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与朝鲜的交流

第一篇：中国古代与朝鲜的交流

中国古代与朝鲜的交流

中国和朝鲜的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商纣时的箕子，传说他曾入朝鲜，传播了中国的教化。中过和朝鲜的交流最繁盛时期是唐朝。现在我将分时期讲述中朝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着重讲解唐朝时期中朝的交往。

秦朝及秦以前，相传殷朝灭亡后箕子曾入朝鲜，传播了中国的教化。战国时燕人和朝鲜人贸易交往。汉代朝鲜北部濡染了汉文化，奠定了以后与中国进一步交流的基础。我国的铸铜和制漆工艺传到朝鲜，不少朝鲜人开始使用汉字。朝鲜的名马特产运到中国。魏晋南北朝佛教从中国向东传入高句丽、百济，由高句丽传入新罗，大批自称秦人、汉人后裔的中国人，经过朝鲜移入日本。

隋唐时期，隋朝文帝、炀帝都与朝鲜半岛的高丽发生过战争。唐初，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鼎立，三国都同唐朝往来。唐太宗晚年亦攻打高丽。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灭百济，总章元年（668年）灭高丽。以后，唐退出朝鲜半岛，新罗于上元二年（675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统一后，与唐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唐朝和朝鲜的交通：陆路是从长安向东→朝鲜，海路是从登州、扬州→朝鲜。新罗与唐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新罗来唐商人很多，北起登州、莱州（今山东掖具），南至楚州、扬州，都有他们的足迹。楚州有新罗会馆，山东半岛的赤山、登州、莱州有新罗坊、新罗所，专门接待新罗客商。当时来往于中朝日本的船只多达数十艘。新罗商人运至唐朝牛黄、人参、海豹皮、朝霞、金、银等物，占唐朝进口物产的首位，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他们贩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新罗派遣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以新罗最多。开成五年（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共一百五人”。不少新罗学生还参加唐朝进士科考试，从长庆元年（821年）至唐末，中举的新罗学生有58人。中举后，有的留在唐朝做官。如崔致远13岁到唐，19岁中进士，在唐任溧水县尉、侍御史。30岁归国，有汉文诗赋集《桂苑笔耕录》20卷，《四六集》1 卷。他回国后，热情介绍唐文化。唐文化对新罗的影响广而巨大。贞观十三年（639年）至天宝八载（749年），新罗相继设立了医学、天文、漏刻博士，以研究唐朝医学、天文、历法。8世纪中叶，新罗仿唐制改革了行政组织，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之尚书省，地方设州、郡、县、乡，与唐相似。上元二年（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历法。贞元四年（788年）也采取科举制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考科目，仿唐设“读书出身科”。还据唐制改订礼仪和刑律。儒家典籍、诸子书、唐人诗文在新罗广泛流传。朝鲜原来没有文字，7世纪中叶，新罗学者薛聪创造“吏读”法，用汉字作音符来标注朝鲜语的助词，帮助阅读汉文，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大和二年（828年），新罗使者带回茶种，朝鲜开始种茶。唐末五代，雕板印刷术传入新罗。唐玄宗认为“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可见在唐朝影响下，新罗文化相当发达。唐朝时造纸术传到朝鲜，数学专著《缀术》传入朝鲜，成为其学校教材唐诗传入朝鲜。生产技术方面，唐朝时纺织技术传入朝鲜。朝鲜文化对唐朝也有一定影响，高丽乐受到唐人欢迎，为太宗“十部乐”之一。

宋朝时印刷术东传朝鲜。南宋时，朝鲜开始制造金属活字（见活字印刷）。程朱理学也于宋代传入朝鲜，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还在五代末接受中国科举制，以选拔官吏。明朝时，中朝交流继续发展。朝鲜长期使用汉字作为记录和表达的工具，这时开始创制表达本国语言的标记。1446年朝鲜颁布字母“谚文”，沿用至今。创制者参考了中国音韵之学，创制过程中还曾请教过明朝学者。朝鲜古典文学作品《春香传》中脍炙人口的讥刺朝贵的四句话，就来自明人诗句。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明神宗派遣辽东总兵李如松为提督，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经略率兵四万余人于当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抗击日军。清朝时由于闭关锁国政策，中朝的交往停滞

第二篇：中国古代与李氏朝鲜的交流

中国古代与李氏朝鲜的交流

朝鲜王国，又称“李朝”，是由高丽大将李成桂于1388年建立。朝鲜王国从立国开始就奉行高度的亲明政策，用“事大”来形容对明朝的关系。朝鲜国王不象越南，他们不敢称帝，对内也只是称“大王”，一直到甲午战争满清战败，朝鲜内部也对“反清复明”不抱幻想以后，才短暂的出现了一个“大韩帝国”，随即被日本人废黜。

朝鲜与宋朝的交流

两宋时期，统治朝鲜半岛的是王氏高丽，虽然两宋与李氏朝鲜没有直接的往来，但是，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李氏朝鲜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首先，宋朝的武士精神传入朝鲜半岛，影响了李氏朝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宋朝剑和朝鲜古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宋朝石雕武士 朝鲜古剑

其次，朝鲜王宫是典型的宋朝建筑风格，景福宫是1395年9月太祖李成桂时所造，是唯一的正宫(是王妃和皇后所住的宫)，是仿照北宋宫殿修建的，程工字型，主要宫殿都在一条直线上．

最后，两宋时期，到中国求法和留学的高丽僧人非常多，他们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礼遇和照顾，在两国文化交流上，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的影响下，朝鲜很快学会了雕板印刷技术。两宋时期出现的活字印刷术，大约在13世纪初传入朝鲜，朝鲜人改铸成铜活字。后来，这种新兴的印刷术被朝鲜政府所采用，为称誉于世的李氏朝鲜铜活字打下了基础。

朝鲜与元朝的交流： 自北魏起，中国皇室与朝鲜半岛皇室就开始了联姻关系。朝鲜在元朝时期的王后也都是元朝公主，能娶到中原王朝的公主，这在朝鲜半岛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朝鲜与明朝的关系：

明太祖把朝鲜列为“不征之国”之一，但是朝鲜方面始终以臣礼事明。朝鲜每年都派三名正式使至前往明朝．有恭贺新年的贺正使，庆祝明皇诞辰的圣节使，祝贺皇太子诞辰的干秋使。后来，还定期派使臣去纪念过冬至节(冬至使)。此外、无论朝鲜还是中国每逢先君亡故、新君继位或王后选出都要派使臣吊贺。壬辰倭乱以后，朝鲜方面感谢明政府的再造之恩，全国上下自觉形成了一股更加强大的亲明风气。国王光海君暗藏私心，在帮助明朝抵抗“建州野人”的行动中未尽全力，被朝中的亲明大臣推翻，仁祖继位，史称“仁祖反正”。自此，明朝虽然灭亡，朝鲜被迫臣事满清，但是朝鲜君臣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出现了以上的几种现象。朝鲜王国为了感谢明朝政府的厚德，曾经暗中祭祀崇祯帝三百年。甲午战争前夕，朝鲜王国对日本国的国书里面指出，“我朝鲜向为大明东屏„„”。

满清对朝鲜执行完全不同的政策。先前，不但两度大规模入侵朝鲜（朝鲜史书上称为“丁卯胡乱”和“丙子胡乱”），还强迫朝鲜世子入北京扣为人质。清政府把朝鲜当成天经地义的蕃属，二等国和滥施淫威、索拿卡要的对象，多次直接干预朝鲜内政。但是这都不能动摇朝鲜君臣对明帝国的追慕和忠心，一个又一个从北京回来即位的世子往往更加坚定了“反清复明”的决心，同时会更加巧妙地处理同清廷的关系。朝鲜李朝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直到清末，仍有私人笔记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1704年甲申，明朝灭亡六十周年，李朝肃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崇祯皇帝。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祭祀神宗皇帝。1749年又以明朝太祖、神宗、毅宗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李朝孝宗则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他对大臣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朝鲜方面对于“反清复明”的大举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工作。朝鲜的“守孝”“雪恨”之举，被西方人理解为“隐士之国”。朝鲜反清派期望的汉民族武装反抗、满清统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没有实现，直到甲午战争的爆发，朝鲜一方面走向亡国，另一方面君臣百姓也对中国的局势彻底失望，朝鲜的历史和朝鲜的思想走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古云“患难见真情”，朝鲜王国对明帝国的忠诚之至真是让人感动落泪，也为我国民后面的麻木健忘而感到惭愧。感幸前有洪火秀，后有孙中山前仆后继，才使我辈未曾抱恨。

朝鲜王国对明帝国的忠诚，有以下原因。

一、李成桂窃居大位，需要中原政府给予承认，同时需要借重中原帝国的权威打击内部的反对势力；

二、明政府的无私援助和清朝政府的贪暴无恩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朝鲜一向自诩为“小中原”，不会承认蒙元、满清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四、朝鲜相信儒家狄夷统治中原不会满百年的信条，不愿意得罪迟早会“恢复中华”的汉人；

五、最重要的一点，朝鲜国王希望臣属忠于国王就象国王忠于明朝皇帝一样。这种忠诚的观点直接影响到了朝鲜的民族性格。

朝鲜与清朝的关系：

1636年，皇太极率兵新征朝鲜，攻占朝鲜京都汉城，朝鲜国王在国家存亡之际，迫于无奈，接受了清军的条件投降，停用明朝年号，断绝与明朝的一切交往，并奉清朝为宗主。但是，那以后的朝鲜也认清了对中国保持藩属关系有益无害，在“事大主义”下保持了两国长达千年的和平与友谊。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双方使节每年往来不断。朝鲜方面，每年除有贺冬至、贺正朔、贺圣节、纳岁币的四次固定朝贡使节外，还有多种不定期使节来华。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把侵略予头指向朝鲜。1876年1月，日本一方面远征朝鲜进行侵略，胁迫朝鲜订约通商。另一方面派人来华交涉。当时总理衙门答称，中国向来不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日本趁此借题发挥说，中国既不过问朝鲜事务，所谓“属国”只是空名，日本决心以“自主之邦”对待朝鲜，遂于1876年2月26日迫使朝鲜签订了朝日“江华条约”。“江华条约”明显暴露了日本排斥中国在朝鲜“宗主权”的野心。

此后，日本加快了侵略朝鲜的步伐，先后酿造了1882年“壬午兵变”和1884年的“甲申政变”。虽然由于清军的迅速行动平息了这两次事变，但日本还是趁此迫使朝鲜签订了1882年的《仁川条约》和1885年《汉城条约》，扩大了日本在朝鲜的侵略权益。由于日本并不满足于这些利益。在其准备就绪之后，就发动了侵略朝鲜继而侵华的甲午战争。清军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确认朝鲜“独立”，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结束。

第三篇：中国古代与鼓励人艰苦奋斗

中国鼓励人艰苦奋斗,积极向上有关的名言警句

古代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韩愈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张衡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现代

不是一番寒澈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裴休）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陶潜）

真金在烈火中炼成,勇气在困难中培养。（塞涅卡）

吃苦在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毛泽东）5.前途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徐特立）

第四篇：中国古代与西方激励方法的比较(捌零后出品)

中国古代与西方激励方法的比较

管理以人为本，提高管理绩效的关键之一在于运用适当的激励方法，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美国有学者将这一规律概括为一个公式：工作绩效＝能力×动机激发。古今中外，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组织管理者都十分重视运用和研究激励方法，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研究、借鉴这方面的成果，对于探索出一套适合当代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激励方法，是大有裨益的。

一、中国古代的激励方法

早在西方激励理论提出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就总结治国统兵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激励的方法。

方法之一：激励下属“士为知己者死”。这就是管理者、统治者关心、爱护下属，满足下属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心理情感的需要，与之成知己和至交，从而使下属不遗余力地为自己出力和服务。儒家孔子提出“仁”，主张“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象爱护亲属一样地对待臣民。孙武则要求将帅一定要爱护士兵。他在《地形篇》中分析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将帅如能象对待自己的爱子一样对待士卒，就能取得士卒的信任，甘愿追随自己赴汤蹈火。这样的军队，就将无往而不胜。当然，爱民不是空洞的，必须体现在满足臣民的需要上。统治者决策时，必须“惟民之承”（《盘庚》中篇），顺应民心，使民成为顺民，从而形成凝聚力。

方法之二：“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这是指管理者、统治者要赏罚严明，善于通过奖赏和惩罚这两种正、负强化激励手段，来达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绩效的目的。爱护下属不是溺爱，必须有必要的褒扬和处罚，恩威并施。赏罚的关键是：要严明、公正。“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诸葛亮集》）。不分人的贵贱，谁有功就赏谁，谁违纪哪怕是皇亲国戚也严格惩罚。“设而不犯，犯而必诛”（《曹操集》）。曹操违纪，自罚“割发代首”；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历史典故都是执法严明的例证。古人认为，只有做到恩威并施，运用正负两种强化激励手段，才能“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九地篇》），得心应手地运筹帷幄，使之无敌于天下。

方法之三：“任贤律己”，“身先士卒”。这是说管理者、统治者要知人善任，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以自己榜样的作用和力量感染激励下属。中国古人历来崇尚德，用人强调德的标准。儒家曾提出“内圣外王”之说，对君子的要求是仁、智、勇、恭、敬、惠、义、达、艺，侧重于德。德的含义很广，而严于律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是其基本要求。

方法之四：“上下同欲者胜”（孙武《谋功篇》）。这似目标激励法，即管理者、统治者，引导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实现特定的目标而不懈地努力。孙武非常强调“上下同欲”，将它列为五个致胜必备因素之一。“上下同欲”是作用极大的激励方法。军队战斗力

强不强，治国政绩大不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下有没有共同目标，能不能团结一心，步调一致。上下同心同德则无往而不胜，上下离心离德则一盘散沙，不攻自破。上下同欲是取胜的必备条件，因而各种激励方法的采用，都必须促使上下同欲。

二、西方管理理论提出的激励方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对管理活动进行系统研究，产生了管理理论。西方管理理论经历了从把人看作是“经济人”到把人看作是“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的演变过程。由于对人的假设这一前提不同，提出的理论不同，主张的激励方法也就不同。

方法之一：“葫萝卜加大棒”。最初西方产生了以泰勒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古典管理理论。该理论把人假设为“经济人”，认为人的行为是在追求本身最大的利益，工作的动机只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因而主张实行刺激性的工资报酬制度——差别计件工资制。泰罗研究分析了工时，制定出一个定额或标准，然后根据工人是否完成其定额而采取不同的工资率，以鼓励工人努力工作，完成定额。这种理论还认为，人的情感是非理性的，会干预人对经济利益的合理追求，组织必须设法控制个人的感情。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控制制度，对违纪者处罚。人们把这种理论提出的激励方法俗称为“葫萝卜加大棒”的方法。

方法之二：满足“社会人”的需求。“葫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后来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到本世纪20年代前后，美国梅舆等人依据霍桑试验的材料提出了“社会人”的假设，初创了行为科学。这种理论认为，人不单纯只追求物质和金钱，他们还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需要。满足人的社会需求，往往比经济报酬更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工人的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决定他们生产率的高低，物质刺激只具有次要作用。因而主张采取多种办法满足“社会人”的需求。如，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明确人的责任；使做出成绩者得到提升；使人得到重视和发展，等等。

方法之三：“寻找人的自我实现”。本世纪四十年代末，西方盛行“自我实现人”假设。这种人性假设的核心思想就是认为人都有一种想寻求工作上的意义，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即“自我实现”的欲望。主张创造一种适宜的工作环境，促使人们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自我实现人”的观念使激励方法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前面两种方法都是从外部条件来满足人的需要，即实施的是外来的激励。这种理论认为，外来的激励和控制会对人产生一种威胁，造成不良后果。它主张内滋激励，即通过自我激励和自我控制来调动人的积极性，满足人的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人就会获得长足和持久的工作动力。

方法之四：多种激励方法并用。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沙因提出了“复杂人”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这些不同假设，各自反映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并适合于某些场合和某些人。但人有着复杂的动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两种，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归结为同一类人，且人的动机变动性大。因此，没有一种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万能激励方法，不能只采取单一的激励方法，必须根据不同的人及人的变化，采用适宜的激励方法。

三、二者的异同及比较的启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激励方法与西方管理理论提出的激励方法有着共同之处，都是从物质和精神方面进行激励，有的方法基本类似。其共性说明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社会制度下，人有着某些共同的需要，因而激励有着一般规律。然而，由于二者产生的背景不同，其研究的角度、研究的方法以及激励方法的侧重点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第一，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人研究的是国家和军队的管理，西方管理理论研究的则主要是企业的管理。国家、军队的管理与企业的管理有相通之处，但毕竟不可同日而语。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中国古人是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提出激励方法，较为直观，对其原因、机理缺乏理论的深入分析，没有上升为系统的管理理论。西方则是在实验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实验、实践的结果，找出其激励机理，建构系统的理论体系，试图揭示出激励的一般规律。通过对人性认识的不断加深，西方管理理论不断深化，激励方法也随之不断完善。第三，从研究和运用激励方法的侧重点来看，有以下两点不同：

首先，中国古代激励重情。儒家认识到对民“爱之如父母，则归之于流水”，主张把家庭伦理推广应用于社会管理，人人都“爱”，建立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历史上，中国成功的统治者、管理者非常注重感情投入，以赢得人心，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中国的老百姓也确实十分重交情。如果认为领导者、管理者对他好，他就会忠心耿耿为其效劳，不会去计较物质利益上的得失。而西方则比较忽视情，长期只强调用铁的规章制度管理员工，劳资双方冲突尖锐。直到本世纪20年代，西方管理理论才认识到人是社会的人，不只有物质需求，还有被尊重等社会需求。

其次，中国古人强调心治，重视精神激励。《管子·心术篇》中说：“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治心，安也者安心。”这里实际上已提出了心治为管理之要的思想。西方管理理论在产生了一段时期后才认识到这一点。基于对这一认识，中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重视塑造人的精神，主张通过教育来造就理想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一直坚持用一种理论来统一民众的心志，向臣民灌输儒家思想，教育臣民要“忠”、“孝”、“仁”、“义”。对那些精忠报国忍辱负重的“君子”，大力宣扬，使之成为万众学习、崇拜的楷模；对那些不忠不孝的“小人”，极力贬斥，使之为民痛恨。这种教育极大地激励人们去做“君子”，从而在国家、组织中产生一种具有很强凝聚力的整体精神。而西方的精神激励方法则强调个人奋斗，实现个人的价值，组织缺少一种整体精神。西方管理学家现已认识到这正是其企业的一个缺陷，主张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精华。

比较中国古代的激励方法与西方管理理论提出的激励方法，可得如下启示：

启示之一：要研究、借鉴西方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激励方法，学习西方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同时，注重研究本国国情，挖掘我国古人的管理思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我国管理科学从经济学科中分化出来的历史不长，对管理理论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管理理论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对管理人员的经验进行描述的水平之上，而应学习西方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对经验进行理论分析，揭示管理规律。同时管理理论的研究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中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背景，中国人与西方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思维方式，把西方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机械地移植到中国会因“水土不服”而告失败。中国曾产生了丰富的管理思想，提出过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有不少精华，仍值得现在研究、借鉴。对此我们应有正确的认识，不要一讲提高管理水平，想到的就只有学西方。我们只有深入地挖掘前人的管理思想，深入地

认识现在的中国人和我国管理的现状，才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创造和运用适宜中国的管理方法。

启示之二：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强化人们遵守规章制度的观念，强化制度管理，同时做好人的思想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建立健全管理规章制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规章制度仍没有健全，已制定的规章制度并没有严格执行，人情很大程度上影响管理者执法。这是我国工作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要摆脱这种状态，必须借鉴西方的管理经验，用规章制度规范人的行为，以使组织内各成员能统一行动，实现组织的目标。制定规章制度要具体明了，执行规章制度不能马虎、降低标准，对违反者不分亲疏一律照章处罚。

启示之三：要在搞好物质激励的同时，多用精神激励方法，引导人们提高精神需求的层次。一方面，要使干得好的人与干得差的人收入拉开档次，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用物质刺激使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要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激励人。人的行动受价值观、人生观的支配。在错误的价值观、人生观的支配下，人或是贪图物质上的享受，或是看不到生活的意义，苦闷消极。在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的支配下，人能把组织共同目标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结合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从而焕发出极大的力量。由人组成的组织应用共同的精神凝聚人。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精神是现代企业管理之魂，民族精神是治国之魂。因此，要加强思想教育，使人具有高尚的精神，去追求较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第五篇：中国古代数学

引言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数学的发源地之一，由于地域、文化等特点，中国古代数学与欧洲数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不仅表现在对理论与计算的偏重上，还表现在数学与社会关系的处理上.欧洲数学注重理论的逻辑推演和系统的建立.而与之相对，中国数学注重算法的研究和知识的现实可用性.这些特点使得中国数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就位居世界之首.尤其是在古希腊数学衰落之后，中国数学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当西欧进入黑暗时代时，中国数学却在腾飞，许多成就比后来欧洲在文艺复兴和文艺复兴之后取得的同样成就早得多.这些成就的取得固然令我们感到骄傲，但到了十四世纪以后中国数学却开始走向了衰落.几百年来，中国人在数学这片领域上几乎找不到任何重大的发现与创新.这其中的原因不能不令我们深思.对历史进行研究能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数学由兴到衰的过程.对产生这种结果的诸多因数进行分析就能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衰落的真正原因，从而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中国古代数学究竟取得了那些重要成就？中国古代数学又是怎样走向衰落的？为弄清这些问题，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的数学发展史.2 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简史

数学在中国的历史悠久绵长.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一些是记录数字的文字，包括从一至十，以及百、千、万，最大的数字为三万；司马迁的史记提到大禹治水使用了规、矩、准、绳等作图和测量工具，而且知道“勾三股四弦五”；《易经》中还包含有组合数学与二进制思想.2002年在湖南发掘的秦代古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大约2200多年的九九乘法表，与现代小学生使用的乘法口诀“小九九”十分相似.算筹是中国古代的计算工具，它在春秋时期已经很普遍；使用算筹进行计算称为筹算.中国古代数学的最大特点是建立在筹算基础之上，这与西方及阿拉伯数学是明显不同的.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形成于自西汉至南北朝的三、四百年期间.《算数书》成书于西汉初年，是传世的中国最早的数学专著，它是1984年由考古学家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汉代竹简中发现的.《周髀算经》编纂于西汉末年，它虽然是一本关于“盖天说”的天文学著作，但是包括两项数学成就——（1）勾股定理的特例或普遍形式（“若求邪至日者，以日下为句，日高为股，句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邪至日.”——这是中国最早关于勾股定理的书面记载）；（2）测太阳高或远的“陈子测日法”.《九章算术》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经过许多人整理而成，大约成书于东汉时期.全书共收集了246个数学问题并且提供其解法，主要内容包括分数四则和比例算法、各种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关于勾股测量的计算等.在代数方面，《九章算术》在世界数学史上最早提出负数概念及正负数加减法法则；现在中学讲授的线性方程组的解法和《九章算术》介绍的方法大体相同.注重实际应用是《九章算术》的一个显著特点.该书的一些知识还传播至印度和阿拉伯，甚至经过这些地区远至欧洲.《九章算术》标志以筹算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正式形成.中国古代数学在三国及两晋时期侧重于理论研究，其中以赵爽与刘徽为主要代表人物.赵爽是三国时期吴人，在中国历史上他是最早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的数学家之一，其学术成就体现于对《周髀算经》的阐释.在《勾股圆方图注》中，他还用几何方法证明了勾股定理，其实这已经体现“割补原理”的方法.用几何方法求解二次方程也是赵爽对中国古代数学的一大贡献.三国时期魏人刘徽则注释了《九章算术》，其著作

《九章算术注》不仅对《九章算术》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而且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传统数学的理论体系与数学原理，并且多有创造.其发明的“割圆术”（圆内接正多边形面积无限逼近圆面积），为圆周率的计算奠定了基础，同时刘徽还算出圆周率的近似值——“3927/1250（3.1416）”.他设计的“牟合方盖”的几何模型为后人寻求球体积公式打下重要基础.在研究多面体体积过程中，刘徽运用极限方法证明了“阳马术”.另外，《海岛算经》也是刘徽编撰的一部数学论著.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数学的蓬勃发展时期，计有《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等算学著作问世.祖冲之、祖暅父子的工作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他们着重进行数学思维和数学推理，在前人刘徽《九章算术注》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根据史料记载，其著作《缀术》（已失传）取得如下成就：①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 14世纪中、后叶明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奉行以八股文为特征的科举制度，在国家科举考试中大幅度消减数学内容，于是自此中国古代数学便开始呈现全面衰退之势，到了近代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数学水平.在中国古代数学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数学思想与西方数学思想的诸多不同点，也就是其独具特色的一面.接下来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古代数学的思想特点.3 中国古代数学思想特点（1）.（实用性）《九章算术》收集的每个问题都是与生产实践有联系的应用题，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从《九章算术》开始，中国古典数学著作的内容，几乎都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的算学经典基本上都遵从问题集解的体例编纂而成，而且它所涉及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某些实际情况和需要，以致史学家们常常把古代数学典籍作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生活、典章制度（特别是度量衡制度），以及工程技术（例如土木建筑、地图测绘）等方面的珍贵史料.而明代中期以后兴起的珠算著作，所论则更是直接应用于商业等方面的计算技术.中国古代数学典籍具有浓厚的应用数学色彩，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应用始终是数学的主题，而且中国古代数学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著名的十大算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表明“实用性”又是中国古代数学合理性的衡量标准.这与古代希腊数学追求纯粹“理性”形成强烈的对照.其实，中国古代数学一开始就同天文历法结下了不解之缘.中算史上许多具有世界意义的杰出成就就是来自历法推算的.例如，举世闻名的“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式组解法）产于历法上元积年的推算，由于推算日、月、五星行度的需要中算家创立了“招差术”（高次内插法）；而由于调整历法数据的要求，历算家发展了分数近似法.所以，实用性是中国传统数学的特点之一.（2）.（算法程序化）中国传统数学的实用性，决定了他以解决实际问题和提高计算技术为其主要目标.不管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是具体的算法，中国数学都具有程序性的特点.中国古代的计算工具是算筹，筹算是以算筹为计算工具来记数，列式和进行各种演算的方法.有人曾经将中国传统数学与今天的计算技术对比，认为算筹相应于电子计算机可以看作“硬件”，那么中国古代的“算术”可以比做电子计算机计算的程序设计，是一种软件的思想.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中国的筹算不用运算符号，无须保留运算的中间过程，只要求通过筹式的逐步变换而最终获得问题的解答.因此，中国古代数学著作中的“术”，都是用一套一套的“程序语言”所描写的程序化算法.各种不同的筹法都有其基本的变换法则和固定的演算程序.中算家善于运用演算的对称性、循环性等特点，将演算程序设计得十分简捷而巧妙.如果说古希腊的数学家以发现数学的定理为目标，那么中算家则以创造精致的算法为已任.这种设计等式、算法之风气在中算史上长盛不衰，清代李锐所设计的“调日法术”和“求强弱术”等都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传统的遗风.古代数学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长于逻辑推理，一种是发展计算方法.这也大致代表了西方数学和东方数学的不同特色.虽然以算为主的某些特点也为东方的古代印度数学和中世纪的阿拉伯数学所具有，但是，中国传统数学在这方面更具有典型性.中算对于算具的依赖性和形成一整套程序化的特点尤为突出.例如，印度和阿拉伯在历史上虽然也使用过土盘等算具，但都是辅助性的，主要还是使用笔算，与中国长期使用的算筹和珠算的情形大不相同，自然也没有形成像中国这样一贯的与“硬件”相对应的整套“软件”.（3）.（模型化）“数学模型”是针对或参照某种事物系统的特征或数量关系，采用形式话数学语言，概括的近似地表达出来的一种数学结构.古代的数学模型当然没有这样严格，但如果不要求“形式化的数学语言”，对“数学结构”也作简单化的解释，则仍

然可以应用这个定义.按此定义，数学模型与现实世界的事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与之有关的现实事物叫做现实原形，是为解释原型的问题才建立应用数学模型的.《九章算术》中大多数问题都具有一般性解法，是一类问题的模型，同类问题可以按同种方法解出.其实，以问题为中心、以算法为基础，主要依靠归纳思维建立数学模型，强调基本法则及其推广，是中国传统数学思想的精髓之一.中国传统数学的实用性，要求数学研究的结果能对各种实际问题进行分类，对每类问题给出统一的解法；以归纳为主的思维方式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式，倾向于建立基本问题的结构与解题模式，一般问题则被化归、分解为基本问题解决.由于中国传统数学未能建立起一套抽象的数学符号系统，对一般原理、法则的叙述一方面是借助文辞，一方面是通过具体问题的解题过程加以演示，使具体问题成为相应的数学模型.这种模型虽然和现代的数学模型有一定的区别，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4）.（寓理于算）由于中国传统数学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因中国人综合、归纳思维的决定，所以中国传统数学不关心数学理论的形式化，但这并不意味中国传统仅停留在经验层次上而无理论建树.其实中国数学的算法中蕴涵着建立这些算法的理论基础，中国数学家习惯把数学概念与方法建立在少数几个不证自明、形象直观的数学原理之上，如代数中的“率”的理论，平面几何中的“出入相补”原理，立体几何中的“阳马术”、曲面体理论中的“截面原理”（或称刘祖原理，即卡瓦列利原理）等等.中国古代数学的特点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其自身的发展，但正是因为这其中的某些特点，中国古代数学走向了低谷.4 中国古代数学由兴转衰的原因分析（1）．独尊儒术，蔑视逻辑.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当时注重形式逻辑的墨子思想未能得到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讲究简约，而忽视了逻辑思维的过程.这一点从中国古代的典籍中能找到最准确的说明.《周髀算经》中虽然给出了勾股定理，但却没给出证明.《九章算术》同样只在给出题目的同时，给出一个结果和计算的程式，对其中的逻辑思维却没有去说明.中国古代数学这种只注重计算形式（即古代数学家所谓的“术”）与过程，不注重逻辑思维的做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禁锢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也有其原因，中国古代传统数学主要是在算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发展到以算盘为工具的计算时代，但是这些工具的使用在另一方面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程式化的求解方法，从而忽视了其中的逻辑思维过程.此外，中国传统数学讲究“寓理于算”.即使高度发达的宋元数学也是如此.数学书是由一系列的数学问题组成的.你也可以称它们为“习题解集”.数学理论以‘术”的形式出现.早期的“术”只有一个过程，后人就纷纷为它们作注，而这些注释也很简约.实际上就是举例“说明”，至于说明了什么，条件变一下怎么办，就要读者自已去总结了，从来不会给你一套系统的理论.这是一种相对原始的做法.但随着数学的发展，这种做法的局限性就表现出来了，它极不利于知识的总结.如果只有很少一点数学知识，那么，问题还不严重，但随着数学知识的增长，每个知识点都用一个题目来包装，而不把它们总结出来就难以从整体上去把握这些知识.这无论对学习数学还是研究，发展数学都是不利的.（2）． 崇尚玄学，迷信数术，歪曲数学思想.魏晋时期，儒学虽然受到一定的冲击，但其统治地位并未受到动摇.老庄学说和儒家学说相反相成便形成了玄学.玄学原本探究的是有关人生的哲学，但后来与数学混在了一起.古人曾就常常以玄术来解释数学问题，使得数学概念和方法遭到歪曲.张衡是我国著名科学家.当时他虽然已经知道圆周率“周一径三”不准确，但由于他始终相信“周一径三”来源于“参天两地”的说法，一直没深入探究，因而未能将圆周率推算到更精确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当玄术和数术充塞数学时，数学已经明显存有落后的隐患.（3）． 故步自封，墨守成规，拒绝数学符号.中国古代数学是以汉语描述的，历来不重视汉字以外的数学符号，给逻辑思维带来很大的困难，使我国长期不能形成演绎推理的传统，严重影响了我国数学的发展.从明朝开始，中国就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这种行为与小农思想相适应，早在秦代就已经出现端倪，建一条长城将自己围起来，对外面的东西不闻不问.相比之下，西方在度过了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后，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扩张、航海技术开阔了西方人的眼界，同时也大大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在18世纪的改革和动荡中，新出现的资产阶级推翻了英、法的君主政治.封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思想被经典的自由主义哲学所取代，这种哲学促进了19世纪的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成了西方数学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最终，近代的数学在西方被建立起来，而曾是数学大国之一的中国，在其中却无所作为.（4）.此外，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迟迟未能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也是导致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停顿的直接原因.从整体上看，数学是与所处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封闭的小农经济环境，生产力低下，不仅没有工业，商业也不发达.整个社会对数学没有太高的要求，自然研究数学的人也就少了.恩格斯说，天文学和力学是推动数学发展的动力，而在当时的中国这种动力已趋近枯竭.5 我从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中得到的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古代数学史及数学思想史的研究，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数学由兴到衰的历史过程，并分析了其由兴到衰的历史原因.由此，针对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我对今后数学发展方向作出了以下意见：

（1）.继承并创新中国古代传统数学思想的精华.数学应服务于生产实践，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很多理论都是在贯之以“纯数学”，但是，我们应该相信，这些理论只是数学上的一个过渡，它的引入是为了解决其他的问题而展开的.现代数学教育中经常会引入一些现实中的模型，让学生用数学方法加以解决，这就是很好的做法.一方面它让学生认识到了数学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的理念；令一方面它有效得锻炼了学生数学建模的思想，并从真正意义上让学生学懂学活了.很多人怀疑中国古代数学知识已经过时，就在一些数学思想也与现代格格不入.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近年来，我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同志从中国古代数学擅长于算，习惯将算法程序化这一做法中得到了启示，从而研究开辟了机器证明数学命题的新领域.这就是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中国古代数学思想并没有过时，要想走出创新和成就的瓶颈，我们就必须认真研究中国古代数学的历史和世界数学的现状，并有效得将二者进行结合.（2）.数学研究应沿着注重逻辑思维的过程以及理论体系的建立这一路线发展，虽然当今数学发展已经相当完备，但仍有大量的问题有待我们去努力解决.就比如：如何将数学的各个分支用一中简约的数学思想统一起来？这个难题有许许多多的数学工作者在为之奋斗，并取得了一的成绩，群论的建立就是其中优秀的范例.难以想像，如果对数学的理论体系没有一定的了解，并且不注重逻辑思维的过程，而又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是多么困难的事.（3）.数学研究要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就比如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只要我们的数学研究秉承着这样一种思想，就不会走太多的弯路，更不会走上歧途.中国古代数学是与玄术并行发展的，这难免阻碍了数学的发展.而由于中国文化的特点，这种思想依然对一大批数学工作着有着较深的影响.我们的数学要发展和创新就不能不摒弃一切有碍数学发展的因素.（4）.我们的每个理论研究者都应密切关注国内国外的学术动态，吸收一切有用的、正确的、外来的文化与知识，而不能做一个闭门造车的数学工作者.数学发展至今，很多

分支都已经发展地相当完备了，一个研究者倘若对世界数学在本领域的现状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开展研究工作，必定会走弯路.多元化的信息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便捷的世界文化知识交流渠道.网络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充分地加以应用，从而共同推动数学的发展.（5）.建立健全的国家发展体制.只有在一种迫切的发展动力下，才能激发人的潜力，从而创造出成绩.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生产力不断发展壮大.这种状况对我们的每个数学工作者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只要我们的数学工作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入到生产实践中去，让科学服务于生产实践，就能有所成就，有所创新.6 结束语

中国传统数学思想具有显著的民族性特征.我国传统数学是沿着注重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和发展数学的思维方式发展数学的，擅长于算，运算主要以算筹作为工具.但同时却又在逻辑思维上存有欠缺.这与西方许多国家发展数学的道路是不同的.中国传统数学思想有着自已的渊源和模式，有其长，也有其短.在初等数学领域之内，正是这种传统数学思想把我国数学推向世界的最高峰.许多国家与我国相比，望尘莫及.好的传统我们应当学会继承和发展.我们应当好好研究中国古代数学的独特之处，并将其加以应用，以指导当代的数学研究工作.对于落后不利于数学发展的思想我们又要学会放弃，就比如中国古代数学曾一度故步自封，这是极其不利于其自身发展的做法.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努力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尽可能多得吸取西方数学的精华与长处.这样我们的数学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走想成熟.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数学思想，“纯粹的”民族传统是不行的，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我们应该恰当调节数学和环境的关系，为数学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机制.并建立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把应用广泛地拓展开来.另一方面我们要提高数学抽象结构，加强其内在联系，注重分析，全面把握，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认识了我国古代数学思想中体现出来的优与劣，我们的数学也才能拥有一片光明的前景.致谢:本论文的顺利完成主要得益于张正才教授和李圣国老师的辛勤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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