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变革中的理性谱系解析

第一篇：公共治理变革中的理性谱系解析

公共治理变革中的理性谱系解析

2013年02月20日 14:48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11期 作者：王春福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104 【内容提要】理性的演进构成了公共治理方式变革的内在推动力量。古希腊的哲学理性是理性的原生态，追求的最高价值是正义。古希腊的哲学理性，带来了主要依靠智慧的城邦式公民自主的公共治理方式；中世纪的宗教理性，伴随的是主要依靠信仰的高度集权的公共治理方式；近代以来的科技理性，形成了依靠科学的层级规范的公共治理方式；当代的人文理性，催生了以人为本的多元协商的公共治理方式。人文理性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古希腊哲学理性的回归，对正义的追求彰显了人文理性的核心价值。在我国，要形成以追求正义为核心的公共治理方式，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用体制正义保证结果正义。其实质就是还权于民，实现权力和权利在公民身上的直接同一。

从理性演进的视角分析公共治理方式的变革及其意义，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公共治理的真正底蕴，在更高的层次上把握理性对公共治理的真正价值。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公共治理方式的每一次变革中都可以看到理性的巨大力量。要真正形成保证实现社会正义的公共治理方式，必须大力弘扬人文理性，以人文理性统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理性的演进与公共治理方式的变革

理性是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的具有本质意义的特征。理性的演进标志着人类自身的发展，也构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公共治理方式变革的历史昭示了一个古老的观念，理性的演进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先导，同样是引领公共治理方式变革的重要力量。

公共治理就是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统治和管理。在中国，“治理”一词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荀子·君道》指出：“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在《孔子家语·贤君》中也有：“吾欲使官府治理，为之奈何？”的表述。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也多次使用“治理”一词。柏拉图认为：“做了统治者他们就要报酬，因为在治理技术范围内，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能力努力工作，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所治理的对象。”①亚里士多德指出：“最早的城邦由国王治理”。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治理”一词在古代均被用于指称与统治和管理有关的活动。“治理”前面加“公共”，特指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相关的治理活动。公共治理作为一种活动，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只要有国家存在就有公共治理活动，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公共治理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在人类理性演进的过程中，公共治理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革。

探讨理性演进与公共治理方式变革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理性对正义的追求。古希腊的思想家苏格拉底认为，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人的灵魂有理性，人的行为都要服从理性的指导。柏拉图则把理性看做是人类灵魂中最优秀的部分。在他看来，人的灵魂是由理性、意志和欲望三个部分构成的。而理性是灵魂中最优秀的部分，当它统率和指导灵魂的其他部分时，灵魂就有了智慧的德性；意志是灵魂用以发起行动的部分，当它坚定不移地执行理性的指示，帮助它控制欲望时，灵魂就有了勇敢的德性；欲望是灵魂里面最低劣的部分，当某种欲望和快乐受到控制时，灵魂就有了节制的德性。当意志和欲【关 键 词】理性谱系 公共治理 政治体制 望接受理性的领导而各司其职，各尽其性时，灵魂从而形成了自然的和谐，从而就具有了最高的德性，或具有了最高的善，即正义。以理性为支撑的正义恰恰是公共治理所追求的根本价值。亚里士多德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并认为理性是超越于感性与理智之上的“思维的思维”。理性的人所追求的至善和幸福，仅仅靠个人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才能实现。最具政治色彩的生活就是对公共事务的治理。理性正是通过公共治理活动实现其所追求的至善，也就是正义的。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把正义看做是理性的最高追求，同样，也是公共治理的最高追求。

从对理性演进谱系的历史考察来探寻公共治理方式变革的路径，从中可以发现理性追寻正义的足迹。在理性谱系中分布的理性形式可谓七色杂陈，使理性谱系呈现多样化的形态，通过建立理性的谱系，追寻理性的出身，考察理性的起源，发现理性的原生态，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理性演进的图解，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当代理性的内在意蕴和理性在现时代的巨大力量。理性的起源尽管是带有异质性的，尽管其演进呈现一种不息的流变，但实际上，理性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的建构。对理性的起源进行穷根究底，探求理性自我分化的历史演进，体现出来的历史脉络即是连续性的，也是非连续性的，可以在不同性质的断层中发现理性的区分性因素。当然，这种区分性因素呈现出诸多要素的纵横交错，只能抽出其中的某一方面带有典型性的要素，以此为线索图解理性演进的过程。

理性中客体与主体关系的不同组合，可以作为判定理性历史演进的重要区分性因素。抛开理性自身演进的无限丰富性，仅从主体和客体关系的视角进行解读，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呈现理性演进的谱系。以主体和客体关系为视角探讨理性形式的演进过程，从西方历史发展来看，经历了古希腊的客体—客体的理性形式、中世纪的客体—主体的理性形式、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主体—客体的理性形式，发展到当代的主体—主体的理性形式。古希腊时期所形成的理性形式是以追寻世界的本原和始基为特征的“逻格斯”中心主义的理性，可以称为哲学理性。中世纪形成的理性形式是以神性对人性的统治和压抑为特征的神学中心主义，可称之为宗教理性。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理性形式是以对人性的呼唤为基础的，但是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科学技术这一理性发展的成果反过来成为统治人的工具，科技理性成为理性的主要特征。理性形式在当代的发展，以批判科技理性，弘扬人本理念为特征，可称之为人文理性。

在不同的理性形式的推动下，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公共治理方式。古希腊时期的哲学理性，催生了以智慧为核心的公民自主的公共治理方式；中世纪的宗教理性，催生了以信仰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公共治理方式；近代以来形成的科技理性，催生了以科学为核心的层级规范的公共治理方式；当代的人文理性，催生了以人本为核心的多元协商的公共治理方式。在理性演进的推动下公共治理方式不断变革，使人类逐渐接近理性所追求的至善，也就是正义的最高境界。

二、哲学理性与公民自主的公共治理方式

人猿相揖别，形成了最初的理性形式，其主要特征集中反映在古希腊的哲学当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是古希腊人居于主导地位的观念，人和自然合二为一的理性形式主要以客体—客体的直接同一为特征。通过探索世界的本原、始基来寻找世界统一的基础，并以“逻格斯”中心主义构建了古希腊的形而上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这种人类最初的理性形式称为哲学理性。

哲学理性作为理性的原生态，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至善，城邦的至善就是正义。在这种理念的引领下，形成了公民自主的公共治理方式。这种客体—客体的理性形式所蕴含的平等理念，推动并强化了古希腊特有的城邦民主制。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基础上形成的，在原始的民主观念、平等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维护公共权力观念的引领下，造就了古希腊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形成了古希腊人特有的理性形式。这种理性形式一经形成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民主、平等、权利、义务等观念。公民自主的公共治理方式，在古希腊的雅典经过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到伯里克利时代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近乎完美的程度。这是一种以智慧为核心的公共治理方式。

在古希腊的雅典，随着城邦民主制度的逐步完善，公民成为公共治理的直接主体。管理公共事务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公民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体现，权力和权利在公民身上是直接同一的。公职岗位向所有的公民阶层开放；公民以抽签的方式选举公职人员；一切公职人员均实行任期制；在公共治理的活动中公民拥有充分发表个人意见的自由；涉及公共事务的决策由全体公民进行表决，这不仅很好地解决了公民权的问题，而且培养了公民参政的习惯和意识。这种高度民主的公共治理方式，为雅典带来了经济的空前繁荣、政治的空前昌明和社会的空前稳定。伯里克利曾非常自豪地说：“我们的政府为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谋利，这就是它被称为民主政体的原因。”③当然，古希腊奴隶制最大的不平等，是野蛮地剥夺了奴隶和妇女的公民权。

在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中，只要是公民，地位就是平等的，没有以物质财富拥有的多寡而享有不同公民权的公民，没有以金钱决定的政治权力，没有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腐败行为，它浸透着古希腊人高超的政治智慧。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对公共治理更多靠的是政治活动家和公民的政治智慧，难怪柏拉图认为最理想的国家应该是哲学家作为国王管理的国家，他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④他认为，正义是城邦最高的善，只有哲学家的智慧才能洞悉善的理念。哲学家为王能够把知识和权力高度统一起来，“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使他们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让大家分享。”⑤哲学家之所以能够认识善的理念，实施正义，是因为他受到神的启示。柏拉图诉诸神来证明哲学家治国的合法性。

三、宗教理性与高度集权的公共治理方式

柏拉图把神引入理想国，这恰恰构成了奥古斯丁基督教神学的逻辑起点，开启了西欧中世纪的神学统治之门。在中世纪，神学至高无上，哲学和科学都沦为神学的婢女。神本来是人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为人的某种目的服务的，反过来却成为统治人的一种异己的力量。主体从客体中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分离出来，人沦为客体，神成为主体，形成了中世纪特有的以客体—主体为其结构特征的宗教理性。宗教理性是理性异化的产物，是对人自身以外的彼岸世界或神顶礼膜拜的理性形式。费尔巴哈就把宗教理性看做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异化。伊里纳吉认为，上帝是万物的真实本质，它内在于万物之中，而万物则是上帝的外部显现，“唯一真实的是上帝”，“是包罗万象的存在”，⑥主体性不属于人，只为神所拥有。理性所追求的正义只能在“上帝之城”的彼岸世界中得以实现了。在中世纪，国家仍然存在着，当然也就存在与国家相伴随的公共治理活动。在宗教理性的引领下形成了以集权专制为特征的公共治理方式。

集权专制的公共治理方式是一种以信仰为核心的治理方式。在客体—主体理性形式的作用下，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宗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奥古斯丁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教权至上”，教会是上帝建立的“天城”，教会的权力高于世俗的权力，凌驾于世俗国家之上，因而，教皇应凌驾于国王之上，成为最高统治者。在中世纪，西欧各国君主由教皇加冕已成为惯例。难怪教皇英诺森三世自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充分显示了教皇权力的至高无上。

尽管在中世纪初期，由于受封建制原则的影响，封建主在其领地上是权威的象征，公共权力被封建主和教会变成了“私权力”，导致公共权威的碎片化。但是，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确立，王权逐步得到加强，最后形成了政教合一的专制体制，王权在神权的庇佑下大行其道，甚至可以随心所欲，一切都取决于国王个人的意志。法国的路易十四宣称：“君权神授”、“朕即国家”。英国的亨利八世通过宗教改革，确立国王为教会的最高领袖，上帝的代理人。詹姆士一世身兼大主教，因此宣称：“没有主教，便没有国王”。国王受命于上帝，权力无限。德国的腓特烈一世则更为直截了当地宣布：“朕乃君主，故应为所欲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国王集立法、司法、行政权于一身。把国家权力化作私人性质的忠诚与保护的关系。

旧制度中往往孕育着新制度的萌芽。为了起草和书写文件，法国和英国设立了国王的私人秘书，后来在法国发展成为国务秘书，在英国发展为首席大臣，变成了政府的真正首脑。国王的统治主要靠由过去的王廷发展而来的大小会议，也称为御前会议。英国的御前会议后来改建为由国王直接领导的枢密院，成为国家最高的立法和行政机构。在普鲁士，由国王直接领导，对国王负责的枢密院成为最高的行政机关。法国的三级会议和英国的国会发展成为立法机关。当时，法律和司法最典型的表现是作为处理封君封臣及与之相应的封土关系的准则，变成的私法。近代以来形成的公共治理方式，在欧洲中世纪晚期已见雏形，尽管它还比较模糊，尽管它仍然是封建君主的御用工具，但从中可以看到新的治理方式的影子。当然，要使之真正发展成为新的公共治理方式，还依赖于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革命变革。

四、科技理性与层级规范的公共治理方式

科技理性是伴随着启蒙运动对人性的呼唤，伴随着人的主体性回归而逐渐形成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用“人性”取代“神性”，用理性崇拜取代宗教偶像，用“天赋人权”否定“君权神授”，用自由对抗暴政，用人生而平等来反对封建等级特权，恢复了人的价值，彰显了人对自由、平等的渴望。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呼唤，是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主体性的回归。笛卡尔以其特有的普遍怀疑的理性沉思，找到了一个无可怀疑的“第一条原理”——“我思想，所以我存在”⑦，即“我思故我在”。以此为出发点，重新划分了主体和客体的二元世界，使主体性回归于人，把人之外的一切都作为客体，提供了人的主体性确立的内在根据。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⑧，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真正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属性。人性和人的主体性的张扬锻造了新的理性形式，把中世纪弄颠倒了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形成了现代的主体——客体的理性形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是主体，自然界是客体；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自我是主体，他人是客体。主体可以建构客体、规范客体、利用客体、改造客体，把客体作为实现主体自身目的的工具。主体甚至可以通过奴役客体来确立自身的统治地位。人性在摆脱了专制的束缚以后得到了充分的张扬，理性在冲破了神学的禁锢后充满了征服一切的乐观主义精神。

伴随着人的主体性的回归使人释放出空前的能量，人相信自身可以无往而不胜，能够征服一切对象，人们相信理性是万能的，可以获得一切知识。人性的张扬，在主体—客体理性形式的作用下，打破了封建专制的束缚，形成了积极的个人主义，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理性的张扬，在主体—客体理性形式的作用下，摆脱了神学的羁绊，在享有充分自由的状态下，无拘无束的去发现、去发明、去创造。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带来了空前的科学繁荣和技术进步，并显示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从而形成了近代占据统治地位的科技理性。科技理性本来是在科技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并实际地支配着科技活动的最基本的理性形式。但是，伴随着科技理性的扩张，使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导致科技理性主宰了人的活动。在科技理性的引领下，形成了以科学为核心的层级规范的公共治理方式。

在层级规范的公共治理方式之中，理性所追索的正义之光为科学管理的效率所取代。自从泰勒通过《科学管理原理》，实现了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跨越之后，科学管理不仅成为企业追求的目标，而且也成为公共治理的主要形式。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以其专门化、等级化、规则化、非人格化和技术化的特征，把合理性与合法性紧密结合在一起，严格按照等级和法规运作权力，并试图通过提高技术合理性为合法性注入活力。韦伯的官僚制是同工业社会相联系的管理方式，它适应了工业社会对公共事务管理提出的要求，并较好地解决了政府在管理活动中面临的问题，加速了政府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正是由于官僚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确立了自身的历史地位，使其得到了科技理性时代的价值认同。但是，官僚制存在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它导致等级森严，效率低下，行政成本过高；严格刻板、规章繁琐，限制了人的创造性；职能交叉、机构臃肿，遇事相互推诿；极端推崇理性，扼杀行政人员的个性；官僚形成了受到特别保护的利益集团，并不断地侵犯公众的利益。“官僚制犹如一个巨大的铁笼，将人固定在其中，压抑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使人成为一种附属品，只会机械地例行公事，成为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感情的享乐人，整个社会将变得毫无生气。”“人追求理性、合理化，把管理作为一种手段，但最后却在合理化中丧失了自我，管理变成了目的本身。”⑨

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⑩使主体性哲学走上了“唯我论”的道路，并把主体—客体的对立推向极端。“自我”是主体，其他一切都是客体，包括“自我”之外所有的个人和组织，其结果形成的是自我中心主义。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伴随着“经济人”假设的不适当的扩张走向了极端个人主义。推动“自我”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征服和改造客体，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甚至走向对抗。“按主体与客体分离对立的二元论模式去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的必然是个人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而他人作为自我的对象，则‘合乎逻辑’地遭到蔑视和贬低，其结果无疑会走向人我的对立。又由于人人都把自己视为独一无二的主体，人人都视自身为‘至尊’，由此导致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无怪乎‘几乎所有现代性的解释者都强调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11)

主体—客体理性形式的极端化导致的自我中心主义，进入公共事务领域，带来的是政府与社会公众关系的扭曲和公共权力的被滥用。政府把自身看做是主体，其他一切都是客体。政府是统治者，社会公众是被统治者。公共权力运作的所有形式，不管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也好，还是威尔逊的“两权分离”也好，包括威权主义和高度集权，等等，都只不过是政府主体对社会公众客体的不同统治方式而已。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系陷入重重矛盾之中。一是政府主体意识的强硬化和社会公众意识的游离化。伴随着政府主体意识的不断强化，政府唯我独尊，启蒙运动以来所倡导的人民主权被虚置，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在一系列的困惑中弱化，从而导致角色错位，甚至角色上的冲突。意识的游离化使社会公众由于彷徨而焦虑，由于困惑而紧张，由于迷茫而躁动。二是政府的地位的中心化和社会公众地位的边缘化。在政府的眼中，政府才是权力的中心，社会公众只不过是政府权力管制的对象，是政府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社会公众被政府抛向公共权力的边缘，成为与政府相对立的力量。三是政府权力的扩张化和社会公众权利的被动化。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张，在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中，政府的权力在不断蚕食社会公众的权利。社会公众的权利并不取决于自身，而取决于政府相关的制度安排。什么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变成了政府的一种恩赐。社会公众的权利保障取决于政府的价值取向。社会公众的权利选择和权利防御处于一种受动的格局之中。四是政府利益的膨胀化和社会公众属性的异质化。随着政府权力的不断扩张，政府自身的利益也逐渐膨胀，导致政府与民争利，而这种争利又有政府手中握有的公共权力保驾护航，社会公众在利益受到损害时感到很无助。由于社会公众主体属性的缺失，成为政府之外的一种异己的力量，常常会导致极端者的暴力倾向。某些社会公众由于某种利益的被剥夺，会变得忿忿不平，甚至在手段上采用冲突的方式予以应对。

一种理性形式的影响波及的是一个时代的所有社会成员，主体—客体的理性形式不仅左右政府，也会左右社会公众。在政府把社会公众作为被统治的客体的同时，在主体—客体理性形式的作用下，政府也被社会公众客体化了，成为社会公众批判的对象。近现代以来，社会公众批判政府已成为普遍现象，只不过是批判的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已。当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时，就有可能像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就会被“武器的批判”所代替，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物质的力量”。(12)

五、人文理性与多元协商的公共治理方式

人文理性强调的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人与社会的全方位的和谐。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人文理性注重于对他人的尊重和包容，追求在沟通和协商中求同存异以达到价值的融合。人文理性实际上是在更高的意义上对理性原生态，即哲学理性的回归。只不过这种回归不再表现为客体—客体的理性形式，而是以主体—主体的理性形式的回归。但是，既然是一种回归，人文理性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理性原生态的因素。正义作为理性原生态所追求的核心价值，在拨开宗教理性的迷雾和科技理性的遮蔽后，在人文理性中重新登上理性的王位。正义成为人文理性追求的核心价值。民主观念、平等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维护公共权力观念等，成为人文理性极力推崇和彰显的观念。

人文理性消解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是伴随着交互主体性理论而形成的理性形式。交互主体性理论导源于胡塞尔。胡塞尔为了在他的现象学中既能坚持先验论，又不陷入“唯我论”，把交互主体性的概念引入了认识论。这就为哈贝马斯构建彻底的交互主体性哲学奠定了基础。按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在交往关系中，不同主体之间没有主动和被动之分，而是通过主体间的平等交流、解释、对话，达到相互理解、求同与合作。哈贝马斯通过交往理性把片面的主体性升华为交互主体性，展示了主体—主体的新结构，从而超越了主体性哲学，揭示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共同性。交互主体性的核心理念成为推动理性形式演进的重要动力。交互主体性理论从萌芽到逐步成熟，也使理性形式完成了从主体—客体结构向主体—主体结构的演进。

人文理性的主体—主体结构，从观念上改变了政府同社会公众的关系，也带来了公共治理方式的变革。人文理性借助古希腊公民自主的公共治理方式，催生了以人本为核心的多元协商的公共治理方式，并力图以此来实现理性原生态所追求的社会正义。

第一，多元协商的公共治理方式表明政府权力的有限性。在人文理性中，自我和他我的关系不再是传统理性的主体认识、征服和改造客体的关系，而是自我主体和他我主体的共同存在。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自我和他我的关系超越了主客关系变成了会合的关系、相遇的关系。每一个独立的自我不是把他我看做是外在的对象性的存在，而是看作是与自我一样的另一个自我，两者是共在的伙伴。在公共治理活动中，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互为主体。政府的主体性要通过社会公众的主体性得以确认，社会公众的主体性也是在同政府的关系中形成的，脱离对方就无法确认自身的主体性。这表明政府权力是有限的，政府和社会公众、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关系。新的公共治理方式明确肯定了在涉及共同行动的社会各公共机构之间的权力依赖，也就是说，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必须依靠其他组织，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由于政府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或者各类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权力依赖关系，只有彼此交换资源才能顺利实现各自的目标。

第二，多元协商的公共治理方式表明治理不是控制而是协调。人文理性的交互主体性以各主体之间存在的共同性打破了传统理性中的主从观念，使主体之间在对话、交往和理解的过程中重新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关系，自我与他我的关系变成了交互主体的关系。在公共治理过程中，交互主体性使不同主体间的平等交流、平等对话成为真正的现实，同时，也使交流和对话真正具有了它应该具有的意义。交互主体性表达了在公共生活中多元共生的整体理念。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正在把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社会，社会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原先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无论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还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都形成了一种平等竞争与合作协商的互动关系。在公共治理活动中，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不同组织之间不是通过控制而是通过协调而形成一致行动。

第三，多元协商的公共治理方式表明权力主体的多元性。人文理性的主体—主体结构抛弃了传统理性中自我中心性的理念，认为不存在以谁为中心的问题，每一个主体既是中心又不是中心，中心和边缘的界限模糊了。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打破了政府作为权力中心的理念，使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扩散。政府不再是国家权力的唯一中心，各种公共和私人机构只要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凡是参与公共治理的主体都可能成为权力中心。

第四，多元协商的公共治理方式表明自主网络的权威性。人文理性的交互主体性超越了传统理性中借助于中介来消除自我与他我对立的观念，使自我与他我从间接的主体性关系走向了直接的主体性关系。自我与他我被直接地扩展为我们，消除了自我的异化，把自我和他我直接联系起来。去除中介的交互主体性表明，无数个自我和他我所形成的关系是一种网状的关系，在这张关系网中自我与他我相互依存、相互联系，每一个自我、每一个他我都是这一网状结构上的纽结，地位是平等的。公共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政府也是这一自主网络中的一个纽结。构成网络的不同主体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承担公共治理的责任。不同主体在自主网络中共同决定网络的输出，共同维护网络的权威。

第五，多元协商的公共治理方式表明治理需要主体之间的协同互动。人文理性摒弃了传统理性中自我战胜他我、自我同化他我，把他我作为自我实现的工具的理念。更多强调的是和谐共生，相互包容。对公共事务的治理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还有其他方法和技术。政府有责任使用这些新方法和新技术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在公共治理中需要的是不同主体间的协同运作，协同程度越高，治理效果越好。不同主体要学会相互倾听、相互宽容、相互尊重，在交往中进行行为学习、价值学习和规范学习，相互理解，协同行动。

六、人文理性与我国的公共治理方式

在我国公共治理活动中，主体—客体的理性形式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系仍然没有理顺。这种主体—客体理性形式的极端化，致使某些政府组织和部分政府官员唯我独尊。在他们眼里唯有政府是主体，社会公众不过是政府“治理”的对象而已，由此导致了一系列不良的政府行为。政府权力不断扩张，政府利益过度膨胀，某些政府官员恣意妄为，不仅践踏了社会正义，而且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容忽视的因素。要真正解决我国公共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必须以人文理性统领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以人为本的多元协商的公共治理方式。

第一，首要的问题是要真正还权于民，实现权力和权利在公民身上的直接同一。正义的原生态可以用正当来解释，权利的原生态也可以通过正当来解释，理性、正义和权利在原生态上是合而为一的。人文理性作为在更高形态上对理性原生态的回归，追求的是在更高的意义上实现理性、正义和权利的高度统一。人文理性中最根本的理念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本。这不仅要树立人民主权的理念，还必须实践这一理念。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还权于民，使权力和权利在公民身上真正统一起来，并贯穿于公共治理的全过程。在制度上保证公民实实在在地享有选举权、知情权、表达权、抉择权、监督权和罢免权。这些既是公民享有的权利，也是公民拥有的权力。既然是公民享有的权利，那它就具有神圣的不可侵犯性和不可剥夺性。既然是公民拥有的权力，就是它能够决定被选举人、被监督人和被罢免人的命运。这需要把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有机地接合起来。

第二，核心的问题是要实现体制正义，用体制正义来保证结果正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能够真正实现社会正义的政治体制。理性的最高价值就是正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义作为理性的原生态，也构成了人文理性的核心价值。要实现社会正义，必须正确处理自由和秩序的关系，在自由和秩序的统一中突出自由的主导地位，以打造体制正义。在立法体制、司法体制和行政体制上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避免和消除权力对权利的侵害，实现和强化权利对权力的制约。要实现社会正义，还必须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中突出公平的主导地位，以实现结果正义。在社会正义丰富内涵中所蕴含的核心理念就是以人为本，实质是以人的需求为本。实现结果正义就是要公平地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正当需求，这必须以体制正义为前提。

第三，关键的问题是要构建开放的治理网络，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平等互动。人文理性所追求的正义既离不开自由，也离不开平等。交互主体性的理念为平等作了具有合理性的解释。在公共治理活动中存在着诸多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利益群体和公民个人等。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构成了公共治理的运行机制。无论是制度上的还权于民，还是体制正义，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机制来实现。确立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利益群体和公民个人之间的交互主体性的关系。由多元主体构建无限开放的治理网络，为不同主体的平等互动提供网络平台。在治理网络中真正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平等互动，重塑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保证多元协商的公共治理方式的有效运行。

注释：

①④⑤[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215、270页。

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2003年版，第3页。

③转引自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⑥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6页。

⑦⑩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48、540页。

⑧[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庞景仁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2页。

⑨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11)徐健等：《后现代主义解读：主体的消亡与重建》，《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9期。

(1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作者简介】王春福，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杭州3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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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淑萍

内蒙古财经学院

010031

内容提要：实现社区治理是目前我国社区管理的发展方向，社区治理意味着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和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与公共事务参与，它的前提是公民意识的提高。本文通过梳理公民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与表现以及分析由于公民意识缺乏造成的社区治理问题，说明提高公民意识在我国社区治理中的迫切性。

关键词：社区治理 公民意识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ommunity management in our country is to realize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which means the appearance of multi-governance-subjects,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self-management and participating in public affairs.The premise i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ense of citizenship.This paper analyses the affect and show of the sense of citizenship and the problems of lacking it, which proves the urgency of improving the sense of citizenship in community governance.Key words: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sense of citizenship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公民社会正在萌芽中，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的公民意识正在形成。转变政府职能，探索新的基层管理模式已势在必行，社区治理正在成为中国社区建设的必然选择。但是，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在实际治理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与公民意识缺乏有关的问题，从理论上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国社区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一、社区治理中的公民意识

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市场的失效和国家的不足相关。“治理”范畴是政治学、社会学、城市学广泛使用的概念。学者俞可平认为，治理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涉及公共部

〔1〕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社区治理是目前中国治理理论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领域，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的政府管理职能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基层政府的管理职能正呈现社会职能回归社会的趋势，社会管理重心正在由“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变。同时，由于城市居民家庭私有财产的增加和权利意识的增强，除了作为“单位人”以外，作为“社区人”面临的物业纠纷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拆迁问题等使得城市居民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关注和参与社区建设。因此，在中国社区成为治理理论实践和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演练场。

社区治理的精神是“自治”，地方政府不会用它的“公权力”压迫基层社区执行命

〔2〕令，其它各方也各司其职。社区治理的主要特征是多元主体的参与，除了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代表外，还包括居民、居民委员会（社区唯一合法自治组织）、社区非营利组织（也称社区中介组织）以及业主委员会等主体的参与。显然，公民参与是社区治理实现的主要特征，而社区居民是否具有公民意识，实现从居民到公民的转变，是实现公民参与的重要前提，对社区治理的实现意义重大。

（一）公民与居民的区别与联系

公民作为一种政治身份，分为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范式。公民的共和主义范式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典型的特征是强调共和国先于个体，公民具有道德特征等。自由主义范式公民始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并逐渐扩展到全球的每一个角

〔3〕落。它强调个人权利的至上性，认为权利的目标在于保障个人自由等。无论哪种范式，公民都是国家—社会的框架下的概念，所以，公民的政治权利——主体责任是公民不同于封建社会臣民的特征。尽管我国《宪法》第33条对“公民”作出了如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但在实际的公民角色活动中，长期以来受传统影响更多的是对公民义务的强调，而公民权利相对弱化，对公民权利侵犯的各类事件屡见不鲜。而且在我们日常各种表述中，只见居民不见公民，公民与居民看似一字之差，但在实际使用中却有很大的不同和影响。按照新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解释，居民是指在某个地方（多指城镇）居住的人。居民强调地域性，使用居民称谓某种意义上淡化了公民的权利与责任，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公民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结果就是公共资源遭到流失、公共环境受到破坏，进而公民的自身权益被损害；相反，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保护离不开以社会责任感为前提的对公共资源与环境的保护。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总会发生侵犯居民利益的事件？

在目前中国的社区治理中，强调“公民”的提法并不是无稽之谈。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传统下，公民社会几乎不存在，公共管理等同于国家管理，居民是被管理的对象，居民的权利更多是消极地被给予而不是积极地争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公共管理体制的转变，公共管理向公共治理发展，但公共治理尤其是社区治理不成熟的最大根源是公民参与缺失与不足。因此，在社区治理中强调居民以外的“公民”身份很有必有。居民是一盘散沙的，公民则是有组织的有主体意识的个体，以组织性的、法制性的、协商性的方式进行理性公共参与的个体。

（二）公民意识的构成

作为公民，除了宪法和法律的形式规定外，其人格特征是公民角色扮演的内在动力。根据社会学的人格定义，可以这样定义公民人格特征：是公民涉及一切公民行为时的稳定心理特征，即公民意识，包括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

1．主体意识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阐述了人的“私人”与“公人”的双重身份(“人分为公人和私人的这种二重化”)以及“私权利”与“公权利”的双重权利。公民即“公人”，是参与社会政治共同体即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人，是“政治人”，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即公权利，这种公民权是同政治共同体相结合的权利，其内容是“参加这个共同体，而且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这些权利属于政治自由范畴, 属于公民权利的范畴”。〔4〕从马克思的“公民”、“公民权利”阐述可以推导出，公民的主体意识就是公民所具有的“公权利”意识，具体表现为参与国家事务与公共事务的主体成员感、社会责任感。在西方，受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然法思想影响，公民与国家的契约关系思想已深入人心成为制度理念。但在中国，受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影响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体制影响，公民的主体意识还非常缺乏，时下发生的种种事件都可以说明对公民主体意识的教育非常必要。主体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础。

2、权利意识

公民的权利意识指公民的政治权利意识。由宪法确认的政治权利，包括思想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自由、对政府的选举权、批评权、控告权及其他监督权，等等。〔5〕政治权利意识即指公民对这些权利内涵的认识和如何行使的认识。权利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具体体现。

公民意识不仅是公民的人格特征，还是公民维护自身人权的思想武器。在现实生活中，人权是具体的，琐碎的，需要动用多种方式去争取、维护、协商，公民意识是采取这些理性方式的理念来源。

二、公民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及表现

（一）公民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社区治理的核心理念是由过去单纯强调政府管理转变为政府、公民及其他组织共同参与对社区的治理，尤其强调主体间的协调、沟通与交流，而这种转变是建立在公民意识不断提高的基础之上。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公民意识的提高，有利于形成社区治理的局面。公民意识的提高会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是公民社会形成的体现之一，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社区非营利组织以组织化的方式参与社区治理，与其他治理主体形成多元治理主体，实现社区治理的合作、参与和协商机制；公民意识的提高会促进居委会作为我国基层唯一合法的社区自治组织真正实现居民自治；目前，一些商品房住宅区的业委会已经显现出了公民意识的萌芽形成。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一些业委会运作展示了公民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北京新天第小区的业委会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业委会，媒体曾多次报道。据业委会主任张大宪说，业委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自成立以来，就成为业委会、物业公司、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片警的沟通平台，一个月要开好几次会议。通过这种协商机制和民主程序，业委会为小区居民做了几件大事，一是和开发商协商，将公摊面积收益收归为全体业主所有；二是收回住房维修基金，这在全北京是第一家；三是改造监控设施工程。对业委会和居民的自治热情，张大宪这样解释，“其实现在的小区业主是中国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他们不满足于个人的物质需求，更愿意推动社会进步和〔6〕民主。”

2.公民意识的提高，有利于降低政府的社区治理成本。

社区治理与社区管理相比的优点在于大大降低政府社区治理成本，而这有赖于公民意识的提高。社区治理的成本主要包括动员成本、监督成本、人力成本、设施成本。由于公民意识的提高，社区居民会把社区事务作为自己的公民义务与责任，积极参与与响应，进而形成公民社会组织，从而降低政府治理成本。例如，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的展开还主要以政府投入与经营为主，造成由于资金、人力不足而不能开展工作满足居民的需求。在美国，非政府组织帮助政府摆脱对社会事务的具体服务，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政府主要通过向非营利组织购买服务为居民提供社区服务。在美国，参与社团已成为公民的主要行为。几乎每一任总统都在鼓励志愿组织和行动。199

4〔7〕 年，国会通过“King Holiday 服务法案”，将马丁·路德金日定为志愿服务日。3.公民意识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理性解决城市社区矛盾。

目前，商品房业主因维权和开发商、物业公司或其它单位组织发生的摩擦事件屡见报端，已成为城市社区的主要问题集中点。一些摩擦甚至升级为群体性事件或暴力事件。据中消协不完全统计，在中消协接到投诉介入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三方之间的纠纷时，近九成以上的业主与开发商或物业管理公司的关系已经达到了激化程度，这种激化的程度是，在三方之间只有开发商或者物业管理公司向业主做出让步才可能解决纠纷的比例达到80%。“业主在这种矛盾激化下解决问题的成功率较低，一般在20%～30%〔8〕之间。”业主维权成功率低的原因除了法律制度不健全和政府执法不到位以外，其它都可以归结为公民意识缺乏所造成，包括缺乏法律知识为维权而使用过激行为违法；缺乏组织意识维权单打独斗处于劣势；缺乏公共责任意识惮于“枪打出头鸟”而“搭便车”；缺乏沟通、协商、对话意识手段单一行为武断。相反，维权成功的案例的原因也主要由于公民意识起很大作用能理性解决问题。据报道：

由12个小区业主委员会联合发起倡议、广州市业主联谊会组织的针对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的集体追讨活动，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参与集体追讨的业主委员会数目就增加至约60个，声势浩大，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业主委员会在合法理性的旗帜下自觉地团结起来，全力以赴为化解专项〔9〕维修资金的这一历史难题。

（二）公民意识在社区治理中的表现

公民意识在社区治理中主要表现为作为社区主体之一的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形成和公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政治参与、维权意识以及宽容意识。

公民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结社结团。与传统社会的以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结成的社会群体不同，公民社会组织是在契约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个体的组织。社区非营利组织 是社区某一类利益群体或某一特征群体为维护自身利益或社区公共利益自发结成的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只有它的形成才能使社区形成治理结构。目前在中国城市社区具有公民社会组织性质的组织主要是业主委员会和社区志愿者组织，但也具有政府主导的色彩。

公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体现在公民对社区公共事务提出意见或建议、参与社区建设等等。公民的参与可以有效拓展社区服务、发展社区卫生、繁荣社区文化、美化社区环境、加强社区治安、对社区的和谐、快速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民的政治参与体现在社区的政治选举、政治表达上面。在社区选举中，存在居民对此持冷淡的态度、参与热情不高，有一种选谁都一样的心态，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参与，必将导致自己的权利丧失，影响社区的建设。所以，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对社区治理有重要的意义。

维权意识的提高是公民意识的重要体现，维权是公民结社、参与的主要动力。目前普遍存在不知侵权、不懂维权的状况。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维权如何促进组织化。

2009年10月13日，在广州市东川三街通往广东省人民医院的一个医疗垃圾出口，贴出一张拆迁规划公示，业主们惊讶的发现，自己的住房面临被拆迁的威险。经调查，业主们发现面自己居住多年的小区要作为公益性用地，而该地块拆迁补偿远不及该地块的一手楼价。面对这种情况，一些业主自发成立了“反拆筹备组”，开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事件发生后，一些业主积极行动，开动员大会，进行反复扫楼，挨家挨户张贴反拆迁资料、收集居民意见和进行签名活动，一些业主代表开始进行上访。与此同时，利用网络获得居民的支持。在经历了三个月的维权活动之后，原来的拆〔10〕迁规划被叫停。

此次拆迁事件的解决，充分说明了维权的共同利益如何促进公民社会组织的形成，也说明公民意识在维权中的关键作用。

三、公民意识缺乏造成的社区治理问题

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区治理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特点，社区治理模式的差别往往取决于政府和社区之间权能配置的方式。以政府和社区之间权能关系的不同, 社区治理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即自治型治理模式、行政主导型治理模式和混合型治理式。我国的社区治理属于适应社会转型的国家治理需要的至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居民参与仍停留在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家动员、群众参与的阶段。所以，这种参与还不能称为公民参与，是被动参与而非主动参与，是参与活动而非参与公共事务，是临时参与而非制度性参与，是个人参与而非组织、个体参与，是少数人参与而非多数人参与。究其原因，除了社区行政化的原因外，公民意识缺乏也是重要原因。

（一）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度差，归属感不强。

社区的本质特点是居民守望相助的共同体。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城市社区，既抛弃了传统街坊和单位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又没有在新的居住格局中形成契约性、团体性的社区认同感。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认同感不同之处在于不是基于地缘和血缘，而是基于同一团体的权利性的承认和公民意识中的宽容、多元化意识，所以，习惯于传统社会“单位人”的角色定位，还未形成现代社会“社区人”的角色定位，因而对于社区的认同度较低，归属感不强。原因在于：第一，社会资源还主要集中于“单位”，社区主要吸引下岗、失业群体和老、弱、病、残群体。第二，缺乏公民意识不能把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看做自己的公民责任。第三，政府对社区的权力下放不够，公民参与没有空间。因此，造成的结果是社区民主选举难以进行，居民代表大会难以召开。社区民主选举老年人较多，中青年较少；离职人员多，在职人员少；女性多，男性少。其次，社区活动被动参与，许多参与活动都是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安排的，而非社区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组织的。社区居民参与可有可无，随意性较大，缺乏制度保障。参与意识淡薄，参与热情低。

（二）存在社区建设资源缺乏和社区社会资源闲置的矛盾。

社区建设需要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无论中外，国家财政的收入都永远不能满足 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福利国家实践的失败表明，单靠政府的力量不可能建立起一套可持续的福利国家制度，最好是充分发挥第三部门即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同时，西方社区发展的经验还表明，仅靠经济手段难以解决社会问题，社区成员的参与是制定和实现社会政策目标的因素之一。尽管我国财政对社区的投入已有很大进步，但社区建设的资金依然紧张，人员身兼数职。许多居委会存在着这样的现象：牌子挂起来了，但工作并未开展。但同时，社区中现有的人力资源浪费严重，功能设施不能物尽其才。许多居民将多余的精力和时间打发在麻将桌上。而在美国，据美国全国独立部门199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将近56%的人加入了志愿者行列。82%的公

〔11〕司捐助志愿者行动计划，26%的公司给予其员工带薪从事志愿服务工作的时间。

（三）社区居民参与理性不足，普遍存在“搭便车”心理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人们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社区建设时也较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与自己利益有关，参与热情就高，反之则低。同时，因为人的有限理性，公民参与社区管理时，反映的问题常常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或是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或是发发牢骚，这些都体现出社区公民参与的功利性较强。此外，在社区居民的参与中，多数人都存在“搭便车”的心理，他们认为公共利益的增加或减少不会直接对我个人利益有影响，所以我个人对公共利益的奉献既无好处也无意义，不如让别人去争取权益。正因如此，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和质量就会受到影响。

四、社区治理中有效培养公民意识的探索性建议

作为思想观念，公民意识的形成需要有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但同时，思想观念的转变与进步也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教育与培养公民意识。社区治理中面临公民意识缺乏所造成的问题，但社区治理同时也是公民意识形成的最好场所。然而，这需要政府主导与发挥作用，也需要公共精英的带动示范。

（一）培育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是有效培养公民意识的根本。

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是公民意识中主体意识的来源。认同感与归属感一方面来自对邻里的认同，另一方面来自与社区的利益相关性。对邻里的认同感是在居民互动中自然形成的，但在商品住宅区居民很少像以前的街坊邻居那样全面的情感互动，更多属于局部的参与式互动。然而目前许多社区都缺乏互动场所和居民能够参与的活动，多数社区举办的活动属于作秀与社区考评项目，谈不上居民参与。而发达国家与地区政府重视用于居民活动的公共场所的建设。新加坡新建的公寓内专门辟出邻里活动中心等公共空间。由此说明，政府对建设形成公民意识的社区公共场所负有监管责任。而与社区利益的相关性，有待于共同利益的出现与观念的转变。

笔者所居住地的附近小区是Q村拆迁后开发商给村民们建的集体回迁住宅区，村集体组织仍然存在，村民们原有的社会生态系统也基本保留。由于开发商将小区大门两侧的临街骑楼卖出开饭店，饭店竟然要把污水处理管道和小区中的污水处理池接通，这显然会超过原有污水处理设计的负担从而影响小区环境，所以小区中的居民积极行动起来共同抵制，两天后饭店的这一侵权行为才得以终止。维权成功的原因据笔者观察所得结论，一是由于居民同属同一村集体，组织成本低，能够很快形成行动力；二是由于老年居民们以情理服人，以“年老摄人”；三是居民们有一定的法律、维权常识。

（二）社区公共精英的出现对公民意识的形成有示范带动作用。

2004 年9月8日，广州《南方人物》周刊发表“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同时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三条标准：第一，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第二，〔12〕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第三，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社区公共精英类似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社区管理和维权中敢于当“出头鸟”，与公共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们不具有专业素质和批判道义，他们只是具有一般公民素养的公民。但是他们又与普通公民不同，他们在经济地位上属于中产阶级中上层，接受过高等教育，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公民素养，包括主体意识、守法观念、协商理念、团体精神等。许多小区维权成功的原因都有社区公共精英的因素存在，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言行具有示 范带动作用，能够影响周围人群。

（三）网络社区是公民意识形成的演习场。

由于网络的普及，网络成为人们新的沟通平台。而且网络的匿名性又契合了现代人希望交流但又不愿担负由此增加的人情成本的需要。社区网络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要求中出现的。从租房、卖房到旧物交换，从邀约兴趣活动到公益活动，社区网络正成为社区居民沟通的重要平台，而公民意识也在这样的沟通中萌芽成熟。

著名的社区网北京回龙观社区借助网络，居民们在2005年3月，回龙观社区网5周年庆典，成功实现481人在顶上红餐厅聚餐，成为社区人数最多的集体“腐败”。2007年9月，社区论坛里，一个名为“微笑墙”的活动温馨上演——为挽救河南来京求医的11个月大的兔唇宝宝浩浩，回龙观居民们热购笑脸。最终，“微笑墙”筹到了万余元捐款，用于浩浩的生活及治疗费用。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后，网站负责人第一时间通过社区网站宣传义卖募捐，总计为灾区群众筹集捐款535453.82元。回龙观尤为引人注目的还是它的维权行为，著名的“保卫绿地”维权失利后，居民们由维权走向积极参政，参加北京昌平区的区人大代表候选人参选，最后，32岁的聂海亮当选为回龙观选区惟一的人大代表。对于他的当选，一些学者很兴奋，将之概括为“北京现象”。

有媒体评价道：“普通业主自荐参选人大代表，意味着他们从上访维权走向选举维权，从代表一个人到代表一群人，从具体维权到积极参政。”“聂海亮的当选，应该是中

〔13〕国社区民主与现行民主体制实现的第一个对接。”回龙观社区之所以能借助网络实现社区居民的自组织力、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守望互助、作为公民的志愿服务行为、共同维护公共权益以及积极参政，它的关键在于回龙观社区的居民组成性质，主体居民属于25——35岁之间的中关村IT人士以及其它业界的文化水平较高的中高收入者。他们由网络互动发展为现实互动，公民意识也在这样的互动中成长发育。可以预见，网络将成为社区居民互动、组织、参与的平台之一。

注释：

〔1〕 丁茂战.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103 〔2〕 谢芳.西方社区公民参与〔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1 〔3〕 布莱恩·特纳.公民身份与社会理论〔M〕，郭中华，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7： 序言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36.〔5〕 郭道辉.公民权与公民社会〔J〕．法学研究：2006，1：83 〔6〕 王俊秀.社区自治：中国基层民主开步走．（2008-02-19）.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02/19/content_2069031.htm.〔7〕 侯钧生，等．发达国家与地区社区发展经验〔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38-41.〔8〕 http://bbs.soufun.com/1010001071~-1~4374/34291297_34392526.htm 〔9〕 http://news.sina.com.cn/c/2006-10-***5855s.shtml.〔10〕 刘志杰.五百业主成果反拆迁记〔N〕．中国青年报：2010-01-14（3）〔11〕 同〔7〕．42 〔12〕 杜光.怎样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J〕.炎黄春秋： 2009，2：24 〔13〕 董月玲.北京回龙观居民区维权路：从具体维权到积极参政.（2005-6-22）http://business.sohu.com/20050622/n226034509.shtml.7

第三篇：理性引导公民公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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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引导公民公共精神

张 洋

《 人民日报 》(2012年07月18日17 版)

□较强的公共精神能够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公民的公共精神需要现代的公共理性加以规约和引导

公共精神，即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对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认同和对公共规范的维护。它是一种公民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资本，较强的公共精神能够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而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为公共精神的成长提供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步打破了以往的单位体制和身份界限，公民自主行为能力明显增强。在农村，农民为维护公共秩序自发地组织了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在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得以强化；还有一些公民基于各种需要，创建和发展了一批社会组织，诸如消费者协会、业主委员会、社会工作协会等，以维护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这些都具有自主性，公民的公共精神由此得到了培育。

公民公共精神的发展过程，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近些年来，公共权力的配置开始由政府一极向政府与社会分享权力转变；公共权力的运作开始由单一的自上而下运用转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运用。在政府与社会之间，互惠与合作的治理模式正在形成，这种治理模式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政府效能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此得到提高。

公共精神与民主政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值得注意的是，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也对公共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相对于这种要求而言，目前我国公民的公共精神依旧较弱。

不少人认为，政治是国家的事，老百姓参不参与没有多大关系。于是，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私事，最终对公共事务熟视无睹。这是公民公共精神缺失的最直接、最普遍的表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公民对公共精神滥用或者错用。由于社会上商业化浪潮的冲击，公民的公共精神难免会掺杂进经济因素，甚至被一些特殊的利益所误导，而这些非理性可能就会篡改公共精神应有的公共性。这一点在一些事件上得到了印证，如近年来频发的不理智群体性事件和网络谣言，将非理性的公共精神发挥到极致。这不仅无益于谣言的控制，反而使谣言进一步扩散，公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由此，为了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的公共精神需要现代的公共理性加以规约和引导。

公民是社会中人，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实现公民个人权利的基础，而一个健康社会的形成也需要每个公民贡献力量。因此，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参与公共事务，促进公共利益，关心国家命运，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应尽的职责。

责任意识是前提，法治意识是关键。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民主不是无序的政治游戏，而是安定团结的政治生活，因为民主也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法治建设为民主政治提供了保障，而法治意识也应成为公民政治参与、意见表达、享受权利、履行义务等行为的导向。为此，公民应懂得法律、尊重法律、维护法律，充分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抵制有悖于民主政治发展的违法活动。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意识和精神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养成的，也不是单纯的知识学习就能够得到的，而是需要公共生活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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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公共精神与政治权利的行使密不可分。为此，政府要着力完善制度安排，优化治理结构，畅通政治参与渠道，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权利，使每一个公民都能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之中。在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公民寄托了情感，付出了心血，得到了尊重，也在推动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比如，在投票选举中懂得了程序民主的意义；在公共事务决策中学会了协商民主的精髓；在社会组织的发展中体会到公共生活的价值。

长此下去，公民就会像关心自己的事情一样关心社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在不断的互动与合作中达成民主政治发展的共识，并且在这种共识下开展有序的民主政治建设。应该说，这是培养公民公共精神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唯有如此，公共精神才可以获得持久的生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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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茌平县保健院的治理变革

改革和管理工作汇报

—茌平县保健院

近年来，我院的妇幼保健工作在县委、县政府及卫生局的正确领导下，以贯彻实施《母婴保健法》和《山东妇女发展纲要》、《山东儿童发展纲要》为宗旨。伴随着全国公立医院的改革和医院管理年活动的不断深入，结合保健院自身实际情况，把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具体做法汇报如下：

一、具体做法

（一）、全面提高医疗水平, 确保医疗安全

根据卫生部在全国开展的医院管理年活动，明确提出了“服务质量零差错，服务态度零投诉”的工作目标，以解决孕产妇及儿童非正常死亡为重点，以完善妇幼保健服务为总抓手，强化全员医疗安全意识，促进医疗质量全面提高。首先，在医疗质量管理上制定和完善了质量考核制度和质量抽查制度，明确管理措施，保障制度的落实；二，定期举办临床医护人员妇幼保健及危重症救治的培训班，并根据讲解的内容不定期进行业务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三,狠抓病历护理文书质量，规范了三级医师查房制、住院医师首诊负责制，健全了各项技能操作规范，完善了各项登记制度，严格控制了院内交叉感染，规范了门诊病历、门诊处方及各种医疗、护理表格的书写等。四,成立护理质量监控小组，将各项检查指标量化，每月进行护理质量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从而提高了护理人员技术水平及责任意识，有力的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完成。五,建立了差错纠纷事故责任追究制，对责任人制定了院内处罚与依法处理相结合的办法，实行了科室负责人与 院分管领导纠纷事故连带责任制。六,投资50余万元，购进了三分类血球、尿液分析仪、彩超探头等先进的诊疗设备5台件，大大提高了临床诊断的准确性。以上措施的实施，保证了医疗安全的最大化，降低了差错事故的发生。

（二）建立孕产妇档案，确保妇幼身心健康

1、为了更好的加强《母婴保健法》的实施，我院从05年10月份增设孕期门诊，设立了专门的孕产妇管理档案，对一些高危妊娠产妇进行重点管理定期回访使高危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100%。并在孕妇妊娠15—20周期间，对其进行产前筛查，从根本上杜绝了先天愚型、无脑儿、脊柱裂等胎儿畸形的发生率。08年2月份，根据市卫生局文件精神要求，开展了对全县孕产妇实行系统化管理工作，其中我院设立优惠项目一项，免费项目六项，共计175元，通过这项工作的开展，使我县孕产妇在孕早中晚期得到了全方位的呵护。至今我院已于2894人签订了孕产妇系统化管理合同，占全县孕产妇数的67%。

2、积极配合卫生局做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的妇幼保健指标的监测和动态分析，建立健全乡镇妇幼保健信息员例会制度。每月8日是例会日，例会上除讲解妇幼保健必要知识和任务外还定期对基层的计划生育服务工作进行技术指导，严格技术操作常规，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并对全县21个乡镇妇幼保健机构进行了四次检查考核，有效保障了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全面落实。

（三、）加强医患沟通，做诚信医生。

加强医患沟通是创建和谐医院、平安医院的有效组成部分，首先我们 成立了由院长任组长的医患和谐领导小组。二是针对部分医务人员生、冷、硬的不良现象，我们制定了“服务态度零投诉”的实施办法，每投诉一次对责任人实行批评教育，第二次实行经济处罚，第三次投诉使其待业培训的管理机制。三是为增加患者治疗过程中治疗费用的透明度，从根本上解决病人对花费不理解的实际，我院实行了住院病人每日清单制度，将病人的医药费用每天都打印出来，使病人对医药花费一目了然。针对“看病贵”的问题，我们还制定了住院手术限价及药品微利润的收费办法，努力降低医药花费。四是建立了一对一服务的医疗管理新模式，实行责任医生、责任护士，对住院病人医护人员有针对性的实行病情变化，及时规范处理病情。五是结合县卫生局开展的“三好一满意”活动，制定了待病人如亲人工作制度，开展了病人就是上帝的大讨论，通过制度约束及大讨论，医务人员的亲情服务意识明显增强。对出院病人、门诊病人及其他来院接受服务人员，实行问卷调查与回访，征求意见，满意率达98%

（四）量化细化工作任务，充分体现技术高低我院为完善收入分配办法，在门诊大厅设立意见箱，成立组织抽调专人发放医务人员个人满意度调查表，临床多人员科室的工作量细化到人，并不定期对各科室进行检查督导。奖惩制度我们按服务人次、服务质量、服务价格、差错纠纷、事故考勤、社会满意度，从根本上打破了平均主义。

二、存在问题

（一）、全面落实卫生经费投入，保障医务人员工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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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的分配办法，即

小时交叉巡视，及时观察以上。

我院现有职工50人，其中高级职称3人，中级职称24人，初级职称23人，现有的财政拨款，仅仅能满足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住房保险、医疗保险的交纳，其人员工资完全依靠业务收入。致使全员工资发放存在一定困难，应改革卫生经费投入比例。

（二）、加强基础设施投入，优化服务环境

由于保健院底子薄、基础差，现有的医疗设备老化，已经不能满足患者日益增长的卫生需求，致使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患者都要向省市一级医院去检查治疗，造成了省市大医院人满为患，县医院“吃不饱”的现象，也加大了患者在一些常见病、多发病上的资金投入，改变这一现象，要加强基层医院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医疗设备更新投入，才能进一步提高医疗质量，降低医药费用。

（三）、提高基层人员待遇，确保卫生队伍稳定性省市级医务人员远远超出县级医务人员工资待遇，精尖”人才想法去上级医院工作，这样就造成了基层医疗卫生技术人才流失严重，使本身技术力量薄弱的基层医院更加薄弱，进一步加强卫生体制及基层医务人员待遇改革。

（四）理顺医疗纠纷处理渠道，使社会更加和谐

人们法律及维权意识的普遍提高，产生了“入院”就是“入保险”的错误观念，一旦病情突变，不可挽回就有造成医闹的可能，致使医院工作秩序及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影响，应理顺纠纷处理渠道，做到分清责任及原因依法处理，严厉打击医闹行为。

县级工作的一些

2009年2“高8日

月

第五篇：公共空间治理工作总结

公共空间治理工作总结

推进公共空间治理 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今年以来瓦窑镇紧紧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以公共空间治理为抓手，引导群众广泛参与，加快推进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强化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管理，打好公共空间治理、农村环境整治、社会管理创新、集体收入增加、富民产业壮大、和谐新风塑造的组合拳，着力打造生态宜居、高质量发展的秀美瓦窑。

截至目前，我镇公共空间治理工作成绩显著，效果明显，拆除违章建设和有碍观瞻的乱搭乱建1963处15万平方，乱堆放乱放7500余处，拆除各类圈舍1000余处，砍伐杨树20万棵，清淤沟渠52.7万立方，整治公共空间75.8万平方，建设水冲户厕3800座，拆除旱厕3300座，建成水冲公厕110座，清淤沟渠36公里，建设污水管网53公里，对危旧房屋实现亮点改造1400平方，硬化路面15万平方，绿化面积12万平方，建设广场22个，安装路灯450盏，庄内有灯光道路1万余米；建设休闲健身文化广场22个，安装健身器材22套，供群众休闲、娱乐。

通过公共空间治理，我们实现“八个结合”,具体做法如下：

一、公共空间治理与环境整治相结合，让村庄美起来。我镇公共空间治理实行“全域式”清理，9月底清理阶段已经完成，下一步，我镇将以亮点提升，重点打造，通过公共空间治理，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科学打造别具特色的村庄段，水清岸绿的田园段，实现村庄环境的提档升级，公共空间治理效益化日益显现。

二、公共空间治理与“三资管理”相结合，让集体壮起来。通过收回公共空间进行土地综合治理，实现180.8亩1446万元收入，村均120万元；通过对全镇905份合同的清理，收回不合理不规范合同41份，在市产权交易平台上重新公开发包，增加收入近50万元。

三、公共空间治理与脱贫攻坚相结合，让群众富起来。截至目前，通过资产增值，公共空间治理与脱贫攻坚相结合，让群众富起来。通过收回公共空间进行村庄绿化，绿化苗木由村民管理，收益共享，达到村民与集体共同增收目标。

四、公共空间治理与现代农业相结合，让田园秀起来。目前，我镇已形成街集村的设施农业，吕庄村的彩苗基地，大山村的高标准农田，大新村的鱼米基地，房庄村的生态养殖基地，精品产业园等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绿色长廊田园综合体。

五、公共空间治理与产业振兴相结合，让经济发起来。通过公共空间治理，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将农村环境基础设施与特色产业、乡村旅游等有机结合，实现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改善互促互进。双庙村的精品建材产业园、马庄村的众创空间等也是跨越公共空间治理和综合化产业集聚的乡村振兴发展新模式。

六、公共空间治理与基层党建相结合，让阵地强起来。让基层党建与公共空间治理同步推进，建设党建阵地38个，党建宣传28万平方。通过评选“文明家庭”、“五好少年”、“优秀教师”等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七、公共空间治理与“四好农路”相结合，让道路畅起来。通过对公共空间收回，先后打造出“瓦房线”“瓦合线”“双柳线”“大新线”“周柳线”“瓦吕线”“一支渠线”,经过301县道，穿越311国道，跨过陇海线，全段28公里，形成交接自然，景观流畅，浑然天成的绿色长廊。

八、公共空间治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让文明高起来。公共空间治理离不开群众的支持，通过环境提升带动群众文明程度的提高，在瓦窑新街中心河改造项目中，68户215间违建只用2周，实现“零赔付”拆违8000多平方。全镇公共空间治理工作实现“零投诉”“零信访”“零事故”.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的目标，以建设秀美瓦窑为载体，统筹推进生态小镇建设，大力开展镇村公共空间治理和农村环境整治，不断增加村集体收入，着力打造秀美宜居新瓦窑，让镇村面貌进一步改善，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群众幸福感、满意度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