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思路0210范文合集

第一篇：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思路0210

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思路

一、我国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主要挑战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视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并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已经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全球性趋势。与此相适应，我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巨大变迁的客观实际，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创新，不断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调整社会管理方式方法，在改善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仍处于快速转型时期的我国，面临着国际国内社会环境空前急剧变革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改善社会治理依然任重而道远。具体而言，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在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分化和重组的同时，政府社会管理方式没有实现相应的转变。改革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化加速，我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异质性和多样性对同质性和单一性的取代。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取代了“一大二公三纯”的旧式格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带来了职业群体结构的变化；改革前社会阶层结构高度均质化的状况已大为改变，并越来越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这种社会分化几乎在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上表现出来，导致原先简单的社会结构复杂化了，使同质的社会不断异质化了，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失调现象、不稳定因素大大增加了。在快速激变的今天，过去传统的社会整合力量趋向弱化，而新的社会整合机制又不健全，特别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习惯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官本位依然大行其道，政府社会管理方式明显滞后于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从而导致社会整体整合力量特别是国家行政整合能力明显不足。

第二，社会治理结构尚未得到调整和优化，共建共治和谐社会的合力不强。社会治理结构实质上是确立治理主体、客体、行为准则、治理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安排。良好的社会治理机构，需要各治理主体既保持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又能够通力合作，形成一种和谐有序、自律自治的制度化治理机制。但从现状来看，这种良好的社会治理结构在我国尚未形成，主要表现在第三部门还未真正成为政府职能转移的载体，社会团体等民间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公民社会的发育仍显迟缓，社会资本的开发利用不足，社会的自主性及自我组织能力不够强，各级官员新的治理观念还未树立、建设和谐社会的领导能力与行政能力不强等等。

第三，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建设，公共服务短缺低效。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由于在发展观和发展理念上的偏差，片面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以致各级 政府在履行职能和推进职能转变方面，主要精力放在了履行经济管理职能以及相应的经济管理领域的改革，以适应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领域改革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造成政府在社会管理职能方面的转变步伐明显滞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不足，存在着许多体制性障碍，社会事业发展受阻。

第四，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拉美化”现象开始凸显，社会风险逐渐累积。目前我国发展进程进入了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公认的敏感阶段，也就是进入了一个社会矛盾频发、社会问题集中的高风险时代。这个时期，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加，社会矛盾多样化与社会控制力下降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可以说，现阶段我国各种社会矛盾、问题的广泛性和数量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有些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严重性、负面效应不断呈现出来，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全运行与健康发展开始构成明显的威胁。对此，要想在短期内基本消除它们，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对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熟视无睹，不加防范与缓解，则可能会出现一个累积、扩散、爆发的失控过程，进而使整个社会陷入动荡、混乱的境地。而且，从现在起到今后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我国所面临的特定时代条件和社会失调现象仍将延续下去，某些不和谐因素还有可能呈加剧之势。显然，对于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这种生长性如果认识不足，不能及时有效地加以控制，则必然给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埋下巨大隐患。

二、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对策思路

第一，构建适合国情的社会治理模式，优化社会治理结构。与西方各国相比，我国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着一些不同的前提条件，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社会治理变革也象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一样，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模式，而应当探索既符合国情又适应当今时代潮流的社会治理模式。综观西方国家治道变革的整体历程，反思我国政府权力行使惯性以及公民社会发育不足的现实情况，我们认为，政府主导——社会合作型模式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可供选择、比较恰当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该模式的典型特征是“一主多元”，所谓“一主多元”，就是形成以各级政府为主导、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多种方式并存的社会治理结构。选择这种模式的主要根据在于，对于现阶段的我国政府而言，无论是对政府内部的自身建设，还是对外部社会事务的管理，都需要承担大量的管制职能，都必须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同时，我国市场经济事实上是“先天不足”的市场经济，这些年在市场化改革中暴露出来的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都需要政府加强市场监督职能来加以克服。另外，在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公平、提供社会规范等公共服务方面，也需要政府的主导 作用才能实现。只有形成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多元组织共治的局面，才能有效提升社会治理的质量与效能。

第二，培育和规范公民社会组织，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公民社会不仅能够承载政府转移出来的部分职能，对传统政府管理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拓展，而且有利于构筑多中心的社会治理体系，进而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战略和基层民主自治的不断推进，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在我国迅速崛起。作为新的组织形态，公民社会在其成长和壮大过程中，如何规范并促进其健康发展，是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作为政府部门，应该认真履行管理职责，规范社会组织本身的生活，与社会组织一起共同管理社会事务，为公民社会的自治提供制度环境。各级政府要针对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采取分类管理的办法，对于不同类别的社会组织，制定不同的法律和法规，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作为公民社会组织，应当清楚自身的角色定位，明确与政府一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不是为了与政府争权，也不是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更不是要取代政府，而是与政府协同合作，共同致力于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第三，制定并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采取突出社会公正的社会政策。现实生活中日趋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所导致大面积负面效应情况，迫切需要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管理部门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为此，目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快制定并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全国适用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即无论地方自有财力如何，都必须提供最低标准的公共服务。也就是说，在基本的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应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资需求，尽可能地使人们享有同样的权利。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其实质在于政府要为全体成员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政府关注的焦点应当从过分强调效率优先转向更加强调社会公平上来，政府工作的重点应更多地转向提供包括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交通、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在改善民生上，让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第四，建立健全同现阶段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社会控制体系，完善社会管理机制。为了使各种社会不和谐因素、社会问题处于可控、可调的状态，避免出现剧烈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就需要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围绕和谐社会的目标，不断健全和完善各项社会管理机制，确保社会各个系统、各个要素始终处于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的状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亟待确立的社会管理机制至少包括:(1)公正的利益协调机制。当前各种利益性矛盾和冲突的增加，根源并不在于社会经济不发达或财富不充裕，而在于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利的分配不公，有失社会公正。这种情况，客观上要求政府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公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妥善处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2)友善的社会帮助机制。社会公共帮助就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救助的方式对社会上困难的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生活水平保障，其目的就是使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能够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以缩小社会差异，减少社会排斥，增进社会整合与和谐。(3)有效的公共安全机制。为适应社会转型对公共安全多样化的需求，政府提供公共安全职责要从被动的、消极的“反应式治理”向主动的、预防的“积极式治理”转变，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不断完善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确立信访工作责任制，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办法，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面临的问题，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4)灵敏的社会预警机制。应当尽快地建立社会运行状况的监测体系及危机预警系统，形成完备的社会发展监控体系，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危机及早作出预测，防微杜渐，使问题和危机化解在萌芽状态，从而切实提高政府应急管理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五，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发展基层民主政治与治理。要真正按照自治的原则建立社区组织，探索新的社区建设和管理模式，健全社区管理组织体系，建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企业在社区建设中的伙伴关系，把一部分政府可以不直接承办和企事业单位剥离出来的社会管理职能、公共服务职能交由社区承担。要努力培养居民的社区意识，引导和鼓励他们参与政治生活，提高社区居民的自治程度。社区居民通过广泛参与，了解自身需求，并采取积极的改进行动，动员社区内的一切资源，尽力化解社区内的各种问题，提高全社区居民的福利和生活质量，增强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外，要借鉴发达国家有关社区建设的有益经验，正确区分社区管理事务中基层组织建设、弱势群体保护等纯公益福利部分和家庭服务、物业管理等非营利或营利部分，采取不同政策加以对待，不断丰富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内容，推进社区功能的完善和发展。按照“五个重在”（重在加强领导、重在整合资源、重在健全机制、重在提高素质、重在解决问题）、“四个一”（一个窗口服务群众、一个平台受理反馈、一个流程调解到底、一个机制监督落实）和“六联”工作机制（矛盾纠纷联合调处、社会治安联合防控、重点工作联勤联动、突出问题联合整治、基层平安联合创建、流动人口联合管理服务）的思路，强力推进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大综治大调解工作平台。

保证至少有3个功能区，即一个接访受理大厅、一个矛盾纠纷联合调解区、一个联席会议工作区，综治维稳短信平台

建设综治工作中心的实践与探索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深入开展平安建设，探索基层综治工作工作新模式，2005年6月份，密云县委政法委、综治办在大城子镇进行了综治工作中心试点，建立了集综治办信访办、司法所、派出所、法庭、民政科、经管统计站、综合科和妇联等多个职能部门于一体一站式办公的综治工作新机制——综治中心，整合力量，分析、研判、分流处理区域安全稳定问题。综治工作中心既是便民服务中心，也是矛盾调处中心、民情信息的收集中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指挥中心。实现了维护稳定工作从“单兵作战”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大大提高了基层维护稳定、化解矛盾、治安防范的能力和水平。

一、综治工作中心的组织与职能

（一）依托综治工作现有网络和机制构建严密的组织体系

综治工作中心是以党委为核心，依托综治工作现有网络和机制，整合组织机构，统领乡镇、街道综治工作。在组织结构上，分为镇、村（社区）两个层面。在镇级层面上，由综治办牵头，将信访办、司法所、派出所等职能部门，纳入综治体系，成立综治中心，固定地点，由综治主要部门抽调专人到中心合署办公，共同接待处理综治工作。综治工作中心主任由党委分管副书记担任，综治办常务副主任担任中心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在社区、村级层面上，在党支部领导下，引导群众自发组建和谐创安自治协会，推动政法综治工作工作进村、进巷、进家庭，形成横到边、纵到底的工作网络。协会以派出所为龙头，以治保会为桥梁，群众自发参与成为会员，通过协会章程，实行邻里守望、治安巡逻、自治管理，共保一方平安。创安协会接受乡镇综治办和综治工作中心的业务指导。

（二）因地制宜科学设定综治工作中心职能

综治工作中心具体职能主要包括：贯彻落实市、县委工作部署，定期分析治安形势，及时向党委政府报告工作情况，提出工作建议；组织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统一受理、调解、督办一般矛盾纠纷和群众来信来访，协调处置重大突出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组织相关部门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和重点地区专项治理工作，防范和减少刑事治安案件，净化社会治安环境；督促落实对重点人群的管控措施，加强闲散青少年、刑释解教和社区矫正人员等群体的服务管理帮助教育；在重大节日，组织开展安全大检查，消除安全隐患，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大型活动和突发事件安全稳定工作预案，确保大型活动和公共场所安全；组织开展政法、综治和平安建设宣传活动，提高群众法律素质；加强基层综治工作队伍建设，做好基层综治工作人员和群防群治队伍的教育、管理和培训工作；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定期检查考核，兑现奖惩措施等。

二、综治工作中心的运作模式

通过五项工作机制建设，推进区域综治工作工作常态化。一是联调机制。对排查出来和直接到镇（街道）要求调处的矛盾纠纷和群众来信来访，实行统一受理、分流，统一协调、督办，统一归档，综合运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方法进行疏导化解。二是联防机制。定期公布治安警情，建立健全治安巡防工作网络，健全各项防范工作制度。有针对性的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治安巡防活动，指导督促企事业单位落实内部安全保卫措施。三是联勤机制。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由综治工作中心主任主持，综治办牵头协调，统一组织安排各组成部门开展工作，形成职能上融合、力量上整合、工作上配合，网络上组合、部门上联合、信息上汇合的工作体系。四是联治机制。按照上级部署，动员和组织各部门各单位及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严打”、禁毒、禁赌、道路交通安全等整治行动，定期组织开展对治安重点地区、突发治安问题以及校园周边专项整治。五是联创机制。围绕平安创建总体目标，充分发挥综治工作中心作用，整体推进平安镇、平安社区、平安村、平安单位、平安校园等各项创建活动的开展。

通过完善五项工作制度，推进区域综治工作工作有形化。一是议事制度。每周，由综治办召开一次综治工作中心各部门工作人员会议，沟通工作情况，研究与部置下步工作。二是例会制度。每月初，综治工作中心召开一次由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例会，研判分析维稳形势，总结经验，制定相应工作对策，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编发《安全稳定月报分析》。三是通报制度。每季，由综治办负责，对综治工作中心各部门开展工作情况进行通报，激励先进，督促后进。四是考核制度。由综治办负责，以综治委名义，与综治工作中心各部门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每半年对综治工作中心各部门开展工作情况进行检查；每年底，对目标管理完成情况进行考核总结奖励。五是记实制度。对综治工作中心各部门负责人每年进行工作实绩记实，与晋职晋级挂钩。

简言之，综治工作中心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统一性。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综治办牵头协调、检查督办，围绕基层平安创建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二是综合性。中心集中了基层各有关部门力量，其职能以及履行职能的手段、方法、措施等都显示了较强的综合性。三是协调性。通过建立完善协调联动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凝聚起部门齐抓共管的合力，提升了基层平安创建的效能。四是辐射性。中心的 组织网络、责任体系伸到了村、社区、学校、机关、企业等基层单位，也将其功能辐射到了整个辖区。

三、综治工作中心取得的成效

通过综治工作中心模式，全县综治工作工作理顺了关系，加大了力度，提高了效率，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县推行综治工作工作新体制、新机制，对维护基层稳定，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是地区综治工作工作效率提高了。综治工作中心整合了乡镇（街道）各方面安全稳定力量，通过合署办公和定期会商研判制度，统一受理接待群众来访，统一安排部署、检查验收区域安全稳定工作，避免了多头重叠部署工作，方便了群众投诉，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是地区综治工作工作力度更大了。综治工作中心有效整合了各方执法管理力量，搭建了综治工作新平台，实行矛盾联调、治安联防、事件联勤、问题联治、平安联创的“五联”机制，形成了职能融合、力量整合、部门联合、网络组合、信息汇合的工作体系，强有力的整体推进了区域平安乡镇（街道）、平安社区（村）、平安单位、平安校园、平安家庭等系列创建活动。

三是地区综治工作工作更加顺畅了。在当前社会矛盾多发的大背景下，信访工作的任务艰巨复杂，靠以往的各部门独自处理，单兵作战，很难及时就地有效处理随时发生的各类矛盾和纠纷。综治工作中心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区域内的信访工作资源，建立了上下联动的社会矛盾调处体系，形成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工作中心具体运作，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社会各界整体联动的社会矛盾调处工作格局，使工作从以往的单兵作战到现在的集团参战，构建了“畅通、有序、务实、高效”的信访工作新秩序，综治工作工作机制更加顺畅了。

四是全县综治工作工作效果更加明显了。首先是平安奥运行动取得了重大成果，实现了“大事不出、小事减少，管理严格、秩序良好”的平安奥运目标。县综治办通过督查、检查等多种方式，深化、固化“综治工作中心”及“和谐创安自治协会”模式，在乡镇街道层面，以综治工作中心为总抓手，充分发挥其会商、研判、排查职能，整合各方面力量开展群防群控工作。奥运期间，组织发动3万余名治安志愿者、生态林管护员、和谐创安自治协会会员和6000余名机关干部深入社区、村开展奥运安保工作，人员总数达到全县实有人口的6.3%。在社区、村层面，以和谐创安自治协会为抓手，推动综治工作工作进村、进巷、进家庭，在全县范围内最大限度的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和参与社会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整合了群防群治力量，将综治工 作的触角延伸至社区、村、胡同和社会最小单元——家庭，实现了群众自发参与平安创建的目的。其次，治安巡防力量得到整合，部分可防性刑事案件下降，民转刑案件减少，群众安全感增强。综治工作中心成立以来，通过组建专职治安巡防队，增设司法、流动人口协管员，加强保安队伍建设，增加生态林管护员和生态村保洁员治安巡防职责，与公安专门力量相结合，充分整合社会各方面治安防范力量，有针对性的加大了治安防范力度，全县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群众的安全感明显增强，2008年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在全市名列第三。2008年，全县社会治安状况达到了2000年以来的最佳状态。同时，信访调解、化解成效显著，全县安全稳定整体水平进一步提高。综治工作中心有效整合了各方力量，通过统一会商、研判增强了工作合力。各乡镇（街道）形成了党委政府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能作用，职能部门积极互动，互相配合，采取行政、法律、调解、经济、教育等多种手段，有效化解社会各类矛盾纠纷的工作格局，使信访渠道更加畅通，办理信访的效率明显提高。全县安全稳定整体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实践证明，建立综治工作中心，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以民为本，方便群众的理念，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解决治安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是有效整合乡镇（街道）资源、组织发动群众构建维护治安稳定第一道防线的有力举措，是落实条块结合、属地管理、推进基层平安建设的重要抓手，对落实区域安全稳定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篇：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挑战与对策建议

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挑战与对策建议

一、社会治理理念提出的背景与目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认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现“十三五”规划提供坚强保证的重要抓手。

对于“社会治理”这一概念的运用，在认识上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主要使用的概念是“社会管理”，自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我们党开始用“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来替换“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变为社会治理并非简单的“一字之变”，它反映了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范围、治理重点等方面的明显不同，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处理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所取得经验的深刻总结，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我国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成果。

创新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创新政府行为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2010年，全国确定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并制定了《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指导意见》。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并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原则性要求。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2015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平安中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完善”“创新”社会治理越来越强化，理论研究越来越深入，治理思路越来越清晰，社会治理的内涵、外延、重点越来越明确，为实现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首先，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这个总要求。三个“最大限度”的总要求体现了两层含义：一是要激发社会活力，二是要通过增加和谐因素和减少不和谐因素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这是我们努力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目标所在，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总任务总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其次，活力与秩序、发展与稳定，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可偏废。在发展中保持稳定和稳定中保持发展的对立统一思想，应当成为我们创新社会治理、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当前，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没有正确处理好激发社会活力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当我们需要对稳定与发展进行取舍时，往往是重前者，轻后者，即关注稳定和秩序有余，关注活力与发展不够。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到，维护社会稳定只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方面，构建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才是社会治理的真正目的，两者必须协同推进。简而言之，社会治理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稳定与活力之间的动态平衡。

二、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领域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着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进入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因而社会建设领域遇到的问题也会更多更复杂，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

（一）社会问题多发频发突发。

每年一些地方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迫切要求创新社会治理。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人员待遇、土地征用、工资福利、房屋拆迁、涉法涉诉等利益领域内。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类：一是反映分配关系的低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之间的矛盾，二是反映城乡关系的农民与市民之间的矛盾，三是反映劳动关系的雇工与雇主之间的矛盾，四是反映党群干群关系的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矛盾。这四个方面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社会转型期的问题多发、矛盾增加、风险积累。因此，关注社会安全，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创新社会治理，建立新的社会运行秩序，已经成为转型社会的重要议题。换而言之，是社会问题多发频发倒逼社会治理创新。

（二）不断增强的社会流动，在促进“单位人”向“社会人”“社区人”转变的同时，对社会治理的重心提出了新要求。

据有关统计，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过去“单位人”占95%以上，现在这个比例已经降到30%左右。2010-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持续保持2亿人以上，大量“单位人”已经向“社会人”转变。社会流动的规模已经越来越大，跨地区的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社会成员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社区人的大转变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很多新问题新难题，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和方法受到严重挑战。

（三）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动。

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所催生的市场多元主体，在改变单一的所有制结构的同时，如何协调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认为，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我国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趋势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据此对原有的体制进行改革，尽早制订出新政策、新措施，统筹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努力协调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构建一个人人享有改革“获得感”的社会。

（四）传统体制的惯性影响。

突出地表现为一是观念滞后、“本末”颠倒，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错位。有些部门在履行社会治理职能时，其价值取向不是从“公民本位”“社会本位”“权益本位”的理念出发，而是从“官本位”“政府本位”出发，严重影响了政府社会治理职能的发挥。二是注重经济增长，轻视社会发展。以GDP论英雄，导致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很不协调，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至少十年以上。三是党政不分，政社不分。改革开放前，我们在实践中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形成了“社会治理国家化”的治理体制，导致了政党、国家和社会一体化的格局，导致党对社会事务的治理太过集中又事无巨细。四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应当承认，多年来政府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政府职能有了很大转变，服务意识有了很大增强，服务型政府建设正在继续向前推进，但是需要改革的方面仍然很多。五是社会组织发育不够，发挥作用的空间有待提升。截至2016年一季度，全国有业务主管部门并经过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有66.48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2.9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3.1万个，基金会4841个。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中初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整体上看，发育还不够成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行政色彩浓厚，自主性不高。从我国现有的社会组织看，在社会上较有影响的社会组织，绝大多数是官办、官管，或者是官办程度较高。第二，组成结构不合理，功能发挥有待提高。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很不平衡，互益性组织尤其是互益性经济类组织，如行业协会、商会等发展较快，而公益性社会组织，如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相对较慢。第三，社会组织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目前还没有一部《社会组织法》来规范和保护社会组织的活动。第四，认识不到位，对社会组织功能认识不足。

三、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思路和解决办法

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协同、自治、自律、互律作用，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形成多元治理结构；要把德治和法治有机结合起来，让法治在规范社会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让各种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社会生长的力量竞相迸发，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安全和谐。

为此，要在路径选择和重点把握上解决好三个基本问题。

（一）社会治理治什么：“两平一调”

社会治理主要是党委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以法律、行政、道德等手段，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这样做的目的，是满足广大社会成员的社会性需要，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风险，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和充满活力。笔者对十多年来中央有关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文献和学术界的观点作了一个系统的梳理，认为社会治理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简称“两平一调”，包括：一是社会治理的平台建设，包括建立社会治理新格局新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与社区平台。二是平安建设，涵盖社会治安、应急机制、国家安全建设等领域。三是协调好三个关系，即主导与主体、维稳与维权、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根据大量的调研观察，目前在各地的实际工作中，日常的社会治理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平安建设，二是保底工作。前者主要是政法委、公检法和信访部门在做；后者则主要由民政、社保等部门负责。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治理体系，应该有更丰富的内涵，包括前面讲的三个大的方面，具体内容可以随情况的变化增加或减少，但大的框架应当相对固定。

（二）社会治理谁来治：多元主体治理

近代以来，国外理论界对治理主体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受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潮的影响，公共行政理论占据了主流，政府对社会政策等一系列事务大包大揽。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以借鉴企业治理经验为特征的新公共治理理论大行其道。美国学者盖布勒和奥斯本在《重塑政府》一书中提出，政府的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即许多政府职责可以通过合同外包出去。第三阶段是21世纪初，新公共服务理论兴起，该理论的代表作——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一书中提出，政府的职责是服务，而不是掌舵，政府要尽量满足公民个性化的需求，而不是替民做主。以上这些观点对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新格局新体制具有启发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这一表述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治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与传统的高度集权的社会治理体制的最大差别是强调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制建设，这一点的落实将极大地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向着“小政府、大社会”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党委要“抓大”，主要是“抬头看路”，做好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战略规划以及制度建设等顶层设计。政府负责，主要是做“服务”，要按照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的要求，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强化社会治理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满足公民多元化的需求。社会协同，重点是发挥好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的协同作用，形成党委政府与社会力量互联、互补、互动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网络。与政府相比，社会组织具有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天然优势，它可以将触角延伸到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深入了解公民的个体诉求。公众参与，主要是“自治”，没有社会的自治，就不会有社会的善治。要广泛动员组织群众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实现自我治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社会治理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一定要调动每个公民的积极性，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法治保障，主要是讲手段，依法治国是我们的总要求，社会治理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同样需要法治这一根本性的保障手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强调法治作用的角度，为规范、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社会治理怎么治：确立正确价值导向，多管齐下

1.创新社会治理理念，重点解决治理为了谁的问题。一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社会治理说到底是对人的治理和服务，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要牢固树立服务优先的观念。邓小平同志曾指出，“领导就是服务”。今天我们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尤其要牢记小平同志这句教诲。三要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形成社会治理体制时，特别加上了“法治保障”这一条，说明了社会治理必须要依法治理，既要合情合理，又要合法。

2.强化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和服务功能，解决过度治理与治理空白的问题。所谓过度治理，就是对同一问题，众多的社会治理主体都要去进行治理、体现自己的权威，结果是多头治理、争利越位、交叉错位，被治理对象越治理越死，而当真正需要解决问题时，各治理主体又职责不清、扯皮推诿、互相内耗，有治理之名而没有治理之实。老百姓常常说“九个大盖帽管着一个破草帽”“九龙治水而水患不已”，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谓治理空白就是该管的无人管、管不了，出现了盲点。政府要全心全意地提供公共服务，真正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3.建好社会组织平台，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解决社会治理无资源的问题。当前，我国不少社会组织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难，在这方面可采取的措施，一是政府委托经营，即政府变过去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将国有的福利设施委托给民间经营者。上海浦东一些社会组织的成功运作，实际上就是政府委托经营的样板。二是政府购买服务。“十三五”规划指出：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能由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政府不再直接承办；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三是政府补贴服务。这方面的思路主要是国家财政直接拨款给社会组织，帮助社会组织实现其功能的有效发挥。

4.建好社区平台，健全新型社区治理和服务体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城乡社区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就是要建立以社区党组织领导为核心、居民自治为基础、居民广泛参与、各类社区组织互动合作的新型社区治理体制，切实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治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是对社区建设的总体要求。站在社区看社区，社区姓社名区，要使社区建设社会化；跳出社区看社区，社区姓区名社，要注意社区建设的整体性，发挥政府的统筹作用，一些社区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由政府来协调解决。

5.广泛动员吸引民众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广泛动员和组织公民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引导公民认识自己在享有权利的同时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把权利、责任与义务统一起来。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根本的就是要建立以社会为本位、居民需求为导向的服务新理念，要创造活力与稳定之间的新平衡，要构建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新关系。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要求下，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第三篇：学生干部面临的挑战与心理应对

学生干部面临的挑战与心理应对

大学是我们从学校迈向社会的一个过渡期，而大学里的学生干部就要更早一步的踏入社会这个生活圈。这里是一个生活的大课堂，曾经十二年寒窗苦读，课本中学到的都是理性的科学知识，而如何组织，如何交际，却从未在课本中出现过。作为一名学生党员，前一段时间曾就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的讲话做过关于“大学生党员责任观”的讨论，我觉得作为一名学生干部所面临的挑战要比学生党员面临的挑战更大。下面就我认为的学生干部面临的挑战与心理应对展开来阐述一下。

首先，我们面临能力方面的挑战，如何从一个学习型人才转变为一个组织型人才。作为学生干部，日常工作中面临最多的就是组织工作，该如何合理安排人员合作，如何合理调配时间，如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又如何保持自己的工作热情高涨，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如果人员安排合理，时间调配合适，工作就能顺利进行下去，我们的工作就会事半功倍，但是如果人员安排不合理，不能充分利用已有人才资源，就会让工作进行的步步维艰。

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着交际方面的挑战。说到交际，很多人都会想到不好的一方面，见不得阳光的权钱交易之类，我要说的是正当的交易，一种能通过语言，动作等让对方乐意接受你的意见或建议的方式。一种团结同事，平易近人的亲和力，一种能在工作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魅力。

我是大三才应聘做了XX部长的，原来一直担任院党支部的XX长，坦言之，学生会的工作要比党内工作更难做。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XX长，我们要做的就是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在遇到问题时能够起模范带头作用，遇到危险时敢于冲在前面，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由于工作中同志们都是党员，所以这些事做起来都比较容易，工作也比较好开展，但是在学生会里工作就不是很得心应手，很多时候因为自己的不善言辞而觉得自己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把自己孤立在了大部队之外，所以干什么事都不是很顺畅，再加上自己一直是不苟言笑，做事更是过于认真，所以就自己给自己的工作添了很多麻烦。到后来发现这些问题后，自己在这些方面请教了一些同志，也不断的学习，改变，提高。这样才使自己的工作比较顺利些。

第三方面的挑战就是定力的挑战，其实就是看自己的自制力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该如何抵御各种诱惑，如何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仍能坚守原则，如何在处理好关系的同时又不违背自己的原则，或者该如何把握尺度放弃一些无谓的原则而更好的坚守原则的核心。这一方面是对自身思想体系的一个巨大冲击。同样，这对于学生干部来说也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学生干部的廉洁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学生体系的工作效率，所以这方面的挑战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能力方面的挑战，我们应该从心理上放下自己的架子，虚心向有经验的同事请教，并且躬身实践，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总结进步。但是我们又要从心理上高调起来，不能自卑，在组织安排事情时要自信，要有作为领导者的气魄与风范，就算自己心里没底，也要鼓起勇气带着大家干下去，因为领导者不但是一个团体的运转核心，也是一个团体的精神支柱。在自己彷徨的时候也要勇敢的给队友希望。总结起来一句话：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对于交际方面的挑战，我们应该从心理上放平自己的心态，不能过分的注重自己，自命清高，将别的有些方面有瑕疵的同志都归为坏人，要全面的看人，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给自己一个接受别人的理由，宽于待人，严于律己。但是我们又不能过分的贬低自己，事事都听从别人的意见放弃自己的想法甚至原则。这样的情况会发展成为随风倒的一派，所以在交际方面，我们要适当把握一个度，既要善于交际，和大家和睦相处，又要有自己的原则，不随风倒。

对于自制力一方面，是我们自身修养最为重要的一方面。也就是如何在关系复杂，人情世故与道德原则激烈碰撞的社会关系网中保持自己的原则不变，抵制诱惑，抵抗外在压力，保持内心的高洁。我们应作出的心理应对是对周围的一切变化做到处变不惊，净化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提升一个高度，超脱于世俗的权力与荣誉之外，能时刻拿“慎独”二字提醒自己，抵制诱惑。

以上只列举了三点学生干部将面临的挑战与心理应对，其实作为学生干部，工作中我们要面临的挑战其实还很多，只有尽快让自己的心理成熟起来，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遇事能够冷静分析，才能在工作中独当一面，处理事务得心应手。以上都是自己平时工作的一些总结，如有不当之处，还望老师批评指正。

XX院XX级XXXXX年XX月XX日

第四篇：中国环境污染治理面临挑战

中国环境污染治理面临挑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生态环境脆弱，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严峻挑战。“十二五”（2011－2015年）时期，中国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上升与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的矛盾也将更加突出。

早在2009年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政府曾向世界作出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单位GDP能耗到2015年要比2010年降低16%，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要比2010年降低17%。近日有关新发布的≤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报告指出，1990－2009年,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55%，远超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仍存严峻挑战。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告诉记者：“中国所获得成绩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在于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走了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加低碳的道路；同时，中国的低碳实践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近年来的循环经济实践为提高资源、能源应用效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做出了积极贡献。到2008年，中国的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64.9%，近四分之一的钢产量来源于废钢，20%的水泥原料来自于固体废物，三分之一的纸浆原料来自再生资源。

中国还加大了农村清洁能源供给以及控制农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的力度。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年产沼气量达到120亿立方米，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900万吨。

截至2011年5月13日，中国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注册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共1380个，占全球44.63%；预期年减排量约3亿吨，占全球63.87%；共签发了约3.49亿吨，占全球的56.75%。

“尽管中国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称道，但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潘家华提醒说，中国城市化速度与规模的史无前例、能源结构和资源禀赋的特质，以及工业化进程仍处于能源排放需求高阶段等问题，使中国实现低碳转型难以一步到位。

第五篇：孔子学院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4.孔子学院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4.1孔子学院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中国威胁论”对孔子学院造成的干扰

“中国威胁论”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论调了，早在 1877 年美国参众两院公布的《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中就宣扬了中国人和其他黄种人的“威胁”。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不惜一切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威胁中国的安全。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西方某些反华势力又开始把焦点转向中国，中国经济的发展，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上升至政治上的恐慌，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军事现代化也自然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军事不安全感进一步加深，因此西方国家政界和媒体认为今日崛起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胁”。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各种新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纷纷出现在西方媒体。诸如“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商品威胁论”、“中国科技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以及“中国文化威胁论”等，“中国威胁论”的范围不断扩大，“遏制”中国的论调不绝于耳。孔子学院的成立和迅猛的发展势头，被不少西方媒体解读为“中国文化入侵”的信号，一些机构和团体极力搜寻各种证据，以证明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威胁”之一。

2007 年 5 月 28 日，加拿大通讯社发表了由记者吉姆•布朗斯基（Jim Bronskill）采写一篇题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说：中国以孔子笼络西方人心（CSIS say，Confucius part of Chinese bid to win over western hearts）”的报道，该报道称：5 月底披露的一份加拿大保安情报局的解密报告称，中国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目的就是在全世界笼络民心。该报告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向外输出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平台，是向加拿大进行文化渗透的工具、对加拿大人进行“洗脑”的机构。加拿大保安情报局负责人贾德甚至还承认，他们花费了大量精力监控中国方面的活动。报道一经发表，纷纷引起加拿大各大报纸转载。这份报告通篇充斥着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敌视态度，中外正常的文化交流活动列作“中国威胁论”的“证据”，把中国扣上了精神输出和文化渗透的帽子。67

由于西方媒体在信息世界中的绝对话语权和广泛的影响力，使“中国文化威胁论” 的余波也影响到了很多国家，甚至是不少与中国有着良好关系的发展中国家。例如有些东南亚国家担心孔子学院沿袭过去的华文教育，会弱化年轻学子对所在国的国家认同感，特别是华人族群的国家认同，从而影响国家的稳定。68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马来西亚，因担心“孔子学院”变“孔教学院”，推动宗教传播，协商在改名为“全球汉语中心”和“孔子汉语学院”后才最终得以设立。

2．官方色彩过于浓厚，容易引起西方社会质疑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具有中国特色的设立模式，对内行使拟定汉语国际推广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支持各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开展汉语教学等职能时称国家汉办，对外则以孔子学院总部的名义指导和管理海外的孔子学院。国家汉办是教育部的直属事业单位，不管以其事业编制机构的属性，还是由中央政府全额拨款的资金来源途径都清晰地表明这是一个官方机构。而正是由于孔子学院自身浓厚的“官方色彩”和鲜明的“政府行为”，使其在海外尤其是西方国家招致部分人的反感、指责甚至是抵制。

在西方世界中，民众对代议制政府往往存在着一定的不信任心理，对来自“官方”的信息抱有怀疑的态度成为了大众普遍的思维习惯。人称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曾说过，如果人人都是天使，政府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69可以说，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由于历史背景、意识形态等差异，西方的民众对来自东方的中国政府更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偏见，孔子学院的“官方”背景无疑加剧了民众的担忧。

另一方面，孔子学院内部管理的日趋行政化和官职化也在强化着其“官方”的身份。如根据国家汉办 2008 年至 2010 年的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招聘通知中，对中方院长的职称及行政职务要求统一表述为“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担任校、系或处级以上职务”。70在2011年的招聘通知中，表述为“具有院（处）级以上工作经历或副高以上职称”。亦即，职称要求和行政职位要求互为选择性关系。而从 2012 年开始，国家汉办对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的要求进一步提升为“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担任副处级及以上行政职务至少一年”，71把职称和行政职位作为并列的必要条件。从选择性条件提高到必要条件，可见汉办对中方院长的行政能力和管理经验更加重视了，但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解读为把这一职务与“官阶”挂钩，不仅背离了“事业单位去行政化”的改革目标，也招致了外国一些孔子学院的质疑者的非议。从建立一个更加独立、温和的形象出发，孔子学院的“去官方化”和“民间化”应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3．部分国内高校的急功近利与政绩思维影响孔子学院的有序发展 如前文所述，目前绝大部分的孔子学院采取的是中外高校合作的方式设立和运作，这种模式固然有其天然的优势，如有利于分担孔子学院总部的建设成本和工作压力，能持续提供较高水平的师资力量，能充分调动国内高校的积极性等。但这种模式也容易产生一些难以避免的“副作用”，最突出的就是不少高校把建设孔子学院视为政绩工程，采取了一些急功近利的手段，干扰了孔子学院的正常发展。

2004 年孔子学院项目启动后，寻找合作伙伴申办和建设孔子学院被很多学校纳入了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日程，孔子学院甚至逐渐演化为一些学校国际化建设的标志性成绩，成为体现学校领导工作的政绩工程。一些地区的高校在条件还不太成熟的情况下，争相申报建设孔子学院。然而，这种短视的做法很快显露出其不良后果——造成了宏观上孔子学院布局不合理，在部分发达地区布点过于集中；同时，匆忙上马建设的高校由于自身条件的局限，也难以很好地对孔子学院的管理、人才队伍等方面提供有力的支持，以致于一些孔子学院缺乏特色，只能成为单纯的汉语教学场所，生源不足，难以融入当地环境和教育体系，知名度、影响力较小，与社会期盼存在很大差距。

4．师资力量不足 孔子学院成立后，每年总部都向各地派出了相当数量的汉语教师和汉语志愿者作为办学的支持。特别是随着孔子学院数量的快速增加，对专职教师和志愿者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尽管总部派出的教师和志愿者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这成为了制约孔子学院发展的瓶颈之一。据统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汉语教师缺口分别都达到了 10 万人。73

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越南，以及不少欧美国家都因为师资不足而导致汉语教学受到了很大限制。为此，孔子学院总部主要采取了两大措施来解决师资力量缺口的问题：一是设立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通过培养国内汉语国际教育的专门人才，提高派出的教师和志愿者的数量和专业素养。二是扩大培育外国本土教师规模，设立“外国汉语教师奖学金项目”，招收外国学生来华攻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或进修汉语教学课程。据统计，仅 2009 年国家汉办及个地方院校在国内外举办短期培训班，培训外国教师 2.3 万人，从 117 个国家招收 2200多名外国大学生来中国培训汉语，培养本土教师后备人才。各国孔子学院举办汉语教师短训班，规模达 1.2 万多人。74 翻译：

4.Challenges th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facing and its coping strategies 4.1Issues and challenge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1.Interference of “ China threat theory ” to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China threat theory” is a not a new argument, and as early as 1877, the U.S.Senate and House released Joint Special Committee Report on surveying Chinese immigration in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and other yellow “threat ” was preached.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tried all means to contain China's development and threaten China's security for ideological reasons.In the 1990s, along with Eastern Europe Revuls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ome Western anti-Chinese forces began to shift the focus to China.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t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spread their panic from economic security to politics.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strength 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naturally led to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insecurity, so Western politicians and media thought that the rise of China today is more than ever a “threat.”

Some countries in the US-led hyped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and a variety of new versions of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appeared in the Western media.Such as “Chinese energy threat theory”, “Chinese goods threat theory ”,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reat theory ”, “Chinese military threat theory”, “Chinese environment threat theory” and “Chinese culture threat theory ” and so on, the scope of “China threat theory” was expanded widely and the argument of “contain” China was constant.The establishment and rapid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al of “Chinese cultural invasion” by a lot of Western media , and a number of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ried to find the evidence to prove th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s one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threat.”

May 28, 2007, the Canadian Press published an article entitled “CSIS say, Confucius part of Chinese bid to win over western hearts” by the reporter Jim Bronskill, which said: a declassified report of the 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 disclosured at the end of May said, the purpose of China to set up Confucius Institute in the global is to win over the people in the world.The report concluded th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s the platform that China can export ideology and policy , the tool that penetrating culture to Canada, and the organization “brainwashing” the Canadians.The Person in charge of 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 Judd, even admitted that they spent a lot of energy monitoring China's activities.Once the report was published , it caused major Canadian newspapers reprinted.The report was full of hostile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normal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were classified as the “evidence” of “China threat theory”.China wan labeled a country of outputting the Chinese spirit and cultural infiltration.67

As the Western media in the information world has the absolute speaking right and extensive influence, the aftermath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hreat theory ” also affected many countries and eve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have good relations with China.For example, som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worried abou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would carried on the past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ducation, which can weaken the young students of the country's national identity, especially the ethnic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thus it affects the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68 Malaysia influenced by Confucian culture feared of “Confucius Institute” becoming “Confucian” to promote the spread of religion, so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was set up before eventually it was renamed into “Global Chinese Center” and “Chinese Confucius Institute.” 2.The official color is too strong,easily arousing the questioning of the Western society.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 The NOCFL is a established patter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ternally, it was called the NOCFL ,whose main functions are studying out th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Chinese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plans, supporti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variou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Externally, it was called 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 to guide manage all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verseas.The NOCFL is the institution directly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gardless of its attribute of career planing institutions, or its capital source(central government supports the full funding), which all clearly show that ti is an official body.Just becaus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strong “official color” and the distinctive “government action”, it incurs aversion blame and even boycott from some people overseas, especially in Western countries.In the Western world, people tend to distrust the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and it becomes a common habit of thinking for the masses to be skeptical towards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official”.Known as the father of the U.S.Constitution, James Madison has said that if everyone were angels, no government presence will be necessary.69 We can say that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ist democratic society is people do not trust the government.And becaus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people in the West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prejudice toward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rom the East, and Confucius Institute of “official” background undoubtedly exacerbated fears of the people.On the other hand, the growing administration-ism and officialism in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reinforces its “official” status.If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Directors` recruitment notice of the NOCFL(2008-2010), the title of the Chinese Director and administrative duties for unity described as “having served as associate professors or school, department or division level or above positions.” 70 In 2011 recruitment notification, described as “having college(office)level or above work experience or associate professors.” That is, the requirements of technical post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are selective.And starting from 2012, the NOCFL further enhanced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Director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o “having an associate professor title or above;as deputy division level or above administrative duties for at least a year”, 71 so the technical post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are coordinate necessary conditions.From selective conditions to necessary conditions, the NOCFL attaches more attention to Chinese Director's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but at another angle this can also be interpreted as to link this post together with “rank”.It not only deviate the reform objectives of “public institution without administration-ism ”, but also incurred criticism from some foreign skeptics towards Confucius Institute.Starting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re independent and moderate image,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without officialism” and “folk” should be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efforts.3.Seeking quick success and instant benefits and thinking achievements of some domestic universities affect the well-organized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As mentioned earlier, mos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are currently taking a cooperative approach with foreign universities to set up and operate.This model certainly has its natural advantages, for example, it is conducive to sharing the building cost and work pressur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 , can continuously provide a higher level of faculty, and can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domestic universities and so on.However, this model is also easy to occur some unavoidable “side effects”, and the most prominent is that many universities consider establishing Confucius Institutes as performance engineering, so they take some quick success means, which interfere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After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project started in 2004, seeking for partners to bid and establish a Confucius Institute is included in the agenda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y a lot of schools.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s even gradually evolved as a landmark achievement of some schools`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vanity projects of school leaders`s work.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ome areas which are not in the mature conditions, compete to declare and construc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However, this short-sighted behavior soon reveals its adverse consequences-resulting that Confucius Institutes`s layout is irrational on a macro level.The distribution is over concentration in some developed regions;meanwhile,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eir own conditions, hastily launch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very difficult to provide good management, personnel and other aspects of strong support for their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even lack of features in som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As a result, they can only turn to a simple place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For lacking of students, they are difficult to integrate into the local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systems, and their visibility and influence is rather small.So a big gap exists considering social expectations.4.Faculty shortag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he headquarter annually sent to the country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Chinese teachers and Chinese volunteers to support for the school.Especially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he demand for full-time teachers and volunteers is also increasing.Despite the scale of teachers and volunteers are expanding sent by the headquarter, but still can not meet demand, which became one of the bottleneck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According to statistics, Indonesia, and Malaysia lack Chinese teachers, whose number have reached 10 million individually.73 Japan, South Korea, Thailand, Philippines, Vietnam, as well as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Chinese teaching are greatly restricted because of lack of teachers.To this end,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 has taken two major step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aculty shortage: First, set up a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aster” professional degree,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domestic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alents to improve the number and professionalism of teachers and volunteers that were dispatched.The second is to expand the scale of local teachers, set up a “Chinese Foreign Teachers Scholarship Program” , and recruit foreign students to pursue a master's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ofession or training courses.据统计，仅 2009 年国家汉办及个地方院校在国内外举办短期培训班，培训外国教师 2.3 万人，从 117 个国家招收 2200多名外国大学生来中国培训汉语，培养本土教师后备人才。各国孔子学院举办汉语教师短训班，规模达 1.2 万多人。74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in 2009, the NOCFL and some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eld short-term training courses at home and abroad, training 2.3 million foreign teachers, in addition, enrolling more than 2,200 foreign college students from 117 countries to China training Chinese to train local reserve teachers.Confucius Institute of various countries held short-term training courses,the scale of that reached more than 12,000 people.74