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第一篇：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和法家可谓两个重要的法律思想流派，二者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

权衡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区别可以着眼于三个方面。首先，在治国之道上。儒家推崇“人治”，提倡“仁政”，弘扬“德主刑辅”的思想。儒者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对待百姓应“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宽猛相济”，使民心悦诚服，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而实然，“礼治”与“德治”均须“贤者”来贯彻，当权者的贤明与否对政事兴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贤人政治，国君表率”便被儒家置于了律法的更上位。与此相反，法家则极端强调法律之权威，倡导“一断于法”，以法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和取舍标准，申令法之功用在于“禁奸”，而非劝善，国家应凭靠强制力量“缘法而治”，入法制之轨。

其次，在确立刑罚的程度上。儒者摈斥“暴政而为、滥杀酷刑”，从“仁政德治”的主张出发，力图做到“以德去刑、慎刑戒杀、先教后刑、刑罚适中”。而法家则立足于人“性恶好利”的观点，主张“轻罪重判、小罪重罚”，认为“严刑”方能“去奸止过”，“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才可使民“服法畏法、莫敢为非”，最终实现“以刑去刑”。

最后，在法律的适用中。儒家始终秉持以“仁”为核心的法律观，将“礼”作为立法和司法的主要原则，来维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在“刑法”与“礼”发生矛盾时，不惜“以礼屈法”。而法家则抨击儒者的“礼有等差”，提倡“法不阿贵、刑无等级”、“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在治国上实现“一赏、一教、一刑”，凡“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均“罪死不赦”，即所有臣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尽管儒法两家的思想迥异显然，但二者仍有统一之处。首先，二者均认为法律在本质上是君主统治国民的工具。其次，儒者在重视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认可了刑杀的必要性，讲求“宽猛相济”。最后，法家并未摈弃“礼”，在“爱民便民”的基础上也常“礼法并用”。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内容最丰富的部分，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指航的作用。它们的互补与交融也构成了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核心理论。

第二篇：试比较分析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得与失

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是在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争斗与融合中逐步形成的。儒、法两家的思想虽然尖锐对立，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却互相融合。这两种思想的对立与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历史，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儒家重视德礼，强调执法人员的品质，法家重实践,这些对我们现代社会司法改革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春秋战国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激烈的社会动荡和急剧的历史变革，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就是思想界出现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之中对法律思想贡献最为突出，争论最为激烈的就是儒家与法家。儒家与法家两家对中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两者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冲击与碰撞，不断地又互相吸取思想的精华。两者提出了治国安邦的种种政治主张，也提出了内容更为丰富更为系统的法律思想。但是在儒家与法家两者之间，存在着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

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各学派之中，儒、法两家是最有代表性的两家。

先秦儒家形成于春秋末期，发展于战国时期，创始人是春秋时期的孔丘，在战国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孟轲与荀况。儒家代表着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封建贵族的利益，因而为统治者出谋划策，教育人民安分守己。建立统一的贵族政体，维护宗法等级秩序，这是其政治法律思想的基本点。孔、孟代表着封建贵族的利益，而荀况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是先秦儒、法思想融合的重要人物。

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主张“变法”和“以法治国”的学派。法家多由当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组成，法家思想是战国初中期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进行变法的主要思想武器，故法家的法律思想是当时被多数国家统治者采用的法律思想。认为人的一切行为规范都应该用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并主张有法必依，赏罚严明；他们都注重实力，倡导以奖励务农和参战的途径富国强兵；他们都鼓吹君主集权，把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利统一在专制君主手中，法家的理论基础是“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历史进化观。

1、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对立表现

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比较研究主要是其思想的对立和两家法律思想的得与失，以及其法律思想对秦王朝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法制的影响。

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对立是“法治”与“礼治”的对立。“法治”是法家的旗帜，是与儒家进行争论的焦点。在内容、形成、性质以及理论基础等方面，“法治”和“礼治”既有联系，又存在着明显的对立。

（1）“法治”是针对“礼治”所维护的宗法制度而提出的。

（2）“法治”是针对“礼治”的重视“德治”、教化而提出的。

（3）“法治”又是针对“礼治”强调“人治”而提出的。

2、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得与失

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得与失，这个问题是同学们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例如“礼治”与“法治”的得失问题，儒家的“人治”与法家的“法治”比较问题，儒家与法家关于预防犯罪的思想和措施对当时和先秦以后历代法律制定的影响，法家和儒家思想对统一的封建王朝法制建设的作用对比，特别是对目前法制建设的影响，等等。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先驱管仲就提到“以法治国”。但与今天的“依法治国”有着本质的区别。“依法治国”强调法律的权威性，视宪法和法律为治国的最高依据或根据，不允许任何个人凌驾与法律之上；而管仲的“以法治国”实质是人治，是在法律服从皇权的前提下的一种治国方略。同样是强调法律的权威，但古代的法威威不及皇权法律的制定是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虽然统治阶级有时会提出一些“明德慎罚”、“以德配天”、“欲至于万年，唯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周公《梓材》）”之类的保民安民思想，及“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的君民融合关系的重民思想。但仍然改变不了其阶级本质。《诗经》云：“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充分揭示了统治阶级个人专制的思想。国即君，君主对国家享有绝对的所有权和支配权。

尽管从实质上说，中国古代法治实为人治，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统治工具。但从形式上看，中国古代法治的推行对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进步，推动中国古代文明，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古代法治切切的说是启蒙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由奴隶制社会转型于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牛耕开始普遍推广，“私田”大量出现，动摇了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井田制，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周天子为首的王室日益衰微，致使“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以此同时，思想界却异常活跃，社会进入了一个由“学在官府”到“私学”大兴，“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出现了儒、法、墨、道等的大论战，形成了“礼治”、“德治”、“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法治思想正随着一股一股的改革潮流迅速的成长。

在这些法家的鼓吹下，法治思想逐渐走向历史舞台，充当了主角的角色，成为了巩固政权的有力工具。秦国统一，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主导，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一方面大力排挤其他各大学派，焚书坑儒，残杀儒生。此时法家思想达到顶峰。“法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同时也为中国古代法治埋下了一粒生机勃勃的种子。此后的漫漫封建社会长夜里，“法治”从来就没有真正地退出过历史的舞台。

中国古代法治虽然从实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但作为历史中上演的主角，它是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的，而且对当今社会问题的思考有着深刻的借鉴作用。它不仅仅是推动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发展，而且也将会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的文明

第三篇：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儒法之争

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儒法之争

——“人治”与“法治”

法家的“法治”理论和儒家的“人治”理论是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大重要的法律理论，这也是法家和儒家一直以来的必争点，两种思想在不同的时代由两大家提出来，各有其特点。

一、儒家的“人治”理论

先秦儒家认为：天下的安危取决于统治者，尤其是国君的道德和素质。儒家的“人治”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君主的言行表率作用重于设法立制；二是治理国家中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比建立制度更为重要，其人治思想体现在法律方面的内容，核心是论证“人”和“法”的关系，即治理国家中统治者的道德品格更为重要。

孔孟的“为政在人”

孔子认为在治理国家时，最高统治者的言行，甚至喜怒哀乐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人民的苦乐。因为上行下效是普遍规律。他强调“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因此统治者自身要给人民和自己的臣下树立榜样。同时，孔子进一步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观点。

国家举贤才要做到“近不失亲，远不失举”，以弥补“任人唯亲的不足”，重人治，轻法治，主张贤人治国论。

孟子认为“君”和“法”的关系是：“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提出“尊贤使能”的“惟仁者宜在高位”的人治论。

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 第一、法是由人制定的。治理国家关键在人而不在法，法必须要有好的统治者才能执行好，法虽“治之端”，但毕竟是由治理国家的统治者制定出来的。

第二、法是由人执行的。即使有了良法，还得靠人来执行贯彻，否则就是一纸空文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第三、法不能应对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家大事和社会生活概括无遗。而且法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能完全随机应变，这就需要人在执行法律中发挥自身的灵活应变和当机立断的能力了。

二、法家的“法治”理论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兴起的一个学派，其核心思想是主张顺应历史发展，“依法治国”。法家的“法治”思想是建立一定的理论基础上的。首先，他们认为这是“好利恶害”

人性论所决定的，人们的本性都是喜欢追逐利益，而厌恶灾难的，正是出于这种本性，刑法才能起到统一人们言行的作用。其次是“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进化观，商鞅认为“礼治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才是治国的根本方法，韩非子提出“治民无常，惟法为治。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认为治国是之道应随着时事变化而变化。而且历史发展有不同时期，即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世。而以德服人的德治和人治都已成为历史，当代的时代特色是以力服人。最后是“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利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的残酷的生存环境，富国强兵唯有颁布法律，鼓励耕战，使人民喜农乐战。

商鞅的“法治”理论 第一、“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和基于“好利无害”的人性论而主张的“奖励农耕”的富国强兵论。

第二、“一赏，一刑，一教”论

奖励只能施于农耕和告奸，使农民喜农耕而乐战；“刑无等级”，反对“刑不上的大夫”

传统；取缔不利于农战的思想言论，使富贵之门只能对对努力农战的人开放，并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实行文化专制。

第三、推行法治的时候要做到法、信、权三者的有机结合。

第四、“以刑去刑”的重刑论；再次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公开宣扬“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韩非子“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 第一、“法与时转则治”的历史观

第二、“人民众而贷财寡的”人口论，随着人口的增长，财富相对减少，在人多物少的情况下，人们的利害冲突就会加剧，这是对“好利恶害”人性论的一种补充。

第三、“依法为本”的法、术、势的结合，为了依法有本，按照“法”的精神，制定了成文法并予以公布，成文法公布后，以实行刑、赏来贯彻实行。

第四、“抱法处世则治”

国家推行法令必须要有权利作为保证，即“势”，极力主张实行君主集权，而且，“人治”的好坏取决于君主的贤明与否，远远不及法治有保障，君主有法律的约束，立法实行刑赏，而这些都是要以君主掌握权势为前提的，只有中央集权才能给君主以权势的保证。

三、我的观点

儒家提倡的“人治”以德治和礼治作为相辅相成的手段，体现了其统治的人性化，但其实行起来是有很大难度和不确定性的。

首先，孟子关于君主对于国家的作用，阐述的过于夸张统治贤人个人的作用，过分贬低法律的作用，将国家能否治理好完全维系在统治者的贤能与否，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其次，“人治”有其固有的弊端。“人治”是以人为中心，那么能否选用到贤能的人从事政治就是能否实行好“人治”的关键所在，但历代以来选贤任能就算有再完善的措施和制度，也不能保证任用的全是贤者，从这点来说，实行上有一定难度。另外，人的主观性参与十分多，众所周知的是，人的主观性在不同环境下对于不同的人，甚至在不同的时间里都是千差万别的，这又怎么保证法律执行的公正性呢？而且这也很容易让一些人钻法律的漏洞，贪污腐败，不利于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而法家的“法治”思想也是有些问题的。

首先要明白的是法家的“法治”思想跟我们今天所说的“ 法治”思想是有着根本差别的，它既不体现“民主”，也不承认法律具有“至上”权威，相反，法家的“法治”所需要的使人民的绝对服从，它的主要目的是凭借此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加强对于人民的统治和控制。君主的权利即使有法律的限制也是十分有限的。

其次，在法家学说里，君主是绝对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律只是君主加强统治的工具，并不是用来维护人民的利益。

而且由于法家的“法治”是和君主专制密切相关的，在古代过分强调法治容易产生暴政，从而使人民怨声载道，最终将导致国家走向灭亡之路。秦始皇统治时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法家的“法治”思想中人们的“好利恶害”理论有些过于绝对化，人的确有好利恶害的一面，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作为实行刑罚的依据，而且韩非子的人口论有些牵强附会，他没有考虑到人口增多的同时也会带动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客观因素。

所以，综上所述，我并不单一的赞同儒家的“人治”或法家的“法治”理论，如果能将他们相互融合，优势互补，将是非常好的治国之法，自汉朝起的儒家的治国思想就是融合了这两种理论，得以在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不断完善，不断发展。

第四篇：浅谈儒法道墨教育思想的异同

浅谈儒、法、墨、道四家教育思想的异同

摘要：儒、墨、道、法家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适应当时社会的思想，分别由孔子、墨子、老子、韩非子创立并得到发展。一定的社会孕育一定的思想，且具有一定的相同点和必然的不同点。本文将主要采用文献法，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作用来阐述儒、法、墨、道四家教育思想的异同。

关键词：儒、法、墨、道的教育思想；比较异同

一、儒、法、墨、道四家教育思想的相同点

（一）从产生背景来看，儒、墨、道、法家的思想都是在社会动荡且四分五裂的春秋和战国时期产生的；

（二）从内容来看，这些思想无疑都是孔子以及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及庄子，和韩非子的对治理国家的各自的态度；

（三）从产生的作用来看，都是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

二、儒、法、墨、道四家教育思想的不同点

（一）关于教育目的：

1、儒家：孔子办教育的目的在于推行其政治主张，在政治上主张举贤才，在教育上主张培养“君子”“圣人”“贤人”或“君子儒”“大丈夫”“大儒”等，着力培养德才兼备以德为主，能为实现德治、仁政、礼治的理想而奋斗的人才。

2、墨家：造就“兼士”的教育目的论，主张培养“兼士”“义侠”等，认为要实现“兼相爱，交相利”，只有培养能“以兼易别”的“兼士”，才能建立一个“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公平合理”社会。

3、道家：主张培养“上士”“隐君子”“上士闻道，勤而行之„”道家强调“道法自然”即回到自然中去，过者“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能体悟自然之道。

4、法家：主张培养“耕战之士”或“智世能法之士”，主张以法治国，反对儒家的“仁义道德”和墨家的“兼爱”等说教，也反对道家的“恍惚之言、恬淡之谈”。要求教育也“服之以法”，以培养“法术之士”为教育目的。

（二）关于教育内容

1、孔子重视道德教育，主张以道德教育为主，以“六经”为主要教材。墨子与孔子一样重视“德行”，也讲《诗》《书》但全盘否定了《礼》《乐》的价值。墨子十分重视武艺、科技的教育。还注重辩论学、逻辑学。这说明墨家的教育内容大大突破了儒家的“六经”的范畴。

2、墨家的教育内容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中国古代文化知识，二是实用知识和技术。其教育内容为我国科技发展史和科学发展史写下了极为难得的光辉篇章，他们在科技方面的创造，不仅在中国每就在当时的世界科技发展史上也居于领先和突出地位。

3、法家的教育内容突出了“法”，“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重视“耕战”和军事教育，以提高人民的实际作战能了为主。

4、道家的教育内容不同于儒、墨、法家。道家没有书本教材，主张回到古朴的原始自然状态，因此道家主张以“天道”为其教育内容。，要求人们听凭自然、顺应自然。

（三）关于人性论及教育作用

1、儒家：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的所提倡的社会规范思想是“礼”，其核心是“仁”；孟子是孔子之道的忠实捍卫者，他提出了“性善论”，包括“仁”、“义”、“礼”“智”四个“善端”；而荀子则主张人性恶，认为人的恶性本身是无法根本改变的，但是可以用“伪”来抑制人的恶性而使之归于善；荀子和孟子的人性论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们都是对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人性论的发展。

2、墨家认为人的本性是“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也变”。认为人没有先天的思想意识，只有一种可塑的素质，一切知识和道德观念都是后天的环境与教育的影响造成的。墨子提倡“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即墨子的社会整合方案是“兼爱”，社会控制方案分别为“天志”、“明鬼”、“尚同”，社会平等的思想是“尚贤”。

3、道家的人性论是一种自然的人性论。人是“无知无欲”“无识无情”的,一切听凭自然的安排,一切人为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包括教育。一切智慧和道德只有害处，没有好处，教育的作用只能加速对人性的背叛，加重社会的纷争。教育是多余的。

4、法家认为人性是自私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商鞅认为凡人都是贪怕死、好逸恶劳的。只有严刑峻法，才能使恶人就范。教育作用的发挥应建立在“因人情”的基础上，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故禁令可立，而治具矣”。

我们国家现在充分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也是对儒家和法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胡金平主编.中外教育史纲[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2】周龙.儒法道三家法律思想之比较[J].青海社会科学,1996,03:104-108.【3】喻中.儒法道三家思想之“要旨”[J].人民检察,2012,19:49-50.

第五篇：王军儒思想工作总结

思想工作总结

陇县第二高中

王军儒

思想工作总结

我叫王军儒，男，汉族，中共党员。1973年4月出生。1992年7月陕西省凤翔师范学校毕业后参加教育工作，1999年12月取得汉语言文学本科学历。2007年2月被被宝鸡市职改办授予中学一级教师技术职务，2007年9月调入陇县第二高级中学任教，现担任高三语文教学及班主任工作。

任现职以来，一直担任语文教学工作和班主任工作，凭着自己对教育事业的挚爱和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不懈追求，认真执教，潜心教研教改，尽职尽责，出色完成了各项教育教学工作。2008年至2014年间曾先后荣获“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课堂教学创新大赛”优胜者等称号。任现职以来，自己撰写的教学教研论文在《教师报》、宝鸡市教育局主办的《会刊》、《辉煌六十年》、“高中新课程教学与课程改革”中发表（或获奖），指导学生在第14、16届“语文报杯”全国作文大赛中获省级一等奖。2011年获得教育系统工作人员考核优秀等次； 2011年参加中学一级教师岗位职务培训，取得合格证；先后参加并取得计算机一级和二级、新课程、心理健康培训、公需课培训、师德与安全教育培训等合格证。

一、加强学习，提高思想素养

任职以来，我能自觉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坚持集中学习与业余学习相结合，保证学习时间，明确学习任务，注重学习实效，坚持做学习笔记，撰写心得体会，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武装自己的头脑。平时，坚持读书看报、收看新闻，关注国际形势，关心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不断提高自身政治觉悟和思想素质。热爱党、热爱祖国，忠诚人民教育事业，热爱教师工作，政治立场坚定，思想觉悟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明确，在思想上始终和党保持一致，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团结同志，待人热情、乐于助人。平时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教育教学活动，工作努力，上进性强。能积极参与师德师风教育活动，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无违法乱纪事件发生，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

二、勤奋敬业，专心教育教学

自己刻苦学习教育教学理论，加强对课程标准、教材、教法、教改动态等方面的学习和研究，熟练掌握学科知识体系和教育教学方法，把握教材重点、难点和关键，通过观察、访谈、问卷等形式了解学生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经常征求和请教同科目老师的意见和建议，精心设计和组织教学，积极开展课堂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参与意识，师生的交流互动，反馈矫正，力求做到课课有特色，节节有实效。

2001-2007年在陇县职教中心工作，任教研组长、班主任兼语文教学。能根据所学新课程理论和学生的特点改进教法，指导学法，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和业务能力，教育成效显著，教学成绩优异，2次获得县教育局颁发的高考优胜奖。

2007年9月调入二中后，一直担任语文教学并多次担任班主任工作，能以工作大局为重，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研究新课标，不断适应新的教学环境，教学成绩优异，2008年获得县级联考高一年级教学质量评估优秀奖。尤其在二中高考当中，勇于拼搏，敢于挑战，超额完成既定的目标任 务，为二中近几年高考取得优异成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潜心教研，提高教学效率

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坚持向教研要效率，向教改要质量，积极参加新课程培训，参与课题研究，积极承担教改实验项目，用新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来武装自己，不断探索课堂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面对不同的学生，不断的教材和教法，刻苦学习教育教学理论，探究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坚持写教学后记、教学札记，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研究教法，体察学情，积极撰写教研论文，2007年撰写的论文《在不断努力中成长》荣获宝鸡市“教师成长论坛”征文评选一等奖并在由宝鸡市教育局、宝鸡市教育学会主办的《会刊》2007年第10期发表；2009年撰写的《江苏省高考语文命题对我校高三语文教学启发》在宝鸡市“高中新课程教学与高考改革”征文中获得二等奖；自己撰写的《如何提高文言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在2012年3月22日《教师报》发表。

积极参与校本教研，编写校本教材《古诗词赏析》、《高中生应用文写作指导》两部；2013年承担校级教研课题《文言文教学中高效课堂的探索》并任组长。编写的研讨式教学设计多次获得组内老师称赞。指导学生参加过各种征文比赛，并在14届、16届“语文报杯”全国中学生语文写作大赛中荣获写作指导省级一等奖。积极参与校文学社刊物《杨帆》文学社编辑与组稿及社团活动，指导学生撰写发表作品，提高学生写作能力。

四、注重研究，做好育人工作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我十分注重对学生理想、兴趣、知识基础等方面的研究，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分层实施，分类推进的德育方案，将学生全身心都吸引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学生成长。在班务工作中，以情感为桥梁，了解学生实际情况，帮助贫困学生，沟通师生心灵，通过谈话、家访、辅导等手段转化差生、培养名生，促进班级整体发展。带领学生积极参与各项活动，不断增强班级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加强班级的制度管理，注重学生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充分发挥学生干部的作用，加强家校联系，形成勤奋、团结、拼搏、创新的班风，扎实、稳步、有效地搞好班务工作和育人工作。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优秀班级体，个人也多次被评为优秀班主任，并在班主任工作会上作了经验交流。

总之，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顺利完成了承担的教育教学任务，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些已成为过去，今后还需付出更多的辛勤努力，不断克服缺点，弥补不足，使自己不断进步。

王军儒

2014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