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先秦保护环境的思想及对治
内容提要:保护环境是人类二十一世纪的重大课题。先秦保护环境的思想及对治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 环境 保护环境 尊重生命
土地沙漠化、海洋泛赤潮、水资源枯竭及水污染、南极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地球变暖、酸雨的面积不断扩大、沙尘暴步步紧逼、森林资源锐减、生物物种加速灭绝、动植物资源急剧减少、洪涝灾害、干旱灾难、大气污染、人口爆炸、生态失衡、……,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自己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忧心忡忡、惴惴不安,每天各种各样的有关环境方面灾难性的消息报道令人类惶惶不可终日,大有坐在即将喷涌爆发的火山顶上等待一蹴而灭的恐惧、惊愕。有关环保方面的话题及行动,成为人类的世纪话题之一:
科学家认为,未来人类生存最大的挑战是生态环境。今天的地球在生态方面已经超负荷了。在新的世纪里,人类必须更有效地运用水源、能源、土地和原料等自然资源。
―――摘自INTERNET《环境保护》
保护和改善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
保护和改善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
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如果使用不当,或轻率使用,就会给人类和人类环境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
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着全体人民和它们的子孙后代的利益而做出共同的努力!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正式报告《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
当前大多数的环境问题,都是来自于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错误行动。
我们把征服自然看做是人类的进步,这就意味着常常因为我们的错误认识而破坏了自然界。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
或许,我们需要从中国古人那里吸取有关保护环境的思想及对策,以兹检讨作为后人因为愚蠢的自高自大、蒙昧的战天斗地、征服自然所犯下的违背“古训”的过失,以俟更有效地改善生存环境,以便能够生存下去。
我们的祖先在生存斗争中十分注意改善环境与保护环境。“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就属于以神话传说形式流传下来的这一类活动。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保护环境者当数黄帝,据《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卷一:黄帝“时搏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第三》告诉了我们“网开三面”的故事:尚汤还在作诸侯的时候,一天,“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这是古代君侯保护鸟类的最早记载。
据载,大禹具有良好的生态保护意识,“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大聚解》)。
周文王临终之前嘱咐武王要加强山林川泽的管理,保护生物,因为国家治乱兴亡都要仰仗生态的好坏。他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逸周书·文传解》)显然古人已经懂得在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时,一定要有节制,要注意时令,要按一定的季节进行捕鱼、猎兽的生产活动。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颁布了《伐崇令》:“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保护水源、动物和森林的法令。周景王二十一年,鉴于国库吃紧,国家打算铸金币。卿士单穆公表示反对,认为单靠铸钱币的办法并不能解决国库亏空的问题,因为铸钱所需金属原料要靠挖掘山林而得。而破坏山林是使不得的:“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薮泽肆既,民力彫尽,田畴荒芜,资用乏匱,君子将险哀之不暇,而何易乐之有焉?”①单穆公讲的很明白:如果山林资源枯竭,没有虞衡的管理,水泊不出产,人民无力生产,田地荒芜,物资匮乏,君长只有忙于应付危险局面,哪有安乐可喜呢?这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中心思想是把保护山林川泽和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了。
《国语·伯阳父论地震》曰:“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伯阳父认为水土通气,土地润泽,人才可以利用它来种植谷物。水土不通气,土地死烂成了臭泥,不能种植谷物,缺乏财用,国家也就灭亡了。
儒家有“天有好生之德”思想。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这里所谓的天是指生生不已的自然之天,人、天、地、万物与自然都是一体的,保持和谐相通,《中庸》曰:“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礼记·郊特牲》云:“阴阳合而万物得。”这种“并齐”、“合”表达着“天行有常,不为桀存,不为纣亡”(《荀子·天论》)的客观规律,表明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应有节度。因而孔子反对滥用资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孔子站在道德伦理的高度要求人们爱护自然界,他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经》)曾子发挥孔子的这一思想:“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礼记·祭仪》)。亚圣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建议粱惠王让老百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粱惠王章句上》)“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尽心章句上》)虽然这是一项经济主张,但其中包含保护环境的思想。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粱惠王章句上》)这里,孟子告诫统治者,“仁民爱物”,重物节物,才可能维系人类的持续发展。可见,孟子主张发展经济是和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相提并论的。《诗经·周颂·时迈》有“怀柔百神,及河乔岳” ②的说法,即对百神、河川和大山都要善待。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不光有保护环境的思想,还记载有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令的故事:“里革断罟”(罟即渔网)。说的是,有一年夏天,鲁宣公到泗水撒网捕鱼,大夫里革出来干涉,说根据祖先规定的制度“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在每年夏天鱼类生长季节不能到河里捕鱼),鲁宣公的做法违反了古制。里革不但把鱼网撕毁扔进水里,而且大声向鲁宣公宣讲古训:“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③,鸟翼榖卵,虫舌蚳(chi)蟓,蘩庶物也,古之训也。”④为了保护草木鸟兽鱼虫,使之繁衍生息,山上再生出来的树条不得再砍,水中未长大的水草不能割,捕鱼不捕小鱼,捕兽不捕幼兽,不能摸鸟蛋破榖卵,不能坏未成形的幼虫。这里的古训可以理解为就是法令,能以保护环境的法令制止君王的违法,说明古人对环境保护多么重视。
古代中国是以农立国,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不能不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山林河川若是破坏了,民众就被迫流亡,统治者也就统治不下去了。所以齐国宰相管子把自然保护提高到作为人君是否有资格进行统治的一个条件:“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管子·轻重甲》)因为“山泽林薮”是“天财之所出”(《管子·立政》),“山不童而用赡,泽不弊而养足”(《管子·侈靡》,所以“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管子·国准》)管仲认为管制山林川泽,保护生物资源,并不是把山林川泽封禁起来不让人们利用,而是必须按照规定的季节时间开放,让人们充分利用其间的生物资源。“山泽各以其时而至,则民不苟”。(《管子·小匡》)管子还制定严厉刑法,“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管子·地数》)即便是皇宫贵人也必须遵守法令:“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管子·八观》他这是在告诉君王:山林虽然靠得近,草木虽然长得好,但建造房屋皇宫必须有一定限度,封禁与开发必须有时间限制。管子保护环境的思想和措施是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的。管仲保护山林泽川的禁令是非常严厉的。可见保护环境必须以法律的手段来实施才可有效。
中国古代统治者还在生产管理上总结出一套把发展经济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使二者互相促进的做法。荀子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产卵——引者)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荀子认为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物种的生死存亡:“川渊者,龙鱼之居地;山林者,鸟兽之居地”;“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荀子·致仕》)。又说:“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荀子·王制》)。荀子尊重生态环境、重视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思想被视为“圣王之制”的一部分,这一思想后来在历代统治者的法制中都继承下来了。例如秦始皇下令在全国范围修筑驰道同时,道两旁种植松林,每隔三丈,即“树以青松”,“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规模很大。1975年,湖北云梦秦墓发掘一批竹简,其中记载的《秦律·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复月,毋敢业草为灰,取生荔,麛(卵)榖,毋……毒鱼鳖,置肼罔,到七月而纵之。……邑之近皂及它禁苑者,麛时毋敢将犬以田。”秦律大意是,从春季二月起,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树木,不准堵塞林间山道。不到夏季,不准进山砍柴、烧野草作肥料,不准采集刚发芽的植物或取获幼兽、鸟卵和幼鸟(掏鸟蛋),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井和网罟。到七月,才可以解除上述禁令。其他还有住在养牛马之处和其它禁苑附近的人,当幼兽繁殖时不准带着狗去狩猎。当然,制定了严明的法令,统治者若带头不遵守,也会成为一纸空文。秦始皇在破坏环境方面也是罪恶昭彰的,《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记载:始皇到了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可见,保护环境的法令若不能制约最高统治者,成为统治手段而不是目的,也会最终破坏环境的。
在《吕氏春秋》中,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规定得更为具体,称为“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不敢灰僇,缳网苴罦不敢出乎门,罛罟不敢入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为害其时也。”⑤简言之,也就是在规定的季节中,禁止随便进山砍树,禁止割水草烧灰,禁打鸟猎兽,禁止捕捞鱼鳖。《吕氏春秋》卷一至十二和《礼记·月令》都对每月不同的气候作了完全一致细致的规定⑥。这两本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末年及汉初,其思想来源于先秦春秋时期无疑:
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
仲春之月,……安萌芽,养幼小,存诸孤。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祀不用牺牲。
季春之月,……修利堤防,导达沟渎,闻通道路,无有障塞。田猎罝罘,罗网,毕弋,餧兽之药毋出九门。……命野虞无伐桑柘。
孟夏之月,……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驱兽无害五谷,毋大田猎。
仲夏之月,……游牝别群。无用火南方。
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
孟秋之月,……完堤防,谨壅塞,以防水潦。
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乃命有司,驱民收敛。务畜菜,所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
季秋之月,……乃命冢宰,农事备收。天子乃教于田猎。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蜇虫咸俯在内,皆瑾其尸。
孟冬之月,……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
仲冬之月,……农有不收藏积聚者,牛马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者,野虞教导之。
季冬之月,……命漁师始漁。岁且更始,专而农民,毋有所使。
这里对耕种、打猎、捕鱼、伐木、孕育、放牧以及取火、烧炭都有明确的季节、月份限制,将保护环境与祭祀天地、祖先并列为国家大事。
这些关于保护山林、水道、植物、鸟兽和鱼类的法律规定,在世界上都属于较早的。中国以后的各朝代的法律也都有关于环境保护的类似规定。
注释:
① 《国语·周语下》
② 《诗·周颂·时迈》见《十三经注疏》第588页。
③ □,(念yao,鹿下加夭)
④ 《国语·鲁语》
⑤ 《吕氏春秋·上农》
⑥ 文字使用上略有不同,但思想完全一致。
参考书:
〔1〕 世界银行.1990年发展报告〔M〕.北京 :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
〔2〕 徐嵩龄.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3〕 A·伊曼纽尔.我们的家园〔M〕.北京:(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中国环境出版社, 1993。
〔4〕 尚玉昌.生态学及人类未来〔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92。
〔5〕 〔英〕艾伦·科特雷尔.环境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6〕 〔美〕白吕钠(j·Brunhes).人地学原理〔M〕任美锷、李旭丹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7〕 〔美〕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7。
〔8〕 张继禺.天师道史略[M] 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9年
张继禺主编.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M].华夏出版社.1998年
第二篇:先秦著名思想家——庄子思想研究
先秦著名思想家——庄子思想研究
(学号:4515010003 姓名:姜健
专业:哲学)
庄子是战国时期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上的深远影响。像很多其他的先秦诸子一样,庄子也是生前寂寞身后显隆,庄子的思想具有深邃的哲理性,所以虽经历两千多年,庄子所受的关注以及人们对他的研究仍与日递增,因此,庄子的思想很值得我们后来者深入研究。
一、庄子其人
庄子,名周,字子休(一说子沐),道教祖师,号南华真人。道教四大真人之一。战国时期宋国蒙(今安徽省蒙城县又说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民权县境内)人。庄子是战国中期道家学派的代表,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先秦庄子学派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庄子祖上出自楚国公族,其先人避夷宗之罪而迁至宋国蒙地。庄子是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后世将他和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被学术界尊为“老庄哲学”。
庄子的内圣外王思想,汲取了儒家、法家与阴阳家的思想,但仍然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其内圣是道家之圣,外王也是道家之王。庄子认为虚静、恬淡、寂漠、无为是天地万物的最根本特征,人们若能体悟到这一根本特征,那么有位者就能成就帝王之业,无位者也可堪称为人中之素王。
庄子是先秦诸子中唯一不对帝王而对平常百姓说话的人,庄子用他特有的述说方式告诉我们如何找到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为我们展 现出不同寻常的新世界,令我们向往。庄子认为我们应该将自我作为为中心,将自我作为衡量万物的尺度,但是庄子不是希望消灭分别,他认为差别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存在好坏、优劣或高低之分,他非常强调自然而然的生活状态。
庄子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以及特立独行的个性而与其他诸子不相同。他辞官隐居,远离政治,似乎缺乏人生追求和社会责任感,但实际上他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显示其对社会和世人的关怀。
作为哲学家,庄子的哲学追求与他的生活方式呈现内在的一致性。庄子曾为崇尚自由而不应楚威王之聘,多次拒绝唾手可得的高官厚禄,宁愿过清贫自在的生活时,这表明他己将理想转化为个人的信念,并已融入于现实的行动当中,达到了为学、为道与为人的统一。
庄子真心希望世人能够顺应自然,实现天人平等、和谐、合一的理想状态;他认为当政的君主要清静寡欲,摒弃礼义法度,顺随人民率性之为,以达到“至德之世”的理想社会;同时劝告世人要消除感官贪欲,珍惜个体的生命,维护纯朴的天性,通过自身的主观修养成就理想人格。
二、庄子的主要著作
庄子的代表作品为《庄子》、《逍遥游》以及《齐物论》等名篇。庄子和他的门人及学者著有道家经典《庄子》(被道教奉为《南华经》)。《庄子》在汉代经过整理编辑,汇集了庄子数十年的学术研究成果,晋代的向秀、郭象注解后成为流行至今的通行版本。无论《庄子》的 内在的思想体系还是其外在的历史影响,都呈现了整体、统一的历史品格。《庄子》在具体篇数、篇目的划分等方面虽然曾发生过一些变化,但该书始终是庄子的思想代表,影响着思想史的发展,庄子以不拘常理的观念内容,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思想境界。
庄子的哲学沉思以道为内在指向,庄子的学说涵盖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但根本精神归依于老子哲学。庄子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主要为“天道无为”,他认为事物都在变化;认为“道”“先天生地”,从“道未始有封”都属唯心主义体系。庄子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放弃妄为。他还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因此,他否定知识、否定一切事物的本质区别、极力否定现实。庄子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是其相对主义和宿命论。庄子的文章想象力丰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并善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意味,对后世文学语言也有很大影响。
三、庄子的理想视角
庄子的理想不同于儒墨局限于社会的视角,源自于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庄子站在宇宙的高度考察自然、社会和人生问题,因而视野更广阔,认识也更深刻。庄子指出了因人类的肆意妄为而造成的天人关系的失衡,批判了礼义文明引起的人性异化,痛斥了世俗政治的种种弊端,抨击了道德说教的虚伪,谴责了世人因追逐外在功名利禄而损害自身生命的行为。
庄子理想的内在关系中,由合理的天人关系构成理想社会和理想 人格实现的前提。如果天人关系失调,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当然,建立合理的天人关系并非庄子的根本目的,他的价值指向是实现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如果理想社会主要涉及到人类群体,需要所有成员的共同了努力才能实现,那么,理想人格则指向个体,取决于每个人的主观修养。庄子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个体之上,因而,他更重视理想人格。
庄子的理想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比如,它在揭露、批判文明弊端时,出现了全盘否定人类文明的倾向,它因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性发展趋势而流于空想。但庄子的理想对独立人格的维护、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都值得肯定。庄子理想中所包含的理论智慧对于我们今天处理天人之间的平衡关系、实现人格的转换以及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庄子齐物而主张以道观之,反对以人灭天,崇尚逍遥之境,这种立场同样体现于其自身的生活过程。
四、庄子的自由、平等思想
作为哲学家,庄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隐含着具有文化价值和法律意义的观念或意识,这其中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就是庄子的平等、自由观。这些内容哲学界或有论及,但往往拘泥于精神的层面与哲学意义,而在法学界对此更没有认真对待,深入研究。自由、平等观在中国文化中如凤毛麟角,极为罕见。
道家是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中,惟一能真正从宗法关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思想体系,隐而不仕的游世态度,就全面反映了道家与宗 法关系的脱离以及对平等和个人自由的追求。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其实,摆脱了宗法关系束缚的庄子才是真正的“知人”者。庄子追求的是“真人”,他代表的是当时的中国文化中寥若晨星、凤毛麟角的觉醒的个人意识。就当时的社会历史而言,庄子的(也包括老子)思想具有“后现代性”,与当代的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相比,庄子也不乏更深刻的一面。虽然庄子从自然人性出发而形成的平等、自由意识离现代社会的要求还有些距离,但它毕竟第一次对此进行了探讨,是古代中国个人意识觉醒的标志,庄子对君主专制政治的批判与声讨,是中国古代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
庄子思想也存在偏激的一面,他将人的自然性视为人的根本属性,忽视人社会性的一面,他认为一切具有社会性的东西,诸如礼义法度、圣王圣贤等都是对人自然性的破坏。他理想中的自由境界,是要人像自然界的牛马、草木一样,融于自然之中,以至于连人的肉体存在,也被视为对自由的限制。但庄子自由观的缺陷绝不能掩盖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
庄子认为在人世间,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的两难世界,也正是在这样的世界,逍遥是很难得事情,而且人的逍遥又不能在人世间之外中得到,必须在这个两难的人世间中建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的视野也必须要限制在这样的人世间,人们应该将自己的视野从世俗的世界扩大到自然的生物世界,然后再到整个宇宙空间,伴随着这种扩大和变化的,是人审视自己的特有方式,这样,人的心胸也会随之变大,也就不再固执于人世间的得失名 利,庄子对官场生活极其厌倦,做官只做到漆园小吏,大概比现在的乡长还小,因此他曾穷得向河监侯借粮,这些都是其崇尚自由而不应楚威王之聘的结果,但他活的确像个自由奔跑于田野间其乐无穷的自由的兔子。
总之,庄子是我国先秦著名思想家,是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庄子哲学中有很多很多的重要、博大精深的理论,对我们有非常现实、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作为中国哲学的探索者,应该努力和学好庄子哲学的精华,最好能将其哲学中的先进理论应用到指导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中,为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指路、解惑。
第三篇: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和法家可谓两个重要的法律思想流派,二者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
权衡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区别可以着眼于三个方面。首先,在治国之道上。儒家推崇“人治”,提倡“仁政”,弘扬“德主刑辅”的思想。儒者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对待百姓应“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宽猛相济”,使民心悦诚服,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而实然,“礼治”与“德治”均须“贤者”来贯彻,当权者的贤明与否对政事兴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贤人政治,国君表率”便被儒家置于了律法的更上位。与此相反,法家则极端强调法律之权威,倡导“一断于法”,以法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和取舍标准,申令法之功用在于“禁奸”,而非劝善,国家应凭靠强制力量“缘法而治”,入法制之轨。
其次,在确立刑罚的程度上。儒者摈斥“暴政而为、滥杀酷刑”,从“仁政德治”的主张出发,力图做到“以德去刑、慎刑戒杀、先教后刑、刑罚适中”。而法家则立足于人“性恶好利”的观点,主张“轻罪重判、小罪重罚”,认为“严刑”方能“去奸止过”,“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才可使民“服法畏法、莫敢为非”,最终实现“以刑去刑”。
最后,在法律的适用中。儒家始终秉持以“仁”为核心的法律观,将“礼”作为立法和司法的主要原则,来维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在“刑法”与“礼”发生矛盾时,不惜“以礼屈法”。而法家则抨击儒者的“礼有等差”,提倡“法不阿贵、刑无等级”、“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在治国上实现“一赏、一教、一刑”,凡“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均“罪死不赦”,即所有臣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尽管儒法两家的思想迥异显然,但二者仍有统一之处。首先,二者均认为法律在本质上是君主统治国民的工具。其次,儒者在重视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认可了刑杀的必要性,讲求“宽猛相济”。最后,法家并未摈弃“礼”,在“爱民便民”的基础上也常“礼法并用”。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内容最丰富的部分,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指航的作用。它们的互补与交融也构成了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核心理论。
第四篇: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核心范畴(课件整理)
一、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核心范畴(主要人物、代表思想)
(一)儒家学派 1.孔子思想(1)礼
“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由来已久。
“礼”的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
“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等方面的礼节仪式。“礼”所讲的行为准则,也具有教化性质,要义是要求人们通过加强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因而在精神上与“仁”“德”互相渗透贯通,所以孔子明确地把二者结合起来。
孔子崇奉、维护周礼,但并非泥古不化,而是根据情况变化,对周礼有所损益。孔子关于礼的关键性的内容就是正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2)仁
“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包括仁的的基础,为仁的方法,仁的内容,为仁德成就。孔子特别强调“仁”的价值和作用。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
孔子在倡导“仁”、“德”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一种“大同”的社会理想。孔子退而提出“小康”社会的理想。(3)中庸
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又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就方法论来说,其要点有二:一是“中”,二是“和”。孔子所谓“中”,不是折衷与调和,而是指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要做到“适度”、“恰如其分”,而“适度”和“恰如其分”的基础就是从实际出发。孔子还提出了“和为贵”的观点。
对于 “中”与“和”的思想,孔子主张不仅要作为一种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方法来看待,而且还应该通过修养和锻炼,把它融入自己的性行和品质中,成为人的美德。(4)君子人格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教与学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学习要虚心。
孔子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改变了“学在官府”的旧局面,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
对于学习目的,孔子支持平民出身的学生从政施展才能。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善于发现学生各自在性格和学业上的特点,主张因材施教。他循循善诱,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他提倡奋发学习,讲求学习方法。在知识的形成积累上,强调学与求的重要性。他强调学与见闻结合,学与思结合。2.孟子思想
(1)性善论
人类的本质:义与礼 人类本质的基础:良知良能
仁的放大:事亲—推己及人—仁者无不爱 义与礼的人本主义倾向(2)仁政说:制民之产(3)道德与政治等级的关系 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4)君权说:天与人归 1.内圣外王
2、家天下
3、法先王
4、圣人革命
(二)道家学派 3.老子思想
(1)道的存在及其三大法则
a、什么是道? •• 道:化生为万物的原物质和这原物质化生万物演化时所遵循的基本法则。德:万物顺应道而形成的自性、本然。b.怎样才能得道?
(1)反映事物总体客观规律“惟恍惟惚”的道,就应该用概率到事物的混沌现象中去寻找。(2)承认每一个人都具有一种共性,把社会视为具有普通人性的联合体。然后从个人的体验,个人与个人的相互关系中推导出“自然状态”。
c、道的三大法则 ••(1)道的永恒及其运动法则───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反者道之动。(2)道的应用法则──为无为,弱者道之用
(3)事物对立统一的和谐法则──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
(三)墨家
4.墨家思想--墨翟、禽滑厘、田鸠、孟胜、田襄子等
思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
认识论:a.“三表”法(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社会效果为准绳)
b.墨辩(墨子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他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
(四)法家政治思想
法家思想的若干特点:a、重视法律的作用b、实行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 c、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d、用进化的观点解释历史 5.慎到的势治理论
(1)关于权势的作用:权衡,寻求权力的平衡
(2)关于君主巩固权势的要领:a.不尊贤b.君主应该通过获得民众的支持,以要挟臣下 c.君主无为以治臣下 6.申不害的术治理论
(1)术的作用:术是君主用来驾驭群臣的工具。(2)运用术的要领:正名责实,无为而治 7.商鞅的法治理论:
(1)理论基础:历史进化思想,人性好利说,力的原则(2)法律的作用:确定名分,约束百姓,富国强兵(3)法律的原则:刑无等级,明法利民,轻罪重罚(4)耕战思想 8.韩非的政治思想
(1)非道德主义政治思想:历史进化说,人性好利说,君道同体说、势不两立的矛盾观、实力原则(2)君利中心论(3)“利出一孔”与势治(4)法治与术治(5)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9.李斯的政治思想
(1)废分封、置郡县的政治主张(2)“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文化专制主张(3)尊君抑臣的督责之术:君主要纵情享受,严刑苛法、独断专行
第五篇:关于先秦时期中国社会思想的特征探析
关于先秦时期中国社会思想的特征探析
论文关键词:先秦 社会思想 特点 具体表现
论文摘要:先秦是中国社会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局面的形成与当时大国争霸、礼崩乐坏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在社会转型时期,先秦士人以开放的心态和伟大的政治抱负,为了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而纷纷着书立说。他们开始了对社会的探索和理性思考,建构丰富的社会思想。先秦社会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七个方面分析了先秦社会思想的特点。
中国社会思想有悠久的历史,先秦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从西周的“礼乐文化”,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兴起,数百年间涌现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不仅有孔、墨显学等诸子学说,甚至还包含有名不见经传的一般言论。这些社会思想闪耀着几千年的历史光辉,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先秦社会思想具有系统性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思想家,在表达他们的社会看法时,具有独自的特色和缜密的理论建构。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代表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道、德、仁的观念始终贯穿在孔子的全部学说中,构成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范畴。这三个范畴不仅可以看成是包括他的哲学、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还可以看成是人们所应该达到的远大理想、精神修养和处世方式。这三个方面的范畴可以从孔子所传授的“六艺”中习得。孔子的“六艺”始终未脱离道、德、仁的范畴。墨子社会思想的核心是“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都是为了实现“兼爱”思想,“天志”、“明鬼”则是借宗教迷信来推行兼爱主张。《墨子·鲁问篇》则对墨子的思想体系作了完整的表述:“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君子,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人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日:择务而从事焉。”这里所说的十项主张是构成墨子思想的重要因素。这些主张虽然各明一义,但是他们始终围绕着一个目的,即“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Ⅱ正是这一且的,使得墨子的思想体系有了一种内在的联系。法、术、势是韩非思想的三种构成要素,以法为中心,把术和势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吕氏春秋·不二篇》在论及诸子时,更是用一个字来简单概括了整个复杂思想体系。“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兼,关严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这表明了诸子抽象理论思维的程度。
二、先秦社会思想具有丰富性
“丰富”是相对于以后社会思想的相对僵化而言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统治秩序的解体,礼乐制度的崩溃,使得原来依靠氏族贵族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天子——诸侯——大夫建立起来的周礼统治秩序彻底崩溃。周天子形同虚设,诸侯各自为政的政治局面一方面造就了多元化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即:既没有中央集权、帝王****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也没有某种国家哲学一家独大的思想****局面。各国诸侯也没有以行政命令形式推行某种思想,压制不同学说。思想与权力的分离造就了思想者,他们可以独立地思考深入的问题,从而造成了文化、思想、观念、价值观等方面的多元化趋向,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则是奴隶制的挽歌与封建制的颂歌交相辉映;法先王和法后王的唇枪舌战震人心弦;天人相与与天人相分的交锋迂回激荡:……各种思潮和各种学派都得到充分的表现,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诸子百家,争起并出,各树一帜,各成一说。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所说:“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作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竟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史之伟绩也!”
然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结构稳定的封建社会。封建大一统****政权也对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提出了要求。为了维护一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君主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将社会各种力量统一于权力中心单一的轨道之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思想领域的****原则。使得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说失去了生存空间,新的思想学说难以产生。而官方支持的学说又因缺乏不同思想的批评辩论而失去活力。如在儒学被定为官方学说之后,朝廷以经学取士,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即使是新思想,也要纳入经学的形式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新的思想的发展。另外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其超强的稳定性,也成为限制思想发展的主要因素。总之,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社会思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呈现出一种因袭多而创新少的局面。
七、先秦社会思想具有超时空的一面
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文化中,有关人与人、我与我、心与心、人与群体、人与自然等方面的思想确有„先见性‟和„超前性‟”。如孔子所讲的仁义具有时代性的同时,也具有超时代的意义。相亲相爱是仁,遵纪守法是义。没有仁。人类将不能存在和发展;没有义,社会就会很难发展。因此仁与义在任何时代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达到“仁”,孔子强调修己时应文质兼修,修已是自律和他律的结合,修己的程序是下学上达,修己时要知行并重。把道德阐述得如此完整,在欧洲是很晚才达到的。同样在阐述理想社会的模式时,老子针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返回“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状态。“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在两千多年后的欧洲,让·雅克·卢梭(Jcan Jacques Roussoau1712—1778)提出的“自然状态”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卢梭认为,人类处于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是,原是平等和自由的,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社会产生了私有制,就摧毁了平等和自由。他宣传人民********政体,建立由少数聪明人领导的民主共和国。因为“文明”向前进一步,到了****暴君统治之下,不平等就发展到极端。到达顶点。虽然卢梭“自然状态”更多的是倡导顺应自然天性而生活的人生观,而“小国寡民”则是恢复原始社会的古朴之风,具有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和人类梦想的精神家园,两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以看出先秦社会思想的超前性还表现在“与西方社会思想发展的历程进行比较而得出,它表明中国的社会思想早于西方而以其独特的风貌和理论体系呈现于人类社会。它率先勾勒出一个东方的社会生活模式。反映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素质、心理结构和社会价值取向。”
先秦时期丰富的社会思想是思想家对所处的社会环境深思熟虑的结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对解决社会问题、张扬社会理性具有重要意义,所谓“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它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思想成果。正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认为的那样:周秦时期的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几乎为同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在相互之间少有交流的情况下进入了各自的„„轴心时期”。而自人类历史的这一时期以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日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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