，摆脱了单纯语言介绍和有限历史资料展示时的乏味。正是这些纪录片天然所有的品质和人工修饰的结合让这一精英文化和其所记录的边缘文化有了新的生存空间。

三、中国纪录片之路

中国的纪录片一路走来，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经过八十年代的辉煌之后，开始走上沉寂的道路，中国的纪录片市场几度萎靡不振。直到央视诸如《探索·发现》等优秀纪录片栏目的崛起，我们仿佛又看到了一线曙光。从这些栏目中，结合国际纪录片市场的走势，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些中国的纪录片之路线。首先从纪录片本身来看，“酒香不怕巷子深”，前提是你拥有好酒。同样的道理，中国的纪录片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要先从自身做起。因此，我们要先总结中国目前的纪录片拍摄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一，中国的纪录片选材还显得窄

纪录片的选材范围很广，大到国家、国际大事、全球问题，小到关乎国计民生的东西，婚丧嫁娶、奇闻异事。要想拍出好的纪录片，选材很重要。你不可能把一个普通人一天的生活起居拍出一部值得称赞的纪录片来。从早期刷牙到吃饭睡觉的事情是每个人每天习以为常的。然而，如果这是一个伟人、残疾人或者一个对社会造成了不小影响的人都话就可以考虑考虑了。在繁杂的题材中选准切入点，跳出只关注边缘人的框框，找出能准确反映百姓心声、社会发展、时代精神的人和事，是需要纪录片创作者很花费一番心思的。选好题材决非简单的命题作文，更重要的则是要本着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眼光，带着问题，在观察社会、感悟生活、探索未知的过程中，使人产生思索和升华。如《沙与海》中，渔民和牧民的生活选取，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对立的人物故事。一个在露水环绕的海岛，一个住在满是黄沙的沙漠之中。不同的活动，反映的却是一个相同的人生思考：小人物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在那个破旧风、树新风的时代里是很能反映时代的烙印的。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社会形态基本固定。人们不再满足于以往的那种生活形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纪录片也应该与时俱进。不能总是局限于那些边缘人物和猎奇事件。而应该更加着眼于当今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如地球环境的恶化、恐怖活动、各国间的文化交流。

近年来的国际获奖纪录片在题材选择上，呈现出创作多元化的趋势，综观当代国际获奖纪录片从题材上至少可分为四类：发生在当今世界的具有新闻价值的纪录片、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科学文化类纪录片和人类学纪录片；而国际上比较畅销的题材则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自然与环境三大类型上，它们展示了丰富的各国文化，满足了部分观众追求知识性、趣味性、探秘性的心理需求，将知识性、趣味性、欣赏性和社会性、教育性等有机地融入节目中。

第二篇：电视纪录片藏北人家创作谈

电视纪录片《藏北人家》创作谈

91中国四川国际电视节已落下帷幕。我们创作的《藏北人家》（以下简称《藏》)获最佳纪录片金熊猫大奖。这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它引起我们深思，引导我们去回顾，探讨创作该片的心路旅程。

《藏》片是四川电视台和西藏电视台合拍的系列片《西藏》中的一集，拍片过程说来简单：摄制组6个人都是30岁上下的年轻人，碰巧其中一半是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王海兵、赵坚是82届，韩辉是83届，3个人挑起了编、摄、撰稿的担子。为了寻觅拍摄题材，我们这支小小的制作队伍几乎走遍了西藏。90年8月下旬，我们来到藏北腹地的纳木湖畔，在那里结识了牧民措达一家。以后的日子里，措达的帐篷旁多了三顶小帐蓬，我们和措达早晚相处，用自然跟踪手法不分昼夜地拍了200多分钟素材，回拉萨很快写出本子，又转入另一题材。直到91年6月，长达47分钟的《藏》片才编辑制作出来。

《藏》片值得探讨的首先是题材的选择。中国西部瑰丽多姿，青藏高原神奇迷人，要猎奇，尽可以去拍风光和民俗风情(我们也拍这样的题材，如《羌塘盛会》等)。为什么要这样去拍藏北?一户普通的牧民，一些平凡的生活细节，没有一点轰轰烈烈的戏剧性和高潮。

面对青藏高原巨大的空间体积，面对“第三极”的冰天雪地和常年不停的西风，我们想，得有多大的决心，人们才敢去青藏高原旅行；得有多大的勇气和毅力，人类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正是这一思维方向引导我们去拍摄人。我们把思维的焦距始终对准生于斯长于斯的藏北人。我们想探寻藏北人在与大自然生死搏斗中创造的独特文明的内容和本质。中国画画人、画动物讲究画“眼”。我们拍藏北也要画“眼”，这只“眼”就是普通牧人的生活和命运。

这一构思酝酿了二、三个月。早在5月份进藏之初，我们就有拍这样一部片子的想法。但是迟迟没有动手拍，是因为没有找到准确的切入点。

除了我们，很多人都拍西藏。总感到浮光掠影的多，热热闹闹的多，猎奇的多，真正带着一种关注和同情的态度去反映实实在在的生活的片子太少。当前纪录片创作，又热衷于“文学体”的样式，过份追求解说词的华丽和镜头的技巧，而这些，恰恰不是我们和藏北所需要的。我们在西藏牧区生活了三个月，所体验到的，是一种生活的朴实，是大自然的感染力，追求自然和朴实，是生活对我们的启示。三个月来，我们反复讨论这种片子的主题和风格，把拍摄内容限制在一户牧民一天的生活里是我们最终构思的结果。这一构思基于两点：其一，尽管藏北荒凉寂寞，但有人的存在就有社会，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最基本的形态。要观察藏北人，观察他们在如此险恶的自然环境下究竟是怎样生存下来的。最好的途径是观察一户家庭。其二，我们追求朴实自然。我们对创作手法的规定是纪实性的。我们试图把观众带入一个完全真实的环境中，以一天的生活流程为主线来反映一家人的生活，是体现我们意图的最佳选择。

纳木湖海拔4718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湖，湖的周围是草场。我们来到这里寻找拍摄对象。措达一家是偶然选中的。他们家庭结构较齐全，有年青夫妇、老人、小孩；牛羊财产为中等水平，具有代表性。

藏北牧人很豪爽，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他们帮我们扎帐蓬、做饭。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一切。对我们的拍摄，他们毫不介意。他们从未见过摄像机。也不懂

得其中的奥秘，因而连小孩在内，对我们的摄像机都不感兴趣，这对我们的拍摄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我们的观察从一个个生活细节入手。我们采用一种近似自然主义的拍摄手法，对拍摄对象绝不进行人工摆布，自然、真实、纯朴，是我们对全片的艺术把握，让镜头的造型美与生活细节的真实自然美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对镜头的美学追求。我们并不刻意追求单纯的画面效果。无论是晚霞中的牛羊，火塘前的笑脸，还是夜色中的帐蓬，月光下的牦牛，一切都忠实于生活的真实。我们把镜头当成一支笔，真实地记录、记录、再记录，让生活静静地流动，让镜头像生活本身那样真实自然。

每一个生活细节，都深深地打动着我们——吃饭、打扮、放牧、剪羊毛，正是这些活生生的细节，构成了藏北游牧文明的内容，将这些细节串起来，就是藏北牧人的真实生活。我们追求细节，用一系列细节来结构全片，这是《藏》片的独特之处。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原，氧气稀少、行动困难。要完整地记录生活细节，又不靠摆布而靠抓拍，必须时时机器不离手，随时处于倚马待发的状态，这就注定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摄制组都是年轻人，大家劲头十足，完全处于一种忘我的创作境界之中。我们以似乎疯狂的热情不停地拍摄，忘记了洗脸，顾不上吃饭，从早上五点忙到太阳落山，我们的发电机24小时不停地工作，仍然满足不了电池充电的需要，这样的拍摄对我们来说平生是第一次。

我们把自己观察到的东西都力图用镜头表达出来。当然，完美的纪实创作风格并不是照搬生活。我们等待，有选择的记录，留心思考，不断完善对全片的总体把握和艺术构思。

我们对《藏》片纪实风格的把握还表现在对解说的处理上。对解说词，我们追求的是朴素、平淡、隽永，对解说词与画面的关系，我们要求它从属于画面。换句话说，不要像某些片子靠解说词来结构全片，解说一贯到底，光彩照人，而画面成了可随意组合的附属物。我们以生活本身的流程，以镜头的内在逻辑来组接镜头，发展情节，充分利用电视本身形象化的特点，还电视的本性于创作之中。对纪实性纪录片来说，我们的理解应该是记录生活，而不是评价生活。我们相信观众的理解，许多内容，都深藏在我们的画面中，而不是通过解说喋喋不休地去加以评述。我们力图维护全片的真实、客观，追求它的可信性、可视性。纪录片最主要的表现手段应该说是画面，而不是别的。只不过这些画面是经过选择，可以表情达意融进了创作者思考的画面，而不要单纯的客观再现。

《藏》片不是生活的简单记录，我们可以从措达一家的生活细节中，引出很多思索，从中发现一些人类学、社会学的东西。我们不是专家，但我们能感觉到，措达一家极为简单的生产方式生活形态非常古老。几百年，上千年的藏北牧人祖先的生活，同措达的生活相差极小。而且今后，尤其在现代文明的触觉难以企及的藏北腹心深处，牧人生活要有多大的改变也是很困难的。然而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毕竟保留了下来，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也是人的价值所在。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抗争和适应中，必须与大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这是藏北游牧文明给人的启示。从措达一家成员的不同分工，他们之间的朴素感情，措达与邻人及哥哥的联系等等细节上，我们不能不发现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形态，并从中悟出社会的本质：社会是人与自然联系的纽带，是人类组织起来对抗、利用、改造自然的形式。在藏北，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简单明确，没有社会，孤独的个人在大自然中无法生存。

所有这些理解都是片子以外的。对《藏》片本身来说，重要的不是外界怎样评述，而在于生活本身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不加矫饰地向观众提供一部真实的、材料丰富的纪录片。有些内容，如措达妻子罗追一早一晚进行动人的祭神仪式，措达夫妇的宿命观点，他们不打算送孩子上学，游牧文明的停滞等都忠实地保留了下来，删掉这些，藏北游牧文明就成了一种残缺的东西。藏北画“眼”的尝试得到了殊荣，它给了我们许多启示：电视纪录片的重要任务，是记录人的价值、人的命运，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宜遵循以人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藏》片的获奖，不仅仅在于它那牧歌般的异域情调。“金熊猫奖”国际评委、美国影视权威人士托马斯斯金纳认为：《藏北人家》和经典纪录片《北方的爱斯基摩人》以及1990年获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大奖的《巴卡丛林中的人们》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或许表明了《藏》片成功的原因。因为这些纪录片都反映了一个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人与大自然”。

纪录片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可以达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沟通，我们很同意“金熊猫奖”国际评委、英国的奥布利辛格先生的话：“越具有地域性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我们还想补充一句：“越具人类共同价值的东西，越具世界性”

第三篇：电视专题片与纪录片概述

电视专题片与纪录片概述

纪录片与专题片的区别是模糊的，但各自又有独特之处。多年来，围绕专题节目的界定所带来的专题片与纪录片的讨论，其结果也是众说纷纭，致使专题片和纪录片在分类、选题、评论等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随着创作思想和制作手段的发展，两者愈发难以明确界定。纪录片与专题片有没有区别，区别在哪里？

一、纪录片是指以声画合一的现场实景为主体拍摄的纪实风格的节目；专题片是指以声画对位的解说词为主要表达方式的议叙结合的节目。应该说，这一定义具有科学意义，它符合我国电视专题片和纪录片的创作个性。国家政府奖中专题片和纪录片分别设奖，其导向意义有利于澄清理论上的事实，有利于两种节目形态的健康发展。

不同概念反映不同本质属性，表现出不同内涵和外延。电视专题片主要是针对屏幕上所存在“综合性”节目相对应的。它是集中对某一社会现象，或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等，给予深入的专门报道。尽管同纪录片一样，都是采用纪实手法，但专题片允许创作者在作品中直接阐述对人物、事件的理解、认识和主张。专题片中强调的“纪录”，只是对客观现实的真实记录，它所强调的“表现”，则是指对客观事件的艺术表现。

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出，专题片和纪录片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即它们都是以客观现实为基础。二者都是以历史客观存在与现实客观存在为前提，强调的都是真人、真事、真景，都是以真实性为生命。二者强调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性，排斥虚构。如果在报道事实上的失误，那就会失掉纪录片和专题片存在的价值。他们都是强调纪实性，都运用纪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者在创作素材的提炼中，都保留其自然形态，不作更多艺术加工。

二、专题片与纪录片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记录人物和事件的方式不同。电视专题片在反映客观事实时，有较伺的主导意识，往往是通过解说词直接表达创作者对所反映客观事物的认识和主张。

第二，报道人物、事件组合形式的不同。电视专题片，不注重展现生活的完整过程。在同一主题下，专题片大多采用横向结构形式，片断地截取同主题相关的生活画面，并对其进行一定的艺术处理。而纪录片所不同的是，它注重展现生活的完整过程，强调其原生态性，多用纵向结构，在不加修饰地表现生活情状，在表现中强调生活的真实性。

第三，反映人物、事件的手段不同。电视专题片，由于表达主体的需要，或者由于反映人物、事件的需要，往往运用渲染、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以达到深化主题的目的。有时根据专题片创作的需要，还使用情境再现、摆拍、追述等手段，来增强作品的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电视纪录片，其纪实手法较为单一，主要以镜头记录社会生活，其艺术魅力主力重点体现在画面、音响、剪辑等运用上。这种特点在一些经典纪录片的创作中表现是十分突出的。

第四，专题片与记录片显著区别是：专题片的描写是发生过的事情；记录片的描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通过以上分析，再结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对这两种节目形态的认定，应该说，专题片和纪录片是容易区别的。

题材选取的广泛性和主题表现的专一性是专题片创作的个性特征，从题材上分可以分为人物类、事件类、社会类、历史类、文化类五类；从创作风格上可体现为写实性、写意性，综合性三 种；从文体构成上讲，可以分为新闻型、政论型、散文型三种。专题片形式和内容的丰富性决定了题材选取的广泛性。专题片主题表现的专一性指专题片所表现的主题只有一个，全片往往是围绕某一主题内容作全面深入、详尽的反映，强调其主题力度和专向性。专题片表现主题要专一，这是专题片创作起码的常识。创作中，素材选取也是为了表现某一主题而进行的。

专题片同其他文学艺术创作一样，既可叙事，又可抒情，既可说理，又可写意。无论属于哪种题材，或何种风格，它都必须具有艺术魅力。要做到事件纪录要以趣味吸引人、抒情应以情动人、说理应以理服人，写意应以美动人。达到事件真实性和表现艺术性的完美统一，必然调动电视的各种艺术表现手段。

电视专题片的分类：从风格上分纪实性专题片、写意性专题片和写意与写实综合的电视专题片；从内容上分城市形象专题片、企业形象专题片和产品形象专题片；从文体上分新闻性专题片、纪实性专题片、科普性专题片与广告性专题片。

事件真实性和表现的艺术性，真实性是专题片的生命，首先是指作品所报道的人物、事件等的真实可靠，强调其客观性。同时，由于电视自身的声像优势，又赋予这种报道以更灵活更广阔的时空和更直观更强烈的表现力。时空的闪回穿插，艺术渲染以及主题的升华，这都是电视专题片强烈张力的体现。但是专题片的真实性要求创作者不能任意拔高，不能胡编乱造。在专题片创作中，那种流水帐式的叙述人物、事件或者按文学创作的手法，任意摆布报道对象等都是不可取的。专题片是真实的，也是艺术的。其艺术性在于发现最典型、最有意义、最有趣、最鲜明的人物和事实，在于创作者采访的艺术和编辑的艺术。专题片艺术也是纪录的艺术，只有将时间的真实性与表现的艺术性结合起来，才能达到一部专题片应有的艺术境界，才能做到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

第四篇：电视纪录片意义检讨

电视纪录片意义检讨

发布时间：2007年3月1日作者：夏倩芳http://cnjlp.tv/4-wz.asp?id=3044

内容提要：我国纪录片目前的创作和营销瓶颈，源于对纪录片意义的认知偏差。纪录片意义包含工具性、目的性和自由意志，形成纪录片不可替代的本质特征。由于多种原因，我国纪录片规避大主题和主流生活，注重表现层面而忽略探讨层面，这些都与纪录片本义不一致，导致纪录片的边缘化。在商业化环境下，纪录片需要转换思路，建立和适应市场运作机制。

与其在媒体和观众中的反应趋冷相反，90年代至今，纪录片一直是国内电视界研讨的热点。业界人士和研究者们对纪录片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纪录片的本质；二是叙事技巧，因为纪录片的创作技巧取决于对纪录片本质的认知。流行的观点认为，纪录片的本质应该是真实性，也有说纪实性的，这就难以区分纪录片与新闻性深度报道类节目的差别，特别是模糊了它与电视专题片的界限，于是很难把握纪录片的独特创作方法。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这种界定未能揭示纪录片作为一种独立的类型所必须具备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导向已经出现的创作和营销瓶颈。

我们认为，上述认知偏差主要源于对纪录片意义探究不足。纪录片的意义说白了就是纪录片的传播价值，它是纪录片的特性所在、本质所在，但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对纪录片的制播实践起着十分具体的导向和规范作用。我们检讨纪录片的意义，意在对我们以为熟悉的纪录片进行再认识，在此基础上，对目前的纪录片创作做一番检视，并试着讨论商业化环境下我国纪录片的出路。

一、纪录片意义：工具性、目的性和自由意志

纪录片出现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欧美，先是弗拉哈迪引导的风光纪录影片风靡一时，把人们从虚构的电影故事带到了陌生遥远但真实的世界，影视制作人们第一次悟到了真实的魅力。接着，一批有识之士便把镜头对准社会现实，使猎奇性的风光纪录片迅速衰落。这一转变昭示了现实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此后，这类纪录片一直居于纪录片创作的主流，构成纪录片流派中份量最重、最体现纪录片类型特点的部分，也是纪录片一直存在的理由。

从本源上看，纪录片是西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来探讨社会的武器，它不以观赏和消闲为目的，而是以反映社会、探讨现实为己任。因此，纪录片意义包含这些因素：首先，它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它应该比任何其他电视作品更深切入而不是避开社会现实；它需要积极介入社会主流，参与社会生活，而不是在边缘浅吟低唱。第二，它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纪录片本来是一种探讨的方式和思维的方式，渗透着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它决不仅是照相式的反映和记录。国内业界奉为圭臬的纪实性只是纪录片的记录方式，并不关涉纪录片意义本身。第三，它强烈地体现作者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说，纪录片必须展现作者自己的视角，阐发自己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是另类的声音——必须让观众听到作者的独立思考。这也是纪录片区别于深度报道类节目的地方，前者追求更自由状态、更个性化、更少意识形态束缚，而后者始终不能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西方纪录片虽然经历了风格模式的不断变迁，从最初的格里尔逊式到真实电影模式，到访问谈话模式、“反射”模式等，发展到今天风格流派多元并存，但

是，每一步探索都是对纪录片把握现实的方式、或者说探讨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调整，而纪录片的意义本身从未受到挑战。

在此，我们回顾纪录片发展史上的三个特殊“时段”，以更好地把握纪录片意义。一个是上个世纪30年代欧美的以纪录片为工具的反主流影像小组。他们的作品专门触及敏感的社会问题，所呈现的内容和观点同主流媒体大相径庭，因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瞩目。另一个是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电视新闻性纪录片。当时美国社会动荡不安，问题迭出，弥漫着失望的情绪，人们希望寻求解答，而电视上一般性的新闻节目不能做到这些，于是一些精英电视人摄制了一系列的新闻纪录片，像《水门事件》、《国防部》、《耻辱的丰收》等，主题涉及政治、历史、经济、军事、妇女、宗教等问题，直接触及社会疑难杂症。这些纪录片不仅造成了极大反响，产生了高社会效益，还带来了高收视率。迄今为止，这些纪录片仍具有标杆意义。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纪录小组。台湾解禁前后，一批以社会运动的记录者、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自居的知识分子组织影像媒体小组，著名的有“绿色小组”(1986年成 立)、“第三映”(1987)、“茧烛映像体”(1988)、“台湾报导”(1991)、“南方纪录小组”等，他们的纪录片涉及三大主题：政治运动、社会运动以及台湾本土历史文化纪实。多数作品只能在当时尚处边缘的有线台播放，但依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力。

上述事实似乎告诉我们：纪录片的传播效应依赖特定的社会环境，越是非常时期，纪录片越有市场，而在社会发展比较平稳的阶段，纪录片便自然萎缩。这只是事实的表面。事实更关键的层面是，纪录片从未停止过创作，即使在所谓的非常时期，也有更大量的纪录片“养在闺人未识”，不能引起注意。而得到社会关注，甚至引起轰动效应的无一不是那种深度触及现实的作品，那种大气的、张扬的作品，那种体现着自由意志的作品，那种极具目的性的作品，总之，是那种淋漓尽致地彰显纪录片意义的创作。

我国纪录片创作开始较晚，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80 年代初，以《丝绸之路》和《话说长江》为代表，文化片、风光片大行其道；第二阶段，80 年代后期，以《河殇》为代表，政论片风行一时。前二阶段纪录片几乎部部热销，社会影响力很大。第三阶段，9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一大批纪实性纪录片，如《望长城》、《远在北 京的家》、《德兴坊》、《老年婚姻介绍所见闻》、《马班邮路》、《毛毛告状》、《十字街头》、《壁画后面的故事》等。一般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纪录片的开始，以前阶段是纪录片的启蒙，因为那类纪录片基本沿袭了传统专题片的做法，从理念到叙事方法都与现在的纪录片有本质不同，特别是，主观性强，不纪实。第三阶段纪录片创作方法有意识地与国际接轨，同时，纪录片制作队伍逐渐形成，作品数量稳定。

客观地看，90年代初纪录片兴盛应该归因于两方面：一个是纪实主义的表现方式，主要是长镜头、过程叙述、未经修饰的画面，由跟拍方式造成的故事结构的开放性、未知性，给观众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新鲜感。一个是大量的普通人和边缘人题材，像都市里的保姆(《远在北京的家》)、狭窄里弄的居民(《德兴坊》)、渴望新妈妈的孩子(《妈妈不在的冬天》)、马路上维持交通的老人(《十字街头》)、初中生(《十五岁的中学生》)、再婚的老人(《老年婚姻介绍所见闻》)、残疾夫妻(《背个媳妇回家来》)、做好事致残默默忍耐的好人(《好人方俊明》)、大山里的船工(《深山船工》)等，带来的亲切感、逼近感，消解着电视的陌生、神秘、高雅和远距离。但是，由于纪录片创作群体没有意识到纪录片的意义，我国纪录

片创作普遍缺乏对目的性、工具性和自由意志的追求。因此，一旦纪实手法和普通人在各类新闻和社教节目多起来后，纪录片便失掉了新鲜感优势，呈现困境。

二、纪录片整体轻松与意义失落

国外纪录片题材广泛，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人类学、妇女问题、儿童教育、环保、科 技、宗教等，对社会生活多方面进行探讨，触及主流问题，因而纪录片整体赋有历史使命感和厚重感。而当今我国纪录片最明显的不足正是缺乏多样性和大主题。于是，作为一种最讲究自由度和主体性的类型，纪录片却呈现出与其本性不协调的同质化和模式化，造成纪录片 的“硬伤”——整体轻松。

普通人主题被我国主流电视节目长期忽略，纪录片当时的这种缺省定位的确是明智的，令人 耳目一新。而且，规避主流问题可以使纪录片获得更多创作自由，更少意识形态羁绊。这无疑是纪录片在90年代初得以逐渐崛起的原因。以《远在北京的家》为代表，普通人纪录片一度十分看好。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1993年开播，开新闻杂志类节目之先河，其子栏目《生活空间》影响最大(今年改版后，《生活空间》改为《纪事》栏目，百姓故事精华版)。这个8分钟的短纪录片栏目，破例将题材定位在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小人物身上，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生存状况。栏目提出的口号：“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随着节目的影响力，却对整个纪录片创作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促使纪录片创作更有意识地围绕普通人主题，甚至对许多制片人造成误导，以为纪录片就应该反映普通人和边缘人，应该为新闻节目拾遗补缺。

我国纪录片总体而言，普通人、边缘人题材占了大半，造成题材单一。历年纪录片评奖，也不由分说地偏爱普通人题材。近年来得到业界和专家推崇的几部片子，如《芝麻酱还是慢慢调》、《妈妈不在的冬天》、《深山船工》、《背篓影院》、《费杰 日记》、《丽江的故事》等，都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最后的山神》、《远离的愿望》、《 飘逝的江船》、《神鹿啊，神鹿》、《舟舟的世界》、《亚心和牧羊人》等等，讲边缘人和 边缘文化。

与此相对照，国外代表纪录片成就的是这样一些作品：《被强暴的妇女》描述战争、种族骚乱中遭遇强暴的妇女，剖析和批判这一反文明、反人文的普遍现象的深层原因；《 队伍中的老鼠》(澳大利亚1997年)展现发生在市长办公室的政治事件内幕；《冷战》(1998 年)解析冷战时期的重大事件，冷战对今天国际政治的影响；《被审判的纳粹》(英国BBC2000年)反思德国纳粹的生长历史；被锁住的时间》(德国1990年)回顾在柏林墙推倒前，作者自己的一段受迫害的政治经历；《选择与命运》(以色列1995年)对二战时期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的回顾；《低语》(韩国1995年)关于“慰安妇”问题；《高中》(美国1994年)，关于美国公立中学的教育问题；《第三个清晨》(日本1997年)记述神户大地震；《被消失的女人村》(日本)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侵略等等，我们确实还没有堪与媲美的作品。

并不是说普通人和边缘人主题就违背了纪录片意义，普通人本来就是社会最基本的构成，社会各层面的问题最终都将反映在普通人身上，问题是：为什么记录普通人和边缘人?怎样记录普通人和边缘人?国外许多成功的纪录片也反映普通人生活，例如，纪录片《被强暴的妇女》、《高中》、《黑色收获》(澳)、《时

代》(德)等，都是记录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事，却透视社会深层问题，探讨普通人生活中的主流问题，主题是沉甸甸的。

国内普通人题材纪录片则存在这样的缺陷：首先，满足于记录个体的表层生活形态，恰恰回避了普通人生活中制度层面、社会层面的问题，绕开普通人遭遇的主流问题，如失业、教育、司法腐败、政治不公正、社会保障、犯罪等；流于描述外在的真实，而内在的、本质的真实被忽略或规避了，使主题轻薄，并导致纪录片的边缘化趋势。其次，纪录片缺少对复杂 性的挖掘、对模糊性的展现、对多义性的探究、对联系的透析，使之厚度不够。有些纪录片 甚至把玩、放大普通人生活中某些细枝末节的旨趣，例如《芝麻酱还得慢慢调》等，专门让你看一个老头儿的平常生活，他的两个爱好一个兴趣：爱好唱京剧、看足球，他家的芝麻酱必须慢慢调8遍。这样，纪录片违背其宗旨变得轻巧起来，休闲起来。国内纪录片从90年代初开始把普通人和边缘人作为主要表现对象，主动避开对重要历史、现实问题的记录，对主流社会生活和敏感问题的思考，造成大题材失落。因而，纪录片整体显得不够大气和厚实。虽然不断有人获得国际奖项，并不能掩盖纪录片整体缺乏使命感和厚重感。

国内纪录片创作的另一道“硬伤”是缺乏自由意志或个体意识的表达，总是约束在既有的主流意识形态框架里，显得僵化有余而灵性不足。即使一些选题较好的片子，也往往简单化处理，而损失了味道。当然，有时这也出于无奈。例如我们拍的《四姐》，讲述湖北鄂州一个普通下岗女工的故事，主人公正是作者的姐姐，这种拍摄视角本身就非常特别。摄制组跟随四姐一家两年，记叙其生活的艰难、挣扎的历程，其中涉及当前国内许多问题，如高考制度、教育收费、女性就业难题、父子关系等，从一个家庭切中中国经济改革的大主题、大代价、大艰难。但在片子即将结束时，四姐却由于说不清的原因当上了酒店经理，于是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自立自强的例子，前面对制度和社会因素的检讨，到这里又归结到个人层面，即个人自强不息问题就能解决，不幸镶嵌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再就业宣传框框里。

由于上述原因，国内纪录片正在不可避免地失掉观众，呈现出边缘化趋势。纪录片越来越演 变成圈内人的互相观赏，或某一小群人的品物，甚至有许多纪录片作者以获奖为主要目的。毫无疑问，这偏离了纪录片的本来意义。作为一种有活力的节目类型，纪录片必须介入社会，介入主流，介入大话题，必须有历史感和厚重感，必须到达足够的观众。这里，社会的言论尺度、政治气候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纪录片制作者们自己必须摆正位置。即使在目前环境下，纪录片也不是只能去“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事实上，许多新闻性节目和社教节目比我们走得更远，说明并不是没空间，而是没有用足现有的言论空间。

三、纪录片技巧误区与意义认知

国内业界和理论界对纪录片的认知，从一开始就不恰当地强调其审美功能。如，1993年中央电视台研究室组织全国电视专家所作的专题片界定，认为纪录片是：以摄影或摄像手段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题材所做的详尽报道，并具有审美愉悦功能的影视作品。该权威界定对纪录片的特殊认知价值、或者意义未置一词。同时，一些获全国大奖的纪录片在技巧上都很见功力，像《沙与海》、《藏北人家》、《远去的村庄》、《龙脊》等，画面都极为讲究，客观上鼓励纪录片制作人偏重技巧。技巧本来是从属于和服务于纪录片意义的手段，纪录片意

义才是目的，一旦认知不明确，创作误区便在所难免。这样归结当前纪录片创作和营 销瓶颈，并不过份。

当前国内纪录片创作技巧误区，主要有以下倾向：

一种是过份追求技巧，甚至把玩技巧。有些编导把纪录片当成表现个人艺术品味的东西，当 成实验电影来拍，精心雕琢，形式大于内容，唯美倾向突出。片子过度追求摄影效果、结构安排，作者想展示的似乎已不是纪录片的内容，而是技巧本身。

特别需要指出，有些编导者正是借助技巧来掩盖思考的贫困和探讨的缺乏。但诚如前述，纪录片从来就不是纯艺术，从来就不以唯美和观赏为目的，它有着明确的认知价值，具有强烈的工具性和目的性。在当今电视高度商业化和娱乐节目的冲击下，唯美倾向、追逐技巧只会加快纪录片的边缘化速度。在社会艰难转型、问题迭出的时期，纪录片如果关起门来，故作高雅，蜕变成一群所谓“精英”们的掌中玩物，无疑是自甘堕落。果真如此，在节目多样化的今天，纪录片真的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一旦失落了意义，再精美的纪录片也不过是小家碧玉的闺中吟唱。所以，我国纪录片制作人 只有“大腕”，没有大师。只有大腕级作品，尚没有大师级作品。

另一种是拘泥于技巧。我国纪录片表现手段比较单一。国外纪录片风格多样，技巧从属于纪录片的表现需要，没有硬性设限，因此灵活、丰富，甚至在特定时候不拒绝扮演、动画特技等手法。像系列片《历史的转折》，叙述人类历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几次重大转折，多处运用扮演，显得很自然，不仅没有损害纪录片的真实性，反而使它更形象化和更易理解。国内业界却惯于用某些常规技巧来规约纪录片特性，形成模式。最普遍的例子就是认为纪录片必须跟拍，否则就不纪实。如《毛泽东》等人物传记片也大量运用跟拍来发现故事、串联细节，就显得不必要。自从《望长城》引入跟拍方式以来，这种拍法似乎已成为框框，然而，跟拍并不是纪录片的必然要求。如果我们从纪录片的意义来认识技巧，除了真实性外，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不拘泥于技巧并不是说纪录片的创作没有规范，或者干脆不讲究技巧。恰恰相反，纪录片之所以被称为艺术，纪录片的制作被称为“创作”，原因之一就是纪录片的创作非常讲究技巧，但必须是“无痕迹”的技巧，那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技巧。纪录片向观众展示的应该是思考和探讨，技巧的运用必须有利于更好地表达主旨，因此，任何纪录片，如果技巧突兀，都是偏离纪录片本义的，是失当的。

四、商业化环境下的纪录片运作

我们常听到一句话：纪录片作者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言下之意，纪录片可能带来鲜花，但带不来金钱。其实，纪录片并不必然与经济效益冲突，好的纪录片不仅具有社会价值，还应有好的经济效益。例如美国的《冷战》、中国的《我们的留学生活》都在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光盘也销得好，说明纪录片并不必然与商业化不相容。眼下，电视正走向窄播，观众开始分化，体制上，制播分离初步实行，纪录片应有更好的生存环境。特别在娱乐节目充斥、电视节目克隆成风、节目趋同的情况下，纪录片的发展空间不仅不应缩小，反而应该更大，当然这有赖于纪录片创作者们自己开拓。

我们认为，要在商业化环境下求发展，国内纪录片需转变思路，逐步建立市场运作机制，制片人必须适应和掌握市场规律。

首先，纪录片要讲营销策略。

纪录片队伍似乎最不善吆喝，在电视节目的炒作声中，只偶尔听到几部政治宣传作品的声，大多数纪录片好像还在沿袭当初实验电影的运作方式——不讲发行量，孤芳自赏。现在我们既要得奖，又要争票房。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提供了一个借鉴，这部未获任何奖项的片子在全国多家电视台热播，形成久违了的轰动效应，除了片子本身内容外，商业化操作功不可没。剧组在北京等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和研讨会，前期和后期都作了宣传，同时媒体对编导张丽玲也作了报道，并同步出版相关书籍，一时吸引众多注目。

除了传统媒体外，还可以运用网络、举办活动等多种方式，对一些纪录片进行炒作，重新包 装，树立纪录片的整体形象。

同时，纪录片应拓宽发行渠道，建立发行网络，不仅在电视台播得好，还要考虑制成录像带、影碟，在市场销得好。下一步尝试选拔优秀影片进入院线，扩大纪录片整体的社会影响力。

其次，纪录片应有效益核算。

现有体制下，纪录片创作一般由电视台出钱。编导只管拍摄和获奖，无须考虑经济回报。这 与其他类节目的运作方式大为不同，好处是可以少受经济干扰，保持纪录片创作的独立环境 ；坏处是助长了纪录片编导玩高雅、玩边缘的倾向，使纪录片远离现实大主题，远离观众。因此，电视台应明确投资方身份，建立效益核算机制，促使制片人进行成本核算，争取投资回报。此外，逐步采取内包与外包结合方式，形成良性竞争。

再者，采取双轨评价机制。

现有评价机制对纪录片制作人普遍只用得奖来衡量成绩，陷入了一个怪圈，往往那些在圈内叫好的影片，圈外毫无反应，更没有收视率，这是十分有害的。投资和制作机构应该用两个尺度来评价作品：一个是社会价值，一个是经济价值(前者可以用获奖来表示)，分别核算。真正好的作品应该可以二者兼得。另外，播出机构应给纪录片提供宣传条件，助其实现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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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诱惑与回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电视纪录片：艺术、手法与中外观照》，石屹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西方历史纪录片的发展》，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数据库。

《纪录片冷战创作谈》，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数据库。

《电视研究》，1993—2001，中央电视台编。

《世界广播电视参考》，1999—2001，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编。

第五篇：论电视购物节目与电视综艺节目

《论电视购物节目与电视综艺节目、专题节目、新闻节目的差异》

总体来说，电视购物节目是以销售为目的的盈利性节目，是为产品销售而呈现的一种电视节目方式。而电视综艺节目、专题节目和新闻节目是以新闻时效性、娱乐、宣传等目的而制作的电视节目，基本上为公益性质。

一、电视购物自身的特性

首先，正因为电视购物的盈利性，所以导致电视购物的意识形态是最大限度追求消费者所创造的的剩余价值，并且以强大的电视节目品牌为依靠，竭尽所能地利用消费的品牌忠诚度。电视购物给人的感觉通常是夸大宣传、产品质量无法保证。因此在电视购物领域我国还没有专门立法，目前适用《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再者，为区别与普通商店的商品，很多电购产品都是厂家专门设计和制作，独特新颖以及在市面上很少看到产品组合。在标价方式上，通常用“特价”、“今日价”、“本档仅售”，并尽量在节目中呈现的价格与市场价差额很高来吸引观众。

另外，因为电视购物节目多为直播，观众可以随时打电话与主持人进行交流，显得很有互动性和人情味，对观众的收视行为和购买意向很有影响。因为电视购物节目多为“物以稀为贵”的促销方式，会以不断减少的库存量来不断催促观众，让观众冲动消费。

二、电视综艺节目特征

电视综艺节目是一种娱乐性的节目形式，通常包含了许多性质的演出，例如音乐、舞蹈、杂技与搞笑等类型，大部分的综艺节目会邀请现场观众参加录影。目前，电视综艺节目的分类有电视真人秀节目、综艺晚会、文艺节目。

传统的综艺节目以专业歌舞和曲艺为主，明星表演、观众观看，与观众缺少互动。再到以《快乐大本营》等为代表的游戏节目为主的阶段，节目的娱乐性和观众的互动性增强。再到以益智节目为主的阶段，例如《开心辞典》，出现了知识性与娱乐性兼备的性质，更具亲和力。紧接以真人秀为主的阶段，强调的是大众的参与和参与者不同的个性。另外还有婚姻速配节目，谈话、脱口秀节目。

三．专题节目特征

专题节目是以文化、教育、艺术、科学、人物、事件等为表现中心的电视节目，专题节目有纯报道式、评论式、访问式等。专题节目对题材的选择和报道的深入程度要求也更高。

对于专题节目，主要是在平凡的新闻信息中找出不平凡的亮点来，采用有情节化的故事手法来讲述新闻内容，尽可能把新闻报道作的更富有故事情节性，才能产生情感共鸣。

四．新闻节目

新闻节目指以新闻材料为基础，加工制作而成的电视节目，新闻节目可包括现场或预先录制的访问、专家的分析、民意调查结果，偶尔包含社论内容。此类节目以信息量大为标志，时效性、广泛性、指向性为主要特征。

新闻联播是主要的形式，是各电视台或广播电台同时联合播出的新闻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