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性在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折射

第一篇：移民性在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折射

移民性在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折射——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综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 发布日期：2014-11-20 | 浏览（264）人次 | 投稿 | 收藏 ]

李锐锐 郑喜淑

2014年5月16至18日，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在历史文化名城杭州成功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主办、浙江工商大学承办、浙江省中韩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会协办。出席本次会议的专家、学者近60人，他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延边大学、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协、延边党史研究室、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大连大学、大连民族学院、辽宁民族高等师范学校、三亚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等，还有来自海外朝鲜族学者等，提交会议论文共32篇。

本次会议以“移民性在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折射”为主题，深入探讨了朝鲜族移民性对朝鲜族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此外，还就朝鲜族历史与现状、“朝鲜族学”创建和学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讨论，显示朝鲜族研究日趋活跃和深入。

一、关于移民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郑信哲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朝鲜族是由朝鲜半岛移居而成的中国跨境民族之一，朝鲜族民族性格中包含许多移民性因素。朝鲜族具有开拓性强、善于接受新事物、敢于挑战未知世界等特点，这是朝鲜族能够走在改革开放之前列的基本素质，从中也不难看出朝鲜族民族性格中的移民性。另一方面，朝鲜族社会中凸显的安土重迁意识淡薄、生活计划性差、无积蓄等现象以及如今显现的朝鲜族人口急速而大量的流动，无不显露着朝鲜族的移民性。所以，从移民性入手，研究朝鲜移民定居东北、开拓东北边疆、担任东北地区反帝、反封建的主力以及成为中国朝鲜族的过程，探讨朝鲜族移民性的种种表现及其影响，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和把握朝鲜族性格中的移民性及其对朝鲜族社会发展的正反影响，而且有助于唤醒朝鲜族社会克服移民性的消极一面。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权赫秀教授认为，中国朝鲜族是近代以来朝鲜民族离散的产物，从离散的视角诠释中国朝鲜族历史，无论是理论方法还是在实证层面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从历史角度而言，朝鲜民族的离散是东亚近代历史的一个直接产物和重要内容，而作为一个族群的中国朝鲜族历史便是近代以来朝鲜民族离散的一个结果。朝鲜人由朝鲜半岛移居中国的过程，首先是一个国际移民过程，而朝鲜人由外国移民集团逐步形成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则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内外双重的集体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近代以来，朝鲜民族的离散固然是中国朝鲜族得以形成一个历史原因，但当今的中国朝鲜族却早已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朝鲜民族离散群体，至少1949年以后中国朝鲜族的发展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环境下一个自主发展的产物。因此，努力摆脱少数民族史及东北地方史研究等单一与偏狭倾向，进而积极运用全球史的广远视角与方法进行研究，无疑是进一步深化与提升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中央民族大学吴相顺教授阐述文学作品体现的朝鲜族移民社群时，认为中国朝鲜族的移民社群生活和体验为移民文学的形成提供了丰富多元的空间和素材。指出，改革开放以后朝鲜族的认同感发生复杂变化。朝鲜族文学作品中的寻根与中国文化中的概念不同，其中总是带有跨境民族的特征。朝鲜族的根在朝鲜半岛，大多数朝鲜族尚与朝鲜半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冷战时期，由于政治理念对立导致朝鲜族在数十年间与韩国亲人们断绝联系。改革开放，特别是中韩两国建交以后，随着两国间交流的增加，往来于两国间的朝鲜族往往会产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迷茫。朝鲜族文学作品中深刻地反映出移民性的特征，即移民的双重认同感及其相互冲突。文学作品中不仅体现了对民族认同感的深刻思考，同时也表现出浓厚的民族意识。朝鲜族作家们在作品中生动地再现了朝鲜族受苦受难的移民史和光辉的斗争史诗，使得朝鲜族作为中国公民更加自信。文学作品中，还揭露了朝鲜族社会存在的安土重迁意识薄弱、及时行乐等现象

浙江大学安成浩博士认为，频繁的人口流动促进了朝鲜族文化的发展，朝鲜族文化的阐述离不开朝鲜半岛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互关系。传统朝鲜族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虽以农业为主，然而对于大部分朝鲜族农民而言，农业生产是与土地所有权相分离的情况下进行的。历史上，在东北地区朝鲜族赖以生存的并不是土地所有关系，而是以水田开发与水稻种植技术为核心的农业技术。这就使得朝鲜族农民们能够较为轻易地离开原居住地，移居到生活条件更好的地区，通过移居改善生活质量。安土重迁意识的淡薄，不拘泥于土地的频繁的人口流动，让朝鲜族社会成员更加重视以出生地地缘为主要特征的地缘关系。这样就保障了朝鲜族社会在较强的人口流动背景下，能够迅速适应新的移居地的生活环境。以集体劳动为主要特征的水稻生产方式，不断将新加入成员融入地缘共同体之中。以水稻生产方式为基础，形成朝鲜族成员之间相通的共同性。在频繁的人口流动中，对外部文化的接受与包容是适应新移居地环境所必须的前提条件之一，而朝鲜族民众们能够较快地接纳异文化的部分因素，不断加以改良，使之符合朝鲜族人们的需求，使得朝鲜族社会文化具有了开放包容的性格。以稻作文化为基础形成的传统的亲缘关系网络和以村落为依托的地缘关系网络，成为朝鲜族社会最大的社会关系。这有效地促进了朝鲜族社会人口的全球化流动，并在新移居地以东北地缘关系为中心，以文化共同性为基础，试图重构地域族群文化共同体。

上海外国语大学赵海龙博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朝鲜族居民外出务工，特别是到韩国务工的人数逐年增加，经济收入也大幅度提高。朝鲜族移民国外，作为廉价劳力，大部分投入于餐饮业、建筑业及重体力工厂等行业，不仅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同时大量朝鲜族作为消费者给韩国带去更多消费需求，带动韩国消费。在韩国打工的朝鲜族解决了经济困境，更多选择在国外务工有一定积蓄后，回国生活发展。但这部分朝鲜族回国后仍沿用韩国的消费理念，部分朝鲜族不考虑实际需求而盲目消费、感性消费和及时享乐等。赵博士认为，朝鲜族只有清楚自身定位，不盲目跟从，不一意孤行，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才能转变移民潮带来的民族文化缺失等局面。

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李红霞老师认为，中朝边境地区的朝鲜族具有包容性强、开放度高、具有探索和冒险精神。但移民社会也存在着不稳定性，因为移民社会打破了基于宗族血缘以及伦理观念所构成的关系网络，所以缺乏内地世居乡村或城镇所具有的基层社会基于人际关系和宗族的稳定性。移民社会中，缺乏传统社会追求的“稳定”的价值继承，这也是造成朝鲜族“喜欢搬家”现象的原因之一。朝鲜族人口迁移模式是族群内的草根和精英群体同时向外迁移，有别于当前中国其他地区人口外流模式，这对朝鲜族乡村的社会治理、经济发展以及边疆安全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二、关于移民及人口流动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朴光星博士认为，过去的20年间，朝鲜族人口流动规模约有110-120万名，占全国朝鲜族人口总数的55%-60%。在1990年左右，97%的朝鲜族集中生活在东北三省，如今则形成东北三省、山海关以南城市以及国外等“三分天下”格局。在相对短时间内，朝鲜族社会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加之低出生率等问题，导致朝鲜族学生数量急剧减少，朝鲜族民族学校教育面临生源危机。朴博士认为，面对现实，各地朝鲜族中小学都在探索多样化的自救方法，如，提高教学质量和开设特色学科教育，部分学校设立汉族班和国际部，实行双语教育等。

黑龙江省当代中俄经济研究所金东珠研究员，归纳了不同历史时期黑龙江朝鲜族的移居特点。指出，朝鲜人早在17世纪初后金时期便已经开始向东北地区移民，在清朝朝鲜人根据清朝政府的要求加入满族系列，这部分移民几乎被全部同化。日本吞并朝鲜后，不少从事民族独立斗争的爱国志士和大量的难民为了生存，纷纷移居到黑龙江地区中东铁路沿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巩固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掠夺东北资源，进一步为吞并整个中国制定了朝鲜移民政策，强制大批朝鲜人直接迁移至黑龙江地区。1945年8月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东北朝鲜族人移动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大批朝鲜人返回朝鲜半岛；二是留在中国的朝鲜族获得中国国籍，正式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朝鲜族得到了“东北人民”、“东北少数民族”待遇。改革开放后，中国朝鲜族由于经济和教育等诸多原因，开始大规模从聚居地区向外流动，呈现出由乡村向城市、由小城镇向大城市、从内地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从国内向国外等多元流动的特点。频繁的人口流动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如民族村空洞化、村民资产流失、农村人口老龄化、民族教育萎缩、民族文化传承及民族干部后继乏人等问题。希望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重视这些问题，通过加强价值观教育和相应技能教育，不断提高朝鲜族人口素质，为建设团结和谐的民族大家庭努力。

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刘智文研究员指出，东疆广义泛指东北东部边疆，狭义指清代吉林东部边疆，即宁古塔、三姓、珲春等地，为清朝祖先发祥地，是封禁重地。长期的封禁造成的东疆地广人稀、资源丰茂的自然环境，为朝汉移民提供了足够广阔的生存空间。朝汉满三个民族之间经济上存在一定的天然“分工协作”，形成互补双赢。随着朝鲜人移民迁入及水稻试种成功，朝鲜人种稻，而汉族种旱田，且擅长种植蔬菜，并从事一定的手工业、商业，因此经济上互不矛盾，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为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奠定了客观物质基础。在封禁期间朝鲜人越边屡禁不止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地旗人、汉族流民对朝鲜流民的帮助和保护。

南开大学朴龙玉教授通过对沿海地区朝鲜族老人社会的现状调查，认为上个世纪30、40年代出生的人，是向沿海地区或韩国流动的人群中最活跃的一批。在沿海城市，朝鲜族因其语言优势，相对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收入有保障。因经济条件宽裕，部分老人每周聚会5-6次打麻将或门球，有些老人一周聚会1-2次，学唱民族歌谣、跳民族舞和演奏乐器等。他们在民族节日、民族运动会或庆典期间表演具有民族特色的节目，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意义重大。同时，老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晚年生活，又给子孙们创造了坚实后盾。

浙江工商大学权承文博士认为，中国朝鲜族的移民史研究大部分是有关明清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人移民史研究，强调朝鲜人移民的原因来自受压迫、受逼迫的无奈之举，为了生存，朝鲜人只能铤而走险越江到中国东北地区。他认为，可以将朝鲜半岛向中国大陆移民时间提前到宋丽交往时期。宋朝杭州地区的高丽寺在华严宗第一山中占有重要位置，是教宗中兴的中心。高丽僧侣谛观接受吴越王的正式邀请，把在宋朝已经失传的、在朝鲜半岛保存完好的天台宗经典再次带回来，谛观的宋朝行促进了中国佛教史上的天台中兴。另一位高丽僧义天出家前是高丽文宗第四子，渡海来宋朝求法，得到宋朝上至朝庭下至地方各级官员的帮助，不仅圆满完成求法，还促进了宋丽友好关系的发展。因此，高丽寺和高丽僧在推动吴越地区佛教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延边大学方民镐教授在《明代辽东的开发建设和朝鲜族》一文中认为，明代朝鲜人为辽东的开发建设做出了贡献。明代辽东都司辖下有相当数目的朝鲜人居住，明朝政府明确申明和实施对于这部分朝鲜人的管辖和统治。辽东都司一些卫、所的建置是从安置朝鲜人开始的。

三、关于民族史议题

韩国仁荷大学的禹景燮教授在谈延边地区朝鲜族的儒学传统时，指出1910年前后有大批朝鲜人渡江到延边地区居住，其中最先从咸镜北道渡江移居的儒家知识分子们，是在传统的中华主义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推崇尊华攘夷的理念。其中，如出身咸镜道的金鲁奎，受到宋时烈和金昌协儒学思想的影响。金鲁奎和许多咸镜道知识分子一样不把图们江看作是清与朝鲜、中华与夷邦的国境线。金氏的梦想是在咸镜北道至延边地区一带建立新中华世界，这是20世纪初大批儒家知识分子渡江移住到延边的思想背景。而金鼎奎接受了宋时烈和李恒老的道统思想，号称在明亡之后继承了中华文明的“朝鲜中华主义者”，终生都在为保护中华文明的核心——儒学而努力，即使在渡过图们江到延吉后仍不改初衷。

中央民族大学韩国语系崔有学博士认为，在韩国近代的著名社会活动家丹斋申采浩的文学作品中，大量地体现着民族主体性和后殖民史观。日本通过实施殖民化、隶属化和奴役化的政策给朝鲜人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屈辱、创伤和痛苦。丹斋的后殖民史观，是指为了克服奴役史观而从民族史观中衍生出来，强调民众直接参与革命的理论。后殖民主义坚决抵抗殖民主义，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独立。丹斋着眼于民族主体性的立场，提倡通过民众的暴力反抗实现民族独立，抵制前近代附庸国论和殖民地近代化论调。

三亚学院社会发展学院许寿童教授谈到延边近代教育问题时，指出近代延边是多民族社会，满、汉、朝等民族在这块土地上共同生活并开创了各自的教育，设立了各种近代学校。延边的近代教育首先是由满洲人开辟的，第一个近代性质的学校是1887年设立的珲春中俄书院。1904年汉人和朝鲜人相继设立各自的近代性质的学校北山中学和东光学校，开始了近代教育。再后来日本侵略者也在延边设立“近代学校”，但这种近代学校带有很强的殖民性和文化侵略性特征，如强调日本化教育，镇压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教育等。因此，在研究延边近代教育问题时一定要撕开日本侵略者在包括延边的中国和亚洲设立的“近代学校”的假面具，反击和批判在日本盛行的殖民地教育近代化论。

大连大学吕秀一教授和大连民族学院朴婷姬教授认为，在19世纪2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急于扩大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以保护“日本臣民”为名对东北朝鲜人实行全面管辖，致使中国东北地方当局对朝鲜人的态度发生转变。中国政府以恢复国权为由，针对东北朝鲜人实施排斥和驱逐政策，客观上极大地伤害了朝鲜人的生存利益。朝鲜人作为外来移民，其生活的政治版图虽在中国，但又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他们被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生存环境极度恶化，民族权益被剥夺。

延边博物馆许永吉、许永顺老师认为，20世纪初日本强占朝鲜后，庆尚北道地区大批抗日志士纷纷到中国东北地区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建立诸如耕学社、新兴武官学校、西路军政署等反日团体。这些抗日志士多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族，共同参加抗日斗争，他们拥护共和制反对分裂，主张统合运动。庆北抗日志士渴望朝鲜人过安定的生活，因此开展土地调查、创办农场，保证农业活动正常进行。20世纪20年代，庆北民族主义者一度主导东北地区朝鲜民族主义运动。

杭州师范大学崔凤春教授整理抗日烈士朴允瑞的生平事迹，认为在1930年东满“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以及1931-1932年间南满磐东地区反日除奸运动中，朴氏都扮演了发起人和急先锋的角色，为创建东北抗日游击队和抗日联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民族反日斗争史研究方面，应该关注和记录像朴允瑞这样的烈士留下的足迹，他们是谱写中国境内朝鲜民族历史的一分子。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历史研究所金成镐教授以民族关系和朝鲜族社会心理问题为中心，论述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革命特殊性，探讨了“民生团事件”的原因、过程和后果及其历史经验教训等。认为其主要的客观原因可概括为：第一，东满社会历史特点，包括地理环境和地域人口的民族构成等；第二，朝鲜反日独立民族解放运动的特殊性和东满抗日革命武装斗争的艰难残酷、尖锐复杂的特殊性；第三，日帝的阴险毒辣的民族离间政策和朝鲜民族亲日派的恶劣作用等。主观原因有：第一，抗日革命队伍内部存在中朝民族关系上的误解、偏见和矛盾；第二，“左”倾路线影响和东满特委主要干部的认识错误；第三，东满朝鲜民族具有的客观局限性和内在脆弱性等。厘清历史真相，使各民族人民共同接受其历史经验教训，进一步认清今日之民族大团结来之不易，更加珍视和巩固发展各民族大团结。

辽宁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沈英淑教授在谈到“九•一八”事变以前南满地区朝鲜族反日斗争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进一步侵略中国东北，对南满地区的朝鲜族反日力量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政策。他们借助亲日武装团体和东北军阀当局之手大肆逮捕反日团体的干部、屠杀反日人士以及破坏反日基础，致使南满地区朝鲜族反日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反日运动受到严重打击。

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辛柱柏教授，整理前人研究成果，认为在当时朝鲜人眼中的北伐战争是世界革命的起点。约有800余名年轻的朝鲜革命家以国民革命军战士身份参加北伐战争，他们把北伐战争看作是朝鲜再获独立的新契机。北伐战争对朝鲜国内的新干会支会运动、中国关内的韩国独立运动、东北地区民族统一党运动等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关于在韩朝鲜族

中韩建交以来，越来越多的朝鲜族到韩国工作、学习、生活。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在韩朝鲜族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韩国外国语大学金龙善博士以韩国首尔大林洞（相当于街道）的朝鲜族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了在韩朝鲜族社会现象。大林洞位于首尔地铁2号线和7号线附近，交通发达、房租相对低廉，吸引了大量中国人前来居住。许多在韩朝鲜族团体和媒体把这里作为开展各种活动的主舞台，街上随处可见中文书写的各种牌匾，犹如到了延边一样。随着韩国政府对在韩朝鲜族宽松滞留资格，朝鲜族以家族为单位在韩居住情况逐渐增多，他们开始追求生活上的富裕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各种名义的聚会也随之增多。大林洞因其便利的交通、各色餐饮美食街、众多大型饭店云集，成为中国同胞的聚会首选之地。同时，在韩朝鲜族所需的各种信息、服务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大连林已经发展成为韩国最大的中国城和朝鲜族商业圈。金博士通过田野调查及统计学分析，指出在大林洞居住的朝鲜族以20世纪60、70、80年代出生的人为主，在韩朝鲜族社会呈现年轻化、专门化和定居化等现象。另一现象是，在大林洞居住的韩国人与中国人、中国人邻里之间互相不认识的现象普遍存在。

山东工商大学林明仙教授对青岛和烟台的在韩朝鲜族的认同感进行了田野调查，认为在中国境内定居、工作和学习的朝鲜族与在韩朝鲜族的认同感差距非常大。

吉林朝文报社的辛承佑高级记者以自己在韩国的所见所闻为主题，运用一幅幅生动、主题鲜明的照片向大家展示了在韩中国朝鲜族劳务人员的生活、工作的现状。

五、关于民族史志编籑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员会金光铉研究员介绍了《中国朝鲜族百年实录》的征编缘起、编写框架以及编纂进展情况等。该书以亲历、亲见、亲闻史料为主，以文献档案资料为辅，目的是全面反映中国朝鲜族长期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等各领域社会发展中创造的历史功绩、经验及教训，再现中国朝鲜族人民不畏艰难困苦、乐观向上、自立自强、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歌颂朝鲜族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当中的独特作用。

黑龙江省尚志市退休干部韩得洙以尚志市朝鲜族史编写为例，阐明朝鲜族地方史志编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朝鲜族地方史志是以县巿或是乡、村为单位，记录这些地方朝鲜族社会的过去、现在。地方史将历史事件生动地再现于大家面前，能够在朝鲜族群众中产生强烈、广泛的共鸣。将朝鲜族群众感到骄傲的历史记录下来，不仅增强本民族的自豪感、培养民族自尊心，同时充实了中华民族多民族的历史文化。地方史志是激起人们的乡土意识，加强民族观念的优秀的教育材料。许多在朝鲜族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现在已经消失了，面对如此严峻的事实急需以文字形式把历史留存下来。

六、关于“朝鲜族学”

谈到建立朝鲜族学，聊城大学的孙雪岩博士认为目前中国已经有若干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门人员从事朝鲜族历史、文化、语言和艺术等的研究，各类科研成果相当丰硕，已经具备创建“朝鲜族学”的基础。但是，“朝鲜族学”的学科定位仍比较模糊，研究范围相对封闭，理论建设亟待加强与突破，研究人员专业背景比重失衡。因此，必须要突出问题意识，加强跨学科交流；必须要以开放的态度构建“朝鲜族学”；必须有服务于社会的精神，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必须改善与朝鲜族学研究相关的基础性条件。

此次研讨会是一次创新、成功的会议，郑信哲会长概括其四大特点：一是地域上摆脱了过去限于长城以北的局面，第一次在北京以南地区举行，其象征意义深远，更加体现了全国性学术团体的内涵；二是与会者的学术背景多样，不仅有历史学，也有社会学、政治学，还有文学和语言学背景，而且学位层次提高，许多拥有博士学位；三是专业领域扩大，议题相对集中，又是多元，不仅有历史，而且又涉及现实问题，还有语言文学，这与学会强调的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是研究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平台相吻合；四是研究者结构更加合理，老中青相结合，有许多新面孔，这意味着朝鲜族研究将更有朝气。

（作者简介：李锐锐，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博士后，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副秘书长；郑喜淑，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馆员，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第二篇：历史与现实感悟

历史与现实感悟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段历史，或长或短。我们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自己和其他民族的历史呢？有句古语“以史为鉴”。

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我们可以从其中的一件件事中总结一些东西，可以在现实中更好的帮助我们。

例如我们民族的重要文献《孙子兵法》是军事家的必读之书，现在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许多外国军事学校也把此书作为必修课额来学习、探讨，以提升自己国家的军事水平。再如，我们会经常提起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战役对我们有很大的启迪作用，通过分析他们，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作战的技能和方法，在战争时，我们可以将其运用到实践中。

俗话说：有因必有果。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来分析这些因果关系来提升自己，完善自己。例如，在清朝末年，我们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犯，而且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可以从中分析一下原因。在清朝以前，中华民族的科技、文化等各方面都在世界前列。但到了清朝，为了和平，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统治者的目的达到了，但是这样做使清朝与世界脱了轨。西方国家的先进的技术、文化无法传到清朝，使其慢慢的落后于西方国家。又因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他们不得不打开中国这个大市场。于是中国近代史就顺理成章的进行了。我们通过分析这些，总结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因此我们现在积极融入到世界这个大家庭中去，不断学习，不断发展，因为我们知道了“落后就要挨打”。

历史和现实是不可分割的，有些时候，通过观察历史我们可以预测未来，也就是将来的现实。

许多事情看似不可能发生，但有一部分想象力极为丰富的人却能猜测到一些事在将来会怎样。以前的科幻书籍、现在的科幻影片中有许多我们无法想像而且想象不到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却正在慢慢的变成现实。在前人看来，机器人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有些人却把机器人想象着在以后的某天能够出现，并写成了科幻书籍。若干年后的今天，机器人出现了，他们的预言成为了现实。

综上可以看出，历史和现实是一个整体，存在着严密的因果关系。并且，历史可以更好的服务于现实。

第三篇：爱国主义的历史与现实

爱国主义的历史与现实

学院： 外国语学院

班级： 09英教3班

姓名： 骆小林

学号： 2009154329

一、内容提要：1.爱国主义的含义

2.爱国主义者在近代史上做出的贡献

3.我心目中的爱国主义

二、关键词：中华民族、精神支柱、民族团结、力量源泉、鞠躬尽瘁、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李鸿章、百日维新、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同盟会到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袁世凯、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民主和共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小事做起、马克思主义

三、正文

爱国主义是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这里的“祖国”可以是一个区域或者城市，但是爱国主义一般用于某个国家或者联邦。谈到爱国主义这个名词，我们都不陌生，它贯穿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带领着国家走向光明，对于中国来说，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柱，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和源泉，也是一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近代史是中国历史上辉煌而黯淡的一页，但是不管怎么样，中间却涌现出了一批批爱国主义分子，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祖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

清政府耗费大量军费，战后又支付巨额赔款，从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广大人民不断奋起反抗。从1840年到1850年的十年间，全国发生了100多次农民起义。此后，洪秀全领导的规模巨大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洪秀全对现实逐渐不满。1843年，他创立了“拜上帝教”，用来宣传和 组织群众。他的同学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加入了拜上帝教，金田起义后，建立了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定都天京，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其实是起义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

由于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向心力和战斗力。这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但是它沉重打击了封建阶级统治，强烈震撼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鼓舞了近代中国革命人民的斗争决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洪秀全是近代中国的农民运动领袖,也是最早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对中国封建统治和西方资本侵略者的农民运动,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引以为豪。

2.李鸿章的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了，引起了这一场继承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洋务运动，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措施，推进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其中李鸿章，作为直隶都督，积极创建近代海军、建立北洋水师。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然而，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一直磨到点灯时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了目的了，又说哪怕减少二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可以说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为所动。老人家何等可怜！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国相要挟，李氏父子只得无可奈何的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

虽然屈辱条约已成事实，但是，李鸿章已经奔着效忠圣上的宗旨尽了他的责任，我们更要考虑李鸿章正面的一幕，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都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的特写！

接着是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维新变法失败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3.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袁世凯

从同盟会到辛亥革命，到建立中华民国，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孙中山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袁世凯盗取革命果实，孙中山的让位，举世无双，让我看到了孙中山先生对袁世凯的信任，也展示了孙的绅士风度，更看到了人物中的对比，袁世凯映衬出的是多么渺小和受人鄙视，原因是在他身上欲望的驱使，“皇帝一梦？加上外在力量的推波助澜。而孙中山在流亡他乡的时候，曾被英国软禁，曾吃过多少苦头，始终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以天下为公，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首，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因此，辛亥革命不能单纯用成功或失败来衡量，因为那是为人的智慧结晶，我们所持的是敬畏和爱戴，将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

4.陈独秀新文化运动

真正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是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它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斗争。发起人和主导人物是陈独秀。他创办了《青年杂志》也叫《新青年》，所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共和“。

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一个突出贡献，是以《新青年》为战斗堡垒，培育出一代以改造黑暗中国为已任的新人。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二个突出贡献，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率先向传统封建思想的堡垒发起了猛烈攻击。他反对封建统治，倡导民主政治。他反对封建道德，倡导伦理觉悟。他反对封建迷信，倡导尊重科学。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三个突出贡献，是发动文学革命，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更加广阔的领域。

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四个突出贡献，是锐意改革北大文科，为青年学生开辟了思想自由的新天地。他爱国，并不是空谈口号，空喊我爱自己的祖国，而是通过实际行动和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5.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迎来了新的一页。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经历了国共合作十年的大革命，抗日战争、土地革命、夺取红色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多少爱国志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他们共事将近半个世纪，一起打造一个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间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1976年，一个被泪水浸透了的年份！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这三位叱咤风云、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人物相继辞世，三星共陨，是一种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无论如何，三位伟人之间举世罕见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终于画上了句号。也许，在十年浩劫的背影之下，这个句号画得并非完美，带着些许的遗憾，但回望历史，它却依然那么令人感动。随着岁月的流逝与社会的进步，对领袖人物的”神化“固然早已不合时宜，但在商业利益驱使下对领袖人物的”庸俗化“自然也难以让人起敬，而那种怀有别样居心对领袖人物的”丑化"则令人所不齿。历史的河流终将汰除浮渣，沉淀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和几千年来我们无数英雄的祖先一样，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已经深深地汇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意志、情感和文化和象征。

新时期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即承接了理事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又吸纳了鲜活的时代精神，内涵更加丰富。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华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的事业。

那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应该如何践行呢？没有战争，是否就没有必要继续继承爱国主义思想呢？不是的，依我看来，作为民族之魂的爱国精神将永恒。时至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它又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高命题；毫不动摇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最集中体现；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最根本的要求；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贡献力量是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最突出的体现。

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的一个儿女，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在国家遭遇他国欺负或不正当的侵犯时，勇敢站出来，不屈凌辱，积极维护国家的名誉。爱国就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这些小事数不胜数，都需要我们留心发现、践行。比如说，积极宣传国家最新的大会主题内容，让国家的进步思想普及全国，争取不让国民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落后于别人。比如说，关心国家最新动态，读报纸、看新闻，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在内心有国家这个神圣的地位。比如说......只要你留心注意身边的事情，你也许就已经在践行爱国主义了，因此，时代需要的不仅是有知识的人，还需要有关心国家，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者！

2010年12月23日星期四

第四篇：历史与现实如何有机结合

模块七

浅谈历史与现实在历史教学中的结合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总的来说，学习历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历史经验变为现实财富。

但是历史不是过去，而是鲜活的现在；历史也不是分数，而是让学生体味人生。因此，我们教师要把历史与现实交汇，创造出富有生气的中学历史新课堂，提高历史教学的实用性，使学生真正有收获。那么，在教学中，如何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呢？

1、历史教材和现实生活相结合自然风光、文物古迹、电影电视、图片动画、民情风俗，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的话题等，这些都是历史教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应抓住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契合点，把这些活生生的材料应用到课堂上。这样，学生才能感受到历史是“活生生”的，是“有血有肉”的。

2、历史教学方式和现实生活相结合在历史教学中，我努力让学生带着自己的知识、经验和兴致来参与课堂活动，借助一定的教学手段（如实物、模型、图片、录像、电影、多媒体等），联系学生自己的生活体验，学生才能获得富有真情实感的、能动的、有活力的知识，学生的人格才能真正得到陶冶，才能真正去体验历史。初中学生一般都渴望获得认可与欣赏，喜欢表现自我，所以，我们教师应该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入手在课堂上给他们一个展示的舞台。

3、历史教学活动和现实生活相结合当前，中日关系紧张异常，钓鱼岛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比如，我国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虽然，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知道钓鱼岛历来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为什么它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有证据吗？难道中国倚强凌弱？因此，我们教师在教授古代史知识时，就应该讲清楚这个内容。根据国际通行准则，判断和证明一个国家对一片领土是否拥有主权主要基于两个方面，即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二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历史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历史是现实的过去，而现实则历史的延续。历史讲述着人类的过去，具有的不可逆性，它不能再现，也不会重演。然而，历史又是过去与现在永不休止的对话，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遇到的很多问题，不是瞬间形成的，而是有着各自的历史渊源。人们常常需要“以史为鉴”，来加深对现实的理解，科学地预见未来。在历史教学中，把握时代的脉博，抓住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活跃历史课堂，激发学生探究历史，优化历史教学的一种正确选择。

第五篇：高考改革历史与现实

创建于1952年的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统一考试制度（以下简称“统一高考”），是我国一项独具特色的教育考试制度。自建制以来，统一高考虽经历了“文革”的劫难和社会各界不时的诘问与非议，但仍因其公平、高效等优点，得以沿用至今。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和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不断扩大，以及高等教育办学形式的日益多样化，高考制

度在考试形式与考试科目上相应地进行了多样化的改革尝试。与此同时，在考试内容特别是命题上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改革。由于高考制度影响重大，加之采行了50年之久，利弊都十分明显，使高考改革这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也不时陷入“为改革而改革”的被动境地。因此，很有必要理清改革的思路，把握好改革的方向，以助益于高考制度的健康发展。本文主要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从形式与内容两个角度谈谈高考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统一高考的建立——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史的创举

19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后，伴随着欧风美雨的强劲东来，中国各地纷纷创立新式学堂。与此同时，西方大学自主招考的办法也被直接搬入中国的新式大学中，并一直沿用到解放初期。不过，民国时期也曾短期采行过统一招生的办法。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结构性教育失业问题逐渐显现，需要对高校招生进行宏观调控。1937年，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三所国立大学试行联合招生。1938年，教育部规定国立大学实行统一招考（上海各院校除外）。到1940年，实行统一招考的学校范围又扩大到公立院校。私立学校和公私立专科学校仍实行自主招生。[1](p674-676)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战事严峻，统一招考办法实行仅三年便被迫中断。此次统一招考是我国自19以来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一次重要尝试，有效地控制了高校科、系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高校招生的区域公平，同时加强了中等和高等教育的衔接，提高了高校新生质量。

1949年，为执行“暂维现状，立即开学”的方针，保证教育上的衔接与过渡，除北大、清华等少数几所高校实行非实质性的联合招生（为减轻在外地招生的工作量以及为外地考生提供方便，委托外地高校代为招考，但命题、阅卷、录取均由本校负责）[2]外，当年全国绝大多数高校仍沿旧制，实行单独招生考试，招生的计划、条件和办法都由各校自行决定。

由于各校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高低有别，单独招考造成许多高校招生不足额和新生报到率低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方便考生与考，更为了克服建国之初教育工作的混乱状态，使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纳入国家计划轨道，1950年5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了新中国第一份高校招生考试文件《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零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要求各大行政区教育部“根据该地区的情况，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如统一招生有困难，各大行政区可“在符合本规定之基本精神范围内，允许各校自行招生”[3]。这项规定的主要意图是促进高等学校招生的统一性和规范化。但由于单独招考操作上的惯性，该的招考方式仍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既有校际的联合，又有大区的统一，还有学校的单独招生，体现了过渡时期招生形式的复杂多样性和政策的不稳定性。但总的看来，1950的招生考试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大部分学校一次招生即招满足额。

1951年，教育部要求，高校招生继续沿用前一的办法，而且统一招生要在单独招生之前举行。[4]在这一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1951年统一招生的规模迅速扩大。据笔者粗略统计，全国214所高校中参加统一招考的学校达149所，比例高达69.6%，在前一36%的基础上翻了将近一番。[5](p254-265)当然，该的统一招生在取得较大成效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各大行政区的生源不平衡，又没有作必要的跨区调剂，导致生源较少的东北、西北地区高等学校招生不足额。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统一考试初始阶段经验缺乏的原因，也有当时各大行政区之间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在总结前两年大区联合或统一招生经验的基础上，1952年教育部明确规定，自该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其余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采取统一领导与分盛市、自治区办理相结合的招生办法。[6](p802)至此，统一高考制度基本形成。

应该说，统一高考制度的建立决非一日之功，而是从民国时期和建国后三年过渡时期的统一或联合招考办法一步步发展而来。但1952年的统一招考和以往的招考办法相比有很大不同，它在招生名额、报考条件、考试内容、命题、阅卷、录取及调配等各环节，都由国家明确做出并严格执行统一性规定。因此，可以说，1952年统一高考制度的建立，是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近现代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一

次量变积累后质的飞跃。

从外部因素看，社会政治、经济建设和教育发展的需要，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是统一高考建制的重要契机。1952年7月21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实现一九五二年培养国家建设干部计划的指示》，强调指出，各地高等学校严格实行统一招生，是实现这一干部培养计划的关键。[7]同年，中共中央还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

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各条战线都急需大量高级专门人才。1951-1952年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院系调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为使调整后的各类院校能招收到合格足额的新生，巩固这次全国范围高等教育重新布局的成果，亟需加强高等学校招生的计划性。而过去的经验证明，只有统一招考才能较好地解决各高等学校招生的失衡问题。此外，数千年的中央集权制统治所带来的统一观念，以及存在了13之久的科举考试所积淀的文化上的“统一考试”基因，也为广大国民接受和认同统一考试制度，奠定了潜在而深厚的心理和文化基矗[8]

从内部因素看，统一高考则是大规模考试自身发展规律的产物。首先，作为一种大规模考试，追求效益是最为现实的考虑。由国家主持的统一考试，须知，考试分数高，不等于职业技能强，正如人们常说的大学生“高分低能”，其中“能”就包括了职业技能在内。除考试的原因外，由于高考实行分批次录取，高分者入重点或本科院校，低分者入高职高专，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高职高专“低人一等”的误识，造成高职生争挤“专升本”班车、“专升本”演变成第二次高考的局面，不利于高职高专教育的发展。

为适应高等教育多样化和人才需求结构立体化的需求，招生入学应根据不同类型或层次进行多样化改革。由于目前培养高等教育专门技术人才的主体仍是高职高专院校，且基本上是专科类型，可将高考分为普通大学及独立学院的本科统考和高职高专的专科统考两种类型。两种高考各司其职，本科层次的高考着重考测学术发展性向和能力，专科层次的高考侧重考测理解和运用能力。广西便是进行这种二次高考的试点，第一次高考为7月举行的本科统考，试题由教育部组织命制，其成绩只能用在本科层次录取；第二次高考为9月举行的专科统考，试题在教育部考试中心指导下由广西招生考试院组织命制，其成绩只能用在专科层次录龋每位考生都可以选择两次高考中的一次或二次应试。[14]笔者认为，此举不仅可以使不同类型或层次的高校招收到合适的生源，而且给了考生更多的选择机会。不过，鉴于省级考试管理机构在命题方面的经验较为缺乏，试点阶段两次高考均由教育部组织实施较为科学，待这一改革较为成熟后再逐步将命题权下放。

二次高考模式的第二种选择是借鉴日、韩等国的二次考试或目前我国台湾地区试行的“多元入学方案”的形式，实行全国统一高考和各校单考相结合的报考办法。日本的所有国立、公立大学和大多数私立大学的招生均采行二次考试，即由大学入学考试中心主持的入学考试中心考试和由各大学自行组织的第二次考试，前者以考核考生对高中阶段基本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为主，后者则主要测定考生的学科专业知识水平和专业学习能力。韩国的大学入学考试与之类似，由“大学修学能力测验”和各校举行的加试组成，同时参考高中的综合记录。台湾从开始采行的“多元入学方案”，也具有这一特点：招生比重占40%的甄选入学制招生方案，由大学入学考试中心主办的学科能力测验和大学校系自办甄审两部分组成；其余60%的考试分发入学制招生方案中，也有50%是由学科能力测验和指定科目考试（各大学指定考科但考试仍由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统一组织）两部分组成。[15]美、英等国大学的录取一般也主要依据由权威考试机构组织的学术能力测验或资格证书考试成绩，再参考考生的申请或推荐材料和面试表现。全国统一高考和各校单独考试相结合的二次高考模式，融两种考试形式的优势于一体，前者可以把守基本质量关，同时也便于各大学比较评估生源质量，后者则能充分体现各校的办学特色，较好地落实高校的招生自主权。

以上两种二次高考模式各具特色，可以从不同角度为实现高考多样化发挥作用。在经过一定阶段或范围的试点后，可以进一步将二者结合起来，使高校招生在坚持统一考试的前提下，真正建立起多渠道、多层次的考试立交桥。

二、“素质立意”——高考内容改革的下一步目标

高考内容是高考发挥导向作用的枢纽，它直接将大学对所需生源的素质要求反馈给中学的教学。因此，考试内容是高考改革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然而，长期以来，高考一向较少关注内部或微观层面的改革。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会考制度后，高考结束了长期身兼选拔新生和衡量高中毕业水平两项职责的局面，其内容的改革才被提上议事日程。

考试内容主要通过命题来体现，命题立意因此成为内容改革的关键。长期以来，我国高考命题基本上以知识立意为主，即以学生掌握了多少知识为考核目标。知识立意几乎成了记忆立意的代名词。20世纪90年代后，高考命题的立意开始由知识关注到能力上。起初是引入和研究美国学者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但受高考纸笔测试形式的制约，只关注到了认知领域中的理解能力和技能等方面。此后，又将认知领域中的知识与能力测试“学科化”，即根据《教学大纲》的目标要求，确定开考各科所测试的内容、目标、形式和能力要求，并以《考试大纲》形式向社会公布，从而克服了制卷者和考生的盲目性。此举突出了高考检验考生的学习结果和进入高校继续学习的能力等任务。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高考内容改革进程的加快，学科能力测试又上升到综合能力测试。1998年，教育部对四川、河北、上海等五省市的“保送生”进行了“综合能力测试”的试点，次年又扩大到全国。与此同时，积极进行”3+”的科目改革试点。”3+”改革的精神实质是更加注重对考生能力和素质的考查，旨在对中学实施素质教育产生良好的导向作用。其中，设立综合考试科目是此次改革的一个亮点。开设综合科目的意图是想改变过去文理分科绝对化、跨学科能力的综合和学科间知识的渗透力不够的状况，引导学生全面掌握中学阶段应当掌握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重视能力特别是学科内和跨学科的综合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因此，”3+”科目改革的实质与重点仍在于考试内容的改革，体现在命题上，便是变知识立意为能力立意，以考查学生的能力和素质为重点。[18]当然，无庸讳言，由于综合能力的测试仍是一个新鲜事物，现行综合科目的命题水平尚未达到原定目标，“学科知识拼盘”色彩仍较浓厚。随着高考科目和内容改革的深入、经验的不断积累以及教育测量技术水平的提高，综合能力测试离既定目标将会越来越近。

然而，在知识基础上的能力考查，并不是高考内容改革的终极目标。到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高考的功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不再局限于“选优”，即解决什么人可以上大学的问题，而将成为一种为高校和考生之间的“双向选择”提供科学决策依据的“合适”考试，主要解决学生适合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的问题。这就需要对学生的素质进行更全面的考测。相应地，高考的命题也应从目前的能力立意进一步提升到素质立意，以考测学生的素质是否与高校及其专业教育合拍，也可以解决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学生因专业选择失误而产生的“厌学”和“逃学”问题。因此，笔者以为，素质立意将成为高考内容改革的下一步目标。

另一方面，由于高考指挥棒作用的客观存在，确立命题的素质立意，也可以更好地引导中学实施素质教育。素质立意的考测目标，既不是单纯的知识，也不是单纯的综合或动手能力，而是考生的综合素质，包括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等（身体素质的考测需要另辟途径）。例如，通过巧妙地设计道德推理或道德判断题，不仅可以考测学生的道德知识和综合推理与判断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考测出学生的道德水准。再比如，设计一些常识性试题，采取口试形式，既可以考测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也可以测量其心理素质。鉴于高等学校办学和素质考测的个性化与统一高考的统一性特点不甚吻合，素质考测可由各高等学校组织的单独考试来完成。而上述的二次高考模式恰好为这种考测提供了制度保障，即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主要考测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和学术性向，第二次由高校自行组织的单独考试则主要考测学生进行专业学习所需的基本素质。好范文 网

基于以上研究，笔者认为，奉行公平原则、创造优质高效的统一高考是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史的一项伟大创举。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统一高考的创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存在与发展则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但统一高考也确有局限，特别是在高等教育规模日益扩大和办学形式日益多样化的情势下。因此，进行二次高考的多样化改革，是对统一高考补偏救弊的一项良策。与此同时，为了达到高校和考生之间“双向选择，各取所需”的目标，高考命题改革应从知识和能力立意提升到素质立意的高度，以便实现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杨学为，等.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m].合肥：黄山书社，1992.[2]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平区招生[n].人民日报，1949-07-20.[3]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今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n].人民日报，1950-05-29.[4]关于高等学校1951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n].人民日报，1951-05-09.[5]［日］大ｚｈǒｎｇ＠①丰.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6]谢青，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m].合肥：黄山书社，1992.[7]杨学为.高考四十年(1952-1991)[j].中国考试，1997,(1).[8]刘海峰.传统文化高校招生考试改革[j].上海高教研究，1995,(3).[9]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j].厦门大学学报，1999,(4).[10]孙绍振.废除全国统一高考体制[j].艺术·生活，1998,(6).[11]冯增俊.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与中华民族创新精神[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4).[12]郑若玲.科举启示录——考试与教育的关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2).[13]刘海峰.变革中的台湾大学联考制度[j].中国高校招生，1993,(1).[14]丛玉华，胡平.试行二次高考文理不再分科[n].中国青年报，-04-05.[15]刘有鹏.台湾“大学多元入学新方案”及其借鉴[j].中国考试，,(10).[16]刘海峰.高考改革的全局观[j].教育研究，,(2).[17]马金科.高考能力考查的研究与实践[j].高等教育研究，,(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